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中国教育万言书（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3:18:04
四
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致命毒瘤，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正在由党政机关和权力部门向全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而且看不到有明显得到遏制的迹象。有人认为，在中国，因腐败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损害就是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一个是要“为人师表”，另一个是要“治病救人”，现在一旦“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已经在把我们的后代当作商品，北航腐败事件败露后，在一片惊谔和愤怒的民间舆论之外，更多的是麻木和无奈，绝大部分人相信，这只是教育腐败冰山之一角。在肆无忌惮的“敲诈” 教育者敲诈被教育者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作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的各案的教育者之外，更深层次地看到教育腐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哀与灾难。当整个社会陷于腐败的泥潭之后，幻想在某些大学里还保留有一片净土倒是不正常的。反过来，当教育腐败泛滥成灾的时候，我们还依靠什么来挽救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呢，因为，教育腐败污染的是源头啊！
我们的教育收费政策的必须为教育腐败承担必要的责任。教育部为了充分调动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积极性，扩大招生数量，减少失学人数，允许各高校对属于“扩招”的学生实行收费政策，所收取的费用可用“赞助费”或其它合适的名目进行，用于改善自身的办学条件，调动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等等。
2003年开始，有22所高校开始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进行自主招生试点的高校增至28所，都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用教育部的解释来说，自主招生是国家为积极探索多样化选拔培养高素质及拔尖人才的途径而进行的一项招生改革试验，是考试机制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努力。高校招生过程中运行的潜规则就这样产生了，招生潜规则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因为招生录取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性，黑箱操作，缺少或干脆没有外部的社会监督，决定许多考生命运的事情往往掌握在极少数招生大员手里，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招生指标很容易成为教育部门某些人的敛财工具。
各高校招生中的提档、定向、批条、录取的各个环节中所人为产生出来的发财漏洞，使学校，也使许多参与招生工作的教师个人从中发财致富，这早已成为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举例说，一所国家重点高校，它今年招生的实际能力可容纳1000名学生，可是在它上报今年招生计划的时候只报了800人，另外200人就属于“扩招”，允许收受在学费以外的“赞助”费用，所收款项归自己支配。在具体实施上，经常采用的是提高录取分数挡的做法。仔细看看下面几个公开报道的消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考生勒索10万元人民币才能发录取通知书恶劣行径；西安科技大学要求考生以2万元换录取通知书，考生家长在科大招生办下跪乞求；西安财经学院爆高考招生丑闻，过线也得交3万。招生办的人说，自己手上有60个指标，每个指标3万元，现在有400多个考生在等着。如果不愿意交钱，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她；如果愿意，她让学生家长在半个小时内到西安市翠华路85中对面的农业银行，找银行的办公室。瞧！此人非常赤露、公开、无耻地倒出了全体大学的招生内幕。
其实，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何止在大学的招生，重点小学的招生，重点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招生都是如此。只要每年一到招生的时期，无形中也就是某些教育界人士发财致富的好时期，以国家的教育资源为本钱，以学生为商品，大敲学生家长的竹杠，只赚不赔的无本生意就这样形成了。现在盛行名校变民校风。也就是原公办名校创办的民办机制的分校，简称名校办民校，入读国有民办学校的学生要通过各校自设的考试，并实行高收费。很明显，这是一种恶劣的富有教育特色的转移和侵吞国有教育资源的伎俩，其结果必然导致城市新贵抢走了本该由原住民们享受的优质教育权利，是典型的教育腐败。
中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不到5%，而世界的平均水平超过15%。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属于稀缺资源，必然会造成竞争过度的局面。一方面本来天真浪漫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为的是能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上好的中学、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另一方面也给重点学校普遍收取高昂的“择校费”和巧立名目的各种收费提供了条件。假如六门功课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钱来圆“大学梦”，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靠钱做不到呢？在学校近乎疯狂敛钱的时刻，大概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作为学校存在的最终理由：所肩负的教书育人的使命，忘掉了大学时代正是他们的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在物质上遭受重创、在精神上丧失家园感的孩子们。当我们在某些作秀的场合一再声明诸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辞藻之时，有谁想过，假如中国的教育继续在歧路上走下去，一百年后，除了更深切地体味劫后低嘤般的苦痛回忆之外，中国的教育在这段历史能给我们留下的难道还有什么更光彩照人的东西吗？
五
走进大学校园，难以感觉到进步的清新空气，想象不出那里保存着时代最锐利的思想，相反，你会感到一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低级交易、商业味道浓厚的气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扩张和媚世流俗般的张扬，想不到，神圣而荣光的文凭证明竟然薄命如纸，大学成了假学历假文凭的制造工厂。想一想八十年代，官员中有个大专文凭都鲜见，有学历者都受到重用，于是文凭之含金量大增。仅仅十余年，放眼望去，我华夏之高官都是硕士、博士了。这么高的比例，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都不逊色。有人戏语，“我们的官员都是时代超人，他们精力充沛，能做官、能治学、能赚钱，什么都不耽误。想我当年专职读个学士都很吃力，他们比我强多了”。
