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将领冯仲云：清华数学系高材生投笔从戎

2015-06-12 09:12:00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dlei
核心提示：作为抗联的著名将领，冯仲云是与众不同的，他曾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但他毅然选择投笔从戎，投身到战火纷飞中来。
主持人：网友朋友你们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在为庆祝胜利呐喊的时刻，我们不能忘却那一段艰辛的历史。1931年，一声炮响震惊了全世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仅仅4个月的时间，128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带着国仇家恨，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们喊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豪言壮语。作为抗联的著名将领，冯仲云是与众不同的，他曾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但他毅然选择投笔从戎，投身到战火纷飞中来。他曾先后在抗联队伍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为反法西斯战斗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今天，冯仲云将军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万幸的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他的后代重现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冯仲云将军之女冯忆罗女士，及儿子冯松光先生，欢迎二位。
冯忆罗、冯松光：大家好。
主持人：您的父亲本来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但是他却投笔从戎，您觉得他当时为什么能一无反顾的加入到革命事业当中？
冯忆罗：我父亲从小受到家庭影响。我的奶奶可以讲很多像岳飞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所以在孩子的心里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父亲一直在私塾读书，接触不到数理化，后来当地建了小学，让他到小学四年级读书，别的课都可以，就是数学打了一个大零蛋。班上的孩子就笑他，他不吭声，也不跟人家闹，自己抓紧一切时间从一年级数学到六年级的数学都学了，后来数学拿了一百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这么形成的，不管他做什么事，哪怕他不会，他就去学，学完就能掌握。后来他去了杭州读中学，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是第一，其他课程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个阶段他交了很多好朋友，他们就在一起议论国事。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清华。当时在农村很轰动，家里非常高兴。
我父亲第一年还能认认真真的读书，后来在大革命的冲击下，北伐到了紧要关头，那时候他对国家大事很关心，一看到北伐军打胜仗就非常高兴。对他刺激最大的就是大革命失败，他认识的一些进步青年、朋友都被捕了，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李大钊的牺牲。后来华北局的负责人找他谈话，对入党一事征求他的意见，我父亲脱口而出要求参加共产党，而且会坚持到底，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我父亲担任了清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清华开始有一条置外法权，就是外边的军警不能到清华大学的院子里来抓人，但是换了一个校长以后，清华也沦陷了。父亲经常讲，他们那个时候几个人，夜里都不敢回宿舍睡觉，随时都有可能被抓住，都上了黑名单了。所以他们就在外边草地里过夜，白天跑到社会上去宣传，也在清华内部对一些进步青年秘密的做工作。我父亲后来在抗联做了很多事，跟清华这一段的经验有很大关系。他是个支部书记，凡是对党有利的，能够打击反动派的，他们就干，坚决不投降。
主持人：您父亲在20岁的时候就加入到革命事业当中，父亲跟您提过工作的感受吗？或者比较危险的经历？
冯忆罗：他在清华里面没有从事什么暴力的活动，就是把支部保护起来，后来跟党组织接上关系以后，清华的支部书记也换了。他离开清华的时候还在发展党员，原来是7个人，发展到了27个，党的队伍又扩大了。 1930年的5月，北京市委组织了一次集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到东单基督教的青年联合会，这件事被特工机关发现了，在门口派了兵，凡是从教堂跑出来的都给抓起来，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被关到了监狱里。在监狱里经过严刑拷打，但最后他们还是冲出了监狱，当时北京市委也曾经派人救他们，但是救不出来，最后有机会才逃过一劫。所以我总是开玩笑说，爸爸你的命很硬。
主持人：您说父亲命硬，父亲怎么说的？
冯忆罗：他说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强意志，有了坚强意志，什么都不怕，这是他经常教育我妈妈的一句话。他其实是毕业考试的那几天被抓了，毕业论文都写了一大半，本来有机会读研深造。但那个时候我父亲的身份暴露了，工作起来有困难，正赶上哈尔滨商船学校招聘数学教师，我父亲就去了。 1930年的10月份他来到哈尔滨，从那时开始，他组织了70个学生，搞了一个读书会，定期的给大家介绍进步作者的小说、文艺作品等等，比如郭沫若、鲁迅的作品等，推荐给他们看，而且给他们讲解。学生看了以后常常聚在一块讨论、谈感想，就这样把大家团结在一块，他还给大家讲政治形势等。
主持人：冯先生，您觉得什么样的动力能让父亲一直坚持自己的工作？
冯松光：我父亲对祖国、对老百姓非常热爱。我看过我们的家谱，家里祖辈上也有抗倭寇的英雄，对他来讲也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是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主持人：在您的心里面，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冯松光：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坚强、忠诚的党员。
主持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和父亲沟通还记得吗？
冯松光：我陪他散步时候听他讲过去的事情，他认为我们年轻人应该多学习，争取能够在科学方面为国家作出贡献。
