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谎言的集体制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39:08
谎言的集体制作
——“仁安羌大捷”谎言释读（四）
卢洁峰
在《仁安羌解围战考》中，笔者专辟一章简要回顾以往相关著述，摘要如下：
一、官书、档案文献、专著
（一） 台湾的官书（此略）
（二）档案文献（此略）
（三） 专著
1. 戴广德的《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
戴广德是当日贵阳《中央日报》的随军记者，他的特殊身份和他的这本《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使其成为演绎缅甸之战的“专家”，其著述亦因此而具有了“天然”的权威性。
戴广德显然没有到过仁安羌及其附近地区，也没有认真细看当地地图，以致对仁安羌油田、拼墙河、拼墙河大桥、因河、马格威等多个战斗关联地点地理位置的描述，均与事实不符。
戴广德在书中称：被围英军“三天没有水喝了”；仅在拼墙河北岸的战斗中，113团缴获日军的大量战利品就“装满辎重的卡车一百二十余辆，战马二百余匹，步机枪三百余枝。我军掳获战利品中尚有盛满热饭的东洋饭盒五百余个。敌人煮好的饭没来得及吃就溃逃了”。
查当日日军纪录，1942年4月16日夜至17日夜这段时间，进占拼墙河北岸的日军，只有第三十三师团214联队的第三大队一个大队约1000人。这支1000人的部队，除了“步机枪三百余枝”、“战马二百余匹”以外，还有什么装备能够让113团缴获并“装满辎重的卡车一百二十余辆”？这突然出现在拼墙河北岸公路上的“一百二十余辆”辎重车又从何而来？是英军配给？还是日军214联队第三大队所遗弃，或者干脆无中生有？至于那“五百余个”“盛满热饭的东洋饭盒”，则让人闻之无不食指大动！
戴广德在书中还称：113团仁安羌解救英军“这一战，击溃敌第三十三师团二一四、二一五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辎重兵中队。毙敌……一千二百余人……被围的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被解救脱险”。
1942年4月17日至19日之间，装备简陋、缺乏后勤保障、仅有800余官兵的新三十八师113团，竟能取得如戴广德所言之惊人战绩，是超乎军事常理的，只能误导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人。
2. 戴孝庆、罗洪彰主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1941-1945》
在1990年代相对封闭的历史条件下，戴孝庆、罗洪彰主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1941-1945》不失为中国内地以台湾、日本以及英、美专门机构或专家学者的史著以及国内的相关史料为依据，展示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历史之嚆矢。然而，书中的引述和引文，往往未能忠于原著。其关于“仁安羌大捷”的记述，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比如，该书编著者完全不明白“宾河”（拼墙河，Pin Chong）的具体地理位置，并将南北相隔约50km的宾河与因河混为一谈。因此，该书所述之日军与英军围绕“宾河”所展开的各种战斗，从4月12日就已经开始。这一“始发性”错误，导致其所引用的各种史料频频“撞车”，自相矛盾，越写越糊涂。为此，该书编著者不得不违背史学原则，编造各种故事用以“自拔”。聊举数例，如下：
（1）英军早在4月12日就已经“渡过宾河”，“向仁安羌挺进”。
（2）4月14日，日军荒木部队（213联队）就已经“打到宾河，击溃了宾河南岸的英印守军”。
（3）“仁安羌战役”前后历经7天。早在4月14日，英缅第一军团司令斯利姆就已经下令炸毁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
（4）日军被113团打得退出仁安羌，直至4月25日才重新占领仁安羌。
……
上述4条，均不值一驳。其一，宾河（拼墙河，Pin Chong）紧靠仁安羌北侧，英军自南往北撤退向仁安羌，根本无需“渡过宾河”。其二，4月14日，荒木部队（213联队）的作战位置在马圭南面的“因河”，并非仁安羌北侧之“宾河”；4月17日凌晨2时30分，荒木部队攻取马圭之后，于19日下午才进抵仁安羌。其三，仁安羌解围战历时两昼夜，并非戴书所言之“前后历经7天”；史利姆是4月15日才自拼墙河北岸的英缅第一军团总部老驻地，前往南岸的仁安羌检查油田的毁坏准备工作的。15日13时，史利姆给油公司下达破坏油田的命令。油公司高层Forster（福斯特）马上执行命令，烧毁了储油区的100万加仑原油。但为保障稍埠油田的生产，他们并没有破坏仁安羌的发电厂房。其四，与113团和英军对战的作间部队（214联队，18日傍晚前欠第一大队），作战期间并没有退出过仁安羌；213联队和215联队，也于4月19日下午和20日晨，英军出围后分别进抵仁安羌。称日军“直至4月25日才重新占领仁安羌”，纯属凭空捏造。
