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曾坚决镇压台独分裂势力

　3月18日，蒋介石对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果夫称：“联合国做停火之安排”，就是要牺牲台湾的外岛，“对侵略者低头”。此一建议是“荒谬的”、“不可想象的”。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883页。此间，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和《纽约时报》采访主任小沙兹伯格均发文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3月19日，小沙兹伯格专程抵台访问蒋介石，蒋对他称：“金、马乃是中华民国的生命线，放弃金、马，即等于放弃反共抗俄整个事业。”“不论美国协防与否，我们自己将不顾一切牺牲予以确保”。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2473页。3月23日、25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报人塞尔资伯格时，再度强调“在任何情势下，都将不从外岛撤退，我们将不对任何的压力屈服”，我们决心“保卫金门、马祖，战至”最后一人。
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抨击“停火”说与“两个中国”的谬论，中国政府也坚决反对美国的分裂主张，迫使美国不得不有所收敛。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相继由肯尼迪与约翰逊主政，尽管“划峡而治”阴谋遭到挫败，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意图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只不过从“划峡而治”转变为联合国内的“两个中国”政策。当然也得承认，从肯尼迪开始，已经重新审视中国。1962年蒋介石借中苏矛盾与中国大陆的极端困难时期，大肆宣称“反攻大陆”，然而最终因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而作罢。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出于与苏联对抗的考虑，提出“联华抗苏”的战略构想，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由敌对趋向缓和。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最终签订了《上海公报》，美国在公报中不得不承认：“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尽管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毕竟比过去的政策前进了一步。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正式承诺今后将不再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也不可能再明目张胆地鼓励和支持“台独”。

　　当然应当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又是以实用主义着称。美国对华对台政策不能彻底放弃分裂中国的政策，其政策改变主要是为了对抗苏联。一旦美苏矛盾解决了，美国很可能还会犯历史的老毛病。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坚决打压“台独”活动。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继续维持蒋家小朝廷的反动统治，除了拿出主要精力对付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之外，同时在岛内全力坚决打压“台独”活动。他把“台独”分子的活动统称之为“叛乱”活动，“台独”分子的小组织自然也就同中共一样被列为“叛乱”组织。1949年5月19日，奉蒋介石之令出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自5月20日起在全台湾实施“戒严”。此后台湾国民党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法令和法规，矛头直指中共和“台独”分子。其中在严惩“内乱”罪条款中规定：“意图破坏团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在1949年6月21日颁布的《惩治叛乱条例》中规定：预备或阴谋犯叛乱罪者处10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付诸行动，也可以以“预备犯”或“阴谋犯”的罪名予以打击。

　　国民党退台之初，蒋介石政权对“台独”分子的活动均援引上述条款，以“叛乱罪”或“涉嫌台独”等罪名予以严厉打击，毫不手软。林熊祥、许丙之流追随日本侵略分子从事“台独”活动被破获并被判刑。此后，岛内“台独”分子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借“台独”来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国民党当局毫不手软，至60年代末，在岛内破获多起“台独”案件，被捕者多达数千人，其要者为：

　其一，“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案”。

　　台湾“农复会”英语翻译黄纪南接受廖文毅的“台独”理念，于1949年3月与廖文毅侄子廖史豪秘密成立了“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因其“台独”活动被警方注意，翌年5月下旬该支部7名成员先后被捕，均以“参加叛乱组织或集会”被军法处起诉并判刑。

　　其二，高雄“台湾共和党”案。

　　高雄黄阳辉受廖文毅指令，于1958－1959年秘密组建“台湾共和党”。该党计划短期内在台湾制造小规模骚乱，为兵变做准备，10年内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至1959年底，黄阳辉等30多人被捕，并被处以重刑。

