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五四纪念与反思 美国对中国背信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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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领到了一张入场券。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巴黎和会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翻身的一个重要机会。谁也没有想到，巴黎和会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外争主权、内出除国贼”的爱国民主运动。
美国背信重伤中国 全权代表痛感“负国辱命”
巴黎和会到了最后时刻。随着美国的立场转变，中国唯一的指望也没有了，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都没有列明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当晚，中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顾维钧、王正廷都主张退出和会抗议。但经过讨论，认为中国是弱国，即使退出，对大局亦无甚影响。只好连夜起草抗议书，派专使送达和会。
但一切抗议，终归无效。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陆征祥向北京政府报告失败的消息，并主张有条件地签字（即“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这是中国的最后底线。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辞职。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陆征祥晚年总结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痛哉斯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伤害，甚至比日本还要深。日本是中国的大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度令中国人相信世界是有公义的，美国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支持中国，但事实证明，在利益面前，无公义、公理可言，只惜苍生望一场。北大学生杨晦挖苦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担心，“这种（对美国）普遍失望的情绪可能会激变为一种反美情绪。”他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1919年以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开始转向苏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1920年代风靡中国，实在是拜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背信弃义所赐。
02
信奉“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激进学生站到了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整个北京，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中。
那些曾经站立在潮流尖端的新文化先驱们，这时也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继续研究他们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还是投向这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
师辈们还没真正走出书斋，而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早在4月间，一些学生已经凑了几百块钱，打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并向全国通电，反对因为日本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当国民外交协会决定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时，学生们马上决定参加。
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惨痛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发出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日本竟因这篇文章，向北洋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要求警告林氏，并加以取缔。
林长民愤然辞去在外交委员会中的职务。国民外交协会的八名代表，与总统府秘书长见面，在总统府内慷慨陈词，又有一种谣言从政府内部传出，据说国务院已有密电给巴黎专使，指示他们在和约上签字。
一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由此平地而起，瞬间席卷大江南北。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
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民主革命”这一特殊的名词组合。两个看似相反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创造出怎样的一种奇迹呢？
03
学生蓄势待发，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
5月3日，一个晴朗、大风的星期六。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下午1时，北大校园内张贴通告，召集北京十三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当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开临时会议。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会。
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
许德珩回忆说，那天晚上的北京十三校会议，推举他起草宣言。他笔酣墨饱，一挥而就，当场就把《北京学生界宣言》写好了，宣言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的，公开以“手枪炸弹”相威胁，放在任何国家，都将被视为触犯刑律的言论。然而，以清末革命志士为榜样的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天职。
罗家伦起草的是白话文宣言，字数不及许德珩的一半，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许、罗二人的宣言一对比，罗氏的文笔，无论其气势或气概，都更具有鼓动性，因为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样一个朗朗上口、掷地有声的口号，形成扣人心弦的强烈效果。
5月3日夜晚，北京各大中学校内，灯火通明。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北大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一个个手不停挥，忙着在旗子上书写口号：“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卖国贼宜处死刑”、“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等等。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04
五四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冲击曹宅意外情况演成暴力示威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
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http://book.sohu.com/s2015/wusixian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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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背信重伤中国 全权代表痛感“负国辱命”
巴黎和会到了最后时刻。随着美国的立场转变，中国唯一的指望也没有了，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都没有列明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当晚，中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顾维钧、王正廷都主张退出和会抗议。但经过讨论，认为中国是弱国，即使退出，对大局亦无甚影响。只好连夜起草抗议书，派专使送达和会。
但一切抗议，终归无效。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陆征祥向北京政府报告失败的消息，并主张有条件地签字（即“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这是中国的最后底线。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辞职。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陆征祥晚年总结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痛哉斯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伤害，甚至比日本还要深。日本是中国的大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度令中国人相信世界是有公义的，美国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支持中国，但事实证明，在利益面前，无公义、公理可言，只惜苍生望一场。北大学生杨晦挖苦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担心，“这种（对美国）普遍失望的情绪可能会激变为一种反美情绪。”他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1919年以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开始转向苏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1920年代风靡中国，实在是拜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背信弃义所赐。
02