总之，此书关于“仁安羌大捷”的记述，完全不可信
谎言的集体制作
——“仁安羌大捷”谎言释读（四）
卢洁峰
在《仁安羌解围战考》中，笔者专辟一章简要回顾以往相关著述，摘要如下：
一、官书、档案文献、专著
（一） 台湾的官书（此略）
（二）档案文献（此略）
（三） 专著
1. 戴广德的《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
戴广德是当日贵阳《中央日报》的随军记者，他的特殊身份和他的这本《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使其成为演绎缅甸之战的“专家”，其著述亦因此而具有了“天然”的权威性。
戴广德显然没有到过仁安羌及其附近地区，也没有认真细看当地地图，以致对仁安羌油田、拼墙河、拼墙河大桥、因河、马格威等多个战斗关联地点地理位置的描述，均与事实不符。
戴广德在书中称：被围英军“三天没有水喝了”；仅在拼墙河北岸的战斗中，113团缴获日军的大量战利品就“装满辎重的卡车一百二十余辆，战马二百余匹，步机枪三百余枝。我军掳获战利品中尚有盛满热饭的东洋饭盒五百余个。敌人煮好的饭没来得及吃就溃逃了”。
查当日日军纪录，1942年4月16日夜至17日夜这段时间，进占拼墙河北岸的日军，只有第三十三师团214联队的第三大队一个大队约1000人。这支1000人的部队，除了“步机枪三百余枝”、“战马二百余匹”以外，还有什么装备能够让113团缴获并“装满辎重的卡车一百二十余辆”？这突然出现在拼墙河北岸公路上的“一百二十余辆”辎重车又从何而来？是英军配给？还是日军214联队第三大队所遗弃，或者干脆无中生有？至于那“五百余个”“盛满热饭的东洋饭盒”，则让人闻之无不食指大动！
戴广德在书中还称：113团仁安羌解救英军“这一战，击溃敌第三十三师团二一四、二一五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辎重兵中队。毙敌……一千二百余人……被围的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被解救脱险”。
1942年4月17日至19日之间，装备简陋、缺乏后勤保障、仅有800余官兵的新三十八师113团，竟能取得如戴广德所言之惊人战绩，是超乎军事常理的，只能误导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人。
2. 戴孝庆、罗洪彰主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1941-1945》
在1990年代相对封闭的历史条件下，戴孝庆、罗洪彰主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1941-1945》不失为中国内地以台湾、日本以及英、美专门机构或专家学者的史著以及国内的相关史料为依据，展示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历史之嚆矢。然而，书中的引述和引文，往往未能忠于原著。其关于“仁安羌大捷”的记述，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比如，该书编著者完全不明白“宾河”（拼墙河，Pin Chong）的具体地理位置，并将南北相隔约50km的宾河与因河混为一谈。因此，该书所述之日军与英军围绕“宾河”所展开的各种战斗，从4月12日就已经开始。这一“始发性”错误，导致其所引用的各种史料频频“撞车”，自相矛盾，越写越糊涂。为此，该书编著者不得不违背史学原则，编造各种故事用以“自拔”。聊举数例，如下：
（1）英军早在4月12日就已经“渡过宾河”，“向仁安羌挺进”。
（2）4月14日，日军荒木部队（213联队）就已经“打到宾河，击溃了宾河南岸的英印守军”。
（3）“仁安羌战役”前后历经7天。早在4月14日，英缅第一军团司令斯利姆就已经下令炸毁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
（4）日军被113团打得退出仁安羌，直至4月25日才重新占领仁安羌。
……
上述4条，均不值一驳。其一，宾河（拼墙河，Pin Chong）紧靠仁安羌北侧，英军自南往北撤退向仁安羌，根本无需“渡过宾河”。其二，4月14日，荒木部队（213联队）的作战位置在马圭南面的“因河”，并非仁安羌北侧之“宾河”；4月17日凌晨2时30分，荒木部队攻取马圭之后，于19日下午才进抵仁安羌。其三，仁安羌解围战历时两昼夜，并非戴书所言之“前后历经7天”；史利姆是4月15日才自拼墙河北岸的英缅第一军团总部老驻地，前往南岸的仁安羌检查油田的毁坏准备工作的。15日13时，史利姆给油公司下达破坏油田的命令。油公司高层Forster（福斯特）马上执行命令，烧毁了储油区的100万加仑原油。但为保障稍埠油田的生产，他们并没有破坏仁安羌的发电厂房。其四，与113团和英军对战的作间部队（214联队，18日傍晚前欠第一大队），作战期间并没有退出过仁安羌；213联队和215联队，也于4月19日下午和20日晨，英军出围后分别进抵仁安羌。称日军“直至4月25日才重新占领仁安羌”，纯属凭空捏造。
