超级军网高敬亭将军的功与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36:58
一直想研究一下高敬亭将军。这里就算是边发贴边学习吧。
游击专家高敬亭
――纪念高敬亭100周年诞辰
台运行
高敬亭是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一位党内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曾误杀过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终又被自己的同志误杀。直到1975年毛泽东亲自批示为他平反，对他的争议才有所平息。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蒋介石假共产党人之手，牺牲在革命阵营里……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年8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今属河南新县辖区）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大别山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先后离开大别山苏区后，面对10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他临危受命，将苏区零星的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保卫大别山苏区的武装斗争，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给国民党军以重创，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时期，他依然以游击战术，不断重创日军。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一
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最后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重新组建大别山红军，开展保卫苏区的斗争。当时，在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多人，曾亲自兼任大别山“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长刘镇华任“剿共”总指挥，限一月之内完全肃清大别山尚存的红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受命，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自任政委（未设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3个营和1个特务营。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全军1100余人。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三团2个营和敌十一路军九十六旅二一三团1个营。2月9日，又打掉了潜山衙前镇区公所，生俘敌区保安队80余人。此时，蒋介石限刘镇华“一月之内完全剿清大别山小股游击红军”，已经过了期限，刘镇华正在为难，又接蒋介石要他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的急电。
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
高敬亭探知敌人新的“清剿”部署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虽多于我们几十倍，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地域不熟，调度慢，各部行动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及东北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互相矛盾重重；我们红军虽然人少，是劣势，但我们地情熟悉，调动灵活，有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持，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有大别山良好的根据地掩护，便于游击，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因此，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分散游击为主，时聚时散，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1935年2月15日，敌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得悉红二十八军在太湖凉亭坳一带活动，立即调动9个团兵力，四面围来。中共潜山县委很快将这个情报报告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决定利用敌人“围剿”心切，狠狠地调动、疲劳一下敌人，相机歼敌。他亲率二四四团一营、二营和手枪团，穿过敌人围堵空隙，向鄂东游击。24日，敌九十四、九十五两个旅和六十四师一九一旅向鄂东跟踪而来，高敬亭率部拖了敌人4天后，于28日行至长岭关。他看到两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间一条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这里正是埋伏歼敌的好地方，便一边将主力隐蔽在两面树林里，准备伏击，一边命手枪团一分队继续引诱敌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一九一旅2个团立即追踪而来。我一分队且战且退，下午3时，敌人进入伏击圈，高敬亭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由于山沟道路狭窄，敌人人多，互相拥挤，自相践踏，重火力又施展不开；红军勇猛射杀，敌人不知红军虚实，慌忙后退。特务营按事先部署又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四处乱窜，激战近半个小时，2个团的敌人被歼近半。高敬亭担心后续敌人增援，立即率领部队向西转移到立煌（今金寨县境）抱儿山。此役缴获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万余发。
3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二四四团在金家寨汇合。这时，敌一九四旅六二二团跟踪追来。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吴家店樟树坪设伏，将其全歼。
刘镇华得知一九一旅战败和六二二团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他认为红军之所以难以歼灭，主要是各“驻剿区”画地为牢所致，他命令各“驻剿区”各组织2至3个团的“追剿”部队，不分地区界限，跟踪“追剿”红军，务必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为了给各“驻剿区”做出样子，他将其看家精锐部队独立第五旅组成“追剿队”。3月10日，独五旅旅长郑廷珍侦悉高敬亭率手枪团在双河一带活动时，便倾巢出动。高敬亭得悉后，率领手枪团钻进深山老林和独五旅转圈子，一连转了5天。敌独五旅一直没和红军手枪团接上火，加之他们重武器多，山路又不熟，士兵们被拖得十分疲劳。3月18日，手枪团在鸡冠山设伏，将郑廷珍所率六一三团和特务团，歼灭大半，郑廷珍率残部逃回双河。
郑廷珍为报鸡冠山之仇，3月24日又率部向活动在英（山）霍（山）边区的高敬亭部追来。高敬亭率部上大山，带着敌人兜大圈子，前后半个月，郑廷珍率领的独五旅2000多人，被拖得人困马乏。4月9日，高敬亭率部在英霍交界的送子关桃花山设伏，命特务营长林维先率领一连引诱敌人。郑廷珍果然上当，立即派六一二团配一个炮兵连追击而来。林维先且战且退，退至桃花山花心处，登上花心制高点，以火力引诱敌人。敌六一二团以其炮兵连火力开路，向花心攻来。高敬亭命在高处隐蔽的二四四团、手枪团和特务营，冲杀下来。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死伤一大片，林维先率领的一分队也从花心小山上俯冲下来，敌人被包围在一个大田畈里，激战近半个小时，敌六一二团和炮兵连除少数逃遁外，全部被歼，团长张永和被击毙。战后，高敬亭率部向西疾行。郑廷珍忙又率残部跟踪不放，在麻城西南棺材沟，又被消灭一个团，其六一五团团长被击毙，郑廷珍负伤，落荒而逃。刘镇华一气之下，取消了独五旅的番号，从此不可一世的独五旅在大别山销声匿迹了。
一直想研究一下高敬亭将军。这里就算是边发贴边学习吧。
241f95cad1c8a786b1d73dea6709c93d71cf5050.jpg (80.36 KB, 下载次数: 3)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1961207512071265.jpg (149.93 KB, 下载次数: 3)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游击专家高敬亭
――纪念高敬亭100周年诞辰
台运行
高敬亭是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一位党内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曾误杀过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终又被自己的同志误杀。直到1975年毛泽东亲自批示为他平反，对他的争议才有所平息。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蒋介石假共产党人之手，牺牲在革命阵营里……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年8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今属河南新县辖区）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大别山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先后离开大别山苏区后，面对10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他临危受命，将苏区零星的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保卫大别山苏区的武装斗争，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给国民党军以重创，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时期，他依然以游击战术，不断重创日军。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一
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最后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重新组建大别山红军，开展保卫苏区的斗争。当时，在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多人，曾亲自兼任大别山“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长刘镇华任“剿共”总指挥，限一月之内完全肃清大别山尚存的红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受命，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自任政委（未设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3个营和1个特务营。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全军1100余人。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三团2个营和敌十一路军九十六旅二一三团1个营。2月9日，又打掉了潜山衙前镇区公所，生俘敌区保安队80余人。此时，蒋介石限刘镇华“一月之内完全剿清大别山小股游击红军”，已经过了期限，刘镇华正在为难，又接蒋介石要他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的急电。
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
高敬亭探知敌人新的“清剿”部署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虽多于我们几十倍，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地域不熟，调度慢，各部行动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及东北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互相矛盾重重；我们红军虽然人少，是劣势，但我们地情熟悉，调动灵活，有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持，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有大别山良好的根据地掩护，便于游击，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因此，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分散游击为主，时聚时散，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1935年2月15日，敌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得悉红二十八军在太湖凉亭坳一带活动，立即调动9个团兵力，四面围来。中共潜山县委很快将这个情报报告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决定利用敌人“围剿”心切，狠狠地调动、疲劳一下敌人，相机歼敌。他亲率二四四团一营、二营和手枪团，穿过敌人围堵空隙，向鄂东游击。24日，敌九十四、九十五两个旅和六十四师一九一旅向鄂东跟踪而来，高敬亭率部拖了敌人4天后，于28日行至长岭关。他看到两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间一条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这里正是埋伏歼敌的好地方，便一边将主力隐蔽在两面树林里，准备伏击，一边命手枪团一分队继续引诱敌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一九一旅2个团立即追踪而来。我一分队且战且退，下午3时，敌人进入伏击圈，高敬亭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由于山沟道路狭窄，敌人人多，互相拥挤，自相践踏，重火力又施展不开；红军勇猛射杀，敌人不知红军虚实，慌忙后退。特务营按事先部署又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四处乱窜，激战近半个小时，2个团的敌人被歼近半。高敬亭担心后续敌人增援，立即率领部队向西转移到立煌（今金寨县境）抱儿山。此役缴获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万余发。
3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二四四团在金家寨汇合。这时，敌一九四旅六二二团跟踪追来。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吴家店樟树坪设伏，将其全歼。
刘镇华得知一九一旅战败和六二二团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他认为红军之所以难以歼灭，主要是各“驻剿区”画地为牢所致，他命令各“驻剿区”各组织2至3个团的“追剿”部队，不分地区界限，跟踪“追剿”红军，务必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为了给各“驻剿区”做出样子，他将其看家精锐部队独立第五旅组成“追剿队”。3月10日，独五旅旅长郑廷珍侦悉高敬亭率手枪团在双河一带活动时，便倾巢出动。高敬亭得悉后，率领手枪团钻进深山老林和独五旅转圈子，一连转了5天。敌独五旅一直没和红军手枪团接上火，加之他们重武器多，山路又不熟，士兵们被拖得十分疲劳。3月18日，手枪团在鸡冠山设伏，将郑廷珍所率六一三团和特务团，歼灭大半，郑廷珍率残部逃回双河。
郑廷珍为报鸡冠山之仇，3月24日又率部向活动在英（山）霍（山）边区的高敬亭部追来。高敬亭率部上大山，带着敌人兜大圈子，前后半个月，郑廷珍率领的独五旅2000多人，被拖得人困马乏。4月9日，高敬亭率部在英霍交界的送子关桃花山设伏，命特务营长林维先率领一连引诱敌人。郑廷珍果然上当，立即派六一二团配一个炮兵连追击而来。林维先且战且退，退至桃花山花心处，登上花心制高点，以火力引诱敌人。敌六一二团以其炮兵连火力开路，向花心攻来。高敬亭命在高处隐蔽的二四四团、手枪团和特务营，冲杀下来。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死伤一大片，林维先率领的一分队也从花心小山上俯冲下来，敌人被包围在一个大田畈里，激战近半个小时，敌六一二团和炮兵连除少数逃遁外，全部被歼，团长张永和被击毙。战后，高敬亭率部向西疾行。郑廷珍忙又率残部跟踪不放，在麻城西南棺材沟，又被消灭一个团，其六一五团团长被击毙，郑廷珍负伤，落荒而逃。刘镇华一气之下，取消了独五旅的番号，从此不可一世的独五旅在大别山销声匿迹了。
二
刘镇华虽然费尽心机，对红军围追堵截，却屡遭失败，到5月中旬，其10多万军队不但没“剿灭”红军，还被红军消灭了不少。蒋介石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总指挥之职，由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红军。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领导人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流窜，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防区之间的联络，以为这样，红军便无处游击了。但无论敌人如何变换花样，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游击战总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3个多月来，部队由初建时11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机枪班，弹药也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队积累了很多游击战的经验，高敬亭将这些经验总结为：在策略上，坚持“三打三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无大伤亡则打，伤亡大则不打。对待各路强弱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坚决打击地方保安团；在战术上执行“拖垮敌人，疲劳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的“十六字诀”；利用敌人互不相识，保存各自实力的矛盾，化装成敌人，歼灭敌人；在通讯联络方面，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作用，派红军骨干到区、乡、村，组织区、乡、村便衣队，白天为民，劳动生产，晚上为军，宣传红军政策，侦察敌情，镇压地方反动分子，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别是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小头头，建立两面政权，为红军服务。高敬亭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出发的成功经验，易于掌握和运用，对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这位农民出身的游击专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5月30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在霍山西界岭活动时，接到由中共鄂东道委书记陈守信送来东北军一一○师参谋长李有光（其家属王芹3月18日携女儿由西安来大别山时，经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红军手枪团将其解救并安全送到一一○师，从此李有光和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的关于梁冠英接任“剿共”总指挥后新的“围剿”部署的情报，决定利用缴获的敌人军装，进行化装，歼灭敌人。7月12日，高敬亭率化装成敌人的手枪团由皖西向桐城、潜山游击，刚到潜山袁家河，敌九十六旅旅长王修身率3个团就跟踪追来。高敬亭立即率手枪团向桐城方向回返，行到朱屋庙时，被敌三十二师联防队两个哨兵发现，哨兵喝问：“哪一部分的？！”事态紧急，如与敌开火，势必引来周围敌人围堵。高敬亭便命手枪团一面抢占有利地势，以防万一，一面命手枪团一分队队长詹化雨与哨兵接洽，伺机歼灭敌人。佩戴敌少校军衔的詹化雨一个箭步来到敌哨兵面前，劈脸两个耳光，拍着胸前符号骂道：“妈的，老子是二十五路追剿队的！”这时，佩戴敌上校军衔的手枪团团长余雄也来到敌哨兵面前，喝问敌哨兵是哪一部分的。当得知敌人是十一路军三十二师一个营的联防队时，余雄便命令一个哨兵带路到队部找队长说话，同时命詹化雨通知高敬亭率手枪团跟进。到敌队部，敌联防队长听说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便礼貌接待，因当时二十五路军势力较强，其司令梁冠英又是总指挥，所以其他部队对这个军的人都恭而敬之。余雄命联防队长集合联防队训话，联防队长俯首听命。联防队刚集合完毕，手枪团300多支长短枪一齐对准他们。高敬亭大声喝到：“我们是红军，你们谁动一下，就叫你们全部完蛋！”就这样，一个营的联防队乖乖地当了俘虏。当晚，部队顺利地绕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中共皖西工委所在地店前河。
7月底，红二十八军在店前河整训，交流各自的游击作战经验，一致认为化装战术是打破敌人划区“围剿”、联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又介绍了他去平汉铁路沿线，到敌人后方打敌人地方武装的经验，认为敌人后方防御松懈，到敌人后方游击，既可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又可调动敌人出山回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一举两得。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个多月里，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一会儿山里，一会儿山外，时而红军，时而“白军”，3次往返平汉路，打到了武汉边缘的蕲春、黄梅、广济、黄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阳，迫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连连向蒋介石告急：大别山总指挥梁冠英“围剿“不力，纵匪出山，危及武汉、开封。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化装成敌二十五路军追剿队去浠水活动，在新洲受到了敌区保安队的热情接待。敌保安队长凌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敌十一路军有个长官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吃午饭，他正在布置。高敬亭听罢，立即说有紧要任务，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行约10多里，果然有3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和10多名背枪的士兵押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佩戴国民党军中校军衔的詹化雨率一分队抢先来到敌人面前威严地说：“我们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奉命在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其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十一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梁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十一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鉴于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令其爱将卫立煌重返大别山就任总指挥。
二
