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中国教育万言书（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10:46:05
作者： 无定河之子
一
从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与感受来看，如果有人问到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会回答，中国目前问题成堆，尤其是中国教育界，问题已经堆成了山。现在这个社会，老百姓有许多难念的经，但最难莫过于教育。这决不是一个会令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在内的决策层满意的判断，但它肯定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共同体验：就在社会转型进程和改革开放背景下老百姓的处境来看，现在再没有比中国的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痛苦、伤害更大、更多、更重了，以至于从关切度的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其他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反倒显得不是什么燃眉之急的问题了。
大约三年前的九月，我因公务路过曾就读过两年的家乡的一所中学，该学校是一所乡办高级中学，创办于六十年代，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校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在德智体各个方面都名列全县九所中学前茅，有一次，学校参加全地区组织的会考中，语文获得第一，物理获得第三，团体获得第五。（能够清楚记得的原因是我本人也在获奖之列）不要小看这个成绩，这是一个乡办中学获得的成绩。学校在绿树包围之中，这是她能够让学子们流下想念的一个重要理由：每位毕业或转学的学生都要给母校植一棵树，我之所以想重返母校，除了美好的回忆之外，就是想看看我转学走时栽下的一棵树。
教育已成为中国人不折不扣的国耻。面对孩子的眼神，谁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但是，来到学校原址后看到，这里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一派衰败景象，几乎所有的树都砍伐一空，四五家脏乱不堪的小吃店和一个铁匠铺占据了操场，教室成了圈养牲口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出这里曾经是一所完整的学校。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得知，由于经费原因，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校开始走下坡路，随后，教师纷纷调走，义务教育形同虚设，许多孩子由于贫困而放弃了学业，学校先后撤掉了高中和初中，最后连小学也撤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一个县现在只有三所国立中学，有六所学校遭受了和我的母校一样的命运。在我的家乡，乡与村一级教育的衰败随处可见，成为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纵观这些年教育的景象，除了一个“乱”字和一个“败”字，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了。诸如义务教育的缺位、农村教育的失血、高收费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腐败的、教育不公平的尖锐存在、教育产业化的误区、英语教学与考试的教条式推行、假学历的泛滥成灾等等，让人目不暇接。2004年9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据《青年时讯》1月1日报道，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中，教育被列为第二位。
巫溪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在轰动全国的教育乱收费审计风波中，却意外地“榜上有名”。这是巫溪县一所简陋的小学课堂。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乱收费投诉中教育连续两年名列榜首。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主因还是教育。理性者都清楚，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教育之乱，其结果都落在了被教育对象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什么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更艰难的事情了。因此，现在到了必须全面反思教育的时候了，在一些教育界高官大谈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时，请注意，要小心让堆积成山的教育问题绊倒而显得太尴尬。
二
高收费猛如虎。如今，教育对最无助、最基层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试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把全部收入的80%用于教育支出，这难道正常吗？事实上，问题要严重的多，许多家庭已经被洗劫一空或负债累累。神圣的教育殿堂就是这样在貌视合理的收费政策蔽荫下担负教书育人的使命吗？据统计，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800—6000元。上海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2002年为5000-6500），天津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2002年海南省的普通高校学费是：公办学校在3800-8000元/年之间。有统计表明，大学收费2003年较2000年平均增长了6—7倍，有的地区竟高达20倍。今年，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又上浮10%；湖南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由学校在省定统一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幅度不超过30%；福州大学各专业学费涨幅更高达40%！也就是说，各地高校的学费，现在平均是每年8000元左右！
今年，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RK）要求收取每学期500欧元的学费。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是德国的两倍！而20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已经是一个农民近4年收入的总和！从学费占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元人民币，8000元的学费占人均GDP的100%！而在学费较高的加拿大和美国，学费都不超过人均GDP的10%。《中国教育先锋网》在去年8月12日发表了陈明远的文章《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在30年代我国的国立大学每年约收取22—40银圆的学费，师范类不收学费。 从货币购买力看，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660元人民币。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揭示，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也就是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可以看出，平均8000元的学费不但严重超出当前中国社会及学生承受能力，而且致使社会成员面临的受教育机会甚至不如上世纪30年的旧中国更公平！
