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李春城：一个被反腐风暴击中的“能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19:05
十八大以后，第一个落马的部级高官，竟然是李春城。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在《城市战略家》一书里面，是把他当作富有战略思维的城市改革者来加以介绍的。从2003年到2012年，他治理成都十年，也是成都历史上发展最快、最为耀眼的十年。听说他被双规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被人诬陷了、暗算了？但后来反腐败的风暴越演越烈，才发现他不过是众多落马高官中并不怎么特殊的一个。关于他的贪腐行为，媒体已经报道过不少了，将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揭露出来。本文只说一些贪污之外的事情吧。
春城此人，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为人低调、不苟言笑，说话声音低沉，凡有媒体出席的会议，就埋头读稿，不多说一句话。然而在内部讨论或决策的场合，则说话一针见血，有些咄咄逼人，风格铁腕，认准了目标就坚决推动，很能镇得住人。
我们对李春城的了解和接触，都是在他来四川以后。他之前在东北的有关情况，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作为交换干部到成都来当副市长的。做了三年副市长以后，就被调往成都旁边的泸州任市委书记。
一、泸州整风
这是一次明显的“历练”式委派，并不是真的让他去坐镇泸州，只是为了增加一点资历。对他的提拔，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确定。因为只过了四个月，李春城就被调回成都担任市长，并在一年半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
一般来说，这种短期的历练，当事人都以稳妥为上：反正是熬资历，呆上几个月就走人，前途已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便是。如果搞出大动静来，得罪了人，说不定反而出岔子。
不过，就是这短短四个月的历练，却让李春城在泸州留下了极好的官声，甚至有一些泸州人将其视为泸州建市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任市委书记。
根据一位当时在政府办工作的人士回忆，李春城来到泸州的前几天，还没有安排好住房，临时住在军队招待所。“有人”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他的住所电话，直接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我是一名有良知的泸州人，您来泸州大家都欢迎。但是看你敢不敢对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斗硬？！如果敢，我立即向您举报。”
李回答说：“只要情况属实。不管哪个，我一查到底！”
举报人说：“市委干部在聚众赌博！而且有‘放水钱’（也就是高利贷）的人在旁边‘侍侯’！地点在……”
这段对话后来在泸州官场广为流传。举报人能够及时得知李的电话，直接打给本人而不是打给秘书，并且提供准确的赌博地点，显然是政府内部人士。
李春城放下电话，并不通知市委其他领导，而是直接下令市公安局长带上特警到指定地点，将参与赌博的人全部抓起来。公安局长带着队伍到了现场才发现里面有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官员，无奈也只能全部带走。
李春城并不是简单的“抓赌”了事。在常委会上，他借题发挥式的讲：“我认为泸州经济的发展，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影响泸州经济发展的一切人为障碍、狭隘的部门利益格局等等，都像干部作风问题一样，像×××这样的干部公然聚赌，必须痛下快刀，予以根绝！”
以此为由头，他宣布成立“软环境治理办公室”，对泸州官场进行了一场大整顿。处罚了一大批涉赌的官员，改进政府的官僚作风，取消了一些不规范的乱罚款和乱收费的措施。
在他的严厉整顿之下，至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泸州政府官员被搞的比较紧张，不敢聚众赌博了、办事勤快了，吃拿卡要乱罚款的情况大为减少。看到一些名声很坏的官员受到惩罚，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乱收费乱罚款的事情减少，老百姓自然拍手称快。
——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民心，整顿官场作风显然是见效最快的办法。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首先，李春城是一个做事情很有魄力的人，决策果断而大胆，上任几天就敢于做出这样的动作；第二，他也还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官员。如果要长期主政，可能需要清理一些职位出来重新安排“自己人”，但他只是来短期镀金的，遇到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不管不问，犯不着只呆几个月就把泸州官场给得罪了；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上，他比较重视软环境，尤其是政府效率和干部作风这样的问题。这个思路在他后来主导成都的发展的十年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这样的一次权力表演，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两面性。就在讨论“抓赌”事件的常委会上，李春城点名批评了泸州市交通管理部门的官僚作风问题。所举事例是前几天，有交警把泸州当地一个著名企业家、宝光药业的老板汪俊林的车给拦下来了。原因是这是汪俊林买的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汪俊林当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会要去开，就表示能否先让驾驶员把他送到会场，再把车开回来接受处罚。但交警不同意，两边吵了起来，一怒之下，汪俊林就直接拨通了李春城的手机告状。
官僚作风当然需要整顿。但是纯粹从这个案例来看，交警的决定并无不妥：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怎么能让你继续开到会场去然后再开回来呢？然而这个违规者，却可以直接给市委书记打电话，然后书记就在常委会上大骂交管部门，让部门领导乌纱帽随时不稳。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以后，该老板再开着手续不全的车在路上横冲直撞，各种闯红灯，谁还敢把他怎么样？
这似乎是铁腕人物推动改革的一个普遍逻辑：在取消某一些特权的同时，却又会树立起另外一种特权；在打倒一批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在他背后又会有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悄然出现。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就否定此类改革。大部分情况是，改革虽然不像当权者许诺的那么美好，但多少会有些进步。相比老的特权，新的特权在一开始会比较收敛，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也不像原来那么稳固。这就为社会普通民众寻找上升空间打开了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过渡期内，一些有才干的普通人可能更容易获得商业或政治上的资源。直到新的利益集团完全发展成熟，阶层再次固化。这个时候，就到了需要再一次铁腕改革的时刻了。人类历史上的很多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这个和交警吵架的汪俊林，是一个典型的“转轨国家成功人士”。他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原本在一家街道办的集体制药企业工作，这家企业规模小而且亏损严重，濒临倒闭。汪俊林让它起死回生，成长为一家利润丰厚的制药企业，然后借着当时公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顺理成章的把它变成了股份制企业，最后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
随后，他又获得了托管老牌国有企业郎酒集团的权利。在托管一年之后，2002年，资产价值大约17亿的郎酒集团改制，五粮液茅台等大型国有企业想要参与收购，均被排斥在外，最终被只有1亿元资产的宝光药业以总价4亿元、分四年支付的形式收入囊中。此后，郎酒集团大举进军房地产，先在成都华阳买下4000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又在成都双流兴建别墅。
就这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汪俊林就从几乎白手起家，变成了坐拥数十亿资产的富豪。这样的转型，恐怕与汪俊林能够随时打通历任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李春城的电话不无关系。在李被双规以后，汪也随即消失，接受组织调查。
二、审批改革风暴
离开泸州，回到成都主政以后，李春城的这种“以铁腕手段整顿官员作风以改进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基本执政模式很快再次上演。这是一次对全国的诸多地方政府工作机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改革，也就是建立“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代市长的李春城到华西制药厂视察，问厂里的领导：“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华西制药厂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下面的单位，厂长由药学院院长张志荣教授兼任。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就是学院想把制药车间从学院里面搬出去，把教学单位和工厂分开。为此就要找地方新建厂房。因为这个，张志荣跑了两年，盖了83个公章，还是没有审批下来，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张是学者，说话比较直，就说：“我们困难多得不得了，可能政府部门办不了。你们管的只是收税，所以每到年终你们就扯着口袋收税就行了。”
李春城听的一愣——可能他当上副市长以后还从来没听过这么直接的话，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你跟我说，是哪个部门给你卡住了？”
张志荣说：“不是哪一个部门要卡你，是这个体制，因为有很多环节，这个部门也在跑，那个部门也在跑，时间就很长，就拖下来了。为了搞清楚政府的审批要求，我们找七八个人画了一张流程图，一步一步该怎么办，结果画了五天才画好。”
李春城大为震动，把那张图和那些盖满公章的申请材料带走了，回来后挂在自己办公室的，挂了整整一面墙。他盯着那一面墙看，数了一下，华西制药厂这个搬迁计划要审批下来，最少需要118道审批流程。
面对这个问题，李春城处理问题的思维特点再次体现出来，就是喜欢“由点及面，借题发挥”——不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当中分析出来背后的体制原因，从根子上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根绝此类问题。
在泸州抓赌，他可以杀一儆百，把那几个参与赌博的官员加以严惩，对官场作风也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他却把问题上升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的层面，搞了一场全方位的整风运动。这就是李春城的作风。
这次这个华西制药厂审批事件，已经有了83个章，只要他李市长大笔一挥，批示一下：“所有相关部门立即办理，不得拖延。”此事马上就能得到解决。但他还是决定要借此机会搞一个大动作，来一场全面的体制改革，似乎这样才比较“过瘾”。
盯着那张图看了几天之后，他挑了13个“管的最宽”的部门，也就是所谓的强势部门比如规划、国土、建委这些单位，让他们写报告说清楚自己这个部门到底要负责管理审批什么东西。每个部门交上来的报告都很厚，读很久才能读完。十几天后，他琢磨出来八个字：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在李的倡导下，成都市政府成立了“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领导小组”。李自任组长，亲自操刀，一刀下去，砍掉了758项审批项目，占成都市所有审批项目的70%。计委、建委的审批项目减少了70%以上，公安局减少了64%，工商局和规划局减少了20%到30%。后来又陆陆续续砍掉一些。
直到今天，成都市政府对外宣传中，依然可以自豪的声称：“在全国同类型城市中，我市的审批项目是最少的。”所谓同类型，就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一个西部省会城市，审批项目比深圳广州杭州宁波等几乎所有沿海大中型城市的审批项目都要少，这确实很厉害。成都成了中小企业的创业天堂，世界500强投资投资数量排名前三的副省级城市，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经此整改以后，李春城算了一笔账：原来华西制药厂搬迁的审批需要118个公章，现在只需要20个了，原来办了两年办不下来，现在可以在68天内办好。
在此过程中，李春城再次发挥他在泸州抓赌时所表现出来的铁腕，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与干部整风运动结合了起来。
