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　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转自 ...

　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北京师大女附中，和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八中等等都是北京市以至全国最负盛名的学校。师大女附中就在国家教育部附近。】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此人即是总设计师的爱女，爱称“毛毛”的便是。她于2000年推出洋洋三十万言煌煌巨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该书被邓榕本人称为“感情流水帐”的新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然而。邓榕在迄今为止她已经发表的多部、多篇巨著中对自己在“文革”初期充当“革委会”和“红卫兵”头头儿时的一切作为却绝口不提。在下与毛毛女士不同校，对毛毛女士在“文革”期间的作为并不知晓，不敢妄言。然在下有幸与刘平平、罗巧丽、朱援朝(当年人称“朱痞子”。痞者，地痞也。)、邓质方等诸多凤子龙孙同校， “文革”以前，这些凤子龙孙倒也看不出和常人子弟有多大差别，一样的弊衣粗食、艰苦朴素，一样的大唱革命歌曲，一样的学习玩耍，甚至和狗崽子也能平等交往。孰料“文革”风起，第一件大事就是出了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一夜之间，凤子龙孙们忽然记起了自己的高贵血统，激起了些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于是昔日无猜嬉戏友顿时化作不共戴天人。一时间，出身成了判别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标志，高踞金字塔顶端的，自然是高干子弟、凤子龙孙们 (后来居然发展到“红卫兵”们以其老子的官职高低排序，分别佩戴毛呢、绸缎、普通布料等不同质地的袖标。) ，等而下之的是“红五类”、“红外围”。压在最底层的是所谓“黑五类”、“狗崽子”，成了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或者干脆就是印度的“贱民”。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一部描述德国纳粹虐犹的电影里的一个画面：两个胸佩“犹太星”的年轻人在街头行走，迎面走来一群纳粹褐衫党，两者相遇，褐衫党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把两个犹太青年一顿暴打，然后扬长而去。两个犹太青年满头满脸伤痕，相对无言，然后相互搀扶着默默离去。这镜头在“文革” 初期的中国每天都会在全国各地以不同的演员频频翻演，毫无二致。这里没有丝毫的夸张，现在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朋友，也许对此毫无所知，以为这纯粹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然而这是真的，千真万确。这些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名字叫中国。当时我校的高干子弟无不兴奋异常，人人挥鞭上阵( “鞭”者即军用武装带或用数股铝芯塑料电线拧成，粗如笤帚把、50公分长短、便于携带便于握持的物件。)，四处出击，寻找可供抒发革命情怀同时得到平时难得的刺激的革命对象。一旦发现了革命对象，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鲜有不挥鞭上前者。我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因为高干子弟麇集，素来是消息灵通的地方，因此师生介入“文革”似乎比一般单位来得早。我们早在1966年的三、四月间就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文革”的动向了。及至到了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即后来的宋要武之后，短短几天之内数以千百万计的“红卫兵”骤然崛起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打人抄家之风随之席卷全国。最早走上街头，杀向社会的是北京的“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的概念绝不是后来全国人所说的“红卫兵”严格准确地说，皮鞭上下飞舞，血花飞溅，鬼哭狼嚎，煞是过瘾。倘有不识相者，敢于抗争，只须一声呼啸，革命战友无论相识不相识，霎时云集，让革命对象顷刻毙命。1966年8月发生于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崇文区揽杆市的一家五口被灭门的壮举就是几千名“红卫兵”小将们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年完成的，足以光耀史册，名垂千古了。可惜截至目前为止，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有关“文革”的回忆录、小说、影视作品竟无人提及“红卫兵”小将们当年的辉煌业绩。岂不令人遗憾至极？】，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北京师大女附中，和北京师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八中等等都是北京市以至全国最负盛名的学校。师大女附中就在国家教育部附近。】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掀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此人即是总设计师的爱女，爱称“毛毛”的便是。她于2000年推出洋洋三十万言煌煌巨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该书被邓榕本人称为“感情流水帐”的新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他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家庭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然而。邓榕在迄今为止她已经发表的多部、多篇巨著中对自己在“文革”初期充当“革委会”和“红卫兵”头头儿时的一切作为却绝口不提。在下与毛毛女士不同校，对毛毛女士在“文革”期间的作为并不知晓，不敢妄言。然在下有幸与刘平平、罗巧丽、朱援朝(当年人称“朱痞子”。痞者，地痞也。)、邓质方等诸多凤子龙孙同校， “文革”以前，这些凤子龙孙倒也看不出和常人子弟有多大差别，一样的弊衣粗食、艰苦朴素，一样的大唱革命歌曲，一样的学习玩耍，甚至和狗崽子也能平等交往。孰料“文革”风起，第一件大事就是出了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一夜之间，凤子龙孙们忽然记起了自己的高贵血统，激起了些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于是昔日无猜嬉戏友顿时化作不共戴天人。一时间，出身成了判别一个人是否革命的标志，高踞金字塔顶端的，自然是高干子弟、凤子龙孙们 (后来居然发展到“红卫兵”们以其老子的官职高低排序，分别佩戴毛呢、绸缎、普通布料等不同质地的袖标。) ，等而下之的是“红五类”、“红外围”。压在最底层的是所谓“黑五类”、“狗崽子”，成了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或者干脆就是印度的“贱民”。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一部描述德国纳粹虐犹的电影里的一个画面：两个胸佩“犹太星”的年轻人在街头行走，迎面走来一群纳粹褐衫党，两者相遇，褐衫党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把两个犹太青年一顿暴打，然后扬长而去。两个犹太青年满头满脸伤痕，相对无言，然后相互搀扶着默默离去。这镜头在“文革” 初期的中国每天都会在全国各地以不同的演员频频翻演，毫无二致。这里没有丝毫的夸张，现在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朋友，也许对此毫无所知，以为这纯粹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然而这是真的，千真万确。这些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名字叫中国。当时我校的高干子弟无不兴奋异常，人人挥鞭上阵( “鞭”者即军用武装带或用数股铝芯塑料电线拧成，粗如笤帚把、50公分长短、便于携带便于握持的物件。)，四处出击，寻找可供抒发革命情怀同时得到平时难得的刺激的革命对象。一旦发现了革命对象，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鲜有不挥鞭上前者。我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因为高干子弟麇集，素来是消息灵通的地方，因此师生介入“文革”似乎比一般单位来得早。我们早在1966年的三、四月间就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文革”的动向了。及至到了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即后来的宋要武之后，短短几天之内数以千百万计的“红卫兵”骤然崛起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打人抄家之风随之席卷全国。最早走上街头，杀向社会的是北京的“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的概念绝不是后来全国人所说的“红卫兵”严格准确地说，皮鞭上下飞舞，血花飞溅，鬼哭狼嚎，煞是过瘾。倘有不识相者，敢于抗争，只须一声呼啸，革命战友无论相识不相识，霎时云集，让革命对象顷刻毙命。1966年8月发生于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崇文区揽杆市的一家五口被灭门的壮举就是几千名“红卫兵”小将们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年完成的，足以光耀史册，名垂千古了。可惜截至目前为止，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有关“文革”的回忆录、小说、影视作品竟无人提及“红卫兵”小将们当年的辉煌业绩。岂不令人遗憾至极？】，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