可以说，有四种学历是造假的重灾区：党校学历，硕士博士学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成人自学考试学历。这四种学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各不相同的地方，也有共同的地方。以党校学历为例，许多党校不具备办学资格、管理粗放、教学刻板，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多数学员应付性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张文凭，有的甚至书本拿到后一遍未看便上考场。由于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不少领导，还有熟人、朋友、关系户等，通融、照顾现象自然发生。考试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成了公开的秘密。地方党校似乎变成了官员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有人代劳）、不用交学费（可报销）而轻而易举拿到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文凭零售点，与街头出售的那种假文凭没有多少区别。由于党校毕业文凭，在干部人事部门被认可，社会上许多人便蜂拥而至，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交钱，都给予录取，并能顺利毕业。这种自毁形象、自毁信誉的做法受到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强烈批评，也使党校文凭贬值，在社会上的信誉大打折扣。至于硕士、博士学历，也早已沦为许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贴金的东西，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也成了许多国有企业老板装点身份的东西，四种学历的声誉都受到极大的败坏，都存在学历腐败的问题，都是水分学历和假学历的聚集地。
学历问题的背后是错误和执偏的用人政策导向，是各级办学机构的利益驱动所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心照不宣的造假，是长期听之任之地存在的问题，参与者合谋者之众，其后果必然是公然的、赤裸裸的腐败和造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是主要受益人，学历泡沫的泛滥，学历垃圾成堆。特别是领导干部文凭造假是社会的毒瘤。老百姓提出质问：现在讲建设信用社会，干部文凭都是假的，还建设什么信用社会？如果是在一个民选的国家连候选人都当不上。
六
现在，教育产业化正在受到各方面的诘难，教育产业实际上已经堪称身败名裂了。去年年底，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官曾声明：“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一项政策”。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问题时再次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民间舆论的普遍看法是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卸掉压力同时也为了推掉责任，熟悉教育的人都不会忘了，一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在多种场合强调“教育要实行产业化”，随后，一些“院士”、“专家”应声出来论证，说什么“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开的是产业化的花，结的却是高收费的果，不论你如何辩解，现实就是如此。
我认为教育产业化结出来的真正恶果是铺天盖地的“大学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清理和整治混乱而无序的大学城，这是一个可怕的教育泡沫，大量高收费带来的血汗钱和银行贷款都盲目堆积到了大学城的建设上，现在大学城遍布各个省市区，各个大学仍然在大肆圈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创办新校区，不惜毁掉招牌疯狂扩招。目前许多大学的师生比高达1：25，国外才1：14，这样的高速招生带来了连锁的恶性循环：大学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必然出现滥竽充数式的教学队伍，过度降低大学门槛使生源素质陡然下降，不称职的教育者和不合格的教育对象的相遇到了大学殿堂，我们能奢望人才就产生在这样的摇篮吗？
现在，出于对教育产业化的反动，我们恍然又回到了关于教育本原的探讨，时下的观点是：教育经费的投入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多的是为了取得长远的社会效益，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教育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教育不是生产资料，教育也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教育是阶级服务的一种手段，是应该属于当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以运动和文革的方式处理问题和矛盾，这是我们的一个恶习，在教育产业化被“搞臭了”的情势下，产业化的全体始作俑者要么不再作声，要么掉转了风向，而认真反思产业化是如何走上歧路并且深度地伤害了中国教育的这些重要事情却被搁在一边了。
尽管现在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很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教育应当具 有双重属性：经济或产业属性，事业属性，从事业的角度应当是容易理解的，作为产业属性，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教育消费对相关产业的贡献和拉动；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校办产业（企业），；民办教育的发展。在这四个方面中，教育的相关消费无法进入独立的属于教育的产业统计体系，对学校来说，教书育人与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成果的转让与应用是第二位的，校办产业在经历了1999-2001年的所谓高科技泡沫与神话后归于沉寂，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民办教育，就是教育进入市场的这一块。现在有一种迹象，有人把教育以及教育产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咎了民办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扑脏水的行为，教育管理部门和决策者可以想一想，结合教育自身的特性与中国的国情，你难道可以把中国的教育都推向市场吗？中国民办教育能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吗？不可否认，民办教育在发展中客观上对高校高收费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民办教育如野草般遍地生长的时候，教育部门和决策者从战略上重视了吗？调控了吗？引导了吗？问题并主要在于民办教育，而是我们并不清晰的教育思路以及问题变的不可收拾时马后炮式的决策与管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来看教育产业，毫无疑问，教育首先是惠及全民的事业，它的经济属性从属于它的首要属性，它是服务和附属于教育事业的东西，教育永远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的，而不是依靠教育资源赚钱的，这就是教育产业的定位与宿命，也是教育在选择面对产业问题时必须遵守的一个低线，任何试图把教育市场化、商品化、商业化的做法都会导致教育误入歧途。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教育产业的错主要是错在我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的片面诠释，错在对教育产业功能和属性的过度放大，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引向市场化、商品化的歧路。当教育产业被错误地解读或者说被别有用心地解读为高收费乃至乱收费时，从敲诈的角度，学生实际上被绑票，从商业的角度，学生沦为商品和交易对象。在检讨教育产业化时，我们看到，教育部门甚至更高的部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教育产业误入歧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路迷乱、目光短视、不时受既得利益冲动并参与分食教育既得利益的教育监管和决策部门的身影。四
