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惊爆利益集团如何千方百计阻碍中国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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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980年的五年间，国家财政对医疗卫投入很少，却满足了国民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在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卫生发展模式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向世界推荐。

   2014年6月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在受访时说自2009-2013年的五年来，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亿元，年均增幅24.4%，同口径对比，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12.5%左右，这个比例不仅高于希腊、瑞士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虽然老百姓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2年的34.4%，但2012年国家卫生总费用较2008年上涨了91.44%，其中个人支出上涨了64.31%。

   本轮医改五年，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是计划经济时代五年的很多倍。然而，巨额的财政投入不但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反而让老百姓个人实际支出上涨64.31%。更为严重的是，利益集团为了吞噬这个巨大的利益，操纵政策，让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在虚高药价下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回扣刺激医生药物滥用，让患者不仅多花了钱还丢了命，导致医患冲突成为世界之最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利益集团以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没有体现公益性、医院以盈利为目的、以药补医、过度市场化为借口，忽悠国家出台了政府主导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管制（顺加15%、零加成）、加大对公立医院直接补贴、巨额投资县级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基层医疗机构行政化、低价药政策等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的医改政策，让利益集团张开血盆大口，分食着巨额财政投入的“唐僧肉”。

   那么，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医改政策获取利益的呢？

   一、利益集团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否定上轮医改，让他们既找到了借口又牟取了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都按计划经济运行，实行配给制。药品也不例外，严格执行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顺价加成的政策，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普遍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适合于当时各行各业，适合于计划经济体系，很正常。并不是利益集团所说的当时因为国家很穷，财政投入不足，迫于无奈采取的“以药补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诸多领域放开价格管制以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好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取得了当今社会举世瞩目的成绩。上轮医改顺应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势，按经济规律办卫生事业，也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计划经济时代的药品价格加成管控政策调整为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这一重大改革让公立医院药品采购价越低获利越多，医院有动力货比三家，底价采购药品，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只需要通过价格和服务的竞争获取市场份额。医院底价采购药品就没有医生拿回扣的空间，所以当时只有抗肿瘤、新特药等极少数品种给医生回扣，回扣的比例不到药品销售总额的1%。当时拥有采购权的院长、药剂科长处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竞争的焦点，媒体披露出了不少主管采购的院长、药剂科长收受贿赂的案件。这主要是由于医院购进价格越低获利越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为了竞争市场，就会不断举报医院高价采购药品的院长和药剂科长，同时高价采购药品，也损害了医院的利益，招致医院内部的举报，这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市场竞争自我净化的过程，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暂时的阵痛。但是利益集团却将这些问题栽赃为是政府投入不足、医院以盈利为目的、以药补医、医疗过度市场化、公益性不足。为此利益集团大力鼓吹强化政府主导，出台政策对药品价格和购销严格管制，加强对公立医院垄断，加大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遏制社会资本办医。利益团体利用这些政策分食着政府财政对医改的庞大投入，分食着老百姓不断增加的个人支出，同时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链条，让利益集团既找到了借口又牟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首先盯上的是药品供应体系这块肥肉，将医改变成“药改”，让老百姓既破财又丢命，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冤死鬼

   利益集团首先盯上的是占我国药品销售总额80%、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公立医疗机构药品供应体系这块肥肉，他们将“医改”变“药改”，采用行政化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剥夺了医院药品自主采购权、议价权，规定医院只能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并管制医院药品加成率，规定医院只能以中标价为基础顺加15%或不加成（零差率）销售药品，让医院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让原本可以公开进行价格、服务、质量的合法竞争 “改革”为暗箱回扣的违法竞争，造成药价虚高。如央视报道的从芦笋片中标价格是出厂价的1300%，到恩丹西酮的2000%；从克林霉素中标价格是出厂价的2100%，到奈福泮的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的 9137%；药品价格虚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虚高药价下回扣刺激医生大处方、滥用药，让老百姓既破财，又丢了性命，绝大多数还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死因，成了冤死鬼。

   三、利益集团为保护自己利益，极力掩盖医生拿药品器械回扣的事实，这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事情

   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顺价15%、零差率）政策下，公立医疗机构医生收受药品、器械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如2013年央视报道高州人民医院医生回扣门事件，上缴回扣款的医生高达382人，追缴回扣580多万元；漳州医腐案涉及73家医院、全市1088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员无一幸免，医生退回扣款高达2049万元。根据央视报道药品回扣比例县级公立医院为药价20%以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为40%以上。有业内人士透露，北京、上海、广州大型三甲医院医生年收药品回扣高达400万元，杭州、南京、天津、成都、济南、郑州、长沙、武汉、重庆等地三甲医院医生年收药品回扣高达250万元，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大多已经家缠万贯。在现行省级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政策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的销售办法就是给医生回扣，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千方百计、极尽所能，钱色一起上把医生逼疯，让医生不拿都不行，谁不拿药品回扣，就会受到整个利益链相关者的污蔑、诋毁、围攻，难以在医院生存，反对回扣的医生还会成为全医院的公敌。这是我国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巨额回扣刺激下，我国抗生素、中药注射剂、激素滥用成为世界之最，每年致死数十万人，有人说现在医院每死三个人就有一个病人是因为药物滥用致死的，成了冤死鬼。这是我国当今药物滥用、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巨大罪恶现象。

   美国、日本、欧洲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不直接参与医院的药品采购，也不管制医院药品加成，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而且他们对医生拿药品回扣都按严重的刑事犯罪论处。而我国利益集团以“医生收入低，法不责众、抓了医生就没人给患者看病”等荒唐的说辞为医生收药品回扣这一严重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以维护利益集团在药品供应中的巨大利益。

   医生拿药品回扣导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愈演愈烈，世人皆知，无法交代，利益集团费尽心机，想出了一个将医生收病人红包与拿药品回扣混为一谈的绝招，掩盖医生普遍拿药品、器械回扣犯罪事实。利益集团鼓动有关部门出台文件要求医生和患者签订不收红包的协议，将患者给医生红包这一并不违法的交易与药企给医生的药品回扣这一违法行为混淆在一起，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以达到转移视线、掩盖药品回扣的罪恶，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心何等良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益集团的良苦用心医生们并不领情，他们认为自己与病人签订不收红包的协议毫无意义，而且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利益集团，近几年医生们已经不收病人红包了，这是因为他们在药品回扣上赚得盆满钵满，根本没有必要、也不愿意收红包，还因为拿了红包就要对患者负责，承担医疗责任。

