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一则：地中海上的冤魂

地中海上的冤魂--“自由号”事件
1967年6月5日清晨8点多钟，尼罗河上空的浓雾刚刚散尽，沉睡的开罗苏醒过来，开罗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上班的人流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就在这忙碌的时刻，防空警报凄厉的响起，由以色列发动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发起前，以色列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潜伏在开罗的间谍沃尔夫冈·洛茨把埃及空军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8点45分，由186架飞机组成的以色列机群飞临埃及各个机场上空，准确地投下重磅炸弹，破坏了机场的跑道。随后，以色列空军的后续机群，对机场上的埃及飞机进行了准确打击。到中午时分，埃及几乎所有的作战飞机都已被摧毁，三分之一的飞行员在空袭中丧生。埃及部署在机场、雷达站附近的防空部队，从萨姆导弹到高射炮，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以色列空军开始行动半小时后，陆军也在地面上采取了行动。以色列军队兵分三路，向西奈的埃军扑去。天上，以色列的空军呼啸着攻击地面目标；地上，以色列的坦克轰鸣着无情地碾过敌人的阵地。20分钟时间内，以色列炮兵竟然向埃军阵地倾泻了6000发炮弹。失去制空权的埃及陆军顶不住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埃及士兵几乎是用血肉之躯在对抗着敌人的弹雨。
这场后来以“六天战争”为名的战争对埃及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在这场战争的第一天，埃及几乎失去了全部空军。在随后展开的陆地战役中，它又失去了西奈半岛，驻守在西奈的7个师中，有4个师被消灭，3个师溃败，一万多人在战场上阵亡，几乎同样数目的人受伤，5500人当了俘虏，其中包括11名将军和为数众多的上校。
以色列大喜过望。空军司令霍菲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战争会进展得这样顺利！”
但是，兴奋之余，以色列也遇到了难题：如何处置数量如此之大的俘虏。没那么多房子收容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士兵来看管他们，更没有足够的车辆来把他们运往监狱。试想，以色列战车正在战场上高速运转，哪有多余的车子来运送战俘！可是，要放了他们，以色列人更是心有不甘
精通生意经的犹太人，最终想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招：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俘虏，既不需要房子来收容他们，也不需要人手来看押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士兵的铁石心肠，以及所费不多的子弹。
一些埃及战俘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6月8日，在西奈半岛阿里什清真寺的后面，60个战俘一队，手被反绑着，面对着以色列士兵的枪口，一排排的倒了下去。他们的鲜血，把苍凉的沙土染成了红色。
他们的尸体被推入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挖掘大坑的，就是他们的战友和同胞。一位名叫阿卜杜拉撒拉姆·穆撒的人回忆说：“我看到一排战俘、平民还有士兵站在那儿，以色列人突然向他们扫射，他们都死了，以军士兵就让我们把他们埋了。”
一位名叫加比·布朗的以色列记者讲述了发生在阿里什的情景：150名埃及战俘蹲在一起，双手放在脑后。以军士兵命令他们挖坑，随后杀了他们。“我亲眼看到这些。那是6月8日早上，在阿里什机场附近。”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阿依·耶查克的证实。这位犹太历史学家和他的同事们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以色列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残忍地杀死了1000名埃及战俘，其中有400名战俘在阿里什被屠杀。
屠俘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以色列声称它在战争中是受害者，这场战争是由埃及人首先打起来的。现在，它当然不希望有人发现它屠杀战俘的暴行。它想方设法，要瞒天过海，掩盖事实的真相。
中国有句古话：抬头三尺有神明。要掩盖光天化日之下的杀戮行为又谈何容易！死难战俘的埃及同胞不会忘记这件事，执行屠杀命令的以军士兵不会忘记这件事，而往来于空中的无线电波，早把以色列的这一丑行记录在案。说起来可叹的是，干这件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赤胆忠心、一心为犹太人效劳的美国。
当以色列在谋划战争的时候，一艘名为“自由号”的美国船，正横渡多风的大西洋，驶往非洲的西海岸，开始它一生中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航程。
“自由号”不是一艘普通的船只。它是由“胜利号”货轮改装而成，唱138.7米，船上280人，除水手外，全部都是搞情报的老手。它是一艘地地道道的间谍船，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取信号情报的一个平台。
通过间谍船获取情报这一想法来自苏联。苏联也是一个信号情报大国，对侦听站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克格勃的第八总局和格鲁乌建立了不少侦听基地，但苏联毕竟是一个陆上的大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毕竟不像参加《英美协定》的哪些国家，分散在全球各个角落。因此，它尽可能在国外建立侦收集地，最著名的当数古巴的伦德斯基地和位于越南金兰湾的基地。他这并不能弥补它在幅员上的不足。这样，建立流动的海上侦收平台，就顺理成章的被提上了日程。