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致命毒瘤，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正在由党政机关和权力部门向全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而且看不到有明显得到遏制的迹象。有人认为，在中国，因腐败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损害就是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一个是要“为人师表”，另一个是要“治病救人”，现在一旦“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已经在把我们的后代当作商品，北航腐败事件败露后，在一片惊谔和愤怒的民间舆论之外，更多的是麻木和无奈，绝大部分人相信，这只是教育腐败冰山之一角。在肆无忌惮的“敲诈” 教育者敲诈被教育者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作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的各案的教育者之外，更深层次地看到教育腐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哀与灾难。当整个社会陷于腐败的泥潭之后，幻想在某些大学里还保留有一片净土倒是不正常的。反过来，当教育腐败泛滥成灾的时候，我们还依靠什么来挽救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呢，因为，教育腐败污染的是源头啊！
我们的教育收费政策的必须为教育腐败承担必要的责任。教育部为了充分调动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积极性，扩大招生数量，减少失学人数，允许各高校对属于“扩招”的学生实行收费政策，所收取的费用可用“赞助费”或其它合适的名目进行，用于改善自身的办学条件，调动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等等。
2003年开始，有22所高校开始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进行自主招生试点的高校增至28所，都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用教育部的解释来说，自主招生是国家为积极探索多样化选拔培养高素质及拔尖人才的途径而进行的一项招生改革试验，是考试机制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努力。高校招生过程中运行的潜规则就这样产生了，招生潜规则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因为招生录取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性，黑箱操作，缺少或干脆没有外部的社会监督，决定许多考生命运的事情往往掌握在极少数招生大员手里，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招生指标很容易成为教育部门某些人的敛财工具。
各高校招生中的提档、定向、批条、录取的各个环节中所人为产生出来的发财漏洞，使学校，也使许多参与招生工作的教师个人从中发财致富，这早已成为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举例说，一所国家重点高校，它今年招生的实际能力可容纳1000名学生，可是在它上报今年招生计划的时候只报了800人，另外200人就属于“扩招”，允许收受在学费以外的“赞助”费用，所收款项归自己支配。在具体实施上，经常采用的是提高录取分数挡的做法。仔细看看下面几个公开报道的消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考生勒索10万元人民币才能发录取通知书恶劣行径；西安科技大学要求考生以2万元换录取通知书，考生家长在科大招生办下跪乞求；西安财经学院爆高考招生丑闻，过线也得交3万。招生办的人说，自己手上有60个指标，每个指标3万元，现在有400多个考生在等着。如果不愿意交钱，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她；如果愿意，她让学生家长在半个小时内到西安市翠华路85中对面的农业银行，找银行的办公室。瞧！此人非常赤露、公开、无耻地倒出了全体大学的招生内幕。
其实，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何止在大学的招生，重点小学的招生，重点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招生都是如此。只要每年一到招生的时期，无形中也就是某些教育界人士发财致富的好时期，以国家的教育资源为本钱，以学生为商品，大敲学生家长的竹杠，只赚不赔的无本生意就这样形成了。现在盛行名校变民校风。也就是原公办名校创办的民办机制的分校，简称名校办民校，入读国有民办学校的学生要通过各校自设的考试，并实行高收费。很明显，这是一种恶劣的富有教育特色的转移和侵吞国有教育资源的伎俩，其结果必然导致城市新贵抢走了本该由原住民们享受的优质教育权利，是典型的教育腐败。
中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不到5%，而世界的平均水平超过15%。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属于稀缺资源，必然会造成竞争过度的局面。一方面本来天真浪漫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为的是能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上好的中学、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另一方面也给重点学校普遍收取高昂的“择校费”和巧立名目的各种收费提供了条件。假如六门功课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钱来圆“大学梦”，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靠钱做不到呢？在学校近乎疯狂敛钱的时刻，大概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作为学校存在的最终理由：所肩负的教书育人的使命，忘掉了大学时代正是他们的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在物质上遭受重创、在精神上丧失家园感的孩子们。当我们在某些作秀的场合一再声明诸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辞藻之时，有谁想过，假如中国的教育继续在歧路上走下去，一百年后，除了更深切地体味劫后低嘤般的苦痛回忆之外，中国的教育在这段历史能给我们留下的难道还有什么更光彩照人的东西吗？
五
走进大学校园，难以感觉到进步的清新空气，想象不出那里保存着时代最锐利的思想，相反，你会感到一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低级交易、商业味道浓厚的气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扩张和媚世流俗般的张扬，想不到，神圣而荣光的文凭证明竟然薄命如纸，大学成了假学历假文凭的制造工厂。想一想八十年代，官员中有个大专文凭都鲜见，有学历者都受到重用，于是文凭之含金量大增。仅仅十余年，放眼望去，我华夏之高官都是硕士、博士了。这么高的比例，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都不逊色。有人戏语，“我们的官员都是时代超人，他们精力充沛，能做官、能治学、能赚钱，什么都不耽误。想我当年专职读个学士都很吃力，他们比我强多了”。
