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不断发展的史前史研究成果 (直面西方造假传统,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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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断发展的史前史研究成果
2015年05月11日 08: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1日第736期 作者:记者 姚晓丹
http://his.cssn.cn/lsx/slcz/201505/t20150511_1765039.shtml

  史前史学者通过研究分析人类有明确文献记载之前的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力图为我们展示人类及人类社会产生初期的状况。然而,由于不能根据书面记载的历史文献等进行研究,史前史学者往往需要结合已有经验,对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线索进行推理,这就可能使人质疑其准确性。日前,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教授苏菲·阿尔尚博·德·博纳(Sophie Archambault De Beaune)在《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史前史,假说还是科学?》(La préhistoire, fiction ou science?)表示,虽然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加以及分析方法的进步,使学者们对过去有了更深的了解,但史前时期和我们身处的时代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可缩减的时间差距,因而史前史学者必须对其所研究的学科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人类的过去。

  史前时代描述不等同于真实历史

  巴黎第四大学历史学博士帕斯卡尔·塞蒙叙(Pascal Semonsut)对记者表示,正如20世纪著名的史前史学者、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所言,“史前人类留给我们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由于史前人类遗留下的可供研究对象很有限,史前史学者必须通过古代遗迹中尚且残存的部分,对早期人类及其生活做出一种描述,尽管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够精确,但它却能帮助我们了解史前时代的情况。也就是说,学者们对史前时代的描述只有小部分建立在现实存在的证据之上,更多的则是学者们根据考古发现所做的阐述,因而,这种描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的历史,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想象或假说。

  塞蒙叙认为,史前史学者为了重构史前时代的景象进行的假设,受到学者自身的思想、教育背景及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影响,同时也与史前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历史有一定联系。比如,在发展初期,西方学者广泛地将史前史与西方历史混淆在一起,与对欧洲古代历史的了解相比,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去所知甚少,并且他们对史前史的认识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也解释了历史上,在一些受殖民势力统治的地区,西方的专业术语经过简单转换,就得以不受批评地使用的原因。比如“非洲阿舍利文化”(Acheuléen africain)这一提法就来源于法国城市亚眠(Amiens)郊区的圣-阿舍尔(Saint-Acheul)遗址,然而圣-阿舍尔出土的石器多在距今70万—25万年,在非洲发现同类型的石器却出现在160万年前,这种命名方式就体现了学者自身背景对这一学科的影响。

  沿既定框架开展研究未必正确

  博纳表示,史前史学者通常根据19世纪时基本确立起来的概念框架开展工作,这些概念及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学者们害怕受到同行的排斥而不敢对其提出质疑。这在对史前文化的存在时间的确定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学者们往往根据考古活动中发现的工具类型以及它们的制造技术来认定某一史前“文化”的类别。当然这种分类也是必要的,因为当我们需要确定史前发生事情的序列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它存续的确切时间,而且也可能尚不存在能够对其存在时间做出准确测定的方法。因而普遍的做法是,针对存续于特定时间内特定的人类群体,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技术上已经可以识别的文化与其相匹配,并将其归入这种文化之中。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不是必然正确的。事实上,因为许多通过上述方法被定义的“文化”,只是根据这些文化所保存下来的很少一部分对它们进行定义,与之相关的大部分物质资料早已消失。因此,人们就难免会质疑对这些“文化”的定义是否确切。比如被认为在距今1.7万—1万年存在于欧洲西部的马格德林文化(Culture magdalénienne),根据其在技术上所体现的特征,该文化在时间和地域上的界限何在,对于这些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恰恰是以现在已经发现的少量考古证据为依据,并没有考虑是否可能发现新的证据。

  自我修正可提高研究可信度

  在研究过程中,史前史学者经常需要将已经发现的线索,通过逻辑正确的推理活动与现在获得的经验联系起来。为了能够顺利进行推理活动,史前史学者或调动考古数据,尝试将其整理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或寻找较近的历史中或者人种学方面已存的模型、模式。这些都将迫使他们就某种不变量的存在做出假设。

  然而,知识是不断积累的。某一个世代的学者应该对之前世代的学者在这一学科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成果加以利用,予以充实或反驳、超越,而不是对过去错误的简单修正