728da9773912b31b3b2d865b8618367adab4e17b.jpg (311.91 KB, 下载次数: 3)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刘镇华虽然费尽心机，对红军围追堵截，却屡遭失败，到5月中旬，其10多万军队不但没“剿灭”红军，还被红军消灭了不少。蒋介石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总指挥之职，由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红军。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领导人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流窜，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防区之间的联络，以为这样，红军便无处游击了。但无论敌人如何变换花样，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游击战总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3个多月来，部队由初建时11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机枪班，弹药也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队积累了很多游击战的经验，高敬亭将这些经验总结为：在策略上，坚持“三打三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无大伤亡则打，伤亡大则不打。对待各路强弱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坚决打击地方保安团；在战术上执行“拖垮敌人，疲劳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的“十六字诀”；利用敌人互不相识，保存各自实力的矛盾，化装成敌人，歼灭敌人；在通讯联络方面，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作用，派红军骨干到区、乡、村，组织区、乡、村便衣队，白天为民，劳动生产，晚上为军，宣传红军政策，侦察敌情，镇压地方反动分子，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别是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小头头，建立两面政权，为红军服务。高敬亭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出发的成功经验，易于掌握和运用，对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这位农民出身的游击专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5月30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在霍山西界岭活动时，接到由中共鄂东道委书记陈守信送来东北军一一○师参谋长李有光（其家属王芹3月18日携女儿由西安来大别山时，经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红军手枪团将其解救并安全送到一一○师，从此李有光和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的关于梁冠英接任“剿共”总指挥后新的“围剿”部署的情报，决定利用缴获的敌人军装，进行化装，歼灭敌人。7月12日，高敬亭率化装成敌人的手枪团由皖西向桐城、潜山游击，刚到潜山袁家河，敌九十六旅旅长王修身率3个团就跟踪追来。高敬亭立即率手枪团向桐城方向回返，行到朱屋庙时，被敌三十二师联防队两个哨兵发现，哨兵喝问：“哪一部分的？！”事态紧急，如与敌开火，势必引来周围敌人围堵。高敬亭便命手枪团一面抢占有利地势，以防万一，一面命手枪团一分队队长詹化雨与哨兵接洽，伺机歼灭敌人。佩戴敌少校军衔的詹化雨一个箭步来到敌哨兵面前，劈脸两个耳光，拍着胸前符号骂道：“妈的，老子是二十五路追剿队的！”这时，佩戴敌上校军衔的手枪团团长余雄也来到敌哨兵面前，喝问敌哨兵是哪一部分的。当得知敌人是十一路军三十二师一个营的联防队时，余雄便命令一个哨兵带路到队部找队长说话，同时命詹化雨通知高敬亭率手枪团跟进。到敌队部，敌联防队长听说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便礼貌接待，因当时二十五路军势力较强，其司令梁冠英又是总指挥，所以其他部队对这个军的人都恭而敬之。余雄命联防队长集合联防队训话，联防队长俯首听命。联防队刚集合完毕，手枪团300多支长短枪一齐对准他们。高敬亭大声喝到：“我们是红军，你们谁动一下，就叫你们全部完蛋！”就这样，一个营的联防队乖乖地当了俘虏。当晚，部队顺利地绕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中共皖西工委所在地店前河。
7月底，红二十八军在店前河整训，交流各自的游击作战经验，一致认为化装战术是打破敌人划区“围剿”、联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又介绍了他去平汉铁路沿线，到敌人后方打敌人地方武装的经验，认为敌人后方防御松懈，到敌人后方游击，既可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又可调动敌人出山回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一举两得。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个多月里，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一会儿山里，一会儿山外，时而红军，时而“白军”，3次往返平汉路，打到了武汉边缘的蕲春、黄梅、广济、黄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阳，迫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连连向蒋介石告急：大别山总指挥梁冠英“围剿“不力，纵匪出山，危及武汉、开封。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化装成敌二十五路军追剿队去浠水活动，在新洲受到了敌区保安队的热情接待。敌保安队长凌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敌十一路军有个长官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吃午饭，他正在布置。高敬亭听罢，立即说有紧要任务，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行约10多里，果然有3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和10多名背枪的士兵押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佩戴国民党军中校军衔的詹化雨率一分队抢先来到敌人面前威严地说：“我们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奉命在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其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十一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梁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十一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鉴于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令其爱将卫立煌重返大别山就任总指挥。
三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年3月3日报道卫立煌在上海就职时演讲云：“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徐向前、旷继勋两大股（指红四方面军，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东部（指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紧，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部署“围剿”，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不外乎还是围、追、堵、截。他划的4个防区也和原来刘镇华、梁冠英的“驻剿区”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特别是“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碉堡设置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24700余座，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
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
然而，等待卫立煌的还是失败。
高敬亭根据李有光提供的情报，于4月5日在太湖凉亭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前一段经验，会议作出了3条决定：深入敌后游击；缩小目标，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地方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在各地区原有便衣队的基础上，补充部分骨干，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为红军提供情报，安置伤病员，筹集给养。会议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做了修改。对待根据地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政策。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为“三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络，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绅与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而卫立煌的“军政兼施”却难以实施。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三十三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3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敌一○二师在姚家山战斗详报上已有“在姚家山歼红军200余，匪首林维先被击毙”，这次已是林维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敌一○三师1个营向活动在黄冈白羊山的林维先部追来，林维先率部向西急行30里，在一个小山村隐蔽休息。敌人未寻到林维先，便在白羊山住下来糟蹋老百姓。开明绅士王贵先将此情况报告了林维先。林维先当晚率部返回白羊山，全歼敌一个营！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一则消息云：“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惟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饬各部严厉围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激励……”
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致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7月8日，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白羊山调查，并对白羊山联保主任张一函严厉审训。
卫立煌觉得在白羊山审训，不能杀一儆百，便把张一函带到黄安县城，召集边区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参加听审。张一函原来仅是一私塾先生，从没见过这么大官，这么大阵势，当卫立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如何向共匪报信时，张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只一个劲地承认他“有罪”。
参谋长郭寄峤以为他真的是共产党，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你是什么罪？何时加入共产党？不如实招来，我立刻枪毙了你！”
张一函被郭寄峤这么一声喝问，要他招认是共产党，又听说要枪毙他，神智居然清醒起来，说：“我今天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劳，国军不管哪次经过我们白羊山，我们都杀猪宰羊招待，索要担架、民夫，从没打顿，只要有红军活动的消息，我都立刻报告。就说这次红军过白羊山吧，我当时就向县里报告，你们追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红军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红军夜里返回白羊山，你们那么多部队都不知道一点消息，我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次损失，恕我直言：贵军到白羊山，没找到红军打仗，便一窝蜂地抓鸡捉鸭，搞女人，红军夜袭时，一点戒备也没有，有些弟兄还在女人床上。据说红军不过百人，而国军多红军几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
“住嘴！”郭寄峤哪能容他再讲下去，恼羞成怒，说：“我说你不是共产分子，就是通共！你现在还在替共产党说话，诽谤国军！”便命两个警卫：“把他拉出去枪毙！”
张一函对郭寄峤说：“你杀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红军打仗要有这样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
张一函被处决，吓得那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们面如土色，个个都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卫立煌感到处决张一函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说：“各位同仁，今天郭参谋长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多数都是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数像张一函这样的共产党奸细。大家想想，国军10万多人，四处围剿，红军却能到处如入无人之地打我们的游击，如果不是有像张一函这样坐探，红军能生存吗？今天请大家来，无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蒋委员长交给我们剿清大别山残匪的任务，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众生存。希望诸位今后要务必小心，一发现红军，立即报告，如发现在哪个地方有红军不及时报告者，定然严惩不贷。”卫立煌正在滔滔不绝地训话，有一位参谋递来一份电报给郭寄峤，郭看后，大为震惊，立即呈卫立煌。卫立煌看后，草草结束训话，率领随从离开会场——原来是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来电，要卫立煌去庐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根据中央文件内容和中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至此，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大别山红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使命，写下了光辉一页。
三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年3月3日报道卫立煌在上海就职时演讲云：“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徐向前、旷继勋两大股（指红四方面军，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东部（指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紧，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部署“围剿”，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不外乎还是围、追、堵、截。他划的4个防区也和原来刘镇华、梁冠英的“驻剿区”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特别是“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碉堡设置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24700余座，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
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
然而，等待卫立煌的还是失败。
高敬亭根据李有光提供的情报，于4月5日在太湖凉亭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前一段经验，会议作出了3条决定：深入敌后游击；缩小目标，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地方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在各地区原有便衣队的基础上，补充部分骨干，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为红军提供情报，安置伤病员，筹集给养。会议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做了修改。对待根据地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政策。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为“三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络，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绅与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而卫立煌的“军政兼施”却难以实施。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三十三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3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敌一○二师在姚家山战斗详报上已有“在姚家山歼红军200余，匪首林维先被击毙”，这次已是林维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敌一○三师1个营向活动在黄冈白羊山的林维先部追来，林维先率部向西急行30里，在一个小山村隐蔽休息。敌人未寻到林维先，便在白羊山住下来糟蹋老百姓。开明绅士王贵先将此情况报告了林维先。林维先当晚率部返回白羊山，全歼敌一个营！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一则消息云：“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惟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饬各部严厉围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激励……”
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致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7月8日，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白羊山调查，并对白羊山联保主任张一函严厉审训。
卫立煌觉得在白羊山审训，不能杀一儆百，便把张一函带到黄安县城，召集边区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参加听审。张一函原来仅是一私塾先生，从没见过这么大官，这么大阵势，当卫立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如何向共匪报信时，张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只一个劲地承认他“有罪”。
参谋长郭寄峤以为他真的是共产党，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你是什么罪？何时加入共产党？不如实招来，我立刻枪毙了你！”
张一函被郭寄峤这么一声喝问，要他招认是共产党，又听说要枪毙他，神智居然清醒起来，说：“我今天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劳，国军不管哪次经过我们白羊山，我们都杀猪宰羊招待，索要担架、民夫，从没打顿，只要有红军活动的消息，我都立刻报告。就说这次红军过白羊山吧，我当时就向县里报告，你们追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红军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红军夜里返回白羊山，你们那么多部队都不知道一点消息，我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次损失，恕我直言：贵军到白羊山，没找到红军打仗，便一窝蜂地抓鸡捉鸭，搞女人，红军夜袭时，一点戒备也没有，有些弟兄还在女人床上。据说红军不过百人，而国军多红军几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
“住嘴！”郭寄峤哪能容他再讲下去，恼羞成怒，说：“我说你不是共产分子，就是通共！你现在还在替共产党说话，诽谤国军！”便命两个警卫：“把他拉出去枪毙！”
张一函对郭寄峤说：“你杀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红军打仗要有这样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
张一函被处决，吓得那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们面如土色，个个都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卫立煌感到处决张一函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说：“各位同仁，今天郭参谋长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多数都是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数像张一函这样的共产党奸细。大家想想，国军10万多人，四处围剿，红军却能到处如入无人之地打我们的游击，如果不是有像张一函这样坐探，红军能生存吗？今天请大家来，无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蒋委员长交给我们剿清大别山残匪的任务，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众生存。希望诸位今后要务必小心，一发现红军，立即报告，如发现在哪个地方有红军不及时报告者，定然严惩不贷。”卫立煌正在滔滔不绝地训话，有一位参谋递来一份电报给郭寄峤，郭看后，大为震惊，立即呈卫立煌。卫立煌看后，草草结束训话，率领随从离开会场——原来是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来电，要卫立煌去庐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根据中央文件内容和中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至此，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大别山红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使命，写下了光辉一页。
四
在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整训部队，做抗战准备。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3个团，全支队3100人。
3月8日，高敬亭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四支队东进抗日誓师大会，率部东进皖中、皖东。5月12日，首战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军心、民心大振。蒋介石给新四军发来了通电嘉奖。接着，四支队转战皖中、皖东和江苏的江浦等20余县，到次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与敌作战120余次，歼灭日军1700余人，伤日军400多人，俘日军9人，歼伪、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3700多人，炸毁日军汽车156辆、汽艇两艘，打开了庐江、无为县城，赶走了驻舒城的日军。其作战次数、歼敌人数，在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是最多的。到1939年5月，四支队已发展到近万人，是初建时的3倍，成为新四军中发展较快的一支劲旅。
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高敬亭在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时，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错杀过自己的战友，但那是在失去党中央领导，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后来对高敬亭的批判斗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款，如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最后批判他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则界线。
上述加在高敬亭头上的罪过，多是在高敬亭领导四支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东进抗日所取得的战绩，列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本身就证明他是忠于党的，更是积极抗战的，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
无须讳言，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远离党中央，缺乏组织监督，独揽一方党政军大权，养成了一些独断专行、一言堂的家长作风，这对其当时和后来正确处理上级和同事之间关系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错杀了一些同志，积怨很多。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被处决的主要原因。高敬亭1939年6月4日在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
毛泽东对高敬亭的问题是很关心的，1953年视察安庆时，他曾对安庆市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作者注：戴季英，高敬亭老乡，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红军时期，就和高敬亭有矛盾。解放后任开封市委书记，因触犯刑法被关押20余年）。”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高敬亭女儿高凤英要求为其父亲平反的报告上批示，请汪东兴查办，并向他报告结果。12月14日，又在汪东兴的查办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怀疑主要在项英。”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通知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四
6599272088448258876.jpg (28.1 KB, 下载次数: 3)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在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整训部队，做抗战准备。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3个团，全支队3100人。