1994年，国务院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可见，高校学费必须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又做了什么呢，每年开学之际，教育管理部门总是一再发表谈话，声明“一个也不能少”的豪言壮语，要各高校不能让学生因为学费问题上不了学。不知道教育部门发这样的空头号召到底是给谁看的。在暴涨的学费面前，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者有之；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者有之；四处借高利贷乃至借贷无门、放弃上学有之。过高的学费，就是暗地里提高高等教育的门槛，把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拒绝在大学之外。而低收入的社会底层又构成社会的主体，所以过高的学费，就是要大部分的人上不起大学，拦在大学门外，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参与财富的分配。据媒体报道，近日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
拿着北大通知书四处借钱的贫困生杨婷。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专业录取(6年本硕连读)后，杨婷为了高额的学费而四处借钱；每年都有很多被录取的贫困生因高额的学费被挡在大学门外，有的还酿成了悲剧。
前不久，教育部某高官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声称，“中国的教育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无论九年义务教育还是高等级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是否还在内心残存一丝良知和内疚感。因为成千上万因贫苦而付不起学费的孩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几百元学杂费而失学。国内媒体相继报道，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刘晓强在今年高考中以634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学费没有着落而想去复读，等来年再考。新华网８月26日报道，海口市琼山中学的蔡彩月去年考上江西中医学院，因家庭贫困而放弃上学的机会。今年高考，她又以565分被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但是面对每年8000多元的学费，蔡彩月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可能再次放弃上学的机会。或许，刘晓强和蔡彩月还要算幸运的。
《东亚经贸新闻》2004年8月25日报道，一个叫李致富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他省出学费，放弃了治疗并选择了悬梁自尽。《中国教育先锋网》7月30日报道，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一个母亲也同样因为无法承受儿子录取通知书上天文数字一样的学费，服毒自杀身亡。2003年，同样是这个时候，陕西榆林58岁的农民景统仕，也同样是面对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高额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同样的悲剧2002年在陕西也发生过，陕西宝鸡市学生小丁的父亲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跳楼自杀身亡。6月15日，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跳楼自杀。这一天，距离他毕业离校仅剩１７天。付新彬家境贫困，4年共拖欠学校上万元学费，临近毕业却没有找到工作，是贫困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高考前，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突然传出惊人消息，该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欠学校几百元学费，学校说如不交清学费便不让高考，郑清明万般无奈便走上了绝路———卧轨自杀。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善良的父母因为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学费而自杀！这类连年上演的悲剧为喜庆和庄重的中国大学招生抹上了重重的阴影，“莫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催命符”成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呼吁。
三
教育是涉及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因此，教育所产生的不平等是一个社会最广泛的不平等。现在舆论正在热谈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根子上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从观念上把农民工子女视为二等公民，在政策上采取了不平等的措施。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农村到东部沿海城市，其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到外省外市打工低人一等，难享国民待遇， 他们的子女要想在经常居住地上小学初中简直就是道道难关，一是没有学校可读，当地教育部门根本不考虑，要求你回户籍地读书；二是有些地方允许就读，但是借读费高得吓人， 前不久，福建省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借读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外地户口学生借读费标准（不含学生正常缴纳的杂费和代办费）为：小学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8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1300元。鉴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及中小学生培养成本比较高，这3个市所属的县城城关以上的中小学，借读费收费标准可在省定最高限额基他础上上浮20％。福建的做法表明：他们采取了一种歧视性的教育政策，并同时借高收费推卸了义务教育的责任，由户籍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损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许多农民工子女辍学了，城市中新的文盲大军正在形成。有人提出，农民工参与创造了中国东部的繁荣，而东部的政府部门又做了什么?财政的钱难到不该用一些于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吗?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谁而鸣？
高收费导致有些农村家庭知道交不起大学学费，许多家长采取读完初中就不让孩子读书了，以免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又没有钱上大学，所以我们的高考升学率是以很多孩子不读高中来支撑的，也就是说如果公办大学不收学费，那么考上公办大学的人很多应当是那些初中毕业后失去读高中机会的人。全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而一个大学生一年要交学费5000元，农民从哪里去生钱来交学费和生活费?
