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倭人评论）何谓蛮勇，谁之责任？ —— 从后藤之死所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9:30:23
http://dajia.qq.com/blog/4627640 ... 012&ptlang=2052
对于被“伊斯兰国”绑架并杀害的日本自由记者后藤健二之死，我几次都想写下文章纪念，但总是找不到头绪。我担心自己感情上的强烈反应会影响到评论的客观性。每次提笔，我都无法明确自己的立场，总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丝毫没有进展。
我和后藤曾经在阿富汗相识。2001-2002年，我在阿富汗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进行报道。当时，后藤刚刚转行成自由记者，正好也在阿富汗采访。我们见过几面，但并没有深入交流。我只记得他的个子很高，后来就逐渐淡忘了。
再次和后藤产生交集，是在去年夏天。当时，汤川遥菜刚被“伊斯兰国”抓获，身为他好友的后藤参加了一期电视节目，讲述了汤川前往“伊斯兰国”的经过。负责报道这一事件的我和后藤取得了联系。由于他很忙，我们没有见面，只能通过邮件与电话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回想起来互相在阿富汗见面时的情景。于是，同伴意识逐渐被唤醒，我们开始保持邮件联络。
后藤说，自己曾经救过汤川一次。当时，叙利亚反政府势力自由叙利亚军逮捕了首次前往该国的汤川，后藤恰好被安排为不懂英语的汤川翻译。他通过与自由叙利亚军进行交涉，使得汤川最终获释。
自那以后，后藤和汤川不断加深交流。汤川打算办一家民营军事公司，后藤便传授给他许多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技巧。后来，两人先后被“伊斯兰国”绑架，最终惨遭处刑。
（图为2014年5月14日，后藤健二在日本驹泽大学分享他的战地经验。）
本次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出现了“自己责任论”的论调。这种主张起源于2004年，当时有3名日本NGO（非政府组织，下同）活动者被伊斯兰组织抓获。外务省官员对此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自己责任’的意思。”那时，我正好负责报道外务省的新闻。这种“自己责任论”虽然在日本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批判者认为，以保护本国国民为己任的外务省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属不当。后来，虽然外务省不再使用这种说法，但每逢日本人在危险地区陷入困境，它就会像亡灵一般复活。
日本人在国外遭到绑架或被杀害时，整个国家都会不得不被卷进来，事件的影响会大到令死者本人无法完全承担。即使当事者本人多加小心，买好保险，做好相关准备，一旦发生特殊情况，还是要依靠政府与大使馆。政府的存在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从这一点上来看，“自己责任论”并不大可能成立。
然而，后藤本次前往“伊斯兰国”的目的是营救汤川，而非进行报道。人们在谈论本次事件时，都忽视了这一点。回顾后藤作为媒体人所取得的功绩，在惋惜这样一个高尚的人逝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严格区分开来：他并不是去那里采访的，而是去救人的。
不过，后藤既不是特种部队的士兵，也不精通于人质谈判，就连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此外，他和“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也没有特殊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救出汤川呢？这令我十分不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引诱他说：“你要是觉得自己能救出汤川，不如来叙利亚试一试。”实际上，在后藤被绑架之后，曾联系自己在叙利亚的朋友说：“我被骗了。”
无论如何，后藤终究只是一名记者，虽然他在报道方面非常专业，但他并不是营救专家。本次他前往“伊斯兰国”救人，已经跨越了身为记者不可触碰的“红线”。虽然这么说会有些苛刻，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批判后藤的做法过于“蛮勇”，引发了人们的热议。不知高村所说的“蛮勇”具体是指哪一点。一般来说，作为一名记者，有时确实需要“蛮勇”的精神。如果事事都过于小心，那么工作就无法取得成果。若他在批判后藤作为记者的“蛮勇”，对高村的说法，我并不认可。但如果他是在批判后藤本次为了救人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蛮勇”的话，一定程度是可以理解的。
身为本文作者的我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危险地区进行过5年多的报道。后藤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经验也远远比我丰富。他应该十分清楚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的知识与技巧。但对于人质谈判，他绝对是一窍不通。
再来看一看后藤本次试图营救的汤川。由于他随身携带了一把手枪，所以“伊斯兰国”并不相信他是一名记者，而以间谍的嫌疑逮捕了他。在阿拉伯，异教徒若是犯下间谍罪，就会被处死，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要想营救他，需要具备相当高的谈判能力，还要依赖与对方的特殊关系。而从后藤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没有做好如此完善的准备。