3月8日，高敬亭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四支队东进抗日誓师大会，率部东进皖中、皖东。5月12日，首战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军心、民心大振。蒋介石给新四军发来了通电嘉奖。接着，四支队转战皖中、皖东和江苏的江浦等20余县，到次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与敌作战120余次，歼灭日军1700余人，伤日军400多人，俘日军9人，歼伪、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3700多人，炸毁日军汽车156辆、汽艇两艘，打开了庐江、无为县城，赶走了驻舒城的日军。其作战次数、歼敌人数，在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是最多的。到1939年5月，四支队已发展到近万人，是初建时的3倍，成为新四军中发展较快的一支劲旅。
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高敬亭在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时，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错杀过自己的战友，但那是在失去党中央领导，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后来对高敬亭的批判斗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款，如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最后批判他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则界线。
上述加在高敬亭头上的罪过，多是在高敬亭领导四支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东进抗日所取得的战绩，列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本身就证明他是忠于党的，更是积极抗战的，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
无须讳言，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远离党中央，缺乏组织监督，独揽一方党政军大权，养成了一些独断专行、一言堂的家长作风，这对其当时和后来正确处理上级和同事之间关系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错杀了一些同志，积怨很多。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被处决的主要原因。高敬亭1939年6月4日在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
毛泽东对高敬亭的问题是很关心的，1953年视察安庆时，他曾对安庆市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作者注：戴季英，高敬亭老乡，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红军时期，就和高敬亭有矛盾。解放后任开封市委书记，因触犯刑法被关押20余年）。”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高敬亭女儿高凤英要求为其父亲平反的报告上批示，请汪东兴查办，并向他报告结果。12月14日，又在汪东兴的查办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怀疑主要在项英。”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通知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2015-8-21 23:39 上传
1953 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与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 1975 年 11 月 1 0 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重新审查高敬亭的问题。 12 月 14 日，毛泽东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是项英。” 1977 年 4 月 2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 《 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国务院民政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1980 年 4 月 1 9 日，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举行。
高敬亭何许人也？1977 年 4 月 2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诀定对高敬亭同念给于平反并恢复名誉。”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 l 907 年 8 月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其家境贫寒，青少年时走南闯北给地主杀猪，有“高屠夫”的绰号。他好结交朋友，与董家店老街“春和畅”杂货店管账先生梅光荣是十分要好的私塾同窗。两人常在一块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1927年秋，梅光荣将表弟方进贤（共产党员）介绍给了高敬亭，从此高敬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 年 3 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5 月，高敬亭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 年 3 月担任 中共光山县委书记。 1932年 1 月，在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他率领七十五师屡建战功； 1934 年 5 月，升任红二十五军政洽部主任 。1934 年11 月1 7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 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1935 年2 月 1 日，高敬亭与 鄂东北独立团胜利会师； 2 月 3 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 （今属岳西县），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坳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让大别山上红旗不倒，最终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力量……
高敬亭之死。1939 年 6 月24日上午 8 时，天空乌云翻滚，大雨滂沱 。高敬亭被押赴刑场，途经褚家老屋的深沟时 ，他纵身跳人深水中 ，一连跳了 3 次，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他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高敬亭被押着穿过褚家老屋，来到龙泉河畔。青龙场附近的河滩上，随着一声凄厉的枪声之后，高敬亭那高大的身躯倒下了。将军的满腔热血不是洒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而是洒在自己人的刑场上。
谁要高敬亭死？1939 年 6 月 2 4 日清晨，高敬亭被带到青龙场附近的一个树林里，这里已经连续 3 天召开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批斗大会。高敬亭没有想到这次是针对他发动的公开批斗大会。会上叶挺军长讲了话，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历数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革命、不服从军部领导、排挤延安来的干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 ”等 7 大罪状。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和军籍的决定。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回电也传到了会场，国民党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电报是：“奉委座电令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 国民党对红军要枪决高敬亭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曾经悬赏 5 万元都买不到高敬亭的脑袋，此刻却送上门来，如何不喜？！更何况高敬亭极力反对桂系军队开进大别山。
高敬亭之功。 1935 年2 月 3 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今岳西县河图镇） ，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 坳 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下设八十二师、 军直手枪 团、交通队。就在红军整编之际，敌人派出主力部队进行围剿，妄图将红二十八军扼杀在摇篮里。高敬亭率部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民国24年1月底，高敬亭派余雄、蒋同学奇袭了潜山县官庄，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厅厅长、前代省长余谊密及其次子国民党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余 竺 僧，揭开了大别山 3 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4 月2 日，高敬亭在潜山县桃岭头（今属岳西县温泉镇）巧设埋伏，全歼了两个营的尾追之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个月清剿”的计划。同时，红二十八军及地方党组织在鄂豫皖边区的 20 多个县建立了 80 多支便衣队。红军便衣队是党政军二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是不穿军装的红军，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在大别山的3 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红二十八军转战 3 省 45 个 县，南临长江，北越淮河，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 30 至 68 个 团，成建制地歼敌 18 个整营和25个整连，共约 50000 多人，为掩护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 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
1937 年7 月1 3 日，高敬亭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决定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史称“岳西谈判”。谈判历时 13 天，分为南田接触，衙前初议，青天谈判，九河签字，土门集中五个阶段，最终达成协议。 7 月 28 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前往和平九河亲自参加和谈签字仪式。这次谈判是在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进行的，在南方 8 省 14 支游击队中，最早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成功谈判。
1937 年12 月2 5 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 12 月 27 日，高敬亭应召赴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副主席对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表彰了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当时，红二十八军是南方 8 省 14 个 游击区中保存人枪最多的部队，高敬亭对人事安排有看法，对项英等个别领导人心存不满，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38 年 2 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成为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来是戴季英）后勤部主任吴先云。四支队下辖支队部、七团、八团、九团和手枪团共 3100 余人，是新四军 4 个 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支队。
1938 年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芜湖北渡长江，先后占领和县、含山、巢县，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第二十一、二十七集团军闻风丧胆，向西撤退，地方政权垮台，百姓四处逃难，华北战局处子危急之中。高敬亭正在生病期间，立即率手枪团和后方机关偕已有身孕的夫人来到舒城西港冲指挥部队作战。四支队迅速展开，七团、八团进驻无为地区，九团、支队部进驻巢县地区，手枪团、后方机关也积极寻找战机，伺机打击日军。 日军攻占巢县后，除留下守备队，主力继续向合肥进攻。巢县守备队经常派小队日军下乡抢掠，巢县城东南 5 公里蒋家河口是敌人乘船常去的地方。高敬亭利用该地河道纵横，芦苇丛生，地形复杂的堤埂设伏，打了一个大胜仗。 5 月12 日上午 8 时许，日军 20 余人乘船进犯蒋家河口。四支队九团二营伏击部队以密集的火力 射向敌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经 20 分钟激战，共毙日军 20 余人，缴枪数十支。5 月25日，《新华日报》 刊登了胜利消息，蒋介石也于 5 月 16 日致电叶挺军长：“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望继续努力为要。”四支队打响了新四军对日抗战的第一枪。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高敬亭指挥四支队在安庆至合肥、合肥至六安公路两侧，专事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从 6 月至 10 月，四支队先后在舒城县、桐城县、潜山县、怀宁县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岭、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运槽等大小 60 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 1400 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击毁敌军车 150 多辆。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四支队在打击日军的同时，还积极打击汉奸土匪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七团先后歼灭无为石涧埠、巢湖 姥 山等地的汉奸土匪武装数百人。八团消灭庐江的土杂武装 吴可庄部 200 多人。手枪团围歼舒城土匪武装 300 余人，并活捉匪首，为民除了害。 四支队的抗日活动，迅速打开了皖中的抗日局面，建立了背靠大别山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以后建立皖 江抗石 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敌后军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况下，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先后 组建了东北抗日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 游击第二 纵队，部队发展壮大到近万人。
高敬亭之过。在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高敬亭主持了 3 次“肃反”，错杀了一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高敬亭对“肃反”一直抓得很紧。越是形势险恶，他就越重视“肃反”，把“肃反”当作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大事抓，他对人很严厉，对内部人多疑，甚至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宣传标语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就可能被他当成“反革命”，并且严加处罚。红82师师政委方永乐在红28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常常因此与他当众争论。方永乐任红82师师政委时，年仅19岁，为人聪明机灵，胆子大，且有一手好枪法，虽然年纪轻，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还关心同志，爱护战士，因此在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高敬亭也十分尊重，但在原则问题上敢于与他争论。
1936年初，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有人在他的饭碗里投毒，结果，勃然大怒，没查明原因，就把炊事班全部处决。 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闻讯后，立即赶去进行阻拦。谁知高敬亭竟把他也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逼他写自供书。
就在高敬亭加紧内部“肃反”时，一名叛徒领着敌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之中。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敌人已围了上来，来不及多说，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方永乐被解开镣铐后，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但敌兵是善于爬山的103师。红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不得不退出主峰。凶恶的敌人却紧咬不放。方永乐见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政委冲出去！”为了让“高政委”冲出去，他自己带着少数战士掩护。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见他们安全了，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并把身体有意暴露给敌兵，结果身中数十弹而牺牲。不想数年后高敬亭自己也落得个同样凄惨的下场。
红二十八军整编期间，中共中央派出郑位三、萧望东抵达红军集结地湖北省七里坪。郑位三向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过去根据地“肃反”是错误的指示！引起了高敬亭的疑惑，对他们保持戒备，经常借故不让他们深入部队。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后，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从延安来到四支队工作。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于是，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轻视、排挤。郑位三为了顾全大局，转到地方工作。戴季英和高敬亭则不断地闹别扭。1938 年 7 月，高敬亭发现与上级来往的电报有问题，怀疑政治部发报向长江局告他的状，一气之下，在新开岭怒打机要员江腾蛟（此人后来追随林彪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经追查， 江承认 有此事，遂将江绑送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就自行通知从延安来的干部，一夜之间跑到八团驻地西汤池“避难”。后来，高敬亭为了顾全大局将戴季英等人请了回来，但是，两个人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
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东进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军部几次电令四支队向东开进，但高敬亭却置若罔闻 。高敬亭不愿东进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 3 年游击战争他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如今，好不容易开辟了一片皖中根据地，现在，却要拱手相送给国民党，他舍不得；其二、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国民党要求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以西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地区，送交国民党军队。他认为是对国民党的迁就，委曲求全，是投降主义。
1938 年5 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力。” 1938 年6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来到江北，要求四支队挺进皖东，但遭到高敬亭拒绝。高敬亭和四支队始终在淮南路西地区徘徊不动。项英几次发电敦促，后来，高敬亭因口腔出血又带手枪团和特务连回到舒城。 1939 年国民党拖欠和克扣四支队的粮 饷 ，限制四支队发展。使得四支队就陷入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也指示将皖东全部 和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显然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无须讳言，高敬亭在领导四支队的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战斗的不断胜利，高敬亭开始滋长了居功自满的情绪，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同时，与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
1939 年4 月1 8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 1 、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 2 、委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部队交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 3 、撤消其职务为下策。 4 月 27 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军政治部副主部队由戴季英、林维先率领继续东进。
正当高敬亭率军从大别山开向抗白战场 并连战连捷时，却发现国民党桂系的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而此时的王明却由左倾变成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所领导的长江局却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高敬亭当然对此产生抵触情绪。
高敬亭参加革命后，由于长期处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没有条件学习和掌握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受到 张国煮极力 鼓吹和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在 3 年游击战争中，他领导的红二十八 军失去 同上级党组织联系后，没有建立起集体领导制度。因此，他在领导部队坚持斗争并 作出 重要贡献的同时，却也产生了某些错误倾向，这同他身上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是具有很大关系的。
在延安，毛泽东派出曾在高敬亭手下工作过的郑位三、程启文、张体学到高敬亭的部队工作，毛泽东叮嘱郑位三等人：“ 你们见到高敬亭之后，切记不要唱高调，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要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和总结。千万不要用延安批判张国熹那一套去套他们，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937 年 9 月，郑位三一行来到七里坪，郑位三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向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的人民群众表示敬意和亲切的问候，祝贺他们坚持 3 年游击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并报告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消灭日军 1000 余人的胜利消息，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二十八军将要改编，并 东进皖中 、皖 东创建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发扬革命传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高敬亭的厄运。最严重的错误是，5 月 10 日，叶挺一行抵达舒城西港冲四支队留守处，当晚即召开支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的东进命令。高敬亭也被迫举手同意。但会后，他迟迟 不 下达东进的命令。叶挺愤怒了，这位北伐名将素以治军甚严著称，高敬亭竟然不听指挥，让他怒发冲冠呢？叶挺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东进。此时，高敬亭却写信命令七、九团停止前进，公然抗命。九团团长詹化雨和团政委胡继亭抵制了高敬亭的错误命令，并及时向江北指挥部汇报。而就在此刻，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率部攻打汉奸武装周家老屋后将所缴获的钱财据为己有，并于 5 月 20 日，携 20 余人叛逃投降了国民党。杨、曹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支队部曾研究过处理他们，并委托高敬亭亲自去做工作，但高敬亭迟迟未去。