——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安排下，市长是不能够“整风”的，这是市委书记才能有的权力。因为“整风”实际上就是“整人”，经济上、行政上的诸多决策可以交给市长来完成，而干部任用方面的重要决策则须由党委定夺。
2003年6月，李春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掌握了“整人”的权力。7月10日，全市召开“干部作风集中整顿动员大会”，随即成立了“整顿干部作风小组办公室”，李自任小组长，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作风集中整顿。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成了“整顿办”，公布地址电话等公开接受群众举报。
从7月10日到9月10日，成都市各级整顿办共接受群众来电、来信和来访1954件（次），各地各部门共修改制度3025条、新建制度565条、废止制度474条。整顿中，92名作风不正的官员丢官落马，受到严肃查处。
整顿完了之后，9月20日，由紧接着召开“全市干部作风整顿总结暨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从10月起在市级机关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2003年10月21日，成都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见》，主要提出了这么几条整改措施：
1.建立行政决策责任制和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办法，对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
2.各区（市）县和市政府各部门不得设立和变相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审批流程，实行部门内审批和监督分离制度，建立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3.改革审批方式，推行网上审批，增设网上申报，开设网上办事项目，提供便民服务。
4.全面实施人员外出时的职位代理，方便群众办事，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5.加强公务员的诚信评估与道德监督，构建诚信政府。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
6.建立行政投诉中心，各办公场所都必须公布投诉举报途径和电话，使服务对象投诉有门。建立和实施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公开制度，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7.按照市级部门对公众服务、机关服务的程度，分为三类，分别设立不同的评估指标，社会公众的评分要占50％以上。年度绩效评估，与公务员津贴挂钩，根据年度绩效评估考核结果，奖优罚劣。
这样的整顿在今天看来可能没有那么有震撼力，但在2003年的中国西部地区，可谓石破惊天。阻力很大，但最终被推行了下去，成都市——这个偏远的西部省会城市，它的城市竞争力开始迅速从诸多副省级城市中冒出了头来。
三、“拆城书记”
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力度很大效果也好。但外界了解的并不多。真正让李春城在成都以外的地方为普通人所知的，却是他掀起的成都旧城改造运动。
这个工程持续多年，从李春城任副市长期间就开始大力推动，在03年李春城出任市委书记以后进度明显加快。从2003年到2006年三年间的旧城改造面积，就超过了成都过去十多年的旧城改造面积之和。任市委书记的十年之间，李春城几乎把成都市区拆了个遍，老旧低矮的建筑不复存在，一个高楼林立的成都出现在世人面临。李春城也因而获得了“李拆城”的外号。
由于很多对补偿方案不满意的拆迁户到天涯社区等全国性论坛维权，批评成都市政府的大规模拆迁行动，“拆城书记”的名号也就跟着变得广为人知了。最后，李的落马也与在此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密切相关。
但是，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于此。并不是说只要有权钱交易就一定是干坏事——中国政府并未腐败到这样的程度。有很多腐败的官员的情况都是：如果这是一件坏事，给钱也不办；如果是一件应该去做的好事，那么他就会顺便从中捞一点钱，收一点贿赂。这在中国官场的某些人看来，就算是很有良心、有底线的做法了。李春城拆城这个事儿，情况也基本如此。他是很认真的从成都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决策的，但也没有拒绝顺手捞点钱的诱惑。因为他所坐的位置权力太大了，可以调动的资源太多了，只要稍微留一条缝，在不改变战略发展方向的情况下，也随便就能漏出数以亿计的财富出来进入私囊。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在经济腾飞之前，都会伴随着对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改造。这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除李春城外，另外一个因为大规模拆迁而拥有“著名外号”的是武汉市长阮成发，人送外号“满城挖”，上任后立即启动对武汉城市的大拆迁，把整个武汉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但是，随即而来的就是武汉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前所谓“中部塌陷”的格局开始逐渐发生了改变。
深圳2005年前后喊出了“四个不可持续”的口号，随即而来的，就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为后续的发展腾出空间。接下来，就是深圳经济的大转型和大发展，在新一轮互联网创新浪潮中走到了中国的最前列。（注：深圳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六章《永不枯竭的城市创新体系》。）
在这些案例中，目前最有名、争议最大的当属前大同市长耿彦波，上任数年，把大同市以最快的速度拆了一遍，有很多一刀切的强制拆迁，媒体上也不时有负面的报道，而且让政府财政背上了巨大的债务。但是等他调离的时候，无数的大同百姓去围着他的车不让走，因为他们既看到了大同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切身体会到了自己的生活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害怕耿市长走了这种局面会发生逆转。（注：大同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四章《风云市长耿彦波和一座资源枯竭城市的空间再造》）
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管是做产业也好，生活居住也好，旅游服务也好，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空间形态。没有高密度的空间形态，就没有城市，也不会有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发愁空间的问题，不缺地，主要是缺钱、缺技术。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很多中心城市的空间基本饱和了，18亿耕地红线划定以后，可用的建设用地就变得非常稀缺。原来的那些建筑形态，高度、结构、质量都没办法继续支撑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升级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只能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空间再造，为新的产业、新的消费、新的生活创造出来空间。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早在改革开放以前，上个世纪60年，中国工业实现第二次西迁。成都作为当时的重点发展城市，国家布局了大量的工业。当时选择东郊工业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远离主城区的郊外，在这里集中布局工业当然没问题。大大的推动了成都经济的发展，聚集了253家大型工业企业，占据了成都GDP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当年东郊工业区的建设，就是成都城市空间拓展的一大战略性举措。
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工业企业大部分都衰败了，成都的城市扩张已经把这块郊区地块融进了城市核心区域。这个时候，这个工业区就变成了一个占据城市核心空间的地方，但是破旧的厂房和职工宿舍已经没办法为核心城区提供现代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化生活的空间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它曾经是成都的辉煌，为成都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一代成都蓝领工人在这里挥洒过青春和汗水……但是，时代变了，它所占据的这块地周边的交通区位条件是没有办法挪动的。这种情况下，城市要发展，就只能把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彻底改变。
“东调”首先就是原有工业企业的搬迁。这对企业而言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东调过程中，90%涉及搬迁的企业主动迁往龙泉驿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等方向，再一次远离了主城区。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都重点发展机械、电子、建材、食品等加工工业，青白江重点发展化工、冶金工业，把这些老企业放到新的产业园里面去集中发展。在空间上，主城区实现了“退二进三”，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外围城区则强化了优势工业布局。
通过诸如此类的改造，成都的三圈层格局基本形成：第一圈层为主城区，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第二圈层为外围城区，主要发现现代制造业；第三圈层为周边郊县，主要发现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业。成都开始逐渐褪去低矮破旧的老城风貌，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前面这些，都还只能算是小试身手。李春城真正的大手笔，还是他的统筹城乡改革。这是一条贯穿他十年成都执政生涯的主线，他就是依靠着这一条主线，让成都成为了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的明星城市。在此过程中，他做事情的魄力和战略思维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过基本思路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对城市有全局的战略性思考，然后整体规划，以作风整顿和制度变革来铁腕推动。这些东西我在《城市战略家》里面有更详细的分析，不过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就略过不表了。
总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拆城书记”的名声变得越来越响亮起来，成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强劲：在2003年的时候，在成都投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只有广州的零头，而在李春城离开成都的时候，成都已经超过了广州。2003年的时候，国家的空间开发战略里面涉及到西南地区主要是提的重庆都市圈，而在他离开成都的时候，成渝城市群已经写进了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位居第四，排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之后。
但是，与此同时，他个人也在这样巨大的财富资源的调动中，越陷越深了……