可以说，有四种学历是造假的重灾区：党校学历，硕士博士学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成人自学考试学历。这四种学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各不相同的地方，也有共同的地方。以党校学历为例，许多党校不具备办学资格、管理粗放、教学刻板，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多数学员应付性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张文凭，有的甚至书本拿到后一遍未看便上考场。由于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不少领导，还有熟人、朋友、关系户等，通融、照顾现象自然发生。考试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成了公开的秘密。地方党校似乎变成了官员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有人代劳）、不用交学费（可报销）而轻而易举拿到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文凭零售点，与街头出售的那种假文凭没有多少区别。由于党校毕业文凭，在干部人事部门被认可，社会上许多人便蜂拥而至，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交钱，都给予录取，并能顺利毕业。这种自毁形象、自毁信誉的做法受到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强烈批评，也使党校文凭贬值，在社会上的信誉大打折扣。至于硕士、博士学历，也早已沦为许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贴金的东西，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也成了许多国有企业老板装点身份的东西，四种学历的声誉都受到极大的败坏，都存在学历腐败的问题，都是水分学历和假学历的聚集地。
学历问题的背后是错误和执偏的用人政策导向，是各级办学机构的利益驱动所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心照不宣的造假，是长期听之任之地存在的问题，参与者合谋者之众，其后果必然是公然的、赤裸裸的腐败和造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是主要受益人，学历泡沫的泛滥，学历垃圾成堆。特别是领导干部文凭造假是社会的毒瘤。老百姓提出质问：现在讲建设信用社会，干部文凭都是假的，还建设什么信用社会？如果是在一个民选的国家连候选人都当不上。
六
现在，教育产业化正在受到各方面的诘难，教育产业实际上已经堪称身败名裂了。去年年底，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官曾声明：“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一项政策”。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问题时再次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民间舆论的普遍看法是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卸掉压力同时也为了推掉责任，熟悉教育的人都不会忘了，一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在多种场合强调“教育要实行产业化”，随后，一些“院士”、“专家”应声出来论证，说什么“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开的是产业化的花，结的却是高收费的果，不论你如何辩解，现实就是如此。
我认为教育产业化结出来的真正恶果是铺天盖地的“大学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清理和整治混乱而无序的大学城，这是一个可怕的教育泡沫，大量高收费带来的血汗钱和银行贷款都盲目堆积到了大学城的建设上，现在大学城遍布各个省市区，各个大学仍然在大肆圈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创办新校区，不惜毁掉招牌疯狂扩招。目前许多大学的师生比高达1：25，国外才1：14，这样的高速招生带来了连锁的恶性循环：大学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必然出现滥竽充数式的教学队伍，过度降低大学门槛使生源素质陡然下降，不称职的教育者和不合格的教育对象的相遇到了大学殿堂，我们能奢望人才就产生在这样的摇篮吗？
现在，出于对教育产业化的反动，我们恍然又回到了关于教育本原的探讨，时下的观点是：教育经费的投入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多的是为了取得长远的社会效益，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教育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教育不是生产资料，教育也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教育是阶级服务的一种手段，是应该属于当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以运动和文革的方式处理问题和矛盾，这是我们的一个恶习，在教育产业化被“搞臭了”的情势下，产业化的全体始作俑者要么不再作声，要么掉转了风向，而认真反思产业化是如何走上歧路并且深度地伤害了中国教育的这些重要事情却被搁在一边了。
尽管现在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很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教育应当具 有双重属性：经济或产业属性，事业属性，从事业的角度应当是容易理解的，作为产业属性，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教育消费对相关产业的贡献和拉动；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校办产业（企业），；民办教育的发展。在这四个方面中，教育的相关消费无法进入独立的属于教育的产业统计体系，对学校来说，教书育人与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成果的转让与应用是第二位的，校办产业在经历了1999-2001年的所谓高科技泡沫与神话后归于沉寂，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民办教育，就是教育进入市场的这一块。现在有一种迹象，有人把教育以及教育产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咎了民办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扑脏水的行为，教育管理部门和决策者可以想一想，结合教育自身的特性与中国的国情，你难道可以把中国的教育都推向市场吗？中国民办教育能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吗？不可否认，民办教育在发展中客观上对高校高收费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民办教育如野草般遍地生长的时候，教育部门和决策者从战略上重视了吗？调控了吗？引导了吗？问题并主要在于民办教育，而是我们并不清晰的教育思路以及问题变的不可收拾时马后炮式的决策与管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来看教育产业，毫无疑问，教育首先是惠及全民的事业，它的经济属性从属于它的首要属性，它是服务和附属于教育事业的东西，教育永远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的，而不是依靠教育资源赚钱的，这就是教育产业的定位与宿命，也是教育在选择面对产业问题时必须遵守的一个低线，任何试图把教育市场化、商品化、商业化的做法都会导致教育误入歧途。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教育产业的错主要是错在我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的片面诠释，错在对教育产业功能和属性的过度放大，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引向市场化、商品化的歧路。当教育产业被错误地解读或者说被别有用心地解读为高收费乃至乱收费时，从敲诈的角度，学生实际上被绑票，从商业的角度，学生沦为商品和交易对象。在检讨教育产业化时，我们看到，教育部门甚至更高的部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教育产业误入歧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路迷乱、目光短视、不时受既得利益冲动并参与分食教育既得利益的教育监管和决策部门的身影。
