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腐败怎样摧毁500万苏联红军

1990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红场阅兵式。

1976年9月6日13时36分。
正在日本函馆机场候机的人们，看到了惊险一幕。
一架翅膀上涂着红色五角星的战斗机，在机场跑道上空急转下降，毫不减速地冲向地面，起落架触地的一刹那，伞花绽放，飞机立刻像被勒紧缰绳的奔马，跌跌撞撞地冲出了跑道，在地面上犁出两道长长的沟。
不久后，战斗机飞行员已经坐在了候机楼办公室里，接受一位操着流利俄语的官员盘问：
“你偏离航线了？”
“不，我是有意飞到这里来的……”
当天，日本政府即将飞行员书写的申请政治避难的声明送交苏联驻日大使米特里•波良斯基，遭到断然拒绝。同时，莫斯科干脆利落地指控日本方面向“偏航”的苏军飞行员使用了麻醉剂，并要求对方尽快交还飞行员和飞机。
两天后，飞行员当面拒绝了苏联外交人员的回国邀请后，在对克格勃全球追杀的恐惧中，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这个飞行员叫维克多•依万诺维奇•别连科，叛逃前的职务是苏联防空军第11独立集团军第23军第513歼击航空兵团代理副大队长。
他的驾机叛逃，令米格25这款“令敌人惊恐”的战斗机完整地落在了美国人手中，“硅-2”敌我识别系统部件和机载雷达瞄准仪的机密同时丧失，全部损失按照最保守估计也达20亿卢布。


别连科上尉

别连科是“叛国者”，但是他为什么叛逃，却让克格勃的侦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他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父亲还参加过卫国战争，本人的军人生涯一帆风顺，航校毕业后就被任命为飞行教官，各个岗位都成绩优秀，前途一片光明。
结合别连科在航校喜欢阅读专业资料的兴趣，以及他叛国前无目的的旅行，他的同事和克格勃的特工们认定，别连科早被美国情报人员策反，他在萨尔斯克飞行员培训中心提交4次调职报告，目的都是为了爬进米格25的驾驶舱，并给美国“主子”送货上门。
然而，媒体披露了另外一些东西。
在别连科第4次申请被拒绝后，他找到了萨尔斯克飞行员培训中心主任德米特里•戈洛德尼柯夫少将，要求调到作战部队，去飞和他的飞行技术匹配的先进战机，遭遇的还是拒绝。
当别连科被愤怒冲昏头脑时，他破口大骂基地里裙带成风、管理混乱，从上到下盗卖油料、器材，还隐瞒了列巴赫飞行责任事故（萨尔斯克基地酗酒成风，飞行教官列巴赫在醉酒驾机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导致自己和一名学员身亡）的真实情况，威胁要直接给国防部长打报告揭发真相。
戈洛德尼柯夫少将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把别连科扔进卢斯塔弗洛波尔精神病研究所“鉴定”了几个月，最后，别连科还是靠着一位勇敢的医生签字证明他没有精神病，才得以回到部队。
不久后，戈洛德尼柯夫少将以超乎寻常的赞誉，签发了别连科的调动申请。按照别连科老同学的说法，那些优异的评语过往总是“给予那些擅长舔首长屁股的人”。
当别连科来到防空军513团驻地丘夫耶卡机场，一个靠近堪察加半岛的偏远小镇，近似流放地的生活环境，让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完全无法忍受，几乎每天都在要求离婚，带着儿子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去……
别连科后来在和“美国朋友”交谈时，这样描述过自己赴美时的心情：
“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亲、母亲、姨妈会不会遭殃？未必。克格勃很容易弄清楚，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妻子和儿子呢？也不会。她的双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那谁会遭殃？天晓得……”
事实是，除了叛逃事件后不久就因医疗事故死掉的防空军干部处负责人达尼洛夫少将，苏军没有惩罚任何一个责任人，就像1970年代，苏联军队中无数类似的事件一样。


带头腐败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他任内，也是苏军急速腐化的时期。

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集群就曾经爆出过更大的腐败案件，以致苏共中央要专门 派出调查组。该部队的几位将军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集体农庄经理提供了大批的现役“免费”劳力，以换取回赠的丰厚礼物。
驻扎在勘察加导弹靶场的部队则利用当地的河流生产大量的鱼子酱，分乘10公斤、20公斤重的箱子，写上某某将军的名讳，用军用飞机运到莫斯科，供收件人享用，而下河捕鱼的官兵们，则能得到靶场领导分发的伏特加酒。
同样，使用部队的“免费劳力”为将领们营造别墅，也成为苏军的潜规则，合法的特权之外，不合法的权力滥用也在军队中肆意蔓延。最终导致了苏联红军在事实上的分裂。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中将，在《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一书中对于这种分裂现象有着精当的论述：
“军队不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而是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按照各自的方式运行，与其他层次相互隔离。士兵在军营里闹腾，相互间残酷无情，使连长和营长们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和作战毫不相关的事情上。下级军官逐渐滋长着对上级军官的恐惧和隐恨。将军和元帅们大部分是腐败、无耻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下级，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的冷暖死活，都毫不关心。”
事实上，苏军的这种分裂，并非始自戈尔巴乔夫改革，而是肆意蔓延的腐败不断加深的结果。
例如，阿富汗战争期间，仅记录在案的军人犯罪事件就有6412起，包括714起凶杀案，2840起向阿富汗人出售武器案、524起毒品买卖案。众所周知的是，苏军的军纪，从来不能看有多少人上军事法庭，上述数字只会是冰山一角。