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公平也尖锐存在。出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初衷与豪情，从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18亿。作为一个教育经费十分拮据的国家，基于某种“拔苗助长”的逻辑与大跃进思维，漠视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手如此阔绰地把钱投向个别名牌大学，人们难免要问：一流大学到底为谁而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大量外流，并没有效力于花大价钱培育他的祖国，对此，有人戏称一流大学成为“留美预备班”。
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要起到的社会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教育要通过自身的培养教育功能，起到进行社会阶层结构的平衡，以及重新调整社会结构的巨大作用。专家认为，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他最期望的是，机会对他是开放的，并且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不要说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就连向他开放机会的期望都被取消，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公平。一个人可能出生低微，家境贫寒，一无所有，但是只要他在社会上有享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只要他肯学，有一颗时刻进取，不甘停顿的心，他的未来就会充满成功的希望，他的成功榜样也会为更多暂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指引方向，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阶层，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运。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中国城市贫民和农民子弟而言，教育几乎是他们彻底摆脱贫困，通往社会高层、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通道。如果中国的教育界一旦把通向穷人的那扇大门关闭了，破坏了高考制度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其后果直接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制度，给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彻底动摇国家稳定的社会根基。
一
从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与感受来看，如果有人问到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会回答，中国目前问题成堆，尤其是中国教育界，问题已经堆成了山。现在这个社会，老百姓有许多难念的经，但最难莫过于教育。这决不是一个会令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在内的决策层满意的判断，但它肯定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共同体验：就在社会转型进程和改革开放背景下老百姓的处境来看，现在再没有比中国的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痛苦、伤害更大、更多、更重了，以至于从关切度的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其他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反倒显得不是什么燃眉之急的问题了。
大约三年前的九月，我因公务路过曾就读过两年的家乡的一所中学，该学校是一所乡办高级中学，创办于六十年代，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校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在德智体各个方面都名列全县九所中学前茅，有一次，学校参加全地区组织的会考中，语文获得第一，物理获得第三，团体获得第五。（能够清楚记得的原因是我本人也在获奖之列）不要小看这个成绩，这是一个乡办中学获得的成绩。学校在绿树包围之中，这是她能够让学子们流下想念的一个重要理由：每位毕业或转学的学生都要给母校植一棵树，我之所以想重返母校，除了美好的回忆之外，就是想看看我转学走时栽下的一棵树。
教育已成为中国人不折不扣的国耻。面对孩子的眼神，谁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但是，来到学校原址后看到，这里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一派衰败景象，几乎所有的树都砍伐一空，四五家脏乱不堪的小吃店和一个铁匠铺占据了操场，教室成了圈养牲口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出这里曾经是一所完整的学校。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得知，由于经费原因，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校开始走下坡路，随后，教师纷纷调走，义务教育形同虚设，许多孩子由于贫困而放弃了学业，学校先后撤掉了高中和初中，最后连小学也撤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一个县现在只有三所国立中学，有六所学校遭受了和我的母校一样的命运。在我的家乡，乡与村一级教育的衰败随处可见，成为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纵观这些年教育的景象，除了一个“乱”字和一个“败”字，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了。诸如义务教育的缺位、农村教育的失血、高收费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腐败的、教育不公平的尖锐存在、教育产业化的误区、英语教学与考试的教条式推行、假学历的泛滥成灾等等，让人目不暇接。2004年9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据《青年时讯》1月1日报道，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中，教育被列为第二位。
巫溪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在轰动全国的教育乱收费审计风波中，却意外地“榜上有名”。这是巫溪县一所简陋的小学课堂。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乱收费投诉中教育连续两年名列榜首。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主因还是教育。理性者都清楚，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教育之乱，其结果都落在了被教育对象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什么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更艰难的事情了。因此，现在到了必须全面反思教育的时候了，在一些教育界高官大谈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时，请注意，要小心让堆积成山的教育问题绊倒而显得太尴尬。
二
高收费猛如虎。如今，教育对最无助、最基层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试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把全部收入的80%用于教育支出，这难道正常吗？事实上，问题要严重的多，许多家庭已经被洗劫一空或负债累累。神圣的教育殿堂就是这样在貌视合理的收费政策蔽荫下担负教书育人的使命吗？据统计，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800—6000元。上海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2002年为5000-6500），天津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2002年海南省的普通高校学费是：公办学校在3800-8000元/年之间。有统计表明，大学收费2003年较2000年平均增长了6—7倍，有的地区竟高达20倍。今年，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又上浮10%；湖南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由学校在省定统一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幅度不超过30%；福州大学各专业学费涨幅更高达40%！也就是说，各地高校的学费，现在平均是每年8000元左右！