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船队。这些船大部分是用拖网渔船改装的。在世界各大洋上，特别是当西方国家的海军进行演习时，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拖网渔船”的身影。它们经常活动在别国领海、海军基地及战略港口附近，监视、监听着那里的一切。人们知道的比较多的苏联情报搜集船是“海洋号”拖网船。它是由民主德国造船厂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制造的，共100余艘，其中20多艘被改装成情报搜集船。它上面装有多种电子侦察和通信系统，船的上层结构和底船中隐藏着许多探测器，每根桅杆的顶部都有一个测向环。船上天线林立，有圆锥形的全向接收天线、垂直杆状天线、球形测向天线以及用于高频接收的折叠偶极天线，还有导航雷达和雷达接收机。这种船的排水量为1000吨，可容纳32名船员。
受苏联的启发，美国也建立了这样的间谍船队，不过数目远不如苏联庞大。第一艘间谍船叫“牛津号”，1959年11月12日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改建。441英尺长的传神，57英尺宽的船舷，11498吨的排水量，足以容纳一个相当大的情报搜集中心。它的尾部装有一个直径16英尺的碟形抛物线天线，可以接收从月球发来的无线电信号。它有一个通用的名字：“综合技术调查辅助舰”，船上的间谍设备严格保密，船上的某些部位不准船员进入，连船长也不例外。
“自由号”就是这样的一艘综合技术调查辅助舰。本来应该放置枪炮的地方，被安装上了奇怪的天线，哪个方向都有：细细的甚低频天线、圆锥形电子干扰天线、气门天线、船舷上的微波天线，还有长达35英尺的鞭状天线，以及放置在船尾的16英尺长抛物面天线。
天线是接收无线电的耳朵。“自由号”身上长满了耳朵。它是一个真正的顺风耳。
中东危机爆发的时候，“自由号”正游弋在非洲几内亚的阿比让，表面上关注该地区的一些目标，其实是尽可能向北停靠，这样，一旦中东地区出现情况，它可以迅速赶到。
现在，中东的战火终于要燃烧起来。5月23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而以色列已经说过，封锁海峡就是战争行为。
当天深夜，参谋长联系会议一位情报专家给“自由号”发去一份简短的电文：立刻做好出发准备。离开阿比让港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西班牙罗塔装备技术和物资。准备就绪后，前往赛伊达港。具体地点稍后告知。
几分钟后，军号响彻了整个船舱，沉睡中的“自由号”恢复了生机。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充满现代气息的阿比让就消失在地平线上了。这是“自由号”最后一次驶离非洲海岸。在朝阳的映衬下，船尾反射天线直直地矗立着，仿佛在祈祷。
8天后，“自由号”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全速航行了3000英里。6月1日早晨，“自由号”悄悄驶入罗塔港的一个码头。5位阿拉伯语专家早已等候在那里。片刻之后，又粗又黑的大管子为“自由号”注入燃料，水手们马不停蹄地往船上装了一箱又一箱的食品和蔬菜。几位专家把一些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装到了船上。里面装的是一些超感信号情报资料，这里面有一些关于中东情报传递方式的重要资料。
在罗塔，麦戈纳格尔船长接到命令，让他把“自由号”停靠在以色列和埃及附近地区，但离埃及沿岸至少12.5海里，离以色列至少6.5海里。6月5日，当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自由号”正行驶在西西里岛南面。船上的官兵正在进行常规训练，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危险。海军已经给该地区的所有美国船只和飞机发出警报，要它们离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沿岸至少100海里，但正在进行侦察任务的“自由号”例外。除非有特殊命令要求它改变航向，否则麦戈纳格尔船长不会把船停下来。“自由号”一直前行，知道离西奈的沙漠只有几十英里。
如果要侦听阿以军队的动向，那么，“自由号”完全不必行驶到战场附近。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它一样可以完成这一使命。然而，人总是有好奇心的。白宫的许多人，都想听一听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低级军官在电话里是怎样交谈的。要满足这样的好奇心，“自由号”就必须身历险境。后来，海军指挥部也觉得“自由号”走得太近了，于是接连给它发了5个电报，要求它离埃及和以色列海岸至少100海里。但阴差阳错，这些电报竟然没有一份发到“自由号。
就这样，“自由号听到了它该听到的声音，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6月8日凌晨5点左右，一架飞机在“自由号”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飞去。当“自由号”驶过荒漠小城阿里什时，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机开始对它进行跟踪。6点3分，侦察机飞行员报告以色列海军总部：“我们只能看到船上的字母。我们已经向地面控制中心做了报告。”这些字母是“GTRS”，“自由号”的代码。“GTRS”是“综合技术研究”的缩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间谍船的掩护身份。
整个早上，侦查活动每30分钟进行一次。有一次，一架以色列飞机在船的右舷盘旋，然后又飞到了船的前部，最后朝西奈飞去。一位船员说：“飞机上有一个大大的六角星，就擦着我们的桅杆飞。我们以为机翼会把桅杆弄折，我都能向右边的副驾驶员招手，他向我招手微笑。我没有多想，因为它是我们的盟友，这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船的标记和美国国旗。他们都能看到我的军衔。特别是离战区这么近的地方，国旗一定很醒目。”
9点30分，阿里什的尖塔肉眼就能看到，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孤独耸立的一个桅杆。用一副望远镜，13英里外的每个建筑物都清晰可见。麦戈纳格尔认为那个尖塔十分醒目，可以用作标杆，以确定上午和下午航行的位置。雷达也监测到了这个尖塔。当时船上的人没有意识到，“自由号”一瞬间进入了一个见不得阳光地狱。就在这会儿，在尖塔附近，以色列军队正进行着罪恶的屠杀。
10点55分，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确信一艘美国电子侦察船就在附近。不仅阿里什的部队能够清晰地看到“自由号”，以色列海军总部也确定了这艘船的身份。从“自由号”离开西奈开始到现在，以色列海军和空军已经密切注意它的行踪超过6个小时了，他们甚至对它进行了拍照，确认这是一艘美国电子侦察船。他们明知这一地区只有这一艘军用传，还是下命令要干掉它。