身在阿富汗的苏军士兵，国家的强大武装并没能让他们的单兵装备达到美国大兵的程度。

作为一个禁毒的社会主义国家，毒品在苏联军队中的泛滥，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据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调查，约有一半的驻阿富汗士兵，尤其是服役第二年的士兵经常吸毒，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让生活“轻松”一些。
到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的吸毒、贩毒现象也在蔓延，198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9%的士兵承认自己吸食过印度大麻，侵阿苏军22%承认用过海洛因，11%承认用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强力致幻剂），而退伍士兵又把这种习惯传播到地方的朋友中间，使得苏联吸毒青年迅速扩展到550万。
可以说，国人津津乐道的苏联解体后，军队的种种乱象，在苏维埃帝国仍旧能够有力地挥舞铁拳时，就已经全盘具备。军队中根深蒂固的腐败，意味着纪律外的“例外行为”时常发生，日积月累，维系军队上下级关系的组织纪律性将完全“溃散”。
1990年，苏军擅自离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多人，驻远东地区工程兵部队为抗议军营不公，一天内有500多人逃跑。而苏军中固有的民族矛盾，斯拉夫士兵对于中亚、高加索士兵的歧视，又造成了一个个独立于军队建制的“民族”团体的出现，在提拔中仅次于俄罗斯族的乌克兰裔将领，也站在本民族“独立”一边。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果，当“八一九”事件发生时，苏联军队已经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根据国防部命令进入莫斯科的三个师中，许多军官不按规定时间行动，甚至所属的排、班在城市里闲逛，开进中的坦克、装甲车随意脱离编队，士兵接受市民给的烟酒和食品，甚至在装甲车里喝得酩酊大醉。
这样的军队，难怪军官会找不到替他们“杀人”的士兵，因为它作为一个生命体，早已先于苏维埃政权被腐败瓦解了，戈尔巴乔夫的种种“高招”，不过是为这场火葬加了几把浸了汽油的柴禾罢了。


1990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红场阅兵式。

1976年9月6日13时36分。
正在日本函馆机场候机的人们，看到了惊险一幕。
一架翅膀上涂着红色五角星的战斗机，在机场跑道上空急转下降，毫不减速地冲向地面，起落架触地的一刹那，伞花绽放，飞机立刻像被勒紧缰绳的奔马，跌跌撞撞地冲出了跑道，在地面上犁出两道长长的沟。
不久后，战斗机飞行员已经坐在了候机楼办公室里，接受一位操着流利俄语的官员盘问：
“你偏离航线了？”
“不，我是有意飞到这里来的……”
当天，日本政府即将飞行员书写的申请政治避难的声明送交苏联驻日大使米特里•波良斯基，遭到断然拒绝。同时，莫斯科干脆利落地指控日本方面向“偏航”的苏军飞行员使用了麻醉剂，并要求对方尽快交还飞行员和飞机。
两天后，飞行员当面拒绝了苏联外交人员的回国邀请后，在对克格勃全球追杀的恐惧中，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
这个飞行员叫维克多•依万诺维奇•别连科，叛逃前的职务是苏联防空军第11独立集团军第23军第513歼击航空兵团代理副大队长。
他的驾机叛逃，令米格25这款“令敌人惊恐”的战斗机完整地落在了美国人手中，“硅-2”敌我识别系统部件和机载雷达瞄准仪的机密同时丧失，全部损失按照最保守估计也达20亿卢布。