总之，此书关于“仁安羌大捷”的记述，完全不可信
3. 徐康明的《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
该书关于“仁安羌大捷”的演绎，不仅没有摆脱旧说之窠臼，仍然沿用《缅甸荡寇志》、《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等往述旧说上的错误记录和讹传，而且还变本加厉，首创、添加了很多戏剧性的丰富联想和大量不实描写。
比如，徐康明称：4月19日晨，仁安羌“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在枪炮声中燃起熊熊大火，火势随着油流四处蔓延。敌我双方在烈火硝烟中混战。我军官兵涉水过河时衣服被打湿，在火战中反而有利。孙立人将军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和上风口，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旦“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在枪炮声中燃起熊熊大火”，随之而来者，必然是“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的自爆。倘若真如徐康明所形容者，仁安羌战场早就变成一个弹药库和火海了，“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的自爆、石油“四处蔓延”遍地燃烧所产生的上千度高温，岂是涉水打湿的衣裳所能抵挡？在上千度超高温和“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自爆的火场中，113团官兵以及日军214联队，早就化作灰烬，还用得着激战、争夺什么501高地吗？
又，前“戴书”不是说4月14日史利姆已经“下令炸毁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了吗？何以此后之“徐书”却言4月19日，仁安羌“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在枪炮声中燃起熊熊大火”？是英军没有执行史利姆的命令炸毁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还是被炸毁的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在短短的5天之内自动修复，以备“19日”再次爆炸？
言归“徐书”。叙述中，徐康明还刻意贬低英军，称：“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后，在包围圈内的英缅军却按兵不动，坐等救援。直到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仍不见英缅军行动。孙立人暗暗吃惊，先派一个连前往侦察，随即又亲自到英缅军的阵地了解情况……”
被围英军究竟有没有参战、自救？史利姆在《反败为胜》中说：“有”。日军也坦承：4月18日晨，英军4000主力部队到达仁安羌东北部，并在Twingon隘口的山砲兵第三大队阵地前与之接火；19日晨，英军战车不断地向背靠501高地的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并一度“侵入”其砲兵主阵地；113团在拼墙河渡口自北往南向仁安羌北部之敌发起的攻击，与英军在仁安羌内自南往北的突围攻击，使据守仁安羌北部的日军214联队（18日傍晚前欠第一大队）一直陷于南北受敌的苦战中。徐康明罔顾事实，凭空杜撰这样一个“英军按兵不动，坐等救援”的情节，难以服人。
此外，该书关于19日凌晨4点，张琦营长在向501高地冲锋过程中，号召全营官兵“跟我冲，胸膛中弹是英雄，屁股中弹是狗熊”的那段近百字的话语，也纯属徐康明首创。徐康明在该书中首创和添加的仁安羌虚假情节还有很多，不赘。
在缅甸防御战中，国军并非无所作为，第五军的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九十六师均有十分出色的表现。不是中国军队不能打、不善战，而是日军太强大——武器装备之齐全，作战计划之完备及具远见，作战准备之充分，作战指挥之高度统一有效，以及绝对的制空权，都是盟军一方、中国远征军一方所望尘莫及的。