   四、当药价虚高几十倍，医生拿回扣、药物滥用十分严重，无法向社会交代时，利益集团在药价管制和集中采购上推出了更具欺骗性的政策

   只招不采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导致公立医疗机构药价虚高几十倍，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药物滥用越来越严重，当这些被媒体曝光，备受社会谴责和质疑，利益集团无法向社会交代时，他们又提出“零差率”这一更具欺骗性的政策。零差率和顺价加价15%的本质完全一致，还是价格越虚高、给医生和医院返利空间越大的药品销量越大，医疗机构的采购导向还是价格越高、利益越大，而廉价药无法销售。零差率实施的结果是让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大医院的“高定价、大回扣”以及药物滥用迅速向基层医疗机构蔓延。出台零差率政策既维护并强化了利益集团原有的利益体系，还能忽悠老百姓，说是体现了公益性、不以盈利为目的、破除了以药补医。更为重要的是零差率有理由向政府要钱，绑架政府加大财政投入，让利益集团的利益更大、更稳固，名利双收。

   基层医疗机构在全面实行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前，国家只管最高零售限价，可以自主采购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当时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加成率高达50%、100%，但由于采购价格低，同样药品的实际销售价远远低于省级集中采购中标价，只是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药品价格的几分之一，十几分一，甚至几十分之一。例如：央视报道完全相同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北京市公立医院的中标价11元/支，零售价12.65元/支，民营医院购进价0.64元/支，零售价2元/支，虽然民营医院加成率为213%，但与公立医院相比零售价只有其1/6。基层医疗机构采用政府主导的只招不采基本药物招标且实施零差率销售后，虽然品种数占80%的基本药物中标价没有虚高甚至低于市场价，但是不虚高的低价药基本没有销量甚至为零。但是还有品种数占20%的独家或易围标基本药物品种中标价远高于市场价几倍乃至几十倍，这些价格虚高的基本药物在回扣刺激下销量猛增，已占基本药物销售总金额的80%。医生开有回扣的高价药，就不可能开没有回扣的低价药，高价药取代了低价药，这才是低价药消失的根本原因。零差率政策让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使用的药品价格急剧上升，目前已与公立医院的药价基本持平。这些虚高药价都是在政府主导的集中采购政策下确定的，这些药价虚高到离奇离谱的独家或易于围标的基本药物让利益集团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利用这一政策，千方百计攻关政府定高价，谁的价格定的高，谁的药就卖得好，谁就大发其财，谁低价中标了，就只有停产关门，这是目前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高定价、大回扣”的体系，并且还愈演愈烈。更为严重的是虚高药价的独家或易于围标的品种使用极不合理，不但让患者多花了钱而且还饱受药害之苦。

   五、地球人都知道独家基本药物远甚拦路抢劫，谋财害命，利益集团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量增补独家品种，猖狂至极，国之所悲

   世卫组织定义基本药物为“满足人民群众主要卫生保健需要的药物”，公平可及、安全有效、合理使用是基本药物基本特征。然而我国基本药物在省级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政策下，独家品种中标价虚高严重，其生产成本不到中标价5%，违背了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最基本的原则。一个品种有多家生产的基本药物，由于竞争，中标价不虚高，其生产成本占到中标价的90%以上，在零差价政策下，没有操作回扣的空间，不可能有销量，这是占基本药物80%的品种只有20%销售额的根本原因。根据各省基药采购数据公示结果可以知道使用金额排名前20位的基本药物中绝大多数是独家或易于围标的品种，这些价格虚高的独家品种在回扣刺激下药物滥用极其严重，让基层百姓既多花了钱又饱受药害之苦。

   利益集团为了将独家或易于围标品种增补进基药目录，大造舆论说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品种太少，不能满足基层用药，鼓动政府将基本药物目录从2009版的307种增加到2012版的520种，新目录涉及剂型850余个、规格1400余个，其中有62个独家中成药品种，与2009版目录相比新增了40个（不但远超世界各国的基本药物品种数，更有世界罕见的独家品种）。不仅如此，利益集团在各省疯狂增补独家品种或易于围标品种，他们用金钱开路，大肆攻关各省级基本药物主管部门，如广东增补278种，其中独家品种过100个，湖北新增153种、其中独家品种62个，重庆205种、其中独家品种80个，山东216种，江西228种，甘肃206种，新疆自治区535种，大多为独家品种或易于围标品种。目前有160个国家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但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含各省增补基药）高达数千个剂型规格，更没有哪个国家将价格虚高几十倍的独家品种列入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目录一般是指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药品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为保障基本医疗需求，合理制定的一个药品目录，而我国药品生产经营的现状是严重供过于求，根本不存在药品供应短缺问题。有媒体报道我国基药目录每新增一个独家品种的公关费高达600万元，省增补一个独家品种公关费高达300万元，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独家品种全国总代理权需要预交1亿元以上的保证金，而这些费用都将会计入基本药物的成本。在实行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前，这些独家品种在基层根本没有销量甚至为零，现在人人都知道只要有独家品种就可高价中标，就挖到了一个大金矿。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是“保基本”，但是我国的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零差率规则，成为了利益集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量攫取暴利的工具，他们罔顾百姓死活，猖狂至极，用心何其毒也，真是国之所悲也。

   六、基层医疗机构行政化，吃大锅饭，让财政巨大投入打了水漂，好处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其结果不但未能保基本，反而让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

   利益集团罔顾行政化的公立医疗机构药价虚高数十倍、医生普遍拿药品回扣、药物滥用、医患冲突严重的事实，故意扭曲和异化“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政府真实政策意图，将基层医疗机构完全行政化，吃大锅饭，绑架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五年来财政投入1300多亿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建设投资、重大设备购置、改造维修等，中央财政还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化解基层医疗机构的债务，每年补助数十亿用于增加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的绩效工资。

   财政全包的大锅饭模式，干多干少一个样，养懒人养庸医，赶走了能看病的医生，没有医生，哪怕不要钱，老百姓也不可能去看病。其结果是老百姓被赶到大医院，让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在基层医疗机构建设、设备购置、房屋维修中，谁都知道“要发财搞基建”，他们花几倍的价钱，其中大部分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基层大量的房屋、设备闲置，浪费严重，巨额的财政投入打了水漂。基层医疗机构养了一大批没用的“七大姑八大姨”，为以后上访向国家要钱储备了一个巨大的“后备队”。