李春城，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典型的通过行政层次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官员，深知政府机构运转的奥秘，善于运用财政、人事、宣传等各种手法来推动这个机构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志。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他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作风，干的很起劲。今天很多地方在搞反腐风暴，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整顿，其实换了李春城上，他也肯定会从这里开始作为自己施政的第一步。还有像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不也是十年前李春城就在成都大力推行的吗？他不仅很认真的搞了，而且搞出了很好的效果，把成都的政府效率、经济发展都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天我们搞的各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等改革，很多都是从成都的实践中推广出来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自己也陷入贪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确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http://renrenjingxuan.sinaapp.com/article/14718/十八大以后，第一个落马的部级高官，竟然是李春城。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在《城市战略家》一书里面，是把他当作富有战略思维的城市改革者来加以介绍的。从2003年到2012年，他治理成都十年，也是成都历史上发展最快、最为耀眼的十年。听说他被双规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被人诬陷了、暗算了？但后来反腐败的风暴越演越烈，才发现他不过是众多落马高官中并不怎么特殊的一个。关于他的贪腐行为，媒体已经报道过不少了，将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揭露出来。本文只说一些贪污之外的事情吧。
春城此人，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为人低调、不苟言笑，说话声音低沉，凡有媒体出席的会议，就埋头读稿，不多说一句话。然而在内部讨论或决策的场合，则说话一针见血，有些咄咄逼人，风格铁腕，认准了目标就坚决推动，很能镇得住人。
我们对李春城的了解和接触，都是在他来四川以后。他之前在东北的有关情况，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作为交换干部到成都来当副市长的。做了三年副市长以后，就被调往成都旁边的泸州任市委书记。
一、泸州整风
这是一次明显的“历练”式委派，并不是真的让他去坐镇泸州，只是为了增加一点资历。对他的提拔，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确定。因为只过了四个月，李春城就被调回成都担任市长，并在一年半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
一般来说，这种短期的历练，当事人都以稳妥为上：反正是熬资历，呆上几个月就走人，前途已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便是。如果搞出大动静来，得罪了人，说不定反而出岔子。
不过，就是这短短四个月的历练，却让李春城在泸州留下了极好的官声，甚至有一些泸州人将其视为泸州建市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任市委书记。
根据一位当时在政府办工作的人士回忆，李春城来到泸州的前几天，还没有安排好住房，临时住在军队招待所。“有人”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他的住所电话，直接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我是一名有良知的泸州人，您来泸州大家都欢迎。但是看你敢不敢对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斗硬？！如果敢，我立即向您举报。”
李回答说：“只要情况属实。不管哪个，我一查到底！”
举报人说：“市委干部在聚众赌博！而且有‘放水钱’（也就是高利贷）的人在旁边‘侍侯’！地点在……”
这段对话后来在泸州官场广为流传。举报人能够及时得知李的电话，直接打给本人而不是打给秘书，并且提供准确的赌博地点，显然是政府内部人士。
李春城放下电话，并不通知市委其他领导，而是直接下令市公安局长带上特警到指定地点，将参与赌博的人全部抓起来。公安局长带着队伍到了现场才发现里面有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官员，无奈也只能全部带走。
李春城并不是简单的“抓赌”了事。在常委会上，他借题发挥式的讲：“我认为泸州经济的发展，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影响泸州经济发展的一切人为障碍、狭隘的部门利益格局等等，都像干部作风问题一样，像×××这样的干部公然聚赌，必须痛下快刀，予以根绝！”
以此为由头，他宣布成立“软环境治理办公室”，对泸州官场进行了一场大整顿。处罚了一大批涉赌的官员，改进政府的官僚作风，取消了一些不规范的乱罚款和乱收费的措施。
在他的严厉整顿之下，至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泸州政府官员被搞的比较紧张，不敢聚众赌博了、办事勤快了，吃拿卡要乱罚款的情况大为减少。看到一些名声很坏的官员受到惩罚，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乱收费乱罚款的事情减少，老百姓自然拍手称快。
——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民心，整顿官场作风显然是见效最快的办法。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首先，李春城是一个做事情很有魄力的人，决策果断而大胆，上任几天就敢于做出这样的动作；第二，他也还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官员。如果要长期主政，可能需要清理一些职位出来重新安排“自己人”，但他只是来短期镀金的，遇到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不管不问，犯不着只呆几个月就把泸州官场给得罪了；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上，他比较重视软环境，尤其是政府效率和干部作风这样的问题。这个思路在他后来主导成都的发展的十年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这样的一次权力表演，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两面性。就在讨论“抓赌”事件的常委会上，李春城点名批评了泸州市交通管理部门的官僚作风问题。所举事例是前几天，有交警把泸州当地一个著名企业家、宝光药业的老板汪俊林的车给拦下来了。原因是这是汪俊林买的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汪俊林当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会要去开，就表示能否先让驾驶员把他送到会场，再把车开回来接受处罚。但交警不同意，两边吵了起来，一怒之下，汪俊林就直接拨通了李春城的手机告状。
官僚作风当然需要整顿。但是纯粹从这个案例来看，交警的决定并无不妥：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怎么能让你继续开到会场去然后再开回来呢？然而这个违规者，却可以直接给市委书记打电话，然后书记就在常委会上大骂交管部门，让部门领导乌纱帽随时不稳。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以后，该老板再开着手续不全的车在路上横冲直撞，各种闯红灯，谁还敢把他怎么样？
这似乎是铁腕人物推动改革的一个普遍逻辑：在取消某一些特权的同时，却又会树立起另外一种特权；在打倒一批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在他背后又会有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悄然出现。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就否定此类改革。大部分情况是，改革虽然不像当权者许诺的那么美好，但多少会有些进步。相比老的特权，新的特权在一开始会比较收敛，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也不像原来那么稳固。这就为社会普通民众寻找上升空间打开了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过渡期内，一些有才干的普通人可能更容易获得商业或政治上的资源。直到新的利益集团完全发展成熟，阶层再次固化。这个时候，就到了需要再一次铁腕改革的时刻了。人类历史上的很多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这个和交警吵架的汪俊林，是一个典型的“转轨国家成功人士”。他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原本在一家街道办的集体制药企业工作，这家企业规模小而且亏损严重，濒临倒闭。汪俊林让它起死回生，成长为一家利润丰厚的制药企业，然后借着当时公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顺理成章的把它变成了股份制企业，最后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
随后，他又获得了托管老牌国有企业郎酒集团的权利。在托管一年之后，2002年，资产价值大约17亿的郎酒集团改制，五粮液茅台等大型国有企业想要参与收购，均被排斥在外，最终被只有1亿元资产的宝光药业以总价4亿元、分四年支付的形式收入囊中。此后，郎酒集团大举进军房地产，先在成都华阳买下4000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又在成都双流兴建别墅。
就这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汪俊林就从几乎白手起家，变成了坐拥数十亿资产的富豪。这样的转型，恐怕与汪俊林能够随时打通历任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李春城的电话不无关系。在李被双规以后，汪也随即消失，接受组织调查。
二、审批改革风暴
离开泸州，回到成都主政以后，李春城的这种“以铁腕手段整顿官员作风以改进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基本执政模式很快再次上演。这是一次对全国的诸多地方政府工作机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改革，也就是建立“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代市长的李春城到华西制药厂视察，问厂里的领导：“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华西制药厂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下面的单位，厂长由药学院院长张志荣教授兼任。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就是学院想把制药车间从学院里面搬出去，把教学单位和工厂分开。为此就要找地方新建厂房。因为这个，张志荣跑了两年，盖了83个公章，还是没有审批下来，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张是学者，说话比较直，就说：“我们困难多得不得了，可能政府部门办不了。你们管的只是收税，所以每到年终你们就扯着口袋收税就行了。”
李春城听的一愣——可能他当上副市长以后还从来没听过这么直接的话，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你跟我说，是哪个部门给你卡住了？”
张志荣说：“不是哪一个部门要卡你，是这个体制，因为有很多环节，这个部门也在跑，那个部门也在跑，时间就很长，就拖下来了。为了搞清楚政府的审批要求，我们找七八个人画了一张流程图，一步一步该怎么办，结果画了五天才画好。”
李春城大为震动，把那张图和那些盖满公章的申请材料带走了，回来后挂在自己办公室的，挂了整整一面墙。他盯着那一面墙看，数了一下，华西制药厂这个搬迁计划要审批下来，最少需要118道审批流程。
面对这个问题，李春城处理问题的思维特点再次体现出来，就是喜欢“由点及面，借题发挥”——不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当中分析出来背后的体制原因，从根子上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根绝此类问题。
在泸州抓赌，他可以杀一儆百，把那几个参与赌博的官员加以严惩，对官场作风也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他却把问题上升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的层面，搞了一场全方位的整风运动。这就是李春城的作风。
这次这个华西制药厂审批事件，已经有了83个章，只要他李市长大笔一挥，批示一下：“所有相关部门立即办理，不得拖延。”此事马上就能得到解决。但他还是决定要借此机会搞一个大动作，来一场全面的体制改革，似乎这样才比较“过瘾”。
盯着那张图看了几天之后，他挑了13个“管的最宽”的部门，也就是所谓的强势部门比如规划、国土、建委这些单位，让他们写报告说清楚自己这个部门到底要负责管理审批什么东西。每个部门交上来的报告都很厚，读很久才能读完。十几天后，他琢磨出来八个字：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在李的倡导下，成都市政府成立了“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领导小组”。李自任组长，亲自操刀，一刀下去，砍掉了758项审批项目，占成都市所有审批项目的70%。计委、建委的审批项目减少了70%以上，公安局减少了64%，工商局和规划局减少了20%到30%。后来又陆陆续续砍掉一些。
直到今天，成都市政府对外宣传中，依然可以自豪的声称：“在全国同类型城市中，我市的审批项目是最少的。”所谓同类型，就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一个西部省会城市，审批项目比深圳广州杭州宁波等几乎所有沿海大中型城市的审批项目都要少，这确实很厉害。成都成了中小企业的创业天堂，世界500强投资投资数量排名前三的副省级城市，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经此整改以后，李春城算了一笔账：原来华西制药厂搬迁的审批需要118个公章，现在只需要20个了，原来办了两年办不下来，现在可以在68天内办好。