信奉“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激进学生站到了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整个北京，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中。
那些曾经站立在潮流尖端的新文化先驱们，这时也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继续研究他们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还是投向这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
师辈们还没真正走出书斋，而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早在4月间，一些学生已经凑了几百块钱，打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并向全国通电，反对因为日本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当国民外交协会决定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时，学生们马上决定参加。
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惨痛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发出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日本竟因这篇文章，向北洋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要求警告林氏，并加以取缔。
林长民愤然辞去在外交委员会中的职务。国民外交协会的八名代表，与总统府秘书长见面，在总统府内慷慨陈词，又有一种谣言从政府内部传出，据说国务院已有密电给巴黎专使，指示他们在和约上签字。
一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由此平地而起，瞬间席卷大江南北。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
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民主革命”这一特殊的名词组合。两个看似相反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创造出怎样的一种奇迹呢？
03
学生蓄势待发，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
5月3日，一个晴朗、大风的星期六。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下午1时，北大校园内张贴通告，召集北京十三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当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开临时会议。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会。
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
许德珩回忆说，那天晚上的北京十三校会议，推举他起草宣言。他笔酣墨饱，一挥而就，当场就把《北京学生界宣言》写好了，宣言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的，公开以“手枪炸弹”相威胁，放在任何国家，都将被视为触犯刑律的言论。然而，以清末革命志士为榜样的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天职。
罗家伦起草的是白话文宣言，字数不及许德珩的一半，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许、罗二人的宣言一对比，罗氏的文笔，无论其气势或气概，都更具有鼓动性，因为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样一个朗朗上口、掷地有声的口号，形成扣人心弦的强烈效果。
5月3日夜晚，北京各大中学校内，灯火通明。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北大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一个个手不停挥，忙着在旗子上书写口号：“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卖国贼宜处死刑”、“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等等。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04
五四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冲击曹宅意外情况演成暴力示威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
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
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领到了一张入场券。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巴黎和会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翻身的一个重要机会。谁也没有想到，巴黎和会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外争主权、内出除国贼”的爱国民主运动。
美国背信重伤中国 全权代表痛感“负国辱命”
巴黎和会到了最后时刻。随着美国的立场转变，中国唯一的指望也没有了，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都没有列明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当晚，中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顾维钧、王正廷都主张退出和会抗议。但经过讨论，认为中国是弱国，即使退出，对大局亦无甚影响。只好连夜起草抗议书，派专使送达和会。
但一切抗议，终归无效。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陆征祥向北京政府报告失败的消息，并主张有条件地签字（即“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这是中国的最后底线。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辞职。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陆征祥晚年总结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痛哉斯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伤害，甚至比日本还要深。日本是中国的大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度令中国人相信世界是有公义的，美国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支持中国，但事实证明，在利益面前，无公义、公理可言，只惜苍生望一场。北大学生杨晦挖苦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担心，“这种（对美国）普遍失望的情绪可能会激变为一种反美情绪。”他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1919年以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开始转向苏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1920年代风靡中国，实在是拜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背信弃义所赐。
02
信奉“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激进学生站到了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整个北京，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中。
那些曾经站立在潮流尖端的新文化先驱们，这时也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继续研究他们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还是投向这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
师辈们还没真正走出书斋，而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早在4月间，一些学生已经凑了几百块钱，打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并向全国通电，反对因为日本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当国民外交协会决定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时，学生们马上决定参加。
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惨痛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发出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日本竟因这篇文章，向北洋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要求警告林氏，并加以取缔。
林长民愤然辞去在外交委员会中的职务。国民外交协会的八名代表，与总统府秘书长见面，在总统府内慷慨陈词，又有一种谣言从政府内部传出，据说国务院已有密电给巴黎专使，指示他们在和约上签字。
一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由此平地而起，瞬间席卷大江南北。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
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民主革命”这一特殊的名词组合。两个看似相反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创造出怎样的一种奇迹呢？
03
学生蓄势待发，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
5月3日，一个晴朗、大风的星期六。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下午1时，北大校园内张贴通告，召集北京十三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当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开临时会议。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会。
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
