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抗日战史上厚重的一笔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是一种国力和实力的体现，更是彰显大国风采之时。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见故去，那段历史日见成为尘封，党争的硝烟也已经越来越远。因此，给人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极为必要。
但是，在已公布的历史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比如在历史教材中，共产党的抗战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1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在共产党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党军的贡献非常巨大。国民党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党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党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抗战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党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共产党一直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也不尽然。
国民党在对日战略上不能说是错误。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统计，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抗战是艰巨的极为困难，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靠冲动和口号办事。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国家的命运必将是仓促应战以失败告终。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国民党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国民党军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国民党军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我们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些为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为了保卫民族和人民而捐躯的烈士们，不管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将永垂不朽！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是一种国力和实力的体现，更是彰显大国风采之时。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见故去，那段历史日见成为尘封，党争的硝烟也已经越来越远。因此，给人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极为必要。
但是，在已公布的历史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比如在历史教材中，共产党的抗战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1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在共产党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党军的贡献非常巨大。国民党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党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党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抗战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党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共产党一直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也不尽然。
国民党在对日战略上不能说是错误。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统计，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抗战是艰巨的极为困难，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靠冲动和口号办事。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国家的命运必将是仓促应战以失败告终。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国民党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国民党军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国民党军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我们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些为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为了保卫民族和人民而捐躯的烈士们，不管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