杨、曹叛逃，引起了各方面对高敬亭的不满。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在戴季英等人主持的“反杨、曹”斗争中，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开展了 6 月 4 日，叶挺来到安徽省肥东青龙场，派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去舒城 县西港冲传达 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原手枪团）赴下墉集地区。高敬亭稍做安排，即辞别爱妻史玉清和生下才 9 个 月的女儿，率部赶到军首长指定地区。
当高敬亭到达青龙场时，周骏鸣说军长在褚家老屋等候。高敬亭得知此情，急忙带着 3 名警卫员赶到褚家老屋，他一进门，就被叶挺的副官黄序廷带人逮捕起来了。 高敬亭被搞得莫名其妙， 问，“我犯了什么借误？你们为什么将我 抓起来？从此 ，高敬亭失去了自由，天天接受审讯。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的倾向外，拒绝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其他罪名。对于戴季英等人给他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持抗议态度，认为是打击报复，公报私仇。这也许正是他的悲哀之处，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错误与“反革命”的帽子区分开。因为人人都目睹过高敬亭的骄傲自大的作风。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电报，决定撤消高敬亭四支队司令员的职务。此后，对高敬亭的斗争更加残酷，甚至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低头认罪。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凶多吉少，他更加思念爱妻幼女，在给史玉清的诀别信中，为革命尚未胜利自己却屈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深感痛悔，眷恋革命生涯 ，并嘱咐史玉清：“孩子你能带则带， 不能带就托付给老百姓…… ”
6 月 20 日，项英以“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罪名，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同时，国民党战区司令廖磊也向蒋介石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闹独立”、“游而 不 击”等 7 条“罪状”。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的电报痛心得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高敬亭固然有错误，但他毕竟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且现在大敌当前，用人之际，岂可草率行事！毛泽东坐在那里，足足抽了两三支烟，才在回电中写到：“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然而，中共中央的电报已经迟了。高敬亭的人头已经落地！
尾声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高敬亭死前提出最后的要求：“我是共产党员，要死在红地毯上。”他的要求未能获准。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
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高敬亭的亲属受到极不人道的虐待，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高敬亭临死之前给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
高敬亭枪杀后，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
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 我们没有根据地。”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1975年10月，几位过早离开工作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老首长告诉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 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汪东兴，笔者注)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指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将军，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史玉清和高凤英，亲切地说：“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1989年6月，在高敬亭遇害50周年之际，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怀念这位卓越的将领和革命的先驱者。
1953 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与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 1975 年 11 月 1 0 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重新审查高敬亭的问题。 12 月 14 日，毛泽东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是项英。” 1977 年 4 月 2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 《 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国务院民政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1980 年 4 月 1 9 日，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举行。
高敬亭何许人也？1977 年 4 月 2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诀定对高敬亭同念给于平反并恢复名誉。”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 l 907 年 8 月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其家境贫寒，青少年时走南闯北给地主杀猪，有“高屠夫”的绰号。他好结交朋友，与董家店老街“春和畅”杂货店管账先生梅光荣是十分要好的私塾同窗。两人常在一块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1927年秋，梅光荣将表弟方进贤（共产党员）介绍给了高敬亭，从此高敬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 年 3 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0 年 5 月，高敬亭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 年 3 月担任 中共光山县委书记。 1932年 1 月，在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他率领七十五师屡建战功； 1934 年 5 月，升任红二十五军政洽部主任 。1934 年11 月1 7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 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1935 年2 月 1 日，高敬亭与 鄂东北独立团胜利会师； 2 月 3 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 （今属岳西县），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坳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让大别山上红旗不倒，最终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力量……
高敬亭之死。1939 年 6 月24日上午 8 时，天空乌云翻滚，大雨滂沱 。高敬亭被押赴刑场，途经褚家老屋的深沟时 ，他纵身跳人深水中 ，一连跳了 3 次，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他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高敬亭被押着穿过褚家老屋，来到龙泉河畔。青龙场附近的河滩上，随着一声凄厉的枪声之后，高敬亭那高大的身躯倒下了。将军的满腔热血不是洒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而是洒在自己人的刑场上。
谁要高敬亭死？1939 年 6 月 2 4 日清晨，高敬亭被带到青龙场附近的一个树林里，这里已经连续 3 天召开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批斗大会。高敬亭没有想到这次是针对他发动的公开批斗大会。会上叶挺军长讲了话，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历数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革命、不服从军部领导、排挤延安来的干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 ”等 7 大罪状。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和军籍的决定。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回电也传到了会场，国民党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电报是：“奉委座电令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 国民党对红军要枪决高敬亭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曾经悬赏 5 万元都买不到高敬亭的脑袋，此刻却送上门来，如何不喜？！更何况高敬亭极力反对桂系军队开进大别山。
高敬亭之功。 1935 年2 月 3 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今岳西县河图镇） ，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 坳 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下设八十二师、 军直手枪 团、交通队。就在红军整编之际，敌人派出主力部队进行围剿，妄图将红二十八军扼杀在摇篮里。高敬亭率部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民国24年1月底，高敬亭派余雄、蒋同学奇袭了潜山县官庄，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厅厅长、前代省长余谊密及其次子国民党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余 竺 僧，揭开了大别山 3 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4 月2 日，高敬亭在潜山县桃岭头（今属岳西县温泉镇）巧设埋伏，全歼了两个营的尾追之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个月清剿”的计划。同时，红二十八军及地方党组织在鄂豫皖边区的 20 多个县建立了 80 多支便衣队。红军便衣队是党政军二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是不穿军装的红军，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在大别山的3 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红二十八军转战 3 省 45 个 县，南临长江，北越淮河，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 30 至 68 个 团，成建制地歼敌 18 个整营和25个整连，共约 50000 多人，为掩护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 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
1937 年7 月1 3 日，高敬亭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决定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史称“岳西谈判”。谈判历时 13 天，分为南田接触，衙前初议，青天谈判，九河签字，土门集中五个阶段，最终达成协议。 7 月 28 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前往和平九河亲自参加和谈签字仪式。这次谈判是在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进行的，在南方 8 省 14 支游击队中，最早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成功谈判。
1937 年12 月2 5 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 12 月 27 日，高敬亭应召赴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副主席对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表彰了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当时，红二十八军是南方 8 省 14 个 游击区中保存人枪最多的部队，高敬亭对人事安排有看法，对项英等个别领导人心存不满，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38 年 2 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成为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来是戴季英）后勤部主任吴先云。四支队下辖支队部、七团、八团、九团和手枪团共 3100 余人，是新四军 4 个 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支队。
1938 年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芜湖北渡长江，先后占领和县、含山、巢县，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第二十一、二十七集团军闻风丧胆，向西撤退，地方政权垮台，百姓四处逃难，华北战局处子危急之中。高敬亭正在生病期间，立即率手枪团和后方机关偕已有身孕的夫人来到舒城西港冲指挥部队作战。四支队迅速展开，七团、八团进驻无为地区，九团、支队部进驻巢县地区，手枪团、后方机关也积极寻找战机，伺机打击日军。 日军攻占巢县后，除留下守备队，主力继续向合肥进攻。巢县守备队经常派小队日军下乡抢掠，巢县城东南 5 公里蒋家河口是敌人乘船常去的地方。高敬亭利用该地河道纵横，芦苇丛生，地形复杂的堤埂设伏，打了一个大胜仗。 5 月12 日上午 8 时许，日军 20 余人乘船进犯蒋家河口。四支队九团二营伏击部队以密集的火力 射向敌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经 20 分钟激战，共毙日军 20 余人，缴枪数十支。5 月25日，《新华日报》 刊登了胜利消息，蒋介石也于 5 月 16 日致电叶挺军长：“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望继续努力为要。”四支队打响了新四军对日抗战的第一枪。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高敬亭指挥四支队在安庆至合肥、合肥至六安公路两侧，专事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从 6 月至 10 月，四支队先后在舒城县、桐城县、潜山县、怀宁县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岭、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运槽等大小 60 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 1400 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击毁敌军车 150 多辆。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四支队在打击日军的同时，还积极打击汉奸土匪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七团先后歼灭无为石涧埠、巢湖 姥 山等地的汉奸土匪武装数百人。八团消灭庐江的土杂武装 吴可庄部 200 多人。手枪团围歼舒城土匪武装 300 余人，并活捉匪首，为民除了害。 四支队的抗日活动，迅速打开了皖中的抗日局面，建立了背靠大别山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以后建立皖 江抗石 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敌后军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况下，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先后 组建了东北抗日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 游击第二 纵队，部队发展壮大到近万人。
高敬亭之过。在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高敬亭主持了 3 次“肃反”，错杀了一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高敬亭对“肃反”一直抓得很紧。越是形势险恶，他就越重视“肃反”，把“肃反”当作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大事抓，他对人很严厉，对内部人多疑，甚至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宣传标语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就可能被他当成“反革命”，并且严加处罚。红82师师政委方永乐在红28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常常因此与他当众争论。方永乐任红82师师政委时，年仅19岁，为人聪明机灵，胆子大，且有一手好枪法，虽然年纪轻，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还关心同志，爱护战士，因此在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高敬亭也十分尊重，但在原则问题上敢于与他争论。
1936年初，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有人在他的饭碗里投毒，结果，勃然大怒，没查明原因，就把炊事班全部处决。 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闻讯后，立即赶去进行阻拦。谁知高敬亭竟把他也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逼他写自供书。
就在高敬亭加紧内部“肃反”时，一名叛徒领着敌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之中。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敌人已围了上来，来不及多说，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方永乐被解开镣铐后，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但敌兵是善于爬山的103师。红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不得不退出主峰。凶恶的敌人却紧咬不放。方永乐见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政委冲出去！”为了让“高政委”冲出去，他自己带着少数战士掩护。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见他们安全了，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并把身体有意暴露给敌兵，结果身中数十弹而牺牲。不想数年后高敬亭自己也落得个同样凄惨的下场。
红二十八军整编期间，中共中央派出郑位三、萧望东抵达红军集结地湖北省七里坪。郑位三向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过去根据地“肃反”是错误的指示！引起了高敬亭的疑惑，对他们保持戒备，经常借故不让他们深入部队。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后，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从延安来到四支队工作。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于是，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轻视、排挤。郑位三为了顾全大局，转到地方工作。戴季英和高敬亭则不断地闹别扭。1938 年 7 月，高敬亭发现与上级来往的电报有问题，怀疑政治部发报向长江局告他的状，一气之下，在新开岭怒打机要员江腾蛟（此人后来追随林彪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经追查， 江承认 有此事，遂将江绑送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就自行通知从延安来的干部，一夜之间跑到八团驻地西汤池“避难”。后来，高敬亭为了顾全大局将戴季英等人请了回来，但是，两个人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
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东进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军部几次电令四支队向东开进，但高敬亭却置若罔闻 。高敬亭不愿东进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 3 年游击战争他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如今，好不容易开辟了一片皖中根据地，现在，却要拱手相送给国民党，他舍不得；其二、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国民党要求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以西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地区，送交国民党军队。他认为是对国民党的迁就，委曲求全，是投降主义。
1938 年5 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力。” 1938 年6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来到江北，要求四支队挺进皖东，但遭到高敬亭拒绝。高敬亭和四支队始终在淮南路西地区徘徊不动。项英几次发电敦促，后来，高敬亭因口腔出血又带手枪团和特务连回到舒城。 1939 年国民党拖欠和克扣四支队的粮 饷 ，限制四支队发展。使得四支队就陷入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也指示将皖东全部 和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显然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无须讳言，高敬亭在领导四支队的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战斗的不断胜利，高敬亭开始滋长了居功自满的情绪，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同时，与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
1939 年4 月1 8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 1 、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 2 、委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部队交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 3 、撤消其职务为下策。 4 月 27 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军政治部副主部队由戴季英、林维先率领继续东进。
正当高敬亭率军从大别山开向抗白战场 并连战连捷时，却发现国民党桂系的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而此时的王明却由左倾变成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所领导的长江局却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高敬亭当然对此产生抵触情绪。
高敬亭参加革命后，由于长期处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没有条件学习和掌握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受到 张国煮极力 鼓吹和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在 3 年游击战争中，他领导的红二十八 军失去 同上级党组织联系后，没有建立起集体领导制度。因此，他在领导部队坚持斗争并 作出 重要贡献的同时，却也产生了某些错误倾向，这同他身上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是具有很大关系的。