英军弃缅预谋在前并故意谎报军情，史迪威则下车伊始，急于为其个人建功立业，认为“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的最好办法”。故多次以英军力量薄弱，如不增援，将被击垮为由，屡屡作出违背军事常识的决策，肆意分割中国军队，以掩护英军撤退。先是令中国军队在同古、标贝、平满纳一带血战牵制和消耗大量日军的战力，后又以“乔克巴党地区有大量的日军”为由，强令二〇〇师及新二十二师向乔克巴党地区集结，以掩护英军继续向西北撤入印度。杜聿明因此而与史迪威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综观缅甸防御战中国军队的全部战斗，几乎都是为掩护英军西撤而展开的。日军乘虚在缅东高原山地中秘密推进，10天突进600km，打到腊戍，切断我远征军回国之路，以致各部队不得不四散溃退，损失惨重。中国人竟然长期不敢正视这一事实，被英人及史迪威卖了，还帮助英人及史迪威数钱，甘当冤大头，怪谁？
作为缅战历史研究专家的徐康明，罔顾事实，不惜牺牲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肆意虚构“仁安羌大捷”的情节，岂止是帮助英人及史迪威数钱？
限于篇幅，其余类同的书籍，恕不一一列举。
二、军事官僚的回忆、记述
（一）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此略）
（二）王楚英的《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
何宇曾对王楚英的《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有一个评价：“王在1941年任驻滇参谋团上尉参谋，曾被派驻英军，后驻史迪威处的联络参谋。此文意欲全面报道两次缅战，而事非亲历。则成泛论，难以写实。但其亲历之回忆多足摘编者。”
在笔者看来，由于王楚英此文叙事多用夸张不实之词，往往将其些少个人亲历，作放大升级处理，因此，漏洞百出，甚至荒诞不经。其关于仁安羌解围战的记述，更是一个东拼西凑、加油添醋的传说大杂烩。该文所称“斯利姆则直接赶到皎勃东向孙立人求救。史迪威即派梅里尔、费尔德和我带着他的命令连夜驱车送达，并要我们监督其实施”；“该团孙继光团长率突击队先行，袭取北岸桥头堡”；孙立人“自率新三十八师主力乘汽车急驰，由纳玛北侧强渡宾河，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激战一昼夜，敌被击溃，我于十八日午后克仁安羌，歼敌三千余人，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向马圭逃窜……并救出被日军俘去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等共五百余人”，则纯属凭空捏造。理由如下：
1. 英军的救援请求是由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于1942年4月15日的眉苗会议上向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提出，而非由斯利姆在皎勃东（Kyaukpadaung）向孙立人提出的。中英双方军队传递命令，交涉事由，均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礼节。当日，奉命与英缅第一军团长斯利姆联络前往仁安羌救援英军事宜的，是新三十八师参谋长、副师长何钧衡将军。
2. 王楚英并没有讲清楚他们驱车送“史迪威命令”给谁？王文发表于1980年代，当年参加仁安羌解围战的113团官兵还大有人在；参加缅甸防御战的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还大有人在。如果王楚英等确实驱车将“史迪威命令”送给孙立人、齐学启、何钧衡或者刘放吾，何不指名道姓讲出来？正是因为无中生有，王楚英才需要含糊其辞。史迪威本人则从未提及他在仁安羌解围战中曾经给孙立人、113团下达过作战命令。王楚英横加一个“送命令”的情节，只是为了显示他与史迪威的关系，大有挟史迪威以自重之嫌。
3. 113团团长是刘放吾，并非乌有之“孙继光”。
4. 该文关于仁安羌解围战的整个经过和战绩，全为王楚英所凭空捏造。笔者敢出此言，理据如下：第一，战斗开始前，孙立人以及113团全部位于拼墙河北岸8km处的攻击准备位置上，而非位于王楚英所言之“纳玛”（纳冒，Natmonk）。
第二，“纳玛”在拼墙河上游东外侧山地以南约30km处，西距拼墙河下游的仁安羌约50km。换言之，仁安羌与“纳玛”都位于拼墙河南岸；如果事实真如王楚英所言，孙立人率领113团“由纳玛北侧强渡宾河”，所抵达者，则只能是拼墙河的北岸，绝非位于拼墙河南岸的仁安羌。设若按照王楚英的这一“路线图”重组当日孙师113团移动及作战的经过，势必出现如下场景——位于拼墙河上游南岸数十公里以外的“纳玛”的孙师113团，舍近求远，不是直接西向取道进攻同在拼墙河南岸的仁安羌内之日军，而是自纳冒先行北上30km，到达拼墙河上游东外侧山地之后，再折向西；从山地下来，沿拼墙河南岸西行约50km抵达拼墙河下游（仁安羌北部）后，不是直接攻击位于拼墙河南岸的仁安羌北部当面之敌，而是多此一举地“强渡宾河”到我军所控制的拼墙河北岸，后又因敌人在南岸而必须从北岸二次“强渡”返回南岸，才能“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愚蠢的“军事行动”吗？
