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台湾军援南越政权秘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6:47:50
1973年1月27日，南越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北越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并达成《停火协议》，2月17日协议生效。依照该协议规定，所有美国和其他驻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在同年3月底前全部撤出南越，我驻越军援团自不例外。不过在南越要求下，我仍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秘密派驻军事顾问。由于事属机密，加上很多资料在建设团撤离越南时焚毁，建设团的存在几乎成为失落的历史。
军援南越 协助整军
打开台湾援越史，其实台湾派遣军事顾问赴南越时间甚早，最早的军事顾问团，就是1960年由当时的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校长王升率军事顾问组成的“奎山军官团”。
1960年，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受到我热情接待。吴庭艳并参观国军演习，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与蒋中正总统及蒋经国会谈时，两度要求我派遣一位将军前往越南，协助军队整建工作。
同年底，政府同意吴庭艳所请，派遣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即“奎山军官团”。当时因越南共和国(南越)成立不久，军官阶级都相当低，国防部各署长、海空军司令和陆军师长大都只是中校，因此我军官团还特别将团员军阶降一级。驻越期间，军官团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并于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务返国。
1964年9月1日，南越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陈善谦上将，发函给我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正式邀请我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国防部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中将为首任团长，全团共15人，于10月8日飞抵西贡。
军事顾问团除了在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局派驻顾问外，还从1966年7月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派驻顾问，隔年3月，又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使顾问人数增为31人。由于当时除了美国外，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等国都陆续派兵援助南越，因此南越政府特别成立“自由世界军援委员会”，我国也获邀参加，因此1967年2月我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团长也改称司令。
当时的团长徐汝楫已是第三任，成为了第一任司令，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司令为姜献祥。
我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创建政战大学等。我驻越军援团是在1973年3月12日离越返抵台北，结束为期9年的援越工作。位于胡志明市的前南越总统府独立宫(现已改称统一府)地下作战指挥中心还留有一张越文的“1968年越南共和国各同盟国驻越军队统计表”，其中即标明中华民国派驻人数为31人，为我驻越军援团留下历史见证。
我驻南越大使馆在1967年曾遭越共炸弹攻击。
当时我政府非常重视援越工作，为助越军和美军作战，特选派胡琏将军任驻越大使，胡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越共攻击当天上午，胡琏正在大使馆内主持例行会议，越共就在胡琏身后引爆炸弹，整个后墙被炸大意，所幸胡琏并未受伤。负责暗杀的越共竟是一名华裔女子。
经过这次教训，政府决定在西贡自建大使馆，为一宫殿式建筑，有独立庭院，还特别加强防护功能。目前我前驻越大使馆建筑仍存在，并改为越南政府机关办公室、不过年久失修，已不复当年亮丽。
我方驻越人员除了胡琏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外，当时国安局驻越代表高洁也因身份暴露，被列入越共暗杀名单。国安局驻越代表负责督导情报局和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在越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展电讯情报、监听北越飞机通讯，尤其是中共飞机活动情形，所以国安局在南越的监听站是设在靠近南北越边境的顺化。虽说只是监听，但有一次因顺化监听站成员一时大意，竟自己上街买菜，引起越共分子注意，结果使得监听站遭越共突击，损失惨重，后来这个监听站就搬到砚港。