在延安，毛泽东派出曾在高敬亭手下工作过的郑位三、程启文、张体学到高敬亭的部队工作，毛泽东叮嘱郑位三等人：“ 你们见到高敬亭之后，切记不要唱高调，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要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和总结。千万不要用延安批判张国熹那一套去套他们，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937 年 9 月，郑位三一行来到七里坪，郑位三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向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的人民群众表示敬意和亲切的问候，祝贺他们坚持 3 年游击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并报告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消灭日军 1000 余人的胜利消息，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二十八军将要改编，并 东进皖中 、皖 东创建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发扬革命传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高敬亭的厄运。最严重的错误是，5 月 10 日，叶挺一行抵达舒城西港冲四支队留守处，当晚即召开支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的东进命令。高敬亭也被迫举手同意。但会后，他迟迟 不 下达东进的命令。叶挺愤怒了，这位北伐名将素以治军甚严著称，高敬亭竟然不听指挥，让他怒发冲冠呢？叶挺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东进。此时，高敬亭却写信命令七、九团停止前进，公然抗命。九团团长詹化雨和团政委胡继亭抵制了高敬亭的错误命令，并及时向江北指挥部汇报。而就在此刻，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率部攻打汉奸武装周家老屋后将所缴获的钱财据为己有，并于 5 月 20 日，携 20 余人叛逃投降了国民党。杨、曹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支队部曾研究过处理他们，并委托高敬亭亲自去做工作，但高敬亭迟迟未去。
杨、曹叛逃，引起了各方面对高敬亭的不满。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在戴季英等人主持的“反杨、曹”斗争中，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开展了 6 月 4 日，叶挺来到安徽省肥东青龙场，派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去舒城 县西港冲传达 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原手枪团）赴下墉集地区。高敬亭稍做安排，即辞别爱妻史玉清和生下才 9 个 月的女儿，率部赶到军首长指定地区。
当高敬亭到达青龙场时，周骏鸣说军长在褚家老屋等候。高敬亭得知此情，急忙带着 3 名警卫员赶到褚家老屋，他一进门，就被叶挺的副官黄序廷带人逮捕起来了。 高敬亭被搞得莫名其妙， 问，“我犯了什么借误？你们为什么将我 抓起来？从此 ，高敬亭失去了自由，天天接受审讯。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的倾向外，拒绝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其他罪名。对于戴季英等人给他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持抗议态度，认为是打击报复，公报私仇。这也许正是他的悲哀之处，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错误与“反革命”的帽子区分开。因为人人都目睹过高敬亭的骄傲自大的作风。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电报，决定撤消高敬亭四支队司令员的职务。此后，对高敬亭的斗争更加残酷，甚至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低头认罪。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凶多吉少，他更加思念爱妻幼女，在给史玉清的诀别信中，为革命尚未胜利自己却屈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深感痛悔，眷恋革命生涯 ，并嘱咐史玉清：“孩子你能带则带， 不能带就托付给老百姓…… ”
6 月 20 日，项英以“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罪名，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同时，国民党战区司令廖磊也向蒋介石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闹独立”、“游而 不 击”等 7 条“罪状”。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的电报痛心得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高敬亭固然有错误，但他毕竟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且现在大敌当前，用人之际，岂可草率行事！毛泽东坐在那里，足足抽了两三支烟，才在回电中写到：“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然而，中共中央的电报已经迟了。高敬亭的人头已经落地！
尾声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高敬亭死前提出最后的要求：“我是共产党员，要死在红地毯上。”他的要求未能获准。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
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高敬亭的亲属受到极不人道的虐待，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高敬亭临死之前给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
高敬亭枪杀后，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
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 我们没有根据地。”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1975年10月，几位过早离开工作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老首长告诉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 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汪东兴，笔者注)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指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将军，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史玉清和高凤英，亲切地说：“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1989年6月，在高敬亭遇害50周年之际，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怀念这位卓越的将领和革命的先驱者。
2015-8-21 23:55 上传
方永乐，原名方永芦，1916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祖父方模聪教私塾，父方广修心灵手巧，长于雕塑，母张氏勤于耕作，辛苦养育着方永乐兄妹四人。方永乐幼年曾随祖父念过两年私塾，由于生活拮据而被迫辍学，随父做活，终未能改变贫困家境。其父不得不忍痛将祖传的12亩田产及仅有的3间破屋变卖，举家迁至石板冲砚瓦池落户。但方永乐一家依然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其父又多次被官府抓去坐牢，终被折磨致死。所有这些，在少年方永乐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阶级仇恨的烙印。
1929年11月8日，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独山农民暴动取得了胜利，打响了六霍起义的第一枪。年仅14岁的方永乐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热情，毅然参加，并于是年冬被编入红军。至此，方永乐便踏上革命的征程。1931年，方永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他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曾在率皖西少先队向湖北红安转移途中，打了好几个胜仗，显露出优秀的指挥才能。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此后分别任皖西北道委少共书记，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少共书记，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及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师政委等职。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长征进入陕南。临行前，省委于11月11日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并给没有出席会议的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一封指示信，责成他组织中共鄂豫皖边区党新的领导机关，并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而此时的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趁主力红军撤离之机，调动了第二十五路军、第六十七军、第五十七和第十一路军等10多万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民团五六千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残酷毒辣的“清剿”。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委派梁冠英为总指挥。围追堵截我红军和游击队，对革命群众更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许多地方变为废墟和无人区，广袤的鄂豫皖根据地只剩下几小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苏区。
方永乐正是在这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临危受命，带着省委的指示信，从河南经扶县(今新县)出发，去寻找高敬亭。他率部历经千险，终于在次年2月1日到达立煌县(今金寨县)抱儿山，与高敬亭胜利会合。2月3日，高、方率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转移至太湖县的凉亭坳(今属岳西县)，按照省委的指示，将两部合编建立红二十八军、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全军1000余人。高敬亭任军政委，年仅20岁的方永乐任师政委，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师政委”。
1934年底至1935年初，天格外的冷，狂风怒号，大雪纷飞。他带着一支300余人的队伍在大别山的腹地行进，他们穿着破旧单衣，踩着齐没膝盖的积雪，异常艰难的奋力攀行着。
方永乐略显矮小却很壮实的身材，八角帽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透露着无限坚定与刚毅。他时任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担负了率领鄂东北独立团至皖西寻找高敬亭部队的艰巨任务。
方永乐在师政委的任上，为保存、壮大红军队伍，歼灭敌人，巩固根据地，率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其亲自参加并指挥的多次战斗中，这些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展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刚刚组建后的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方永乐的指挥下决定避开数十倍敌人的“清剿”，实施转移。1935年2月6日，部队行至潜山县分水岭，与敌遭遇，消灭敌一个连后，旋即急行军。12日至霍山县黄泥榜再遇众敌堵击，几陷绝境，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翻越了白雪皑皑、隐入云天的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海拔1700多米)，于2月14日到达霍山县白果树。在此得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1926年曾代理过安徽省长)从安庆回到潜山王庄过节，同行的有其次子余竺僧(时任国民党潜山县保安大队副)所率保安队武装200余人。
高敬亭、方永乐决定奇袭王庄，活捉余谊密。傍晚，部队踏雪远奔，2月15日拂晓包围了王庄余宅。方永乐亲自向手枪团团长余雄布置行动方案。中午，余雄巧装成伪军“张司令”带着几名“卫兵”，以余谊密老友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带着“礼品”前去“拜年”。他们入院后以敏捷的动作控制了门岗，然后大声喊到：“恭喜谊密兄，新春发财!”并不待勤务兵通报，便直闯余谊密内室，趁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余谊密父子。此时，方永乐已率领手枪团战士飞速进庄，抢占了炮楼，同时高喊：“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守在门口的战士接连扔进手榴弹，炸得匪兵东倒西歪、血肉横飞，剩下的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纷纷缴械投降。不到一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次日，罪大恶极的反动政客余谊密及其子余竺僧被镇压。
王庄战斗的胜利，给蒋介石的三个月“清剿”当头一棒，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部队的士气，激发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志。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1935年2月16日，红二十八军在潜山县上龙山歼敌一个连后，便在驼岭附近的白果树召开会议，决定高敬亭带领一部红军北上，方永乐则率主力南下，转战太湖、霍山、潜山一带。
“小师政委”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部队既要摆脱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又要克服严寒、饥饿、疲劳的侵袭。在这些困难面前他并没有退却，相反，他的乐观、镇静、沉着、泰然，使战士们的信心倍增，勇往直前。
3月29日，部队在霍山、潜山之间的小界岭刚停下，尾随的敌第十一路军朱瓒团就逼了上来。方永乐当机立断，决定利用有利地形，趁敌麻痹大意、毫无准备之际，伏击该敌、杀一个回马枪。战斗的号令传下了，战士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少顷，不可一世的敌前卫营进入我军埋伏圈，而其后继部队仍在蛆虫般慢慢蠕动。方永乐一声令下：“打!”霎时，枪弹、手榴弹雨点般落入敌群，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哀号不绝。
此次战斗，打出红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共俘伤毙敌200余人，缴获重机枪二挺，步枪100余支，子弹6000余发，令敌团长朱瓒伤心地大哭一场。
界岭伏击战后，方永乐率部于4月6日到达太湖县李杜店，与高敬亭会合。
4月中旬，整编后的红二十八军行至潜山县境内，遇到敌第二十五路军第三十二师第九二五旅的紧追。红军决定拖住该敌，使其疲惫不堪时，再寻机歼之。4月20日，已连续几天牵着敌人走的红军到达潜山桃岭，方永乐认为：山高岭险、地势狭窄的桃岭正适合我军伏击，而装备精良的敌军在此却难以施展，无用武之地。方永乐与军政委高敬亭研究后，决定打一个伏击战，并亲自指挥，巧妙布兵：将主力埋伏两翼，正面以一小部诱敌深入。敌先头部队第一九团果中圈套，不待后援到达，就急功冒进，向红军正面冲锋，骄气十足且愚蠢无比的敌军密密匝匝地挤上了半山腰，统统暴露在红军的火力之下。突然，杀声骤起，方永乐率主力从两翼杀出，正面伏击的红军也一跃而起，冲入敌阵，敌团成了瓮中之鳖。经过激烈战斗，共歼敌二个营，击溃敌一个营，毙敌营长乜士信，打死打伤敌连级军官12名，缴获各种枪枝400余，子弹5000发。
桃岭伏击战，震惊了蒋介石，敌人又开始布置新的“清剿”计划。斗争形势更为严峻，红二十八军主力开始转移。5月15日，部队出其不意地围歼了河南保安团第一大队。18日，又在罗山县杨店附近歼灭敌东北军第一一二师的两个旅。
5月底，部队重返鄂豫皖边区。31日，进至湖北随县桃花山地区，手枪团侦知，敌第二十五路军独立旅第六一四团及第六一三团第二营跟踪而至，企图攻击红军。高敬亭、方永乐立即召开干部会，认真分析军情：敌独立第五旅是骄兵骄将，又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师；而红军连续打胜仗，士气正旺，且装备改善；所处桃花山棺材沟只是个百来户的小集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伸入谷底，两侧悬崖峭壁、杂草丛生。在此阻击，易守难攻。红军定下了打敌独立第五旅的决心。
6月1日拂晓前，部队设伏完毕。8时许，敌进入谷底，攀登而上，妄图偷袭红军。待敌爬至距红军仅20来米处，红军的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无处躲藏的敌军纷纷滚落悬崖，葬身谷底。骄横的敌军数次强攻，都被红军英勇击退。下午3时许，敌再集残部，猛冲红军阵地，方永乐挺身跃出掩体，高声喊道：“同志们，消灭敌人的时候到了，冲呀、杀呀!”他同时举枪射击，弹无虚发，打死敌13人。红军战士个个奋勇当先，杀入敌群，与敌展开白刃搏斗，终于彻底打垮了敌独立旅，使其再也无力反击。约7个小时的激战结束了，共毙敌营长以下官兵300余、伤敌3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15万余发。桃花山阻击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6月13日，红二十八军途经光山县高陌店时，侦知东北军第一九师第六二七团由斛山铺向王园方向扑来，企图拦截红军。高敬亭、方永乐审时度势：从敌情看，敌贪生怕死，战斗力不强；从地形看，王园地区丘陵起伏，视野开阔，无大的山冲，便于行动；且我军弹药充足，兵力优势，战斗力正强。军、师首长果断下令：歼灭该敌!
方永乐制订以一部兵力正面迎击敌军，大队人马从两侧迂回、将敌拦腰切断，各个击破的战斗方案。并亲率部队勇猛攻击，很快将行进中猝不及防的敌军割成数断，敌惶惶然正待组织抵抗，方永乐及时下达冲锋号令，从正面首先杀入敌阵，两翼红军迅速合围，敌人便被“包了饺子”。
此次战斗共歼灭敌两个营，缴获步枪500余支，经机枪18挺，迫击炮2门，子弹2万余发，这是红二十八军创建以来缴获最多一次的胜仗。
半个多月后，7月2日，红二十八军到达太湖县店前河召开会议，高敬亭、方永乐总结了半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明确提出“四打四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势好，缴获大，伤亡小就打；敌情不明，地势不利，缴获不多，伤亡过大则不打”。在斗争策略上，明确了“拖跨敌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第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方针；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击敌头，断其尾，突然迅猛，分割围歼”。所有这些，极大地丰富了游击战术，提高了红军的作战本领。
8月13日，红军游击队至霍山燕子河(今属金寨县)，得知敌一个营由流波移至花凉亭，企图阻止红军行动。由于该敌分散孤立，立足未稳，红军又具优势兵力。故部队急行军20余公里，于夜间发起突然袭击，毙伤敌2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3挺，重机枪4挺，迫击炮1门，子弹1万余发。打了一场极为成功漂亮的夜间攻坚战。
12月17日，方永乐率400多名红军战士在立煌中畈湾与敌人1个营又5个连遭遇，激战3个小时，毙敌团长曹兴文、营长陈登朝以下官兵128人，伤敌20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5000余发；而红军只牺牲1人，伤7人，以较小的代价获取了极大的胜利。
方永乐是有名的神枪手。战斗中，他既是指挥若定的指挥员，又是身先士卒的战斗员，冲锋当前，撤离殿后，无数敌人就是在他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枪口下丧生的。他的骁勇善战、赫赫威名，令敌人不寒而栗，让战友钦佩不已。
战士们常常这样问方永乐：“小师政委，你的枪法怎么这么准?”他总是说：“练的，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大别山的敌人多，武器好，我们不苦练，能战胜敌人吗?任何时候都要练!练!练!”他还告诫战士们：要不怕吃苦，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会少流血。为此，他因地制宜，设计了一套方法，带领战友们苦练杀敌本领，瞄目标，甩石头，长臂力；爬田坎，跳山沟，练腿劲。行军途中，战斗空隙，从不间断。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质。
方永乐很注重部队的组织建设，他常常到营、连等基层单位，找同志们谈心，待战友亲如兄弟，对部队要求严格。1936年春的一天，他率手枪团两个分队来到黄梅县孔垄镇，消灭了国民党的一支地方保安武装，缴获了一批弹药物资。打了胜仗，战士们的心里都乐开了花，有的战士拿着缴获的枪弹出去打着玩，误了规定的集合时间。天黑了，他们又打着电筒回来，东照西晃，电光在夜色中一闪一闪。见此情况，已宿营的部队紧急埋伏，推弹上膛，险些造成大错。而这几个归队晚了的战士却不以为然，认为打了胜仗，虽虚惊一场，又没造成损失，平时和蔼可亲的方政委是不会计较的。然而，当他们去报到时，方永乐以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神情狠狠地批评道：“胡闹，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到哪里去了!如此目无纪律，算什么革命战士?”并毫不留情地处分了他们。这件事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纪律教育课。
方永乐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一次部队过潜太公路时遭敌包围，当时背临大山，无路可退，面前又是一片金黄的稻田，危急关头，方永乐当机立断，下令部队从稻田突围。他边撤退边关照：“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片稻田，回头一定要给老乡赔偿”。不久他带领部队再次经过那里，找到稻田的主人，照价赔偿了损失，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作为红军的政治委员，方永乐坚定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手枪团有位上了年纪的教官，是红军与东北军作战时俘虏过来的，他是个出色的枪手，技术熟练，射击准确，方永乐很看重他，请他到手枪团当教官，并经常同他谈心，了解他的思想状况，使这位神枪手很受感动，认真努力地做好了本职工作。当方永乐了解他因思乡心切而苦闷寡欢时，千方百计地开导、帮助他，在部队攻打靠近长江的孔垄镇时，就给这位教官一些路费让他踏上归乡之路。临行前，老人依依不舍，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表示回去后，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
1936年5月14日拂晓，红二十八军由长岭关转战至麻城护儿山东北侧的雾露塘坳口，部队突然遭到敌第一三师的疯狂堵截，后面敌追兵逼近，十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重要关头，一个坚定刚毅的声音从队列传出：“高政委，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我是不是反革命，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等战斗结束后再审查也不迟，即使枪毙也在所不辞，请让我指挥，掩护部队撤退”。人们循声而望，只见方永乐挺身而出(此时他已被部队内“肃反”扩大化错误地定为“反革命”而遭停职)，昂然走到高敬亭面前，急切地期待着军政委的决断。
高敬亭默默地点了点头，令战士们解开了捆绑住方永乐的绳子，此时，敌人已渐渐包围上来，方永乐一挥手，疾速率手枪团第三分队抢占制高点，向敌群射入雨点般的子弹……半个小时过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下去了，担负掩护的同志含泪劝方永乐：“方政委，你先走吧，我们留下来把敌人拖住，”方永乐坚定地答道：“谢谢同志们，可我不能走，我们要集中全力打败敌人，多一个人，部队的突围就多一份安全”。顷刻，敌人的枪声又猛烈地响起来，方永乐端起马步枪，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斗。终于打退顽敌数次进攻，打死打伤敌60余人，胜利地掩护了部队的安全突围。而年仅21岁的方永乐却在这次战斗中献出宝贵的生命。
方永乐的遗体被抬下战场，全军陷入一片悲痛。战士们含着热泪，一遍遍呼唤着“小师政委”。高敬亭猛地扑到方永乐的身上，紧紧地抱住与自己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失声痛哭……
方永乐永远地离开了他的部队和战友，他的牺牲是红二十八军的重大损失，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红二十八军的建立和发展，对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做出的卓越贡献。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洒热血的壮举，永存人民心中。他的光辉业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进。