   七、当廉价药无处可寻，老百姓用药越来越贵时，利益集团鼓动政府取消低价药限价，让廉价药上涨几十倍

   在行政化包办体制下，药品销售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公开的价格竞争，而是被迫以贿赂、回扣来竞争市场，按照媒体报道的案例可知，医生回扣平均占到药价的40%以上。药品的销售决定于医生的处方，所以，只有价格虚高空间大的药品才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而空间很小的廉价药，因为没有回扣，医生不可能处方，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市场份额，根本不可能生产，而是被价格高、回扣多的药品替代，这才是90%廉价药消失的根本原因。例如，本轮医改前出厂价不到2元的消炎利胆片（100片）零售价仅5元，在各省基药招标后，消炎利胆片基本都消失了，换成了价格高出近4倍的消炎利胆薄膜衣片（180片中标价为19.3元）。然而利益集团扭曲事实，为了自己的利益，却说廉价药消失是因为原材料上涨，成本过高，零售价过低造成的，鼓动政府又整出一个低价药目录，涉及低价药533种1154个剂型，让生产企业在日均费用标准（西药不高于3元，中成药不高于5元）内自主定价。所谓的低价药目录中，每个药品的价格相差巨大，不应该用统一的日均费用来定价，如年销售额超过20亿、利润丰厚的复方丹参滴丸也进入了发改委“低价药”清单，实际上目前的价格中其成本几乎忽略不计。所以，日均费用这一定价既不科学、也不客观，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政策。大家都很清楚，在顺价加价15%、零差率政策下，医院不可能有动力降低实际购进价，还是价格虚高、回扣空间大的药品卖得好，所以低价药政策执行的结果一定是让廉价药价格上涨十倍、二十倍，让现在开后门还能买到的廉价药彻底消失，全部变成高价药。低价药政策事实上成了利益集团进一步扩充高价药品种，让利益集团利益更大化，再次把老百姓逼上绝路。

   八、利益集团以新药研发需要大量投入为借口，盯住国家医药科技创新经费，大力发展伪新药

   在药品供应体系行政化全包体制下，只要价格虚高、操作空间大的药品市场份额就高，与是否真新药、是否真创新无关。因此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申报“伪新药”是其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这是世界绝无仅有的行政干预政策所致。如2011年美国批准新药35个，而我国批准新药718个，是美国的20多倍。实际上真正的一个新药研究从动物实验、临床验证到申报审批，不仅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更是需要10亿美元投入。而我国的718个新药，都是根据行政化全包体制下“高定价、大回扣”营销模式的需求设计出来的，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研制出来的，其研发投入100元-300万美元。据了解，在美国申报类似于中国的“伪新药”，也有可能获得批文，但在美国的医院和药房，政府不干预药品采购，其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就不可能有医生拿药品回扣的空间，医生就不可能处方“伪新药”，因此美国药厂就不会申报“伪新药”。而我国在省级集中采购和加成管制（顺加15%、零差率）政策下，医院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这些“伪新药”国家每年还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几百亿元，巨额的财政投入都流入了利益集团的腰包， “伪新药”价格更高更贵，坑害老百姓。

   九、药价虚高、医生拿回扣导致药物滥用，当院长无奈纠错影响利益集团时遭到疯狂阻止

   在省级集中采购、加成管制（顺加15%、零差率）和不得二次议价政策下，回扣成为药品销售最有效的竞争手段，导致药价虚高严重，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回扣刺激医生大处方、滥用药，医患冲突愈演愈烈。院长们都知道这些乱象是政策所致，无法改变，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措施控制一下乱象的严重程度，其中药房托管是遏制医生回扣空间、药物滥用、缓解医患冲突的无奈之举，其办法是通过招标选择一家或几家配送企业，要求配送企业在不逾越政策（不得二次议价）前提下提供巨额保证金或在中标价基础上提供各种增值服务费（赠送设备、发药房人员工资、红会定向赞助等）来压缩药价虚高的空间，让医生的收入部分由暗转明，抑制医生拿药品回扣，减少药物滥用，以此缓解医患冲突给院长带来的麻烦。可是，院长的无奈之举，影响了利益集团“高定价、大回扣”的体系，他们采用各种手段疯狂阻止并强烈要求取消药房托管，其理由是药房托管涉嫌垄断和单位受贿，而实际上托管药房的药品都是省级集中采购确定的，一家或多家配送都与垄断无关；巨额保证金和增值服务费是公开给医院合法的利益，不可能涉嫌单位受贿。有消息称卫计委采纳了利益集团的建议，拟下文禁止药房托管，让 ““高定价、大回扣”体系牢不可破，让利益集团利益愈来愈大。

   十、公立医院垄断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办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利益集团极力封杀，让这一共识成为妄想

   五年医改，政府财政投入巨大，而公立医院的垄断进一步加剧，导致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更加严重，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办医，破除公立医院垄断，增加医疗资源供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利益集团却极力封杀。首先，利益集团高举“公立医院公益性”大旗，大喊财政投入不足，财政直接补贴公立医院的金额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2013年高达1297亿元，相比2008年翻了一倍，让没有财政补助的民营医院无法竞争，让社会资本办医成为一句空话；其次，利益集团以合理规划布局医疗卫生资源的名义阻止社会办医，设置“玻璃门”“弹簧门”。北京协和急诊科超人于莺在北京申报私人诊所因没有规划而无疾而终；再次，民营医疗机构本可以市场化采购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所以民营医疗机构都是底价采购药品并严格禁止医生拿药品回扣，通过明的药品差价收入给医生发高工资，医生只需对症施治、合理用药，服务好患者，让患者用脚投票。然而利益集团强制要求民营医疗机构执行行政化的省级集中采购，执行中标价顺加15%的加成管制政策，不允许民营医疗机构药品购销差价超过15%，让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一样，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让民营医疗机构失去底价采购药品、遏制医生拿药品回扣的动力，不得不采购价格虚高的药品，不得不默许医生拿药品回扣，让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一样回扣刺激医生药物滥用极其严重而失去了竞争力；最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生都是自由执业者，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合理的医疗人才配置方式，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用“医生多点执业”这一荒唐的政策封杀“医生自由执业”，通过阻止医生的自由流动达到阻止社会资本办医的目的。

   十一、利益集团故意曲解“以药补医”，将合法的“以药补医”与非法的“以药补医”混为一谈，让破除以药补医政策成为一场人类灾难

   在顺价加价15%加成率管制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下，药价虚高、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药物滥用、医患矛盾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愈演愈烈。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上述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利益，误导政府说这些严重问题是“以药补医”导致的，他们所说的“以药补医”是指医院公开获取的合法加成收益，所以他们忽悠政府说，只要取消15%加成、实行零差率就是破除“以药补医”，就能解决这一系列严重问题。

   当前政策下，医生收入的90%来自于医药代表暗地里提供的回扣，在如此巨大的回扣刺激下，医生大处方、滥用药，不仅严重危害患者生命安全，还让医生处于犯罪的境地，这种非法的“以药补医”危害巨大。造成这种危害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都知道就是顺价加价15%加成率管制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所致，但他们从来避而不谈，却拿医院公开的购销差价这种合法的“以药补医”说事，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来转移视线，故意曲解“以药补医”。

