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 计划生育,一笔错账

一笔错账
2015-01-27  东方早报
黄文政、梁建章

“单独两孩”政策公布的当天，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说这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是杯水车薪。形势的发展印证了我们当时的判断，从目前各地的累计申请情况来看，“单独两孩”政策新增的出生人口每年只有40万-70万。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生育意愿低迷。　　两年前我们就估算过，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的话，情况会怎样？为了避开对实际生育率数据的争论，我们假设放开后的自然生育率会比现在高出30%，结论是，包括堆积反弹在内的出生高峰人口最多也就是2400万，之后大幅减少。现在根据新的数据来做的话，反弹高峰会比这个更低更少。更长期来看，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不可避免。现在是90后处于生育高峰期，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
　　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占世界人口35%，现在只占19%。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增加很多，但世界也增加很多，这30年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只不过上升了0.3个百分点，而且很大原因是中国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从1980年到2013年，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总数中的占比则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未来下降的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占世界的人口19%，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只占世界出生人口的12%左右。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下降超过40%，再加上中国的生育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两个因素叠加，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年出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会降到3%~4%。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中国年出生人口数量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而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早些年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同学问，你们为什么搞计划生育？我说，你知道中国的情况吗？那么多人，那么贫穷，不搞计划生育怎么行？这些年来，我深入分析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支持把中国人口降下来的理由，其实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人口与资源

　　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资源，我们的人均资源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因为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低于世界平均，人均资源是非常有误导性的一个指标。比如，在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里，16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淡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球74%。在淡水、耕地、森林、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六项指标上，欧洲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除了法国在耕地一项外，所有国家在所有指标上，全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上述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都排在中间甚至偏前的位置。世界上一大半人口居住在人均资源少于中国的国家。而且，人均资源比中国多的国家，并不比人均资源少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

　　从1980到2010年，30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了400%。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估算，计划生育自1980年以来让中国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当于减少了不到15%。问题是，一个是增长了400%，一个是减少了15%，完全不是同一数量级。如果把用于计划生育的决心和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消耗何止15%？而且，中国人口减少对世界能源格局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该枯竭的资源还是会枯竭。但人口减少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控制人口导致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和规模衰减、经济衰微、市场规模下降，最后是你要花更高的价钱去买资源。换句话说，中国消减自己的人口，其实是给其他的国家节省资源，并让自己的后代在未来的资源市场上处于一个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用人口萎缩的代价提高相对人均资源，没有任何意义，反而降低了自己的经济优势。我们总觉得资源会越用越少，实际上，这并没有在价格里得到体现。自然资源的价值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所占比现在还不到5%。电脑里用的金属能花多少钱呢？一辆汽车价格二十万，金属值多少钱呢？非常少。租房、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是旅游，所有的开销中，多少与自然资源有关？整体而言，我们享用的财富中，来自自然资源的比例其实越来越低。相反，人所创造的价值却越来越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资源价格非常高，人们就会找替代资源，如果找不到，生产方式就会改变。如果一个资源贵到大家没有办法普遍使用，它就不再是资源了。而人口聚集在一起，带来广义交易成本（零售、物流、广告、融资等）的节省，这个节省可能远高于自然资源的不到5%。这也是为何每个国家内部，发达的地方的人口集中地，其人口资源比例相对较低。美国的资源很多，但是美国的强大并不是因为它的自然资源丰富，而是因为军事、科研和文化实力。这些恰恰体现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学、公司和基础设施中。

人口与创新
　　人口规模和创新有密切的关系。创新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比如专业申请数、研发投入等等，综合这些因素，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国际组织汇总成一个“创新能力指数”。根据该项指数的排名显示，美国的创新能力是最强的，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创新能力最强，在相似人均GDP水平下，印度的创新能力最强，而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拉美国家，人均GDP相对比较高，但是创新能力相对人均GDP来说是落后的。还有研究表明，创新能力高于发展水平的国家未来会有更高的增长潜力。

　　中国为什么创新能力这么强？这跟人力资源的规模有很大关系。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或者地区，对创新能力的培育越有力。一是市场大，在中国做一个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可以覆盖更多人群，可以把技术做得更先进，而那些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和地区则没有这种能力。目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中心，而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未来可能会产生跟美国相媲美的人才规模。