在此过程中，李春城再次发挥他在泸州抓赌时所表现出来的铁腕，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与干部整风运动结合了起来。
——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安排下，市长是不能够“整风”的，这是市委书记才能有的权力。因为“整风”实际上就是“整人”，经济上、行政上的诸多决策可以交给市长来完成，而干部任用方面的重要决策则须由党委定夺。
2003年6月，李春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掌握了“整人”的权力。7月10日，全市召开“干部作风集中整顿动员大会”，随即成立了“整顿干部作风小组办公室”，李自任小组长，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作风集中整顿。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成了“整顿办”，公布地址电话等公开接受群众举报。
从7月10日到9月10日，成都市各级整顿办共接受群众来电、来信和来访1954件（次），各地各部门共修改制度3025条、新建制度565条、废止制度474条。整顿中，92名作风不正的官员丢官落马，受到严肃查处。
整顿完了之后，9月20日，由紧接着召开“全市干部作风整顿总结暨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从10月起在市级机关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2003年10月21日，成都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见》，主要提出了这么几条整改措施：
1.建立行政决策责任制和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办法，对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
2.各区（市）县和市政府各部门不得设立和变相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审批流程，实行部门内审批和监督分离制度，建立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3.改革审批方式，推行网上审批，增设网上申报，开设网上办事项目，提供便民服务。
4.全面实施人员外出时的职位代理，方便群众办事，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5.加强公务员的诚信评估与道德监督，构建诚信政府。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
6.建立行政投诉中心，各办公场所都必须公布投诉举报途径和电话，使服务对象投诉有门。建立和实施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公开制度，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7.按照市级部门对公众服务、机关服务的程度，分为三类，分别设立不同的评估指标，社会公众的评分要占50％以上。年度绩效评估，与公务员津贴挂钩，根据年度绩效评估考核结果，奖优罚劣。
这样的整顿在今天看来可能没有那么有震撼力，但在2003年的中国西部地区，可谓石破惊天。阻力很大，但最终被推行了下去，成都市——这个偏远的西部省会城市，它的城市竞争力开始迅速从诸多副省级城市中冒出了头来。
三、“拆城书记”
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力度很大效果也好。但外界了解的并不多。真正让李春城在成都以外的地方为普通人所知的，却是他掀起的成都旧城改造运动。
这个工程持续多年，从李春城任副市长期间就开始大力推动，在03年李春城出任市委书记以后进度明显加快。从2003年到2006年三年间的旧城改造面积，就超过了成都过去十多年的旧城改造面积之和。任市委书记的十年之间，李春城几乎把成都市区拆了个遍，老旧低矮的建筑不复存在，一个高楼林立的成都出现在世人面临。李春城也因而获得了“李拆城”的外号。
由于很多对补偿方案不满意的拆迁户到天涯社区等全国性论坛维权，批评成都市政府的大规模拆迁行动，“拆城书记”的名号也就跟着变得广为人知了。最后，李的落马也与在此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密切相关。
但是，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于此。并不是说只要有权钱交易就一定是干坏事——中国政府并未腐败到这样的程度。有很多腐败的官员的情况都是：如果这是一件坏事，给钱也不办；如果是一件应该去做的好事，那么他就会顺便从中捞一点钱，收一点贿赂。这在中国官场的某些人看来，就算是很有良心、有底线的做法了。李春城拆城这个事儿，情况也基本如此。他是很认真的从成都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决策的，但也没有拒绝顺手捞点钱的诱惑。因为他所坐的位置权力太大了，可以调动的资源太多了，只要稍微留一条缝，在不改变战略发展方向的情况下，也随便就能漏出数以亿计的财富出来进入私囊。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在经济腾飞之前，都会伴随着对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改造。这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除李春城外，另外一个因为大规模拆迁而拥有“著名外号”的是武汉市长阮成发，人送外号“满城挖”，上任后立即启动对武汉城市的大拆迁，把整个武汉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但是，随即而来的就是武汉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前所谓“中部塌陷”的格局开始逐渐发生了改变。
深圳2005年前后喊出了“四个不可持续”的口号，随即而来的，就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为后续的发展腾出空间。接下来，就是深圳经济的大转型和大发展，在新一轮互联网创新浪潮中走到了中国的最前列。（注：深圳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六章《永不枯竭的城市创新体系》。）
在这些案例中，目前最有名、争议最大的当属前大同市长耿彦波，上任数年，把大同市以最快的速度拆了一遍，有很多一刀切的强制拆迁，媒体上也不时有负面的报道，而且让政府财政背上了巨大的债务。但是等他调离的时候，无数的大同百姓去围着他的车不让走，因为他们既看到了大同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切身体会到了自己的生活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害怕耿市长走了这种局面会发生逆转。（注：大同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四章《风云市长耿彦波和一座资源枯竭城市的空间再造》）
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管是做产业也好，生活居住也好，旅游服务也好，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空间形态。没有高密度的空间形态，就没有城市，也不会有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发愁空间的问题，不缺地，主要是缺钱、缺技术。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很多中心城市的空间基本饱和了，18亿耕地红线划定以后，可用的建设用地就变得非常稀缺。原来的那些建筑形态，高度、结构、质量都没办法继续支撑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升级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只能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空间再造，为新的产业、新的消费、新的生活创造出来空间。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早在改革开放以前，上个世纪60年，中国工业实现第二次西迁。成都作为当时的重点发展城市，国家布局了大量的工业。当时选择东郊工业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远离主城区的郊外，在这里集中布局工业当然没问题。大大的推动了成都经济的发展，聚集了253家大型工业企业，占据了成都GDP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当年东郊工业区的建设，就是成都城市空间拓展的一大战略性举措。
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工业企业大部分都衰败了，成都的城市扩张已经把这块郊区地块融进了城市核心区域。这个时候，这个工业区就变成了一个占据城市核心空间的地方，但是破旧的厂房和职工宿舍已经没办法为核心城区提供现代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化生活的空间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它曾经是成都的辉煌，为成都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一代成都蓝领工人在这里挥洒过青春和汗水……但是，时代变了，它所占据的这块地周边的交通区位条件是没有办法挪动的。这种情况下，城市要发展，就只能把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彻底改变。
“东调”首先就是原有工业企业的搬迁。这对企业而言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东调过程中，90%涉及搬迁的企业主动迁往龙泉驿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等方向，再一次远离了主城区。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都重点发展机械、电子、建材、食品等加工工业，青白江重点发展化工、冶金工业，把这些老企业放到新的产业园里面去集中发展。在空间上，主城区实现了“退二进三”，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外围城区则强化了优势工业布局。
通过诸如此类的改造，成都的三圈层格局基本形成：第一圈层为主城区，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第二圈层为外围城区，主要发现现代制造业；第三圈层为周边郊县，主要发现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业。成都开始逐渐褪去低矮破旧的老城风貌，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前面这些，都还只能算是小试身手。李春城真正的大手笔，还是他的统筹城乡改革。这是一条贯穿他十年成都执政生涯的主线，他就是依靠着这一条主线，让成都成为了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的明星城市。在此过程中，他做事情的魄力和战略思维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过基本思路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对城市有全局的战略性思考，然后整体规划，以作风整顿和制度变革来铁腕推动。这些东西我在《城市战略家》里面有更详细的分析，不过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就略过不表了。
总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拆城书记”的名声变得越来越响亮起来，成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强劲：在2003年的时候，在成都投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只有广州的零头，而在李春城离开成都的时候，成都已经超过了广州。2003年的时候，国家的空间开发战略里面涉及到西南地区主要是提的重庆都市圈，而在他离开成都的时候，成渝城市群已经写进了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位居第四，排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之后。
但是，与此同时，他个人也在这样巨大的财富资源的调动中，越陷越深了……
李春城，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典型的通过行政层次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官员，深知政府机构运转的奥秘，善于运用财政、人事、宣传等各种手法来推动这个机构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志。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他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作风，干的很起劲。今天很多地方在搞反腐风暴，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整顿，其实换了李春城上，他也肯定会从这里开始作为自己施政的第一步。还有像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不也是十年前李春城就在成都大力推行的吗？他不仅很认真的搞了，而且搞出了很好的效果，把成都的政府效率、经济发展都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天我们搞的各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等改革，很多都是从成都的实践中推广出来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自己也陷入贪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确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http://renrenjingxuan.sinaapp.com/article/14718/