　　其三，廖启川事件。

　　1961年9月17日，廖启川、孙秋源因涉嫌反国民党和主张“台独”，分别在台北家中被台湾“警备总部”逮捕。

　　廖启川生于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早年从事教育，后因竞选南投县长失利而辞教经商。1960年初至1961年春，廖启川先后结识经商的蔡金铿、青年党人李万居的秘书及《自治杂志》经营人孙秋源等人，在主张“台湾独立”与“以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问题上取得共识。1961年7月上旬，廖启川召集孙秋源、蔡金铿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决定由孙秋源负责文宣，蔡金铿负责筹募经费，陈东川负责敢死队，曾负责在军队中发展力量。7月下旬，云林县议员苏启东到台北，孙秋源前往拜访，谈到“台湾独立”问题二人不谋而合。8月上旬，苏、孙、廖3人就“台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商定苏启东在南部举事，廖启川在北部呼应，孙秋源居中联络，具体日期为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时。就在举事之前，台湾情报部门侦知此事，1961年9月15日至17日，廖启川、苏启东等人相继被捕。1962年6月，廖启川等人被台湾“军法处”检察官依《惩治叛乱条例》第2条第32款“阴谋以非法之方式颠覆政府”罪提起公诉，廖启川、孙秋源均被判刑12年，蔡金铿被判刑8年。苏东启本属此案，但因具体在南部发动兵变案被另案处理。

　其四，苏东启事件。

　　1961年9月19日，云林县“议员”苏东启夫妇以“涉嫌叛乱”罪被逮捕。苏东启为云林县“议员”，曾参加云林“县长”选举。落选后，与省“议员”李万居一起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工作。因当时云林县人詹益仁，林东铿密议组织反对国民党的组织，图谋“台湾独立”，故拉有声望的苏东启加入，并担任领导，以扩大影响力。1961年1月，张茂钟在云林县詹益仁处商议成立武装行动队，草拟了行动计划。3月9日，武装行动队欲乘国民党第1047部队换防之机，袭击兵营，夺取武器。但因消息泄露，台湾“警务司令部”以“涉嫌叛乱”罪，于19日凌晨逮捕了苏东启夫妇，并沿线追踪，陆续逮捕300余人。1962年5月17日，台湾“警务司令部”以“阴谋叛乱、推翻政府罪”，将苏东启、张茂钟等人判处死刑；判处詹益仁等47人15、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后因云林县各方人士关注，云林县“议员”全体联名提出抗议，台湾军事当局不得不在1962年7月23日发表声明，承认“原判事实欠明”、“量刑失当”，决定重审。1963年9月25日，台湾“警务司令部”公布复审结果，苏东启4人改判无期徒刑。苏东启于1976年9月18日获释出狱。

　　其五，“台湾独立联盟”事件。

　　1962年7月，施明德等30余名青年学生被台湾“警务司令部”以“叛乱”罪逮捕。

　　施明德，1941年出生在台湾高雄。1962年他是国民党炮兵学校候补军官班13期学生，他与其他学生互相串联，探讨台湾前途，主张走“台湾独立”道路。并成立“台湾独立联盟”。其宗旨是“推翻国民党，建立台湾民主共和国”。约定在台中、高雄等地发展力量。事情败露后，均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该案牵连200余人。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1977年获赦出狱，1978年11月担任台湾党外刊物人士助选团总联络处执行秘书兼发言人，负责助选团的全部事务。1979年8月出任党外刊物《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因同年底高雄事件被台湾当局通缉，逃亡26天后被捕。1980年1月被判无期徒刑。1990年5月由李登辉特赦出狱，随即加入民进党并任顾问，还当选新成立的“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1990年10月与许信良争夺民进党第五届党主席失利后，创建“新台湾重建委员会”。1993年2月任“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召集人，11月代理党主席。1994年5月，当选民进党第六届党主席。1992年、1995年、1998年连续当选台湾“立法委员”，1995年11月任亚洲自由政党联盟主席。1996年3月因“总统”选举失利辞去民进党第六届党主席职务，转任顾问。2000年11月，因感觉民进党现行路线与理念渐行渐远宣布退出民进党。
其六，“同心社”事件。