今年，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RK）要求收取每学期500欧元的学费。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是德国的两倍！而20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已经是一个农民近4年收入的总和！从学费占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元人民币，8000元的学费占人均GDP的100%！而在学费较高的加拿大和美国，学费都不超过人均GDP的10%。《中国教育先锋网》在去年8月12日发表了陈明远的文章《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在30年代我国的国立大学每年约收取22—40银圆的学费，师范类不收学费。 从货币购买力看，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660元人民币。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揭示，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也就是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可以看出，平均8000元的学费不但严重超出当前中国社会及学生承受能力，而且致使社会成员面临的受教育机会甚至不如上世纪30年的旧中国更公平！
1994年，国务院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可见，高校学费必须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又做了什么呢，每年开学之际，教育管理部门总是一再发表谈话，声明“一个也不能少”的豪言壮语，要各高校不能让学生因为学费问题上不了学。不知道教育部门发这样的空头号召到底是给谁看的。在暴涨的学费面前，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者有之；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者有之；四处借高利贷乃至借贷无门、放弃上学有之。过高的学费，就是暗地里提高高等教育的门槛，把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拒绝在大学之外。而低收入的社会底层又构成社会的主体，所以过高的学费，就是要大部分的人上不起大学，拦在大学门外，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参与财富的分配。据媒体报道，近日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
拿着北大通知书四处借钱的贫困生杨婷。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专业录取(6年本硕连读)后，杨婷为了高额的学费而四处借钱；每年都有很多被录取的贫困生因高额的学费被挡在大学门外，有的还酿成了悲剧。
前不久，教育部某高官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声称，“中国的教育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无论九年义务教育还是高等级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是否还在内心残存一丝良知和内疚感。因为成千上万因贫苦而付不起学费的孩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几百元学杂费而失学。国内媒体相继报道，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刘晓强在今年高考中以634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学费没有着落而想去复读，等来年再考。新华网８月26日报道，海口市琼山中学的蔡彩月去年考上江西中医学院，因家庭贫困而放弃上学的机会。今年高考，她又以565分被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但是面对每年8000多元的学费，蔡彩月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可能再次放弃上学的机会。或许，刘晓强和蔡彩月还要算幸运的。
《东亚经贸新闻》2004年8月25日报道，一个叫李致富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他省出学费，放弃了治疗并选择了悬梁自尽。《中国教育先锋网》7月30日报道，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一个母亲也同样因为无法承受儿子录取通知书上天文数字一样的学费，服毒自杀身亡。2003年，同样是这个时候，陕西榆林58岁的农民景统仕，也同样是面对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高额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同样的悲剧2002年在陕西也发生过，陕西宝鸡市学生小丁的父亲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跳楼自杀身亡。6月15日，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跳楼自杀。这一天，距离他毕业离校仅剩１７天。付新彬家境贫困，4年共拖欠学校上万元学费，临近毕业却没有找到工作，是贫困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高考前，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突然传出惊人消息，该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欠学校几百元学费，学校说如不交清学费便不让高考，郑清明万般无奈便走上了绝路———卧轨自杀。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善良的父母因为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学费而自杀！这类连年上演的悲剧为喜庆和庄重的中国大学招生抹上了重重的阴影，“莫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催命符”成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呼吁。
三
教育是涉及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因此，教育所产生的不平等是一个社会最广泛的不平等。现在舆论正在热谈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根子上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从观念上把农民工子女视为二等公民，在政策上采取了不平等的措施。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农村到东部沿海城市，其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到外省外市打工低人一等，难享国民待遇， 他们的子女要想在经常居住地上小学初中简直就是道道难关，一是没有学校可读，当地教育部门根本不考虑，要求你回户籍地读书；二是有些地方允许就读，但是借读费高得吓人， 前不久，福建省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借读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外地户口学生借读费标准（不含学生正常缴纳的杂费和代办费）为：小学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8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1300元。鉴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及中小学生培养成本比较高，这3个市所属的县城城关以上的中小学，借读费收费标准可在省定最高限额基他础上上浮20％。福建的做法表明：他们采取了一种歧视性的教育政策，并同时借高收费推卸了义务教育的责任，由户籍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损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许多农民工子女辍学了，城市中新的文盲大军正在形成。有人提出，农民工参与创造了中国东部的繁荣，而东部的政府部门又做了什么?财政的钱难到不该用一些于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吗?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谁而鸣？
高收费导致有些农村家庭知道交不起大学学费，许多家长采取读完初中就不让孩子读书了，以免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又没有钱上大学，所以我们的高考升学率是以很多孩子不读高中来支撑的，也就是说如果公办大学不收学费，那么考上公办大学的人很多应当是那些初中毕业后失去读高中机会的人。全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而一个大学生一年要交学费5000元，农民从哪里去生钱来交学费和生活费?