第三，关于日军的伤亡数字，当事人新三十八师向罗卓英、林蔚等的报告都仅仅称“敌伤亡五百余人”，而王楚英却信口开河，将其夸大为“歼敌三千余人，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并且“向马圭逃窜”。须知，当日在仁安羌与113团及英军对战的日军214联队，只有3800人（18日傍晚前欠第一大队，只有2800人）。倘若真如王楚英所言者“歼敌三千余人”，日军214联队岂非几被全歼？既然如此，还有谁需要“向马圭逃窜”？此外，熟悉日军的人都知道，除非万不得已，日军是不会遗尸战场的。
王楚英关于仁安羌解围战的记述，违背了起码的军事常识，错乱了仁安羌及其相关地点的地理位置，背离了整个仁安羌解围战的基本事实，故完全不足采信。
（三）沈定的《军委会参谋团与滇缅抗战》（此略）
三、新三十八师本部幕僚及权威专家的著述（此略）
（二）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
孙克刚本人并没有具体参加仁安羌解围战，当日，只是根据刘放吾所报之仁安羌“战斗详报”以及中方宣传需要来“书写”仁安羌一役。故书中对仁安羌解围战的“记述”，简略而不准确。《缅甸荡寇志》的最大亮点就是率先提出了“仁安羌大捷”的“命题”，回应了当时国人、国军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故具有广泛而强劲的传播力。以致几乎所有的后来者，包括研究者、著述者，甚至连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及其绝大部分幸存部属，均以《缅甸荡寇志》上对“仁安羌大捷”的描述为圭臬，统一口径，并勉力填补其漏洞，以致衍生出更多的讹误来。
该书关于“仁安羌大捷”的演绎，不仅没有摆脱旧说之窠臼，仍然沿用《缅甸荡寇志》、《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等往述旧说上的错误记录和讹传，而且还变本加厉，首创、添加了很多戏剧性的丰富联想和大量不实描写。
比如，徐康明称：4月19日晨，仁安羌“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在枪炮声中燃起熊熊大火，火势随着油流四处蔓延。敌我双方在烈火硝烟中混战。我军官兵涉水过河时衣服被打湿，在火战中反而有利。孙立人将军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和上风口，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旦“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在枪炮声中燃起熊熊大火”，随之而来者，必然是“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的自爆。倘若真如徐康明所形容者，仁安羌战场早就变成一个弹药库和火海了，“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的自爆、石油“四处蔓延”遍地燃烧所产生的上千度高温，岂是涉水打湿的衣裳所能抵挡？在上千度超高温和“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自爆的火场中，113团官兵以及日军214联队，早就化作灰烬，还用得着激战、争夺什么501高地吗？
又，前“戴书”不是说4月14日史利姆已经“下令炸毁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了吗？何以此后之“徐书”却言4月19日，仁安羌“遍地的油管、油罐、油桶在枪炮声中燃起熊熊大火”？是英军没有执行史利姆的命令炸毁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还是被炸毁的仁安羌的所有油田设施，在短短的5天之内自动修复，以备“19日”再次爆炸？
言归“徐书”。叙述中，徐康明还刻意贬低英军，称：“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后，在包围圈内的英缅军却按兵不动，坐等救援。直到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仍不见英缅军行动。孙立人暗暗吃惊，先派一个连前往侦察，随即又亲自到英缅军的阵地了解情况……”
被围英军究竟有没有参战、自救？史利姆在《反败为胜》中说：“有”。日军也坦承：4月18日晨，英军4000主力部队到达仁安羌东北部，并在Twingon隘口的山砲兵第三大队阵地前与之接火；19日晨，英军战车不断地向背靠501高地的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并一度“侵入”其砲兵主阵地；113团在拼墙河渡口自北往南向仁安羌北部之敌发起的攻击，与英军在仁安羌内自南往北的突围攻击，使据守仁安羌北部的日军214联队（18日傍晚前欠第一大队）一直陷于南北受敌的苦战中。徐康明罔顾事实，凭空杜撰这样一个“英军按兵不动，坐等救援”的情节，难以服人。