1974年，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方永乐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名永留青史。
方永乐，原名方永芦，1916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石板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祖父方模聪教私塾，父方广修心灵手巧，长于雕塑，母张氏勤于耕作，辛苦养育着方永乐兄妹四人。方永乐幼年曾随祖父念过两年私塾，由于生活拮据而被迫辍学，随父做活，终未能改变贫困家境。其父不得不忍痛将祖传的12亩田产及仅有的3间破屋变卖，举家迁至石板冲砚瓦池落户。但方永乐一家依然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其父又多次被官府抓去坐牢，终被折磨致死。所有这些，在少年方永乐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阶级仇恨的烙印。
1929年11月8日，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独山农民暴动取得了胜利，打响了六霍起义的第一枪。年仅14岁的方永乐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热情，毅然参加，并于是年冬被编入红军。至此，方永乐便踏上革命的征程。1931年，方永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他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曾在率皖西少先队向湖北红安转移途中，打了好几个胜仗，显露出优秀的指挥才能。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此后分别任皖西北道委少共书记，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少共书记，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及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师政委等职。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长征进入陕南。临行前，省委于11月11日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并给没有出席会议的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一封指示信，责成他组织中共鄂豫皖边区党新的领导机关，并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而此时的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趁主力红军撤离之机，调动了第二十五路军、第六十七军、第五十七和第十一路军等10多万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民团五六千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残酷毒辣的“清剿”。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委派梁冠英为总指挥。围追堵截我红军和游击队，对革命群众更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许多地方变为废墟和无人区，广袤的鄂豫皖根据地只剩下几小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苏区。
方永乐正是在这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临危受命，带着省委的指示信，从河南经扶县(今新县)出发，去寻找高敬亭。他率部历经千险，终于在次年2月1日到达立煌县(今金寨县)抱儿山，与高敬亭胜利会合。2月3日，高、方率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转移至太湖县的凉亭坳(今属岳西县)，按照省委的指示，将两部合编建立红二十八军、辖第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全军1000余人。高敬亭任军政委，年仅20岁的方永乐任师政委，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师政委”。
1934年底至1935年初，天格外的冷，狂风怒号，大雪纷飞。他带着一支300余人的队伍在大别山的腹地行进，他们穿着破旧单衣，踩着齐没膝盖的积雪，异常艰难的奋力攀行着。
方永乐略显矮小却很壮实的身材，八角帽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透露着无限坚定与刚毅。他时任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担负了率领鄂东北独立团至皖西寻找高敬亭部队的艰巨任务。
方永乐在师政委的任上，为保存、壮大红军队伍，歼灭敌人，巩固根据地，率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其亲自参加并指挥的多次战斗中，这些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展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刚刚组建后的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方永乐的指挥下决定避开数十倍敌人的“清剿”，实施转移。1935年2月6日，部队行至潜山县分水岭，与敌遭遇，消灭敌一个连后，旋即急行军。12日至霍山县黄泥榜再遇众敌堵击，几陷绝境，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翻越了白雪皑皑、隐入云天的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海拔1700多米)，于2月14日到达霍山县白果树。在此得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1926年曾代理过安徽省长)从安庆回到潜山王庄过节，同行的有其次子余竺僧(时任国民党潜山县保安大队副)所率保安队武装200余人。
高敬亭、方永乐决定奇袭王庄，活捉余谊密。傍晚，部队踏雪远奔，2月15日拂晓包围了王庄余宅。方永乐亲自向手枪团团长余雄布置行动方案。中午，余雄巧装成伪军“张司令”带着几名“卫兵”，以余谊密老友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带着“礼品”前去“拜年”。他们入院后以敏捷的动作控制了门岗，然后大声喊到：“恭喜谊密兄，新春发财!”并不待勤务兵通报，便直闯余谊密内室，趁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余谊密父子。此时，方永乐已率领手枪团战士飞速进庄，抢占了炮楼，同时高喊：“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守在门口的战士接连扔进手榴弹，炸得匪兵东倒西歪、血肉横飞，剩下的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纷纷缴械投降。不到一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次日，罪大恶极的反动政客余谊密及其子余竺僧被镇压。
王庄战斗的胜利，给蒋介石的三个月“清剿”当头一棒，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部队的士气，激发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志。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1935年2月16日，红二十八军在潜山县上龙山歼敌一个连后，便在驼岭附近的白果树召开会议，决定高敬亭带领一部红军北上，方永乐则率主力南下，转战太湖、霍山、潜山一带。
“小师政委”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部队既要摆脱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又要克服严寒、饥饿、疲劳的侵袭。在这些困难面前他并没有退却，相反，他的乐观、镇静、沉着、泰然，使战士们的信心倍增，勇往直前。
3月29日，部队在霍山、潜山之间的小界岭刚停下，尾随的敌第十一路军朱瓒团就逼了上来。方永乐当机立断，决定利用有利地形，趁敌麻痹大意、毫无准备之际，伏击该敌、杀一个回马枪。战斗的号令传下了，战士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少顷，不可一世的敌前卫营进入我军埋伏圈，而其后继部队仍在蛆虫般慢慢蠕动。方永乐一声令下：“打!”霎时，枪弹、手榴弹雨点般落入敌群，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哀号不绝。
此次战斗，打出红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共俘伤毙敌200余人，缴获重机枪二挺，步枪100余支，子弹6000余发，令敌团长朱瓒伤心地大哭一场。
界岭伏击战后，方永乐率部于4月6日到达太湖县李杜店，与高敬亭会合。
4月中旬，整编后的红二十八军行至潜山县境内，遇到敌第二十五路军第三十二师第九二五旅的紧追。红军决定拖住该敌，使其疲惫不堪时，再寻机歼之。4月20日，已连续几天牵着敌人走的红军到达潜山桃岭，方永乐认为：山高岭险、地势狭窄的桃岭正适合我军伏击，而装备精良的敌军在此却难以施展，无用武之地。方永乐与军政委高敬亭研究后，决定打一个伏击战，并亲自指挥，巧妙布兵：将主力埋伏两翼，正面以一小部诱敌深入。敌先头部队第一九团果中圈套，不待后援到达，就急功冒进，向红军正面冲锋，骄气十足且愚蠢无比的敌军密密匝匝地挤上了半山腰，统统暴露在红军的火力之下。突然，杀声骤起，方永乐率主力从两翼杀出，正面伏击的红军也一跃而起，冲入敌阵，敌团成了瓮中之鳖。经过激烈战斗，共歼敌二个营，击溃敌一个营，毙敌营长乜士信，打死打伤敌连级军官12名，缴获各种枪枝400余，子弹5000发。
桃岭伏击战，震惊了蒋介石，敌人又开始布置新的“清剿”计划。斗争形势更为严峻，红二十八军主力开始转移。5月15日，部队出其不意地围歼了河南保安团第一大队。18日，又在罗山县杨店附近歼灭敌东北军第一一二师的两个旅。
5月底，部队重返鄂豫皖边区。31日，进至湖北随县桃花山地区，手枪团侦知，敌第二十五路军独立旅第六一四团及第六一三团第二营跟踪而至，企图攻击红军。高敬亭、方永乐立即召开干部会，认真分析军情：敌独立第五旅是骄兵骄将，又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师；而红军连续打胜仗，士气正旺，且装备改善；所处桃花山棺材沟只是个百来户的小集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伸入谷底，两侧悬崖峭壁、杂草丛生。在此阻击，易守难攻。红军定下了打敌独立第五旅的决心。
6月1日拂晓前，部队设伏完毕。8时许，敌进入谷底，攀登而上，妄图偷袭红军。待敌爬至距红军仅20来米处，红军的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无处躲藏的敌军纷纷滚落悬崖，葬身谷底。骄横的敌军数次强攻，都被红军英勇击退。下午3时许，敌再集残部，猛冲红军阵地，方永乐挺身跃出掩体，高声喊道：“同志们，消灭敌人的时候到了，冲呀、杀呀!”他同时举枪射击，弹无虚发，打死敌13人。红军战士个个奋勇当先，杀入敌群，与敌展开白刃搏斗，终于彻底打垮了敌独立旅，使其再也无力反击。约7个小时的激战结束了，共毙敌营长以下官兵300余、伤敌3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15万余发。桃花山阻击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6月13日，红二十八军途经光山县高陌店时，侦知东北军第一九师第六二七团由斛山铺向王园方向扑来，企图拦截红军。高敬亭、方永乐审时度势：从敌情看，敌贪生怕死，战斗力不强；从地形看，王园地区丘陵起伏，视野开阔，无大的山冲，便于行动；且我军弹药充足，兵力优势，战斗力正强。军、师首长果断下令：歼灭该敌!
方永乐制订以一部兵力正面迎击敌军，大队人马从两侧迂回、将敌拦腰切断，各个击破的战斗方案。并亲率部队勇猛攻击，很快将行进中猝不及防的敌军割成数断，敌惶惶然正待组织抵抗，方永乐及时下达冲锋号令，从正面首先杀入敌阵，两翼红军迅速合围，敌人便被“包了饺子”。
此次战斗共歼灭敌两个营，缴获步枪500余支，经机枪18挺，迫击炮2门，子弹2万余发，这是红二十八军创建以来缴获最多一次的胜仗。
半个多月后，7月2日，红二十八军到达太湖县店前河召开会议，高敬亭、方永乐总结了半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明确提出“四打四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势好，缴获大，伤亡小就打；敌情不明，地势不利，缴获不多，伤亡过大则不打”。在斗争策略上，明确了“拖跨敌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第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方针；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击敌头，断其尾，突然迅猛，分割围歼”。所有这些，极大地丰富了游击战术，提高了红军的作战本领。
8月13日，红军游击队至霍山燕子河(今属金寨县)，得知敌一个营由流波移至花凉亭，企图阻止红军行动。由于该敌分散孤立，立足未稳，红军又具优势兵力。故部队急行军20余公里，于夜间发起突然袭击，毙伤敌2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3挺，重机枪4挺，迫击炮1门，子弹1万余发。打了一场极为成功漂亮的夜间攻坚战。
12月17日，方永乐率400多名红军战士在立煌中畈湾与敌人1个营又5个连遭遇，激战3个小时，毙敌团长曹兴文、营长陈登朝以下官兵128人，伤敌20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5000余发；而红军只牺牲1人，伤7人，以较小的代价获取了极大的胜利。
方永乐是有名的神枪手。战斗中，他既是指挥若定的指挥员，又是身先士卒的战斗员，冲锋当前，撤离殿后，无数敌人就是在他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枪口下丧生的。他的骁勇善战、赫赫威名，令敌人不寒而栗，让战友钦佩不已。
战士们常常这样问方永乐：“小师政委，你的枪法怎么这么准?”他总是说：“练的，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大别山的敌人多，武器好，我们不苦练，能战胜敌人吗?任何时候都要练!练!练!”他还告诫战士们：要不怕吃苦，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会少流血。为此，他因地制宜，设计了一套方法，带领战友们苦练杀敌本领，瞄目标，甩石头，长臂力；爬田坎，跳山沟，练腿劲。行军途中，战斗空隙，从不间断。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质。
方永乐很注重部队的组织建设，他常常到营、连等基层单位，找同志们谈心，待战友亲如兄弟，对部队要求严格。1936年春的一天，他率手枪团两个分队来到黄梅县孔垄镇，消灭了国民党的一支地方保安武装，缴获了一批弹药物资。打了胜仗，战士们的心里都乐开了花，有的战士拿着缴获的枪弹出去打着玩，误了规定的集合时间。天黑了，他们又打着电筒回来，东照西晃，电光在夜色中一闪一闪。见此情况，已宿营的部队紧急埋伏，推弹上膛，险些造成大错。而这几个归队晚了的战士却不以为然，认为打了胜仗，虽虚惊一场，又没造成损失，平时和蔼可亲的方政委是不会计较的。然而，当他们去报到时，方永乐以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神情狠狠地批评道：“胡闹，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到哪里去了!如此目无纪律，算什么革命战士?”并毫不留情地处分了他们。这件事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纪律教育课。
方永乐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一次部队过潜太公路时遭敌包围，当时背临大山，无路可退，面前又是一片金黄的稻田，危急关头，方永乐当机立断，下令部队从稻田突围。他边撤退边关照：“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片稻田，回头一定要给老乡赔偿”。不久他带领部队再次经过那里，找到稻田的主人，照价赔偿了损失，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作为红军的政治委员，方永乐坚定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手枪团有位上了年纪的教官，是红军与东北军作战时俘虏过来的，他是个出色的枪手，技术熟练，射击准确，方永乐很看重他，请他到手枪团当教官，并经常同他谈心，了解他的思想状况，使这位神枪手很受感动，认真努力地做好了本职工作。当方永乐了解他因思乡心切而苦闷寡欢时，千方百计地开导、帮助他，在部队攻打靠近长江的孔垄镇时，就给这位教官一些路费让他踏上归乡之路。临行前，老人依依不舍，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表示回去后，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
1936年5月14日拂晓，红二十八军由长岭关转战至麻城护儿山东北侧的雾露塘坳口，部队突然遭到敌第一三师的疯狂堵截，后面敌追兵逼近，十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重要关头，一个坚定刚毅的声音从队列传出：“高政委，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我是不是反革命，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等战斗结束后再审查也不迟，即使枪毙也在所不辞，请让我指挥，掩护部队撤退”。人们循声而望，只见方永乐挺身而出(此时他已被部队内“肃反”扩大化错误地定为“反革命”而遭停职)，昂然走到高敬亭面前，急切地期待着军政委的决断。
高敬亭默默地点了点头，令战士们解开了捆绑住方永乐的绳子，此时，敌人已渐渐包围上来，方永乐一挥手，疾速率手枪团第三分队抢占制高点，向敌群射入雨点般的子弹……半个小时过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被压下去了，担负掩护的同志含泪劝方永乐：“方政委，你先走吧，我们留下来把敌人拖住，”方永乐坚定地答道：“谢谢同志们，可我不能走，我们要集中全力打败敌人，多一个人，部队的突围就多一份安全”。顷刻，敌人的枪声又猛烈地响起来，方永乐端起马步枪，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斗。终于打退顽敌数次进攻，打死打伤敌60余人，胜利地掩护了部队的安全突围。而年仅21岁的方永乐却在这次战斗中献出宝贵的生命。
方永乐的遗体被抬下战场，全军陷入一片悲痛。战士们含着热泪，一遍遍呼唤着“小师政委”。高敬亭猛地扑到方永乐的身上，紧紧地抱住与自己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失声痛哭……
方永乐永远地离开了他的部队和战友，他的牺牲是红二十八军的重大损失，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红二十八军的建立和发展，对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做出的卓越贡献。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洒热血的壮举，永存人民心中。他的光辉业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进。
1974年，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方永乐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名永留青史。
高敬亭的错杀与平反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党委书记、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等职。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在极其困难条件下，重建红二十八军，勇敢地担负起全面领导边区党、政、军的重任。抗战爆发后，高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奋战在华中抗战一线。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错杀，死时只有32岁。今年是高敬亭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祭奠之。
鄂豫皖的斗争
1932年11月，反“围剿”失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为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下辖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高敬亭任七十五师政委。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党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1934年11月，按照中央指示，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主力执行战略转移，高敬亭则被安排留下坚持斗争。由于时间仓促，鄂豫皖省委没有来得及当面通知高敬亭，只派人送来了指示信。在信中，省委责成高敬亭新建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机构，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此时，鄂豫皖边区红军不足2000人，且正被分割包围在仅存的几小块苏区内，革命面临严重危机，失败的情绪一度弥漫在整个鄂豫皖边区上空。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危急关头，高敬亭以大无畏的气概挺身而出，在失去上级指示和援助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在当地全面领导继续反抗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1935年2月3日，红二十八军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一个军直属手枪团，全军仅1400余人。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始终保持1000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从1935年6月开始，红二十八军进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两个月清剿”计划失败。同年8月，高敬亭率部到达鄂东北麻城县余家冲，在军阀夏斗寅的家乡将地方大小反动官吏及反动地主、民团劣绅全部惩办。此事震动了整个鄂豫皖，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夏斗寅闻此讯，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告状。不久，敌总指挥梁冠英被撤职查办。
此后两年间，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队伍继续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政治上，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政委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军事上，坚持了红二十八军能散得开、收得拢、打得赢、拖不垮的方针；确立了“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地方上，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在检查其“清剿”失败原因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然不定，兵来匪去，已成惯伎。”
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所部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数十个团，成功地歼灭其18个整营加15个整连，共约5千余人，自身也发展到3100余人。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二十八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高敬亭的错杀与平反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党委书记、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等职。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在极其困难条件下，重建红二十八军，勇敢地担负起全面领导边区党、政、军的重任。抗战爆发后，高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奋战在华中抗战一线。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错杀，死时只有32岁。今年是高敬亭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祭奠之。
鄂豫皖的斗争
1932年11月，反“围剿”失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为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下辖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高敬亭任七十五师政委。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党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1934年11月，按照中央指示，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主力执行战略转移，高敬亭则被安排留下坚持斗争。由于时间仓促，鄂豫皖省委没有来得及当面通知高敬亭，只派人送来了指示信。在信中，省委责成高敬亭新建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机构，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此时，鄂豫皖边区红军不足2000人，且正被分割包围在仅存的几小块苏区内，革命面临严重危机，失败的情绪一度弥漫在整个鄂豫皖边区上空。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危急关头，高敬亭以大无畏的气概挺身而出，在失去上级指示和援助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在当地全面领导继续反抗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1935年2月3日，红二十八军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一个军直属手枪团，全军仅1400余人。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始终保持1000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从1935年6月开始，红二十八军进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两个月清剿”计划失败。同年8月，高敬亭率部到达鄂东北麻城县余家冲，在军阀夏斗寅的家乡将地方大小反动官吏及反动地主、民团劣绅全部惩办。此事震动了整个鄂豫皖，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夏斗寅闻此讯，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告状。不久，敌总指挥梁冠英被撤职查办。