春城此人，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为人低调、不苟言笑，说话声音低沉，凡有媒体出席的会议，就埋头读稿，不多说一句话。然而在内部讨论或决策的场合，则说话一针见血，有些咄咄逼人，风格铁腕，认准了目标就坚决推动，很能镇得住人。
我们对李春城的了解和接触，都是在他来四川以后。他之前在东北的有关情况，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作为交换干部到成都来当副市长的。做了三年副市长以后，就被调往成都旁边的泸州任市委书记。
一、泸州整风
这是一次明显的“历练”式委派，并不是真的让他去坐镇泸州，只是为了增加一点资历。对他的提拔，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确定。因为只过了四个月，李春城就被调回成都担任市长，并在一年半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
一般来说，这种短期的历练，当事人都以稳妥为上：反正是熬资历，呆上几个月就走人，前途已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便是。如果搞出大动静来，得罪了人，说不定反而出岔子。
不过，就是这短短四个月的历练，却让李春城在泸州留下了极好的官声，甚至有一些泸州人将其视为泸州建市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任市委书记。
根据一位当时在政府办工作的人士回忆，李春城来到泸州的前几天，还没有安排好住房，临时住在军队招待所。“有人”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他的住所电话，直接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我是一名有良知的泸州人，您来泸州大家都欢迎。但是看你敢不敢对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斗硬？！如果敢，我立即向您举报。”
李回答说：“只要情况属实。不管哪个，我一查到底！”
举报人说：“市委干部在聚众赌博！而且有‘放水钱’（也就是高利贷）的人在旁边‘侍侯’！地点在……”
这段对话后来在泸州官场广为流传。举报人能够及时得知李的电话，直接打给本人而不是打给秘书，并且提供准确的赌博地点，显然是政府内部人士。
李春城放下电话，并不通知市委其他领导，而是直接下令市公安局长带上特警到指定地点，将参与赌博的人全部抓起来。公安局长带着队伍到了现场才发现里面有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官员，无奈也只能全部带走。
李春城并不是简单的“抓赌”了事。在常委会上，他借题发挥式的讲：“我认为泸州经济的发展，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影响泸州经济发展的一切人为障碍、狭隘的部门利益格局等等，都像干部作风问题一样，像×××这样的干部公然聚赌，必须痛下快刀，予以根绝！”
以此为由头，他宣布成立“软环境治理办公室”，对泸州官场进行了一场大整顿。处罚了一大批涉赌的官员，改进政府的官僚作风，取消了一些不规范的乱罚款和乱收费的措施。
在他的严厉整顿之下，至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泸州政府官员被搞的比较紧张，不敢聚众赌博了、办事勤快了，吃拿卡要乱罚款的情况大为减少。看到一些名声很坏的官员受到惩罚，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乱收费乱罚款的事情减少，老百姓自然拍手称快。
——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民心，整顿官场作风显然是见效最快的办法。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首先，李春城是一个做事情很有魄力的人，决策果断而大胆，上任几天就敢于做出这样的动作；第二，他也还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官员。如果要长期主政，可能需要清理一些职位出来重新安排“自己人”，但他只是来短期镀金的，遇到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不管不问，犯不着只呆几个月就把泸州官场给得罪了；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上，他比较重视软环境，尤其是政府效率和干部作风这样的问题。这个思路在他后来主导成都的发展的十年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这样的一次权力表演，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两面性。就在讨论“抓赌”事件的常委会上，李春城点名批评了泸州市交通管理部门的官僚作风问题。所举事例是前几天，有交警把泸州当地一个著名企业家、宝光药业的老板汪俊林的车给拦下来了。原因是这是汪俊林买的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汪俊林当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会要去开，就表示能否先让驾驶员把他送到会场，再把车开回来接受处罚。但交警不同意，两边吵了起来，一怒之下，汪俊林就直接拨通了李春城的手机告状。
官僚作风当然需要整顿。但是纯粹从这个案例来看，交警的决定并无不妥：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怎么能让你继续开到会场去然后再开回来呢？然而这个违规者，却可以直接给市委书记打电话，然后书记就在常委会上大骂交管部门，让部门领导乌纱帽随时不稳。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以后，该老板再开着手续不全的车在路上横冲直撞，各种闯红灯，谁还敢把他怎么样？
这似乎是铁腕人物推动改革的一个普遍逻辑：在取消某一些特权的同时，却又会树立起另外一种特权；在打倒一批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在他背后又会有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悄然出现。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就否定此类改革。大部分情况是，改革虽然不像当权者许诺的那么美好，但多少会有些进步。相比老的特权，新的特权在一开始会比较收敛，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也不像原来那么稳固。这就为社会普通民众寻找上升空间打开了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过渡期内，一些有才干的普通人可能更容易获得商业或政治上的资源。直到新的利益集团完全发展成熟，阶层再次固化。这个时候，就到了需要再一次铁腕改革的时刻了。人类历史上的很多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这个和交警吵架的汪俊林，是一个典型的“转轨国家成功人士”。他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原本在一家街道办的集体制药企业工作，这家企业规模小而且亏损严重，濒临倒闭。汪俊林让它起死回生，成长为一家利润丰厚的制药企业，然后借着当时公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顺理成章的把它变成了股份制企业，最后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
随后，他又获得了托管老牌国有企业郎酒集团的权利。在托管一年之后，2002年，资产价值大约17亿的郎酒集团改制，五粮液茅台等大型国有企业想要参与收购，均被排斥在外，最终被只有1亿元资产的宝光药业以总价4亿元、分四年支付的形式收入囊中。此后，郎酒集团大举进军房地产，先在成都华阳买下4000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又在成都双流兴建别墅。
就这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汪俊林就从几乎白手起家，变成了坐拥数十亿资产的富豪。这样的转型，恐怕与汪俊林能够随时打通历任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李春城的电话不无关系。在李被双规以后，汪也随即消失，接受组织调查。
二、审批改革风暴
离开泸州，回到成都主政以后，李春城的这种“以铁腕手段整顿官员作风以改进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基本执政模式很快再次上演。这是一次对全国的诸多地方政府工作机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改革，也就是建立“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代市长的李春城到华西制药厂视察，问厂里的领导：“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华西制药厂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下面的单位，厂长由药学院院长张志荣教授兼任。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就是学院想把制药车间从学院里面搬出去，把教学单位和工厂分开。为此就要找地方新建厂房。因为这个，张志荣跑了两年，盖了83个公章，还是没有审批下来，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张是学者，说话比较直，就说：“我们困难多得不得了，可能政府部门办不了。你们管的只是收税，所以每到年终你们就扯着口袋收税就行了。”
李春城听的一愣——可能他当上副市长以后还从来没听过这么直接的话，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你跟我说，是哪个部门给你卡住了？”
张志荣说：“不是哪一个部门要卡你，是这个体制，因为有很多环节，这个部门也在跑，那个部门也在跑，时间就很长，就拖下来了。为了搞清楚政府的审批要求，我们找七八个人画了一张流程图，一步一步该怎么办，结果画了五天才画好。”
李春城大为震动，把那张图和那些盖满公章的申请材料带走了，回来后挂在自己办公室的，挂了整整一面墙。他盯着那一面墙看，数了一下，华西制药厂这个搬迁计划要审批下来，最少需要118道审批流程。
面对这个问题，李春城处理问题的思维特点再次体现出来，就是喜欢“由点及面，借题发挥”——不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当中分析出来背后的体制原因，从根子上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根绝此类问题。
在泸州抓赌，他可以杀一儆百，把那几个参与赌博的官员加以严惩，对官场作风也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他却把问题上升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的层面，搞了一场全方位的整风运动。这就是李春城的作风。
这次这个华西制药厂审批事件，已经有了83个章，只要他李市长大笔一挥，批示一下：“所有相关部门立即办理，不得拖延。”此事马上就能得到解决。但他还是决定要借此机会搞一个大动作，来一场全面的体制改革，似乎这样才比较“过瘾”。
盯着那张图看了几天之后，他挑了13个“管的最宽”的部门，也就是所谓的强势部门比如规划、国土、建委这些单位，让他们写报告说清楚自己这个部门到底要负责管理审批什么东西。每个部门交上来的报告都很厚，读很久才能读完。十几天后，他琢磨出来八个字：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在李的倡导下，成都市政府成立了“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领导小组”。李自任组长，亲自操刀，一刀下去，砍掉了758项审批项目，占成都市所有审批项目的70%。计委、建委的审批项目减少了70%以上，公安局减少了64%，工商局和规划局减少了20%到30%。后来又陆陆续续砍掉一些。
直到今天，成都市政府对外宣传中，依然可以自豪的声称：“在全国同类型城市中，我市的审批项目是最少的。”所谓同类型，就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一个西部省会城市，审批项目比深圳广州杭州宁波等几乎所有沿海大中型城市的审批项目都要少，这确实很厉害。成都成了中小企业的创业天堂，世界500强投资投资数量排名前三的副省级城市，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经此整改以后，李春城算了一笔账：原来华西制药厂搬迁的审批需要118个公章，现在只需要20个了，原来办了两年办不下来，现在可以在68天内办好。
在此过程中，李春城再次发挥他在泸州抓赌时所表现出来的铁腕，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与干部整风运动结合了起来。