   而零差率破除的恰好是医院合法的“以药补医”，保护了医生回扣这一非法的“以药补医”，医院合法的“以药补医”和医生拿回扣这种非法的“以药补医”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允许医院公开获取差价收入且不管制医院的加成率，让医院购进价格越低获利越多，医院就有动力底价购进，底价购进就压缩了医生回扣的空间，这才是真正从体制和机制上破除非法的“以药补医”。这个道理利益集团心知肚明，而他们为什么又要用取消加成、实行零差率这个荒唐的政策来忽悠全社会呢？因为零差率本质上和顺价加价15%加成率管制是一样的，都是让公立医院采购药品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让药企只能采用“高定价、大回扣”的营销模式，只有这样利益集团才能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得了利益，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十二、利益集团利用代言人，制造舆论，影响医改决策，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

   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需要找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鸣锣开道，让专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要找一个能将谬论说成真理的代言人还真不容易。可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还真找到了一个，此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学专业、1994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2003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她提出我国医改应该坚持“由政府主导、财政直接补贴公立医院、医疗要体现公益性、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破除以药补医”，这些主张与利益集团的诉求高度契合。2006年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L教授大讲政府办医疗机构的优越性，大肆鼓吹英国NHS和美国军人医疗服务系统，主张财政直接投资补贴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免费或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以此体现公益性。然而，五年医改我国财政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直接投入超过万亿元，包括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县级医院建设、各级医疗机构的直接补贴、直接购买医疗设备、公共卫生投入等。大锅饭的体制让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濒临崩溃，大医院人满为患。而大医院正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重灾区。公立医院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浪费惊人，其原因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公益性的理论让院长们都认为不亏本就不是好院长，不亏本就不能体现公益性，这也是公立医院在高度垄断的情况下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加政府巨额补贴还亏本的真正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在政府主导下，全国实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顺价加价15%、零差率）导致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药物滥用十分严重、药品购销形成一个涉及部门多人员广的腐败利益链、廉价药消失殆尽、医患冲突日益加剧。其医改理论导致的结果是让患者看病更难、更贵。

   英国NHS近年来频频曝出成本高、效率低、服务差而备受质疑，很多病人预约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都看不上医生，近年媒体报道英国NHS因医疗机构严重失误每年致死致伤数千人。美国军人医疗服务系统和美国市场化的主流医疗服务体系完全不同，是采用政府全额投入的模式，浪费惊人，成本远远高于市场化医疗服务体系，更为严重的是运行效率低下、服务质量极差，多次被媒体曝出虐待伤残军人的丑闻。然而L教授对此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仅如此，L教授观点还自相矛盾。她本主张财政直接补贴公立医院，提供免费或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反对补医保，然而，当媒体采访她时，她却说全民医保是中国医改的奇迹，大加赞赏。为利益集团大唱赞歌，不惜出尔反尔，丢掉做人的基本原则。

   当央视报道福建漳州医腐案，一个地市所有医疗机构全部涉案、95%的医生拿了药品回扣，一次性退赃2049万元，央视采访她时，她说公立医院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方式有问题，说基层医改“安徽模式”基本药物采取“双信封、量价挂钩”招标、零差率销售就不存在医腐问题，实际上她根本就不知道现行省级集中采购和“安徽模式”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无视两种模式如出一辙，她只是为了迎合利益集团而已，不惜暴露自己的无知。

   当基层医疗机构吃大锅饭，医生没有积极性，无人看病，基本瘫痪，基本药物价格虚高、虚低并存，有回扣的药销量猛增，廉价药没有销量，药物滥用极其严重，而且还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时，她竟然大声指责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这就是她鼓吹的“政府主导”所致的恶果。这些自相矛盾、无知、无耻的表演就是为利益集团站台，罔顾患者的生死，真是祸国殃民。

   类似的小丑还有雷某某、廖某某等人，雷某某2013年底在《健康报》上刊发一篇文章《公立医院改革莫与常识躲猫猫》, 将“在不增加政府财政投入责任的前提下，采用其他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使公立医院真正发挥公益性作用，人民群众是难以满意的。”说成常识，无视在国家财政投入3万多亿的情况下出现上述一系列严重问题，让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廖某某长期呼吁财政投入直接补医院，从不提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顺价加价15%、零差率）管制的弊端，刻意回避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医生普遍拿药品回扣的事实，却极力推动取消现行管制政策下医院无奈的选择药房托管。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冒天下之大不韪，甘愿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十三、利益集团公然对抗十八大精神，阻碍医改

   十八大明确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然而利益集团打着维护“公益性”、“破除以药补医”的幌子，公然对抗十八大精神。一是利益集团继续维护行政化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鼓动政府出台《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管理办法》等规定，大肆干预医院药品采购。不仅如此，重庆、广东还推出“药交所模式”变相只招不采的行政干预措施，让正常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二是省级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政策导致药价虚高几十倍的事实下，为了避免虚高药价被戳穿，利益集团坚决反对公立医院进行“二次议价”，拼死抵抗，以维护“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利益体系；三是利益集团罔顾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因大锅饭濒临崩溃的现实，鼓动政府继续加大基层医疗机构的直接投入，让他们继续拥有攫取非法利益的机会。四是利益集团用全面行政化的高压手段制造了三明医改模式，这是在使用了大量行政资源的情况下强压而成的，实际上是难以复制，也不可持续，只是为利益集团抵制市场机制，全面干预医疗服务，谋求寻租机会树立的一个伪样板；五是利益集团公然阻碍社会资本办医，采取直接补贴公立医院，卫生资源规划、多点执业等，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真不知利益集团为何如此大胆，竟然公开对抗十八大精神，阻碍医改。

   综上所述，医改要想成功，就必须破除利益集团的影响和阻碍，就要如克强总理所说，要有“壮士断臂”的决心，破除部门利益，将政府错装的手还给市场。首先要取消行政化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砍断行政之手，让医疗机构有动力降低药品价格，自主议价采购药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药品的价格；政府不再对公立医院直接补贴和投资，为社会资本办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由医院和病人来选择医生，打破医生的铁饭碗，让庸医懒医无处可藏，优胜劣汰。只要如此，药价虚高、医生拿回扣、药物滥用、医患冲突、廉价药消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系民革党员、临汾市政协委员，本文摘自新浪博客，原题为《谈利益集团如何阻碍中国医改》，上文隐去有关人名，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5/61/69/6_1.html
  1976年-1980年的五年间，国家财政对医疗卫投入很少，却满足了国民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在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卫生发展模式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向世界推荐。

