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历史上第一次生物武器战争

历史上第一次生物武器战争



(2005-02-21 15:02:25)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金陵瞭望报道】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人们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一)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提及，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这些捆缚的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所谓法术（时称“诅”或“蛊”）的，即染上草原特有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用以阻敌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对于这种生化战的后果，《通鉴》记载有：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24岁就病死了。《汉书》本传记：“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可见，不带粮草的霍去病部队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结果多染疾疫。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汉武帝后期，国中数起大疫，引起武帝对来自匈奴的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他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后来引发了“巫蛊之祸”。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的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后因扩大化、株连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可以认为，这是由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
(二)
对于匈奴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伤寒，当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疫手段，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200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20年就到应验。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极为猛烈，次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机“以妖术教授。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这次起义，中经三国分裂，至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止，战乱分裂持续80余年。而其间，瘟疫仍反复发作不已。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5650万，80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1600余万，锐减了四分之三。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名士贵族也多夭折短寿。魏文帝曹丕在《答吴质书》中曾悲叹：“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
匈奴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　■ 奇 涛
(编辑　丹妮)历史上第一次生物武器战争



(2005-02-21 15:02:25)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
【金陵瞭望报道】　21世纪，人类可能面临的战争形态是不对称战争。利用某些种类的新、危病毒进行生物战争，可能成为这种战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战争手段可以在隐秘的条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时期内给对手造成经济、政治和生命的严重破坏。对此，善良的人们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一)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提及，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这些捆缚的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所谓法术（时称“诅”或“蛊”）的，即染上草原特有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用以阻敌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对于这种生化战的后果，《通鉴》记载有：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后，年仅24岁就病死了。《汉书》本传记：“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可见，不带粮草的霍去病部队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结果多染疾疫。现在看来，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汉武帝后期，国中数起大疫，引起武帝对来自匈奴的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他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后来引发了“巫蛊之祸”。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的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后因扩大化、株连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争，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可以认为，这是由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
(二)
对于匈奴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伤寒，当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疫手段，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200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名医张仲景总结治疗疫病经验写成名著《伤寒论》，就是从中医学上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20年就到应验。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极为猛烈，次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机“以妖术教授。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这次起义，中经三国分裂，至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止，战乱分裂持续80余年。而其间，瘟疫仍反复发作不已。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统计全国人口5650万，80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统计，全国人口仅有1600余万，锐减了四分之三。
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名士贵族也多夭折短寿。魏文帝曹丕在《答吴质书》中曾悲叹：“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
匈奴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　■ 奇 涛
(编辑　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