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好文】经略：国民党败选，让我们怀念一下“建丰同志 ...

11月29日，在台湾地区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遭遇滑铁卢，在全部22个县市长选举中输掉了16席。看着那“绿化率”大大提高的台湾地图，我相信许多关心中国统一大业的朋友都会冒出一堆问号：国民党怎么了？台湾怎么了？



马英九与王金平长期内斗，严重损耗了国民党的政治资源。

对于熟悉国民党史的观众来说，国民党这次表现并没有太令人惊讶，这还是近代以来大家熟悉的那个不接地气、脱离群众、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国民党。这次选举中，国民党推出的六都候选人里有三位都是政治世家子弟。在台中，国民党大打“经济牌”，这本无可厚非，但其拉上某大财阀助选，赤裸裸地用投资意向来向选民喊话，不免激发很多人的逆反心理。国民党在选举时大打“团结牌”，但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党籍官司还在打，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即便两人难得地同台出席助选活动，也是貌合神离。目前台湾行政权与立法权名义上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但王马长期内斗，马英九只揽权却不愿意担责任，所以，即便没有民进党掣肘，马英九的许多执政思路也无法付诸实施。没有政绩，马政府民调长期走低，也就对整个国民党形成拖累作用。而要追溯之前的内斗对国民党的削弱，只要举宋楚瑜当年的出走即可——2000年“总统”大选，若非宋楚瑜分流连战选票，陈水扁绝无上台的可能。

在二十世纪历史中，脱离群众与内斗是国民党的常态而非例外。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内部派系复杂、内讧频仍的组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欲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遭到惨败，然后有孙总理拉出部分党内同志建立效忠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其他同志侧目以对。1923年，孙总理在苏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其愿望是打造出一个团结而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但这事没开始多久，孙总理就撒手人寰，还留下了棘手的继承问题让党内乱作一团。蒋总司令火中取栗，实现了“枪指挥党”，在1927年又发动“清共”，与汪精卫等各路势力杀了几十万党内革命青年，然后又将各路军阀拉入党内，于是党内山头林立，党也沦为依靠权贵和财阀的党，不仅蒋总司令久久建立不起权威，孙总理的“耕者有其田”纲领更没有机会得到实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孙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中共赢得民心，将国民党赶下台。

“转进台湾”后的国民党有过一段黄金时期，那就是“建丰同志”（《北平无战事》里铁血救国会成员对蒋经国的称谓）担任“行政院长”和“总统”的时期那十几年。“建丰同志”在台湾丧失联合国中国席位代表权、“反攻大陆”口号变得日益空洞的情况下，深耕台湾经济，利用台湾处于反共阵营前线的“冷战红利”，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同时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没有造成两极分化，颇得孙总理“民生主义”之义。在蒋孝武因“江南案”而无法接班的情况之下，“建丰”同志很不情愿地放开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但同时，“建丰同志”坚持“一个中国”也是很坚决的。这样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建丰同志”可以说占全了。但“建丰同志”之所以能有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时势：中共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相当于帮助蒋氏父子消灭了许多军阀派系，原来困扰国民党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自然消解大半；国民党带到台湾的数百万人与台湾本地地主没有利益瓜葛，所以可以下狠手进行土地改革。蒋氏父子仿效中共对国民党进行整风，党风也有所改善。然而，无论“建丰同志”自己的苏共经历是多么厚实，国民党从根本上还是一个官气很重的建制党，而不是与底层保持紧密联系的群众党，只不过这个建制党在“建丰”同志领导之下更团结了一些而已。

而在“建丰同志”之后，就没有人能够把国民党紧密整合在一起了，裂变不断地发生。先是有党魁李登辉打压国民党非主流派，造成“新国民党连线”的出走，李更是暗中支持反对党，自己后来更是公开叛党加入绿营；然后有宋楚瑜的出走，重创国民党，造成民进党的上台；而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又有马英九、连战与王金平的内讧。近二十多年来国民党的不断裂变，不禁让人想起当年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势力长时期的内斗。