主持人：你有因为父亲的影响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吗？
冯松光：有。我的儿子对爷爷非常尊敬，而且有时候他也看关于爷爷的书、资料。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的父亲和母亲是青梅竹马，但是在抗联时他们分开了12年，在这期间，您觉得在母亲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又是怎么样坚守自己的爱情的？
冯忆罗：我是1932年4月26日出生的，我和我母亲离开父亲的时候是1934年11月，那时候我没有什么记忆，因为很小。我一直跟着母亲，直到我13岁参加了新四军，才离开家。在这个过程里，我也在逐渐成长。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明白我母亲跟我讲的心里话。因为她在那个环境里，不能告诉所有的人她的丈夫在东北抗日，只能保密。很多人问她，仲云怎么样？怎么也不回来看看？她就会说他做生意忙。
我父亲母亲的感情不是光凭着口头说的，真正的感情就是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每年中秋节我妈妈必须拉着我到外婆家的小花园，坐在大石头上看月亮，那时候我就会想，爸爸是不是也在看月亮？妈妈就会跟我讲爸爸的事。我问妈妈，爸爸长什么样？妈妈说，你爸爸个子高高的，戴着眼镜，可漂亮了……
主持人：在您的心中父亲是一个英雄吗？
冯忆罗：他是个忠诚的好党员。抗联打了14年，他做工作就是一个目的：把日本人赶出去，把关东军赶出去。战争是残酷的，有时候一个部队130多人，一场仗下来只回来20多人，整个部队战士非常消沉，我父亲去了以后，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把他们的士气鼓舞起来。抗联能坚持下来离不开老百姓，我父亲做群众工作做的非常好，给群众不是下命令，是交朋友，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我父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超前意识。他在解放后的岗位上对工作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主持人：在您心中什么样的精神是抗联精神？
冯忆罗：抗联精神就是宁死不屈，为了保卫祖国的疆土，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不惜牺牲自己。
  主持人：感谢二位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像刚才冯忆罗女士那一段简单的话一样，父亲是一个忠实的好党员。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访谈，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冯仲云将军那一份对党的执着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传承历史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感谢各位的收看。
【延伸阅读】抗联教导旅女兵：有伞兵有狙击手 能徒手杀鬼子
她们个个百战余生 浪漫不属于这支部队
曾给一位导演看了一张照片，顿时引发连珠炮般的追问。对方一定要弄清楚，这位头戴贝雷帽、英姿飒爽的女军官的确是抗战时的中国军人吗？
我告诉他，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无线电营教导员王一知上尉。1940年，在数十万关东军压向中苏边境的情况下，这个清秀的中国女军官却跟随着游击队长单立志（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2012年去世）毅然渡过黑龙江，在枪林弹雨中寻找她仍滞留在南岸和日军苦苦鏖战的丈夫。
东北抗日联军？那么她是共产党了，怎么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会穿这样的军服？怎么她还会有一个上尉的军衔？我国不是1955年才开始实施军衔制的吗？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她们那支部队都是这样的军服。甚至按照条令，这支部队的女兵无论在怎样的寒冬都是只穿裙子的。另外，我指了指王一知上尉左侧衣兜上方，您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好像，是一枚勋章。
这是跳伞纪念章。这个旅的官兵人人都能跳伞、会攀登、会游泳和滑雪，部分同志会使用电台收发报、会照相、测绘、制图、爆破等技术。
人人都能跳伞？！
对，这也是抗日红色武装中唯一的一支伞兵部队，他们曾在东北对日军发动过一系列的伞降作战……
30分钟以后，这位导演拍案而起——我要拍这支部队！我要让这段历史的浪漫重现银幕，题目就叫《黑龙江畔的风之子》！
导演的激情无法感染我。因为，浪漫不属于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中的中国人，无论男女，每一个都是百战余生。他们战友的墓碑，至今还屹立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中，在风中眺望着咫尺之遥的故国！
抱着枪支入眠 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了解这些女性，首先要了解她们所在的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最初的名字叫做中国特别旅。1942年成立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克小镇，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它的成员除了部分苏方补充人员和从当地征召的中国战士外，均为撤退到苏联的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在“喘过一口气”之后，他们迅速重返战场，活跃在黑龙江两岸，建立了一种新的对日作战方式。面对猬集于黑龙江畔的数十万关东军，这支独特的部队以小部队的方式反复入境发起破袭和攻击，以微弱的兵力显示着中国抵抗者在东北地区的存在。在盟军大反攻的前夕，抗联教导旅付出重大牺牲，完成了对日军在东北地区作战部署的全面侦察，并以伞降和突击的方式引导盟军发起对关东军的进攻，最终凯旋祖国、光复家园的壮举。由于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斯大林曾专门发布对他们的表彰，而日本关东军则借用苏联传奇将领的名字称他们为“伏罗希洛夫部队”。
从中国特别旅留下的照片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到这些百战余生的中国人，有着怎样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其中，几乎有关女兵的每一张照片都让人感到震撼：难道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拥有这么多明显属于战斗部队的女兵？
