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文章--马伯庸：假如仇和是个贪官……

最近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激进式改革在网上传播的沸沸扬扬，人们都习惯了关于国内官场颟顸腐败的报道和千篇一律歌功颂德的宣传，猛然看到这么一篇鲜明无比的事迹和这么一位有个性的官员，耳目都为之一新。
　　
　　关于仇和先生的改革具体措施是否合理、是否有效，这个我不敢多加置喙；宿迁我从来没去过，不曾做过细致调查——就算做过调查，也绝不及执政已经八年的仇和先生了解多。我没资格对这些问题对他做纸上谈兵式的批评。不过，始终却有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萦绕，那就是：如果——我是说假如——仇和先生是贪官，那么宿迁又会是怎么一番景象。
　　
　　纵观他的施政履历，仇和的改革措施比如国有企业全面改制，几乎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锐意前进，无论是同僚们的反对还是老百姓的抗议都不能阻挡他的决策，他就是宿迁绝对的权威。那篇报道中也提到说：“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更典型的是这一句沐阳官员的评价：“……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这种风格，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慕绥新、马向东在沈阳、程维高在河北、田凤山在黑龙江又何尝不是如此“自恃位高权重，独断专行”？唯一不同的是，慕、马、程、田等人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仇和却是为了宿迁的发展与老百姓幸福。他们同样是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方向却是背倒而驰的。
　　
　　我们在感叹宿迁老百姓幸运之余，又不禁会想：假如仇和是一个贪官，只爱金钱与权力，那么宿迁又会怎样？那篇报道里提到这样一件事，1996年仇和为给沐阳全县修通公路，下令每一样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到20%做为建设费，全县大哗，但都无可奈何，这项工程最后还是强行上马——当然，这对老百姓和全县经济是一件好事。但是，既然仇和可以排除一切干扰来造福百姓，没人能够组止；那么假如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私利打算，而且又仍旧保持着他的铁腕风格，那么宿迁又有谁可以阻止他鱼肉百姓？
　　
　　就个案而言，仇和是一位清官、好官，有着官场上不多见的勇气与魄力，值得我们尊敬。但就整个系统而言，却暴露出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锐意改革以外，宿迁给予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仍旧没能走出“人治”的传统阴影。老百姓的福祉与官员施政质量仍旧完全取决于领导人本人的品性与素质，而无法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换句话说，现存的制度不能阻止一名官员造福社会，也不能阻止一名官员为害一方。贪廉与否，全在官员一念之间，整个组织结构却难以发挥高效率的防范和监督机能。
　　
　　仇和并不是神，他也可能犯错，也可能腐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与群议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会因为缺乏足够理性的决策导致灾难。不要忘记，中国不光只有一个宿迁，而谁能保证全国数百个市都能有象仇和这样的官员？又有谁能够保证全国数百个市的领导阶层都可以保持连续数届的执政智慧都维持在水准以上？
　　
　　仇和的出现，只是个别现象，他的个人品质决定了他的一切作为；换了另外一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也许会出现另外一种效果，甚至完全相反的灾难——想象一下慕绥新在宿迁的话，会是如何。而做为一项制度，却需要营造出一种拥有在长时间内保持决策阶层理智的环境；说的简单点，就是无论谁在位，都保证闹不出多大妖儿来。
　　
　　对仇和的报道，实际上是搀杂着相当强烈的“清官、明君情结”在里面，大有“仇和不出，奈苍生何”的味道。这是一种传统的、朴素的百姓情结，我们不能苛责这种想法，因为在一个缺乏监督机制的制度之下，老百姓们难以奢求更多的东西。在封建王朝时期，最高统者的素质靠的是皇室的遗传基因，民生与政治清明程度全都要靠老天爷是否开恩让皇太子基因突变；若太子是明君，则檄天之幸，若太子昏庸，也是无可奈何，没有霍光的魄力，哪个敢去弹劾皇帝？ 唯一算是深入基层的只有“大诰”，但那东西除了洪武年间有点法律效力，其他时候都形如废纸，于是老百姓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只能祷告上天开眼，出个明君、清官，实质上这无异于去买体育彩票并期待着自己能中个大奖。
　　
　　“清官”值得肯定，但是“清官”往往也是个包袱，它让人们过于注重领导者个人的品质因素，将注意力放在“清官”本身的作为，而忽略了制度和大环境上的缺失。就好象一个想致富的人，整天梦想着能抽到头奖，却忽略了其他几万张自己更有可能抽到的废票。事实上，与其寄希望于凭运气一次抽一百万，不如每个月脚踏实地地赚上几千块。制度也是如此，与其寄希望于上上的“清官”的出现，不如靠监督与群议机制来维持整个体系的“中等”水准更有意义。
　　
　　宿迁让我们看到了仇和的大刀阔斧，沈阳让我们看到了慕绥新的腐朽贪婪；在这两个人的背后，清楚地显示出了现存体制结构上的不稳定性——靠领导干部的人品，而不是靠组织内部的制约。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希望不要只是仅仅解读了其中的“清官”思潮就完事了。宿迁和仇和所承载的意义，要比表层事件深远的多。
　　
　　由此想到《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富强与长治久安，并非是几名明君清官就可以解决，重要的是制度。成者，制度之功；败者，制度之罪”。”
　　
　　诚哉斯言。
　　
