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廉价智力资本的崛起以及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

我们正处于一个可能的大时代的前夜，因为廉价智力资本的崛起，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有可能被彻底终结，那些因为人工成本上涨而离开中国的企业，将错失美妙的前景。

东南沿海某制造业中心，阿壕告诉我，他家的工厂正计划用机器人全面替代人力用以生产液晶电视，他兴奋地向我讲述，坐落于他的工厂旁的一家家具厂已经实现了全机器人作业，以至于可以实现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当然，促使阿壕父亲等企业高层采取机器人替代战略的并不是高瞻远瞩的决策，而是真真切切摆在面前的燃眉之急。“劳动力越来越贵，现在政府又要求五险一金齐全，成本上升很大”他如是说，“工人也越来越难招，经理都要下生产线。”劳动力短缺并不是沿海地区独有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困境，在西南某劳务输出大省某个市郊镇，“做好劳动力就地就业工作”的横幅正高悬在大道上。

也有不少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人力资源更为廉价的东南亚，急切的寻找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应的国家，这也是一种替代战略。就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三星在越南投资三十亿美元，打造中国生产的替代基地。“在西方有一种流行观点，也就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手机（组装）这种产业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供职于某大型外资事务所的小吴如是说，“这里面有个潜台词，那就是中国制造现在不行了，很快会被替换掉。”但是小吴的父亲，从事陶瓷行业多年的老吴却不认同这种说法：“我去过越南，考察了一下，交通不行，原料从中国运过去成本更高，而且我们市场本来就在中国。”实际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东南亚的投资显然还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我不会再去越南！”老高泡好一壶英德红茶，说道：“几年前的投资是失败的，配套不全，基础不好，还经常断电，赚不了什么钱，后来又被打砸抢了。”从事铝型材加工制造行业的老高所忧虑的，正是因为南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所引发的政治风险。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可供应的廉价劳动力不多，中国企业转移过去以后劳动力成本会被太高，用不了太久就会达到和中国一样的水平。

有不少人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归结为总体劳动力供应量的下降，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但纽约时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工厂劳动力的主要年龄断是18-24岁，而使中国以制造业为本的经济更加缺乏工人的原因，就是工人比过去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多很多。直到1997年，中国还只有320万大学毕业生。在这年的亚洲经融危机影响下，中国开始快速扩张大学招生，截止去年12月，中国大学在校生人数有2千5百多万。现在中国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年轻人上了大学，而且这个比例还在稳定上升。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国劳动力短缺背后的另一个问题：劳动力供应结构的根本性问题，以及智力资本过剩时代的到来。

“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学的是机械，在顺德某家大型家电企业工作，后来觉得还想读书，又考了研究生，学的是热能工程”小戚如是说，“我没有找到工作，决定去重庆看看，我有同学在那边做旅游。”像小戚一样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近两年来可能超过千万，就首都教育部门发布的数据来看，三方协议的总体签约率在三成左右。“博士满地走，硕士多如狗，不想啃老，只有出去闯一下。”小戚有些无奈。小戚的父亲是地方农商行的一名中层干部，他曾想通过一些办法安排儿子进银行。“连个柜员都搞不掂，专业不对口。就是二等公民（劳务派遣）都没得做”老戚对儿子的现状非常焦虑，“我们那时候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读了研究生好单位抢着要，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运气不好。”同老戚一个单位的李主任说到：“毕业生太多了，招200个柜员，来了5000个人，里面还有北大清华，找50个管培生，都要985学校的研究生。现在大学生好多收入都不如民工，怪不得人说读书无用。”

“有招自动化的、计算机的都有。”阿壕有一个更宏大的构想，“我们想做一个自己的团队起来，其实是在自己的企业做实验，实验成功的话，其他企业要做改造，我们就可以提供成套解决方案。”对于阿壕来说，越来越多企业实施机器人替代战略，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制造业企业的第二代接班人，普遍不想重复自己父辈所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机器人替代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一年出货量摆在那里，要好几年才能收回投入的成本。”阿壕也有一些现实的担忧：“机器人主要是搬运、打磨、焊接，现在打磨、焊接这些机器手的技术，基本被四家外国公司垄断，国内只能做集成和方案。”

从事咨询业的小吴认为掌握核心技术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要打破一种技术迷思，市场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机器人的最大市场就是中国，出现一批做集成和方案的企业，这些企业有了技术和资本积累以后，不会放弃上游的核心技术。”在小吴看来，机器人替代战略大规模实施，最后会导致机器人成本的下降：“中国的理工科人才实际上是过剩的，他们是廉价的智力资本，如果一旦我们攻破核心技术，价格就会大幅下降，这也是在其他领域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电讯业的华为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阿壕来说，这意味着机器人替代战略的实施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相比起印度和东南亚，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而对比西方国家，他们是非常廉价的，这可能将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核心竞争力。廉价智力资本的崛起，带来的是核心技术的价格的下降，机器人替代的性价比将逐渐提高，最终在相当多的领域战胜廉价劳动力。而在互联网高度渗透工业制造的未来，廉价劳动力所仰赖的旧式生产线模式，将在作业标准化、即时响应、定制化生产和跨时空资源产能调配上体现出极大的劣势，意味着总体最优化策略难以付诸实施，而机器人制造则因为和互联网的结合，产生出系统性优势。