空运美军 不惜代价
除了军事顾问外，“我国”也曾派遣援越空运队，于1965年11月25日抵达西贡，空运队由空军34中队成员组成，首任队长为赵任侠中校，初期全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士3人和C—46运输机2架，由我驻越军事顾问团督导，协助南越社会部空投救济物资并执行深入敌后的人员物资运载、空投空降、电子侦测等特种任务，每3至6个月，由空军总部派一架飞机来越换防，使空运队机组人员能轮替返国，飞机也能进厂维修。不过至1967年8月，援越空运队殉职组员多达25名，含飞行员17名，士官8名，折损C-123运输机3架。
另外，在南越政府卫生部的邀请下，“我国”也在1966年派遣援越医疗队，全队工程师护士共10人，工范围为南越中部的平顺、平绥和宁顺等省，也都由军事顾问团负责督导。
另外，在援越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中华航空公司。1962年时，刚成立3年的华肮在西贡成立“南星办事处”，接手中情局在南北越丛林空投运补的特种任务。随着越南战事的白热化，大量美军投入越南战场，华航南星办事处业务也日渐繁忙。在越南战地从事运输任务的这段时间，华航南星组员遭遇的危险可说是援越各单位之冠，除了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等问题外，还有飞机中弹、撞山等意外，其中以不知来自何处的地面炮火威胁最大，甚至还有两组人员是被越共的肩射防空飞弹击落。
面对中南半岛的战事，台湾除了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外，也曾军援柬埔寨、老挝，甚至马来西亚。
不过受限于国力，我军援中南半岛国家大都以军服、钢盔、通讯器材为主，也有少部分的枪械弹药；另外，国安局也曾援助收发报机和发电机等通信器材。
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越战彻底“越南化”。不过久经战乱的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希望我驻越军援团能继续协助，我政府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继续留越援助。
建设团任务仍以延续过去军援团协助南越军方政战工作为主，以加强政训、心战、安宁、社会为工作重点。
较特别的是，建设团还推动“克难生产”。因为建设团发现南越政府军经常久驻一地，很少调动，大都与军眷同住。
南越久经战乱，广大肥沃的土地大多闲置，建设团于是利用团内经费购买玉米种子、农药、农具，提供越军及军眷参与农垦。由于农获所得皆归部队和军誉所有，除可改善部队和眷属生活外，部队也会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拚命作战。
不过才推动一年多，南越就亡国，实在可惜。
由于建设团是机密计划，因此团员皆着便服，且行事低调。当时南越仍是战区，很多团员都不敢让家人知道要派驻西贡，只好骗说要到日本琉球美军心战班受训，直到半年后首次休假回台才告知。在西贡，团员上街都结伴而行，且身揣手枪以防万一。由于团内生活纪律要求严格，并无太多娱乐，和住在和尚庙没有两样，团员有时只好绕着团部庭院慢跑发泄精力，戏称为“拉磨”。
另外，团部后方为一高中女校，有些团员有时也会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看女学生“望梅止渴”。
当时建设团团部位于西贡韩国公园附近，为一法国殖民式建筑，为前驻越韩军司令官官邸，现改为越南农业科学协会办公宰，外表已破旧不堪。
虽然南北越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不过从1973年到1975年初，越共仍攻势不断。1975年初越共经过两年的整补，在1月4日发动攻击，一举攻占位于西贡东北临接柬埔寨的福隆省，接着于3月上旬在中央高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3月10日占领中央高地重镇邦美蜀，阮文绍总统下令自中央高地撤退，使局势完全改观，揭开南越50日亡国的序幕。这段日子也成为建设团团员水难磨灭的回忆。
当阮文绍下令弃守中央高地，我派驻该区的部分顾问来不及搭机逃出，只好混在难民群中，辗转逃回西贡。3月29日岘港弃守前，我顾问在兵荒马乱中冲出人潮，分别搭上最后一班南越军机和美军军舰返回西贡。
这些顾问回到西贡，都只剩身上的衣服，非常狼狈。这时团部也将其余派驻在外的顾问全部召回西贡团部。4月5日蒋总统过世，建设团就以此名义，让大部分团员回台，只留下包括团长、首席参谋宫、侍从官和负责译电的团员陈兴国。
4月初边和沦陷后，西贡已听得到炮声。4月8日早上，南越空军一名飞行员叛变，驾机轰炸总统府独立宫，总统府内有2人丧生，弹着点就在独立宫直升机停机坪，现在还被用红漆圈出，而炸弹破片就陈列在旁供人参观。陈兴国当时就站在阳台上亲眼目睹。
西贡沦陷前已有越共渗透展开破坏，而团部卫兵已撤离，留守的4人只好紧闭大门，晚上则分睡团部二楼四个角落的房间，枕头下压着手枪，床边靠着卡宾枪，床下则摆着一箱子弹，一旦越共来袭随时进行殊死战斗。后来情报也显示，建设团确实已被列为越共暗杀队的对象，因为团员常去就医的西贡“六邑医院”的副院长为一华侨，团员就医时都热情接待，不过后来西贡沦陷后才发现这名副院长竟是越共间的AK—47，只怕凶多吉少。
4月15日，大使馆转告美方通知要准备撤离，陈兴国立刻发电报请示国防部准予撤离，他已预感西贡很快就不保了。国防部回电同意撤离后，四人即着手焚毁带不走的文件。由于当时先返台的团员大都认为只是暂时回台避避战祸，还会回西贡，因此所有的文件档案都留在团部，使得最后撤离时无法全部带走只好焚毁。这些档案和文件总共烧了3天，十余年来我援越的很多珍贵档案就此化为灰烬，只有少部分带回台湾保存。
