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鼎盛：中国宽大日本战犯政策失败，对敌慈悲对友刁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921332.html
中国宽大日本战犯政策失败，对敌慈悲对友刁
2011年08/14
8月初，日本最大在野党自民党3名议员计划访问“独岛”（日本称“竹岛”）附近的郁陵岛，被韩国拒绝入境。韩国总统特任长官李在五大骂，“(日本)战犯后裔竟然胆敢试探韩国”！李在五所指的“战犯后裔”自民党“领土问题特别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新藤义孝众议员，他祖父是二战期间死守硫磺岛陆军大将栗林忠道。近年日本战犯后裔开始“露脸”，前首相安倍晋三外祖父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日本奋起党的党首平沼赳夫，曾任运输大臣、通产大臣、经济产业大臣；他是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可见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政策的失败；和盟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轻判日本战犯的短视。
1946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起诉。由美、中、英、苏、法、澳、印和菲律宾等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不少西方法官反对死刑。在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下，才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对7名日本战犯的死刑判决。由于种种政治妥协，皇室成员都被免于起诉，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皇叔朝香宫鸠彦。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说，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老毛说；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作者注：爱新觉罗·溥仪）、康泽（作者注：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中共中央遵照毛主席指示，决定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特别提出的异议在于“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难以平民愤、抚民心。争论最后结果是有权有利，军事法庭根据“不杀少判”的中央精神，在华一千多日本战犯中最后只起诉45人。即使如伪满三江省特务科长岛村三郎在1939年率部射杀抗日武装130多人，抓捕和平居民2595人，一次集体枪杀平民42人，亲手制造“三肇惨案”，又建立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他完全认罪，请求判处死刑。但是军事法庭“从国家战略方针、目标出发，综合考虑日本的现状、中日关系的远景”考虑，在1959年提早获释只判了徒刑的岛村三郎,让他回到日本。
郭沫若给毛泽东的诗批评唐僧“对敌慈悲对友刁”，老毛不同意。但是他宽大日本战犯，严惩国民党“战犯”，且不说他发动“镇压反革命全国性运动”，至少处死几万抗日国民党军官，只看他把国军战俘囚禁到释放日本刽子手8年之后，就知道他内外有别。
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前，毛泽东为统战台湾，令周恩来清理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拿出名单。全国各地在押290名被俘国民党战犯当中，申请回台湾的有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这还算个大官；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不过是内战俘虏中的芝麻绿豆官，有什么罪大恶极要监禁二十八年？反观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指挥河北河南 “扫荡”“讨伐”，制造6起惨案；1942年10月28日晨，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达“彻底肃正潘家戴庄”命令，集体屠杀了1280多名和平居民，他也获北京军事法庭的宽大政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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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宽大日本战犯政策失败，对敌慈悲对友刁
2011年08/14
8月初，日本最大在野党自民党3名议员计划访问“独岛”（日本称“竹岛”）附近的郁陵岛，被韩国拒绝入境。韩国总统特任长官李在五大骂，“(日本)战犯后裔竟然胆敢试探韩国”！李在五所指的“战犯后裔”自民党“领土问题特别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新藤义孝众议员，他祖父是二战期间死守硫磺岛陆军大将栗林忠道。近年日本战犯后裔开始“露脸”，前首相安倍晋三外祖父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日本奋起党的党首平沼赳夫，曾任运输大臣、通产大臣、经济产业大臣；他是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可见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政策的失败；和盟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轻判日本战犯的短视。
1946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起诉。由美、中、英、苏、法、澳、印和菲律宾等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不少西方法官反对死刑。在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下，才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对7名日本战犯的死刑判决。由于种种政治妥协，皇室成员都被免于起诉，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皇叔朝香宫鸠彦。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说，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老毛说；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作者注：爱新觉罗·溥仪）、康泽（作者注：原国民党中央委员、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中共中央遵照毛主席指示，决定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特别提出的异议在于“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难以平民愤、抚民心。争论最后结果是有权有利，军事法庭根据“不杀少判”的中央精神，在华一千多日本战犯中最后只起诉45人。即使如伪满三江省特务科长岛村三郎在1939年率部射杀抗日武装130多人，抓捕和平居民2595人，一次集体枪杀平民42人，亲手制造“三肇惨案”，又建立秘密杀人场“三岛化学研究所”。他完全认罪，请求判处死刑。但是军事法庭“从国家战略方针、目标出发，综合考虑日本的现状、中日关系的远景”考虑，在1959年提早获释只判了徒刑的岛村三郎,让他回到日本。
郭沫若给毛泽东的诗批评唐僧“对敌慈悲对友刁”，老毛不同意。但是他宽大日本战犯，严惩国民党“战犯”，且不说他发动“镇压反革命全国性运动”，至少处死几万抗日国民党军官，只看他把国军战俘囚禁到释放日本刽子手8年之后，就知道他内外有别。
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前，毛泽东为统战台湾，令周恩来清理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拿出名单。全国各地在押290名被俘国民党战犯当中，申请回台湾的有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这还算个大官；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不过是内战俘虏中的芝麻绿豆官，有什么罪大恶极要监禁二十八年？反观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指挥河北河南 “扫荡”“讨伐”，制造6起惨案；1942年10月28日晨，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达“彻底肃正潘家戴庄”命令，集体屠杀了1280多名和平居民，他也获北京军事法庭的宽大政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