而就执政能力来说，“建丰同志”之后，国民党可以说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马英九，可以说让许多铁杆党员欲哭无泪。这位法学博士老想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做一个受全民欢迎的“总统”，但他并不是下功夫把自己的基本盘搞得多多，把对手搞得少少，而是偏离自己的基本盘，拼命向中间走，希望赢得多数人的喜欢。但实际的效果，却是既得罪自己的基本盘，也争取不到对手阵营的人。比如说，马英九增加了发放给偏绿的老年农民群体的政府津贴，却停掉了给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存款利率与年终慰问金，这些优惠政策原来是对工资低微的军、公、教人员的某种补偿，而军、公、教人员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基本盘。老农津贴花财政的钱，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存款利率与年终慰问金也花财政的钱，财政紧张了就有个取舍的问题。有健全政治判断力的领导人就应该会考虑这种取舍的党派政治后果，尽可能地将自己党派的基本盘搞大，将对方基本盘缩小。这当然不是只考虑党派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而是认识到，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里，对公共利益的认知本身就是高度党派化的，千万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的认识和你一样。

但马英九却完全逆向操作。其结果是，挺绿的老农民继续砸国民党的锅，而原本支持国民党的军、公、教人员，许多人疏离了国民党。

因此，如果说党魁李登辉是蓄意砸国民党的锅，党魁马英九就是在糊里糊涂中砸了国民党的锅。党魁砸锅和一般干部砸锅后果不同，会直接让很多基本群众绝望。 对国民党丧失信心的蓝营选民当然也不会转投绿营，很多人就选择了不投票，于是国民党就碰到了“催不出票”的问题，给选战带来极大的困扰。

国民党这次遭遇惨败，2016年的“总统”选举，就有极大的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研究民主化的政治学者常说，发生过两轮政党轮替标志着民主的巩固。那么发生第三次政党轮替，大概表明民主更加巩固了。我们相信民主会在台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正如我们相信民主在伊拉克、埃及、乌克兰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一样。

马英九曾说过，大陆游客到台湾来最爱看的是选举。他大概认为大陆游客都是用仰慕的眼光看着台湾。但老实说，台湾现在对许多大陆游客还有一些心理势能，首先不是它有选举政治，而在于它传说中的富裕和发达，而台湾选举之所以让一些大陆人羡慕，是因为他们相信台湾的选举与她传说中的富裕/发达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宁可不富裕不发达也要选举的大陆人是凤毛麟角——否则大陆应该有很多印度粉丝、乌克兰粉丝了。大陆现在很多村庄有高度竞争性的选举，怎么不见有多少城里人拼命把自己户口迁到村里，以享受村民选举呢？（还真有挖空心思想迁回去的，但那是冲着富裕村庄的土地和分红去的。）事实上，许多大陆游客到台北一看，发现台北看起来不过是大陆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对台湾的仰慕之情马上烟消云散了，看选举的心态也就跟看婚丧嫁娶的民俗甚至耍马戏一样了。

要求选举政治促进而非损害一个国家的繁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和合理的期待。如果只是为了让大家平等参与政治，抽签其实是比选举更合适的机制。大家之所以要搞票选，是要选贤任能；而选贤任能是要给大家办事情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把精力都放在选的程序和形式上，却没有人在贤能的培养上下功夫，那么选一千次一万次也只能选出烂苹果；或者，即便有贤者在位，也因为过度的掣肘而办不了事情，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周边的地区变得更加富裕，它曾经具有的光环也会变得黯淡。

很不幸，台湾现在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下行通道。

竞争性选举，比烂容易，比好太难。挖对方黑材料容易，自己不怎么费脑子，广大群众也容易理解；认真搞政纲和政策难，自己费脑子不说，广大群众还可能理解不了。看看这次连胜文和柯哲文的竞选，到底有多少精力是花在政策上，多少精力花在相互扒粪上？  

撕裂社会伤口容易，弥合社会对立难。民进党过去大打省籍牌族群牌，这次国民党也打起了省籍牌族群牌。伤口就在那里，你还天天扒拉，它好得了么？

在野者发动杯葛让在朝者办不成事情、出不了政绩容易，献计献策和在朝者合作办成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难，难上加难！想想核四电站，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朝时候都想建，但反对党都是死活拖住不让建。屁股一变，立场马上变。 比如服贸协议，民进党的大佬们会不知道它对台湾产业保持活力的重要性么？会不知道台湾闭关锁岛的经济后果么？但是，即便明白也得装糊涂，并拖住国民党的步伐。