4月18日，四人在越共的炮声中搭乘华航班机回台，我援越工作正式画上句点。3天后，刚下台的南越总统阮文绍也飞抵台湾，4月26日，我大使馆人员随着最后一班华航班机撤离越南。4月30日上午10点45分，两辆北越坦克冲人独立宫，南越亡国。 1973年1月27日，南越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北越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并达成《停火协议》，2月17日协议生效。依照该协议规定，所有美国和其他驻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在同年3月底前全部撤出南越，我驻越军援团自不例外。不过在南越要求下，我仍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秘密派驻军事顾问。由于事属机密，加上很多资料在建设团撤离越南时焚毁，建设团的存在几乎成为失落的历史。
军援南越 协助整军
打开台湾援越史，其实台湾派遣军事顾问赴南越时间甚早，最早的军事顾问团，就是1960年由当时的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校长王升率军事顾问组成的“奎山军官团”。
1960年，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受到我热情接待。吴庭艳并参观国军演习，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与蒋中正总统及蒋经国会谈时，两度要求我派遣一位将军前往越南，协助军队整建工作。
同年底，政府同意吴庭艳所请，派遣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即“奎山军官团”。当时因越南共和国(南越)成立不久，军官阶级都相当低，国防部各署长、海空军司令和陆军师长大都只是中校，因此我军官团还特别将团员军阶降一级。驻越期间，军官团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并于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务返国。
1964年9月1日，南越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陈善谦上将，发函给我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正式邀请我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国防部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中将为首任团长，全团共15人，于10月8日飞抵西贡。
军事顾问团除了在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局派驻顾问外，还从1966年7月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派驻顾问，隔年3月，又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使顾问人数增为31人。由于当时除了美国外，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等国都陆续派兵援助南越，因此南越政府特别成立“自由世界军援委员会”，我国也获邀参加，因此1967年2月我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团长也改称司令。
当时的团长徐汝楫已是第三任，成为了第一任司令，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司令为姜献祥。
我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创建政战大学等。我驻越军援团是在1973年3月12日离越返抵台北，结束为期9年的援越工作。位于胡志明市的前南越总统府独立宫(现已改称统一府)地下作战指挥中心还留有一张越文的“1968年越南共和国各同盟国驻越军队统计表”，其中即标明中华民国派驻人数为31人，为我驻越军援团留下历史见证。
我驻南越大使馆在1967年曾遭越共炸弹攻击。
当时我政府非常重视援越工作，为助越军和美军作战，特选派胡琏将军任驻越大使，胡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越共攻击当天上午，胡琏正在大使馆内主持例行会议，越共就在胡琏身后引爆炸弹，整个后墙被炸大意，所幸胡琏并未受伤。负责暗杀的越共竟是一名华裔女子。
经过这次教训，政府决定在西贡自建大使馆，为一宫殿式建筑，有独立庭院，还特别加强防护功能。目前我前驻越大使馆建筑仍存在，并改为越南政府机关办公室、不过年久失修，已不复当年亮丽。
我方驻越人员除了胡琏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外，当时国安局驻越代表高洁也因身份暴露，被列入越共暗杀名单。国安局驻越代表负责督导情报局和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在越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展电讯情报、监听北越飞机通讯，尤其是中共飞机活动情形，所以国安局在南越的监听站是设在靠近南北越边境的顺化。虽说只是监听，但有一次因顺化监听站成员一时大意，竟自己上街买菜，引起越共分子注意，结果使得监听站遭越共突击，损失惨重，后来这个监听站就搬到砚港。
