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在朝鲜战争中对志愿军发动细菌战

美国发动细菌战危及志愿军 中国决策慎重而严肃
来源：人民网 |2013年05月02日14:58
原标题[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的历史考察]

资料图：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宣传画。[保存到相册]
反细菌战不是中朝苏发动的政治宣传
从中国方面现存的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两个结论：
一：反细菌战决不是当时中朝苏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目的也不是迫使美国改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处理战俘问题的原则。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进行反细菌战斗争，“基本的任务有二，一是拿出科学证据，揭露敌人罪行，并找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规律，这就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并改善我们的卫生环境，以杜绝传染病的流行，这就需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这是对反细菌战斗争的目的与动机最好的概括。
反细菌战斗争持续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两个阶段。2－3月是启动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防疫组织，设立检疫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检验研究中心，筹措、生产防疫药品与器材和发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3－8月是全面展开阶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种专家对美军撒播的带菌昆虫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反复检验与分析研究，以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付美军大规模的细菌战。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但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中朝军民可以说是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尽管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宣传动员规模也很大，但都不是反细菌战斗争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控诉和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目的有三：一是向全世界揭露美国的罪行，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遏止和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细菌战；二是动员和教育人民，认清美国的本质，进而行动起来，投入反细菌战斗争；三是找出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手段与规律，彻底粉碎美国向中朝方面施加新的战争压力的企图，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点，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二：现存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足以证明，美国军队确曾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自从中朝政府发出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控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此为“政治宣传”，西方一些学者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认定中朝方面所列举的证据、进行的检验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们不仅完全否认了中国政府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结论，否认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而且彻底否定了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率领的由不同国家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李约瑟等参与调查的科学家回国后，受到来自各方的无端攻击与谩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对敌人到底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事实认定，始终非常慎重，始终把科学的检验工作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反细菌战的基本任务之一。从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放带菌昆虫，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就立即把检验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4月中旬，先后派出三批50余名国内最杰出的医学、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专家连同苏联派出的9名高级专家，赴朝鲜和东北进行现场考察，并设立专门的试验室，进行检验和研究工作。在京沪也设立了专门的检验机构，进行各种验证工作。
1952年3月3日，总后勤部卫生部报告：从美军飞机投放的昆虫中，“前方卫生机构已检查出者有鼠疫与霍乱菌。北京检查出者有类似Q热与恙虫病的病原体，尚待最后确定，可能还有其他病原细菌未能检出”。
3月下旬，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中国科学家到达朝鲜后，经过实地考察、验证，认为：志愿军所收集的标本和“防疫队所做的各种化验是非常丰富和成功的”，“基本打消了”专家们“所怀的疑团”，因为美军撒毒的容器找到了；昆虫标本经过化验后，确定带有鼠疫等数种病菌，“而且这些化验是无懈可击的”；各地出现死亡事件，死者经解剖与化验后，确定为患鼠疫。
据统计，在反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这次对病菌的检验工作，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集合各种专家（包括细菌专家、病理专家、流行病专家、昆虫专家、药学专家、兽医专家、动物学家，等等）进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攻关。这些专家大多毕业于西方著名大学，或有过在西方著名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经历与经验。
曾经参加过检验工作的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教授回忆说：一次，他与陈世骧教授发现东北军区卫生部提交的报告中，根据一位教授的结论，把一种正常出现的“摇蚊”作为了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而事实上，这类“摇蚊”是不叮咬人的，即使带了细菌也不会在人群中传染疾病。他们马上向有关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那位教授的结论。但东北军区卫生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直接向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反映情况，竺可桢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陈世骧和陆宝麟严谨治学、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卫生部，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错了!事实不准确，斗争如何取得胜利？国际斗争，对敌斗争，容不得半点虚假。”
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检验成果的科学性，也因此能够经受住最苛刻的挑剔与验证。当然，由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特点，“一是大规模的，二是带有试验性的，三是极其复杂的”，囿于当时中苏两国的科学水平，的确有一些昆虫中所携带的病菌没有被检验出来，但已经检验出并得到验证的科学结果，足以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过细菌战。
总之，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都证明：美国的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过细菌战，这一结论是无法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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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细菌战危及志愿军 中国决策慎重而严肃
来源：人民网 |2013年05月02日14:58
原标题[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的历史考察]

