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中国宪兵”当真以六百人之众击退两万日军 ...

　　这里，不妨看看作者“文史”的一段原文是怎样描写的：

　　两万多日军对两个营中国士兵的战斗，成为了梅村师团历史上最大的耻辱。600名中国宪兵，平均每个人防守一段25米长的阵地，平均每个人要面对50名日本甲种师团士兵，战斗从早上打到黄昏，一批批日军倒在了雨花台上，始终不能前行一步。日本人自己后来都有描述，说：“‘三八大盖’在对方铺天盖地的弹雨中简直就成了一根烧火棍。”梅村师团也不愧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始终攻击不止，在最危急的时刻，梅村亲自带领敢死队，拿着当年从蒋介石手中赢得的宝刀，与中国宪兵在阵地上拼起了刺刀。然而中国宪兵也以硬对硬，上好枪刺与日军展开肉搏。终于，号称天下无敌的梅村师团，在黄昏时分倒在了中国宪兵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前，仓皇地丢下上千具尸体撤退。

　　“文史”的这些叙述令不了解抗战历史又缺乏军事常识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后热血沸腾，感到过瘾、解恨。正因此，笔者感到有责任撰文细细澄清史实真相。

　　“文史”说，“中国宪兵”是由纳粹德国特种部队教官勃洛姆训练而成的“王牌特种部队——委员长特别卫队”，代号“中国宪兵”，于1934年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阅兵大典上现身，令“日本大使脸色苍白”。又称阅兵后，日本特务情报机关就接到土肥原贤二（其实当时他是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长，并不在南京）从南京发来的密电，称“中国宪兵极其强大”。其实，“文史”先生恐怕连抗战初国民党宪兵的基本情况都没搞清楚。

　　当年宪兵共有8个团，其中宪兵3团长驻北平，而驻扎于南京的是宪兵一团（团长张镇又兼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及以刘炜为团长的宪兵5团。宪兵部队确实参与了悲壮激烈的南京保卫战，而且宪兵副司令兼南京代市长萧山令还在城破之日的撤退途中中弹牺牲。但这两个团宪兵主要承担的是维持城内秩序与安全任务。其中有一个营在龙潭一带抗击日军，归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另有一个营的宪兵于12月11日奉萧山令之令押送军火开赴中华门外雨花台，并留下增援守军，但仅参战一天便死伤过半，所把守的隆昌寺失守。第二天中午雨花台阵地全线失守。

　　此役，守卫战略要地雨花台一线的是孙元良的88师、守卫光华门、红毛山、通济门一线的是87师（师长王敬久兼72军军长）和守卫下关和幕府山的36师（师长宋希廉兼78军军长），这3个师才是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出的国军精锐部队，一律为德国陆军装备，火力配备强，官兵给养足，各师还配置有两个野战山炮营。在“八·一三”淞沪大战中，这3个师担任作战主力，予敌以重创，己损也严重，撤至南京后补充的万余新兵后战力便大不如前。在光华门至雨花台一线的南京保卫战的3天血战中，尽管官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且多次与日寇拼刺刀，但仍抵挡不了有飞机、重炮、坦克支援的凶恶的日军。结果，88师264旅旅长高致嵩、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团长程智等70余名指挥官英勇牺牲，万余官兵伤亡，残余近万官兵在日军破城后被迫放弃抵抗，大都遭日军屠杀，逃过江生还的官兵不足千人。这是我国近代史上至为沉重惨痛的一页！

　　文中的谬误何其明显何其多

　　“文史”先生在文中称：“南京保卫战中守卫雨花台的是张治中的第五军”云云，这便是一错——张治中根本与南京保卫战无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张治中奉蒋介石之令率领第五军开赴上海，支援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与日寇血战经月。1937年“七·七”事变前，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被召回南京，出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八·一三”战火燃起，张治中主动请战，出任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坐镇上海南翔镇再次指挥87师、88师等5个师，主动出击日寇。因多次在战略指挥上与刚愎自用、并不太懂军事战略的蒋介石产生矛盾，张遂于9月23日辞职回家乡巢湖养病，后改任大本营管理部长，又于11月初出任湖南省主席。可见南京保卫战中，张治中早就不是第五军军长了。“文史”先生居然在文中向壁虚构，张冠李戴，实不严肃！
该文又说“鉴于因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中国宪兵，这支部队……唐生智（为临危授命的守城军总司令）痛下决心，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与中国宪兵旅长易安华密谋，调动了中国宪兵两个营的兵力去雨花台接防”。且不论两营轻武器装备的宪兵是否可能在连天炮火的激战中接替下88师万余官兵的各阵地防务，单就易安华身份来说就又搞错了。国民党军宪兵部队不设旅级，司令部以下只设团、营、连编制，其时易安华乃87师259旅旅长。他在淞沪战场率部作战立有战功，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当月12日在雨花台西峰石子岗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他与宪兵部队实在搭不上边。

