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结盟被查前模拟纪委问话 查补漏洞

中国纪检监察报8月8日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聊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兰雨被“双开”消息，其中提到，孙兰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涉案财产，对抗组织审查”。据记者初步统计，这已是该网站通报的第11起涉及对抗、干扰或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案例。

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之下，这些顽固分子是如何对抗组织审查的？纪律审查人员又是如何攻坚克难，将其各个击破的？

“对抗”常打“组合拳”

记者梳理发现，11起通报案例中，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方法”主要有编造谎言、订立攻守同盟和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销毁伪造证据材料等。这些“方式方法”往往以“组合拳”的形式出现。

例如，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原书记、副主席吴继德，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转移违纪违法所得。

更有甚者，采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方式对抗组织审查。例如，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严重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越来越频繁。”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毛建标举例说，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两人碰面地点都选在隐蔽之处，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纠“四风”也时常遇到

记者发现，不仅查办腐败案件容易碰到不同形式的“对抗组织审查”，作为纪律审查工作的一个重点，查处“四风”问题同样时常遇到。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中国电信集团电渠中心总经理杨青峰违规公款购卡、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违规招标、对抗组织调查问题。通报指出：“在调查期间，杨青峰到处找人说情，多次组织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谎言、连环造假，对抗调查。”

前段时间，贵州省黔西县纪委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智明等12人违规收受卫生院土特产问题进行调查，谈话时却得到几乎一致的回答：“没有收，那些土特产是我们请卫生院代买的……”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特别是重要证据的发现，刘智明等人最终承认了收受土特产的违纪行为。

山东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查处“四风”问题时，也常常遇到编造谎言和串供的情况。比如，一名领导干部因违规收受购物卡被纪委“盯”上后，与办公室主任串供，声称将卡交给了办公室主任，由其为“大家”谋福利。而实际上，购物卡早已落入他个人腰包。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有的地方领导安排公款送节礼，为了逃避责任，与办公室主任、司机等串供，使纪委“久攻不下”。更有甚者，在县领导因购买和乘坐超标车被纪委调查时，办公室主任主动站出来揽责，替县领导“分忧”……

“调查‘四风’问题时没法采取强制手段，很容易走漏消息。一旦走漏消息，就很可能出现串供等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一位长期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

花样再多也徒劳

给予孙兰雨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给予石力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

从案例中不难发现，对抗组织审查的花样再多、形式再新，也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

“不仅逃不掉，还会加重处分，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有关专家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24条明确列出了可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形，其中就有“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等。

今年5月，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纪委通报，因套取公款购买购物卡，区农业局三名领导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中一人还被免职。处分之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两人通过伪造证据、串供、编造谎言来对抗组织审查。

要让负隅顽抗者付出应有代价，必须首先攻破其心理防线、瓦解攻守同盟。

“‘同盟’内部，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非牢不可破。在与纪律审查对象谈话时，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毛建标说，张新案中，调查组决定首先控制其特定关系人董某，展开政策攻心，让其分清利害关系；根据谈话情况，调查组发现二人之间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便以此为突破口，让董将二人共同参与的问题讲清楚。

江西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有关负责同志建议，一方面，要选准突破口，坚持先易后难，争取在外围调查中获得关键证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作用，加强各单位的协作配合，形成合力。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我们要始终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在加大查处腐败问题力度的同时，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执纪必严。”一位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对抗组织审查，花样都有啥？http://finance.dbw.cn/system/2015/08/08/056737843_01.shtml中国纪检监察报8月8日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聊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兰雨被“双开”消息，其中提到，孙兰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涉案财产，对抗组织审查”。据记者初步统计，这已是该网站通报的第11起涉及对抗、干扰或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案例。

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之下，这些顽固分子是如何对抗组织审查的？纪律审查人员又是如何攻坚克难，将其各个击破的？

“对抗”常打“组合拳”

记者梳理发现，11起通报案例中，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方法”主要有编造谎言、订立攻守同盟和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销毁伪造证据材料等。这些“方式方法”往往以“组合拳”的形式出现。

例如，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原书记、副主席吴继德，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转移违纪违法所得。

更有甚者，采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方式对抗组织审查。例如，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严重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越来越频繁。”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毛建标举例说，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两人碰面地点都选在隐蔽之处，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纠“四风”也时常遇到

记者发现，不仅查办腐败案件容易碰到不同形式的“对抗组织审查”，作为纪律审查工作的一个重点，查处“四风”问题同样时常遇到。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中国电信集团电渠中心总经理杨青峰违规公款购卡、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违规招标、对抗组织调查问题。通报指出：“在调查期间，杨青峰到处找人说情，多次组织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谎言、连环造假，对抗调查。”

前段时间，贵州省黔西县纪委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智明等12人违规收受卫生院土特产问题进行调查，谈话时却得到几乎一致的回答：“没有收，那些土特产是我们请卫生院代买的……”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特别是重要证据的发现，刘智明等人最终承认了收受土特产的违纪行为。

山东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查处“四风”问题时，也常常遇到编造谎言和串供的情况。比如，一名领导干部因违规收受购物卡被纪委“盯”上后，与办公室主任串供，声称将卡交给了办公室主任，由其为“大家”谋福利。而实际上，购物卡早已落入他个人腰包。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有的地方领导安排公款送节礼，为了逃避责任，与办公室主任、司机等串供，使纪委“久攻不下”。更有甚者，在县领导因购买和乘坐超标车被纪委调查时，办公室主任主动站出来揽责，替县领导“分忧”……

“调查‘四风’问题时没法采取强制手段，很容易走漏消息。一旦走漏消息，就很可能出现串供等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一位长期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

花样再多也徒劳

给予孙兰雨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给予石力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

从案例中不难发现，对抗组织审查的花样再多、形式再新，也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

“不仅逃不掉，还会加重处分，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有关专家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24条明确列出了可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形，其中就有“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等。

今年5月，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纪委通报，因套取公款购买购物卡，区农业局三名领导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中一人还被免职。处分之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两人通过伪造证据、串供、编造谎言来对抗组织审查。

要让负隅顽抗者付出应有代价，必须首先攻破其心理防线、瓦解攻守同盟。

“‘同盟’内部，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非牢不可破。在与纪律审查对象谈话时，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毛建标说，张新案中，调查组决定首先控制其特定关系人董某，展开政策攻心，让其分清利害关系；根据谈话情况，调查组发现二人之间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便以此为突破口，让董将二人共同参与的问题讲清楚。

江西省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有关负责同志建议，一方面，要选准突破口，坚持先易后难，争取在外围调查中获得关键证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作用，加强各单位的协作配合，形成合力。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我们要始终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在加大查处腐败问题力度的同时，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执纪必严。”一位接受采访的纪检监察干部表示。对抗组织审查，花样都有啥？http://finance.dbw.cn/system/2015/08/08/056737843_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