别连科上尉

别连科是“叛国者”，但是他为什么叛逃，却让克格勃的侦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他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父亲还参加过卫国战争，本人的军人生涯一帆风顺，航校毕业后就被任命为飞行教官，各个岗位都成绩优秀，前途一片光明。
结合别连科在航校喜欢阅读专业资料的兴趣，以及他叛国前无目的的旅行，他的同事和克格勃的特工们认定，别连科早被美国情报人员策反，他在萨尔斯克飞行员培训中心提交4次调职报告，目的都是为了爬进米格25的驾驶舱，并给美国“主子”送货上门。
然而，媒体披露了另外一些东西。
在别连科第4次申请被拒绝后，他找到了萨尔斯克飞行员培训中心主任德米特里•戈洛德尼柯夫少将，要求调到作战部队，去飞和他的飞行技术匹配的先进战机，遭遇的还是拒绝。
当别连科被愤怒冲昏头脑时，他破口大骂基地里裙带成风、管理混乱，从上到下盗卖油料、器材，还隐瞒了列巴赫飞行责任事故（萨尔斯克基地酗酒成风，飞行教官列巴赫在醉酒驾机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导致自己和一名学员身亡）的真实情况，威胁要直接给国防部长打报告揭发真相。
戈洛德尼柯夫少将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把别连科扔进卢斯塔弗洛波尔精神病研究所“鉴定”了几个月，最后，别连科还是靠着一位勇敢的医生签字证明他没有精神病，才得以回到部队。
不久后，戈洛德尼柯夫少将以超乎寻常的赞誉，签发了别连科的调动申请。按照别连科老同学的说法，那些优异的评语过往总是“给予那些擅长舔首长屁股的人”。
当别连科来到防空军513团驻地丘夫耶卡机场，一个靠近堪察加半岛的偏远小镇，近似流放地的生活环境，让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完全无法忍受，几乎每天都在要求离婚，带着儿子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去……
别连科后来在和“美国朋友”交谈时，这样描述过自己赴美时的心情：
“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亲、母亲、姨妈会不会遭殃？未必。克格勃很容易弄清楚，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妻子和儿子呢？也不会。她的双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那谁会遭殃？天晓得……”
事实是，除了叛逃事件后不久就因医疗事故死掉的防空军干部处负责人达尼洛夫少将，苏军没有惩罚任何一个责任人，就像1970年代，苏联军队中无数类似的事件一样。


带头腐败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他任内，也是苏军急速腐化的时期。

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集群就曾经爆出过更大的腐败案件，以致苏共中央要专门 派出调查组。该部队的几位将军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集体农庄经理提供了大批的现役“免费”劳力，以换取回赠的丰厚礼物。
驻扎在勘察加导弹靶场的部队则利用当地的河流生产大量的鱼子酱，分乘10公斤、20公斤重的箱子，写上某某将军的名讳，用军用飞机运到莫斯科，供收件人享用，而下河捕鱼的官兵们，则能得到靶场领导分发的伏特加酒。
同样，使用部队的“免费劳力”为将领们营造别墅，也成为苏军的潜规则，合法的特权之外，不合法的权力滥用也在军队中肆意蔓延。最终导致了苏联红军在事实上的分裂。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中将，在《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一书中对于这种分裂现象有着精当的论述：
“军队不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而是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按照各自的方式运行，与其他层次相互隔离。士兵在军营里闹腾，相互间残酷无情，使连长和营长们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和作战毫不相关的事情上。下级军官逐渐滋长着对上级军官的恐惧和隐恨。将军和元帅们大部分是腐败、无耻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下级，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的冷暖死活，都毫不关心。”
事实上，苏军的这种分裂，并非始自戈尔巴乔夫改革，而是肆意蔓延的腐败不断加深的结果。
例如，阿富汗战争期间，仅记录在案的军人犯罪事件就有6412起，包括714起凶杀案，2840起向阿富汗人出售武器案、524起毒品买卖案。众所周知的是，苏军的军纪，从来不能看有多少人上军事法庭，上述数字只会是冰山一角。


身在阿富汗的苏军士兵，国家的强大武装并没能让他们的单兵装备达到美国大兵的程度。

作为一个禁毒的社会主义国家，毒品在苏联军队中的泛滥，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据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调查，约有一半的驻阿富汗士兵，尤其是服役第二年的士兵经常吸毒，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让生活“轻松”一些。
到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的吸毒、贩毒现象也在蔓延，198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9%的士兵承认自己吸食过印度大麻，侵阿苏军22%承认用过海洛因，11%承认用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强力致幻剂），而退伍士兵又把这种习惯传播到地方的朋友中间，使得苏联吸毒青年迅速扩展到550万。
可以说，国人津津乐道的苏联解体后，军队的种种乱象，在苏维埃帝国仍旧能够有力地挥舞铁拳时，就已经全盘具备。军队中根深蒂固的腐败，意味着纪律外的“例外行为”时常发生，日积月累，维系军队上下级关系的组织纪律性将完全“溃散”。
1990年，苏军擅自离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多人，驻远东地区工程兵部队为抗议军营不公，一天内有500多人逃跑。而苏军中固有的民族矛盾，斯拉夫士兵对于中亚、高加索士兵的歧视，又造成了一个个独立于军队建制的“民族”团体的出现，在提拔中仅次于俄罗斯族的乌克兰裔将领，也站在本民族“独立”一边。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果，当“八一九”事件发生时，苏联军队已经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根据国防部命令进入莫斯科的三个师中，许多军官不按规定时间行动，甚至所属的排、班在城市里闲逛，开进中的坦克、装甲车随意脱离编队，士兵接受市民给的烟酒和食品，甚至在装甲车里喝得酩酊大醉。
这样的军队，难怪军官会找不到替他们“杀人”的士兵，因为它作为一个生命体，早已先于苏维埃政权被腐败瓦解了，戈尔巴乔夫的种种“高招”，不过是为这场火葬加了几把浸了汽油的柴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