而在马英九领导下，因为国民党的内讧，居然出现了同一党控制的行政和立法“左右互搏”的局面，不待反对党杯葛，就能让很多事情胎死腹中，也是醉了。

当然可以自我安慰，民主是“最不坏的政体”，至少在这里不会发生当年蒋介石白色恐怖下的屠杀和清洗。确实，现在这个政体干不了一眼就可以直接看明白的大坏事，但长期的不作为，却可以带来那些一眼看不明白，要用脑子才会想明白的大坏事，比如说，产业的落后乃至被淘汰。全球化如火如荼推进，许多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别人产业升级比你快，你造的东西又贵又不好使，那么在国际竞争中就要落败。后面就有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服务水平下降、治安水平下降 ……

该作为而不作为，在任何政体里都是坏事。所谓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专制政体里你能找到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对这个不作为负责，而在因为相互否决而无法做事所谓民主政体里，你常常找不到哪个具体的人或组织负责。能找到负责人，你还可以敦促他有所作为；找不到负责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更加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状。

这并不是说，台湾应该放弃现在的选主政体，回归到“建丰同志”或他老爹管的那个“威权政体”。笔者的观点很简单：没有什么政府形式能够一劳永逸地保障良好的国家治理。采用选主政体的，有治理得好的，也有治理得不好的，同一个国家，可能这段时间治理得好，下一段时间就治理坏了；采用非选主政体的，也是一样，比如说同样是国民党统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和“建丰同志”在台湾的统治可算得上同一个政体形式，但很明显，“建丰同志”就做得更成功。所以治理得好不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了不同的政府形式，治理不作为的问题，可能就需要不同的药方。比如说，在选主政体下，选举充其量只是提供一个挑选人才的平台，但社会、政府和政党必须先有相应的机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胜任治国的政治人才，把它们推倒这个平台上待选。而当贤能在位时候，一方面要防止他干不该干的事情，但同时也要保障他干该干的事情。但首先，不能讳疾忌医，不能人家一批评，就觉得侮辱了伟大光荣正确的民主政体，觉得别人是被专制洗脑还没被启蒙。到底谁还“蒙”着，这事这么难看明白吗？  

要治台湾的病，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思路。它需要突破政体决定论，破除选主政体必然会带来好的国家治理的迷信，承认选主政体是有可能在国家治理上失败的。当然，它同时也承认非选主政体面对同样的问题。因此，重点应当放到国家治理的实质上，探讨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政体形式下满足这一实质需要，为不同的社会开出不同的方子。这样的理论探索，中国大陆早已经开始了，只是“民主世界”的理论家还在沾沾自喜，不愿意去看而已。

在全球化时代，台湾已经封闭太久了。现在需要的是破除政体迷信，实事求是，推进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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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与王金平长期内斗，严重损耗了国民党的政治资源。

对于熟悉国民党史的观众来说，国民党这次表现并没有太令人惊讶，这还是近代以来大家熟悉的那个不接地气、脱离群众、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国民党。这次选举中，国民党推出的六都候选人里有三位都是政治世家子弟。在台中，国民党大打“经济牌”，这本无可厚非，但其拉上某大财阀助选，赤裸裸地用投资意向来向选民喊话，不免激发很多人的逆反心理。国民党在选举时大打“团结牌”，但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党籍官司还在打，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即便两人难得地同台出席助选活动，也是貌合神离。目前台湾行政权与立法权名义上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但王马长期内斗，马英九只揽权却不愿意担责任，所以，即便没有民进党掣肘，马英九的许多执政思路也无法付诸实施。没有政绩，马政府民调长期走低，也就对整个国民党形成拖累作用。而要追溯之前的内斗对国民党的削弱，只要举宋楚瑜当年的出走即可——2000年“总统”大选，若非宋楚瑜分流连战选票，陈水扁绝无上台的可能。

在二十世纪历史中，脱离群众与内斗是国民党的常态而非例外。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内部派系复杂、内讧频仍的组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欲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遭到惨败，然后有孙总理拉出部分党内同志建立效忠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其他同志侧目以对。1923年，孙总理在苏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其愿望是打造出一个团结而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但这事没开始多久，孙总理就撒手人寰，还留下了棘手的继承问题让党内乱作一团。蒋总司令火中取栗，实现了“枪指挥党”，在1927年又发动“清共”，与汪精卫等各路势力杀了几十万党内革命青年，然后又将各路军阀拉入党内，于是党内山头林立，党也沦为依靠权贵和财阀的党，不仅蒋总司令久久建立不起权威，孙总理的“耕者有其田”纲领更没有机会得到实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孙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中共赢得民心，将国民党赶下台。