　　与创新有关的不只是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也很重要。中国现在人口规模最大，年龄结构也很年轻。未来随着中国老龄化，非但工作年龄的人口将减少，而且工作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逐步老化。现在20岁-30岁的人成为整个工作人口总量的主流，到二三十年以后，会变成40岁-50岁的人占据主流，20岁-30岁的人占比逐步会减少。

　　日本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在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那个时代，发展得非常好，经济增长率高，企业在世界上很有竞争力。到1990年代以后，整个经济进入非常萧条的时期，企业竞争力从曾经的世界领先地位逐步走向没落。把日本最好的十家高科技企业和美国最好的十家高科技企业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日本这些企业都不是新创办的企业，而是普遍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而美国的前十家高科技企业都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由非常年轻的创业者创办的。

　　日本的高科技企业也在不断推出专利，但是它往往错过颠覆性的机遇。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来自于新企业。日本和美国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差异，其实就是这些企业竞争力的差异。

　　日本创业人数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年龄段来看，在其他国家最有创造力、最有创业活力的30多岁的人群中，日本的创业活力尤其低。这不仅仅是数量的改变，也是一个结构的改变。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年轻人的活力会受压制。和其他国家相反，30多岁的日本人的创业活力还不如50多岁的日本人。

   研究发现，日本社会老龄化以后，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二三十年前，日本大概有30%的职员可以在30岁就做到经理，现在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职员在30岁能做到经理。年轻人没有发言权，没有掌握公司内部资源，很难发挥创造力，但颠覆性的技术又需要年轻人，这就很矛盾。


　　其他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年轻人的创业活力跟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年轻的人口结构，年轻人或者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力就越好，它的经济增长也更高一些。中国和日本的人口结构基本相差25年左右，即中国现在相当于整个日本1990年代、1980年代末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阶段。未来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日本1990年代以后非常像，逐步深陷老龄化危机，而且二三十年以后的恶化情况很可能更甚于现在的日本。

人口与经济
　　很多人习惯把人口数量当成是人均GDP计算公式中的分母，看上去，分母越大，人均GDP越低，即认为两者负相关。但经济学分析的结果并非如此，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甚至呈轻微正相关。在中国这很明显，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越富裕。实际上，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话，人均GDP更有可能是相对下降的。这因为GDP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所导致的经济活动，人口下降会降低匹配效率，最后对人均GDP造成负面影响。

　　减少人口有利于就业是一个既很常见却又完全错误的说法。可以想想中国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是怎么迁徙的：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的地方往人多的地方迁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人多的地方才更容易匹配出工作机会来。如果中国的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四分之一，理发师、会计师的数量或许还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但高铁和航天这些依托于人口规模而产生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会消失。

　　大家会抱怨中国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但这其实与中国人口多少没有太大关系。比较数据可以发现，城市的拥挤程度与所在国的人口规模关系微弱，但与所在国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城市也非常拥挤。比如，北京、上海的拥挤程度比巴黎、伦敦甚至东京来说要更高，但却比巴西和阿根廷的城市拥挤程度要低，而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另外，中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只是中等偏轻，有时只是因为中国游客的出国目的地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所以产生了中国城市相比外国更拥挤的错觉。

　　而且，恰恰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使得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不想去北京、上海的话，也可以去大连、重庆、广州等，在中国有很多大城市可以选择。俄罗斯只有一亿多人，除了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再没有其他太有吸引力的城市。如果中国的人口降到3亿，许多中小城市衰败，农村更会成为空巢，而北京、上海却会变得相对更加拥挤。这种情况在人口衰减的俄罗斯和日本已经切实发生。俄罗斯人口过去二十年下降了3.4%，但是莫斯科的人口增加了数百万，那里的交通和北京一样，基本是世界最差。人口规模下降得越厉害，人口分布不均匀可能越严重。根据日本总务省《国势调查报告》，未来日本很多的地方会变化为无人区，而大都市人口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人口极度老化、急剧萎缩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如果再持续两三代人，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原本的人口优势将彻底丧失。因此，现在需要的是全面放开生育管制，而不仅仅是放开二孩。现在只放开二孩，会给社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我们还需要控制人口。实际上，中国需要的是鼓励生育，而不是控制生育。现在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之后的生育堆积反弹，而是即便全面放开，也没有办法避免出生人口雪崩式的下滑。

　　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才是民族复兴的战略性基础。应该在税收、教育、医疗各方面，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现在这个社会，养孩子是非常艰辛的，要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首先就是一定要改变人口观念。应该推动社会生育观念尽快恢复正常，让维护家庭养育孩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一笔错账
2015-01-27  东方早报
黄文政、梁建章