曾在叙利亚进行过采访、并与后藤交流过的记者安田纯平指出：
——————————
后藤虽然处事慎重，但与其他记者的联系并不多。有些记者和“伊斯兰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但后藤并没有求助于他们。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先从这些记者那学习采访的经验，之后再前往该地。在进入“伊斯兰国”之前，先在土耳其等周边国家逗留，等待对方的许可——这可以说是采访活动的常识。但是，后藤很可能并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没有按照一般的采访流程采取行动。
——————————
在危险地区进行的报道分为两种，一种是战争报道，一种是战地报道。战争报道指的是宏观意义上对战争的报道，即记者前往战争（或内乱）发生的整个地区，报道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与危害。而战地报道则是在战斗发生的地点进行采访，危险度要高的多。战地上实行的是战时国际法，平时的国际法并不适用。简单来说，就是一旦出现危险状况，即使被杀也无处说理。
因此，记者在战场进行报道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在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的保护下进行采访。对于不得拥有武装的记者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随军记者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在被保护好的情况下，才能对战地进行报道。
今天的“伊斯兰国”虽然自称是一个国家，但行政机构并不完备，审判制度也不存在，实质上就是不同的武装势力分据各地，为所欲为。如此看来，“伊斯兰国”支配下的地区完全可以看作是战地。进入这一地带，已经不再属于战争报道的范畴，其危险程度相当于战地报道。但是，在没有任何后盾支援的情况下，后藤只身一人进入了那里。我认为，后藤为此付出死亡代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后藤曾多次成功地在危险地区进行报道，其功绩值得我们深刻纪念。在我眼光里，他是个善良、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同行。然而，如何去探讨并验证他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否专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同行，我们在悲痛之中仍要保持冷静，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后藤之死就“自己责任论”与“蛮勇”等问题进行讨论。我相信，后藤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理解这一点。http://dajia.qq.com/blog/4627640 ... 012&ptlang=2052
对于被“伊斯兰国”绑架并杀害的日本自由记者后藤健二之死，我几次都想写下文章纪念，但总是找不到头绪。我担心自己感情上的强烈反应会影响到评论的客观性。每次提笔，我都无法明确自己的立场，总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丝毫没有进展。
我和后藤曾经在阿富汗相识。2001-2002年，我在阿富汗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进行报道。当时，后藤刚刚转行成自由记者，正好也在阿富汗采访。我们见过几面，但并没有深入交流。我只记得他的个子很高，后来就逐渐淡忘了。
再次和后藤产生交集，是在去年夏天。当时，汤川遥菜刚被“伊斯兰国”抓获，身为他好友的后藤参加了一期电视节目，讲述了汤川前往“伊斯兰国”的经过。负责报道这一事件的我和后藤取得了联系。由于他很忙，我们没有见面，只能通过邮件与电话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回想起来互相在阿富汗见面时的情景。于是，同伴意识逐渐被唤醒，我们开始保持邮件联络。
后藤说，自己曾经救过汤川一次。当时，叙利亚反政府势力自由叙利亚军逮捕了首次前往该国的汤川，后藤恰好被安排为不懂英语的汤川翻译。他通过与自由叙利亚军进行交涉，使得汤川最终获释。
自那以后，后藤和汤川不断加深交流。汤川打算办一家民营军事公司，后藤便传授给他许多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技巧。后来，两人先后被“伊斯兰国”绑架，最终惨遭处刑。
（图为2014年5月14日，后藤健二在日本驹泽大学分享他的战地经验。）
本次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出现了“自己责任论”的论调。这种主张起源于2004年，当时有3名日本NGO（非政府组织，下同）活动者被伊斯兰组织抓获。外务省官员对此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自己责任’的意思。”那时，我正好负责报道外务省的新闻。这种“自己责任论”虽然在日本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批判者认为，以保护本国国民为己任的外务省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属不当。后来，虽然外务省不再使用这种说法，但每逢日本人在危险地区陷入困境，它就会像亡灵一般复活。
日本人在国外遭到绑架或被杀害时，整个国家都会不得不被卷进来，事件的影响会大到令死者本人无法完全承担。即使当事者本人多加小心，买好保险，做好相关准备，一旦发生特殊情况，还是要依靠政府与大使馆。政府的存在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从这一点上来看，“自己责任论”并不大可能成立。