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致命毒瘤，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正在由党政机关和权力部门向全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而且看不到有明显得到遏制的迹象。有人认为，在中国，因腐败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损害就是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一个是要“为人师表”，另一个是要“治病救人”，现在一旦“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已经在把我们的后代当作商品，北航腐败事件败露后，在一片惊谔和愤怒的民间舆论之外，更多的是麻木和无奈，绝大部分人相信，这只是教育腐败冰山之一角。在肆无忌惮的“敲诈” 教育者敲诈被教育者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作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的各案的教育者之外，更深层次地看到教育腐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哀与灾难。当整个社会陷于腐败的泥潭之后，幻想在某些大学里还保留有一片净土倒是不正常的。反过来，当教育腐败泛滥成灾的时候，我们还依靠什么来挽救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呢，因为，教育腐败污染的是源头啊！
我们的教育收费政策的必须为教育腐败承担必要的责任。教育部为了充分调动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积极性，扩大招生数量，减少失学人数，允许各高校对属于“扩招”的学生实行收费政策，所收取的费用可用“赞助费”或其它合适的名目进行，用于改善自身的办学条件，调动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等等。
2003年开始，有22所高校开始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进行自主招生试点的高校增至28所，都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用教育部的解释来说，自主招生是国家为积极探索多样化选拔培养高素质及拔尖人才的途径而进行的一项招生改革试验，是考试机制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努力。高校招生过程中运行的潜规则就这样产生了，招生潜规则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因为招生录取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性，黑箱操作，缺少或干脆没有外部的社会监督，决定许多考生命运的事情往往掌握在极少数招生大员手里，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招生指标很容易成为教育部门某些人的敛财工具。
各高校招生中的提档、定向、批条、录取的各个环节中所人为产生出来的发财漏洞，使学校，也使许多参与招生工作的教师个人从中发财致富，这早已成为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举例说，一所国家重点高校，它今年招生的实际能力可容纳1000名学生，可是在它上报今年招生计划的时候只报了800人，另外200人就属于“扩招”，允许收受在学费以外的“赞助”费用，所收款项归自己支配。在具体实施上，经常采用的是提高录取分数挡的做法。仔细看看下面几个公开报道的消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考生勒索10万元人民币才能发录取通知书恶劣行径；西安科技大学要求考生以2万元换录取通知书，考生家长在科大招生办下跪乞求；西安财经学院爆高考招生丑闻，过线也得交3万。招生办的人说，自己手上有60个指标，每个指标3万元，现在有400多个考生在等着。如果不愿意交钱，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她；如果愿意，她让学生家长在半个小时内到西安市翠华路85中对面的农业银行，找银行的办公室。瞧！此人非常赤露、公开、无耻地倒出了全体大学的招生内幕。
其实，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何止在大学的招生，重点小学的招生，重点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招生都是如此。只要每年一到招生的时期，无形中也就是某些教育界人士发财致富的好时期，以国家的教育资源为本钱，以学生为商品，大敲学生家长的竹杠，只赚不赔的无本生意就这样形成了。现在盛行名校变民校风。也就是原公办名校创办的民办机制的分校，简称名校办民校，入读国有民办学校的学生要通过各校自设的考试，并实行高收费。很明显，这是一种恶劣的富有教育特色的转移和侵吞国有教育资源的伎俩，其结果必然导致城市新贵抢走了本该由原住民们享受的优质教育权利，是典型的教育腐败。
中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不到5%，而世界的平均水平超过15%。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属于稀缺资源，必然会造成竞争过度的局面。一方面本来天真浪漫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为的是能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上好的中学、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另一方面也给重点学校普遍收取高昂的“择校费”和巧立名目的各种收费提供了条件。假如六门功课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钱来圆“大学梦”，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靠钱做不到呢？在学校近乎疯狂敛钱的时刻，大概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作为学校存在的最终理由：所肩负的教书育人的使命，忘掉了大学时代正是他们的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在物质上遭受重创、在精神上丧失家园感的孩子们。当我们在某些作秀的场合一再声明诸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辞藻之时，有谁想过，假如中国的教育继续在歧路上走下去，一百年后，除了更深切地体味劫后低嘤般的苦痛回忆之外，中国的教育在这段历史能给我们留下的难道还有什么更光彩照人的东西吗？
五
走进大学校园，难以感觉到进步的清新空气，想象不出那里保存着时代最锐利的思想，相反，你会感到一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低级交易、商业味道浓厚的气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扩张和媚世流俗般的张扬，想不到，神圣而荣光的文凭证明竟然薄命如纸，大学成了假学历假文凭的制造工厂。想一想八十年代，官员中有个大专文凭都鲜见，有学历者都受到重用，于是文凭之含金量大增。仅仅十余年，放眼望去，我华夏之高官都是硕士、博士了。这么高的比例，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都不逊色。有人戏语，“我们的官员都是时代超人，他们精力充沛，能做官、能治学、能赚钱，什么都不耽误。想我当年专职读个学士都很吃力，他们比我强多了”。