12点5分，3艘鱼雷摩托艇驶向50英里外的“自由号”。以色列空军战斗机装载着3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火箭，还有凝固汽油弹紧随其后。下午1点41分，鱼雷艇盯准了“自由号”的位置，要求空军战斗机予以打击。
没有发出任何警报，以色列的“幻影”战斗机突然对自由号实施空中打击。劳伦斯·帕特中尉注意到，这架飞机根本没有任何标志，也无法辨别其身份。他试图与机上的两名飞行员联系，但一切都为时过迟。
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整艘船已经是残破不堪，到处是烧焦的焦油味儿。一枚炸弹在驾驶台的救生艇旁爆炸，操舵室和驾驶台里的人都炸上了天。“幻影”战斗机的飞行员报告基地：“船上的油已经泄到水面上了。”
以色列战斗机在进行猛烈地空袭后，把目标对准了船上的天线。以切断“自由号”与外界的联系，这样它就无法求援或继续搜集那些骇人听闻的情报了。
高级指挥官斯坦·怀特回忆说：“他们好像知道天线的准确位置。”国家安全局另一位行家说：“每个高频天线的借口都被打了一个洞。能够在攻击一开始就毁掉我们所有的通信设备，这样的热导导弹安装需要精密的计划。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误炸，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计划最精密的误炸。”
攻击一开始，“自由号”就通过电波向远处的第六舰队求援。然而，“萨拉托加号”航母要求“自由号”提供密语暗号，否则不予援助。可密语暗号在刚才的空袭中已经被毁了。报务员气急败坏地对着话筒喊：“狗娘养的，婷婷该死的枪炮声，你就知道了！”
“幻影”战斗机走后，“超级幻影”战斗机又来了。它先从船头炸到船尾，然后再炸船舷两侧。爆炸声震耳欲聋，驾驶台顷刻之间就消失在一团黄黑色的火球之中。船长躺在血泊之中，鲜血顺着腿流进了他的鞋子里面。过了片刻，以军战斗机又回来了。扫射之后，又是火箭和汽油弹的狂轰滥炸，船上血肉横飞。
空袭后几分钟，新一轮的恐惧又向船员袭来。透过窥视镜，摄影师查理·罗雷看到3艘62吨级的鱼雷艇，一字排开，迅速靠近“自由号”。他们摆开进攻架势，机枪和鱼类对准了“自由号”的右船舷体。麦戈纳格尔船长看到以军战斗机毁了美国国旗，就命令通信员迅速升起另一面国旗，这是船上最大的一面国旗。
然而这无济于事。2点37分，203号鱼雷艇上的19英寸德国制鱼雷的安全阀打开，直接对准“自由号”上安全局的工作间。它一共发射了5没鱼雷，其攻击力足以击沉任何一艘航空母舰。幸运的是，只有一枚鱼雷命中了船体。但是，“自由号”还是撑不住了。船长不得不发出弃船命令。活着的船员登上了救生筏。然而，以军竟然向救生筏开火。船上的劳伦斯·帕特中尉说：“水中的救生筏上全部都是弹洞。我当时胆战心惊。”另一位名叫斯坦·佩固特的军官说：“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弃船命令下达以后，我们只剩水里几条逃生船了。但是这些也被敌人鱼雷艇上的机关枪打坏了。很明显，敌人不想留活口。”
以色列确实想杀人灭口，它并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到底得到了什么情报，但他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也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掌握了那天早晨以军杀戮平民的证据这些毁灭性的证据足以证实以色列高级军官认同这些严重的战争罪行。因此，它决心把它们毁掉。然而，它不知道，就在它猛攻“自由号”那会儿，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家侦察机正在上空执行侦察任务。
记录了以色列罪行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EC-121侦察机。这种飞机外形笨重，是执行监听任务的最佳选择：它可以飞行12-18小时，根据监听时的天气情况、燃料、飞行高度、截获情报的可能性和机组人员的身体状况而执行长距离飞行任务。它每个月要对中东地区进行6-12次侦察飞行，遇有苏联目标出现时，飞行次数还会增加。
EC-121侦察机上的情报鉴定员负责搜集雷达信号，处理这些带密码的声音，把它们变成有意义的数据，他还负责领导机上的六位电子情报专家。另外几个监听人员被指派在别处监听甚高频和超高频录音电话信号。
飞机起飞后不久，谍报区便用安全幕罩了起来，以免这些活动让其他机组人员知道。监听声音情报的是一对甚高频和超高频接收器。为了记录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还有一台回音轨的录音机，上边装有时间控制和频率指示。一个波长分析仪用于监测雷达上100-150兆赫、200-500兆赫之间的信号，特别适用于寻找新的信号。有一种重要的一起叫超速追踪仪，电子情报人员主要用它来截获、模仿、辨认雷达信号，它还可以反向追踪，找到这些信号的来源。侦察机就像真空吸尘器，什么都往上吸，弄得情报人员不知道如何入手。
在战区上空飞行的EC-121果然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它除了记录以色列和埃及军队飞行员的声音外，还记录下大量别的声音。这时，值班的电子情报专家们向情报鉴定员大声说出他们记录的东西，然后情报鉴定员指示那些电子情报人员据此去搜索相应的雷达活动。有时，电子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个雷达信号，然后交给语言处理专家搜寻相应的声音活动。截获的情报立刻被送往美国空军处理中心处理。这是由美国空军安全局亦即国家安全局的空军机构建立的，主要负责分析空军在地中海地区、北非和中东地区截获的情报，包括分析数据和破译初级密码。
在袭击发生前2小时，EC-121电磁探测飞机已经从雅典起飞返回东地中海执行例行的巡查任务。它先从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飞往阿里什，然后再返回。一位名叫马文·诺维奇的情报官员说：“我们进入情报区时，战斗已经打响，很明显，当时以军正在戈兰高地重击叙利亚的军队。进入情报区后，我们所有的录音设备很快就收到各种信号，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都有。情报鉴定员传过来从阿拉伯世界和以方截获的空中信号。我们忙得焦头烂额。”
在焦头烂额之时，一位希伯来语专家对诺维奇说：“头儿，听听，超高频上传来些怪东西。他们提到美国国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诺维奇问他频率是多少，然后调到那儿。“确实如此，以军正对某个目标实施空中打击。我刚刚告诉情报鉴定员了，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这种信号逐渐平缓了。