“转进台湾”后的国民党有过一段黄金时期，那就是“建丰同志”（《北平无战事》里铁血救国会成员对蒋经国的称谓）担任“行政院长”和“总统”的时期那十几年。“建丰同志”在台湾丧失联合国中国席位代表权、“反攻大陆”口号变得日益空洞的情况下，深耕台湾经济，利用台湾处于反共阵营前线的“冷战红利”，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同时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没有造成两极分化，颇得孙总理“民生主义”之义。在蒋孝武因“江南案”而无法接班的情况之下，“建丰”同志很不情愿地放开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但同时，“建丰同志”坚持“一个中国”也是很坚决的。这样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建丰同志”可以说占全了。但“建丰同志”之所以能有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时势：中共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相当于帮助蒋氏父子消灭了许多军阀派系，原来困扰国民党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自然消解大半；国民党带到台湾的数百万人与台湾本地地主没有利益瓜葛，所以可以下狠手进行土地改革。蒋氏父子仿效中共对国民党进行整风，党风也有所改善。然而，无论“建丰同志”自己的苏共经历是多么厚实，国民党从根本上还是一个官气很重的建制党，而不是与底层保持紧密联系的群众党，只不过这个建制党在“建丰”同志领导之下更团结了一些而已。

而在“建丰同志”之后，就没有人能够把国民党紧密整合在一起了，裂变不断地发生。先是有党魁李登辉打压国民党非主流派，造成“新国民党连线”的出走，李更是暗中支持反对党，自己后来更是公开叛党加入绿营；然后有宋楚瑜的出走，重创国民党，造成民进党的上台；而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又有马英九、连战与王金平的内讧。近二十多年来国民党的不断裂变，不禁让人想起当年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势力长时期的内斗。

而就执政能力来说，“建丰同志”之后，国民党可以说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马英九，可以说让许多铁杆党员欲哭无泪。这位法学博士老想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做一个受全民欢迎的“总统”，但他并不是下功夫把自己的基本盘搞得多多，把对手搞得少少，而是偏离自己的基本盘，拼命向中间走，希望赢得多数人的喜欢。但实际的效果，却是既得罪自己的基本盘，也争取不到对手阵营的人。比如说，马英九增加了发放给偏绿的老年农民群体的政府津贴，却停掉了给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存款利率与年终慰问金，这些优惠政策原来是对工资低微的军、公、教人员的某种补偿，而军、公、教人员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基本盘。老农津贴花财政的钱，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存款利率与年终慰问金也花财政的钱，财政紧张了就有个取舍的问题。有健全政治判断力的领导人就应该会考虑这种取舍的党派政治后果，尽可能地将自己党派的基本盘搞大，将对方基本盘缩小。这当然不是只考虑党派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而是认识到，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里，对公共利益的认知本身就是高度党派化的，千万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的认识和你一样。

但马英九却完全逆向操作。其结果是，挺绿的老农民继续砸国民党的锅，而原本支持国民党的军、公、教人员，许多人疏离了国民党。

因此，如果说党魁李登辉是蓄意砸国民党的锅，党魁马英九就是在糊里糊涂中砸了国民党的锅。党魁砸锅和一般干部砸锅后果不同，会直接让很多基本群众绝望。 对国民党丧失信心的蓝营选民当然也不会转投绿营，很多人就选择了不投票，于是国民党就碰到了“催不出票”的问题，给选战带来极大的困扰。

国民党这次遭遇惨败，2016年的“总统”选举，就有极大的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研究民主化的政治学者常说，发生过两轮政党轮替标志着民主的巩固。那么发生第三次政党轮替，大概表明民主更加巩固了。我们相信民主会在台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正如我们相信民主在伊拉克、埃及、乌克兰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一样。

马英九曾说过，大陆游客到台湾来最爱看的是选举。他大概认为大陆游客都是用仰慕的眼光看着台湾。但老实说，台湾现在对许多大陆游客还有一些心理势能，首先不是它有选举政治，而在于它传说中的富裕和发达，而台湾选举之所以让一些大陆人羡慕，是因为他们相信台湾的选举与她传说中的富裕/发达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宁可不富裕不发达也要选举的大陆人是凤毛麟角——否则大陆应该有很多印度粉丝、乌克兰粉丝了。大陆现在很多村庄有高度竞争性的选举，怎么不见有多少城里人拼命把自己户口迁到村里，以享受村民选举呢？（还真有挖空心思想迁回去的，但那是冲着富裕村庄的土地和分红去的。）事实上，许多大陆游客到台北一看，发现台北看起来不过是大陆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对台湾的仰慕之情马上烟消云散了，看选举的心态也就跟看婚丧嫁娶的民俗甚至耍马戏一样了。