   2014年6月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在受访时说自2009-2013年的五年来，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亿元，年均增幅24.4%，同口径对比，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12.5%左右，这个比例不仅高于希腊、瑞士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虽然老百姓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2年的34.4%，但2012年国家卫生总费用较2008年上涨了91.44%，其中个人支出上涨了64.31%。

   本轮医改五年，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是计划经济时代五年的很多倍。然而，巨额的财政投入不但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反而让老百姓个人实际支出上涨64.31%。更为严重的是，利益集团为了吞噬这个巨大的利益，操纵政策，让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在虚高药价下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回扣刺激医生药物滥用，让患者不仅多花了钱还丢了命，导致医患冲突成为世界之最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利益集团以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没有体现公益性、医院以盈利为目的、以药补医、过度市场化为借口，忽悠国家出台了政府主导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管制（顺加15%、零加成）、加大对公立医院直接补贴、巨额投资县级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基层医疗机构行政化、低价药政策等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的医改政策，让利益集团张开血盆大口，分食着巨额财政投入的“唐僧肉”。

   那么，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医改政策获取利益的呢？

   一、利益集团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否定上轮医改，让他们既找到了借口又牟取了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都按计划经济运行，实行配给制。药品也不例外，严格执行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顺价加成的政策，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普遍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适合于当时各行各业，适合于计划经济体系，很正常。并不是利益集团所说的当时因为国家很穷，财政投入不足，迫于无奈采取的“以药补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诸多领域放开价格管制以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好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取得了当今社会举世瞩目的成绩。上轮医改顺应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势，按经济规律办卫生事业，也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计划经济时代的药品价格加成管控政策调整为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这一重大改革让公立医院药品采购价越低获利越多，医院有动力货比三家，底价采购药品，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只需要通过价格和服务的竞争获取市场份额。医院底价采购药品就没有医生拿回扣的空间，所以当时只有抗肿瘤、新特药等极少数品种给医生回扣，回扣的比例不到药品销售总额的1%。当时拥有采购权的院长、药剂科长处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竞争的焦点，媒体披露出了不少主管采购的院长、药剂科长收受贿赂的案件。这主要是由于医院购进价格越低获利越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为了竞争市场，就会不断举报医院高价采购药品的院长和药剂科长，同时高价采购药品，也损害了医院的利益，招致医院内部的举报，这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市场竞争自我净化的过程，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暂时的阵痛。但是利益集团却将这些问题栽赃为是政府投入不足、医院以盈利为目的、以药补医、医疗过度市场化、公益性不足。为此利益集团大力鼓吹强化政府主导，出台政策对药品价格和购销严格管制，加强对公立医院垄断，加大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遏制社会资本办医。利益团体利用这些政策分食着政府财政对医改的庞大投入，分食着老百姓不断增加的个人支出，同时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链条，让利益集团既找到了借口又牟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首先盯上的是药品供应体系这块肥肉，将医改变成“药改”，让老百姓既破财又丢命，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冤死鬼

   利益集团首先盯上的是占我国药品销售总额80%、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公立医疗机构药品供应体系这块肥肉，他们将“医改”变“药改”，采用行政化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剥夺了医院药品自主采购权、议价权，规定医院只能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并管制医院药品加成率，规定医院只能以中标价为基础顺加15%或不加成（零差率）销售药品，让医院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让原本可以公开进行价格、服务、质量的合法竞争 “改革”为暗箱回扣的违法竞争，造成药价虚高。如央视报道的从芦笋片中标价格是出厂价的1300%，到恩丹西酮的2000%；从克林霉素中标价格是出厂价的2100%，到奈福泮的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的 9137%；药品价格虚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在虚高药价下回扣刺激医生大处方、滥用药，让老百姓既破财，又丢了性命，绝大多数还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死因，成了冤死鬼。

   三、利益集团为保护自己利益，极力掩盖医生拿药品器械回扣的事实，这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事情

   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顺价15%、零差率）政策下，公立医疗机构医生收受药品、器械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如2013年央视报道高州人民医院医生回扣门事件，上缴回扣款的医生高达382人，追缴回扣580多万元；漳州医腐案涉及73家医院、全市1088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员无一幸免，医生退回扣款高达2049万元。根据央视报道药品回扣比例县级公立医院为药价20%以上，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为40%以上。有业内人士透露，北京、上海、广州大型三甲医院医生年收药品回扣高达400万元，杭州、南京、天津、成都、济南、郑州、长沙、武汉、重庆等地三甲医院医生年收药品回扣高达250万元，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医生大多已经家缠万贯。在现行省级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政策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的销售办法就是给医生回扣，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千方百计、极尽所能，钱色一起上把医生逼疯，让医生不拿都不行，谁不拿药品回扣，就会受到整个利益链相关者的污蔑、诋毁、围攻，难以在医院生存，反对回扣的医生还会成为全医院的公敌。这是我国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巨额回扣刺激下，我国抗生素、中药注射剂、激素滥用成为世界之最，每年致死数十万人，有人说现在医院每死三个人就有一个病人是因为药物滥用致死的，成了冤死鬼。这是我国当今药物滥用、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巨大罪恶现象。

   美国、日本、欧洲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不直接参与医院的药品采购，也不管制医院药品加成，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而且他们对医生拿药品回扣都按严重的刑事犯罪论处。而我国利益集团以“医生收入低，法不责众、抓了医生就没人给患者看病”等荒唐的说辞为医生收药品回扣这一严重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以维护利益集团在药品供应中的巨大利益。

   医生拿药品回扣导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愈演愈烈，世人皆知，无法交代，利益集团费尽心机，想出了一个将医生收病人红包与拿药品回扣混为一谈的绝招，掩盖医生普遍拿药品、器械回扣犯罪事实。利益集团鼓动有关部门出台文件要求医生和患者签订不收红包的协议，将患者给医生红包这一并不违法的交易与药企给医生的药品回扣这一违法行为混淆在一起，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以达到转移视线、掩盖药品回扣的罪恶，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心何等良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益集团的良苦用心医生们并不领情，他们认为自己与病人签订不收红包的协议毫无意义，而且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利益集团，近几年医生们已经不收病人红包了，这是因为他们在药品回扣上赚得盆满钵满，根本没有必要、也不愿意收红包，还因为拿了红包就要对患者负责，承担医疗责任。

