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缅问题谈中国如何重新适应世界强国的角色

       
十九世纪中叶，大不列颠帝国首相巴麦尊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点出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上的实质。在今天，对我们依然有着强烈的启迪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政府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都曾有着天真或理想主义的幻想和举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鲸吞东北三省，当时的国民政府竟然抱着“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态度，把解决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干涉上，期待所谓国际公理的裁决。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也曾相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神圣性，把国际主义原则和意识形态的一致，甚或把两国交往无原则迁就当做国家友好的坚实基础。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等都是明显的反例。尤其朝鲜，号称鲜血凝结成的友谊，中国付出巨大牺牲保持了它的国家生存，60年代甚至从以往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上后退，满足了朝鲜单方面要求，但是今天的中朝关系又如何呢？！只能说，升米恩、斗米仇是最贴切的描述。

缅甸也如此。清乾隆以来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缅关系总体是友好的。五十年代，我们为了划定中缅边界，在领土上作出重大让步，将解放军从大片中方实控领土上撤出。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兴起，中缅关系交恶，缅甸掀起反华排华浪潮，于是中国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北造反。改开后，中国放弃缅共，而主要因为缅共高层领导的大缅族主义过于根深蒂固，于是不到10年，缅共彻底溃散，在缅北遗留下一批割据武力，成为今天中缅边境问题的症结。

缅甸自1988-2010年，因国际孤立，基本实行全面依靠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也给予缅甸巨大支持，曾经罕见地两次动用否决权，避免了缅甸因人权问题在联合国被谴责的恶劣局面。中缅在军事、经贸等方面关系也极其密切。

但2011年缅甸现政权上台以来，国内政策上大缅族主义愈加强化，要以占人口六成、国土一半的缅族为核心，打造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并放松政治管制，以团结缅族自由派，在处理缅北问题上，逐渐视中国为消极因素，前段时间指责中国退伍兵和有关部门参与缅北战事就是明证，而对中方企业也开始多加指责，甚至不惜撕毁合同；国际上，抛弃“一边倒”政策，开展中美等距离外交，甚或与印度、越南开展友好外交，如前几天缅甸海军第一次访问越南，如加强印缅外交，引印度制衡中国 。也就是说，今天的缅甸中央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中国半盟友蜕变为相对不友好的国家了。

这就是缅甸军队的炮弹、航弹数次落入中国境内的大背景。即不再重视维持中缅友好关系导致了缅甸前线部队的颟顸，其实质是在缅北战事中不怎么理会中国的利益。

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缅甸把巴麦尊的名言理解得很透彻。而不少中国人还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简单理解为类似打光荣三国志游戏，只要不断赏赐，小弟的忠诚度就只会升不会降。

在以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为代表的中国军队发出强硬声音前，中国外交系统声音软弱无力。这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还远远没有适应世界强国的角色。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做老大很多年了。改开以来，韬光隐晦几十年，从上到下，大家都忘了熊猫也是肉食者，真把自己当成素食的兔子了。

从古至今，时间较长、功业赫烈的帝国，如罗马、汉、唐、清、奥斯曼土耳其、不列颠、美利坚等帝国，其边疆政策或外交政策，都是怀柔与威压两方面政策并用。 习总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就是中国逐渐适应世界强国的战略布局，但如果只记得带胡萝卜，不记得带大棒，这个良好规划很可能落空。今天的斯里兰卡、缅甸都是明证。

当然，这个大棒不是说学古代帝国的武力扩张，而是逐渐学会今天美利坚帝国做法，一方面拿着意识形态、文化、经贸等软实力布局、统揽全球，另方面拿着军舰、战机等硬实力，即以军事实力形成强大的战略威慑力，偶尔小小敲打损害本国利益的国家或地区，以高效维护自身海外利益。

从政治、外交、经贸等层面支持友好政要上台是一种选择，在国际组织上以人道主义灾难名义提出进行国际干预行动、在边境战乱地区设立禁飞区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对损害本国利益的不友好国家进行小规模干涉战争也不要一概排除在外。我们应该记得，即使在古代和平交流的典范——郑和七下西洋时，也曾不止一次动用武力，甚至把某国国王擒获送回中国。

我们可以学习美利坚崛起的经验，不直接挑战头号世界强国，但该争的利益决不放弃，该强硬时决不畏缩，特别是不能容忍弱国踩到我们头上，让我们唾面自干。和平崛起是口号，和平交往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打交道的主流途径，但不能把这个口号限制住自己的手脚，将自己打造成空谈仁义的宋襄公。