　　最令人哑然失笑的是，“文史”先生在文中煞有介事地称：“攻击雨花台的是日本甲种师团梅村师团，师团长梅村是蒋介石在东京留学时的同班同学，并且曾经因为决斗胜利而获得了蒋介石的家传宝刀，这件事情也是蒋介石青年时代的奇耻大辱……”“梅村师团也不愧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始终攻击不止，在最危急的时刻，梅村亲自带领敢死队，拿着当年从蒋介石手中赢得的宝刀，与中国宪兵在阵地上拼起了刺刀”……

　　蒋介石在日本只读过初级预备军校性质的振武学校，而日军中佐以上军官均须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或士官学校，蒋介石怎么与梅村师团长成了“同班同学”？笔者查了几十种有关蒋介石生平传记和年谱的书，均未见到“东京比武失宝刀”之类的记载。抗战档案史料也都明白记载着：1937年12月初进攻军事重镇雨花台的日军主力，是谷寿夫中将指挥的精锐凶悍的第六师团，又有助攻的16师团两个联队及伪满洲国军于芷山旅共2．6万余兵力，经3天激战后攻入中华门。谷寿夫师团进城后，城南地区至少七八万军民惨遭该师团屠戮。1947年谷寿夫被中国军事法庭引渡回南京，经公审后被押往雨花台枪决。“文史”先生为何置确凿无疑的史实于不顾，隐去谷寿夫这个噬血恶魔的名字及部队番号，却生造出一个梅村师团呢？况且《中国抗日战争史》《民国档案1937－1938年卷宗》及日本近年部分解密的《帝国陆军东亚作战档案》等史料均明确记载着，1937年12月初分3路围攻南京的日军为隶属于华中派遣军（总司令为松井石根大将，参谋长兼13军军长为柳川平之助中将）的第六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十六师团及第五师团之一个旅团，共9万兵力，师团长分别为：谷寿夫、牛岛之胜、稻叶五郎、中岛今朝吾，哪有一个叫什么“梅村”的？“文史”先生的写作态度太不严肃。

　　编造一个“悲剧结尾”为自圆其说？

　　“文史”先生在文章的最后一节“梦中遭轰炸，几乎全军覆没”中，煞有介事的写道：“……战斗结束后，兴奋的唐生智连忙电话向蒋介石报功，蒋介石得知梅村战败，宝刀复得时大喜。但是得知中国宪兵参战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将唐生智狠狠责骂，并再次下令，没有自己的手令，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调动中国宪兵。于是在最高层的压力下，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宪兵部队，不得不撤离雨花台，回到营房驻地。然而，正是这个决定使得日本谍报机关得知了中国宪兵的驻地位置。当天深夜，日本空军出动飞机50多架，对中国宪兵的驻地展开了疯狂的轰炸，大部分战士猝不及防，就在睡梦中被炸死，侥幸逃出者仅200人……几乎全部覆灭了。”

　　其实，在可歌可泣的南京保卫战中，压根儿就没发生过“六百中国宪兵在雨花台击退两万日军”的所谓战役，更无从谈起“文史”先生杜撰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壮结局”。据日军大本营记载，1937年2月10日，日酋松井石根下令对南京发起总攻时只出动日机3批各为6架参战（并无出动50余架飞机轰炸城区营房的记载），对中山门、紫金山、遗族学校一线阵地及光华门、雨花台一线中国守军进行轰炸扫射，且在幕府山以东空中遭到自南昌飞过来的苏军空军志愿飞行队的阻击，被击落两架飞机。仅此而已！

　　在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数万中国抗日将士，包括萧山令和他指挥的参战宪兵部队、警察部队的悲壮事迹将永远载入中国抗战史册。他们和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遇难的30余万同胞将世世代代受到人民的追念。今人的撰文回忆再不要因一时的不负责任“惊动”或“为难”了他们，更不能以讹传讹贻误了后代。这里，不妨看看作者“文史”的一段原文是怎样描写的：