那不是她们的选择，是那个残酷的时代造就了她们别样的青春。由于中国特别旅的兵力不足，这些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几乎都被编入了作战部队。她们在小分队中和男兵混编，有的担任侦察员，有的担任电台员。这是一批十分熟悉武器的女性，她们在战斗中勇猛异常，是真正的特种兵。在和日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有的亦长眠沙场。
一名年迈的中国特别旅女战士曾在采访时，双拳虚握举过头顶，比出了一个下劈的动作。她平静地告诉我，当年袭杀对手的时候，她们都是这样双手持刀，从背后刺入颈椎的，这样鬼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叫声。这是标准的苏军特种兵徒手刺杀手法。
另一位中国特别旅的女兵直到今天依然梳着齐耳短发，依然喜欢穿连衣裙。她有些歉意地告诉我，现在得了帕金森氏症，所以拿东西总是拿不稳，不然会给我做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她告诉我，自己当年是特别旅派出的“小部队”的狙击手。狙击手要测算风速，还得计算标尺在距离测算中产生的误差。“特别是不能着急，我的教官说我干什么都不着急，特别适合干狙击手。”老人慢悠悠地说。
老人摆了一个当年狙击手的紧急立姿射击姿态。她站在门厅的走道中侧对大门，背靠一面墙，一脚蹬住另一面墙，双手环抱，模拟步枪的一根木棍竟是平平地横放置于双手之上，枪口向着左前方的门口方向。老人略略弯腰，侧头做出瞄准的姿态。看着我茫然的神态，老人微微一笑，依然是慢悠悠地说道：“狙击啊，几百米外，那个人哪，也就跟个麻巧儿（麻雀）差不多，你要打他的头，打他的心口，就跟打麻巧儿还要分打哪条腿儿似的，你要把枪抵在肩上，你心一跳啊，就打不着他了……”
整个说话的过程中，老人一直保持着瞄准的姿势，双手纹丝不动。我目瞪口呆地发现，帕金森氏病顽固的影响在这一瞬间竟然从老人身上消失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们和今天女兵的区别。“熟悉武器”并不足以形容她们的气质，她们都是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战士。这是一批可以把枪口贴在腮上，抱着枪支入睡的女兵，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战衣作嫁衣 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在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几乎所有照片上，这些女兵都给人异常灿烂的感觉，那种青春的绽放和传统中国女子文静的气质大不相同。
2010年，在华苏军老战士举行了一次酒会，因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拥有苏联远东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的番号，所以这些中国老战士也在被邀请之列。人们赫然发现，这些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太太，仍然身穿红色的布拉吉，如西方人一样热烈地拥抱，用俄语互相问候。那是一种东西方风采的魅力混合。
教导旅的官兵曾说他们这支部队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没有出过叛徒的部队，只出过两个逃兵；第二，这支部队的女战士没有一个离婚，她们几乎都嫁给了自己的男战友，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为什么这些如此深切地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女战士，又如此恪守东方女性的传统？最终，我们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她们有着和普通女性太不同的经历，她们来自东北抗日联军。
日本记者泽地久枝，幼年时曾在伪满洲国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女岁月。1981年，她再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北京、哈尔滨、长春和通化。归国后，这位女作家写下了名为《另一个满洲》的著作。
泽地在描述自己试图写作这部著作的心情时写道：“抛开反满抗日的战争，抛开那些战斗者的存在，作为一个日本人，便无法谈关于‘满洲’的体验了。我想通过追踪杨靖宇这名中国游击领袖的生与死，在昭和史上重新定位日本人对于‘满洲’的所谓怀旧。”
对杨靖宇，泽地久枝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她记得，日本移民和伪满职员中流传着这样哄小孩的儿歌：“别哭，可爱的小孩，你哭，怕‘杨匪’出来”。如果说，在写作的初始，泽地还带着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旅程，那么随着追踪的过程，她的感受变得不再那样理性。她记录道，听着被访者描述中国抵抗者的殊死苦战，“作为同样被这块大陆养育的孩子，我的胸中有着难以言喻的炙热之痛。”
她所说的“抵抗者”，便是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曾派遣大批优秀成员前往东北投入抗战，包括杨靖宇、赵尚志、张甲洲、于天放等，大大加强了当地的组织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区域依托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形成南满、北满、吉东三大地区，部队编成11个军，其中由第一、第二军组成的第一路军活动于南满，其主要领导人包括杨靖宇、魏拯民等；由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组成的第二路军活动于吉东，主要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等；由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组成的第三路军活动于北满，主要领导人为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等；另有第十军汪雅臣（该军编制上属于第二路军，但更多时独立活动）部作战于距离哈尔滨直线距离只有115公里的五常地区。
抗联的所谓军，实际兵力并不多。这其中，实力最强的第三军总兵力为6000余人，其余各军总兵力多在一两千人左右。1938年，其总兵力，包含接受抗联指挥的义勇军、山林队，接近5万人。这支部队的很多成员从1931年起，便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他们是最早发起抵抗的中国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苦战了1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中国，除了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谁有这样漫长的抗争。
她们的血色青春 每一天都是在与敌殊死抗争