然而，后藤本次前往“伊斯兰国”的目的是营救汤川，而非进行报道。人们在谈论本次事件时，都忽视了这一点。回顾后藤作为媒体人所取得的功绩，在惋惜这样一个高尚的人逝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严格区分开来：他并不是去那里采访的，而是去救人的。
不过，后藤既不是特种部队的士兵，也不精通于人质谈判，就连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此外，他和“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也没有特殊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救出汤川呢？这令我十分不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引诱他说：“你要是觉得自己能救出汤川，不如来叙利亚试一试。”实际上，在后藤被绑架之后，曾联系自己在叙利亚的朋友说：“我被骗了。”
无论如何，后藤终究只是一名记者，虽然他在报道方面非常专业，但他并不是营救专家。本次他前往“伊斯兰国”救人，已经跨越了身为记者不可触碰的“红线”。虽然这么说会有些苛刻，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批判后藤的做法过于“蛮勇”，引发了人们的热议。不知高村所说的“蛮勇”具体是指哪一点。一般来说，作为一名记者，有时确实需要“蛮勇”的精神。如果事事都过于小心，那么工作就无法取得成果。若他在批判后藤作为记者的“蛮勇”，对高村的说法，我并不认可。但如果他是在批判后藤本次为了救人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蛮勇”的话，一定程度是可以理解的。
身为本文作者的我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危险地区进行过5年多的报道。后藤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经验也远远比我丰富。他应该十分清楚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的知识与技巧。但对于人质谈判，他绝对是一窍不通。
再来看一看后藤本次试图营救的汤川。由于他随身携带了一把手枪，所以“伊斯兰国”并不相信他是一名记者，而以间谍的嫌疑逮捕了他。在阿拉伯，异教徒若是犯下间谍罪，就会被处死，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要想营救他，需要具备相当高的谈判能力，还要依赖与对方的特殊关系。而从后藤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没有做好如此完善的准备。
曾在叙利亚进行过采访、并与后藤交流过的记者安田纯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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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虽然处事慎重，但与其他记者的联系并不多。有些记者和“伊斯兰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但后藤并没有求助于他们。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先从这些记者那学习采访的经验，之后再前往该地。在进入“伊斯兰国”之前，先在土耳其等周边国家逗留，等待对方的许可——这可以说是采访活动的常识。但是，后藤很可能并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没有按照一般的采访流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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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地区进行的报道分为两种，一种是战争报道，一种是战地报道。战争报道指的是宏观意义上对战争的报道，即记者前往战争（或内乱）发生的整个地区，报道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与危害。而战地报道则是在战斗发生的地点进行采访，危险度要高的多。战地上实行的是战时国际法，平时的国际法并不适用。简单来说，就是一旦出现危险状况，即使被杀也无处说理。
因此，记者在战场进行报道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在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的保护下进行采访。对于不得拥有武装的记者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随军记者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在被保护好的情况下，才能对战地进行报道。
今天的“伊斯兰国”虽然自称是一个国家，但行政机构并不完备，审判制度也不存在，实质上就是不同的武装势力分据各地，为所欲为。如此看来，“伊斯兰国”支配下的地区完全可以看作是战地。进入这一地带，已经不再属于战争报道的范畴，其危险程度相当于战地报道。但是，在没有任何后盾支援的情况下，后藤只身一人进入了那里。我认为，后藤为此付出死亡代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后藤曾多次成功地在危险地区进行报道，其功绩值得我们深刻纪念。在我眼光里，他是个善良、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同行。然而，如何去探讨并验证他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否专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同行，我们在悲痛之中仍要保持冷静，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后藤之死就“自己责任论”与“蛮勇”等问题进行讨论。我相信，后藤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理解这一点。