资料图：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宣传画。[保存到相册]
反细菌战不是中朝苏发动的政治宣传
从中国方面现存的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两个结论：
一：反细菌战决不是当时中朝苏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目的也不是迫使美国改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处理战俘问题的原则。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进行反细菌战斗争，“基本的任务有二，一是拿出科学证据，揭露敌人罪行，并找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规律，这就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并改善我们的卫生环境，以杜绝传染病的流行，这就需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这是对反细菌战斗争的目的与动机最好的概括。
反细菌战斗争持续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两个阶段。2－3月是启动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防疫组织，设立检疫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检验研究中心，筹措、生产防疫药品与器材和发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3－8月是全面展开阶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种专家对美军撒播的带菌昆虫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反复检验与分析研究，以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付美军大规模的细菌战。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但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中朝军民可以说是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尽管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宣传动员规模也很大，但都不是反细菌战斗争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控诉和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目的有三：一是向全世界揭露美国的罪行，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遏止和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细菌战；二是动员和教育人民，认清美国的本质，进而行动起来，投入反细菌战斗争；三是找出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手段与规律，彻底粉碎美国向中朝方面施加新的战争压力的企图，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点，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二：现存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足以证明，美国军队确曾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自从中朝政府发出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控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此为“政治宣传”，西方一些学者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认定中朝方面所列举的证据、进行的检验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们不仅完全否认了中国政府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结论，否认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而且彻底否定了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率领的由不同国家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李约瑟等参与调查的科学家回国后，受到来自各方的无端攻击与谩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对敌人到底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事实认定，始终非常慎重，始终把科学的检验工作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反细菌战的基本任务之一。从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放带菌昆虫，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就立即把检验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4月中旬，先后派出三批50余名国内最杰出的医学、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专家连同苏联派出的9名高级专家，赴朝鲜和东北进行现场考察，并设立专门的试验室，进行检验和研究工作。在京沪也设立了专门的检验机构，进行各种验证工作。
1952年3月3日，总后勤部卫生部报告：从美军飞机投放的昆虫中，“前方卫生机构已检查出者有鼠疫与霍乱菌。北京检查出者有类似Q热与恙虫病的病原体，尚待最后确定，可能还有其他病原细菌未能检出”。
3月下旬，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中国科学家到达朝鲜后，经过实地考察、验证，认为：志愿军所收集的标本和“防疫队所做的各种化验是非常丰富和成功的”，“基本打消了”专家们“所怀的疑团”，因为美军撒毒的容器找到了；昆虫标本经过化验后，确定带有鼠疫等数种病菌，“而且这些化验是无懈可击的”；各地出现死亡事件，死者经解剖与化验后，确定为患鼠疫。
据统计，在反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这次对病菌的检验工作，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集合各种专家（包括细菌专家、病理专家、流行病专家、昆虫专家、药学专家、兽医专家、动物学家，等等）进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攻关。这些专家大多毕业于西方著名大学，或有过在西方著名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经历与经验。
曾经参加过检验工作的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教授回忆说：一次，他与陈世骧教授发现东北军区卫生部提交的报告中，根据一位教授的结论，把一种正常出现的“摇蚊”作为了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而事实上，这类“摇蚊”是不叮咬人的，即使带了细菌也不会在人群中传染疾病。他们马上向有关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那位教授的结论。但东北军区卫生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直接向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反映情况，竺可桢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陈世骧和陆宝麟严谨治学、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卫生部，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错了!事实不准确，斗争如何取得胜利？国际斗争，对敌斗争，容不得半点虚假。”
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检验成果的科学性，也因此能够经受住最苛刻的挑剔与验证。当然，由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特点，“一是大规模的，二是带有试验性的，三是极其复杂的”，囿于当时中苏两国的科学水平，的确有一些昆虫中所携带的病菌没有被检验出来，但已经检验出并得到验证的科学结果，足以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过细菌战。
总之，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都证明：美国的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过细菌战，这一结论是无法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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