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公平也尖锐存在。出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初衷与豪情，从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18亿。作为一个教育经费十分拮据的国家，基于某种“拔苗助长”的逻辑与大跃进思维，漠视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手如此阔绰地把钱投向个别名牌大学，人们难免要问：一流大学到底为谁而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大量外流，并没有效力于花大价钱培育他的祖国，对此，有人戏称一流大学成为“留美预备班”。
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要起到的社会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教育要通过自身的培养教育功能，起到进行社会阶层结构的平衡，以及重新调整社会结构的巨大作用。专家认为，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他最期望的是，机会对他是开放的，并且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不要说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就连向他开放机会的期望都被取消，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公平。一个人可能出生低微，家境贫寒，一无所有，但是只要他在社会上有享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只要他肯学，有一颗时刻进取，不甘停顿的心，他的未来就会充满成功的希望，他的成功榜样也会为更多暂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指引方向，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阶层，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运。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中国城市贫民和农民子弟而言，教育几乎是他们彻底摆脱贫困，通往社会高层、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通道。如果中国的教育界一旦把通向穷人的那扇大门关闭了，破坏了高考制度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其后果直接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制度，给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彻底动摇国家稳定的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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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与感受来看，如果有人问到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会回答，中国目前问题成堆，尤其是中国教育界，问题已经堆成了山。现在这个社会，老百姓有许多难念的经，但最难莫过于教育。这决不是一个会令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在内的决策层满意的判断，但它肯定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共同体验：就在社会转型进程和改革开放背景下老百姓的处境来看，现在再没有比中国的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痛苦、伤害更大、更多、更重了，以至于从关切度的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其他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反倒显得不是什么燃眉之急的问题了。
大约三年前的九月，我因公务路过曾就读过两年的家乡的一所中学，该学校是一所乡办高级中学，创办于六十年代，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校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在德智体各个方面都名列全县九所中学前茅，有一次，学校参加全地区组织的会考中，语文获得第一，物理获得第三，团体获得第五。（能够清楚记得的原因是我本人也在获奖之列）不要小看这个成绩，这是一个乡办中学获得的成绩。学校在绿树包围之中，这是她能够让学子们流下想念的一个重要理由：每位毕业或转学的学生都要给母校植一棵树，我之所以想重返母校，除了美好的回忆之外，就是想看看我转学走时栽下的一棵树。
教育已成为中国人不折不扣的国耻。面对孩子的眼神，谁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但是，来到学校原址后看到，这里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一派衰败景象，几乎所有的树都砍伐一空，四五家脏乱不堪的小吃店和一个铁匠铺占据了操场，教室成了圈养牲口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出这里曾经是一所完整的学校。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得知，由于经费原因，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校开始走下坡路，随后，教师纷纷调走，义务教育形同虚设，许多孩子由于贫困而放弃了学业，学校先后撤掉了高中和初中，最后连小学也撤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一个县现在只有三所国立中学，有六所学校遭受了和我的母校一样的命运。在我的家乡，乡与村一级教育的衰败随处可见，成为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纵观这些年教育的景象，除了一个“乱”字和一个“败”字，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了。诸如义务教育的缺位、农村教育的失血、高收费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腐败的、教育不公平的尖锐存在、教育产业化的误区、英语教学与考试的教条式推行、假学历的泛滥成灾等等，让人目不暇接。2004年9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据《青年时讯》1月1日报道，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中，教育被列为第二位。
巫溪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在轰动全国的教育乱收费审计风波中，却意外地“榜上有名”。这是巫溪县一所简陋的小学课堂。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乱收费投诉中教育连续两年名列榜首。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主因还是教育。理性者都清楚，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教育之乱，其结果都落在了被教育对象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什么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更艰难的事情了。因此，现在到了必须全面反思教育的时候了，在一些教育界高官大谈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时，请注意，要小心让堆积成山的教育问题绊倒而显得太尴尬。
二
高收费猛如虎。如今，教育对最无助、最基层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试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把全部收入的80%用于教育支出，这难道正常吗？事实上，问题要严重的多，许多家庭已经被洗劫一空或负债累累。神圣的教育殿堂就是这样在貌视合理的收费政策蔽荫下担负教书育人的使命吗？据统计，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800—6000元。上海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2002年为5000-6500），天津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2002年海南省的普通高校学费是：公办学校在3800-8000元/年之间。有统计表明，大学收费2003年较2000年平均增长了6—7倍，有的地区竟高达20倍。今年，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又上浮10%；湖南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由学校在省定统一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幅度不超过30%；福州大学各专业学费涨幅更高达40%！也就是说，各地高校的学费，现在平均是每年8000元左右！