空运美军 不惜代价
除了军事顾问外，“我国”也曾派遣援越空运队，于1965年11月25日抵达西贡，空运队由空军34中队成员组成，首任队长为赵任侠中校，初期全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士3人和C—46运输机2架，由我驻越军事顾问团督导，协助南越社会部空投救济物资并执行深入敌后的人员物资运载、空投空降、电子侦测等特种任务，每3至6个月，由空军总部派一架飞机来越换防，使空运队机组人员能轮替返国，飞机也能进厂维修。不过至1967年8月，援越空运队殉职组员多达25名，含飞行员17名，士官8名，折损C-123运输机3架。
另外，在南越政府卫生部的邀请下，“我国”也在1966年派遣援越医疗队，全队工程师护士共10人，工范围为南越中部的平顺、平绥和宁顺等省，也都由军事顾问团负责督导。
另外，在援越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中华航空公司。1962年时，刚成立3年的华肮在西贡成立“南星办事处”，接手中情局在南北越丛林空投运补的特种任务。随着越南战事的白热化，大量美军投入越南战场，华航南星办事处业务也日渐繁忙。在越南战地从事运输任务的这段时间，华航南星组员遭遇的危险可说是援越各单位之冠，除了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等问题外，还有飞机中弹、撞山等意外，其中以不知来自何处的地面炮火威胁最大，甚至还有两组人员是被越共的肩射防空飞弹击落。
面对中南半岛的战事，台湾除了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外，也曾军援柬埔寨、老挝，甚至马来西亚。
不过受限于国力，我军援中南半岛国家大都以军服、钢盔、通讯器材为主，也有少部分的枪械弹药；另外，国安局也曾援助收发报机和发电机等通信器材。
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越战彻底“越南化”。不过久经战乱的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希望我驻越军援团能继续协助，我政府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继续留越援助。
建设团任务仍以延续过去军援团协助南越军方政战工作为主，以加强政训、心战、安宁、社会为工作重点。
较特别的是，建设团还推动“克难生产”。因为建设团发现南越政府军经常久驻一地，很少调动，大都与军眷同住。
南越久经战乱，广大肥沃的土地大多闲置，建设团于是利用团内经费购买玉米种子、农药、农具，提供越军及军眷参与农垦。由于农获所得皆归部队和军誉所有，除可改善部队和眷属生活外，部队也会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拚命作战。
不过才推动一年多，南越就亡国，实在可惜。
由于建设团是机密计划，因此团员皆着便服，且行事低调。当时南越仍是战区，很多团员都不敢让家人知道要派驻西贡，只好骗说要到日本琉球美军心战班受训，直到半年后首次休假回台才告知。在西贡，团员上街都结伴而行，且身揣手枪以防万一。由于团内生活纪律要求严格，并无太多娱乐，和住在和尚庙没有两样，团员有时只好绕着团部庭院慢跑发泄精力，戏称为“拉磨”。
另外，团部后方为一高中女校，有些团员有时也会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看女学生“望梅止渴”。
当时建设团团部位于西贡韩国公园附近，为一法国殖民式建筑，为前驻越韩军司令官官邸，现改为越南农业科学协会办公宰，外表已破旧不堪。
虽然南北越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不过从1973年到1975年初，越共仍攻势不断。1975年初越共经过两年的整补，在1月4日发动攻击，一举攻占位于西贡东北临接柬埔寨的福隆省，接着于3月上旬在中央高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3月10日占领中央高地重镇邦美蜀，阮文绍总统下令自中央高地撤退，使局势完全改观，揭开南越50日亡国的序幕。这段日子也成为建设团团员水难磨灭的回忆。
当阮文绍下令弃守中央高地，我派驻该区的部分顾问来不及搭机逃出，只好混在难民群中，辗转逃回西贡。3月29日岘港弃守前，我顾问在兵荒马乱中冲出人潮，分别搭上最后一班南越军机和美军军舰返回西贡。
这些顾问回到西贡，都只剩身上的衣服，非常狼狈。这时团部也将其余派驻在外的顾问全部召回西贡团部。4月5日蒋总统过世，建设团就以此名义，让大部分团员回台，只留下包括团长、首席参谋宫、侍从官和负责译电的团员陈兴国。
4月初边和沦陷后，西贡已听得到炮声。4月8日早上，南越空军一名飞行员叛变，驾机轰炸总统府独立宫，总统府内有2人丧生，弹着点就在独立宫直升机停机坪，现在还被用红漆圈出，而炸弹破片就陈列在旁供人参观。陈兴国当时就站在阳台上亲眼目睹。
西贡沦陷前已有越共渗透展开破坏，而团部卫兵已撤离，留守的4人只好紧闭大门，晚上则分睡团部二楼四个角落的房间，枕头下压着手枪，床边靠着卡宾枪，床下则摆着一箱子弹，一旦越共来袭随时进行殊死战斗。后来情报也显示，建设团确实已被列为越共暗杀队的对象，因为团员常去就医的西贡“六邑医院”的副院长为一华侨，团员就医时都热情接待，不过后来西贡沦陷后才发现这名副院长竟是越共间的AK—47，只怕凶多吉少。