　1962年底，侨居印尼经商的台湾屏东人陈智雄因策划组织反国民党的“同心社”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陈智雄是台湾屏东人，1927年出生。他走上“台独”之路是从其在1959年3月于日本结识廖文毅开始的。他加入了“台湾民主独立党”，被任命为该组织东南亚巡回特使。1962年6月，陈智雄赴日与廖文毅联络，至东京后第二天即遭日本警方逮捕，后交给台湾警方，因证据不足获释。1962年底，陈智雄从宜兰写信给屏东戴村德、萧坤旺宣称美国将更换驻台大使，“台独”有望，请他们联络人，组织“同心社”，以开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因此信被台湾情报部门截获，陈智雄等人相继被捕。1963年10月，台湾军法处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和“阴谋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罪被判处陈智雄死刑，戴村德、萧坤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1964年6月30日，陈智雄被枪决。

　　其七，彭明敏事件。

　　1964年9月20日，台湾“警务司令部”以鼓吹“台湾独立”、“涉嫌叛乱”将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魏廷朝逮捕。

　　如前所言，彭明敏“独立宣言”写好后尚未发出即被国民党情报部门侦知，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相继被捕。彭明敏于1964年10月被台湾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嫌起诉”，1965年4月2日分别被判刑。由于彭明敏在岛内外有一定影响，被捕后引起海内外留学生的抗议活动，美国也对台湾当局施压。考虑各方反应，台湾当局企图让彭明敏3人“回心转意”，然彭氏3人既不认罪，也不接受引诱，故台湾军法处判处彭明敏8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因美国施压，国民党当局被迫于1965年11月3日就特赦了彭明敏。彭被特赦后，受到24小时监控，国民党再度企图拉拢他，蒋经国还亲自召见他，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彭明敏的“台独”理念。1970年1月3日，彭在美国人帮助下逃离台湾，抵瑞典，9月27日彭到美国，被聘为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在美期间，彭明敏变本加厉地宣传“台独”主张，很快成为美国“独派领袖”，趋于沉寂的“台独”活动因彭明敏的加盟再度猖獗起来。1992年11月自美返台，先后任民进党顾问，创办台湾国际论坛基金会和“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任会长。1995年2月加入民进党，3月被民进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1996年参选“总统”落败，4月成立“建国会”，任会长。1998年9月宣布退出民进党。2000年5月获聘“总统府资政”。

　　其八，林水泉、颜尹谟事件。

　　1967年8月28日，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法政研究所的颜尹谟被台湾“警务司令部”以涉嫌“台独”罪逮捕。其后，多人遭到逮捕。

　颜尹谟等人都是台湾大学、中兴大学1963年的在校学生，他们多次讨论欲在选举中建立与国民党抗衡而最终谋求“台湾独立”的组织，并与日本的“台独”组织取得联系。1966年，林水泉介绍黄华加入讨论，并指示颜尹谟等人散发有关“台湾独立”的传单。1966年11月12日，黄华、颜尹谟等人集会，决定将组织定名为“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推荐张明彰为总干事。1967年1月2日，该组织第三次集会时，通过了组织大纲与誓词，其宗旨为建立“新国家”，成立“新政府”，重新制定“宪法”、成立“国会”。事情败露后被逮捕人数多达247人。1969年11月28日台湾当局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罪名起诉15人。林水泉、颜尹谟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均被判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九，“台湾独立革命军”与“台湾独立党”事件。

