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备胜无备，因敌变化而制胜：看一战和二战的战争准备

孙子曰：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二战与一战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便是失去了精心策划的长期准备。在一战之前，德军总参谋长施利芬在1891年发布第一号备忘录，到1894年第三号备忘录确定了东守西攻的基本策略。到1905年，施利芬的最后备忘录发布，然后交给了小毛奇，并且一直到1912年完成了修订。也就是说，德国攻击法国的施利芬计划经过了长达20年的筹备。站在对立面的法国情况也差不多，1875年到1886年，法国制定了1号到7号战争计划，以防御为主，但是随着法俄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从第8号计划开始渐渐采纳攻势作战思想，此后每三五年修订一次计划，基本贯彻了攻势防御战略，具备高度弹性。然而在法国“青年学派”的力推下，最后的第17号作战计划却完全变成了“攻势崇拜主义”，于1914年2月完成了一切必要准备。现代战争版“ 一本猪突”的发明权，应当归于法国“青年学派”。然而，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精心策划的战争方略都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精心策划的各类战争计划，偏偏忘记了敌人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老毛奇认为，敌人有独立意志，也有选择的自由，而施利芬认为一开始就应当迫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使其不能发挥主动。老毛奇认为战略的秘诀在于随机应变，战争指挥应当充满弹性，而施利芬则要求部队向方阵一样整齐，打仗就像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显然， 施利芬的观念是在办公室里养成的，而不是像老毛奇那样在普奥、普法战争的实践里铸就的。

二战的爆发带有突然性，虽然国际矛盾积累已深，但是缺乏像“施利芬计划”那样的长达数十年准备的战争计划。希特勒自己也说道，他就像在黑暗中行走那样，凭着直觉领着大家前进。从1933年上台到1939年战争爆发，留给德国的准备时间不过六年，如何才能把十万人的小型军队扩充为百万大军，而且是陆海空三军齐备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这点时间只够培养中下级军事组织和人员，难以形成一个庞大的有机协同的整体。所以，在战争爆发前，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像曼施坦因这样的军官，都是抱着疑虑走入沙场。但是，德国准备不充分，而他们的敌人同样也准备不充分，或者说准备的方向就错了。波兰人采取了“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防御战略，把数量有限的陆军部署在了长达1500公里的边境防御线上，结果是在不同方向袭来的德军冲击下支离破碎，被各个歼灭，何况后面还有苏联人捅了一刀。而对法国的战局当中，从阿登森林的坦克突袭则完全出乎法国人预料，达成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效果，可见，要想上演坎尼会战，除了汉尼拔，还得有一位法罗（罗马军队指挥官）。或者说，长平之战除了要有白起，还得有一位赵括。所以，相对优势的存在，是在战争博弈中影响胜负天平的关键。优秀的将领，应当善于观察和把握这种相对优势，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因敌制胜。

由此可见，指望在战前的计划当中制定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如德国海军秘书提尔比茨或总参谋长施利芬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他们渴望着拥有最大的兵力，最多的战舰，以便打败最多的敌人，然而，何为众多？何为寡少？孙子曰：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因此，越是防备众多的敌人，就会发现自己的兵力越是不足；如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防备自己，那么我方就可以专其一，而敌人就得分为十。我方掌握主动权，迫使敌人猜测作战的地点，这样的地点越多，则敌人不得不分兵部署，即便有再多的部队，也会变得寡少，而我军能以众击寡。孙子曰：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波兰人的战争部署显然是犯了分兵部署的错误，既不知战之地，亦不知战之时，且东防苏联、西防德国，不能区分轻重缓急。波兰唯一生存的机会，是英法联军的强力干涉，迫使德军回撤西部防线。如是，则苏联也是不敢轻举妄动。因此，缩短防线，迟滞德国人的进攻节奏，固守华沙核心阵地，是节约兵力、等候英法反击的必由之路。但是在政治上波兰政客不能放弃一寸得来的土地，非但如此，波兰人一直渴望恢复波兰王国鼎盛时期的版图，建立一个”大帝国“（大概跟今天我们旁边的宇宙大国是一个心态吧）。所以，收缩防线似乎是政治自杀之举，不收缩防线是军事自杀之举。