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相对应，1938年开始，作为从远东进攻苏联的准备战役，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连续发动大规模讨伐作战，将兵力压向作为中苏界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1941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前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远东红军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在这一年年底，关东军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这种疯狂的增兵连美国都因此而陷入迷惑，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都没能判断出日军已经铁了心决定南进。
即便是日军南进，在黑龙江畔，仍然留了数十万兵力，直到战败前夕也没有减少。
日军的剑拔弩张，在黑龙江以北引来一阵阵风声鹤唳。前苏联远东红军的数十万兵力也逼近边境调整布防，频频演习严阵以待。
当日军全力扑向中苏边境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北满和吉东，正夹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为了扼守这块中国人在东北的最后阵地，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这种抵抗的顽强程度令人震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荷兰、挪威亡了国，却没有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战死沙场。而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杨靖宇、赵尚志都死在战场上，抗联的大多数将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争结束。
2012年，笔者在哈尔滨采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从依兰坐了几个小时汽车来到哈尔滨的她，个子只到笔者的肩头，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联第五军女战士的样子。
她说仗打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连女兵都上了前线，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军讨伐队遭遇。面对严峻的局势，各部队的后勤人员都开始发枪。吴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马盖子枪，她用这支枪一直用到撤入苏联。
“那时候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龙江尖山子，五军直属部队和日军打了一仗，她身边的于秘书腿部中弹，吴玉清背着他撤下火线。于秘书个子高大，而吴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绑腿把于秘书绑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一路，血洒了一路。眼看快到密营了，于秘书却因动脉被打断，流血过多死在了吴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
生死相守不离不弃 她们用一生回报自己的英雄
到1942年，根据日军统计，在东北境内的抗联抵抗力量已经不及千人。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抗联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向苏联境内转移，期望“喘过这一口气来”，使顽强的抗联可以涅槃重生，重新点燃白山黑水间的抵抗烈火。而日军则努力试图彻底打垮抗联部队，围追堵截，甚至出动飞机助战。激战中，最终突破日军封锁退入苏联加入中国特别旅的抗联残军，根据我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不超过1200人，其余大部分战死沙场。
而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场生存比率40∶1的苦战鏖战中，抗联最后部队中女性的生存率远远高于男性。
她们何以能够从这种地狱般的搏战中获得生还？
一批在日军作战中缴获的档案文件似乎揭示了其中血染的秘密——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总政委魏拯民留下的信件。魏拯民，本名关有维，山西人，是杨靖宇的亲密助手，也是杨靖宇殉国后代替他的抗联指挥官。由于他坚定顽强的指挥，使杨靖宇的部队在他牺牲后仍在敌后坚持了超过1年之久。
魏拯民是抗联残余部队撤退入苏的重要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在他写给部队的信件中，他部署让老人、伤员和女兵撤过边界，先退往苏联，他为他（她）们开出了自己署名的介绍信，而有战斗力的男兵要继续战斗下去，掩护战友脱险。
冬季黑龙江、乌苏里江是封冻的，可以从江上撤到苏联境内，但是从岸边一直到江边都是结冰的冰面，没有任何掩护，这个时候过江牺牲非常大。在关东军的追击之下，撤下来的抗联部队就像魏拯民在文件中要求的那样，有战斗力的官兵在南岸坚持，掩护老人、伤员和女兵过江。在日军疯狂的追击之下，他们伤亡惨重，却至死坚守着这份承诺。直到几十年后，提到那些掩护自己过江和坚持到底的男兵们，有些老人仍会热泪盈眶。
殉难者中，便包括下达了这一命令的魏拯民。
那是真正的中国男人，他们是用生命卫护着自己的女战友，用血为她们换得生存的希望。而这一点，也明显影响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女性。她们的丈夫无一不是来自那批卫护过她们的男人，也因此她们的婚姻无一不是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不离不弃。
这些战火中得以生还的中国女性，用她们的一生回报了自己的英雄。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批侠骨丹心，又柔肠百转的中国女战士。她们和他们独特的传奇，或将不变地留在中国人的心底。
2012年，笔者与中国特别旅曾经的女准尉李敏老人一同返回了这支部队位于维亚茨克的旧日营地。面对荒原上已经风雨剥蚀的营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群年轻而忠诚的中国人，他们在70年前从这里离开，重归故国。
老人对着大江敬了一个礼，那里，她的一名战友在武装泅渡训练中不幸遇难，长眠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李敏说，只要不死，我还会来。（萨苏）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612/815368.shtml2015-06-12 09:12:00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dlei