随后，EC-121电子侦察机返航了。飞机刚刚降落在雅典机场，诺维奇和情报人员直接来到了情报中心。诺维奇说：“我们回到美国空军-512J时，它已经收到关于美国船“自由号”遭到袭击的相关情况。我们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情报？我们大胆地说是的。然后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拿过我们的磁带开始破译。很明显，以军空军和摩托艇攻击的是一艘在东地中海航行的船只。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及船名或船号，但是这艘船肯定悬挂的是美国国旗。因此，我们认定这是“自由号”。虽然，当时我们不敢肯定它就在出事海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当“自由号”遭到攻击时，第六舰队正位于450英里之外的克里特岛，舰队接收到了“自由号”发出的求援信号。高频通信系统立刻运作起来。空袭发生50分钟后，美军开始了救援行动。4架“天鹰式”A4战斗机从“美国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也接到命令，要派遣4架攻击机前往出事地点，保卫“自由号”。
“自由号”时间下午3点28分，紧急指挥部发出紧急警报命令：“美国船“自由号”在地中海北纬32度东经33度附近受到袭击。要求所有通信各就各位，随时报告。”
国家安全局收到紧急情报后11分钟，五角大楼的电话响起，欧洲总部通报“自由号”收到战斗机的袭击。
此刻，约翰逊总统正在与国会领导人通话。几分钟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斯托打来电话，急切地对总统说：““自由号”在地中海遭到鱼雷袭击。该船位于埃及以北60至100英里远。第六舰队的侦察机已经起飞。没有潜水艇或水上部队参与此事的资料。有新情况随时向您汇报。”
总统担心的是苏联飞机和潜水艇发动了袭击，这样美国就将与苏联开战了。他着急所有的幕僚在作战室紧急开会。五角大楼内，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要求安全局的卡特将军提供该船的准确情况和人员伤亡等。
这时，以色列的外交及其也紧急开动起来。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亲自前往美国大使馆道歉。以方称他们把“自由号”误认为埃及运送部队和战马的轮船“埃及·吉塞号”，没有发现船上的美国旗帜。当以军要搜查船只时，该船竟企图以每小时30海里的速度逃跑，以军才被迫采取行动。以色列还强调此事不能全怪它，因为它实现打过招呼，要所有船只远离战区。以军当然是在撒谎：“埃及·吉塞号”的吨位只有“自由号”的1/4，船体轮廓也完全不同。袭击发生时，埃及的这艘船还停在距离出事地点250英里外的亚历山大港里。更可笑的是，“自由号”的最高航速不过每小时17海里，根本不可能用以军所描述的速度逃跑。
听说攻击“自由号”的不是苏联而是以色列，约翰逊总统紧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1968年正是美国的大选之年，正在谋求连任的约翰逊可不愿为了此事得罪美国的犹太人。于是，他轻松地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的解释，承认这是一起误炸事件。他对第六舰队司令说：““自由号”沉不沉，我并不关心，保持与盟国的关系式最重要的。”这番话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大为震惊，他把这些话又转告给负责“自由号”事件的官员，并要求他们发誓对这些话永远保密。
华盛顿高层立即给有关各方面打电话：当务之急是不让以色列人难堪，为了不让美国记者拍到“自由号”遇袭的照片，激起国内的反以情绪，应该尽快将“自由号”炸沉！一位高级军官指出，这样做会把事件越搞越大。美国这才让第六舰队吧几乎沉没的“自由号”拖到希腊修理。随后，五角大楼下达新闻禁令：“自由号”上的船员不得透露袭击事件的任何细节，只有有限的几名政府高官有权透露“相关消息”。
几天后，以色列政府给美国政府发出一份秘密报告，将这一事件定性为“误击”。以色列法庭同样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大赦”了所有参与袭击的以色列士兵，没有一个人受到军法处置，没有一个人被降衔，甚至没有一个人受到责备。不仅如此，后来以色列还给袭击“自由号”的“203”鱼雷艇授勋，因为这艘船给了“自由号”致命的打击。该艇上的一些部件也被送进了以色列海军博物馆，与以色列海军最为骄傲的纪念品摆在了一起。
“自由号”被拖到希腊港口，美国人这才发现，这艘花费2000万美元改造、配备了1020万美元精密设备的情报船，如今在盟友的“误炸”下已变得一文不值，只剩下一句遍布弹孔的残骸。船上的洞大得都能让汽车通过。右舷损坏严重，大部分设备都毁掉了，32位船员死亡，剩下的三分之二也受伤了，水手长牺牲了，指挥官负了重伤。但是，“自由号”却奇迹般的恢复了生机，慢慢航行到更安全的水域。为了避免沉没，通往被海水淹没的安全局工作间的舱门堵上了，25位信号情报专家的尸体就关在里面。
美国政府花了2000万美元，把“自由号”改造成一艘信号情报船，并花费1020万美元配备了精密的硬件设备。现在，它只是象征性地向以色列政府索要了7644164美元，以赔偿“自由号”的损失。然而，就连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赔偿金，以色列政府还是赖着不付。到1980年冬，这笔钱的利息已经达到了1000万美元。以色列建议：如果美方只索要600万美元，而且把以前的利息全抹掉，以色列政府将愿意支付这笔钱。即将卸任的吉米·卡特总统无心在这件事上与以色列纠缠不清，于是同意了以方的建议。1980年12月，以色列政府支付了这笔迟到的赔偿。
对于船上的受害者，以色列的赔偿更少。1968年6月，以色列政府向每个阵亡的美国船员家属赔偿了大约10万美元，但拒绝对伤员做出赔偿。伤员们通过私人律师团，继续与以色列政府谈判。1969年4月28日，以色列政府向每位受伤的船员支付2万美元作为补偿。这笔钱大部分支付了高昂的律师费用。
在其后的岁月中，“自由号”事件的幸存者和许多其他人士不断反驳以色列的“误炸”说，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但美国官方仍然坚持“误炸”的说法。美国国务卿2004年1月12日公布了对“自由号”的裁定结果，认为以色列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但依然认为，这是“非故意的疏忽过失”。对于这个结果，国会没有举行公开的听证会。于是，近200名“自由号”事件的死伤者最终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