4月15日，大使馆转告美方通知要准备撤离，陈兴国立刻发电报请示国防部准予撤离，他已预感西贡很快就不保了。国防部回电同意撤离后，四人即着手焚毁带不走的文件。由于当时先返台的团员大都认为只是暂时回台避避战祸，还会回西贡，因此所有的文件档案都留在团部，使得最后撤离时无法全部带走只好焚毁。这些档案和文件总共烧了3天，十余年来我援越的很多珍贵档案就此化为灰烬，只有少部分带回台湾保存。
4月18日，四人在越共的炮声中搭乘华航班机回台，我援越工作正式画上句点。3天后，刚下台的南越总统阮文绍也飞抵台湾，4月26日，我大使馆人员随着最后一班华航班机撤离越南。4月30日上午10点45分，两辆北越坦克冲人独立宫，南越亡国。
军援南越 协助整军
打开台湾援越史，其实台湾派遣军事顾问赴南越时间甚早，最早的军事顾问团，就是1960年由当时的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校长王升率军事顾问组成的“奎山军官团”。
1960年，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受到我热情接待。吴庭艳并参观国军演习，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与蒋中正总统及蒋经国会谈时，两度要求我派遣一位将军前往越南，协助军队整建工作。
同年底，政府同意吴庭艳所请，派遣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即“奎山军官团”。当时因越南共和国(南越)成立不久，军官阶级都相当低，国防部各署长、海空军司令和陆军师长大都只是中校，因此我军官团还特别将团员军阶降一级。驻越期间，军官团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并于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务返国。
1964年9月1日，南越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陈善谦上将，发函给我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正式邀请我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国防部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中将为首任团长，全团共15人，于10月8日飞抵西贡。
军事顾问团除了在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局派驻顾问外，还从1966年7月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派驻顾问，隔年3月，又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使顾问人数增为31人。由于当时除了美国外，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等国都陆续派兵援助南越，因此南越政府特别成立“自由世界军援委员会”，我国也获邀参加，因此1967年2月我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团长也改称司令。
当时的团长徐汝楫已是第三任，成为了第一任司令，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司令为姜献祥。
我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创建政战大学等。我驻越军援团是在1973年3月12日离越返抵台北，结束为期9年的援越工作。位于胡志明市的前南越总统府独立宫(现已改称统一府)地下作战指挥中心还留有一张越文的“1968年越南共和国各同盟国驻越军队统计表”，其中即标明中华民国派驻人数为31人，为我驻越军援团留下历史见证。
我驻南越大使馆在1967年曾遭越共炸弹攻击。
当时我政府非常重视援越工作，为助越军和美军作战，特选派胡琏将军任驻越大使，胡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越共攻击当天上午，胡琏正在大使馆内主持例行会议，越共就在胡琏身后引爆炸弹，整个后墙被炸大意，所幸胡琏并未受伤。负责暗杀的越共竟是一名华裔女子。
经过这次教训，政府决定在西贡自建大使馆，为一宫殿式建筑，有独立庭院，还特别加强防护功能。目前我前驻越大使馆建筑仍存在，并改为越南政府机关办公室、不过年久失修，已不复当年亮丽。
我方驻越人员除了胡琏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外，当时国安局驻越代表高洁也因身份暴露，被列入越共暗杀名单。国安局驻越代表负责督导情报局和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在越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展电讯情报、监听北越飞机通讯，尤其是中共飞机活动情形，所以国安局在南越的监听站是设在靠近南北越边境的顺化。虽说只是监听，但有一次因顺化监听站成员一时大意，竟自己上街买菜，引起越共分子注意，结果使得监听站遭越共突击，损失惨重，后来这个监听站就搬到砚港。
空运美军 不惜代价
除了军事顾问外，“我国”也曾派遣援越空运队，于1965年11月25日抵达西贡，空运队由空军34中队成员组成，首任队长为赵任侠中校，初期全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士3人和C—46运输机2架，由我驻越军事顾问团督导，协助南越社会部空投救济物资并执行深入敌后的人员物资运载、空投空降、电子侦测等特种任务，每3至6个月，由空军总部派一架飞机来越换防，使空运队机组人员能轮替返国，飞机也能进厂维修。不过至1967年8月，援越空运队殉职组员多达25名，含飞行员17名，士官8名，折损C-123运输机3架。
