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同志真是个好同志吗

5月19日出席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金融大鳄索罗斯就人民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中美两国互相作出让步，加强经济合作，美方应让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中方则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
而索罗斯支持人民加入SDR的理由也非常具有冲击力：若中国经济不稳，无法成功向出口主导过渡至消费主导，中国恐靠近俄罗斯，世界有迈向第3次大战之虞。中美加强经济合作，可降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见识到了索罗斯的超能力，也让人们意识到了索罗斯背后的国际资本势力。索罗斯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如此敏感的意见，而支撑这项意见的理由又如此让人无法拒绝，其背景之深刻让人浮想联翩。
“布雷顿森林会议”，很多媒体也翻译为“布列顿森林会议”，可谓鼎鼎大名。正是1947年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世贸组织的成立，都是本次会议决议的产物。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走向崩溃，但会议确立的全球贸易及货币一体化的方针始终贯穿在西方的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中。
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西方推动“贸易和货币一体化”的初衷是什么，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一体化”运动。而且，这个进程发展到现在，中国也的确是受益者。更进一步说，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现阶段是排斥“全球化运动”的，倒是中国成为坚定的拥护者和推动者。真可谓是“白云苍狗，世事难料”。
具体到索罗斯的言论，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中国不可能过渡到“消费主导”的社会。西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已经赤裸裸的告诉我们，所谓的“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是透支未来的财富，寅吃卯粮，即便体系设计的再完美，数字模型再有保障，最终肯定会失去必要的支撑，走向崩溃。
其实西方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消费主导型”社会。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奉行的是政府消费型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这就需要政府不断的扩大需求。尤其是政府的需求：消费型需求或者投资型需求。在罗斯福执政时期，为了更快让民众收获效益，政府创造的大多是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消费型需求，所以罗斯福时代美国虽然在不断走出危机，但经济发展也是差强人意。倒是二战后，美国政府大力推动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巨大的投资型需求面前，美国经济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堪称美国经济最为健康的一段时期。另外，最为典型的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苏联搞军备竞争，这是时候带动经济发展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结果把美国带入滞胀。
当然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模式，在金融危机大部分西方国家难以为继的时刻其优越性表现的异常明显，这就是北欧国家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但由于北欧国家经济结构、地理位置特殊，再加上人口相对比较稀少，到底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少借鉴意义，很值得深深思索。
其次，人民币加入SDR，的确可以说是人民币国际化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时候给予人民币如此大的战略机遇，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SDR，特别提款权，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又称纸黄金。简单来说，加入了SDR的货币，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就可以作为贸易结算、记账的统计单位。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取得了全球性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个地位，正是十数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所追求的目的。允许人民币加入SDR给予人民币这个地位，当然，是在西方货币体系内。
中国搞“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各国以美元入股和计价，正是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硬通货。当然，人民币可以通过扩大与各个国家的货币互换，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区域贸易结算货币，但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现实的巨量资金需求比起来，具有明显的“时间陷阱”，更别说与“一带一路”的西段欧元还存在现实的货币利益冲突。
因此，人民币加入SDR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凭借“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战略优势顺理成章成为各国的储备性货币。可以享受西方货币体系内储备性货币的若干优势。持有人民币的各国也不用再担心人民币的通用性和货币优势。人民币将迅速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货币体系内的硬通货。
这对人民币来讲不啻于“天下掉下个林妹妹和馅饼”。
但是，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啊。当我们看清索罗斯背后的金融势力时，就应该为这个事情画一个问号。
首先，索罗斯的言论代表了西方资本集团的意见。能够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甚至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相威胁（这种调调只能是威胁给美国看），就是看中了中国经济发展带给投资财富的增值保值功能。
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体制发展到今天，问题多多，几无维系，而其自身有早已失去“自我改革”的能力。即便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革，首先要做的也是战略收缩。这显然极其不利于依附其而存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最关键的，目前美国手中还能以资利用的“金融特权”，在以中俄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的制约下，也无法按照既定步骤得以施展。这使得资本力量离开美国越来越成为大概率事件。何况，金融资本抽离美国的过程早已开始。
那么，金融资本要重新选择归属地，要保值增值，首选的目的地当然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优秀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深厚的消费潜力，还有尚未开发的具有深不可测能量的金融市场，任何一点都对资本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国际资本的进入肯定会使中国的国内市场环境更加自由，舆论更加纷繁复杂，各式各样的思潮都会越发涌现甚至泛滥，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有更强的管理、反应和承受能力。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有更多、更有效的手段来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国际金融资本谈虎色变，只要能遵守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大家还是能在博弈中和平共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的学习，掌握与数百年的金融家族打交道的本领和经验，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巨大的机遇，也是从未有过的挑战。况且，强调国家控制力一直是我们的传统呢。
至于中国是不是国际资本的中间站，其最终目的地是哪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和判断，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发生，谁又能说得准呢？索罗斯同志真是个好同志吗