“单独两孩”政策公布的当天，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说这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是杯水车薪。形势的发展印证了我们当时的判断，从目前各地的累计申请情况来看，“单独两孩”政策新增的出生人口每年只有40万-70万。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生育意愿低迷。　　两年前我们就估算过，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的话，情况会怎样？为了避开对实际生育率数据的争论，我们假设放开后的自然生育率会比现在高出30%，结论是，包括堆积反弹在内的出生高峰人口最多也就是2400万，之后大幅减少。现在根据新的数据来做的话，反弹高峰会比这个更低更少。更长期来看，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不可避免。现在是90后处于生育高峰期，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
　　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占世界人口35%，现在只占19%。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增加很多，但世界也增加很多，这30年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只不过上升了0.3个百分点，而且很大原因是中国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从1980年到2013年，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总数中的占比则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未来下降的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占世界的人口19%，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只占世界出生人口的12%左右。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下降超过40%，再加上中国的生育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两个因素叠加，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年出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会降到3%~4%。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中国年出生人口数量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而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早些年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同学问，你们为什么搞计划生育？我说，你知道中国的情况吗？那么多人，那么贫穷，不搞计划生育怎么行？这些年来，我深入分析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支持把中国人口降下来的理由，其实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人口与资源

　　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资源，我们的人均资源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因为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低于世界平均，人均资源是非常有误导性的一个指标。比如，在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里，16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淡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球74%。在淡水、耕地、森林、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六项指标上，欧洲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除了法国在耕地一项外，所有国家在所有指标上，全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上述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都排在中间甚至偏前的位置。世界上一大半人口居住在人均资源少于中国的国家。而且，人均资源比中国多的国家，并不比人均资源少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

　　从1980到2010年，30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了400%。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估算，计划生育自1980年以来让中国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当于减少了不到15%。问题是，一个是增长了400%，一个是减少了15%，完全不是同一数量级。如果把用于计划生育的决心和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消耗何止15%？而且，中国人口减少对世界能源格局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该枯竭的资源还是会枯竭。但人口减少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控制人口导致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和规模衰减、经济衰微、市场规模下降，最后是你要花更高的价钱去买资源。换句话说，中国消减自己的人口，其实是给其他的国家节省资源，并让自己的后代在未来的资源市场上处于一个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用人口萎缩的代价提高相对人均资源，没有任何意义，反而降低了自己的经济优势。我们总觉得资源会越用越少，实际上，这并没有在价格里得到体现。自然资源的价值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所占比现在还不到5%。电脑里用的金属能花多少钱呢？一辆汽车价格二十万，金属值多少钱呢？非常少。租房、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是旅游，所有的开销中，多少与自然资源有关？整体而言，我们享用的财富中，来自自然资源的比例其实越来越低。相反，人所创造的价值却越来越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资源价格非常高，人们就会找替代资源，如果找不到，生产方式就会改变。如果一个资源贵到大家没有办法普遍使用，它就不再是资源了。而人口聚集在一起，带来广义交易成本（零售、物流、广告、融资等）的节省，这个节省可能远高于自然资源的不到5%。这也是为何每个国家内部，发达的地方的人口集中地，其人口资源比例相对较低。美国的资源很多，但是美国的强大并不是因为它的自然资源丰富，而是因为军事、科研和文化实力。这些恰恰体现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学、公司和基础设施中。

人口与创新
　　人口规模和创新有密切的关系。创新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比如专业申请数、研发投入等等，综合这些因素，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国际组织汇总成一个“创新能力指数”。根据该项指数的排名显示，美国的创新能力是最强的，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创新能力最强，在相似人均GDP水平下，印度的创新能力最强，而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拉美国家，人均GDP相对比较高，但是创新能力相对人均GDP来说是落后的。还有研究表明，创新能力高于发展水平的国家未来会有更高的增长潜力。

　　中国为什么创新能力这么强？这跟人力资源的规模有很大关系。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或者地区，对创新能力的培育越有力。一是市场大，在中国做一个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可以覆盖更多人群，可以把技术做得更先进，而那些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和地区则没有这种能力。目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中心，而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未来可能会产生跟美国相媲美的人才规模。