核心提示：作为抗联的著名将领，冯仲云是与众不同的，他曾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但他毅然选择投笔从戎，投身到战火纷飞中来。
主持人：网友朋友你们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在为庆祝胜利呐喊的时刻，我们不能忘却那一段艰辛的历史。1931年，一声炮响震惊了全世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仅仅4个月的时间，128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带着国仇家恨，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们喊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豪言壮语。作为抗联的著名将领，冯仲云是与众不同的，他曾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但他毅然选择投笔从戎，投身到战火纷飞中来。他曾先后在抗联队伍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为反法西斯战斗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今天，冯仲云将军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万幸的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他的后代重现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冯仲云将军之女冯忆罗女士，及儿子冯松光先生，欢迎二位。
冯忆罗、冯松光：大家好。
主持人：您的父亲本来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但是他却投笔从戎，您觉得他当时为什么能一无反顾的加入到革命事业当中？
冯忆罗：我父亲从小受到家庭影响。我的奶奶可以讲很多像岳飞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所以在孩子的心里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父亲一直在私塾读书，接触不到数理化，后来当地建了小学，让他到小学四年级读书，别的课都可以，就是数学打了一个大零蛋。班上的孩子就笑他，他不吭声，也不跟人家闹，自己抓紧一切时间从一年级数学到六年级的数学都学了，后来数学拿了一百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这么形成的，不管他做什么事，哪怕他不会，他就去学，学完就能掌握。后来他去了杭州读中学，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是第一，其他课程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个阶段他交了很多好朋友，他们就在一起议论国事。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清华。当时在农村很轰动，家里非常高兴。
我父亲第一年还能认认真真的读书，后来在大革命的冲击下，北伐到了紧要关头，那时候他对国家大事很关心，一看到北伐军打胜仗就非常高兴。对他刺激最大的就是大革命失败，他认识的一些进步青年、朋友都被捕了，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李大钊的牺牲。后来华北局的负责人找他谈话，对入党一事征求他的意见，我父亲脱口而出要求参加共产党，而且会坚持到底，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我父亲担任了清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清华开始有一条置外法权，就是外边的军警不能到清华大学的院子里来抓人，但是换了一个校长以后，清华也沦陷了。父亲经常讲，他们那个时候几个人，夜里都不敢回宿舍睡觉，随时都有可能被抓住，都上了黑名单了。所以他们就在外边草地里过夜，白天跑到社会上去宣传，也在清华内部对一些进步青年秘密的做工作。我父亲后来在抗联做了很多事，跟清华这一段的经验有很大关系。他是个支部书记，凡是对党有利的，能够打击反动派的，他们就干，坚决不投降。
主持人：您父亲在20岁的时候就加入到革命事业当中，父亲跟您提过工作的感受吗？或者比较危险的经历？
冯忆罗：他在清华里面没有从事什么暴力的活动，就是把支部保护起来，后来跟党组织接上关系以后，清华的支部书记也换了。他离开清华的时候还在发展党员，原来是7个人，发展到了27个，党的队伍又扩大了。 1930年的5月，北京市委组织了一次集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到东单基督教的青年联合会，这件事被特工机关发现了，在门口派了兵，凡是从教堂跑出来的都给抓起来，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被关到了监狱里。在监狱里经过严刑拷打，但最后他们还是冲出了监狱，当时北京市委也曾经派人救他们，但是救不出来，最后有机会才逃过一劫。所以我总是开玩笑说，爸爸你的命很硬。
主持人：您说父亲命硬，父亲怎么说的？
冯忆罗：他说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强意志，有了坚强意志，什么都不怕，这是他经常教育我妈妈的一句话。他其实是毕业考试的那几天被抓了，毕业论文都写了一大半，本来有机会读研深造。但那个时候我父亲的身份暴露了，工作起来有困难，正赶上哈尔滨商船学校招聘数学教师，我父亲就去了。 1930年的10月份他来到哈尔滨，从那时开始，他组织了70个学生，搞了一个读书会，定期的给大家介绍进步作者的小说、文艺作品等等，比如郭沫若、鲁迅的作品等，推荐给他们看，而且给他们讲解。学生看了以后常常聚在一块讨论、谈感想，就这样把大家团结在一块，他还给大家讲政治形势等。
主持人：冯先生，您觉得什么样的动力能让父亲一直坚持自己的工作？
冯松光：我父亲对祖国、对老百姓非常热爱。我看过我们的家谱，家里祖辈上也有抗倭寇的英雄，对他来讲也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是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主持人：在您的心里面，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冯松光：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坚强、忠诚的党员。
主持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和父亲沟通还记得吗？
冯松光：我陪他散步时候听他讲过去的事情，他认为我们年轻人应该多学习，争取能够在科学方面为国家作出贡献。
主持人：你有因为父亲的影响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吗？
