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
，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
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
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
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
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
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
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
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
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
)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
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
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
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
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
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
，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
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
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
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
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
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
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
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
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
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
，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
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
化研究所研究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
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
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
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
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
，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
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
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
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
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
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
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
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
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
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
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
、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
‘!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
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
。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
，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
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
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
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
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
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
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
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
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
，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
，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
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
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
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
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
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
，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
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
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
。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
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
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
府行政院长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
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
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
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
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
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
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
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
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
了。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
。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
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近期，这是一阵风，从
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
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任荣，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副
书记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
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
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
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
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样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
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
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
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
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
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
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
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
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
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
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
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
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
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卯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
，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
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指198
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
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
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
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
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
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
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
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
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
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
，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
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
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
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
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
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
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
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
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
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
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
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
了。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
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
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
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
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咱
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
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亏吃了，日子还得过。今后
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
天也要解决掉。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
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
顶的。   
    ——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
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
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
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
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
，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
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发展最有利?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
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
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东北并入苏联，将极
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
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同样的理由，
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
一，东北并入苏联;二，北朝鲜并入我国;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
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
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
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
;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
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
澳洲分舵干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
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
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
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
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
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
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
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
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
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
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
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
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
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
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
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
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
。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
00万投诚国军。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
，毕竟谁都怕真打。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
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
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
，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
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
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
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
了事的。  
    ——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
都军区司令员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
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
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
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
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
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
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
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
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
，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
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陈锡联，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
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
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
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
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
，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
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
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
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
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
，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
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
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
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
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
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
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
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
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
)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
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
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
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
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
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
，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
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
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
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
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
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
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
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
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
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
，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
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
化研究所研究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
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
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
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
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
，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
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
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
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
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
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
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
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
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
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
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
、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
‘!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
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
。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
，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
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
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
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
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
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
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
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
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
，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
，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
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
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
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
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
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
，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
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
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
。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
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
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
府行政院长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
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
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
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
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
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
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
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
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
了。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
。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
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近期，这是一阵风，从
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
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任荣，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副
书记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
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
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
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
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样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
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
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
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
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
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
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
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
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
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
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
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
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
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卯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
，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
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指198
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
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
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
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
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
……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
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
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
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
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
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
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
，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
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
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
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
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
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
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
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
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
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
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
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
了。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
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
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
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
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咱
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
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亏吃了，日子还得过。今后
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
天也要解决掉。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
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
顶的。   
    ——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
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
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
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
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
，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
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发展最有利?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
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
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东北并入苏联，将极
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
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同样的理由，
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
一，东北并入苏联;二，北朝鲜并入我国;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
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
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
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
;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
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
澳洲分舵干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
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
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
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
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
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
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
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
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
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
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
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
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
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
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
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
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
。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
00万投诚国军。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
，毕竟谁都怕真打。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
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
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
，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
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
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
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
了事的。  
    ——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
都军区司令员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
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
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
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
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
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
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
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
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
，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
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陈锡联，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
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
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
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
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
，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
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
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
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
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