无聊中，转自百度文库，只发帖，不回帖。地中海上的冤魂--“自由号”事件
1967年6月5日清晨8点多钟，尼罗河上空的浓雾刚刚散尽，沉睡的开罗苏醒过来，开罗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上班的人流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就在这忙碌的时刻，防空警报凄厉的响起，由以色列发动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发起前，以色列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潜伏在开罗的间谍沃尔夫冈·洛茨把埃及空军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8点45分，由186架飞机组成的以色列机群飞临埃及各个机场上空，准确地投下重磅炸弹，破坏了机场的跑道。随后，以色列空军的后续机群，对机场上的埃及飞机进行了准确打击。到中午时分，埃及几乎所有的作战飞机都已被摧毁，三分之一的飞行员在空袭中丧生。埃及部署在机场、雷达站附近的防空部队，从萨姆导弹到高射炮，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以色列空军开始行动半小时后，陆军也在地面上采取了行动。以色列军队兵分三路，向西奈的埃军扑去。天上，以色列的空军呼啸着攻击地面目标；地上，以色列的坦克轰鸣着无情地碾过敌人的阵地。20分钟时间内，以色列炮兵竟然向埃军阵地倾泻了6000发炮弹。失去制空权的埃及陆军顶不住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埃及士兵几乎是用血肉之躯在对抗着敌人的弹雨。
这场后来以“六天战争”为名的战争对埃及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在这场战争的第一天，埃及几乎失去了全部空军。在随后展开的陆地战役中，它又失去了西奈半岛，驻守在西奈的7个师中，有4个师被消灭，3个师溃败，一万多人在战场上阵亡，几乎同样数目的人受伤，5500人当了俘虏，其中包括11名将军和为数众多的上校。
以色列大喜过望。空军司令霍菲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战争会进展得这样顺利！”
但是，兴奋之余，以色列也遇到了难题：如何处置数量如此之大的俘虏。没那么多房子收容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士兵来看管他们，更没有足够的车辆来把他们运往监狱。试想，以色列战车正在战场上高速运转，哪有多余的车子来运送战俘！可是，要放了他们，以色列人更是心有不甘
精通生意经的犹太人，最终想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招：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俘虏，既不需要房子来收容他们，也不需要人手来看押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士兵的铁石心肠，以及所费不多的子弹。
一些埃及战俘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6月8日，在西奈半岛阿里什清真寺的后面，60个战俘一队，手被反绑着，面对着以色列士兵的枪口，一排排的倒了下去。他们的鲜血，把苍凉的沙土染成了红色。
他们的尸体被推入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挖掘大坑的，就是他们的战友和同胞。一位名叫阿卜杜拉撒拉姆·穆撒的人回忆说：“我看到一排战俘、平民还有士兵站在那儿，以色列人突然向他们扫射，他们都死了，以军士兵就让我们把他们埋了。”
一位名叫加比·布朗的以色列记者讲述了发生在阿里什的情景：150名埃及战俘蹲在一起，双手放在脑后。以军士兵命令他们挖坑，随后杀了他们。“我亲眼看到这些。那是6月8日早上，在阿里什机场附近。”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阿依·耶查克的证实。这位犹太历史学家和他的同事们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以色列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残忍地杀死了1000名埃及战俘，其中有400名战俘在阿里什被屠杀。
屠俘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以色列声称它在战争中是受害者，这场战争是由埃及人首先打起来的。现在，它当然不希望有人发现它屠杀战俘的暴行。它想方设法，要瞒天过海，掩盖事实的真相。
中国有句古话：抬头三尺有神明。要掩盖光天化日之下的杀戮行为又谈何容易！死难战俘的埃及同胞不会忘记这件事，执行屠杀命令的以军士兵不会忘记这件事，而往来于空中的无线电波，早把以色列的这一丑行记录在案。说起来可叹的是，干这件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赤胆忠心、一心为犹太人效劳的美国。
当以色列在谋划战争的时候，一艘名为“自由号”的美国船，正横渡多风的大西洋，驶往非洲的西海岸，开始它一生中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航程。
“自由号”不是一艘普通的船只。它是由“胜利号”货轮改装而成，唱138.7米，船上280人，除水手外，全部都是搞情报的老手。它是一艘地地道道的间谍船，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获取信号情报的一个平台。
通过间谍船获取情报这一想法来自苏联。苏联也是一个信号情报大国，对侦听站的重要性十分清楚。克格勃的第八总局和格鲁乌建立了不少侦听基地，但苏联毕竟是一个陆上的大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毕竟不像参加《英美协定》的哪些国家，分散在全球各个角落。因此，它尽可能在国外建立侦收集地，最著名的当数古巴的伦德斯基地和位于越南金兰湾的基地。他这并不能弥补它在幅员上的不足。这样，建立流动的海上侦收平台，就顺理成章的被提上了日程。
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船队。这些船大部分是用拖网渔船改装的。在世界各大洋上，特别是当西方国家的海军进行演习时，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拖网渔船”的身影。它们经常活动在别国领海、海军基地及战略港口附近，监视、监听着那里的一切。人们知道的比较多的苏联情报搜集船是“海洋号”拖网船。它是由民主德国造船厂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制造的，共100余艘，其中20多艘被改装成情报搜集船。它上面装有多种电子侦察和通信系统，船的上层结构和底船中隐藏着许多探测器，每根桅杆的顶部都有一个测向环。船上天线林立，有圆锥形的全向接收天线、垂直杆状天线、球形测向天线以及用于高频接收的折叠偶极天线，还有导航雷达和雷达接收机。这种船的排水量为1000吨，可容纳32名船员。