冯松光：有。我的儿子对爷爷非常尊敬，而且有时候他也看关于爷爷的书、资料。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的父亲和母亲是青梅竹马，但是在抗联时他们分开了12年，在这期间，您觉得在母亲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又是怎么样坚守自己的爱情的？
冯忆罗：我是1932年4月26日出生的，我和我母亲离开父亲的时候是1934年11月，那时候我没有什么记忆，因为很小。我一直跟着母亲，直到我13岁参加了新四军，才离开家。在这个过程里，我也在逐渐成长。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明白我母亲跟我讲的心里话。因为她在那个环境里，不能告诉所有的人她的丈夫在东北抗日，只能保密。很多人问她，仲云怎么样？怎么也不回来看看？她就会说他做生意忙。
我父亲母亲的感情不是光凭着口头说的，真正的感情就是在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每年中秋节我妈妈必须拉着我到外婆家的小花园，坐在大石头上看月亮，那时候我就会想，爸爸是不是也在看月亮？妈妈就会跟我讲爸爸的事。我问妈妈，爸爸长什么样？妈妈说，你爸爸个子高高的，戴着眼镜，可漂亮了……
主持人：在您的心中父亲是一个英雄吗？
冯忆罗：他是个忠诚的好党员。抗联打了14年，他做工作就是一个目的：把日本人赶出去，把关东军赶出去。战争是残酷的，有时候一个部队130多人，一场仗下来只回来20多人，整个部队战士非常消沉，我父亲去了以后，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把他们的士气鼓舞起来。抗联能坚持下来离不开老百姓，我父亲做群众工作做的非常好，给群众不是下命令，是交朋友，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我父亲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超前意识。他在解放后的岗位上对工作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主持人：在您心中什么样的精神是抗联精神？
冯忆罗：抗联精神就是宁死不屈，为了保卫祖国的疆土，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不惜牺牲自己。
  主持人：感谢二位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像刚才冯忆罗女士那一段简单的话一样，父亲是一个忠实的好党员。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访谈，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冯仲云将军那一份对党的执着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传承历史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感谢各位的收看。
【延伸阅读】抗联教导旅女兵：有伞兵有狙击手 能徒手杀鬼子
她们个个百战余生 浪漫不属于这支部队
曾给一位导演看了一张照片，顿时引发连珠炮般的追问。对方一定要弄清楚，这位头戴贝雷帽、英姿飒爽的女军官的确是抗战时的中国军人吗？
我告诉他，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无线电营教导员王一知上尉。1940年，在数十万关东军压向中苏边境的情况下，这个清秀的中国女军官却跟随着游击队长单立志（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2012年去世）毅然渡过黑龙江，在枪林弹雨中寻找她仍滞留在南岸和日军苦苦鏖战的丈夫。
东北抗日联军？那么她是共产党了，怎么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会穿这样的军服？怎么她还会有一个上尉的军衔？我国不是1955年才开始实施军衔制的吗？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她们那支部队都是这样的军服。甚至按照条令，这支部队的女兵无论在怎样的寒冬都是只穿裙子的。另外，我指了指王一知上尉左侧衣兜上方，您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好像，是一枚勋章。
这是跳伞纪念章。这个旅的官兵人人都能跳伞、会攀登、会游泳和滑雪，部分同志会使用电台收发报、会照相、测绘、制图、爆破等技术。
人人都能跳伞？！
对，这也是抗日红色武装中唯一的一支伞兵部队，他们曾在东北对日军发动过一系列的伞降作战……
30分钟以后，这位导演拍案而起——我要拍这支部队！我要让这段历史的浪漫重现银幕，题目就叫《黑龙江畔的风之子》！
导演的激情无法感染我。因为，浪漫不属于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中的中国人，无论男女，每一个都是百战余生。他们战友的墓碑，至今还屹立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中，在风中眺望着咫尺之遥的故国！
抱着枪支入眠 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了解这些女性，首先要了解她们所在的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最初的名字叫做中国特别旅。1942年成立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克小镇，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它的成员除了部分苏方补充人员和从当地征召的中国战士外，均为撤退到苏联的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在“喘过一口气”之后，他们迅速重返战场，活跃在黑龙江两岸，建立了一种新的对日作战方式。面对猬集于黑龙江畔的数十万关东军，这支独特的部队以小部队的方式反复入境发起破袭和攻击，以微弱的兵力显示着中国抵抗者在东北地区的存在。在盟军大反攻的前夕，抗联教导旅付出重大牺牲，完成了对日军在东北地区作战部署的全面侦察，并以伞降和突击的方式引导盟军发起对关东军的进攻，最终凯旋祖国、光复家园的壮举。由于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斯大林曾专门发布对他们的表彰，而日本关东军则借用苏联传奇将领的名字称他们为“伏罗希洛夫部队”。
从中国特别旅留下的照片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到这些百战余生的中国人，有着怎样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其中，几乎有关女兵的每一张照片都让人感到震撼：难道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拥有这么多明显属于战斗部队的女兵？