对于被“伊斯兰国”绑架并杀害的日本自由记者后藤健二之死，我几次都想写下文章纪念，但总是找不到头绪。我担心自己感情上的强烈反应会影响到评论的客观性。每次提笔，我都无法明确自己的立场，总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丝毫没有进展。
我和后藤曾经在阿富汗相识。2001-2002年，我在阿富汗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进行报道。当时，后藤刚刚转行成自由记者，正好也在阿富汗采访。我们见过几面，但并没有深入交流。我只记得他的个子很高，后来就逐渐淡忘了。
再次和后藤产生交集，是在去年夏天。当时，汤川遥菜刚被“伊斯兰国”抓获，身为他好友的后藤参加了一期电视节目，讲述了汤川前往“伊斯兰国”的经过。负责报道这一事件的我和后藤取得了联系。由于他很忙，我们没有见面，只能通过邮件与电话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回想起来互相在阿富汗见面时的情景。于是，同伴意识逐渐被唤醒，我们开始保持邮件联络。
后藤说，自己曾经救过汤川一次。当时，叙利亚反政府势力自由叙利亚军逮捕了首次前往该国的汤川，后藤恰好被安排为不懂英语的汤川翻译。他通过与自由叙利亚军进行交涉，使得汤川最终获释。
自那以后，后藤和汤川不断加深交流。汤川打算办一家民营军事公司，后藤便传授给他许多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技巧。后来，两人先后被“伊斯兰国”绑架，最终惨遭处刑。
（图为2014年5月14日，后藤健二在日本驹泽大学分享他的战地经验。）
本次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出现了“自己责任论”的论调。这种主张起源于2004年，当时有3名日本NGO（非政府组织，下同）活动者被伊斯兰组织抓获。外务省官员对此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自己责任’的意思。”那时，我正好负责报道外务省的新闻。这种“自己责任论”虽然在日本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批判者认为，以保护本国国民为己任的外务省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属不当。后来，虽然外务省不再使用这种说法，但每逢日本人在危险地区陷入困境，它就会像亡灵一般复活。
日本人在国外遭到绑架或被杀害时，整个国家都会不得不被卷进来，事件的影响会大到令死者本人无法完全承担。即使当事者本人多加小心，买好保险，做好相关准备，一旦发生特殊情况，还是要依靠政府与大使馆。政府的存在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从这一点上来看，“自己责任论”并不大可能成立。
然而，后藤本次前往“伊斯兰国”的目的是营救汤川，而非进行报道。人们在谈论本次事件时，都忽视了这一点。回顾后藤作为媒体人所取得的功绩，在惋惜这样一个高尚的人逝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严格区分开来：他并不是去那里采访的，而是去救人的。
不过，后藤既不是特种部队的士兵，也不精通于人质谈判，就连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此外，他和“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也没有特殊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救出汤川呢？这令我十分不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引诱他说：“你要是觉得自己能救出汤川，不如来叙利亚试一试。”实际上，在后藤被绑架之后，曾联系自己在叙利亚的朋友说：“我被骗了。”
无论如何，后藤终究只是一名记者，虽然他在报道方面非常专业，但他并不是营救专家。本次他前往“伊斯兰国”救人，已经跨越了身为记者不可触碰的“红线”。虽然这么说会有些苛刻，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批判后藤的做法过于“蛮勇”，引发了人们的热议。不知高村所说的“蛮勇”具体是指哪一点。一般来说，作为一名记者，有时确实需要“蛮勇”的精神。如果事事都过于小心，那么工作就无法取得成果。若他在批判后藤作为记者的“蛮勇”，对高村的说法，我并不认可。但如果他是在批判后藤本次为了救人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蛮勇”的话，一定程度是可以理解的。
身为本文作者的我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危险地区进行过5年多的报道。后藤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经验也远远比我丰富。他应该十分清楚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的知识与技巧。但对于人质谈判，他绝对是一窍不通。
再来看一看后藤本次试图营救的汤川。由于他随身携带了一把手枪，所以“伊斯兰国”并不相信他是一名记者，而以间谍的嫌疑逮捕了他。在阿拉伯，异教徒若是犯下间谍罪，就会被处死，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要想营救他，需要具备相当高的谈判能力，还要依赖与对方的特殊关系。而从后藤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没有做好如此完善的准备。