——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安排下，市长是不能够“整风”的，这是市委书记才能有的权力。因为“整风”实际上就是“整人”，经济上、行政上的诸多决策可以交给市长来完成，而干部任用方面的重要决策则须由党委定夺。
2003年6月，李春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掌握了“整人”的权力。7月10日，全市召开“干部作风集中整顿动员大会”，随即成立了“整顿干部作风小组办公室”，李自任小组长，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作风集中整顿。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成了“整顿办”，公布地址电话等公开接受群众举报。
从7月10日到9月10日，成都市各级整顿办共接受群众来电、来信和来访1954件（次），各地各部门共修改制度3025条、新建制度565条、废止制度474条。整顿中，92名作风不正的官员丢官落马，受到严肃查处。
整顿完了之后，9月20日，由紧接着召开“全市干部作风整顿总结暨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从10月起在市级机关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2003年10月21日，成都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见》，主要提出了这么几条整改措施：
1.建立行政决策责任制和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办法，对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
2.各区（市）县和市政府各部门不得设立和变相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审批流程，实行部门内审批和监督分离制度，建立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3.改革审批方式，推行网上审批，增设网上申报，开设网上办事项目，提供便民服务。
4.全面实施人员外出时的职位代理，方便群众办事，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5.加强公务员的诚信评估与道德监督，构建诚信政府。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
6.建立行政投诉中心，各办公场所都必须公布投诉举报途径和电话，使服务对象投诉有门。建立和实施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公开制度，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7.按照市级部门对公众服务、机关服务的程度，分为三类，分别设立不同的评估指标，社会公众的评分要占50％以上。年度绩效评估，与公务员津贴挂钩，根据年度绩效评估考核结果，奖优罚劣。
这样的整顿在今天看来可能没有那么有震撼力，但在2003年的中国西部地区，可谓石破惊天。阻力很大，但最终被推行了下去，成都市——这个偏远的西部省会城市，它的城市竞争力开始迅速从诸多副省级城市中冒出了头来。
三、“拆城书记”
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力度很大效果也好。但外界了解的并不多。真正让李春城在成都以外的地方为普通人所知的，却是他掀起的成都旧城改造运动。
这个工程持续多年，从李春城任副市长期间就开始大力推动，在03年李春城出任市委书记以后进度明显加快。从2003年到2006年三年间的旧城改造面积，就超过了成都过去十多年的旧城改造面积之和。任市委书记的十年之间，李春城几乎把成都市区拆了个遍，老旧低矮的建筑不复存在，一个高楼林立的成都出现在世人面临。李春城也因而获得了“李拆城”的外号。
由于很多对补偿方案不满意的拆迁户到天涯社区等全国性论坛维权，批评成都市政府的大规模拆迁行动，“拆城书记”的名号也就跟着变得广为人知了。最后，李的落马也与在此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密切相关。
但是，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于此。并不是说只要有权钱交易就一定是干坏事——中国政府并未腐败到这样的程度。有很多腐败的官员的情况都是：如果这是一件坏事，给钱也不办；如果是一件应该去做的好事，那么他就会顺便从中捞一点钱，收一点贿赂。这在中国官场的某些人看来，就算是很有良心、有底线的做法了。李春城拆城这个事儿，情况也基本如此。他是很认真的从成都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决策的，但也没有拒绝顺手捞点钱的诱惑。因为他所坐的位置权力太大了，可以调动的资源太多了，只要稍微留一条缝，在不改变战略发展方向的情况下，也随便就能漏出数以亿计的财富出来进入私囊。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在经济腾飞之前，都会伴随着对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改造。这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除李春城外，另外一个因为大规模拆迁而拥有“著名外号”的是武汉市长阮成发，人送外号“满城挖”，上任后立即启动对武汉城市的大拆迁，把整个武汉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但是，随即而来的就是武汉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前所谓“中部塌陷”的格局开始逐渐发生了改变。
深圳2005年前后喊出了“四个不可持续”的口号，随即而来的，就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为后续的发展腾出空间。接下来，就是深圳经济的大转型和大发展，在新一轮互联网创新浪潮中走到了中国的最前列。（注：深圳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六章《永不枯竭的城市创新体系》。）
在这些案例中，目前最有名、争议最大的当属前大同市长耿彦波，上任数年，把大同市以最快的速度拆了一遍，有很多一刀切的强制拆迁，媒体上也不时有负面的报道，而且让政府财政背上了巨大的债务。但是等他调离的时候，无数的大同百姓去围着他的车不让走，因为他们既看到了大同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切身体会到了自己的生活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害怕耿市长走了这种局面会发生逆转。（注：大同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四章《风云市长耿彦波和一座资源枯竭城市的空间再造》）
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管是做产业也好，生活居住也好，旅游服务也好，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空间形态。没有高密度的空间形态，就没有城市，也不会有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发愁空间的问题，不缺地，主要是缺钱、缺技术。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很多中心城市的空间基本饱和了，18亿耕地红线划定以后，可用的建设用地就变得非常稀缺。原来的那些建筑形态，高度、结构、质量都没办法继续支撑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升级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只能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空间再造，为新的产业、新的消费、新的生活创造出来空间。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早在改革开放以前，上个世纪60年，中国工业实现第二次西迁。成都作为当时的重点发展城市，国家布局了大量的工业。当时选择东郊工业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远离主城区的郊外，在这里集中布局工业当然没问题。大大的推动了成都经济的发展，聚集了253家大型工业企业，占据了成都GDP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当年东郊工业区的建设，就是成都城市空间拓展的一大战略性举措。
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工业企业大部分都衰败了，成都的城市扩张已经把这块郊区地块融进了城市核心区域。这个时候，这个工业区就变成了一个占据城市核心空间的地方，但是破旧的厂房和职工宿舍已经没办法为核心城区提供现代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化生活的空间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它曾经是成都的辉煌，为成都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一代成都蓝领工人在这里挥洒过青春和汗水……但是，时代变了，它所占据的这块地周边的交通区位条件是没有办法挪动的。这种情况下，城市要发展，就只能把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彻底改变。
“东调”首先就是原有工业企业的搬迁。这对企业而言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东调过程中，90%涉及搬迁的企业主动迁往龙泉驿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等方向，再一次远离了主城区。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都重点发展机械、电子、建材、食品等加工工业，青白江重点发展化工、冶金工业，把这些老企业放到新的产业园里面去集中发展。在空间上，主城区实现了“退二进三”，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外围城区则强化了优势工业布局。
通过诸如此类的改造，成都的三圈层格局基本形成：第一圈层为主城区，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第二圈层为外围城区，主要发现现代制造业；第三圈层为周边郊县，主要发现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业。成都开始逐渐褪去低矮破旧的老城风貌，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前面这些，都还只能算是小试身手。李春城真正的大手笔，还是他的统筹城乡改革。这是一条贯穿他十年成都执政生涯的主线，他就是依靠着这一条主线，让成都成为了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的明星城市。在此过程中，他做事情的魄力和战略思维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过基本思路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对城市有全局的战略性思考，然后整体规划，以作风整顿和制度变革来铁腕推动。这些东西我在《城市战略家》里面有更详细的分析，不过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就略过不表了。
总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拆城书记”的名声变得越来越响亮起来，成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强劲：在2003年的时候，在成都投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只有广州的零头，而在李春城离开成都的时候，成都已经超过了广州。2003年的时候，国家的空间开发战略里面涉及到西南地区主要是提的重庆都市圈，而在他离开成都的时候，成渝城市群已经写进了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位居第四，排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之后。
但是，与此同时，他个人也在这样巨大的财富资源的调动中，越陷越深了……
李春城，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典型的通过行政层次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官员，深知政府机构运转的奥秘，善于运用财政、人事、宣传等各种手法来推动这个机构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志。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他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作风，干的很起劲。今天很多地方在搞反腐风暴，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整顿，其实换了李春城上，他也肯定会从这里开始作为自己施政的第一步。还有像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不也是十年前李春城就在成都大力推行的吗？他不仅很认真的搞了，而且搞出了很好的效果，把成都的政府效率、经济发展都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天我们搞的各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等改革，很多都是从成都的实践中推广出来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自己也陷入贪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确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http://renrenjingxuan.sinaapp.com/article/14718/十八大以后，第一个落马的部级高官，竟然是李春城。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我在《城市战略家》一书里面，是把他当作富有战略思维的城市改革者来加以介绍的。从2003年到2012年，他治理成都十年，也是成都历史上发展最快、最为耀眼的十年。听说他被双规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被人诬陷了、暗算了？但后来反腐败的风暴越演越烈，才发现他不过是众多落马高官中并不怎么特殊的一个。关于他的贪腐行为，媒体已经报道过不少了，将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揭露出来。本文只说一些贪污之外的事情吧。
