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国家与中国--回应坛友所转天涯之疆域合法性贴

要说明中国的疆域问题，首先要辨清有关的国家理论。

首先，疆域合法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政治学和法学上都有“合法性”一说，涉及民事主体的就不说了，涉及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指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疆域跟政权是不能等同的，关于政权的合法性，亨廷顿的论述大致如下：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见刘军宁：《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
当然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有缺陷的，它忽视了民族国家通过暴力建国背后的“天道合法性”，这个解释起来很麻烦，怎么说呢。。。大致类似于“天赋人权”。我就不展开了，要展开是个浩大的题目。。。我想，不展开混超大的朋友们应该也都能够理解的。

那么说了所谓的合法性概念不适合疆域之后，下一个问题来了，现代国家的边疆是如何确定的呢？
要讨论现代国家的疆域问题，首先得明白一点儿，帝国是无所谓疆域的“合法性”的，不详述了，看看美帝是如何从13州扩张到今天这样的疆域的，看看俄罗斯的发家史就懂了。疆域的合法性问题只存在于国与国有对等的外交交往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从民族国家产生之后，才有这个概念。
一般认为，与传统帝国不同，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是：一、有明确的国境存在；二、有国家主权意识；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五、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
这是以西方民族国家为研究范本所得出的观点。而具体到中国，则有部分中国历史独有之元素未被纳入考量。

中国疆域的合法性问题最早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来看一段历史：

日本对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质疑从明治年间就开始了，那个时代，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潮流和“亚洲主义”意识的崛起，日本一部分东洋学研究者，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有格外的关注，而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同一体，一方面是把这一原本只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瓦解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观念，这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比如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の构想》为题出版。

但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在中 国反而比欧洲早，所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说，宋代是中国的“近世”。通常人们觉得，欧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更早形成。也许，欧洲的民族国家确实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和欧洲不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在中国也找不到，但是，为什么欧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国就是“特殊”的呢？也许，中国这种民族国家形成史，也是同样合理而自然的一个生成过程。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早已形成轮廓。

下面是刘军宁的观点，我很赞同，因此在略作改动之后引用：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来看“国境”、“国家”与“中国”，首先要明确，现在谈论历史上的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国境”就是当时的“疆域”，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历史上的“国境”是移动的，古代“中国”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王朝，由于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境来反观历史中国，否则，我们难道要恢复汉唐时代的庞大疆域，甚至是蒙元时代无远弗届的广大领土？抑或回到长城之内甚至固守南宋的半壁江山？如果有这种对于历史的豁达看法，那么，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必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了，同理，韩国人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属于高句丽的东北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归入中国版图，成了中国合法边境内的地区，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来看“国境”与“中国”，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从民族国家(中国)拯救历史”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从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当然这种“文化”有时是超越国境的，它随着这一文化共同体中人群的流动和迁徙，形成超越国家、却享有共同文化、彼此可以认同的文化群体。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境”是应当尊重的对政治领土的规定，它标志着一个合法政府的控制范围，在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对它的蔑视都会受到回击。
最后需要指出，“国家”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的。有时人们口中的“中国”常常只是等同于一个“王朝”，或者常常只是某一“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的祖国，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限于精力和篇幅，不再继续展开，欢迎讨论。
  

要说明中国的疆域问题，首先要辨清有关的国家理论。

首先，疆域合法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政治学和法学上都有“合法性”一说，涉及民事主体的就不说了，涉及国家的合法性一般是指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疆域跟政权是不能等同的，关于政权的合法性，亨廷顿的论述大致如下：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见刘军宁：《亨廷顿视野中的中国转型》）
当然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有缺陷的，它忽视了民族国家通过暴力建国背后的“天道合法性”，这个解释起来很麻烦，怎么说呢。。。大致类似于“天赋人权”。我就不展开了，要展开是个浩大的题目。。。我想，不展开混超大的朋友们应该也都能够理解的。

那么说了所谓的合法性概念不适合疆域之后，下一个问题来了，现代国家的边疆是如何确定的呢？
要讨论现代国家的疆域问题，首先得明白一点儿，帝国是无所谓疆域的“合法性”的，不详述了，看看美帝是如何从13州扩张到今天这样的疆域的，看看俄罗斯的发家史就懂了。疆域的合法性问题只存在于国与国有对等的外交交往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从民族国家产生之后，才有这个概念。
一般认为，与传统帝国不同，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是：一、有明确的国境存在；二、有国家主权意识；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五、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
这是以西方民族国家为研究范本所得出的观点。而具体到中国，则有部分中国历史独有之元素未被纳入考量。

中国疆域的合法性问题最早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来看一段历史：

日本对于“中国”疆域合法性的质疑从明治年间就开始了，那个时代，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潮流和“亚洲主义”意识的崛起，日本一部分东洋学研究者，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有格外的关注，而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同一体，一方面是把这一原本只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瓦解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观念，这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比如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の构想》为题出版。

但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说，近代民族国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在中 国反而比欧洲早，所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说，宋代是中国的“近世”。通常人们觉得，欧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国家”要比中国更早形成。也许，欧洲的民族国家确实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国的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和欧洲不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在中国也找不到，但是，为什么欧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国就是“特殊”的呢？也许，中国这种民族国家形成史，也是同样合理而自然的一个生成过程。中国这个“国家”，其实早已形成轮廓。

下面是刘军宁的观点，我很赞同，因此在略作改动之后引用：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来看“国境”、“国家”与“中国”，首先要明确，现在谈论历史上的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国境”就是当时的“疆域”，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认，历史上的“国境”是移动的，古代“中国”是中心清晰边缘移动的王朝，由于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间边界是常常变化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境来反观历史中国，否则，我们难道要恢复汉唐时代的庞大疆域，甚至是蒙元时代无远弗届的广大领土？抑或回到长城之内甚至固守南宋的半壁江山？如果有这种对于历史的豁达看法，那么，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必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了，同理，韩国人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属于高句丽的东北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归入中国版图，成了中国合法边境内的地区，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来看“国境”与“中国”，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从民族国家(中国)拯救历史”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从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当然这种“文化”有时是超越国境的，它随着这一文化共同体中人群的流动和迁徙，形成超越国家、却享有共同文化、彼此可以认同的文化群体。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中国”，现在的“国境”是应当尊重的对政治领土的规定，它标志着一个合法政府的控制范围，在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对它的蔑视都会受到回击。
最后需要指出，“国家”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的。有时人们口中的“中国”常常只是等同于一个“王朝”，或者常常只是某一“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的祖国，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限于精力和篇幅，不再继续展开，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