  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史前史学领域的研究活动发生了一定变化,现在学者们可以运用更丰富多样的手段开展研究工作,但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想要史前史的研究成果变得更为可信,就要遵循科学本身的规律,要认识科学本身是需要反复试验和不断探索的,应该让自己对历史的描述或推断尽可能地贴近真实。要知道旧的研究结论可能会被新的发现、新的技术和研究活动推翻或改写。正如其他人文科学学科一样,史前史提供的应该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始终不变的知识。提供不断发展的史前史研究成果
2015年05月11日 08: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1日第736期 作者:记者 姚晓丹
http://his.cssn.cn/lsx/slcz/201505/t20150511_1765039.shtml

  史前史学者通过研究分析人类有明确文献记载之前的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力图为我们展示人类及人类社会产生初期的状况。然而,由于不能根据书面记载的历史文献等进行研究,史前史学者往往需要结合已有经验,对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线索进行推理,这就可能使人质疑其准确性。日前,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教授苏菲·阿尔尚博·德·博纳(Sophie Archambault De Beaune)在《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史前史,假说还是科学?》(La préhistoire, fiction ou science?)表示,虽然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加以及分析方法的进步,使学者们对过去有了更深的了解,但史前时期和我们身处的时代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可缩减的时间差距,因而史前史学者必须对其所研究的学科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人类的过去。

  史前时代描述不等同于真实历史

  巴黎第四大学历史学博士帕斯卡尔·塞蒙叙(Pascal Semonsut)对记者表示,正如20世纪著名的史前史学者、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所言,“史前人类留给我们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由于史前人类遗留下的可供研究对象很有限,史前史学者必须通过古代遗迹中尚且残存的部分,对早期人类及其生活做出一种描述,尽管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够精确,但它却能帮助我们了解史前时代的情况。也就是说,学者们对史前时代的描述只有小部分建立在现实存在的证据之上,更多的则是学者们根据考古发现所做的阐述,因而,这种描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的历史,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想象或假说。

  塞蒙叙认为,史前史学者为了重构史前时代的景象进行的假设,受到学者自身的思想、教育背景及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影响,同时也与史前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历史有一定联系。比如,在发展初期,西方学者广泛地将史前史与西方历史混淆在一起,与对欧洲古代历史的了解相比,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去所知甚少,并且他们对史前史的认识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也解释了历史上,在一些受殖民势力统治的地区,西方的专业术语经过简单转换,就得以不受批评地使用的原因。比如“非洲阿舍利文化”(Acheuléen africain)这一提法就来源于法国城市亚眠(Amiens)郊区的圣-阿舍尔(Saint-Acheul)遗址,然而圣-阿舍尔出土的石器多在距今70万—25万年,在非洲发现同类型的石器却出现在160万年前,这种命名方式就体现了学者自身背景对这一学科的影响。

  沿既定框架开展研究未必正确

  博纳表示,史前史学者通常根据19世纪时基本确立起来的概念框架开展工作,这些概念及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学者们害怕受到同行的排斥而不敢对其提出质疑。这在对史前文化的存在时间的确定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学者们往往根据考古活动中发现的工具类型以及它们的制造技术来认定某一史前“文化”的类别。当然这种分类也是必要的,因为当我们需要确定史前发生事情的序列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它存续的确切时间,而且也可能尚不存在能够对其存在时间做出准确测定的方法。因而普遍的做法是,针对存续于特定时间内特定的人类群体,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技术上已经可以识别的文化与其相匹配,并将其归入这种文化之中。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不是必然正确的。事实上,因为许多通过上述方法被定义的“文化”,只是根据这些文化所保存下来的很少一部分对它们进行定义,与之相关的大部分物质资料早已消失。因此,人们就难免会质疑对这些“文化”的定义是否确切。比如被认为在距今1.7万—1万年存在于欧洲西部的马格德林文化(Culture magdalénienne),根据其在技术上所体现的特征,该文化在时间和地域上的界限何在,对于这些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恰恰是以现在已经发现的少量考古证据为依据,并没有考虑是否可能发现新的证据。