春城此人，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为人低调、不苟言笑，说话声音低沉，凡有媒体出席的会议，就埋头读稿，不多说一句话。然而在内部讨论或决策的场合，则说话一针见血，有些咄咄逼人，风格铁腕，认准了目标就坚决推动，很能镇得住人。
我们对李春城的了解和接触，都是在他来四川以后。他之前在东北的有关情况，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作为交换干部到成都来当副市长的。做了三年副市长以后，就被调往成都旁边的泸州任市委书记。
一、泸州整风
这是一次明显的“历练”式委派，并不是真的让他去坐镇泸州，只是为了增加一点资历。对他的提拔，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确定。因为只过了四个月，李春城就被调回成都担任市长，并在一年半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
一般来说，这种短期的历练，当事人都以稳妥为上：反正是熬资历，呆上几个月就走人，前途已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便是。如果搞出大动静来，得罪了人，说不定反而出岔子。
不过，就是这短短四个月的历练，却让李春城在泸州留下了极好的官声，甚至有一些泸州人将其视为泸州建市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任市委书记。
根据一位当时在政府办工作的人士回忆，李春城来到泸州的前几天，还没有安排好住房，临时住在军队招待所。“有人”不知道怎么打听到了他的住所电话，直接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我是一名有良知的泸州人，您来泸州大家都欢迎。但是看你敢不敢对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斗硬？！如果敢，我立即向您举报。”
李回答说：“只要情况属实。不管哪个，我一查到底！”
举报人说：“市委干部在聚众赌博！而且有‘放水钱’（也就是高利贷）的人在旁边‘侍侯’！地点在……”
这段对话后来在泸州官场广为流传。举报人能够及时得知李的电话，直接打给本人而不是打给秘书，并且提供准确的赌博地点，显然是政府内部人士。
李春城放下电话，并不通知市委其他领导，而是直接下令市公安局长带上特警到指定地点，将参与赌博的人全部抓起来。公安局长带着队伍到了现场才发现里面有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官员，无奈也只能全部带走。
李春城并不是简单的“抓赌”了事。在常委会上，他借题发挥式的讲：“我认为泸州经济的发展，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影响泸州经济发展的一切人为障碍、狭隘的部门利益格局等等，都像干部作风问题一样，像×××这样的干部公然聚赌，必须痛下快刀，予以根绝！”
以此为由头，他宣布成立“软环境治理办公室”，对泸州官场进行了一场大整顿。处罚了一大批涉赌的官员，改进政府的官僚作风，取消了一些不规范的乱罚款和乱收费的措施。
在他的严厉整顿之下，至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泸州政府官员被搞的比较紧张，不敢聚众赌博了、办事勤快了，吃拿卡要乱罚款的情况大为减少。看到一些名声很坏的官员受到惩罚，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乱收费乱罚款的事情减少，老百姓自然拍手称快。
——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民心，整顿官场作风显然是见效最快的办法。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首先，李春城是一个做事情很有魄力的人，决策果断而大胆，上任几天就敢于做出这样的动作；第二，他也还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官员。如果要长期主政，可能需要清理一些职位出来重新安排“自己人”，但他只是来短期镀金的，遇到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不管不问，犯不着只呆几个月就把泸州官场给得罪了；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上，他比较重视软环境，尤其是政府效率和干部作风这样的问题。这个思路在他后来主导成都的发展的十年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这样的一次权力表演，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两面性。就在讨论“抓赌”事件的常委会上，李春城点名批评了泸州市交通管理部门的官僚作风问题。所举事例是前几天，有交警把泸州当地一个著名企业家、宝光药业的老板汪俊林的车给拦下来了。原因是这是汪俊林买的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汪俊林当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会要去开，就表示能否先让驾驶员把他送到会场，再把车开回来接受处罚。但交警不同意，两边吵了起来，一怒之下，汪俊林就直接拨通了李春城的手机告状。
官僚作风当然需要整顿。但是纯粹从这个案例来看，交警的决定并无不妥：新车手续不全不能上路，怎么能让你继续开到会场去然后再开回来呢？然而这个违规者，却可以直接给市委书记打电话，然后书记就在常委会上大骂交管部门，让部门领导乌纱帽随时不稳。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以后，该老板再开着手续不全的车在路上横冲直撞，各种闯红灯，谁还敢把他怎么样？
这似乎是铁腕人物推动改革的一个普遍逻辑：在取消某一些特权的同时，却又会树立起另外一种特权；在打倒一批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在他背后又会有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悄然出现。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就否定此类改革。大部分情况是，改革虽然不像当权者许诺的那么美好，但多少会有些进步。相比老的特权，新的特权在一开始会比较收敛，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也不像原来那么稳固。这就为社会普通民众寻找上升空间打开了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过渡期内，一些有才干的普通人可能更容易获得商业或政治上的资源。直到新的利益集团完全发展成熟，阶层再次固化。这个时候，就到了需要再一次铁腕改革的时刻了。人类历史上的很多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这个和交警吵架的汪俊林，是一个典型的“转轨国家成功人士”。他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原本在一家街道办的集体制药企业工作，这家企业规模小而且亏损严重，濒临倒闭。汪俊林让它起死回生，成长为一家利润丰厚的制药企业，然后借着当时公有制企业改制的浪潮，顺理成章的把它变成了股份制企业，最后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
随后，他又获得了托管老牌国有企业郎酒集团的权利。在托管一年之后，2002年，资产价值大约17亿的郎酒集团改制，五粮液茅台等大型国有企业想要参与收购，均被排斥在外，最终被只有1亿元资产的宝光药业以总价4亿元、分四年支付的形式收入囊中。此后，郎酒集团大举进军房地产，先在成都华阳买下4000亩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又在成都双流兴建别墅。
就这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汪俊林就从几乎白手起家，变成了坐拥数十亿资产的富豪。这样的转型，恐怕与汪俊林能够随时打通历任泸州市委书记、成都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李春城的电话不无关系。在李被双规以后，汪也随即消失，接受组织调查。
二、审批改革风暴
离开泸州，回到成都主政以后，李春城的这种“以铁腕手段整顿官员作风以改进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基本执政模式很快再次上演。这是一次对全国的诸多地方政府工作机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改革，也就是建立“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代市长的李春城到华西制药厂视察，问厂里的领导：“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华西制药厂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下面的单位，厂长由药学院院长张志荣教授兼任。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就是学院想把制药车间从学院里面搬出去，把教学单位和工厂分开。为此就要找地方新建厂房。因为这个，张志荣跑了两年，盖了83个公章，还是没有审批下来，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张是学者，说话比较直，就说：“我们困难多得不得了，可能政府部门办不了。你们管的只是收税，所以每到年终你们就扯着口袋收税就行了。”
李春城听的一愣——可能他当上副市长以后还从来没听过这么直接的话，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你跟我说，是哪个部门给你卡住了？”
张志荣说：“不是哪一个部门要卡你，是这个体制，因为有很多环节，这个部门也在跑，那个部门也在跑，时间就很长，就拖下来了。为了搞清楚政府的审批要求，我们找七八个人画了一张流程图，一步一步该怎么办，结果画了五天才画好。”
李春城大为震动，把那张图和那些盖满公章的申请材料带走了，回来后挂在自己办公室的，挂了整整一面墙。他盯着那一面墙看，数了一下，华西制药厂这个搬迁计划要审批下来，最少需要118道审批流程。
面对这个问题，李春城处理问题的思维特点再次体现出来，就是喜欢“由点及面，借题发挥”——不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当中分析出来背后的体制原因，从根子上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根绝此类问题。
在泸州抓赌，他可以杀一儆百，把那几个参与赌博的官员加以严惩，对官场作风也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他却把问题上升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的层面，搞了一场全方位的整风运动。这就是李春城的作风。
这次这个华西制药厂审批事件，已经有了83个章，只要他李市长大笔一挥，批示一下：“所有相关部门立即办理，不得拖延。”此事马上就能得到解决。但他还是决定要借此机会搞一个大动作，来一场全面的体制改革，似乎这样才比较“过瘾”。
盯着那张图看了几天之后，他挑了13个“管的最宽”的部门，也就是所谓的强势部门比如规划、国土、建委这些单位，让他们写报告说清楚自己这个部门到底要负责管理审批什么东西。每个部门交上来的报告都很厚，读很久才能读完。十几天后，他琢磨出来八个字：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在李的倡导下，成都市政府成立了“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领导小组”。李自任组长，亲自操刀，一刀下去，砍掉了758项审批项目，占成都市所有审批项目的70%。计委、建委的审批项目减少了70%以上，公安局减少了64%，工商局和规划局减少了20%到30%。后来又陆陆续续砍掉一些。
直到今天，成都市政府对外宣传中，依然可以自豪的声称：“在全国同类型城市中，我市的审批项目是最少的。”所谓同类型，就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一个西部省会城市，审批项目比深圳广州杭州宁波等几乎所有沿海大中型城市的审批项目都要少，这确实很厉害。成都成了中小企业的创业天堂，世界500强投资投资数量排名前三的副省级城市，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经此整改以后，李春城算了一笔账：原来华西制药厂搬迁的审批需要118个公章，现在只需要20个了，原来办了两年办不下来，现在可以在68天内办好。
在此过程中，李春城再次发挥他在泸州抓赌时所表现出来的铁腕，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与干部整风运动结合了起来。