　　两万多日军对两个营中国士兵的战斗，成为了梅村师团历史上最大的耻辱。600名中国宪兵，平均每个人防守一段25米长的阵地，平均每个人要面对50名日本甲种师团士兵，战斗从早上打到黄昏，一批批日军倒在了雨花台上，始终不能前行一步。日本人自己后来都有描述，说：“‘三八大盖’在对方铺天盖地的弹雨中简直就成了一根烧火棍。”梅村师团也不愧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始终攻击不止，在最危急的时刻，梅村亲自带领敢死队，拿着当年从蒋介石手中赢得的宝刀，与中国宪兵在阵地上拼起了刺刀。然而中国宪兵也以硬对硬，上好枪刺与日军展开肉搏。终于，号称天下无敌的梅村师团，在黄昏时分倒在了中国宪兵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前，仓皇地丢下上千具尸体撤退。

　　“文史”的这些叙述令不了解抗战历史又缺乏军事常识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后热血沸腾，感到过瘾、解恨。正因此，笔者感到有责任撰文细细澄清史实真相。

　　“文史”说，“中国宪兵”是由纳粹德国特种部队教官勃洛姆训练而成的“王牌特种部队——委员长特别卫队”，代号“中国宪兵”，于1934年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阅兵大典上现身，令“日本大使脸色苍白”。又称阅兵后，日本特务情报机关就接到土肥原贤二（其实当时他是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长，并不在南京）从南京发来的密电，称“中国宪兵极其强大”。其实，“文史”先生恐怕连抗战初国民党宪兵的基本情况都没搞清楚。

　　当年宪兵共有8个团，其中宪兵3团长驻北平，而驻扎于南京的是宪兵一团（团长张镇又兼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及以刘炜为团长的宪兵5团。宪兵部队确实参与了悲壮激烈的南京保卫战，而且宪兵副司令兼南京代市长萧山令还在城破之日的撤退途中中弹牺牲。但这两个团宪兵主要承担的是维持城内秩序与安全任务。其中有一个营在龙潭一带抗击日军，归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另有一个营的宪兵于12月11日奉萧山令之令押送军火开赴中华门外雨花台，并留下增援守军，但仅参战一天便死伤过半，所把守的隆昌寺失守。第二天中午雨花台阵地全线失守。

　　此役，守卫战略要地雨花台一线的是孙元良的88师、守卫光华门、红毛山、通济门一线的是87师（师长王敬久兼72军军长）和守卫下关和幕府山的36师（师长宋希廉兼78军军长），这3个师才是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出的国军精锐部队，一律为德国陆军装备，火力配备强，官兵给养足，各师还配置有两个野战山炮营。在“八·一三”淞沪大战中，这3个师担任作战主力，予敌以重创，己损也严重，撤至南京后补充的万余新兵后战力便大不如前。在光华门至雨花台一线的南京保卫战的3天血战中，尽管官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且多次与日寇拼刺刀，但仍抵挡不了有飞机、重炮、坦克支援的凶恶的日军。结果，88师264旅旅长高致嵩、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团长程智等70余名指挥官英勇牺牲，万余官兵伤亡，残余近万官兵在日军破城后被迫放弃抵抗，大都遭日军屠杀，逃过江生还的官兵不足千人。这是我国近代史上至为沉重惨痛的一页！

　　文中的谬误何其明显何其多

　　“文史”先生在文中称：“南京保卫战中守卫雨花台的是张治中的第五军”云云，这便是一错——张治中根本与南京保卫战无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张治中奉蒋介石之令率领第五军开赴上海，支援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与日寇血战经月。1937年“七·七”事变前，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被召回南京，出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八·一三”战火燃起，张治中主动请战，出任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坐镇上海南翔镇再次指挥87师、88师等5个师，主动出击日寇。因多次在战略指挥上与刚愎自用、并不太懂军事战略的蒋介石产生矛盾，张遂于9月23日辞职回家乡巢湖养病，后改任大本营管理部长，又于11月初出任湖南省主席。可见南京保卫战中，张治中早就不是第五军军长了。“文史”先生居然在文中向壁虚构，张冠李戴，实不严肃！
该文又说“鉴于因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中国宪兵，这支部队……唐生智（为临危授命的守城军总司令）痛下决心，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与中国宪兵旅长易安华密谋，调动了中国宪兵两个营的兵力去雨花台接防”。且不论两营轻武器装备的宪兵是否可能在连天炮火的激战中接替下88师万余官兵的各阵地防务，单就易安华身份来说就又搞错了。国民党军宪兵部队不设旅级，司令部以下只设团、营、连编制，其时易安华乃87师259旅旅长。他在淞沪战场率部作战立有战功，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当月12日在雨花台西峰石子岗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他与宪兵部队实在搭不上边。