   四、当药价虚高几十倍，医生拿回扣、药物滥用十分严重，无法向社会交代时，利益集团在药价管制和集中采购上推出了更具欺骗性的政策

   只招不采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导致公立医疗机构药价虚高几十倍，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药物滥用越来越严重，当这些被媒体曝光，备受社会谴责和质疑，利益集团无法向社会交代时，他们又提出“零差率”这一更具欺骗性的政策。零差率和顺价加价15%的本质完全一致，还是价格越虚高、给医生和医院返利空间越大的药品销量越大，医疗机构的采购导向还是价格越高、利益越大，而廉价药无法销售。零差率实施的结果是让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大医院的“高定价、大回扣”以及药物滥用迅速向基层医疗机构蔓延。出台零差率政策既维护并强化了利益集团原有的利益体系，还能忽悠老百姓，说是体现了公益性、不以盈利为目的、破除了以药补医。更为重要的是零差率有理由向政府要钱，绑架政府加大财政投入，让利益集团的利益更大、更稳固，名利双收。

   基层医疗机构在全面实行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前，国家只管最高零售限价，可以自主采购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当时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加成率高达50%、100%，但由于采购价格低，同样药品的实际销售价远远低于省级集中采购中标价，只是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药品价格的几分之一，十几分一，甚至几十分之一。例如：央视报道完全相同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北京市公立医院的中标价11元/支，零售价12.65元/支，民营医院购进价0.64元/支，零售价2元/支，虽然民营医院加成率为213%，但与公立医院相比零售价只有其1/6。基层医疗机构采用政府主导的只招不采基本药物招标且实施零差率销售后，虽然品种数占80%的基本药物中标价没有虚高甚至低于市场价，但是不虚高的低价药基本没有销量甚至为零。但是还有品种数占20%的独家或易围标基本药物品种中标价远高于市场价几倍乃至几十倍，这些价格虚高的基本药物在回扣刺激下销量猛增，已占基本药物销售总金额的80%。医生开有回扣的高价药，就不可能开没有回扣的低价药，高价药取代了低价药，这才是低价药消失的根本原因。零差率政策让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使用的药品价格急剧上升，目前已与公立医院的药价基本持平。这些虚高药价都是在政府主导的集中采购政策下确定的，这些药价虚高到离奇离谱的独家或易于围标的基本药物让利益集团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利用这一政策，千方百计攻关政府定高价，谁的价格定的高，谁的药就卖得好，谁就大发其财，谁低价中标了，就只有停产关门，这是目前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高定价、大回扣”的体系，并且还愈演愈烈。更为严重的是虚高药价的独家或易于围标的品种使用极不合理，不但让患者多花了钱而且还饱受药害之苦。

   五、地球人都知道独家基本药物远甚拦路抢劫，谋财害命，利益集团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量增补独家品种，猖狂至极，国之所悲

   世卫组织定义基本药物为“满足人民群众主要卫生保健需要的药物”，公平可及、安全有效、合理使用是基本药物基本特征。然而我国基本药物在省级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政策下，独家品种中标价虚高严重，其生产成本不到中标价5%，违背了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最基本的原则。一个品种有多家生产的基本药物，由于竞争，中标价不虚高，其生产成本占到中标价的90%以上，在零差价政策下，没有操作回扣的空间，不可能有销量，这是占基本药物80%的品种只有20%销售额的根本原因。根据各省基药采购数据公示结果可以知道使用金额排名前20位的基本药物中绝大多数是独家或易于围标的品种，这些价格虚高的独家品种在回扣刺激下药物滥用极其严重，让基层百姓既多花了钱又饱受药害之苦。

   利益集团为了将独家或易于围标品种增补进基药目录，大造舆论说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品种太少，不能满足基层用药，鼓动政府将基本药物目录从2009版的307种增加到2012版的520种，新目录涉及剂型850余个、规格1400余个，其中有62个独家中成药品种，与2009版目录相比新增了40个（不但远超世界各国的基本药物品种数，更有世界罕见的独家品种）。不仅如此，利益集团在各省疯狂增补独家品种或易于围标品种，他们用金钱开路，大肆攻关各省级基本药物主管部门，如广东增补278种，其中独家品种过100个，湖北新增153种、其中独家品种62个，重庆205种、其中独家品种80个，山东216种，江西228种，甘肃206种，新疆自治区535种，大多为独家品种或易于围标品种。目前有160个国家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但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含各省增补基药）高达数千个剂型规格，更没有哪个国家将价格虚高几十倍的独家品种列入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目录一般是指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药品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为保障基本医疗需求，合理制定的一个药品目录，而我国药品生产经营的现状是严重供过于求，根本不存在药品供应短缺问题。有媒体报道我国基药目录每新增一个独家品种的公关费高达600万元，省增补一个独家品种公关费高达300万元，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独家品种全国总代理权需要预交1亿元以上的保证金，而这些费用都将会计入基本药物的成本。在实行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前，这些独家品种在基层根本没有销量甚至为零，现在人人都知道只要有独家品种就可高价中标，就挖到了一个大金矿。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是“保基本”，但是我国的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零差率规则，成为了利益集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量攫取暴利的工具，他们罔顾百姓死活，猖狂至极，用心何其毒也，真是国之所悲也。

   六、基层医疗机构行政化，吃大锅饭，让财政巨大投入打了水漂，好处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其结果不但未能保基本，反而让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

   利益集团罔顾行政化的公立医疗机构药价虚高数十倍、医生普遍拿药品回扣、药物滥用、医患冲突严重的事实，故意扭曲和异化“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政府真实政策意图，将基层医疗机构完全行政化，吃大锅饭，绑架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五年来财政投入1300多亿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建设投资、重大设备购置、改造维修等，中央财政还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化解基层医疗机构的债务，每年补助数十亿用于增加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的绩效工资。

   财政全包的大锅饭模式，干多干少一个样，养懒人养庸医，赶走了能看病的医生，没有医生，哪怕不要钱，老百姓也不可能去看病。其结果是老百姓被赶到大医院，让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在基层医疗机构建设、设备购置、房屋维修中，谁都知道“要发财搞基建”，他们花几倍的价钱，其中大部分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基层大量的房屋、设备闲置，浪费严重，巨额的财政投入打了水漂。基层医疗机构养了一大批没用的“七大姑八大姨”，为以后上访向国家要钱储备了一个巨大的“后备队”。