另外，在南越政府卫生部的邀请下，“我国”也在1966年派遣援越医疗队，全队工程师护士共10人，工范围为南越中部的平顺、平绥和宁顺等省，也都由军事顾问团负责督导。
另外，在援越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中华航空公司。1962年时，刚成立3年的华肮在西贡成立“南星办事处”，接手中情局在南北越丛林空投运补的特种任务。随着越南战事的白热化，大量美军投入越南战场，华航南星办事处业务也日渐繁忙。在越南战地从事运输任务的这段时间，华航南星组员遭遇的危险可说是援越各单位之冠，除了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等问题外，还有飞机中弹、撞山等意外，其中以不知来自何处的地面炮火威胁最大，甚至还有两组人员是被越共的肩射防空飞弹击落。
面对中南半岛的战事，台湾除了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外，也曾军援柬埔寨、老挝，甚至马来西亚。
不过受限于国力，我军援中南半岛国家大都以军服、钢盔、通讯器材为主，也有少部分的枪械弹药；另外，国安局也曾援助收发报机和发电机等通信器材。
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越战彻底“越南化”。不过久经战乱的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希望我驻越军援团能继续协助，我政府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继续留越援助。
建设团任务仍以延续过去军援团协助南越军方政战工作为主，以加强政训、心战、安宁、社会为工作重点。
较特别的是，建设团还推动“克难生产”。因为建设团发现南越政府军经常久驻一地，很少调动，大都与军眷同住。
南越久经战乱，广大肥沃的土地大多闲置，建设团于是利用团内经费购买玉米种子、农药、农具，提供越军及军眷参与农垦。由于农获所得皆归部队和军誉所有，除可改善部队和眷属生活外，部队也会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拚命作战。
不过才推动一年多，南越就亡国，实在可惜。
由于建设团是机密计划，因此团员皆着便服，且行事低调。当时南越仍是战区，很多团员都不敢让家人知道要派驻西贡，只好骗说要到日本琉球美军心战班受训，直到半年后首次休假回台才告知。在西贡，团员上街都结伴而行，且身揣手枪以防万一。由于团内生活纪律要求严格，并无太多娱乐，和住在和尚庙没有两样，团员有时只好绕着团部庭院慢跑发泄精力，戏称为“拉磨”。
另外，团部后方为一高中女校，有些团员有时也会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看女学生“望梅止渴”。
当时建设团团部位于西贡韩国公园附近，为一法国殖民式建筑，为前驻越韩军司令官官邸，现改为越南农业科学协会办公宰，外表已破旧不堪。
虽然南北越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不过从1973年到1975年初，越共仍攻势不断。1975年初越共经过两年的整补，在1月4日发动攻击，一举攻占位于西贡东北临接柬埔寨的福隆省，接着于3月上旬在中央高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3月10日占领中央高地重镇邦美蜀，阮文绍总统下令自中央高地撤退，使局势完全改观，揭开南越50日亡国的序幕。这段日子也成为建设团团员水难磨灭的回忆。
当阮文绍下令弃守中央高地，我派驻该区的部分顾问来不及搭机逃出，只好混在难民群中，辗转逃回西贡。3月29日岘港弃守前，我顾问在兵荒马乱中冲出人潮，分别搭上最后一班南越军机和美军军舰返回西贡。
这些顾问回到西贡，都只剩身上的衣服，非常狼狈。这时团部也将其余派驻在外的顾问全部召回西贡团部。4月5日蒋总统过世，建设团就以此名义，让大部分团员回台，只留下包括团长、首席参谋宫、侍从官和负责译电的团员陈兴国。
4月初边和沦陷后，西贡已听得到炮声。4月8日早上，南越空军一名飞行员叛变，驾机轰炸总统府独立宫，总统府内有2人丧生，弹着点就在独立宫直升机停机坪，现在还被用红漆圈出，而炸弹破片就陈列在旁供人参观。陈兴国当时就站在阳台上亲眼目睹。
西贡沦陷前已有越共渗透展开破坏，而团部卫兵已撤离，留守的4人只好紧闭大门，晚上则分睡团部二楼四个角落的房间，枕头下压着手枪，床边靠着卡宾枪，床下则摆着一箱子弹，一旦越共来袭随时进行殊死战斗。后来情报也显示，建设团确实已被列为越共暗杀队的对象，因为团员常去就医的西贡“六邑医院”的副院长为一华侨，团员就医时都热情接待，不过后来西贡沦陷后才发现这名副院长竟是越共间的AK—47，只怕凶多吉少。
4月15日，大使馆转告美方通知要准备撤离，陈兴国立刻发电报请示国防部准予撤离，他已预感西贡很快就不保了。国防部回电同意撤离后，四人即着手焚毁带不走的文件。由于当时先返台的团员大都认为只是暂时回台避避战祸，还会回西贡，因此所有的文件档案都留在团部，使得最后撤离时无法全部带走只好焚毁。这些档案和文件总共烧了3天，十余年来我援越的很多珍贵档案就此化为灰烬，只有少部分带回台湾保存。