　　http://bbs.tianya.cn/post-no01-86682-1.shtml
祥瑞御免，家宅平安

最近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激进式改革在网上传播的沸沸扬扬，人们都习惯了关于国内官场颟顸腐败的报道和千篇一律歌功颂德的宣传，猛然看到这么一篇鲜明无比的事迹和这么一位有个性的官员，耳目都为之一新。
　　
　　关于仇和先生的改革具体措施是否合理、是否有效，这个我不敢多加置喙；宿迁我从来没去过，不曾做过细致调查——就算做过调查，也绝不及执政已经八年的仇和先生了解多。我没资格对这些问题对他做纸上谈兵式的批评。不过，始终却有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萦绕，那就是：如果——我是说假如——仇和先生是贪官，那么宿迁又会是怎么一番景象。
　　
　　纵观他的施政履历，仇和的改革措施比如国有企业全面改制，几乎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锐意前进，无论是同僚们的反对还是老百姓的抗议都不能阻挡他的决策，他就是宿迁绝对的权威。那篇报道中也提到说：“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更典型的是这一句沐阳官员的评价：“……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这种风格，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慕绥新、马向东在沈阳、程维高在河北、田凤山在黑龙江又何尝不是如此“自恃位高权重，独断专行”？唯一不同的是，慕、马、程、田等人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仇和却是为了宿迁的发展与老百姓幸福。他们同样是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方向却是背倒而驰的。
　　
　　我们在感叹宿迁老百姓幸运之余，又不禁会想：假如仇和是一个贪官，只爱金钱与权力，那么宿迁又会怎样？那篇报道里提到这样一件事，1996年仇和为给沐阳全县修通公路，下令每一样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到20%做为建设费，全县大哗，但都无可奈何，这项工程最后还是强行上马——当然，这对老百姓和全县经济是一件好事。但是，既然仇和可以排除一切干扰来造福百姓，没人能够组止；那么假如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私利打算，而且又仍旧保持着他的铁腕风格，那么宿迁又有谁可以阻止他鱼肉百姓？
　　
　　就个案而言，仇和是一位清官、好官，有着官场上不多见的勇气与魄力，值得我们尊敬。但就整个系统而言，却暴露出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锐意改革以外，宿迁给予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仍旧没能走出“人治”的传统阴影。老百姓的福祉与官员施政质量仍旧完全取决于领导人本人的品性与素质，而无法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换句话说，现存的制度不能阻止一名官员造福社会，也不能阻止一名官员为害一方。贪廉与否，全在官员一念之间，整个组织结构却难以发挥高效率的防范和监督机能。
　　
　　仇和并不是神，他也可能犯错，也可能腐败；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与群议制度加以限制，很容易会因为缺乏足够理性的决策导致灾难。不要忘记，中国不光只有一个宿迁，而谁能保证全国数百个市都能有象仇和这样的官员？又有谁能够保证全国数百个市的领导阶层都可以保持连续数届的执政智慧都维持在水准以上？
　　
　　仇和的出现，只是个别现象，他的个人品质决定了他的一切作为；换了另外一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也许会出现另外一种效果，甚至完全相反的灾难——想象一下慕绥新在宿迁的话，会是如何。而做为一项制度，却需要营造出一种拥有在长时间内保持决策阶层理智的环境；说的简单点，就是无论谁在位，都保证闹不出多大妖儿来。
　　
　　对仇和的报道，实际上是搀杂着相当强烈的“清官、明君情结”在里面，大有“仇和不出，奈苍生何”的味道。这是一种传统的、朴素的百姓情结，我们不能苛责这种想法，因为在一个缺乏监督机制的制度之下，老百姓们难以奢求更多的东西。在封建王朝时期，最高统者的素质靠的是皇室的遗传基因，民生与政治清明程度全都要靠老天爷是否开恩让皇太子基因突变；若太子是明君，则檄天之幸，若太子昏庸，也是无可奈何，没有霍光的魄力，哪个敢去弹劾皇帝？ 唯一算是深入基层的只有“大诰”，但那东西除了洪武年间有点法律效力，其他时候都形如废纸，于是老百姓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只能祷告上天开眼，出个明君、清官，实质上这无异于去买体育彩票并期待着自己能中个大奖。
　　
　　“清官”值得肯定，但是“清官”往往也是个包袱，它让人们过于注重领导者个人的品质因素，将注意力放在“清官”本身的作为，而忽略了制度和大环境上的缺失。就好象一个想致富的人，整天梦想着能抽到头奖，却忽略了其他几万张自己更有可能抽到的废票。事实上，与其寄希望于凭运气一次抽一百万，不如每个月脚踏实地地赚上几千块。制度也是如此，与其寄希望于上上的“清官”的出现，不如靠监督与群议机制来维持整个体系的“中等”水准更有意义。
　　
　　宿迁让我们看到了仇和的大刀阔斧，沈阳让我们看到了慕绥新的腐朽贪婪；在这两个人的背后，清楚地显示出了现存体制结构上的不稳定性——靠领导干部的人品，而不是靠组织内部的制约。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希望不要只是仅仅解读了其中的“清官”思潮就完事了。宿迁和仇和所承载的意义，要比表层事件深远的多。
　　
　　由此想到《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国家的富强与长治久安，并非是几名明君清官就可以解决，重要的是制度。成者，制度之功；败者，制度之罪”。”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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