可以说，有四种学历是造假的重灾区：党校学历，硕士博士学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成人自学考试学历。这四种学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各不相同的地方，也有共同的地方。以党校学历为例，许多党校不具备办学资格、管理粗放、教学刻板，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多数学员应付性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张文凭，有的甚至书本拿到后一遍未看便上考场。由于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不少领导，还有熟人、朋友、关系户等，通融、照顾现象自然发生。考试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成了公开的秘密。地方党校似乎变成了官员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有人代劳）、不用交学费（可报销）而轻而易举拿到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文凭零售点，与街头出售的那种假文凭没有多少区别。由于党校毕业文凭，在干部人事部门被认可，社会上许多人便蜂拥而至，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交钱，都给予录取，并能顺利毕业。这种自毁形象、自毁信誉的做法受到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强烈批评，也使党校文凭贬值，在社会上的信誉大打折扣。至于硕士、博士学历，也早已沦为许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贴金的东西，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也成了许多国有企业老板装点身份的东西，四种学历的声誉都受到极大的败坏，都存在学历腐败的问题，都是水分学历和假学历的聚集地。
学历问题的背后是错误和执偏的用人政策导向，是各级办学机构的利益驱动所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心照不宣的造假，是长期听之任之地存在的问题，参与者合谋者之众，其后果必然是公然的、赤裸裸的腐败和造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是主要受益人，学历泡沫的泛滥，学历垃圾成堆。特别是领导干部文凭造假是社会的毒瘤。老百姓提出质问：现在讲建设信用社会，干部文凭都是假的，还建设什么信用社会？如果是在一个民选的国家连候选人都当不上。
六
现在，教育产业化正在受到各方面的诘难，教育产业实际上已经堪称身败名裂了。去年年底，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官曾声明：“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一项政策”。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问题时再次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民间舆论的普遍看法是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卸掉压力同时也为了推掉责任，熟悉教育的人都不会忘了，一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在多种场合强调“教育要实行产业化”，随后，一些“院士”、“专家”应声出来论证，说什么“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开的是产业化的花，结的却是高收费的果，不论你如何辩解，现实就是如此。
我认为教育产业化结出来的真正恶果是铺天盖地的“大学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清理和整治混乱而无序的大学城，这是一个可怕的教育泡沫，大量高收费带来的血汗钱和银行贷款都盲目堆积到了大学城的建设上，现在大学城遍布各个省市区，各个大学仍然在大肆圈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创办新校区，不惜毁掉招牌疯狂扩招。目前许多大学的师生比高达1：25，国外才1：14，这样的高速招生带来了连锁的恶性循环：大学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必然出现滥竽充数式的教学队伍，过度降低大学门槛使生源素质陡然下降，不称职的教育者和不合格的教育对象的相遇到了大学殿堂，我们能奢望人才就产生在这样的摇篮吗？
现在，出于对教育产业化的反动，我们恍然又回到了关于教育本原的探讨，时下的观点是：教育经费的投入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多的是为了取得长远的社会效益，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教育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教育不是生产资料，教育也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教育是阶级服务的一种手段，是应该属于当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以运动和文革的方式处理问题和矛盾，这是我们的一个恶习，在教育产业化被“搞臭了”的情势下，产业化的全体始作俑者要么不再作声，要么掉转了风向，而认真反思产业化是如何走上歧路并且深度地伤害了中国教育的这些重要事情却被搁在一边了。
尽管现在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很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教育应当具 有双重属性：经济或产业属性，事业属性，从事业的角度应当是容易理解的，作为产业属性，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教育消费对相关产业的贡献和拉动；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校办产业（企业），；民办教育的发展。在这四个方面中，教育的相关消费无法进入独立的属于教育的产业统计体系，对学校来说，教书育人与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成果的转让与应用是第二位的，校办产业在经历了1999-2001年的所谓高科技泡沫与神话后归于沉寂，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民办教育，就是教育进入市场的这一块。现在有一种迹象，有人把教育以及教育产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咎了民办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扑脏水的行为，教育管理部门和决策者可以想一想，结合教育自身的特性与中国的国情，你难道可以把中国的教育都推向市场吗？中国民办教育能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吗？不可否认，民办教育在发展中客观上对高校高收费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民办教育如野草般遍地生长的时候，教育部门和决策者从战略上重视了吗？调控了吗？引导了吗？问题并主要在于民办教育，而是我们并不清晰的教育思路以及问题变的不可收拾时马后炮式的决策与管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来看教育产业，毫无疑问，教育首先是惠及全民的事业，它的经济属性从属于它的首要属性，它是服务和附属于教育事业的东西，教育永远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的，而不是依靠教育资源赚钱的，这就是教育产业的定位与宿命，也是教育在选择面对产业问题时必须遵守的一个低线，任何试图把教育市场化、商品化、商业化的做法都会导致教育误入歧途。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教育产业的错主要是错在我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的片面诠释，错在对教育产业功能和属性的过度放大，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引向市场化、商品化的歧路。当教育产业被错误地解读或者说被别有用心地解读为高收费乃至乱收费时，从敲诈的角度，学生实际上被绑票，从商业的角度，学生沦为商品和交易对象。在检讨教育产业化时，我们看到，教育部门甚至更高的部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教育产业误入歧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路迷乱、目光短视、不时受既得利益冲动并参与分食教育既得利益的教育监管和决策部门的身影。四