曾在叙利亚进行过采访、并与后藤交流过的记者安田纯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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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虽然处事慎重，但与其他记者的联系并不多。有些记者和“伊斯兰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但后藤并没有求助于他们。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先从这些记者那学习采访的经验，之后再前往该地。在进入“伊斯兰国”之前，先在土耳其等周边国家逗留，等待对方的许可——这可以说是采访活动的常识。但是，后藤很可能并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没有按照一般的采访流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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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地区进行的报道分为两种，一种是战争报道，一种是战地报道。战争报道指的是宏观意义上对战争的报道，即记者前往战争（或内乱）发生的整个地区，报道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与危害。而战地报道则是在战斗发生的地点进行采访，危险度要高的多。战地上实行的是战时国际法，平时的国际法并不适用。简单来说，就是一旦出现危险状况，即使被杀也无处说理。
因此，记者在战场进行报道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在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的保护下进行采访。对于不得拥有武装的记者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随军记者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在被保护好的情况下，才能对战地进行报道。
今天的“伊斯兰国”虽然自称是一个国家，但行政机构并不完备，审判制度也不存在，实质上就是不同的武装势力分据各地，为所欲为。如此看来，“伊斯兰国”支配下的地区完全可以看作是战地。进入这一地带，已经不再属于战争报道的范畴，其危险程度相当于战地报道。但是，在没有任何后盾支援的情况下，后藤只身一人进入了那里。我认为，后藤为此付出死亡代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后藤曾多次成功地在危险地区进行报道，其功绩值得我们深刻纪念。在我眼光里，他是个善良、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同行。然而，如何去探讨并验证他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否专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同行，我们在悲痛之中仍要保持冷静，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后藤之死就“自己责任论”与“蛮勇”等问题进行讨论。我相信，后藤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理解这一点。http://dajia.qq.com/blog/4627640 ... 012&ptlang=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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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后藤曾经在阿富汗相识。2001-2002年，我在阿富汗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进行报道。当时，后藤刚刚转行成自由记者，正好也在阿富汗采访。我们见过几面，但并没有深入交流。我只记得他的个子很高，后来就逐渐淡忘了。
再次和后藤产生交集，是在去年夏天。当时，汤川遥菜刚被“伊斯兰国”抓获，身为他好友的后藤参加了一期电视节目，讲述了汤川前往“伊斯兰国”的经过。负责报道这一事件的我和后藤取得了联系。由于他很忙，我们没有见面，只能通过邮件与电话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回想起来互相在阿富汗见面时的情景。于是，同伴意识逐渐被唤醒，我们开始保持邮件联络。
后藤说，自己曾经救过汤川一次。当时，叙利亚反政府势力自由叙利亚军逮捕了首次前往该国的汤川，后藤恰好被安排为不懂英语的汤川翻译。他通过与自由叙利亚军进行交涉，使得汤川最终获释。
自那以后，后藤和汤川不断加深交流。汤川打算办一家民营军事公司，后藤便传授给他许多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技巧。后来，两人先后被“伊斯兰国”绑架，最终惨遭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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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国外遭到绑架或被杀害时，整个国家都会不得不被卷进来，事件的影响会大到令死者本人无法完全承担。即使当事者本人多加小心，买好保险，做好相关准备，一旦发生特殊情况，还是要依靠政府与大使馆。政府的存在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从这一点上来看，“自己责任论”并不大可能成立。