5月19日出席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金融大鳄索罗斯就人民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中美两国互相作出让步，加强经济合作，美方应让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中方则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
而索罗斯支持人民加入SDR的理由也非常具有冲击力：若中国经济不稳，无法成功向出口主导过渡至消费主导，中国恐靠近俄罗斯，世界有迈向第3次大战之虞。中美加强经济合作，可降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见识到了索罗斯的超能力，也让人们意识到了索罗斯背后的国际资本势力。索罗斯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如此敏感的意见，而支撑这项意见的理由又如此让人无法拒绝，其背景之深刻让人浮想联翩。
“布雷顿森林会议”，很多媒体也翻译为“布列顿森林会议”，可谓鼎鼎大名。正是1947年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世贸组织的成立，都是本次会议决议的产物。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走向崩溃，但会议确立的全球贸易及货币一体化的方针始终贯穿在西方的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中。
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西方推动“贸易和货币一体化”的初衷是什么，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一体化”运动。而且，这个进程发展到现在，中国也的确是受益者。更进一步说，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现阶段是排斥“全球化运动”的，倒是中国成为坚定的拥护者和推动者。真可谓是“白云苍狗，世事难料”。
具体到索罗斯的言论，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中国不可能过渡到“消费主导”的社会。西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已经赤裸裸的告诉我们，所谓的“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是透支未来的财富，寅吃卯粮，即便体系设计的再完美，数字模型再有保障，最终肯定会失去必要的支撑，走向崩溃。
其实西方并不是一以贯之的“消费主导型”社会。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奉行的是政府消费型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这就需要政府不断的扩大需求。尤其是政府的需求：消费型需求或者投资型需求。在罗斯福执政时期，为了更快让民众收获效益，政府创造的大多是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消费型需求，所以罗斯福时代美国虽然在不断走出危机，但经济发展也是差强人意。倒是二战后，美国政府大力推动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巨大的投资型需求面前，美国经济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堪称美国经济最为健康的一段时期。另外，最为典型的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与苏联搞军备竞争，这是时候带动经济发展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结果把美国带入滞胀。
当然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模式，在金融危机大部分西方国家难以为继的时刻其优越性表现的异常明显，这就是北欧国家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但由于北欧国家经济结构、地理位置特殊，再加上人口相对比较稀少，到底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少借鉴意义，很值得深深思索。
其次，人民币加入SDR，的确可以说是人民币国际化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时候给予人民币如此大的战略机遇，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SDR，特别提款权，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又称纸黄金。简单来说，加入了SDR的货币，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就可以作为贸易结算、记账的统计单位。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取得了全球性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个地位，正是十数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所追求的目的。允许人民币加入SDR给予人民币这个地位，当然，是在西方货币体系内。
中国搞“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各国以美元入股和计价，正是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硬通货。当然，人民币可以通过扩大与各个国家的货币互换，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区域贸易结算货币，但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现实的巨量资金需求比起来，具有明显的“时间陷阱”，更别说与“一带一路”的西段欧元还存在现实的货币利益冲突。
因此，人民币加入SDR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凭借“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战略优势顺理成章成为各国的储备性货币。可以享受西方货币体系内储备性货币的若干优势。持有人民币的各国也不用再担心人民币的通用性和货币优势。人民币将迅速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货币体系内的硬通货。
这对人民币来讲不啻于“天下掉下个林妹妹和馅饼”。
但是，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啊。当我们看清索罗斯背后的金融势力时，就应该为这个事情画一个问号。
首先，索罗斯的言论代表了西方资本集团的意见。能够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甚至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相威胁（这种调调只能是威胁给美国看），就是看中了中国经济发展带给投资财富的增值保值功能。
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体制发展到今天，问题多多，几无维系，而其自身有早已失去“自我改革”的能力。即便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革，首先要做的也是战略收缩。这显然极其不利于依附其而存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最关键的，目前美国手中还能以资利用的“金融特权”，在以中俄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的制约下，也无法按照既定步骤得以施展。这使得资本力量离开美国越来越成为大概率事件。何况，金融资本抽离美国的过程早已开始。
那么，金融资本要重新选择归属地，要保值增值，首选的目的地当然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优秀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深厚的消费潜力，还有尚未开发的具有深不可测能量的金融市场，任何一点都对资本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国际资本的进入肯定会使中国的国内市场环境更加自由，舆论更加纷繁复杂，各式各样的思潮都会越发涌现甚至泛滥，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有更强的管理、反应和承受能力。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有更多、更有效的手段来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国际金融资本谈虎色变，只要能遵守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大家还是能在博弈中和平共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的学习，掌握与数百年的金融家族打交道的本领和经验，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巨大的机遇，也是从未有过的挑战。况且，强调国家控制力一直是我们的传统呢。
至于中国是不是国际资本的中间站，其最终目的地是哪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和判断，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发生，谁又能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