——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安排下，市长是不能够“整风”的，这是市委书记才能有的权力。因为“整风”实际上就是“整人”，经济上、行政上的诸多决策可以交给市长来完成，而干部任用方面的重要决策则须由党委定夺。
2003年6月，李春城升任成都市委书记，掌握了“整人”的权力。7月10日，全市召开“干部作风集中整顿动员大会”，随即成立了“整顿干部作风小组办公室”，李自任小组长，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作风集中整顿。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成了“整顿办”，公布地址电话等公开接受群众举报。
从7月10日到9月10日，成都市各级整顿办共接受群众来电、来信和来访1954件（次），各地各部门共修改制度3025条、新建制度565条、废止制度474条。整顿中，92名作风不正的官员丢官落马，受到严肃查处。
整顿完了之后，9月20日，由紧接着召开“全市干部作风整顿总结暨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从10月起在市级机关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2003年10月21日，成都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见》，主要提出了这么几条整改措施：
1.建立行政决策责任制和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办法，对违反决策程序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
2.各区（市）县和市政府各部门不得设立和变相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审批流程，实行部门内审批和监督分离制度，建立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3.改革审批方式，推行网上审批，增设网上申报，开设网上办事项目，提供便民服务。
4.全面实施人员外出时的职位代理，方便群众办事，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5.加强公务员的诚信评估与道德监督，构建诚信政府。建立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
6.建立行政投诉中心，各办公场所都必须公布投诉举报途径和电话，使服务对象投诉有门。建立和实施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公开制度，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7.按照市级部门对公众服务、机关服务的程度，分为三类，分别设立不同的评估指标，社会公众的评分要占50％以上。年度绩效评估，与公务员津贴挂钩，根据年度绩效评估考核结果，奖优罚劣。
这样的整顿在今天看来可能没有那么有震撼力，但在2003年的中国西部地区，可谓石破惊天。阻力很大，但最终被推行了下去，成都市——这个偏远的西部省会城市，它的城市竞争力开始迅速从诸多副省级城市中冒出了头来。
三、“拆城书记”
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力度很大效果也好。但外界了解的并不多。真正让李春城在成都以外的地方为普通人所知的，却是他掀起的成都旧城改造运动。
这个工程持续多年，从李春城任副市长期间就开始大力推动，在03年李春城出任市委书记以后进度明显加快。从2003年到2006年三年间的旧城改造面积，就超过了成都过去十多年的旧城改造面积之和。任市委书记的十年之间，李春城几乎把成都市区拆了个遍，老旧低矮的建筑不复存在，一个高楼林立的成都出现在世人面临。李春城也因而获得了“李拆城”的外号。
由于很多对补偿方案不满意的拆迁户到天涯社区等全国性论坛维权，批评成都市政府的大规模拆迁行动，“拆城书记”的名号也就跟着变得广为人知了。最后，李的落马也与在此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密切相关。
但是，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也在于此。并不是说只要有权钱交易就一定是干坏事——中国政府并未腐败到这样的程度。有很多腐败的官员的情况都是：如果这是一件坏事，给钱也不办；如果是一件应该去做的好事，那么他就会顺便从中捞一点钱，收一点贿赂。这在中国官场的某些人看来，就算是很有良心、有底线的做法了。李春城拆城这个事儿，情况也基本如此。他是很认真的从成都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决策的，但也没有拒绝顺手捞点钱的诱惑。因为他所坐的位置权力太大了，可以调动的资源太多了，只要稍微留一条缝，在不改变战略发展方向的情况下，也随便就能漏出数以亿计的财富出来进入私囊。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在经济腾飞之前，都会伴随着对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改造。这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除李春城外，另外一个因为大规模拆迁而拥有“著名外号”的是武汉市长阮成发，人送外号“满城挖”，上任后立即启动对武汉城市的大拆迁，把整个武汉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但是，随即而来的就是武汉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前所谓“中部塌陷”的格局开始逐渐发生了改变。
深圳2005年前后喊出了“四个不可持续”的口号，随即而来的，就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为后续的发展腾出空间。接下来，就是深圳经济的大转型和大发展，在新一轮互联网创新浪潮中走到了中国的最前列。（注：深圳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六章《永不枯竭的城市创新体系》。）
在这些案例中，目前最有名、争议最大的当属前大同市长耿彦波，上任数年，把大同市以最快的速度拆了一遍，有很多一刀切的强制拆迁，媒体上也不时有负面的报道，而且让政府财政背上了巨大的债务。但是等他调离的时候，无数的大同百姓去围着他的车不让走，因为他们既看到了大同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切身体会到了自己的生活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害怕耿市长走了这种局面会发生逆转。（注：大同的案例参考《城市战略家》第四章《风云市长耿彦波和一座资源枯竭城市的空间再造》）
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管是做产业也好，生活居住也好，旅游服务也好，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空间形态。没有高密度的空间形态，就没有城市，也不会有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发愁空间的问题，不缺地，主要是缺钱、缺技术。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很多中心城市的空间基本饱和了，18亿耕地红线划定以后，可用的建设用地就变得非常稀缺。原来的那些建筑形态，高度、结构、质量都没办法继续支撑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升级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只能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空间再造，为新的产业、新的消费、新的生活创造出来空间。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早在改革开放以前，上个世纪60年，中国工业实现第二次西迁。成都作为当时的重点发展城市，国家布局了大量的工业。当时选择东郊工业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远离主城区的郊外，在这里集中布局工业当然没问题。大大的推动了成都经济的发展，聚集了253家大型工业企业，占据了成都GDP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当年东郊工业区的建设，就是成都城市空间拓展的一大战略性举措。
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工业企业大部分都衰败了，成都的城市扩张已经把这块郊区地块融进了城市核心区域。这个时候，这个工业区就变成了一个占据城市核心空间的地方，但是破旧的厂房和职工宿舍已经没办法为核心城区提供现代工业服务业和现代化生活的空间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它曾经是成都的辉煌，为成都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一代成都蓝领工人在这里挥洒过青春和汗水……但是，时代变了，它所占据的这块地周边的交通区位条件是没有办法挪动的。这种情况下，城市要发展，就只能把这块土地上的建筑彻底改变。
“东调”首先就是原有工业企业的搬迁。这对企业而言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东调过程中，90%涉及搬迁的企业主动迁往龙泉驿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等方向，再一次远离了主城区。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都重点发展机械、电子、建材、食品等加工工业，青白江重点发展化工、冶金工业，把这些老企业放到新的产业园里面去集中发展。在空间上，主城区实现了“退二进三”，为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外围城区则强化了优势工业布局。
通过诸如此类的改造，成都的三圈层格局基本形成：第一圈层为主城区，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第二圈层为外围城区，主要发现现代制造业；第三圈层为周边郊县，主要发现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加工业。成都开始逐渐褪去低矮破旧的老城风貌，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前面这些，都还只能算是小试身手。李春城真正的大手笔，还是他的统筹城乡改革。这是一条贯穿他十年成都执政生涯的主线，他就是依靠着这一条主线，让成都成为了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的明星城市。在此过程中，他做事情的魄力和战略思维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过基本思路是一直没有变的，就是对城市有全局的战略性思考，然后整体规划，以作风整顿和制度变革来铁腕推动。这些东西我在《城市战略家》里面有更详细的分析，不过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就略过不表了。
总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拆城书记”的名声变得越来越响亮起来，成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强劲：在2003年的时候，在成都投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只有广州的零头，而在李春城离开成都的时候，成都已经超过了广州。2003年的时候，国家的空间开发战略里面涉及到西南地区主要是提的重庆都市圈，而在他离开成都的时候，成渝城市群已经写进了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位居第四，排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之后。
但是，与此同时，他个人也在这样巨大的财富资源的调动中，越陷越深了……
李春城，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典型的通过行政层次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官员，深知政府机构运转的奥秘，善于运用财政、人事、宣传等各种手法来推动这个机构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志。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他反腐败、反官僚主义作风，干的很起劲。今天很多地方在搞反腐风暴，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整顿，其实换了李春城上，他也肯定会从这里开始作为自己施政的第一步。还有像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不也是十年前李春城就在成都大力推行的吗？他不仅很认真的搞了，而且搞出了很好的效果，把成都的政府效率、经济发展都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天我们搞的各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等改革，很多都是从成都的实践中推广出来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自己也陷入贪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确实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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