要求选举政治促进而非损害一个国家的繁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和合理的期待。如果只是为了让大家平等参与政治，抽签其实是比选举更合适的机制。大家之所以要搞票选，是要选贤任能；而选贤任能是要给大家办事情的。但如果一个社会把精力都放在选的程序和形式上，却没有人在贤能的培养上下功夫，那么选一千次一万次也只能选出烂苹果；或者，即便有贤者在位，也因为过度的掣肘而办不了事情，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周边的地区变得更加富裕，它曾经具有的光环也会变得黯淡。

很不幸，台湾现在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下行通道。

竞争性选举，比烂容易，比好太难。挖对方黑材料容易，自己不怎么费脑子，广大群众也容易理解；认真搞政纲和政策难，自己费脑子不说，广大群众还可能理解不了。看看这次连胜文和柯哲文的竞选，到底有多少精力是花在政策上，多少精力花在相互扒粪上？  

撕裂社会伤口容易，弥合社会对立难。民进党过去大打省籍牌族群牌，这次国民党也打起了省籍牌族群牌。伤口就在那里，你还天天扒拉，它好得了么？

在野者发动杯葛让在朝者办不成事情、出不了政绩容易，献计献策和在朝者合作办成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难，难上加难！想想核四电站，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朝时候都想建，但反对党都是死活拖住不让建。屁股一变，立场马上变。 比如服贸协议，民进党的大佬们会不知道它对台湾产业保持活力的重要性么？会不知道台湾闭关锁岛的经济后果么？但是，即便明白也得装糊涂，并拖住国民党的步伐。

而在马英九领导下，因为国民党的内讧，居然出现了同一党控制的行政和立法“左右互搏”的局面，不待反对党杯葛，就能让很多事情胎死腹中，也是醉了。

当然可以自我安慰，民主是“最不坏的政体”，至少在这里不会发生当年蒋介石白色恐怖下的屠杀和清洗。确实，现在这个政体干不了一眼就可以直接看明白的大坏事，但长期的不作为，却可以带来那些一眼看不明白，要用脑子才会想明白的大坏事，比如说，产业的落后乃至被淘汰。全球化如火如荼推进，许多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别人产业升级比你快，你造的东西又贵又不好使，那么在国际竞争中就要落败。后面就有一系列连锁反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服务水平下降、治安水平下降 ……

该作为而不作为，在任何政体里都是坏事。所谓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专制政体里你能找到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对这个不作为负责，而在因为相互否决而无法做事所谓民主政体里，你常常找不到哪个具体的人或组织负责。能找到负责人，你还可以敦促他有所作为；找不到负责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更加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状。

这并不是说，台湾应该放弃现在的选主政体，回归到“建丰同志”或他老爹管的那个“威权政体”。笔者的观点很简单：没有什么政府形式能够一劳永逸地保障良好的国家治理。采用选主政体的，有治理得好的，也有治理得不好的，同一个国家，可能这段时间治理得好，下一段时间就治理坏了；采用非选主政体的，也是一样，比如说同样是国民党统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和“建丰同志”在台湾的统治可算得上同一个政体形式，但很明显，“建丰同志”就做得更成功。所以治理得好不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了不同的政府形式，治理不作为的问题，可能就需要不同的药方。比如说，在选主政体下，选举充其量只是提供一个挑选人才的平台，但社会、政府和政党必须先有相应的机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胜任治国的政治人才，把它们推倒这个平台上待选。而当贤能在位时候，一方面要防止他干不该干的事情，但同时也要保障他干该干的事情。但首先，不能讳疾忌医，不能人家一批评，就觉得侮辱了伟大光荣正确的民主政体，觉得别人是被专制洗脑还没被启蒙。到底谁还“蒙”着，这事这么难看明白吗？  

要治台湾的病，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思路。它需要突破政体决定论，破除选主政体必然会带来好的国家治理的迷信，承认选主政体是有可能在国家治理上失败的。当然，它同时也承认非选主政体面对同样的问题。因此，重点应当放到国家治理的实质上，探讨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政体形式下满足这一实质需要，为不同的社会开出不同的方子。这样的理论探索，中国大陆早已经开始了，只是“民主世界”的理论家还在沾沾自喜，不愿意去看而已。

在全球化时代，台湾已经封闭太久了。现在需要的是破除政体迷信，实事求是，推进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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