　　与创新有关的不只是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也很重要。中国现在人口规模最大，年龄结构也很年轻。未来随着中国老龄化，非但工作年龄的人口将减少，而且工作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逐步老化。现在20岁-30岁的人成为整个工作人口总量的主流，到二三十年以后，会变成40岁-50岁的人占据主流，20岁-30岁的人占比逐步会减少。

　　日本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在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那个时代，发展得非常好，经济增长率高，企业在世界上很有竞争力。到1990年代以后，整个经济进入非常萧条的时期，企业竞争力从曾经的世界领先地位逐步走向没落。把日本最好的十家高科技企业和美国最好的十家高科技企业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日本这些企业都不是新创办的企业，而是普遍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而美国的前十家高科技企业都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由非常年轻的创业者创办的。

　　日本的高科技企业也在不断推出专利，但是它往往错过颠覆性的机遇。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来自于新企业。日本和美国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差异，其实就是这些企业竞争力的差异。

　　日本创业人数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年龄段来看，在其他国家最有创造力、最有创业活力的30多岁的人群中，日本的创业活力尤其低。这不仅仅是数量的改变，也是一个结构的改变。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年轻人的活力会受压制。和其他国家相反，30多岁的日本人的创业活力还不如50多岁的日本人。

   研究发现，日本社会老龄化以后，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二三十年前，日本大概有30%的职员可以在30岁就做到经理，现在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职员在30岁能做到经理。年轻人没有发言权，没有掌握公司内部资源，很难发挥创造力，但颠覆性的技术又需要年轻人，这就很矛盾。


　　其他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年轻人的创业活力跟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年轻的人口结构，年轻人或者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力就越好，它的经济增长也更高一些。中国和日本的人口结构基本相差25年左右，即中国现在相当于整个日本1990年代、1980年代末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阶段。未来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日本1990年代以后非常像，逐步深陷老龄化危机，而且二三十年以后的恶化情况很可能更甚于现在的日本。

人口与经济
　　很多人习惯把人口数量当成是人均GDP计算公式中的分母，看上去，分母越大，人均GDP越低，即认为两者负相关。但经济学分析的结果并非如此，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甚至呈轻微正相关。在中国这很明显，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越富裕。实际上，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话，人均GDP更有可能是相对下降的。这因为GDP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所导致的经济活动，人口下降会降低匹配效率，最后对人均GDP造成负面影响。

　　减少人口有利于就业是一个既很常见却又完全错误的说法。可以想想中国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是怎么迁徙的：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的地方往人多的地方迁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人多的地方才更容易匹配出工作机会来。如果中国的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四分之一，理发师、会计师的数量或许还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但高铁和航天这些依托于人口规模而产生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会消失。

　　大家会抱怨中国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但这其实与中国人口多少没有太大关系。比较数据可以发现，城市的拥挤程度与所在国的人口规模关系微弱，但与所在国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城市也非常拥挤。比如，北京、上海的拥挤程度比巴黎、伦敦甚至东京来说要更高，但却比巴西和阿根廷的城市拥挤程度要低，而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另外，中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只是中等偏轻，有时只是因为中国游客的出国目的地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所以产生了中国城市相比外国更拥挤的错觉。

　　而且，恰恰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使得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不想去北京、上海的话，也可以去大连、重庆、广州等，在中国有很多大城市可以选择。俄罗斯只有一亿多人，除了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再没有其他太有吸引力的城市。如果中国的人口降到3亿，许多中小城市衰败，农村更会成为空巢，而北京、上海却会变得相对更加拥挤。这种情况在人口衰减的俄罗斯和日本已经切实发生。俄罗斯人口过去二十年下降了3.4%，但是莫斯科的人口增加了数百万，那里的交通和北京一样，基本是世界最差。人口规模下降得越厉害，人口分布不均匀可能越严重。根据日本总务省《国势调查报告》，未来日本很多的地方会变化为无人区，而大都市人口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人口极度老化、急剧萎缩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如果再持续两三代人，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原本的人口优势将彻底丧失。因此，现在需要的是全面放开生育管制，而不仅仅是放开二孩。现在只放开二孩，会给社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我们还需要控制人口。实际上，中国需要的是鼓励生育，而不是控制生育。现在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之后的生育堆积反弹，而是即便全面放开，也没有办法避免出生人口雪崩式的下滑。

　　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才是民族复兴的战略性基础。应该在税收、教育、医疗各方面，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现在这个社会，养孩子是非常艰辛的，要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首先就是一定要改变人口观念。应该推动社会生育观念尽快恢复正常，让维护家庭养育孩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