4月18日，四人在越共的炮声中搭乘华航班机回台，我援越工作正式画上句点。3天后，刚下台的南越总统阮文绍也飞抵台湾，4月26日，我大使馆人员随着最后一班华航班机撤离越南。4月30日上午10点45分，两辆北越坦克冲人独立宫，南越亡国。 1973年1月27日，南越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北越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并达成《停火协议》，2月17日协议生效。依照该协议规定，所有美国和其他驻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在同年3月底前全部撤出南越，我驻越军援团自不例外。不过在南越要求下，我仍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秘密派驻军事顾问。由于事属机密，加上很多资料在建设团撤离越南时焚毁，建设团的存在几乎成为失落的历史。
军援南越 协助整军
打开台湾援越史，其实台湾派遣军事顾问赴南越时间甚早，最早的军事顾问团，就是1960年由当时的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校长王升率军事顾问组成的“奎山军官团”。
1960年，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受到我热情接待。吴庭艳并参观国军演习，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与蒋中正总统及蒋经国会谈时，两度要求我派遣一位将军前往越南，协助军队整建工作。
同年底，政府同意吴庭艳所请，派遣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即“奎山军官团”。当时因越南共和国(南越)成立不久，军官阶级都相当低，国防部各署长、海空军司令和陆军师长大都只是中校，因此我军官团还特别将团员军阶降一级。驻越期间，军官团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并于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务返国。
1964年9月1日，南越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陈善谦上将，发函给我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正式邀请我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国防部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中将为首任团长，全团共15人，于10月8日飞抵西贡。
军事顾问团除了在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局派驻顾问外，还从1966年7月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派驻顾问，隔年3月，又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使顾问人数增为31人。由于当时除了美国外，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等国都陆续派兵援助南越，因此南越政府特别成立“自由世界军援委员会”，我国也获邀参加，因此1967年2月我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团长也改称司令。
当时的团长徐汝楫已是第三任，成为了第一任司令，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司令为姜献祥。
我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创建政战大学等。我驻越军援团是在1973年3月12日离越返抵台北，结束为期9年的援越工作。位于胡志明市的前南越总统府独立宫(现已改称统一府)地下作战指挥中心还留有一张越文的“1968年越南共和国各同盟国驻越军队统计表”，其中即标明中华民国派驻人数为31人，为我驻越军援团留下历史见证。
我驻南越大使馆在1967年曾遭越共炸弹攻击。
当时我政府非常重视援越工作，为助越军和美军作战，特选派胡琏将军任驻越大使，胡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越共攻击当天上午，胡琏正在大使馆内主持例行会议，越共就在胡琏身后引爆炸弹，整个后墙被炸大意，所幸胡琏并未受伤。负责暗杀的越共竟是一名华裔女子。
经过这次教训，政府决定在西贡自建大使馆，为一宫殿式建筑，有独立庭院，还特别加强防护功能。目前我前驻越大使馆建筑仍存在，并改为越南政府机关办公室、不过年久失修，已不复当年亮丽。
我方驻越人员除了胡琏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外，当时国安局驻越代表高洁也因身份暴露，被列入越共暗杀名单。国安局驻越代表负责督导情报局和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在越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展电讯情报、监听北越飞机通讯，尤其是中共飞机活动情形，所以国安局在南越的监听站是设在靠近南北越边境的顺化。虽说只是监听，但有一次因顺化监听站成员一时大意，竟自己上街买菜，引起越共分子注意，结果使得监听站遭越共突击，损失惨重，后来这个监听站就搬到砚港。
空运美军 不惜代价
除了军事顾问外，“我国”也曾派遣援越空运队，于1965年11月25日抵达西贡，空运队由空军34中队成员组成，首任队长为赵任侠中校，初期全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士3人和C—46运输机2架，由我驻越军事顾问团督导，协助南越社会部空投救济物资并执行深入敌后的人员物资运载、空投空降、电子侦测等特种任务，每3至6个月，由空军总部派一架飞机来越换防，使空运队机组人员能轮替返国，飞机也能进厂维修。不过至1967年8月，援越空运队殉职组员多达25名，含飞行员17名，士官8名，折损C-123运输机3架。