那不是她们的选择，是那个残酷的时代造就了她们别样的青春。由于中国特别旅的兵力不足，这些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几乎都被编入了作战部队。她们在小分队中和男兵混编，有的担任侦察员，有的担任电台员。这是一批十分熟悉武器的女性，她们在战斗中勇猛异常，是真正的特种兵。在和日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有的亦长眠沙场。
一名年迈的中国特别旅女战士曾在采访时，双拳虚握举过头顶，比出了一个下劈的动作。她平静地告诉我，当年袭杀对手的时候，她们都是这样双手持刀，从背后刺入颈椎的，这样鬼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叫声。这是标准的苏军特种兵徒手刺杀手法。
另一位中国特别旅的女兵直到今天依然梳着齐耳短发，依然喜欢穿连衣裙。她有些歉意地告诉我，现在得了帕金森氏症，所以拿东西总是拿不稳，不然会给我做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她告诉我，自己当年是特别旅派出的“小部队”的狙击手。狙击手要测算风速，还得计算标尺在距离测算中产生的误差。“特别是不能着急，我的教官说我干什么都不着急，特别适合干狙击手。”老人慢悠悠地说。
老人摆了一个当年狙击手的紧急立姿射击姿态。她站在门厅的走道中侧对大门，背靠一面墙，一脚蹬住另一面墙，双手环抱，模拟步枪的一根木棍竟是平平地横放置于双手之上，枪口向着左前方的门口方向。老人略略弯腰，侧头做出瞄准的姿态。看着我茫然的神态，老人微微一笑，依然是慢悠悠地说道：“狙击啊，几百米外，那个人哪，也就跟个麻巧儿（麻雀）差不多，你要打他的头，打他的心口，就跟打麻巧儿还要分打哪条腿儿似的，你要把枪抵在肩上，你心一跳啊，就打不着他了……”
整个说话的过程中，老人一直保持着瞄准的姿势，双手纹丝不动。我目瞪口呆地发现，帕金森氏病顽固的影响在这一瞬间竟然从老人身上消失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们和今天女兵的区别。“熟悉武器”并不足以形容她们的气质，她们都是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战士。这是一批可以把枪口贴在腮上，抱着枪支入睡的女兵，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战衣作嫁衣 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在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几乎所有照片上，这些女兵都给人异常灿烂的感觉，那种青春的绽放和传统中国女子文静的气质大不相同。
2010年，在华苏军老战士举行了一次酒会，因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拥有苏联远东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的番号，所以这些中国老战士也在被邀请之列。人们赫然发现，这些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太太，仍然身穿红色的布拉吉，如西方人一样热烈地拥抱，用俄语互相问候。那是一种东西方风采的魅力混合。
教导旅的官兵曾说他们这支部队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没有出过叛徒的部队，只出过两个逃兵；第二，这支部队的女战士没有一个离婚，她们几乎都嫁给了自己的男战友，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为什么这些如此深切地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女战士，又如此恪守东方女性的传统？最终，我们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她们有着和普通女性太不同的经历，她们来自东北抗日联军。
日本记者泽地久枝，幼年时曾在伪满洲国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女岁月。1981年，她再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北京、哈尔滨、长春和通化。归国后，这位女作家写下了名为《另一个满洲》的著作。
泽地在描述自己试图写作这部著作的心情时写道：“抛开反满抗日的战争，抛开那些战斗者的存在，作为一个日本人，便无法谈关于‘满洲’的体验了。我想通过追踪杨靖宇这名中国游击领袖的生与死，在昭和史上重新定位日本人对于‘满洲’的所谓怀旧。”
对杨靖宇，泽地久枝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她记得，日本移民和伪满职员中流传着这样哄小孩的儿歌：“别哭，可爱的小孩，你哭，怕‘杨匪’出来”。如果说，在写作的初始，泽地还带着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旅程，那么随着追踪的过程，她的感受变得不再那样理性。她记录道，听着被访者描述中国抵抗者的殊死苦战，“作为同样被这块大陆养育的孩子，我的胸中有着难以言喻的炙热之痛。”
她所说的“抵抗者”，便是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曾派遣大批优秀成员前往东北投入抗战，包括杨靖宇、赵尚志、张甲洲、于天放等，大大加强了当地的组织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区域依托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形成南满、北满、吉东三大地区，部队编成11个军，其中由第一、第二军组成的第一路军活动于南满，其主要领导人包括杨靖宇、魏拯民等；由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组成的第二路军活动于吉东，主要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等；由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组成的第三路军活动于北满，主要领导人为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等；另有第十军汪雅臣（该军编制上属于第二路军，但更多时独立活动）部作战于距离哈尔滨直线距离只有115公里的五常地区。
抗联的所谓军，实际兵力并不多。这其中，实力最强的第三军总兵力为6000余人，其余各军总兵力多在一两千人左右。1938年，其总兵力，包含接受抗联指挥的义勇军、山林队，接近5万人。这支部队的很多成员从1931年起，便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他们是最早发起抵抗的中国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苦战了1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中国，除了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谁有这样漫长的抗争。
她们的血色青春 每一天都是在与敌殊死抗争