此后两年间，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队伍继续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政治上，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政委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军事上，坚持了红二十八军能散得开、收得拢、打得赢、拖不垮的方针；确立了“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地方上，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在检查其“清剿”失败原因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然不定，兵来匪去，已成惯伎。”
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所部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数十个团，成功地歼灭其18个整营加15个整连，共约5千余人，自身也发展到3100余人。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二十八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战斗在抗日一线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交通员处收到从西安带回的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起初，他深感意外，无论从思想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当他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后，高敬亭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历史转变关头，自己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便不计前嫌，于7月13日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要求派代表商谈共同抗日。7月18日，国民党派出代表在岳西县与红二十八军谈判。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有坚持党性的高风亮节，又有灵活机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国民党代表提出红二十八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委婉推辞了国民党任命的“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头衔。7月28日，停战协议正式签订。随即，红二十八军及所属地方武装1800余人，陆续到达七里坪，在这里设立招兵站，扩大武装；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豫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高敬亭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不要因为合作而丢掉了红军优良传统，“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仍然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
7月中旬，党中央相继派郑维山、肖望东、程启文、方毅等到达鄂豫皖。其后，董必武、叶剑英、郭述申等也到达七里坪，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年10月2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九团，共3100多人。高敬亭任四支队司令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
根据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他们在进军和县、含山等地途中，发现处处是难民，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皇军不可战胜”的论调甚嚣尘上。高敬亭决定打几个胜仗，鼓舞军民士气。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还早一个月。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5、6月间，又先后发动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8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十几里路，安合公路从岭上穿过；路两边的高地高出公路10多米，形成一个天然要隘，卡住公路。在棋盘岭西侧，则有一个七八里长的小坡，长满小树，可以隐蔽部队。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军车通过，是我军伏击敌人运输队的有利地点。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我军9月1日在范家岗伏击了一股敌人，敌人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范家岗西侧地区，而对于棋盘岭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支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由七团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带领，立即从驻地黄甲铺出发，到棋盘岭设伏。受命部队于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我军迅猛出击，车上200多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敌人的6辆增援车载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杨小店下车，从公路东面向我包围过来；接着发现敌人骑兵大队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实施包抄。此时我军的伏击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挥员发出信号，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棋牌岭伏击战，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共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皖中一带国民党溃兵如蚁、土匪为患。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及肥西的刘家老围子，肃清了皖中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四支队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包括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枝、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交通员处收到从西安带回的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起初，他深感意外，无论从思想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当他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后，高敬亭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历史转变关头，自己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便不计前嫌，于7月13日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要求派代表商谈共同抗日。7月18日，国民党派出代表在岳西县与红二十八军谈判。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有坚持党性的高风亮节，又有灵活机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国民党代表提出红二十八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委婉推辞了国民党任命的“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头衔。7月28日，停战协议正式签订。随即，红二十八军及所属地方武装1800余人，陆续到达七里坪，在这里设立招兵站，扩大武装；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豫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高敬亭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不要因为合作而丢掉了红军优良传统，“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仍然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
7月中旬，党中央相继派郑维山、肖望东、程启文、方毅等到达鄂豫皖。其后，董必武、叶剑英、郭述申等也到达七里坪，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年10月2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九团，共3100多人。高敬亭任四支队司令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
根据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他们在进军和县、含山等地途中，发现处处是难民，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皇军不可战胜”的论调甚嚣尘上。高敬亭决定打几个胜仗，鼓舞军民士气。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还早一个月。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5、6月间，又先后发动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8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十几里路，安合公路从岭上穿过；路两边的高地高出公路10多米，形成一个天然要隘，卡住公路。在棋盘岭西侧，则有一个七八里长的小坡，长满小树，可以隐蔽部队。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军车通过，是我军伏击敌人运输队的有利地点。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我军9月1日在范家岗伏击了一股敌人，敌人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范家岗西侧地区，而对于棋盘岭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支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由七团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带领，立即从驻地黄甲铺出发，到棋盘岭设伏。受命部队于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我军迅猛出击，车上200多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敌人的6辆增援车载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杨小店下车，从公路东面向我包围过来；接着发现敌人骑兵大队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实施包抄。此时我军的伏击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挥员发出信号，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棋牌岭伏击战，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共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皖中一带国民党溃兵如蚁、土匪为患。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及肥西的刘家老围子，肃清了皖中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四支队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包括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枝、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
错杀与平反
当时，特别复杂的是，在诸如坚持党的独立领导、坚持大别山根据地与东进抗日等重大问题上，高敬亭的意见同当时主政华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等都很不一致。对于这些原则分歧，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个人性格以及资历等因素，高敬亭都进行了坚决而激烈的抵制，从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十分生气。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一年后，刘少奇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没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想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率部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8月，董必武等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四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
四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高敬亭向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但没有得到认可。
带着满腹意见，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军长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为敦促四支队尽快按蒋介石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要求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高敬亭被迫同意。但会后，他却迟迟不下东进命令，矛盾彻底激化。
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并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二十八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无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年仅32岁的高敬亭在刑场上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随后含冤就义。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可是，历史的遗憾已经铸成。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指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97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一生的历史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给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至此，高敬亭38年沉冤得雪。
错杀与平反
当时，特别复杂的是，在诸如坚持党的独立领导、坚持大别山根据地与东进抗日等重大问题上，高敬亭的意见同当时主政华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等都很不一致。对于这些原则分歧，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个人性格以及资历等因素，高敬亭都进行了坚决而激烈的抵制，从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十分生气。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一年后，刘少奇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没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想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率部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8月，董必武等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四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
四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高敬亭向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但没有得到认可。
带着满腹意见，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军长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为敦促四支队尽快按蒋介石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要求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高敬亭被迫同意。但会后，他却迟迟不下东进命令，矛盾彻底激化。
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并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二十八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无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年仅32岁的高敬亭在刑场上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随后含冤就义。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可是，历史的遗憾已经铸成。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指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97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一生的历史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给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至此，高敬亭38年沉冤得雪。
怎么说呢，这样的性格要改变估计很难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免职之后淡出历史舞台。高敬亭会打仗，但政治素养实在不行，没有大局意识又不听指挥，就算当时不出事，以后也会出大问题。
杀高敬亭这样级别的人，没中央的批示就是给叶挻一万个胆子也不敢。事后毛后悔了，又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有这个必要吗？就凭高犯的那些错误，他就是该死。
看了下，这样抗命法，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是要杀的了，违法了我党的一贯原则，只是他的功劳大，有人想起就给平反
延安不表明态度，就是默许了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只不过事后拿已死的项英顶缸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8-22 12:17
怎么说呢，这样的性格要改变估计很难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免职之后淡出历史舞台。高敬亭会打仗，但政 ...
呵呵，这话是不假。他的性格太坚硬。
怎么说呢，这样的性格要改变估计很难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免职之后淡出历史舞台。高敬亭会打仗，但政 ...
呵呵，这话是不假。他的性格太坚硬。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8-22 12:17
怎么说呢，这样的性格要改变估计很难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免职之后淡出历史舞台。高敬亭会打仗，但政 ...
据说当时要杀他的时候其它的新四军支队长没有一个出来为他说话的。
怎么说呢，这样的性格要改变估计很难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免职之后淡出历史舞台。高敬亭会打仗，但政 ...
据说当时要杀他的时候其它的新四军支队长没有一个出来为他说话的。
photoshoper 发表于 2015-8-22 22:35
延安不表明态度，就是默许了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只不过事后拿已死的项英顶缸
杀他不一定是延安的态度吧？但是他和叶挺，项英肯定是矛盾极大。
延安不表明态度，就是默许了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只不过事后拿已死的项英顶缸
杀他不一定是延安的态度吧？但是他和叶挺，项英肯定是矛盾极大。
据说当时要杀他的时候其它的新四军支队长没有一个出来为他说话的。
个人感觉，高敬亭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但不能算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三次肃反扩大化已经不是路线问题了，不顾大局不听指挥，说明他的封建思想和本位主义问题是很严重的。当然很多革命者早期都有这些问题，但通过后来的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能慢慢转弯。高敬亭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的处理方式是想让组织适应自己，想把自己的行为规则施加到别人身上。这种人在孤立山头上能够靠强力维持秩序，到了大环境中就很难存在了，就成了大局破坏者。
个人感觉，高敬亭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但不能算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三次肃反扩大化已经不是路线问题了，不顾大局不听指挥，说明他的封建思想和本位主义问题是很严重的。当然很多革命者早期都有这些问题，但通过后来的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能慢慢转弯。高敬亭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的处理方式是想让组织适应自己，想把自己的行为规则施加到别人身上。这种人在孤立山头上能够靠强力维持秩序，到了大环境中就很难存在了，就成了大局破坏者。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8-23 08:34
个人感觉，高敬亭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但不能算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三次肃反扩大化已经不是路线问题 ...
连合格的共产党人都不是，这个我是不同意了。
他的错误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原因。这种个性不是他自己一人有，在当时孤悬敌后的情况下许多领导人都有，都由于斗争情况复杂出现警惕性过高的毛病。都有些刚愎自用。
再说，开始高的抗命也是对的，这一点许多文章也写到了。比如一开始坚守大别山的想法后来证明就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形式变化了，反对东进就不对了。
抗命，也得看抗的什么命令。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就有许多是必须反对的，只不过他本人的个性太尖锐，跟同样刚愎自用的项英势同水火。
如果把他调到中央老毛的身边教育一段时间究竟会怎样，这个不好说。
个人感觉，高敬亭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但不能算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三次肃反扩大化已经不是路线问题 ...