另外，在南越政府卫生部的邀请下，“我国”也在1966年派遣援越医疗队，全队工程师护士共10人，工范围为南越中部的平顺、平绥和宁顺等省，也都由军事顾问团负责督导。
另外，在援越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中华航空公司。1962年时，刚成立3年的华肮在西贡成立“南星办事处”，接手中情局在南北越丛林空投运补的特种任务。随着越南战事的白热化，大量美军投入越南战场，华航南星办事处业务也日渐繁忙。在越南战地从事运输任务的这段时间，华航南星组员遭遇的危险可说是援越各单位之冠，除了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等问题外，还有飞机中弹、撞山等意外，其中以不知来自何处的地面炮火威胁最大，甚至还有两组人员是被越共的肩射防空飞弹击落。
面对中南半岛的战事，台湾除了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外，也曾军援柬埔寨、老挝，甚至马来西亚。
不过受限于国力，我军援中南半岛国家大都以军服、钢盔、通讯器材为主，也有少部分的枪械弹药；另外，国安局也曾援助收发报机和发电机等通信器材。
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越战彻底“越南化”。不过久经战乱的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希望我驻越军援团能继续协助，我政府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继续留越援助。
建设团任务仍以延续过去军援团协助南越军方政战工作为主，以加强政训、心战、安宁、社会为工作重点。
较特别的是，建设团还推动“克难生产”。因为建设团发现南越政府军经常久驻一地，很少调动，大都与军眷同住。
南越久经战乱，广大肥沃的土地大多闲置，建设团于是利用团内经费购买玉米种子、农药、农具，提供越军及军眷参与农垦。由于农获所得皆归部队和军誉所有，除可改善部队和眷属生活外，部队也会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拚命作战。
不过才推动一年多，南越就亡国，实在可惜。
由于建设团是机密计划，因此团员皆着便服，且行事低调。当时南越仍是战区，很多团员都不敢让家人知道要派驻西贡，只好骗说要到日本琉球美军心战班受训，直到半年后首次休假回台才告知。在西贡，团员上街都结伴而行，且身揣手枪以防万一。由于团内生活纪律要求严格，并无太多娱乐，和住在和尚庙没有两样，团员有时只好绕着团部庭院慢跑发泄精力，戏称为“拉磨”。
另外，团部后方为一高中女校，有些团员有时也会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看女学生“望梅止渴”。
当时建设团团部位于西贡韩国公园附近，为一法国殖民式建筑，为前驻越韩军司令官官邸，现改为越南农业科学协会办公宰，外表已破旧不堪。
虽然南北越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不过从1973年到1975年初，越共仍攻势不断。1975年初越共经过两年的整补，在1月4日发动攻击，一举攻占位于西贡东北临接柬埔寨的福隆省，接着于3月上旬在中央高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3月10日占领中央高地重镇邦美蜀，阮文绍总统下令自中央高地撤退，使局势完全改观，揭开南越50日亡国的序幕。这段日子也成为建设团团员水难磨灭的回忆。
当阮文绍下令弃守中央高地，我派驻该区的部分顾问来不及搭机逃出，只好混在难民群中，辗转逃回西贡。3月29日岘港弃守前，我顾问在兵荒马乱中冲出人潮，分别搭上最后一班南越军机和美军军舰返回西贡。
这些顾问回到西贡，都只剩身上的衣服，非常狼狈。这时团部也将其余派驻在外的顾问全部召回西贡团部。4月5日蒋总统过世，建设团就以此名义，让大部分团员回台，只留下包括团长、首席参谋宫、侍从官和负责译电的团员陈兴国。
4月初边和沦陷后，西贡已听得到炮声。4月8日早上，南越空军一名飞行员叛变，驾机轰炸总统府独立宫，总统府内有2人丧生，弹着点就在独立宫直升机停机坪，现在还被用红漆圈出，而炸弹破片就陈列在旁供人参观。陈兴国当时就站在阳台上亲眼目睹。
西贡沦陷前已有越共渗透展开破坏，而团部卫兵已撤离，留守的4人只好紧闭大门，晚上则分睡团部二楼四个角落的房间，枕头下压着手枪，床边靠着卡宾枪，床下则摆着一箱子弹，一旦越共来袭随时进行殊死战斗。后来情报也显示，建设团确实已被列为越共暗杀队的对象，因为团员常去就医的西贡“六邑医院”的副院长为一华侨，团员就医时都热情接待，不过后来西贡沦陷后才发现这名副院长竟是越共间的AK—47，只怕凶多吉少。
4月15日，大使馆转告美方通知要准备撤离，陈兴国立刻发电报请示国防部准予撤离，他已预感西贡很快就不保了。国防部回电同意撤离后，四人即着手焚毁带不走的文件。由于当时先返台的团员大都认为只是暂时回台避避战祸，还会回西贡，因此所有的文件档案都留在团部，使得最后撤离时无法全部带走只好焚毁。这些档案和文件总共烧了3天，十余年来我援越的很多珍贵档案就此化为灰烬，只有少部分带回台湾保存。
4月18日，四人在越共的炮声中搭乘华航班机回台，我援越工作正式画上句点。3天后，刚下台的南越总统阮文绍也飞抵台湾，4月26日，我大使馆人员随着最后一班华航班机撤离越南。4月30日上午10点45分，两辆北越坦克冲人独立宫，南越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