　　1972年与1973年，台湾当局相继破获“台湾独立革命军”与“台湾独立党”两个“台独”组织。

　　1971年8月，移居巴西的台湾云林人温连章抵美国加州接受“都市游击战法”训练。9月，温连章又赴日本受训，并被任命为“台湾独立革命军”第二组负责人。同年10月，温连章返回台湾。发展组织并准备开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力行动。1972年1月28日，温连章等人到野外进行爆破实验，取得成功。4月因事情败露温连章等人被捕。1972年12月29日，温连章被台湾当局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罪名判1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均被判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一起事件的主角是台籍人郑评在1971年9月下旬到日本参加“基督教反共联合会”大会时，认识了“台湾独立党”主席施朝辉。经施朝辉介绍，郑评加入了“台湾独立党”，施朝辉委派郑评回台湾发展组织，展开活动。郑评从日本返台后，从1972年2月到1973年9月，先后召集6次会议，计划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包括暗杀政府高级官员，夺取军械库、攻克各军事要塞。1973年10月，郑评等人遭到逮捕。1974年4月11日，郑评被以“颠覆政府”罪判处死刑。其他人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与坚决打压“台独”活动的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还采取了打、拉相结合的手法，典型事件就是处理“台独”分子廖文毅。60年代中期，蒋介石建议成立由海内外各反共政治团体、人士等共同组成“反共建国联盟”宣称：“在反共建国过程中，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1964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再次向“台独”分子发表招降声明：“不是敌人，都是同志”。蒋介石特派人游说“台独”分子廖文毅，以分化“台独”势力。经过台湾当局的多方努力，1965年3月6日，“台独”分子廖文毅首先向国民党当局自首。廖文毅还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放弃“台独”活动。台湾当局此举和廖文毅现身说法很快收到了效果。1966年4月，郑万福宣布解散“台湾民政党”；10月，吴振南宣布解散“民主独立党”；1971年，廖文耀、简文介等宣布解散“台湾自由独立党”；1972年，辜宽敏、廖春荣宣布放弃“台独”，回到台湾。

　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在反对“台独”问题上与其父保持了一致的立场，故而从1949年陈诚奉蒋介石之命颁布“戒严令”至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期间，“台独”势力始终没有成为气候，是与蒋介石、蒋经国的反对“台独”政策紧密相关的。

　　第三，通过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与坚持“一个中国”的大陆政策以遏制“台独。”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体系的有机综合体，前者是外在的、有形的，后者是内在的、无形的。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三大构件，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文化价值体系附著于社会结构，以观念的形式渗透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对其变迁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国民党、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出于反共和反对“台独”的考虑，在其执政时期，始终宣扬政治化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为了消除共产主义和“台独”文化给台湾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倡导传统文化，增强大一统意识。蒋介石亲自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国民党在全岛普遍设立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机构，还在总会之下设立专门性委员会：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荀子今注今译》、《周礼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大学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与此同时，台湾媒体也大力倡导忠君爱国、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价值倾向，激发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国民党当局还通过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教育部规定各个中小学和大学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国民思想》等，进一步阐发中华文化思想与道德观念。众所周知，欲灭一国家，先灭其文化，将民进党当局为了配合在政治上的分裂路线在文化领域极力推行的“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做法做一比较，更能显现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可贵。
民进党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具有代表性的是其中央党部1994年印发的《台湾文化年历》中将党纲中“基本纲领”条目列入，并作简短的阐释，在第五条“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之下写道：“为了扭转国民党40年在台湾施行的党化教育与大中国洗脑，民进党主张一个创新进步的教育文化，让台湾人寻回自己的母语，找回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建立一个以台湾为中心，以台湾为骄傲的文化。”范希周主编：《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第88页，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民进党执政后，为了彻底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真正达到在历