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致命毒瘤，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正在由党政机关和权力部门向全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而且看不到有明显得到遏制的迹象。有人认为，在中国，因腐败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损害就是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一个是要“为人师表”，另一个是要“治病救人”，现在一旦“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已经在把我们的后代当作商品，北航腐败事件败露后，在一片惊谔和愤怒的民间舆论之外，更多的是麻木和无奈，绝大部分人相信，这只是教育腐败冰山之一角。在肆无忌惮的“敲诈” 教育者敲诈被教育者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作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的各案的教育者之外，更深层次地看到教育腐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哀与灾难。当整个社会陷于腐败的泥潭之后，幻想在某些大学里还保留有一片净土倒是不正常的。反过来，当教育腐败泛滥成灾的时候，我们还依靠什么来挽救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呢，因为，教育腐败污染的是源头啊！
我们的教育收费政策的必须为教育腐败承担必要的责任。教育部为了充分调动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积极性，扩大招生数量，减少失学人数，允许各高校对属于“扩招”的学生实行收费政策，所收取的费用可用“赞助费”或其它合适的名目进行，用于改善自身的办学条件，调动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等等。
2003年开始，有22所高校开始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进行自主招生试点的高校增至28所，都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用教育部的解释来说，自主招生是国家为积极探索多样化选拔培养高素质及拔尖人才的途径而进行的一项招生改革试验，是考试机制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努力。高校招生过程中运行的潜规则就这样产生了，招生潜规则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因为招生录取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性，黑箱操作，缺少或干脆没有外部的社会监督，决定许多考生命运的事情往往掌握在极少数招生大员手里，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招生指标很容易成为教育部门某些人的敛财工具。
各高校招生中的提档、定向、批条、录取的各个环节中所人为产生出来的发财漏洞，使学校，也使许多参与招生工作的教师个人从中发财致富，这早已成为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举例说，一所国家重点高校，它今年招生的实际能力可容纳1000名学生，可是在它上报今年招生计划的时候只报了800人，另外200人就属于“扩招”，允许收受在学费以外的“赞助”费用，所收款项归自己支配。在具体实施上，经常采用的是提高录取分数挡的做法。仔细看看下面几个公开报道的消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考生勒索10万元人民币才能发录取通知书恶劣行径；西安科技大学要求考生以2万元换录取通知书，考生家长在科大招生办下跪乞求；西安财经学院爆高考招生丑闻，过线也得交3万。招生办的人说，自己手上有60个指标，每个指标3万元，现在有400多个考生在等着。如果不愿意交钱，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她；如果愿意，她让学生家长在半个小时内到西安市翠华路85中对面的农业银行，找银行的办公室。瞧！此人非常赤露、公开、无耻地倒出了全体大学的招生内幕。
其实，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何止在大学的招生，重点小学的招生，重点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招生都是如此。只要每年一到招生的时期，无形中也就是某些教育界人士发财致富的好时期，以国家的教育资源为本钱，以学生为商品，大敲学生家长的竹杠，只赚不赔的无本生意就这样形成了。现在盛行名校变民校风。也就是原公办名校创办的民办机制的分校，简称名校办民校，入读国有民办学校的学生要通过各校自设的考试，并实行高收费。很明显，这是一种恶劣的富有教育特色的转移和侵吞国有教育资源的伎俩，其结果必然导致城市新贵抢走了本该由原住民们享受的优质教育权利，是典型的教育腐败。
中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不到5%，而世界的平均水平超过15%。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属于稀缺资源，必然会造成竞争过度的局面。一方面本来天真浪漫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为的是能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上好的中学、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另一方面也给重点学校普遍收取高昂的“择校费”和巧立名目的各种收费提供了条件。假如六门功课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钱来圆“大学梦”，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靠钱做不到呢？在学校近乎疯狂敛钱的时刻，大概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作为学校存在的最终理由：所肩负的教书育人的使命，忘掉了大学时代正是他们的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在物质上遭受重创、在精神上丧失家园感的孩子们。当我们在某些作秀的场合一再声明诸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辞藻之时，有谁想过，假如中国的教育继续在歧路上走下去，一百年后，除了更深切地体味劫后低嘤般的苦痛回忆之外，中国的教育在这段历史能给我们留下的难道还有什么更光彩照人的东西吗？
五
走进大学校园，难以感觉到进步的清新空气，想象不出那里保存着时代最锐利的思想，相反，你会感到一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低级交易、商业味道浓厚的气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扩张和媚世流俗般的张扬，想不到，神圣而荣光的文凭证明竟然薄命如纸，大学成了假学历假文凭的制造工厂。想一想八十年代，官员中有个大专文凭都鲜见，有学历者都受到重用，于是文凭之含金量大增。仅仅十余年，放眼望去，我华夏之高官都是硕士、博士了。这么高的比例，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都不逊色。有人戏语，“我们的官员都是时代超人，他们精力充沛，能做官、能治学、能赚钱，什么都不耽误。想我当年专职读个学士都很吃力，他们比我强多了”。