然而，后藤本次前往“伊斯兰国”的目的是营救汤川，而非进行报道。人们在谈论本次事件时，都忽视了这一点。回顾后藤作为媒体人所取得的功绩，在惋惜这样一个高尚的人逝去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严格区分开来：他并不是去那里采访的，而是去救人的。
不过，后藤既不是特种部队的士兵，也不精通于人质谈判，就连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此外，他和“伊斯兰国”的领导人也没有特殊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救出汤川呢？这令我十分不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人引诱他说：“你要是觉得自己能救出汤川，不如来叙利亚试一试。”实际上，在后藤被绑架之后，曾联系自己在叙利亚的朋友说：“我被骗了。”
无论如何，后藤终究只是一名记者，虽然他在报道方面非常专业，但他并不是营救专家。本次他前往“伊斯兰国”救人，已经跨越了身为记者不可触碰的“红线”。虽然这么说会有些苛刻，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批判后藤的做法过于“蛮勇”，引发了人们的热议。不知高村所说的“蛮勇”具体是指哪一点。一般来说，作为一名记者，有时确实需要“蛮勇”的精神。如果事事都过于小心，那么工作就无法取得成果。若他在批判后藤作为记者的“蛮勇”，对高村的说法，我并不认可。但如果他是在批判后藤本次为了救人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蛮勇”的话，一定程度是可以理解的。
身为本文作者的我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危险地区进行过5年多的报道。后藤在危险地区活动的时间要比我长得多，经验也远远比我丰富。他应该十分清楚在这种地方生存下去的知识与技巧。但对于人质谈判，他绝对是一窍不通。
再来看一看后藤本次试图营救的汤川。由于他随身携带了一把手枪，所以“伊斯兰国”并不相信他是一名记者，而以间谍的嫌疑逮捕了他。在阿拉伯，异教徒若是犯下间谍罪，就会被处死，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要想营救他，需要具备相当高的谈判能力，还要依赖与对方的特殊关系。而从后藤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没有做好如此完善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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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虽然处事慎重，但与其他记者的联系并不多。有些记者和“伊斯兰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但后藤并没有求助于他们。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先从这些记者那学习采访的经验，之后再前往该地。在进入“伊斯兰国”之前，先在土耳其等周边国家逗留，等待对方的许可——这可以说是采访活动的常识。但是，后藤很可能并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也没有按照一般的采访流程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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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地区进行的报道分为两种，一种是战争报道，一种是战地报道。战争报道指的是宏观意义上对战争的报道，即记者前往战争（或内乱）发生的整个地区，报道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与危害。而战地报道则是在战斗发生的地点进行采访，危险度要高的多。战地上实行的是战时国际法，平时的国际法并不适用。简单来说，就是一旦出现危险状况，即使被杀也无处说理。
因此，记者在战场进行报道时要格外小心，必须在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的保护下进行采访。对于不得拥有武装的记者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随军记者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在被保护好的情况下，才能对战地进行报道。
今天的“伊斯兰国”虽然自称是一个国家，但行政机构并不完备，审判制度也不存在，实质上就是不同的武装势力分据各地，为所欲为。如此看来，“伊斯兰国”支配下的地区完全可以看作是战地。进入这一地带，已经不再属于战争报道的范畴，其危险程度相当于战地报道。但是，在没有任何后盾支援的情况下，后藤只身一人进入了那里。我认为，后藤为此付出死亡代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后藤曾多次成功地在危险地区进行报道，其功绩值得我们深刻纪念。在我眼光里，他是个善良、优秀的记者，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同行。然而，如何去探讨并验证他前往“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否专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同行，我们在悲痛之中仍要保持冷静，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后藤之死就“自己责任论”与“蛮勇”等问题进行讨论。我相信，后藤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