　　史、文化领域实现“去中国化”，其举措卑劣之极。

　　其一，在语言方面，强力推行“乡土教育”，以“通用拼音”代替“汉语拼音”。

　鼓吹“本土教育”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辉。李在1994年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强调台湾乡土教育与方言普及，把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对立起来，恶意贬低中国文化。民进党“执政”后，推行“文化台独”的首要举措就是推行所谓“乡土教育”。2002年6月台湾“教育部长”黄荣村以《台湾本土化教育的实务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强调“乡土教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环”。台湾过去教育过度放大中国，“数十年教育政策充斥大中国意识，让我们尝到认同分歧、价值观混淆的苦果，本土化教育的工作不但重要，而且迫切。”“我们的教育绝对必须以台湾为主体，从了解家乡台湾到世界寰宇，培养下一代对土地的认同。”台湾《台湾日报》，2002年9月18日。李登辉非常推崇黄荣村的主张，要他继续推动这项改革，扬弃过去史地教材的“大中国观点”，黄荣村讲话不久，台湾“教育部”明确规定小学一至六年级专设“乡土语言”课，规定中学生与小学生一起，必须在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以此弱化普通话在台湾的地位。与此相配合，台湾中小学经常举行“台语演讲比赛”、“台语辩论”、“台语电影欣赏”等。

　　2000年9月，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公布了“中文译音统一规定”案，草案改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为符合“台语”习惯和乡土语言具有更高相容性的“通用拼音”，作为台湾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众所周知，《汉语拼音方案》是1952年由祖国大陆研发的。1958年2月由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批准通过。199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99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宣称：要“整合汉语拼音为基础，外加学习闽南语、客家语所需要的语音符号”。台湾教育部门决定采用三种方案：台湾民众学习中文仍用注音符号；中文译音采用汉语拼音；继续研拟闽南话、客家话拼音。民进党当局否决了中文译音采用汉语拼音的决定，改为采用“通用拼音”，此举曾招致14个县市长连署反对，此事被迫搁浅。2002年7月10日，台湾“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重提旧案，并予以通过。采用“通用拼音”后，必然造成台湾地区的拼音混乱。按规定：民众持有的有关身份、旅行证件等可保持原有的拼音，但新申办的证件必须采用“通用拼音”，这就会出现一姓两拼的问题，同姓父子姓氏拼音不同。这种做法本身必然造成学习与交流的困难。台湾《中国时报》在题为《台湾还要经历多少噩梦才能醒来》的社论中指出“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效果只差15%，但台湾当局基于“去中国化”的原则，却宁可“独立出一个通用拼音系统”，这实在是荒谬之至。《中华时报》指出：汉语拼音已在国际上通行数十年，且经联合国认可，台湾若要与国际接轨，“采用汉语拼音是不二捷径”，当局执意采用“通用拼音”，无异与国际化背道相驰，“自绝于国际”。对于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国务院台办召开记者会称：台湾当局如果舍中文拼音而推行“通用拼音”，就是企图与大陆割裂文化纽带，企图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搞“台独”。《台湾2002》第275页，九州出版社2001年。

　　其二，在历史教育方面，割裂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要求学生认同台湾。

　从李登辉开始，台湾的教育文化就不断往“台独”的道路上推进。早在1995年，台湾“教育部”就决定把“政府立足台湾的政策充分反映在课程设计上”。“教育部规定：小学阶段开设《认识台湾》课程。为什么小学要开设《认识台湾》课呢？”李登辉解释说：“我要国民小学教育里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课程。”范希周主编：《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第102页，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在李登辉影响下，“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生命共同体”等“脱中国化意识”，不是“中国的台湾”之类的思想，在编写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主持《认识台湾》一书的杜正胜提出所谓“同心圆概念”，主张以台湾为主轴，结果教材中极力鼓吹“我们都是台湾人”，宣扬“台湾魂”，把“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名词统统删去。《认识台湾》内容包括台湾历史、台湾地理、台湾社会三部分。中学阶段侧重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将《认识台湾》作为中学本土化教育的教学范本。2002年12月底，台湾初中小学课程修订审议委员会决定，在九年制教育阶段，“社会领域”加入台湾史地教学，并把初中小学语文领域纲要中的“乡土文学”更名为“台湾文学”，在“社会领域”能力指标“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后面加上了“及其与台湾关系的流变”的文字，以凸显“本土意识”。审议委员会还决定，将“台湾史地”在初中阶段的重要性，由B级提升至A级，并加强台湾史地在九年制教育中的比重。在高等院校，各大学研究所设立“台湾文学系”，而把中国文学的内容判归到“外国文学系中去”。从2002年秋季开始，台湾初中取消历史课，取而代之的是由民间编写、版本繁多的“社会科”，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历史的知识。2004年11月9日，台湾“教育部”在网上发布公告了全新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将中华民国史割裂，以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为界，1945年之前列入中国史，之后列入台湾史，各自独立成册。现行的高中历史课程中，台湾史仅占21%，预计在2006学年实施的新历史纲要中，台湾史的分量增加，与中国史，世界史各占1／3。台湾《联合报》，2004年11月10日。此间，台湾“考试委员”林玉体宣称2005年由他主考的台湾公务员考试，史地科目“只考台湾，不考中国大陆”。台湾《联合报》，2004年10月15日。