今年，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RK）要求收取每学期500欧元的学费。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是德国的两倍！而20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已经是一个农民近4年收入的总和！从学费占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元人民币，8000元的学费占人均GDP的100%！而在学费较高的加拿大和美国，学费都不超过人均GDP的10%。《中国教育先锋网》在去年8月12日发表了陈明远的文章《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在30年代我国的国立大学每年约收取22—40银圆的学费，师范类不收学费。 从货币购买力看，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660元人民币。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揭示，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也就是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可以看出，平均8000元的学费不但严重超出当前中国社会及学生承受能力，而且致使社会成员面临的受教育机会甚至不如上世纪30年的旧中国更公平！
1994年，国务院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可见，高校学费必须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又做了什么呢，每年开学之际，教育管理部门总是一再发表谈话，声明“一个也不能少”的豪言壮语，要各高校不能让学生因为学费问题上不了学。不知道教育部门发这样的空头号召到底是给谁看的。在暴涨的学费面前，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者有之；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者有之；四处借高利贷乃至借贷无门、放弃上学有之。过高的学费，就是暗地里提高高等教育的门槛，把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拒绝在大学之外。而低收入的社会底层又构成社会的主体，所以过高的学费，就是要大部分的人上不起大学，拦在大学门外，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参与财富的分配。据媒体报道，近日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
拿着北大通知书四处借钱的贫困生杨婷。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专业录取(6年本硕连读)后，杨婷为了高额的学费而四处借钱；每年都有很多被录取的贫困生因高额的学费被挡在大学门外，有的还酿成了悲剧。
前不久，教育部某高官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声称，“中国的教育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无论九年义务教育还是高等级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是否还在内心残存一丝良知和内疚感。因为成千上万因贫苦而付不起学费的孩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几百元学杂费而失学。国内媒体相继报道，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刘晓强在今年高考中以634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学费没有着落而想去复读，等来年再考。新华网８月26日报道，海口市琼山中学的蔡彩月去年考上江西中医学院，因家庭贫困而放弃上学的机会。今年高考，她又以565分被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但是面对每年8000多元的学费，蔡彩月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可能再次放弃上学的机会。或许，刘晓强和蔡彩月还要算幸运的。
《东亚经贸新闻》2004年8月25日报道，一个叫李致富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他省出学费，放弃了治疗并选择了悬梁自尽。《中国教育先锋网》7月30日报道，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一个母亲也同样因为无法承受儿子录取通知书上天文数字一样的学费，服毒自杀身亡。2003年，同样是这个时候，陕西榆林58岁的农民景统仕，也同样是面对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高额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同样的悲剧2002年在陕西也发生过，陕西宝鸡市学生小丁的父亲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跳楼自杀身亡。6月15日，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跳楼自杀。这一天，距离他毕业离校仅剩１７天。付新彬家境贫困，4年共拖欠学校上万元学费，临近毕业却没有找到工作，是贫困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高考前，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突然传出惊人消息，该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欠学校几百元学费，学校说如不交清学费便不让高考，郑清明万般无奈便走上了绝路———卧轨自杀。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善良的父母因为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学费而自杀！这类连年上演的悲剧为喜庆和庄重的中国大学招生抹上了重重的阴影，“莫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催命符”成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呼吁。
三
教育是涉及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因此，教育所产生的不平等是一个社会最广泛的不平等。现在舆论正在热谈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根子上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从观念上把农民工子女视为二等公民，在政策上采取了不平等的措施。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农村到东部沿海城市，其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到外省外市打工低人一等，难享国民待遇， 他们的子女要想在经常居住地上小学初中简直就是道道难关，一是没有学校可读，当地教育部门根本不考虑，要求你回户籍地读书；二是有些地方允许就读，但是借读费高得吓人， 前不久，福建省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借读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外地户口学生借读费标准（不含学生正常缴纳的杂费和代办费）为：小学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8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1300元。鉴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及中小学生培养成本比较高，这3个市所属的县城城关以上的中小学，借读费收费标准可在省定最高限额基他础上上浮20％。福建的做法表明：他们采取了一种歧视性的教育政策，并同时借高收费推卸了义务教育的责任，由户籍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损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许多农民工子女辍学了，城市中新的文盲大军正在形成。有人提出，农民工参与创造了中国东部的繁荣，而东部的政府部门又做了什么?财政的钱难到不该用一些于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吗?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谁而鸣？
高收费导致有些农村家庭知道交不起大学学费，许多家长采取读完初中就不让孩子读书了，以免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又没有钱上大学，所以我们的高考升学率是以很多孩子不读高中来支撑的，也就是说如果公办大学不收学费，那么考上公办大学的人很多应当是那些初中毕业后失去读高中机会的人。全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而一个大学生一年要交学费5000元，农民从哪里去生钱来交学费和生活费?