连合格的共产党人都不是，这个我是不同意了。
他的错误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原因。这种个性不是他自己一人有，在当时孤悬敌后的情况下许多领导人都有，都由于斗争情况复杂出现警惕性过高的毛病。都有些刚愎自用。
再说，开始高的抗命也是对的，这一点许多文章也写到了。比如一开始坚守大别山的想法后来证明就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形式变化了，反对东进就不对了。
抗命，也得看抗的什么命令。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就有许多是必须反对的，只不过他本人的个性太尖锐，跟同样刚愎自用的项英势同水火。
如果把他调到中央老毛的身边教育一段时间究竟会怎样，这个不好说。
项英、高敬亭、陈光等人的性格就是活下来也逃不过文革！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15-8-23 10:22
项英、高敬亭、陈光等人的性格就是活下来也逃不过文革！
呵呵，这是肯定的。何况他们还不是毛的嫡系，除非转身快。
项英、高敬亭、陈光等人的性格就是活下来也逃不过文革！
呵呵，这是肯定的。何况他们还不是毛的嫡系，除非转身快。
转一篇文章从别的角度看看。
高敬亭之死
高敬亭其人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受黄麻起义影响，高敬亭积极投身创建鄂豫皖根据地，于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
高敬亭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人，但最终还是被自己人所错杀。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他的错案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平反文件明确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问题，毛泽东生前对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说法。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解放初，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反中央”罪名被整肃关押，“文革”后才平反。而时隔22年之后的1975年，晚年毛泽东在处理高敬亭女儿要求澄清其父问题时，汪东兴有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毛就此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但当时如果上级不同意杀高，很难想象会允忍项英擅自处死这样一名高官，而且竟然还是以蒋介石批准的名义。如果确系项英的责任，皖南事变后华中局高干会议批判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炮弹?
笔者认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关系。
抗战开始以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原定4支队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高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团。1938年3月中旬，全支队在皖西集中后向皖中进发。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决策有抵触，所以部队下山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
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也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谁知戴抵达当晚，就与高发生了争论。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新开岭事件”。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中共早就开始关注高敬亭问题
回到叶挺与高敬亭案。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叶挺既然没去立煌，当然也不可能从立煌带回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事实上，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23日即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才转来的。(朱克靖《第三天》，载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杂志第10期)
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对原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领导人高敬亭，确实不是十分信任。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先回中央，而是返湖北省亲，其间曾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四方面军旧部。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能够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英山后即无功而返，遂去延安。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然而高敬亭汇报信中涉及的“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难怪毛泽东要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而曾显赫一时、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不久，即从中共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高敬亭的山头主义思想及行为，也确实让延安对他很不放心。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又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政府，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同年6月下旬，因与后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激化，高敬亭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是为“新开岭事件”。此事惊动到地方党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直到叶挺过江前的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还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当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处置”等字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下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项英、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将领，都向上级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以下大量史实可以证实项英与高案的关系：
如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又如，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再如，项英1939年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它们真实反映了项英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叶挺当时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从电报分析，5月20日杨、曹叛逃，情况汇报到江北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确认无误，再向皖南军部报告，项英于5月26日以叶、项名义向蒋介石报告要求撤高的职并通缉杨、曹，此电无疑证实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处理高案不可能绕过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同时也进一步证实，说叶挺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是多么荒唐。
处死高敬亭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事情
1984年4月，笔者赴武汉参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饭桌上，我与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的一位新四军老同志相邻而坐。经交谈得知，他叫李资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搞机要工作，1938年冬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和第4支队机要科长。我当时正在写高敬亭传，因安徽民间有一种传说，谓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于是我向李老求证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以后，又从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陈忠贞主任那里获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养老，由家乡一个族中姑娘陪伴照顾生活。于是我借开会、出差路过之机多次到郑州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老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资平、戴季英两个当事人的口述，但因没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献，长期以来，我只是作为研究高案的重要线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向蒋介石发报。因为新四军当时名义上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高敬亭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的少将支队司令，必须要走这个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从1939年5月26日项英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到6月24日高在皖东青龙厂被处死，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案这样的大事，他们经过深入的讨论，持有一致的意见，并向上级汇报。项英也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从前述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的报道中得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这就更加说明此时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试想，战争期间公然违抗军令，罪莫大焉。何况高敬亭还有“张国焘余党”的嫌疑，反高斗争时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联想到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军长黄超，只因想去苏联申述，就被秘密处死于新疆(此二人“文革”后已获平反)，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弃高也属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李资平、戴季英的口述证词并非虚妄之言。
实际上，对处理高敬亭的问题，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明显是居高临下地表扬叶挺在高案中执行党的指示的坚决和努力。还有，经项英批发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中，对“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的“反高”斗争同样也持绝对肯定和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等人是执行者，延安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
转一篇文章从别的角度看看。
高敬亭之死
高敬亭其人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受黄麻起义影响，高敬亭积极投身创建鄂豫皖根据地，于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
高敬亭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人，但最终还是被自己人所错杀。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他的错案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平反文件明确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问题，毛泽东生前对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说法。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解放初，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反中央”罪名被整肃关押，“文革”后才平反。而时隔22年之后的1975年，晚年毛泽东在处理高敬亭女儿要求澄清其父问题时，汪东兴有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毛就此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但当时如果上级不同意杀高，很难想象会允忍项英擅自处死这样一名高官，而且竟然还是以蒋介石批准的名义。如果确系项英的责任，皖南事变后华中局高干会议批判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炮弹?
笔者认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关系。
抗战开始以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原定4支队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高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团。1938年3月中旬，全支队在皖西集中后向皖中进发。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决策有抵触，所以部队下山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
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也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谁知戴抵达当晚，就与高发生了争论。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新开岭事件”。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中共早就开始关注高敬亭问题
回到叶挺与高敬亭案。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叶挺既然没去立煌，当然也不可能从立煌带回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事实上，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23日即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才转来的。(朱克靖《第三天》，载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杂志第10期)
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对原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领导人高敬亭，确实不是十分信任。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先回中央，而是返湖北省亲，其间曾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四方面军旧部。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能够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英山后即无功而返，遂去延安。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然而高敬亭汇报信中涉及的“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难怪毛泽东要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而曾显赫一时、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不久，即从中共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高敬亭的山头主义思想及行为，也确实让延安对他很不放心。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又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政府，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同年6月下旬，因与后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激化，高敬亭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是为“新开岭事件”。此事惊动到地方党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直到叶挺过江前的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还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当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处置”等字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下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项英、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将领，都向上级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以下大量史实可以证实项英与高案的关系：
如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又如，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再如，项英1939年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它们真实反映了项英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叶挺当时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从电报分析，5月20日杨、曹叛逃，情况汇报到江北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确认无误，再向皖南军部报告，项英于5月26日以叶、项名义向蒋介石报告要求撤高的职并通缉杨、曹，此电无疑证实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处理高案不可能绕过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同时也进一步证实，说叶挺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是多么荒唐。
处死高敬亭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事情
1984年4月，笔者赴武汉参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饭桌上，我与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的一位新四军老同志相邻而坐。经交谈得知，他叫李资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搞机要工作，1938年冬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和第4支队机要科长。我当时正在写高敬亭传，因安徽民间有一种传说，谓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于是我向李老求证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以后，又从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陈忠贞主任那里获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养老，由家乡一个族中姑娘陪伴照顾生活。于是我借开会、出差路过之机多次到郑州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老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资平、戴季英两个当事人的口述，但因没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献，长期以来，我只是作为研究高案的重要线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向蒋介石发报。因为新四军当时名义上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高敬亭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的少将支队司令，必须要走这个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从1939年5月26日项英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到6月24日高在皖东青龙厂被处死，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案这样的大事，他们经过深入的讨论，持有一致的意见，并向上级汇报。项英也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从前述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的报道中得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这就更加说明此时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试想，战争期间公然违抗军令，罪莫大焉。何况高敬亭还有“张国焘余党”的嫌疑，反高斗争时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联想到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军长黄超，只因想去苏联申述，就被秘密处死于新疆(此二人“文革”后已获平反)，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弃高也属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李资平、戴季英的口述证词并非虚妄之言。
实际上，对处理高敬亭的问题，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明显是居高临下地表扬叶挺在高案中执行党的指示的坚决和努力。还有，经项英批发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中，对“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的“反高”斗争同样也持绝对肯定和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等人是执行者，延安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
老猫成贼 发表于 2015-8-23 09:19
连合格的共产党人都不是，这个我是不同意了。
他的错误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原因。这 ...
老毛别的地方不好评价，但是和刘邦一样善于“将将”。少林和尚许世友造反还动手，结果最后也被老毛降服了，后来成了山东的主力。领着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徐向前也被老毛充分发挥作用，后来领着山西的地方游击队把阎锡山一锅端。还有当年想把中央灭掉，自立中央的张国焘，老毛也没有说要杀掉，后来还是张自己跑掉了。把高敬亭交给老毛说不定真能改造出一个听话的悍将。
连合格的共产党人都不是，这个我是不同意了。
他的错误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原因。这 ...
老毛别的地方不好评价，但是和刘邦一样善于“将将”。少林和尚许世友造反还动手，结果最后也被老毛降服了，后来成了山东的主力。领着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徐向前也被老毛充分发挥作用，后来领着山西的地方游击队把阎锡山一锅端。还有当年想把中央灭掉，自立中央的张国焘，老毛也没有说要杀掉，后来还是张自己跑掉了。把高敬亭交给老毛说不定真能改造出一个听话的悍将。
黑锅都让死人背
个人认为，杀高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但罪名有待商榷。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不太合适，高本人不服，也确实不公平。对指挥员而言，违抗军令一条就是死罪。
至于说送他去延安，恐怕也不很现实。那么多命令都可以公然违抗，到1939年还敢扬言搞肃反，只怕免职命令一下他就会有动作，搞不好就拉队伍自立山头了，那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至于说送他去延安，恐怕也不很现实。那么多命令都可以公然违抗，到1939年还敢扬言搞肃反，只怕免职命令一下他就会有动作，搞不好就拉队伍自立山头了，那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桀骜不驯的将领，独断专行的个性。
这是告诉我们，上面有人的重要性
woodyhl 发表于 2015-8-23 12:06
老毛别的地方不好评价，但是和刘邦一样善于“将将”。少林和尚许世友造反还动手，结果最后也被老毛降服了 ...
也是啊 换一下位置 也许一切都不一样
老毛别的地方不好评价，但是和刘邦一样善于“将将”。少林和尚许世友造反还动手，结果最后也被老毛降服了 ...
也是啊 换一下位置 也许一切都不一样
辽海秋风起 发表于 2015-8-22 12:17
怎么说呢，这样的性格要改变估计很难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免职之后淡出历史舞台。高敬亭会打仗，但政 ...
但是项英明显的开始靠向果党最后葬送新四军军部从这时就已经看出了苗头
怎么说呢，这样的性格要改变估计很难了。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免职之后淡出历史舞台。高敬亭会打仗，但政 ...
但是项英明显的开始靠向果党最后葬送新四军军部从这时就已经看出了苗头
种菜1号 发表于 2015-8-23 20:34
这是告诉我们，上面有人的重要性
这倒不是要上面有人，桀骜不驯的将领需要遇到能降服的明主，否则会自己把自己玩死，
这是告诉我们，上面有人的重要性
这倒不是要上面有人，桀骜不驯的将领需要遇到能降服的明主，否则会自己把自己玩死，
不能与时俱进 还想当山大王 总之家狗咬狗一嘴毛 政治就是肮脏和残酷的
老猫成贼 发表于 2015-8-23 09:19
连合格的共产党人都不是，这个我是不同意了。
他的错误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原因。这 ...
1、中共非常重视组织纪律性，但这位老兄公然对抗上级组织，违抗战时军令，实在很难说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2、他对部下肃反时手段那么猛，就想不到自己的行为会招致什么后果？要么他是无所畏惧、对党无比忠诚连性命都不顾的战士，要么就真是把自己当成天皇老子山大王了。恐怕后者可能性更大。
3、关键时刻，自己的心腹亲信还叛变投敌，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4、一位高级干部而且是有功之臣英年丧命，的确可惜。或许换个领导，处理的结果会更好。
连合格的共产党人都不是，这个我是不同意了。
他的错误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当时特殊背景下的原因。这 ...
1、中共非常重视组织纪律性，但这位老兄公然对抗上级组织，违抗战时军令，实在很难说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2、他对部下肃反时手段那么猛，就想不到自己的行为会招致什么后果？要么他是无所畏惧、对党无比忠诚连性命都不顾的战士，要么就真是把自己当成天皇老子山大王了。恐怕后者可能性更大。
3、关键时刻，自己的心腹亲信还叛变投敌，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4、一位高级干部而且是有功之臣英年丧命，的确可惜。或许换个领导，处理的结果会更好。
xjxwoooo 发表于 2015-8-30 21:24
1、中共非常重视组织纪律性，但这位老兄公然对抗上级组织，违抗战时军令，实在很难说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
呵呵，说的在理，我同意。
1、中共非常重视组织纪律性，但这位老兄公然对抗上级组织，违抗战时军令，实在很难说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
呵呵，说的在理，我同意。
1、中共非常重视组织纪律性，但这位老兄公然对抗上级组织，违抗战时军令，实在很难说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
党性是很重要的。比如邓发同样杀人如麻甚至可以说有血债，但组织纪律性同样极好，没有很重的私心杂念。再比如同样是左倾的领导人，王明和李立三、瞿秋白的党性差距就很明显了。
...
党性是很重要的。比如邓发同样杀人如麻甚至可以说有血债，但组织纪律性同样极好，没有很重的私心杂念。再比如同样是左倾的领导人，王明和李立三、瞿秋白的党性差距就很明显了。
photoshoper 发表于 2015-8-22 22:35
延安不表明态度，就是默许了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只不过事后拿已死的项英顶缸
延安表明了态度的。只是项英根据蒋介石的手令枪毙了高敬亭
延安不表明态度，就是默许了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只不过事后拿已死的项英顶缸
延安表明了态度的。只是项英根据蒋介石的手令枪毙了高敬亭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15-8-23 10:22
项英、高敬亭、陈光等人的性格就是活下来也逃不过文革！
说的是，我也这么认为~
项英、高敬亭、陈光等人的性格就是活下来也逃不过文革！
说的是，我也这么认为~
怎么说呢
即使他是冤枉的，可因为他自身造成的一些原因，没人站出来说话
那就完了
即使他是冤枉的，可因为他自身造成的一些原因，没人站出来说话
那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