受苏联的启发，美国也建立了这样的间谍船队，不过数目远不如苏联庞大。第一艘间谍船叫“牛津号”，1959年11月12日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改建。441英尺长的传神，57英尺宽的船舷，11498吨的排水量，足以容纳一个相当大的情报搜集中心。它的尾部装有一个直径16英尺的碟形抛物线天线，可以接收从月球发来的无线电信号。它有一个通用的名字：“综合技术调查辅助舰”，船上的间谍设备严格保密，船上的某些部位不准船员进入，连船长也不例外。
“自由号”就是这样的一艘综合技术调查辅助舰。本来应该放置枪炮的地方，被安装上了奇怪的天线，哪个方向都有：细细的甚低频天线、圆锥形电子干扰天线、气门天线、船舷上的微波天线，还有长达35英尺的鞭状天线，以及放置在船尾的16英尺长抛物面天线。
天线是接收无线电的耳朵。“自由号”身上长满了耳朵。它是一个真正的顺风耳。
中东危机爆发的时候，“自由号”正游弋在非洲几内亚的阿比让，表面上关注该地区的一些目标，其实是尽可能向北停靠，这样，一旦中东地区出现情况，它可以迅速赶到。
现在，中东的战火终于要燃烧起来。5月23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而以色列已经说过，封锁海峡就是战争行为。
当天深夜，参谋长联系会议一位情报专家给“自由号”发去一份简短的电文：立刻做好出发准备。离开阿比让港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西班牙罗塔装备技术和物资。准备就绪后，前往赛伊达港。具体地点稍后告知。
几分钟后，军号响彻了整个船舱，沉睡中的“自由号”恢复了生机。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充满现代气息的阿比让就消失在地平线上了。这是“自由号”最后一次驶离非洲海岸。在朝阳的映衬下，船尾反射天线直直地矗立着，仿佛在祈祷。
8天后，“自由号”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全速航行了3000英里。6月1日早晨，“自由号”悄悄驶入罗塔港的一个码头。5位阿拉伯语专家早已等候在那里。片刻之后，又粗又黑的大管子为“自由号”注入燃料，水手们马不停蹄地往船上装了一箱又一箱的食品和蔬菜。几位专家把一些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装到了船上。里面装的是一些超感信号情报资料，这里面有一些关于中东情报传递方式的重要资料。
在罗塔，麦戈纳格尔船长接到命令，让他把“自由号”停靠在以色列和埃及附近地区，但离埃及沿岸至少12.5海里，离以色列至少6.5海里。6月5日，当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自由号”正行驶在西西里岛南面。船上的官兵正在进行常规训练，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危险。海军已经给该地区的所有美国船只和飞机发出警报，要它们离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沿岸至少100海里，但正在进行侦察任务的“自由号”例外。除非有特殊命令要求它改变航向，否则麦戈纳格尔船长不会把船停下来。“自由号”一直前行，知道离西奈的沙漠只有几十英里。
如果要侦听阿以军队的动向，那么，“自由号”完全不必行驶到战场附近。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它一样可以完成这一使命。然而，人总是有好奇心的。白宫的许多人，都想听一听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低级军官在电话里是怎样交谈的。要满足这样的好奇心，“自由号”就必须身历险境。后来，海军指挥部也觉得“自由号”走得太近了，于是接连给它发了5个电报，要求它离埃及和以色列海岸至少100海里。但阴差阳错，这些电报竟然没有一份发到“自由号。
就这样，“自由号听到了它该听到的声音，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6月8日凌晨5点左右，一架飞机在“自由号”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飞去。当“自由号”驶过荒漠小城阿里什时，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机开始对它进行跟踪。6点3分，侦察机飞行员报告以色列海军总部：“我们只能看到船上的字母。我们已经向地面控制中心做了报告。”这些字母是“GTRS”，“自由号”的代码。“GTRS”是“综合技术研究”的缩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间谍船的掩护身份。
整个早上，侦查活动每30分钟进行一次。有一次，一架以色列飞机在船的右舷盘旋，然后又飞到了船的前部，最后朝西奈飞去。一位船员说：“飞机上有一个大大的六角星，就擦着我们的桅杆飞。我们以为机翼会把桅杆弄折，我都能向右边的副驾驶员招手，他向我招手微笑。我没有多想，因为它是我们的盟友，这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船的标记和美国国旗。他们都能看到我的军衔。特别是离战区这么近的地方，国旗一定很醒目。”
9点30分，阿里什的尖塔肉眼就能看到，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孤独耸立的一个桅杆。用一副望远镜，13英里外的每个建筑物都清晰可见。麦戈纳格尔认为那个尖塔十分醒目，可以用作标杆，以确定上午和下午航行的位置。雷达也监测到了这个尖塔。当时船上的人没有意识到，“自由号”一瞬间进入了一个见不得阳光地狱。就在这会儿，在尖塔附近，以色列军队正进行着罪恶的屠杀。
10点55分，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确信一艘美国电子侦察船就在附近。不仅阿里什的部队能够清晰地看到“自由号”，以色列海军总部也确定了这艘船的身份。从“自由号”离开西奈开始到现在，以色列海军和空军已经密切注意它的行踪超过6个小时了，他们甚至对它进行了拍照，确认这是一艘美国电子侦察船。他们明知这一地区只有这一艘军用传，还是下命令要干掉它。