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相对应，1938年开始，作为从远东进攻苏联的准备战役，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连续发动大规模讨伐作战，将兵力压向作为中苏界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1941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前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远东红军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在这一年年底，关东军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这种疯狂的增兵连美国都因此而陷入迷惑，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都没能判断出日军已经铁了心决定南进。
即便是日军南进，在黑龙江畔，仍然留了数十万兵力，直到战败前夕也没有减少。
日军的剑拔弩张，在黑龙江以北引来一阵阵风声鹤唳。前苏联远东红军的数十万兵力也逼近边境调整布防，频频演习严阵以待。
当日军全力扑向中苏边境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北满和吉东，正夹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为了扼守这块中国人在东北的最后阵地，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这种抵抗的顽强程度令人震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荷兰、挪威亡了国，却没有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战死沙场。而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杨靖宇、赵尚志都死在战场上，抗联的大多数将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争结束。
2012年，笔者在哈尔滨采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从依兰坐了几个小时汽车来到哈尔滨的她，个子只到笔者的肩头，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联第五军女战士的样子。
她说仗打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连女兵都上了前线，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军讨伐队遭遇。面对严峻的局势，各部队的后勤人员都开始发枪。吴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马盖子枪，她用这支枪一直用到撤入苏联。
“那时候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龙江尖山子，五军直属部队和日军打了一仗，她身边的于秘书腿部中弹，吴玉清背着他撤下火线。于秘书个子高大，而吴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绑腿把于秘书绑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一路，血洒了一路。眼看快到密营了，于秘书却因动脉被打断，流血过多死在了吴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
生死相守不离不弃 她们用一生回报自己的英雄
到1942年，根据日军统计，在东北境内的抗联抵抗力量已经不及千人。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抗联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向苏联境内转移，期望“喘过这一口气来”，使顽强的抗联可以涅槃重生，重新点燃白山黑水间的抵抗烈火。而日军则努力试图彻底打垮抗联部队，围追堵截，甚至出动飞机助战。激战中，最终突破日军封锁退入苏联加入中国特别旅的抗联残军，根据我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不超过1200人，其余大部分战死沙场。
而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场生存比率40∶1的苦战鏖战中，抗联最后部队中女性的生存率远远高于男性。
她们何以能够从这种地狱般的搏战中获得生还？
一批在日军作战中缴获的档案文件似乎揭示了其中血染的秘密——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总政委魏拯民留下的信件。魏拯民，本名关有维，山西人，是杨靖宇的亲密助手，也是杨靖宇殉国后代替他的抗联指挥官。由于他坚定顽强的指挥，使杨靖宇的部队在他牺牲后仍在敌后坚持了超过1年之久。
魏拯民是抗联残余部队撤退入苏的重要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在他写给部队的信件中，他部署让老人、伤员和女兵撤过边界，先退往苏联，他为他（她）们开出了自己署名的介绍信，而有战斗力的男兵要继续战斗下去，掩护战友脱险。
冬季黑龙江、乌苏里江是封冻的，可以从江上撤到苏联境内，但是从岸边一直到江边都是结冰的冰面，没有任何掩护，这个时候过江牺牲非常大。在关东军的追击之下，撤下来的抗联部队就像魏拯民在文件中要求的那样，有战斗力的官兵在南岸坚持，掩护老人、伤员和女兵过江。在日军疯狂的追击之下，他们伤亡惨重，却至死坚守着这份承诺。直到几十年后，提到那些掩护自己过江和坚持到底的男兵们，有些老人仍会热泪盈眶。
殉难者中，便包括下达了这一命令的魏拯民。
那是真正的中国男人，他们是用生命卫护着自己的女战友，用血为她们换得生存的希望。而这一点，也明显影响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女性。她们的丈夫无一不是来自那批卫护过她们的男人，也因此她们的婚姻无一不是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不离不弃。
这些战火中得以生还的中国女性，用她们的一生回报了自己的英雄。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批侠骨丹心，又柔肠百转的中国女战士。她们和他们独特的传奇，或将不变地留在中国人的心底。
2012年，笔者与中国特别旅曾经的女准尉李敏老人一同返回了这支部队位于维亚茨克的旧日营地。面对荒原上已经风雨剥蚀的营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群年轻而忠诚的中国人，他们在70年前从这里离开，重归故国。
老人对着大江敬了一个礼，那里，她的一名战友在武装泅渡训练中不幸遇难，长眠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李敏说，只要不死，我还会来。（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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