可以说，有四种学历是造假的重灾区：党校学历，硕士博士学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成人自学考试学历。这四种学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各不相同的地方，也有共同的地方。以党校学历为例，许多党校不具备办学资格、管理粗放、教学刻板，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多数学员应付性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张文凭，有的甚至书本拿到后一遍未看便上考场。由于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不少领导，还有熟人、朋友、关系户等，通融、照顾现象自然发生。考试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成了公开的秘密。地方党校似乎变成了官员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有人代劳）、不用交学费（可报销）而轻而易举拿到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文凭零售点，与街头出售的那种假文凭没有多少区别。由于党校毕业文凭，在干部人事部门被认可，社会上许多人便蜂拥而至，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交钱，都给予录取，并能顺利毕业。这种自毁形象、自毁信誉的做法受到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强烈批评，也使党校文凭贬值，在社会上的信誉大打折扣。至于硕士、博士学历，也早已沦为许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贴金的东西，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也成了许多国有企业老板装点身份的东西，四种学历的声誉都受到极大的败坏，都存在学历腐败的问题，都是水分学历和假学历的聚集地。
学历问题的背后是错误和执偏的用人政策导向，是各级办学机构的利益驱动所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心照不宣的造假，是长期听之任之地存在的问题，参与者合谋者之众，其后果必然是公然的、赤裸裸的腐败和造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是主要受益人，学历泡沫的泛滥，学历垃圾成堆。特别是领导干部文凭造假是社会的毒瘤。老百姓提出质问：现在讲建设信用社会，干部文凭都是假的，还建设什么信用社会？如果是在一个民选的国家连候选人都当不上。
六
现在，教育产业化正在受到各方面的诘难，教育产业实际上已经堪称身败名裂了。去年年底，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官曾声明：“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一项政策”。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问题时再次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民间舆论的普遍看法是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卸掉压力同时也为了推掉责任，熟悉教育的人都不会忘了，一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在多种场合强调“教育要实行产业化”，随后，一些“院士”、“专家”应声出来论证，说什么“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开的是产业化的花，结的却是高收费的果，不论你如何辩解，现实就是如此。
我认为教育产业化结出来的真正恶果是铺天盖地的“大学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清理和整治混乱而无序的大学城，这是一个可怕的教育泡沫，大量高收费带来的血汗钱和银行贷款都盲目堆积到了大学城的建设上，现在大学城遍布各个省市区，各个大学仍然在大肆圈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创办新校区，不惜毁掉招牌疯狂扩招。目前许多大学的师生比高达1：25，国外才1：14，这样的高速招生带来了连锁的恶性循环：大学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必然出现滥竽充数式的教学队伍，过度降低大学门槛使生源素质陡然下降，不称职的教育者和不合格的教育对象的相遇到了大学殿堂，我们能奢望人才就产生在这样的摇篮吗？
现在，出于对教育产业化的反动，我们恍然又回到了关于教育本原的探讨，时下的观点是：教育经费的投入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多的是为了取得长远的社会效益，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教育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教育不是生产资料，教育也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教育是阶级服务的一种手段，是应该属于当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以运动和文革的方式处理问题和矛盾，这是我们的一个恶习，在教育产业化被“搞臭了”的情势下，产业化的全体始作俑者要么不再作声，要么掉转了风向，而认真反思产业化是如何走上歧路并且深度地伤害了中国教育的这些重要事情却被搁在一边了。
尽管现在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很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教育应当具 有双重属性：经济或产业属性，事业属性，从事业的角度应当是容易理解的，作为产业属性，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教育消费对相关产业的贡献和拉动；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校办产业（企业），；民办教育的发展。在这四个方面中，教育的相关消费无法进入独立的属于教育的产业统计体系，对学校来说，教书育人与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成果的转让与应用是第二位的，校办产业在经历了1999-2001年的所谓高科技泡沫与神话后归于沉寂，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民办教育，就是教育进入市场的这一块。现在有一种迹象，有人把教育以及教育产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咎了民办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扑脏水的行为，教育管理部门和决策者可以想一想，结合教育自身的特性与中国的国情，你难道可以把中国的教育都推向市场吗？中国民办教育能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吗？不可否认，民办教育在发展中客观上对高校高收费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民办教育如野草般遍地生长的时候，教育部门和决策者从战略上重视了吗？调控了吗？引导了吗？问题并主要在于民办教育，而是我们并不清晰的教育思路以及问题变的不可收拾时马后炮式的决策与管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来看教育产业，毫无疑问，教育首先是惠及全民的事业，它的经济属性从属于它的首要属性，它是服务和附属于教育事业的东西，教育永远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的，而不是依靠教育资源赚钱的，这就是教育产业的定位与宿命，也是教育在选择面对产业问题时必须遵守的一个低线，任何试图把教育市场化、商品化、商业化的做法都会导致教育误入歧途。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教育产业的错主要是错在我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的片面诠释，错在对教育产业功能和属性的过度放大，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引向市场化、商品化的歧路。当教育产业被错误地解读或者说被别有用心地解读为高收费乃至乱收费时，从敲诈的角度，学生实际上被绑票，从商业的角度，学生沦为商品和交易对象。在检讨教育产业化时，我们看到，教育部门甚至更高的部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教育产业误入歧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路迷乱、目光短视、不时受既得利益冲动并参与分食教育既得利益的教育监管和决策部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