12点5分，3艘鱼雷摩托艇驶向50英里外的“自由号”。以色列空军战斗机装载着3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火箭，还有凝固汽油弹紧随其后。下午1点41分，鱼雷艇盯准了“自由号”的位置，要求空军战斗机予以打击。
没有发出任何警报，以色列的“幻影”战斗机突然对自由号实施空中打击。劳伦斯·帕特中尉注意到，这架飞机根本没有任何标志，也无法辨别其身份。他试图与机上的两名飞行员联系，但一切都为时过迟。
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整艘船已经是残破不堪，到处是烧焦的焦油味儿。一枚炸弹在驾驶台的救生艇旁爆炸，操舵室和驾驶台里的人都炸上了天。“幻影”战斗机的飞行员报告基地：“船上的油已经泄到水面上了。”
以色列战斗机在进行猛烈地空袭后，把目标对准了船上的天线。以切断“自由号”与外界的联系，这样它就无法求援或继续搜集那些骇人听闻的情报了。
高级指挥官斯坦·怀特回忆说：“他们好像知道天线的准确位置。”国家安全局另一位行家说：“每个高频天线的借口都被打了一个洞。能够在攻击一开始就毁掉我们所有的通信设备，这样的热导导弹安装需要精密的计划。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误炸，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计划最精密的误炸。”
攻击一开始，“自由号”就通过电波向远处的第六舰队求援。然而，“萨拉托加号”航母要求“自由号”提供密语暗号，否则不予援助。可密语暗号在刚才的空袭中已经被毁了。报务员气急败坏地对着话筒喊：“狗娘养的，婷婷该死的枪炮声，你就知道了！”
“幻影”战斗机走后，“超级幻影”战斗机又来了。它先从船头炸到船尾，然后再炸船舷两侧。爆炸声震耳欲聋，驾驶台顷刻之间就消失在一团黄黑色的火球之中。船长躺在血泊之中，鲜血顺着腿流进了他的鞋子里面。过了片刻，以军战斗机又回来了。扫射之后，又是火箭和汽油弹的狂轰滥炸，船上血肉横飞。
空袭后几分钟，新一轮的恐惧又向船员袭来。透过窥视镜，摄影师查理·罗雷看到3艘62吨级的鱼雷艇，一字排开，迅速靠近“自由号”。他们摆开进攻架势，机枪和鱼类对准了“自由号”的右船舷体。麦戈纳格尔船长看到以军战斗机毁了美国国旗，就命令通信员迅速升起另一面国旗，这是船上最大的一面国旗。
然而这无济于事。2点37分，203号鱼雷艇上的19英寸德国制鱼雷的安全阀打开，直接对准“自由号”上安全局的工作间。它一共发射了5没鱼雷，其攻击力足以击沉任何一艘航空母舰。幸运的是，只有一枚鱼雷命中了船体。但是，“自由号”还是撑不住了。船长不得不发出弃船命令。活着的船员登上了救生筏。然而，以军竟然向救生筏开火。船上的劳伦斯·帕特中尉说：“水中的救生筏上全部都是弹洞。我当时胆战心惊。”另一位名叫斯坦·佩固特的军官说：“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弃船命令下达以后，我们只剩水里几条逃生船了。但是这些也被敌人鱼雷艇上的机关枪打坏了。很明显，敌人不想留活口。”
以色列确实想杀人灭口，它并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到底得到了什么情报，但他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也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掌握了那天早晨以军杀戮平民的证据这些毁灭性的证据足以证实以色列高级军官认同这些严重的战争罪行。因此，它决心把它们毁掉。然而，它不知道，就在它猛攻“自由号”那会儿，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家侦察机正在上空执行侦察任务。
记录了以色列罪行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EC-121侦察机。这种飞机外形笨重，是执行监听任务的最佳选择：它可以飞行12-18小时，根据监听时的天气情况、燃料、飞行高度、截获情报的可能性和机组人员的身体状况而执行长距离飞行任务。它每个月要对中东地区进行6-12次侦察飞行，遇有苏联目标出现时，飞行次数还会增加。
EC-121侦察机上的情报鉴定员负责搜集雷达信号，处理这些带密码的声音，把它们变成有意义的数据，他还负责领导机上的六位电子情报专家。另外几个监听人员被指派在别处监听甚高频和超高频录音电话信号。
飞机起飞后不久，谍报区便用安全幕罩了起来，以免这些活动让其他机组人员知道。监听声音情报的是一对甚高频和超高频接收器。为了记录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还有一台回音轨的录音机，上边装有时间控制和频率指示。一个波长分析仪用于监测雷达上100-150兆赫、200-500兆赫之间的信号，特别适用于寻找新的信号。有一种重要的一起叫超速追踪仪，电子情报人员主要用它来截获、模仿、辨认雷达信号，它还可以反向追踪，找到这些信号的来源。侦察机就像真空吸尘器，什么都往上吸，弄得情报人员不知道如何入手。
在战区上空飞行的EC-121果然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它除了记录以色列和埃及军队飞行员的声音外，还记录下大量别的声音。这时，值班的电子情报专家们向情报鉴定员大声说出他们记录的东西，然后情报鉴定员指示那些电子情报人员据此去搜索相应的雷达活动。有时，电子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个雷达信号，然后交给语言处理专家搜寻相应的声音活动。截获的情报立刻被送往美国空军处理中心处理。这是由美国空军安全局亦即国家安全局的空军机构建立的，主要负责分析空军在地中海地区、北非和中东地区截获的情报，包括分析数据和破译初级密码。
在袭击发生前2小时，EC-121电磁探测飞机已经从雅典起飞返回东地中海执行例行的巡查任务。它先从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飞往阿里什，然后再返回。一位名叫马文·诺维奇的情报官员说：“我们进入情报区时，战斗已经打响，很明显，当时以军正在戈兰高地重击叙利亚的军队。进入情报区后，我们所有的录音设备很快就收到各种信号，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都有。情报鉴定员传过来从阿拉伯世界和以方截获的空中信号。我们忙得焦头烂额。”
在焦头烂额之时，一位希伯来语专家对诺维奇说：“头儿，听听，超高频上传来些怪东西。他们提到美国国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诺维奇问他频率是多少，然后调到那儿。“确实如此，以军正对某个目标实施空中打击。我刚刚告诉情报鉴定员了，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这种信号逐渐平缓了。