孙子曰：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二战与一战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便是失去了精心策划的长期准备。在一战之前，德军总参谋长施利芬在1891年发布第一号备忘录，到1894年第三号备忘录确定了东守西攻的基本策略。到1905年，施利芬的最后备忘录发布，然后交给了小毛奇，并且一直到1912年完成了修订。也就是说，德国攻击法国的施利芬计划经过了长达20年的筹备。站在对立面的法国情况也差不多，1875年到1886年，法国制定了1号到7号战争计划，以防御为主，但是随着法俄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从第8号计划开始渐渐采纳攻势作战思想，此后每三五年修订一次计划，基本贯彻了攻势防御战略，具备高度弹性。然而在法国“青年学派”的力推下，最后的第17号作战计划却完全变成了“攻势崇拜主义”，于1914年2月完成了一切必要准备。现代战争版“ 一本猪突”的发明权，应当归于法国“青年学派”。然而，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精心策划的战争方略都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精心策划的各类战争计划，偏偏忘记了敌人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老毛奇认为，敌人有独立意志，也有选择的自由，而施利芬认为一开始就应当迫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使其不能发挥主动。老毛奇认为战略的秘诀在于随机应变，战争指挥应当充满弹性，而施利芬则要求部队向方阵一样整齐，打仗就像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显然， 施利芬的观念是在办公室里养成的，而不是像老毛奇那样在普奥、普法战争的实践里铸就的。

二战的爆发带有突然性，虽然国际矛盾积累已深，但是缺乏像“施利芬计划”那样的长达数十年准备的战争计划。希特勒自己也说道，他就像在黑暗中行走那样，凭着直觉领着大家前进。从1933年上台到1939年战争爆发，留给德国的准备时间不过六年，如何才能把十万人的小型军队扩充为百万大军，而且是陆海空三军齐备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这点时间只够培养中下级军事组织和人员，难以形成一个庞大的有机协同的整体。所以，在战争爆发前，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像曼施坦因这样的军官，都是抱着疑虑走入沙场。但是，德国准备不充分，而他们的敌人同样也准备不充分，或者说准备的方向就错了。波兰人采取了“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防御战略，把数量有限的陆军部署在了长达1500公里的边境防御线上，结果是在不同方向袭来的德军冲击下支离破碎，被各个歼灭，何况后面还有苏联人捅了一刀。而对法国的战局当中，从阿登森林的坦克突袭则完全出乎法国人预料，达成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效果，可见，要想上演坎尼会战，除了汉尼拔，还得有一位法罗（罗马军队指挥官）。或者说，长平之战除了要有白起，还得有一位赵括。所以，相对优势的存在，是在战争博弈中影响胜负天平的关键。优秀的将领，应当善于观察和把握这种相对优势，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因敌制胜。

由此可见，指望在战前的计划当中制定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如德国海军秘书提尔比茨或总参谋长施利芬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他们渴望着拥有最大的兵力，最多的战舰，以便打败最多的敌人，然而，何为众多？何为寡少？孙子曰：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因此，越是防备众多的敌人，就会发现自己的兵力越是不足；如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防备自己，那么我方就可以专其一，而敌人就得分为十。我方掌握主动权，迫使敌人猜测作战的地点，这样的地点越多，则敌人不得不分兵部署，即便有再多的部队，也会变得寡少，而我军能以众击寡。孙子曰：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波兰人的战争部署显然是犯了分兵部署的错误，既不知战之地，亦不知战之时，且东防苏联、西防德国，不能区分轻重缓急。波兰唯一生存的机会，是英法联军的强力干涉，迫使德军回撤西部防线。如是，则苏联也是不敢轻举妄动。因此，缩短防线，迟滞德国人的进攻节奏，固守华沙核心阵地，是节约兵力、等候英法反击的必由之路。但是在政治上波兰政客不能放弃一寸得来的土地，非但如此，波兰人一直渴望恢复波兰王国鼎盛时期的版图，建立一个”大帝国“（大概跟今天我们旁边的宇宙大国是一个心态吧）。所以，收缩防线似乎是政治自杀之举，不收缩防线是军事自杀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