   七、当廉价药无处可寻，老百姓用药越来越贵时，利益集团鼓动政府取消低价药限价，让廉价药上涨几十倍

   在行政化包办体制下，药品销售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公开的价格竞争，而是被迫以贿赂、回扣来竞争市场，按照媒体报道的案例可知，医生回扣平均占到药价的40%以上。药品的销售决定于医生的处方，所以，只有价格虚高空间大的药品才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而空间很小的廉价药，因为没有回扣，医生不可能处方，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市场份额，根本不可能生产，而是被价格高、回扣多的药品替代，这才是90%廉价药消失的根本原因。例如，本轮医改前出厂价不到2元的消炎利胆片（100片）零售价仅5元，在各省基药招标后，消炎利胆片基本都消失了，换成了价格高出近4倍的消炎利胆薄膜衣片（180片中标价为19.3元）。然而利益集团扭曲事实，为了自己的利益，却说廉价药消失是因为原材料上涨，成本过高，零售价过低造成的，鼓动政府又整出一个低价药目录，涉及低价药533种1154个剂型，让生产企业在日均费用标准（西药不高于3元，中成药不高于5元）内自主定价。所谓的低价药目录中，每个药品的价格相差巨大，不应该用统一的日均费用来定价，如年销售额超过20亿、利润丰厚的复方丹参滴丸也进入了发改委“低价药”清单，实际上目前的价格中其成本几乎忽略不计。所以，日均费用这一定价既不科学、也不客观，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政策。大家都很清楚，在顺价加价15%、零差率政策下，医院不可能有动力降低实际购进价，还是价格虚高、回扣空间大的药品卖得好，所以低价药政策执行的结果一定是让廉价药价格上涨十倍、二十倍，让现在开后门还能买到的廉价药彻底消失，全部变成高价药。低价药政策事实上成了利益集团进一步扩充高价药品种，让利益集团利益更大化，再次把老百姓逼上绝路。

   八、利益集团以新药研发需要大量投入为借口，盯住国家医药科技创新经费，大力发展伪新药

   在药品供应体系行政化全包体制下，只要价格虚高、操作空间大的药品市场份额就高，与是否真新药、是否真创新无关。因此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申报“伪新药”是其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这是世界绝无仅有的行政干预政策所致。如2011年美国批准新药35个，而我国批准新药718个，是美国的20多倍。实际上真正的一个新药研究从动物实验、临床验证到申报审批，不仅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更是需要10亿美元投入。而我国的718个新药，都是根据行政化全包体制下“高定价、大回扣”营销模式的需求设计出来的，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研制出来的，其研发投入100元-300万美元。据了解，在美国申报类似于中国的“伪新药”，也有可能获得批文，但在美国的医院和药房，政府不干预药品采购，其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就不可能有医生拿药品回扣的空间，医生就不可能处方“伪新药”，因此美国药厂就不会申报“伪新药”。而我国在省级集中采购和加成管制（顺加15%、零差率）政策下，医院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这些“伪新药”国家每年还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几百亿元，巨额的财政投入都流入了利益集团的腰包， “伪新药”价格更高更贵，坑害老百姓。

   九、药价虚高、医生拿回扣导致药物滥用，当院长无奈纠错影响利益集团时遭到疯狂阻止

   在省级集中采购、加成管制（顺加15%、零差率）和不得二次议价政策下，回扣成为药品销售最有效的竞争手段，导致药价虚高严重，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回扣刺激医生大处方、滥用药，医患冲突愈演愈烈。院长们都知道这些乱象是政策所致，无法改变，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措施控制一下乱象的严重程度，其中药房托管是遏制医生回扣空间、药物滥用、缓解医患冲突的无奈之举，其办法是通过招标选择一家或几家配送企业，要求配送企业在不逾越政策（不得二次议价）前提下提供巨额保证金或在中标价基础上提供各种增值服务费（赠送设备、发药房人员工资、红会定向赞助等）来压缩药价虚高的空间，让医生的收入部分由暗转明，抑制医生拿药品回扣，减少药物滥用，以此缓解医患冲突给院长带来的麻烦。可是，院长的无奈之举，影响了利益集团“高定价、大回扣”的体系，他们采用各种手段疯狂阻止并强烈要求取消药房托管，其理由是药房托管涉嫌垄断和单位受贿，而实际上托管药房的药品都是省级集中采购确定的，一家或多家配送都与垄断无关；巨额保证金和增值服务费是公开给医院合法的利益，不可能涉嫌单位受贿。有消息称卫计委采纳了利益集团的建议，拟下文禁止药房托管，让 ““高定价、大回扣”体系牢不可破，让利益集团利益愈来愈大。

   十、公立医院垄断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办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利益集团极力封杀，让这一共识成为妄想

   五年医改，政府财政投入巨大，而公立医院的垄断进一步加剧，导致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更加严重，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办医，破除公立医院垄断，增加医疗资源供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利益集团却极力封杀。首先，利益集团高举“公立医院公益性”大旗，大喊财政投入不足，财政直接补贴公立医院的金额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2013年高达1297亿元，相比2008年翻了一倍，让没有财政补助的民营医院无法竞争，让社会资本办医成为一句空话；其次，利益集团以合理规划布局医疗卫生资源的名义阻止社会办医，设置“玻璃门”“弹簧门”。北京协和急诊科超人于莺在北京申报私人诊所因没有规划而无疾而终；再次，民营医疗机构本可以市场化采购药品，采购价格越低获利越多，所以民营医疗机构都是底价采购药品并严格禁止医生拿药品回扣，通过明的药品差价收入给医生发高工资，医生只需对症施治、合理用药，服务好患者，让患者用脚投票。然而利益集团强制要求民营医疗机构执行行政化的省级集中采购，执行中标价顺加15%的加成管制政策，不允许民营医疗机构药品购销差价超过15%，让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一样，采购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让民营医疗机构失去底价采购药品、遏制医生拿药品回扣的动力，不得不采购价格虚高的药品，不得不默许医生拿药品回扣，让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一样回扣刺激医生药物滥用极其严重而失去了竞争力；最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生都是自由执业者，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合理的医疗人才配置方式，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用“医生多点执业”这一荒唐的政策封杀“医生自由执业”，通过阻止医生的自由流动达到阻止社会资本办医的目的。

   十一、利益集团故意曲解“以药补医”，将合法的“以药补医”与非法的“以药补医”混为一谈，让破除以药补医政策成为一场人类灾难

   在顺价加价15%加成率管制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下，药价虚高、医生拿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药物滥用、医患矛盾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愈演愈烈。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上述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利益，误导政府说这些严重问题是“以药补医”导致的，他们所说的“以药补医”是指医院公开获取的合法加成收益，所以他们忽悠政府说，只要取消15%加成、实行零差率就是破除“以药补医”，就能解决这一系列严重问题。

   当前政策下，医生收入的90%来自于医药代表暗地里提供的回扣，在如此巨大的回扣刺激下，医生大处方、滥用药，不仅严重危害患者生命安全，还让医生处于犯罪的境地，这种非法的“以药补医”危害巨大。造成这种危害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都知道就是顺价加价15%加成率管制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所致，但他们从来避而不谈，却拿医院公开的购销差价这种合法的“以药补医”说事，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来转移视线，故意曲解“以药补医”。