随后，EC-121电子侦察机返航了。飞机刚刚降落在雅典机场，诺维奇和情报人员直接来到了情报中心。诺维奇说：“我们回到美国空军-512J时，它已经收到关于美国船“自由号”遭到袭击的相关情况。我们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情报？我们大胆地说是的。然后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拿过我们的磁带开始破译。很明显，以军空军和摩托艇攻击的是一艘在东地中海航行的船只。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及船名或船号，但是这艘船肯定悬挂的是美国国旗。因此，我们认定这是“自由号”。虽然，当时我们不敢肯定它就在出事海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当“自由号”遭到攻击时，第六舰队正位于450英里之外的克里特岛，舰队接收到了“自由号”发出的求援信号。高频通信系统立刻运作起来。空袭发生50分钟后，美军开始了救援行动。4架“天鹰式”A4战斗机从“美国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也接到命令，要派遣4架攻击机前往出事地点，保卫“自由号”。
“自由号”时间下午3点28分，紧急指挥部发出紧急警报命令：“美国船“自由号”在地中海北纬32度东经33度附近受到袭击。要求所有通信各就各位，随时报告。”
国家安全局收到紧急情报后11分钟，五角大楼的电话响起，欧洲总部通报“自由号”收到战斗机的袭击。
此刻，约翰逊总统正在与国会领导人通话。几分钟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斯托打来电话，急切地对总统说：““自由号”在地中海遭到鱼雷袭击。该船位于埃及以北60至100英里远。第六舰队的侦察机已经起飞。没有潜水艇或水上部队参与此事的资料。有新情况随时向您汇报。”
总统担心的是苏联飞机和潜水艇发动了袭击，这样美国就将与苏联开战了。他着急所有的幕僚在作战室紧急开会。五角大楼内，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要求安全局的卡特将军提供该船的准确情况和人员伤亡等。
这时，以色列的外交及其也紧急开动起来。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亲自前往美国大使馆道歉。以方称他们把“自由号”误认为埃及运送部队和战马的轮船“埃及·吉塞号”，没有发现船上的美国旗帜。当以军要搜查船只时，该船竟企图以每小时30海里的速度逃跑，以军才被迫采取行动。以色列还强调此事不能全怪它，因为它实现打过招呼，要所有船只远离战区。以军当然是在撒谎：“埃及·吉塞号”的吨位只有“自由号”的1/4，船体轮廓也完全不同。袭击发生时，埃及的这艘船还停在距离出事地点250英里外的亚历山大港里。更可笑的是，“自由号”的最高航速不过每小时17海里，根本不可能用以军所描述的速度逃跑。
听说攻击“自由号”的不是苏联而是以色列，约翰逊总统紧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1968年正是美国的大选之年，正在谋求连任的约翰逊可不愿为了此事得罪美国的犹太人。于是，他轻松地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的解释，承认这是一起误炸事件。他对第六舰队司令说：““自由号”沉不沉，我并不关心，保持与盟国的关系式最重要的。”这番话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大为震惊，他把这些话又转告给负责“自由号”事件的官员，并要求他们发誓对这些话永远保密。
华盛顿高层立即给有关各方面打电话：当务之急是不让以色列人难堪，为了不让美国记者拍到“自由号”遇袭的照片，激起国内的反以情绪，应该尽快将“自由号”炸沉！一位高级军官指出，这样做会把事件越搞越大。美国这才让第六舰队吧几乎沉没的“自由号”拖到希腊修理。随后，五角大楼下达新闻禁令：“自由号”上的船员不得透露袭击事件的任何细节，只有有限的几名政府高官有权透露“相关消息”。
几天后，以色列政府给美国政府发出一份秘密报告，将这一事件定性为“误击”。以色列法庭同样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大赦”了所有参与袭击的以色列士兵，没有一个人受到军法处置，没有一个人被降衔，甚至没有一个人受到责备。不仅如此，后来以色列还给袭击“自由号”的“203”鱼雷艇授勋，因为这艘船给了“自由号”致命的打击。该艇上的一些部件也被送进了以色列海军博物馆，与以色列海军最为骄傲的纪念品摆在了一起。
“自由号”被拖到希腊港口，美国人这才发现，这艘花费2000万美元改造、配备了1020万美元精密设备的情报船，如今在盟友的“误炸”下已变得一文不值，只剩下一句遍布弹孔的残骸。船上的洞大得都能让汽车通过。右舷损坏严重，大部分设备都毁掉了，32位船员死亡，剩下的三分之二也受伤了，水手长牺牲了，指挥官负了重伤。但是，“自由号”却奇迹般的恢复了生机，慢慢航行到更安全的水域。为了避免沉没，通往被海水淹没的安全局工作间的舱门堵上了，25位信号情报专家的尸体就关在里面。
美国政府花了2000万美元，把“自由号”改造成一艘信号情报船，并花费1020万美元配备了精密的硬件设备。现在，它只是象征性地向以色列政府索要了7644164美元，以赔偿“自由号”的损失。然而，就连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赔偿金，以色列政府还是赖着不付。到1980年冬，这笔钱的利息已经达到了1000万美元。以色列建议：如果美方只索要600万美元，而且把以前的利息全抹掉，以色列政府将愿意支付这笔钱。即将卸任的吉米·卡特总统无心在这件事上与以色列纠缠不清，于是同意了以方的建议。1980年12月，以色列政府支付了这笔迟到的赔偿。
对于船上的受害者，以色列的赔偿更少。1968年6月，以色列政府向每个阵亡的美国船员家属赔偿了大约10万美元，但拒绝对伤员做出赔偿。伤员们通过私人律师团，继续与以色列政府谈判。1969年4月28日，以色列政府向每位受伤的船员支付2万美元作为补偿。这笔钱大部分支付了高昂的律师费用。
在其后的岁月中，“自由号”事件的幸存者和许多其他人士不断反驳以色列的“误炸”说，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但美国官方仍然坚持“误炸”的说法。美国国务卿2004年1月12日公布了对“自由号”的裁定结果，认为以色列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但依然认为，这是“非故意的疏忽过失”。对于这个结果，国会没有举行公开的听证会。于是，近200名“自由号”事件的死伤者最终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

无聊中，转自百度文库，只发帖，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