最后，用汉宣帝的一句话作总结吧——“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十九世纪中叶，大不列颠帝国首相巴麦尊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点出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上的实质。在今天，对我们依然有着强烈的启迪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政府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都曾有着天真或理想主义的幻想和举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鲸吞东北三省，当时的国民政府竟然抱着“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态度，把解决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干涉上，期待所谓国际公理的裁决。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也曾相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神圣性，把国际主义原则和意识形态的一致，甚或把两国交往无原则迁就当做国家友好的坚实基础。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等都是明显的反例。尤其朝鲜，号称鲜血凝结成的友谊，中国付出巨大牺牲保持了它的国家生存，60年代甚至从以往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上后退，满足了朝鲜单方面要求，但是今天的中朝关系又如何呢？！只能说，升米恩、斗米仇是最贴切的描述。

缅甸也如此。清乾隆以来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缅关系总体是友好的。五十年代，我们为了划定中缅边界，在领土上作出重大让步，将解放军从大片中方实控领土上撤出。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兴起，中缅关系交恶，缅甸掀起反华排华浪潮，于是中国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北造反。改开后，中国放弃缅共，而主要因为缅共高层领导的大缅族主义过于根深蒂固，于是不到10年，缅共彻底溃散，在缅北遗留下一批割据武力，成为今天中缅边境问题的症结。

缅甸自1988-2010年，因国际孤立，基本实行全面依靠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也给予缅甸巨大支持，曾经罕见地两次动用否决权，避免了缅甸因人权问题在联合国被谴责的恶劣局面。中缅在军事、经贸等方面关系也极其密切。

但2011年缅甸现政权上台以来，国内政策上大缅族主义愈加强化，要以占人口六成、国土一半的缅族为核心，打造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并放松政治管制，以团结缅族自由派，在处理缅北问题上，逐渐视中国为消极因素，前段时间指责中国退伍兵和有关部门参与缅北战事就是明证，而对中方企业也开始多加指责，甚至不惜撕毁合同；国际上，抛弃“一边倒”政策，开展中美等距离外交，甚或与印度、越南开展友好外交，如前几天缅甸海军第一次访问越南，如加强印缅外交，引印度制衡中国 。也就是说，今天的缅甸中央政府，已经从之前的中国半盟友蜕变为相对不友好的国家了。

这就是缅甸军队的炮弹、航弹数次落入中国境内的大背景。即不再重视维持中缅友好关系导致了缅甸前线部队的颟顸，其实质是在缅北战事中不怎么理会中国的利益。

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缅甸把巴麦尊的名言理解得很透彻。而不少中国人还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简单理解为类似打光荣三国志游戏，只要不断赏赐，小弟的忠诚度就只会升不会降。

在以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为代表的中国军队发出强硬声音前，中国外交系统声音软弱无力。这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还远远没有适应世界强国的角色。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做老大很多年了。改开以来，韬光隐晦几十年，从上到下，大家都忘了熊猫也是肉食者，真把自己当成素食的兔子了。

从古至今，时间较长、功业赫烈的帝国，如罗马、汉、唐、清、奥斯曼土耳其、不列颠、美利坚等帝国，其边疆政策或外交政策，都是怀柔与威压两方面政策并用。 习总提出的“一带一路”实际就是中国逐渐适应世界强国的战略布局，但如果只记得带胡萝卜，不记得带大棒，这个良好规划很可能落空。今天的斯里兰卡、缅甸都是明证。

当然，这个大棒不是说学古代帝国的武力扩张，而是逐渐学会今天美利坚帝国做法，一方面拿着意识形态、文化、经贸等软实力布局、统揽全球，另方面拿着军舰、战机等硬实力，即以军事实力形成强大的战略威慑力，偶尔小小敲打损害本国利益的国家或地区，以高效维护自身海外利益。

从政治、外交、经贸等层面支持友好政要上台是一种选择，在国际组织上以人道主义灾难名义提出进行国际干预行动、在边境战乱地区设立禁飞区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对损害本国利益的不友好国家进行小规模干涉战争也不要一概排除在外。我们应该记得，即使在古代和平交流的典范——郑和七下西洋时，也曾不止一次动用武力，甚至把某国国王擒获送回中国。

我们可以学习美利坚崛起的经验，不直接挑战头号世界强国，但该争的利益决不放弃，该强硬时决不畏缩，特别是不能容忍弱国踩到我们头上，让我们唾面自干。和平崛起是口号，和平交往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打交道的主流途径，但不能把这个口号限制住自己的手脚，将自己打造成空谈仁义的宋襄公。

最后，用汉宣帝的一句话作总结吧——“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