也许我们正处于一个可能的大时代的前夜，因为廉价智力资本的崛起，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有可能被彻底终结，那些因为人工成本上涨而离开中国的企业，将错失美妙的前景。我们正处于一个可能的大时代的前夜，因为廉价智力资本的崛起，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有可能被彻底终结，那些因为人工成本上涨而离开中国的企业，将错失美妙的前景。

东南沿海某制造业中心，阿壕告诉我，他家的工厂正计划用机器人全面替代人力用以生产液晶电视，他兴奋地向我讲述，坐落于他的工厂旁的一家家具厂已经实现了全机器人作业，以至于可以实现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当然，促使阿壕父亲等企业高层采取机器人替代战略的并不是高瞻远瞩的决策，而是真真切切摆在面前的燃眉之急。“劳动力越来越贵，现在政府又要求五险一金齐全，成本上升很大”他如是说，“工人也越来越难招，经理都要下生产线。”劳动力短缺并不是沿海地区独有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困境，在西南某劳务输出大省某个市郊镇，“做好劳动力就地就业工作”的横幅正高悬在大道上。

也有不少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人力资源更为廉价的东南亚，急切的寻找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应的国家，这也是一种替代战略。就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三星在越南投资三十亿美元，打造中国生产的替代基地。“在西方有一种流行观点，也就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手机（组装）这种产业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供职于某大型外资事务所的小吴如是说，“这里面有个潜台词，那就是中国制造现在不行了，很快会被替换掉。”但是小吴的父亲，从事陶瓷行业多年的老吴却不认同这种说法：“我去过越南，考察了一下，交通不行，原料从中国运过去成本更高，而且我们市场本来就在中国。”实际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东南亚的投资显然还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我不会再去越南！”老高泡好一壶英德红茶，说道：“几年前的投资是失败的，配套不全，基础不好，还经常断电，赚不了什么钱，后来又被打砸抢了。”从事铝型材加工制造行业的老高所忧虑的，正是因为南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所引发的政治风险。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可供应的廉价劳动力不多，中国企业转移过去以后劳动力成本会被太高，用不了太久就会达到和中国一样的水平。

有不少人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归结为总体劳动力供应量的下降，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但纽约时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工厂劳动力的主要年龄断是18-24岁，而使中国以制造业为本的经济更加缺乏工人的原因，就是工人比过去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多很多。直到1997年，中国还只有320万大学毕业生。在这年的亚洲经融危机影响下，中国开始快速扩张大学招生，截止去年12月，中国大学在校生人数有2千5百多万。现在中国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年轻人上了大学，而且这个比例还在稳定上升。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国劳动力短缺背后的另一个问题：劳动力供应结构的根本性问题，以及智力资本过剩时代的到来。

“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学的是机械，在顺德某家大型家电企业工作，后来觉得还想读书，又考了研究生，学的是热能工程”小戚如是说，“我没有找到工作，决定去重庆看看，我有同学在那边做旅游。”像小戚一样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近两年来可能超过千万，就首都教育部门发布的数据来看，三方协议的总体签约率在三成左右。“博士满地走，硕士多如狗，不想啃老，只有出去闯一下。”小戚有些无奈。小戚的父亲是地方农商行的一名中层干部，他曾想通过一些办法安排儿子进银行。“连个柜员都搞不掂，专业不对口。就是二等公民（劳务派遣）都没得做”老戚对儿子的现状非常焦虑，“我们那时候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读了研究生好单位抢着要，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运气不好。”同老戚一个单位的李主任说到：“毕业生太多了，招200个柜员，来了5000个人，里面还有北大清华，找50个管培生，都要985学校的研究生。现在大学生好多收入都不如民工，怪不得人说读书无用。”

“有招自动化的、计算机的都有。”阿壕有一个更宏大的构想，“我们想做一个自己的团队起来，其实是在自己的企业做实验，实验成功的话，其他企业要做改造，我们就可以提供成套解决方案。”对于阿壕来说，越来越多企业实施机器人替代战略，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制造业企业的第二代接班人，普遍不想重复自己父辈所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机器人替代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一年出货量摆在那里，要好几年才能收回投入的成本。”阿壕也有一些现实的担忧：“机器人主要是搬运、打磨、焊接，现在打磨、焊接这些机器手的技术，基本被四家外国公司垄断，国内只能做集成和方案。”

从事咨询业的小吴认为掌握核心技术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要打破一种技术迷思，市场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机器人的最大市场就是中国，出现一批做集成和方案的企业，这些企业有了技术和资本积累以后，不会放弃上游的核心技术。”在小吴看来，机器人替代战略大规模实施，最后会导致机器人成本的下降：“中国的理工科人才实际上是过剩的，他们是廉价的智力资本，如果一旦我们攻破核心技术，价格就会大幅下降，这也是在其他领域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电讯业的华为就是很好的例子。”对于阿壕来说，这意味着机器人替代战略的实施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相比起印度和东南亚，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而对比西方国家，他们是非常廉价的，这可能将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核心竞争力。廉价智力资本的崛起，带来的是核心技术的价格的下降，机器人替代的性价比将逐渐提高，最终在相当多的领域战胜廉价劳动力。而在互联网高度渗透工业制造的未来，廉价劳动力所仰赖的旧式生产线模式，将在作业标准化、即时响应、定制化生产和跨时空资源产能调配上体现出极大的劣势，意味着总体最优化策略难以付诸实施，而机器人制造则因为和互联网的结合，产生出系统性优势。

也许我们正处于一个可能的大时代的前夜，因为廉价智力资本的崛起，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有可能被彻底终结，那些因为人工成本上涨而离开中国的企业，将错失美妙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