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公平也尖锐存在。出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初衷与豪情，从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18亿。作为一个教育经费十分拮据的国家，基于某种“拔苗助长”的逻辑与大跃进思维，漠视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手如此阔绰地把钱投向个别名牌大学，人们难免要问：一流大学到底为谁而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大量外流，并没有效力于花大价钱培育他的祖国，对此，有人戏称一流大学成为“留美预备班”。
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要起到的社会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教育要通过自身的培养教育功能，起到进行社会阶层结构的平衡，以及重新调整社会结构的巨大作用。专家认为，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他最期望的是，机会对他是开放的，并且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不要说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就连向他开放机会的期望都被取消，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公平。一个人可能出生低微，家境贫寒，一无所有，但是只要他在社会上有享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只要他肯学，有一颗时刻进取，不甘停顿的心，他的未来就会充满成功的希望，他的成功榜样也会为更多暂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指引方向，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阶层，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运。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中国城市贫民和农民子弟而言，教育几乎是他们彻底摆脱贫困，通往社会高层、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通道。如果中国的教育界一旦把通向穷人的那扇大门关闭了，破坏了高考制度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其后果直接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制度，给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彻底动摇国家稳定的社会根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9 19:50:43编辑过]
作者： 无定河之子一
从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与感受来看，如果有人问到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会回答，中国目前问题成堆，尤其是中国教育界，问题已经堆成了山。现在这个社会，老百姓有许多难念的经，但最难莫过于教育。这决不是一个会令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在内的决策层满意的判断，但它肯定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共同体验：就在社会转型进程和改革开放背景下老百姓的处境来看，现在再没有比中国的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痛苦、伤害更大、更多、更重了，以至于从关切度的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其他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反倒显得不是什么燃眉之急的问题了。
大约三年前的九月，我因公务路过曾就读过两年的家乡的一所中学，该学校是一所乡办高级中学，创办于六十年代，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校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在德智体各个方面都名列全县九所中学前茅，有一次，学校参加全地区组织的会考中，语文获得第一，物理获得第三，团体获得第五。（能够清楚记得的原因是我本人也在获奖之列）不要小看这个成绩，这是一个乡办中学获得的成绩。学校在绿树包围之中，这是她能够让学子们流下想念的一个重要理由：每位毕业或转学的学生都要给母校植一棵树，我之所以想重返母校，除了美好的回忆之外，就是想看看我转学走时栽下的一棵树。
教育已成为中国人不折不扣的国耻。面对孩子的眼神，谁能保持内心的平静？！
但是，来到学校原址后看到，这里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一派衰败景象，几乎所有的树都砍伐一空，四五家脏乱不堪的小吃店和一个铁匠铺占据了操场，教室成了圈养牲口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出这里曾经是一所完整的学校。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得知，由于经费原因，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校开始走下坡路，随后，教师纷纷调走，义务教育形同虚设，许多孩子由于贫困而放弃了学业，学校先后撤掉了高中和初中，最后连小学也撤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一个县现在只有三所国立中学，有六所学校遭受了和我的母校一样的命运。在我的家乡，乡与村一级教育的衰败随处可见，成为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纵观这些年教育的景象，除了一个“乱”字和一个“败”字，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了。诸如义务教育的缺位、农村教育的失血、高收费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腐败的、教育不公平的尖锐存在、教育产业化的误区、英语教学与考试的教条式推行、假学历的泛滥成灾等等，让人目不暇接。2004年9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据《青年时讯》1月1日报道，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中，教育被列为第二位。
巫溪是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在轰动全国的教育乱收费审计风波中，却意外地“榜上有名”。这是巫溪县一所简陋的小学课堂。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乱收费投诉中教育连续两年名列榜首。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主因还是教育。理性者都清楚，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教育之乱，其结果都落在了被教育对象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什么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更艰难的事情了。因此，现在到了必须全面反思教育的时候了，在一些教育界高官大谈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时，请注意，要小心让堆积成山的教育问题绊倒而显得太尴尬。
二
高收费猛如虎。如今，教育对最无助、最基层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试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把全部收入的80%用于教育支出，这难道正常吗？事实上，问题要严重的多，许多家庭已经被洗劫一空或负债累累。神圣的教育殿堂就是这样在貌视合理的收费政策蔽荫下担负教书育人的使命吗？据统计，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800—6000元。上海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2002年为5000-6500），天津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2002年海南省的普通高校学费是：公办学校在3800-8000元/年之间。有统计表明，大学收费2003年较2000年平均增长了6—7倍，有的地区竟高达20倍。今年，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又上浮10%；湖南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由学校在省定统一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幅度不超过30%；福州大学各专业学费涨幅更高达40%！也就是说，各地高校的学费，现在平均是每年8000元左右！
今年，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RK）要求收取每学期500欧元的学费。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是德国的两倍！而20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已经是一个农民近4年收入的总和！从学费占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元人民币，8000元的学费占人均GDP的100%！而在学费较高的加拿大和美国，学费都不超过人均GDP的10%。《中国教育先锋网》在去年8月12日发表了陈明远的文章《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在30年代我国的国立大学每年约收取22—40银圆的学费，师范类不收学费。 从货币购买力看，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660元人民币。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揭示，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也就是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可以看出，平均8000元的学费不但严重超出当前中国社会及学生承受能力，而且致使社会成员面临的受教育机会甚至不如上世纪30年的旧中国更公平！