　　共同的历史认同是国家统一的基础。被赋予政治意义的教育本土化的举措正是从“改造历史”着手，从青少年做起，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新一代的历史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与过去日本统治台湾时“亡国去史”的手法如出一辙。台湾教育本土化的许多诉求都打着“爱台湾”、“培养乡土情怀”的幌子，实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以“台湾意识”、“台湾主体”取代“中国意识”与“中华民族”，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

　　其三，在文化上主张多元化，贬低中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大搞“去中国化”。

　台湾民进党当局认为“应寻求具有健康内涵之现代国民意识，建立一个多元融合与平等的社会，以建立一新的现代化国家，这是民主进步党之族群与文化政策主张的基本原则”。范希周主编：《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第93页，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具体说来，民进党当局的文化理念是：一是认为台湾文化是多元的，即台湾文化包括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洋文化，中国文化不过是台湾文化中的一部分。这种说法貌似公开，其目的是有意不分主次，企图削弱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二是主张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不同的，台湾是海洋文化，中国是大陆文化。台湾前民进党主席、现住“行政院长”的谢长廷曾提出“台湾这50年来的统治者是大陆文化，而被统者是海洋文化，大陆文化是保守、僵化的，比较不会变动，但台湾民间的海洋文化是冒险的、模仿的、比较求新求变”。谢由此喊出了“海洋文化的新兴国家”的口号。三是认为中国文化是劣质文化，不主张认同中国文化，而是淘汰中国文化，认同台湾文化。台湾民进党何以非要极力主张“文化台独”呢？“台独”作家李乔指出：“简言之因为这才是‘台独论’的根本，这样的‘台独论’才有效，这样的‘台独论’才能使‘台湾真正独立’，亦即‘台独有意义’”。

　　蒋介石不仅宣传大一统意识，而且还鼓吹“反攻大陆”的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对准中国共产党的，实则也有对付“台独”的内涵。当然应当承认“反攻大陆”政策在客观上加剧了海峡两岸之间的对立，为“台独”和海外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要看到蒋介石始终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在事实上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坚持了其父的立场。由于蒋氏父子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与大陆有共同的立场，故在1979年1月1日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1992年，海峡两岸之间就“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的立场。有了共识，才有1993年和1998年两次“汪辜会谈”。

　　综观蒋介石反对“台独”的斗争，一方面表现了他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客观上强化了台湾民众对中国意识的认同，也使得外国分裂势力的图谋不能得逞。另一方面，他企图依靠美国武力实现“反攻大陆”的主张使得海峡两岸之间对立的进一步加剧，在客观上又推迟了祖国统一的时间表。再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对“台独”严厉打击的同时，对岛内民众维护正当权益的斗争也采取了高压政策，致使岛内一部分反对势力与“台独”势力相结合，为“台独”势力做大提供了活动空间。当然，蒋介石反对“台独”的斗争，其正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