   而零差率破除的恰好是医院合法的“以药补医”，保护了医生回扣这一非法的“以药补医”，医院合法的“以药补医”和医生拿回扣这种非法的“以药补医”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允许医院公开获取差价收入且不管制医院的加成率，让医院购进价格越低获利越多，医院就有动力底价购进，底价购进就压缩了医生回扣的空间，这才是真正从体制和机制上破除非法的“以药补医”。这个道理利益集团心知肚明，而他们为什么又要用取消加成、实行零差率这个荒唐的政策来忽悠全社会呢？因为零差率本质上和顺价加价15%加成率管制是一样的，都是让公立医院采购药品价格越高获利越多，让药企只能采用“高定价、大回扣”的营销模式，只有这样利益集团才能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得了利益，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十二、利益集团利用代言人，制造舆论，影响医改决策，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

   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需要找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鸣锣开道，让专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要找一个能将谬论说成真理的代言人还真不容易。可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还真找到了一个，此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学专业、1994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2003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她提出我国医改应该坚持“由政府主导、财政直接补贴公立医院、医疗要体现公益性、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破除以药补医”，这些主张与利益集团的诉求高度契合。2006年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L教授大讲政府办医疗机构的优越性，大肆鼓吹英国NHS和美国军人医疗服务系统，主张财政直接投资补贴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免费或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以此体现公益性。然而，五年医改我国财政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直接投入超过万亿元，包括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县级医院建设、各级医疗机构的直接补贴、直接购买医疗设备、公共卫生投入等。大锅饭的体制让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濒临崩溃，大医院人满为患。而大医院正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重灾区。公立医院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浪费惊人，其原因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公益性的理论让院长们都认为不亏本就不是好院长，不亏本就不能体现公益性，这也是公立医院在高度垄断的情况下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加政府巨额补贴还亏本的真正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在政府主导下，全国实行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顺价加价15%、零差率）导致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药物滥用十分严重、药品购销形成一个涉及部门多人员广的腐败利益链、廉价药消失殆尽、医患冲突日益加剧。其医改理论导致的结果是让患者看病更难、更贵。

   英国NHS近年来频频曝出成本高、效率低、服务差而备受质疑，很多病人预约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都看不上医生，近年媒体报道英国NHS因医疗机构严重失误每年致死致伤数千人。美国军人医疗服务系统和美国市场化的主流医疗服务体系完全不同，是采用政府全额投入的模式，浪费惊人，成本远远高于市场化医疗服务体系，更为严重的是运行效率低下、服务质量极差，多次被媒体曝出虐待伤残军人的丑闻。然而L教授对此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仅如此，L教授观点还自相矛盾。她本主张财政直接补贴公立医院，提供免费或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反对补医保，然而，当媒体采访她时，她却说全民医保是中国医改的奇迹，大加赞赏。为利益集团大唱赞歌，不惜出尔反尔，丢掉做人的基本原则。

   当央视报道福建漳州医腐案，一个地市所有医疗机构全部涉案、95%的医生拿了药品回扣，一次性退赃2049万元，央视采访她时，她说公立医院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方式有问题，说基层医改“安徽模式”基本药物采取“双信封、量价挂钩”招标、零差率销售就不存在医腐问题，实际上她根本就不知道现行省级集中采购和“安徽模式”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无视两种模式如出一辙，她只是为了迎合利益集团而已，不惜暴露自己的无知。

   当基层医疗机构吃大锅饭，医生没有积极性，无人看病，基本瘫痪，基本药物价格虚高、虚低并存，有回扣的药销量猛增，廉价药没有销量，药物滥用极其严重，而且还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时，她竟然大声指责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这就是她鼓吹的“政府主导”所致的恶果。这些自相矛盾、无知、无耻的表演就是为利益集团站台，罔顾患者的生死，真是祸国殃民。

   类似的小丑还有雷某某、廖某某等人，雷某某2013年底在《健康报》上刊发一篇文章《公立医院改革莫与常识躲猫猫》, 将“在不增加政府财政投入责任的前提下，采用其他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使公立医院真正发挥公益性作用，人民群众是难以满意的。”说成常识，无视在国家财政投入3万多亿的情况下出现上述一系列严重问题，让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廖某某长期呼吁财政投入直接补医院，从不提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加成率（顺价加价15%、零差率）管制的弊端，刻意回避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医生普遍拿药品回扣的事实，却极力推动取消现行管制政策下医院无奈的选择药房托管。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冒天下之大不韪，甘愿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十三、利益集团公然对抗十八大精神，阻碍医改

   十八大明确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然而利益集团打着维护“公益性”、“破除以药补医”的幌子，公然对抗十八大精神。一是利益集团继续维护行政化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鼓动政府出台《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管理办法》等规定，大肆干预医院药品采购。不仅如此，重庆、广东还推出“药交所模式”变相只招不采的行政干预措施，让正常的价格竞争机制失灵。二是省级集中采购、加成率管制政策导致药价虚高几十倍的事实下，为了避免虚高药价被戳穿，利益集团坚决反对公立医院进行“二次议价”，拼死抵抗，以维护“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利益体系；三是利益集团罔顾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因大锅饭濒临崩溃的现实，鼓动政府继续加大基层医疗机构的直接投入，让他们继续拥有攫取非法利益的机会。四是利益集团用全面行政化的高压手段制造了三明医改模式，这是在使用了大量行政资源的情况下强压而成的，实际上是难以复制，也不可持续，只是为利益集团抵制市场机制，全面干预医疗服务，谋求寻租机会树立的一个伪样板；五是利益集团公然阻碍社会资本办医，采取直接补贴公立医院，卫生资源规划、多点执业等，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真不知利益集团为何如此大胆，竟然公开对抗十八大精神，阻碍医改。

   综上所述，医改要想成功，就必须破除利益集团的影响和阻碍，就要如克强总理所说，要有“壮士断臂”的决心，破除部门利益，将政府错装的手还给市场。首先要取消行政化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砍断行政之手，让医疗机构有动力降低药品价格，自主议价采购药品；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药品的价格；政府不再对公立医院直接补贴和投资，为社会资本办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由医院和病人来选择医生，打破医生的铁饭碗，让庸医懒医无处可藏，优胜劣汰。只要如此，药价虚高、医生拿回扣、药物滥用、医患冲突、廉价药消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系民革党员、临汾市政协委员，本文摘自新浪博客，原题为《谈利益集团如何阻碍中国医改》，上文隐去有关人名，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