  自我修正可提高研究可信度

  在研究过程中,史前史学者经常需要将已经发现的线索,通过逻辑正确的推理活动与现在获得的经验联系起来。为了能够顺利进行推理活动,史前史学者或调动考古数据,尝试将其整理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或寻找较近的历史中或者人种学方面已存的模型、模式。这些都将迫使他们就某种不变量的存在做出假设。

  然而,知识是不断积累的。某一个世代的学者应该对之前世代的学者在这一学科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成果加以利用,予以充实或反驳、超越,而不是对过去错误的简单修正

  近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史前史学领域的研究活动发生了一定变化,现在学者们可以运用更丰富多样的手段开展研究工作,但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想要史前史的研究成果变得更为可信,就要遵循科学本身的规律,要认识科学本身是需要反复试验和不断探索的,应该让自己对历史的描述或推断尽可能地贴近真实。要知道旧的研究结论可能会被新的发现、新的技术和研究活动推翻或改写。正如其他人文科学学科一样,史前史提供的应该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始终不变的知识
      塞蒙叙认为,史前史学者为了重构史前时代的景象进行的假设,受到学者自身的思想、教育背景及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的影响,同时也与史前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历史有一定联系。比如,在发展初期,西方学者广泛地将史前史与西方历史混淆在一起,与对欧洲古代历史的了解相比,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去所知甚少,并且他们对史前史的认识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也解释了历史上,在一些受殖民势力统治的地区,西方的专业术语经过简单转换,就得以不受批评地使用的原因。


  博纳表示,史前史学者通常根据19世纪时基本确立起来的概念框架开展工作,这些概念及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学者们害怕受到同行的排斥而不敢对其提出质疑。这在对史前文化的存在时间的确定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学者们往往根据考古活动中发现的工具类型以及它们的制造技术来认定某一史前“文化”的类别。

     当然这种分类也是必要的,因为当我们需要确定史前发生事情的序列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它存续的确切时间,而且也可能尚不存在能够对其存在时间做出准确测定的方法。因而普遍的做法是,针对存续于特定时间内特定的人类群体,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技术上已经可以识别的文化与其相匹配,并将其归入这种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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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现在越来越多人质疑的古希腊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还是要有过硬的证据才行,现在主要是从逻辑上怀疑西方这200年左右构筑了一堆西方历史学并非学术定论,只是推测和假说。
还是个话语权的问题,历史是人写的,俺要把历史放到科学范畴,有些既得利益者是要跳脚的。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教授苏菲·阿尔尚博·德·博纳(Sophie Archambault De Beaune)在《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史前史,假说还是科学?》(La préhistoire, fiction ou science?)表示,

虽然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加以及分析方法的进步,使学者们对过去有了更深的了解,但史前时期和我们身处的时代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可缩减的时间差距,因而史前史学者必须对其所研究的学科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人类的过去
这不是逻辑问题,这是事实与造假的立场问题。

dddd-dh2016 发表于 2015-5-11 15:49
这不是逻辑问题,这是事实与造假的立场问题。
浏览了一下兄台的论辩,俺觉得有必要对于西方1950年代以前的文物重新检测鉴定,否则难以确认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一套史学体系的真实性和严密性。
要有过硬的证据才行
新一轮伪希腊文物造假潮,又再拉开序幕:

早在19世纪,雅典卫城的修缮就陆续开展,20世纪70年代,希腊政府启动了系统的雅典卫城修缮工程,由建筑学、历史学等各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组建成“雅典卫城保护委员会”,并提出“雅典卫城修缮计划”,对雅典卫城进行系统全面的修缮。“雅典卫城修缮计划”主管、建筑工程师瓦西里基·埃莱夫特里奥介绍说,工程主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修缮的可逆性原则。修缮中采取的措施都可以采取可逆措施,使之回到原本的状态;二是尽可能保留建筑构件的原有构造及其功能,以确保这些古建筑得到充分的保护。希腊雅典卫城的遗产保护工作获得2013年度欧洲文化遗产联盟颁发的文化保护奖,获奖的理由是希腊不仅在抢救雅典帕特农神庙这一古代建筑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增加了该遗产自身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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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表示,史前史学者通常根据19世纪时基本确立起来的概念框架开展工作,这些概念及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学者们害怕受到同行的排斥而不敢对其提出质疑。这在对史前文化的存在时间的确定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