许德珩回忆说，那天晚上的北京十三校会议，推举他起草宣言。他笔酣墨饱，一挥而就，当场就把《北京学生界宣言》写好了，宣言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的，公开以“手枪炸弹”相威胁，放在任何国家，都将被视为触犯刑律的言论。然而，以清末革命志士为榜样的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天职。
罗家伦起草的是白话文宣言，字数不及许德珩的一半，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许、罗二人的宣言一对比，罗氏的文笔，无论其气势或气概，都更具有鼓动性，因为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样一个朗朗上口、掷地有声的口号，形成扣人心弦的强烈效果。
5月3日夜晚，北京各大中学校内，灯火通明。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北大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一个个手不停挥，忙着在旗子上书写口号：“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卖国贼宜处死刑”、“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等等。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04
五四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冲击曹宅意外情况演成暴力示威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
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http://book.sohu.com/s2015/wusixianchang/
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领到了一张入场券。国内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巴黎和会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翻身的一个重要机会。谁也没有想到，巴黎和会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外争主权、内出除国贼”的爱国民主运动。
美国背信重伤中国 全权代表痛感“负国辱命”
巴黎和会到了最后时刻。随着美国的立场转变，中国唯一的指望也没有了，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
山东问题共有三项条款，都没有列明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当晚，中国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顾维钧、王正廷都主张退出和会抗议。但经过讨论，认为中国是弱国，即使退出，对大局亦无甚影响。只好连夜起草抗议书，派专使送达和会。
但一切抗议，终归无效。5月1日，英国代表以和会所定解决山东问题办法通知中国代表。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陆征祥向北京政府报告失败的消息，并主张有条件地签字（即“保留签字”），也就是在和约内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中国才能签字。这是中国的最后底线。
5月3日，陆、王、施、顾、魏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辞职。国务院随即复电，一律挽留。陆征祥晚年总结出一句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痛哉斯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伤害，甚至比日本还要深。日本是中国的大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度令中国人相信世界是有公义的，美国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支持中国，但事实证明，在利益面前，无公义、公理可言，只惜苍生望一场。北大学生杨晦挖苦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美国驻华公使保罗?S?芮恩施担心，“这种（对美国）普遍失望的情绪可能会激变为一种反美情绪。”他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1919年以后，整个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一落千丈，开始转向苏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1920年代风靡中国，实在是拜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背信弃义所赐。
02
信奉“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 激进学生站到了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整个北京，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空气中。
那些曾经站立在潮流尖端的新文化先驱们，这时也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继续研究他们的伦理革命、文学革命，还是投向这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
师辈们还没真正走出书斋，而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早在4月间，一些学生已经凑了几百块钱，打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并向全国通电，反对因为日本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当国民外交协会决定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时，学生们马上决定参加。
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惨痛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发出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日本竟因这篇文章，向北洋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要求警告林氏，并加以取缔。
林长民愤然辞去在外交委员会中的职务。国民外交协会的八名代表，与总统府秘书长见面，在总统府内慷慨陈词，又有一种谣言从政府内部传出，据说国务院已有密电给巴黎专使，指示他们在和约上签字。
一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由此平地而起，瞬间席卷大江南北。来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鲁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奉为座右铭。他们已做好明天早上站着走出校门，晚上躺着抬回学校的准备，有的人甚至写好遗书，安排好身后事了。在经过近四年的启蒙运动熏陶后，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种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点上。
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一个根本差异，即欧洲的启蒙运动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立足于“民族问题”之上。中国的启蒙先驱者，不少人对启蒙运动最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定民主就是群众的专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这样的哲人，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手枪与炸弹历练出来的。
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民主革命”这一特殊的名词组合。两个看似相反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会创造出怎样的一种奇迹呢？
03
学生蓄势待发，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
5月3日，一个晴朗、大风的星期六。这天《京报》主笔邵飘萍到北大，向学生们报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学生们情绪激动。下午1时，北大校园内张贴通告，召集北京十三间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当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开临时会议。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会。
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5月4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
许德珩回忆说，那天晚上的北京十三校会议，推举他起草宣言。他笔酣墨饱，一挥而就，当场就把《北京学生界宣言》写好了，宣言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的，公开以“手枪炸弹”相威胁，放在任何国家，都将被视为触犯刑律的言论。然而，以清末革命志士为榜样的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天职。
罗家伦起草的是白话文宣言，字数不及许德珩的一半，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许、罗二人的宣言一对比，罗氏的文笔，无论其气势或气概，都更具有鼓动性，因为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样一个朗朗上口、掷地有声的口号，形成扣人心弦的强烈效果。
5月3日夜晚，北京各大中学校内，灯火通明。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北大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一个个手不停挥，忙着在旗子上书写口号：“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卖国贼宜处死刑”、“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等等。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04
五四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冲击曹宅意外情况演成暴力示威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
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
好！都在的好！很好！
人美利坚欠你的，要对你仁至义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