1994年，国务院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可见，高校学费必须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又做了什么呢，每年开学之际，教育管理部门总是一再发表谈话，声明“一个也不能少”的豪言壮语，要各高校不能让学生因为学费问题上不了学。不知道教育部门发这样的空头号召到底是给谁看的。在暴涨的学费面前，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者有之；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者有之；四处借高利贷乃至借贷无门、放弃上学有之。过高的学费，就是暗地里提高高等教育的门槛，把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拒绝在大学之外。而低收入的社会底层又构成社会的主体，所以过高的学费，就是要大部分的人上不起大学，拦在大学门外，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参与财富的分配。据媒体报道，近日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
拿着北大通知书四处借钱的贫困生杨婷。被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专业录取(6年本硕连读)后，杨婷为了高额的学费而四处借钱；每年都有很多被录取的贫困生因高额的学费被挡在大学门外，有的还酿成了悲剧。
前不久，教育部某高官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声称，“中国的教育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无论九年义务教育还是高等级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是否还在内心残存一丝良知和内疚感。因为成千上万因贫苦而付不起学费的孩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几百元学杂费而失学。国内媒体相继报道，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刘晓强在今年高考中以634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学费没有着落而想去复读，等来年再考。新华网８月26日报道，海口市琼山中学的蔡彩月去年考上江西中医学院，因家庭贫困而放弃上学的机会。今年高考，她又以565分被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但是面对每年8000多元的学费，蔡彩月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可能再次放弃上学的机会。或许，刘晓强和蔡彩月还要算幸运的。
《东亚经贸新闻》2004年8月25日报道，一个叫李致富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他省出学费，放弃了治疗并选择了悬梁自尽。《中国教育先锋网》7月30日报道，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一个母亲也同样因为无法承受儿子录取通知书上天文数字一样的学费，服毒自杀身亡。2003年，同样是这个时候，陕西榆林58岁的农民景统仕，也同样是面对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高额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同样的悲剧2002年在陕西也发生过，陕西宝鸡市学生小丁的父亲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跳楼自杀身亡。6月15日，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跳楼自杀。这一天，距离他毕业离校仅剩１７天。付新彬家境贫困，4年共拖欠学校上万元学费，临近毕业却没有找到工作，是贫困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高考前，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突然传出惊人消息，该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欠学校几百元学费，学校说如不交清学费便不让高考，郑清明万般无奈便走上了绝路———卧轨自杀。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善良的父母因为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学费而自杀！这类连年上演的悲剧为喜庆和庄重的中国大学招生抹上了重重的阴影，“莫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催命符”成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呼吁。
三
教育是涉及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因此，教育所产生的不平等是一个社会最广泛的不平等。现在舆论正在热谈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根子上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从观念上把农民工子女视为二等公民，在政策上采取了不平等的措施。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农村到东部沿海城市，其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到外省外市打工低人一等，难享国民待遇， 他们的子女要想在经常居住地上小学初中简直就是道道难关，一是没有学校可读，当地教育部门根本不考虑，要求你回户籍地读书；二是有些地方允许就读，但是借读费高得吓人， 前不久，福建省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借读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外地户口学生借读费标准（不含学生正常缴纳的杂费和代办费）为：小学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8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1300元。鉴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及中小学生培养成本比较高，这3个市所属的县城城关以上的中小学，借读费收费标准可在省定最高限额基他础上上浮20％。福建的做法表明：他们采取了一种歧视性的教育政策，并同时借高收费推卸了义务教育的责任，由户籍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损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许多农民工子女辍学了，城市中新的文盲大军正在形成。有人提出，农民工参与创造了中国东部的繁荣，而东部的政府部门又做了什么?财政的钱难到不该用一些于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吗?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谁而鸣？
高收费导致有些农村家庭知道交不起大学学费，许多家长采取读完初中就不让孩子读书了，以免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又没有钱上大学，所以我们的高考升学率是以很多孩子不读高中来支撑的，也就是说如果公办大学不收学费，那么考上公办大学的人很多应当是那些初中毕业后失去读高中机会的人。全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而一个大学生一年要交学费5000元，农民从哪里去生钱来交学费和生活费?
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公平也尖锐存在。出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初衷与豪情，从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18亿。作为一个教育经费十分拮据的国家，基于某种“拔苗助长”的逻辑与大跃进思维，漠视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手如此阔绰地把钱投向个别名牌大学，人们难免要问：一流大学到底为谁而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大量外流，并没有效力于花大价钱培育他的祖国，对此，有人戏称一流大学成为“留美预备班”。
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要起到的社会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教育要通过自身的培养教育功能，起到进行社会阶层结构的平衡，以及重新调整社会结构的巨大作用。专家认为，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他最期望的是，机会对他是开放的，并且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不要说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就连向他开放机会的期望都被取消，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公平。一个人可能出生低微，家境贫寒，一无所有，但是只要他在社会上有享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只要他肯学，有一颗时刻进取，不甘停顿的心，他的未来就会充满成功的希望，他的成功榜样也会为更多暂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指引方向，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阶层，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运。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中国城市贫民和农民子弟而言，教育几乎是他们彻底摆脱贫困，通往社会高层、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通道。如果中国的教育界一旦把通向穷人的那扇大门关闭了，破坏了高考制度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其后果直接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制度，给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彻底动摇国家稳定的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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