　　最令人哑然失笑的是，“文史”先生在文中煞有介事地称：“攻击雨花台的是日本甲种师团梅村师团，师团长梅村是蒋介石在东京留学时的同班同学，并且曾经因为决斗胜利而获得了蒋介石的家传宝刀，这件事情也是蒋介石青年时代的奇耻大辱……”“梅村师团也不愧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始终攻击不止，在最危急的时刻，梅村亲自带领敢死队，拿着当年从蒋介石手中赢得的宝刀，与中国宪兵在阵地上拼起了刺刀”……

　　蒋介石在日本只读过初级预备军校性质的振武学校，而日军中佐以上军官均须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或士官学校，蒋介石怎么与梅村师团长成了“同班同学”？笔者查了几十种有关蒋介石生平传记和年谱的书，均未见到“东京比武失宝刀”之类的记载。抗战档案史料也都明白记载着：1937年12月初进攻军事重镇雨花台的日军主力，是谷寿夫中将指挥的精锐凶悍的第六师团，又有助攻的16师团两个联队及伪满洲国军于芷山旅共2．6万余兵力，经3天激战后攻入中华门。谷寿夫师团进城后，城南地区至少七八万军民惨遭该师团屠戮。1947年谷寿夫被中国军事法庭引渡回南京，经公审后被押往雨花台枪决。“文史”先生为何置确凿无疑的史实于不顾，隐去谷寿夫这个噬血恶魔的名字及部队番号，却生造出一个梅村师团呢？况且《中国抗日战争史》《民国档案1937－1938年卷宗》及日本近年部分解密的《帝国陆军东亚作战档案》等史料均明确记载着，1937年12月初分3路围攻南京的日军为隶属于华中派遣军（总司令为松井石根大将，参谋长兼13军军长为柳川平之助中将）的第六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二师团、第十六师团及第五师团之一个旅团，共9万兵力，师团长分别为：谷寿夫、牛岛之胜、稻叶五郎、中岛今朝吾，哪有一个叫什么“梅村”的？“文史”先生的写作态度太不严肃。

　　编造一个“悲剧结尾”为自圆其说？

　　“文史”先生在文章的最后一节“梦中遭轰炸，几乎全军覆没”中，煞有介事的写道：“……战斗结束后，兴奋的唐生智连忙电话向蒋介石报功，蒋介石得知梅村战败，宝刀复得时大喜。但是得知中国宪兵参战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将唐生智狠狠责骂，并再次下令，没有自己的手令，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调动中国宪兵。于是在最高层的压力下，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宪兵部队，不得不撤离雨花台，回到营房驻地。然而，正是这个决定使得日本谍报机关得知了中国宪兵的驻地位置。当天深夜，日本空军出动飞机50多架，对中国宪兵的驻地展开了疯狂的轰炸，大部分战士猝不及防，就在睡梦中被炸死，侥幸逃出者仅200人……几乎全部覆灭了。”

　　其实，在可歌可泣的南京保卫战中，压根儿就没发生过“六百中国宪兵在雨花台击退两万日军”的所谓战役，更无从谈起“文史”先生杜撰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壮结局”。据日军大本营记载，1937年2月10日，日酋松井石根下令对南京发起总攻时只出动日机3批各为6架参战（并无出动50余架飞机轰炸城区营房的记载），对中山门、紫金山、遗族学校一线阵地及光华门、雨花台一线中国守军进行轰炸扫射，且在幕府山以东空中遭到自南昌飞过来的苏军空军志愿飞行队的阻击，被击落两架飞机。仅此而已！

　　在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数万中国抗日将士，包括萧山令和他指挥的参战宪兵部队、警察部队的悲壮事迹将永远载入中国抗战史册。他们和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遇难的30余万同胞将世世代代受到人民的追念。今人的撰文回忆再不要因一时的不负责任“惊动”或“为难”了他们，更不能以讹传讹贻误了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