此外，该书关于19日凌晨4点，张琦营长在向501高地冲锋过程中，号召全营官兵“跟我冲，胸膛中弹是英雄，屁股中弹是狗熊”的那段近百字的话语，也纯属徐康明首创。徐康明在该书中首创和添加的仁安羌虚假情节还有很多，不赘。
在缅甸防御战中，国军并非无所作为，第五军的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九十六师均有十分出色的表现。不是中国军队不能打、不善战，而是日军太强大——武器装备之齐全，作战计划之完备及具远见，作战准备之充分，作战指挥之高度统一有效，以及绝对的制空权，都是盟军一方、中国远征军一方所望尘莫及的。
英军弃缅预谋在前并故意谎报军情，史迪威则下车伊始，急于为其个人建功立业，认为“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的最好办法”。故多次以英军力量薄弱，如不增援，将被击垮为由，屡屡作出违背军事常识的决策，肆意分割中国军队，以掩护英军撤退。先是令中国军队在同古、标贝、平满纳一带血战牵制和消耗大量日军的战力，后又以“乔克巴党地区有大量的日军”为由，强令二〇〇师及新二十二师向乔克巴党地区集结，以掩护英军继续向西北撤入印度。杜聿明因此而与史迪威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综观缅甸防御战中国军队的全部战斗，几乎都是为掩护英军西撤而展开的。日军乘虚在缅东高原山地中秘密推进，10天突进600km，打到腊戍，切断我远征军回国之路，以致各部队不得不四散溃退，损失惨重。中国人竟然长期不敢正视这一事实，被英人及史迪威卖了，还帮助英人及史迪威数钱，甘当冤大头，怪谁？
作为缅战历史研究专家的徐康明，罔顾事实，不惜牺牲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肆意虚构“仁安羌大捷”的情节，岂止是帮助英人及史迪威数钱？
限于篇幅，其余类同的书籍，恕不一一列举。
二、军事官僚的回忆、记述
（一）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此略）
（二）王楚英的《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
何宇曾对王楚英的《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有一个评价：“王在1941年任驻滇参谋团上尉参谋，曾被派驻英军，后驻史迪威处的联络参谋。此文意欲全面报道两次缅战，而事非亲历。则成泛论，难以写实。但其亲历之回忆多足摘编者。”
在笔者看来，由于王楚英此文叙事多用夸张不实之词，往往将其些少个人亲历，作放大升级处理，因此，漏洞百出，甚至荒诞不经。其关于仁安羌解围战的记述，更是一个东拼西凑、加油添醋的传说大杂烩。该文所称“斯利姆则直接赶到皎勃东向孙立人求救。史迪威即派梅里尔、费尔德和我带着他的命令连夜驱车送达，并要我们监督其实施”；“该团孙继光团长率突击队先行，袭取北岸桥头堡”；孙立人“自率新三十八师主力乘汽车急驰，由纳玛北侧强渡宾河，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激战一昼夜，敌被击溃，我于十八日午后克仁安羌，歼敌三千余人，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向马圭逃窜……并救出被日军俘去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等共五百余人”，则纯属凭空捏造。理由如下：
1. 英军的救援请求是由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于1942年4月15日的眉苗会议上向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提出，而非由斯利姆在皎勃东（Kyaukpadaung）向孙立人提出的。中英双方军队传递命令，交涉事由，均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礼节。当日，奉命与英缅第一军团长斯利姆联络前往仁安羌救援英军事宜的，是新三十八师参谋长、副师长何钧衡将军。
2. 王楚英并没有讲清楚他们驱车送“史迪威命令”给谁？王文发表于1980年代，当年参加仁安羌解围战的113团官兵还大有人在；参加缅甸防御战的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还大有人在。如果王楚英等确实驱车将“史迪威命令”送给孙立人、齐学启、何钧衡或者刘放吾，何不指名道姓讲出来？正是因为无中生有，王楚英才需要含糊其辞。史迪威本人则从未提及他在仁安羌解围战中曾经给孙立人、113团下达过作战命令。王楚英横加一个“送命令”的情节，只是为了显示他与史迪威的关系，大有挟史迪威以自重之嫌。
3. 113团团长是刘放吾，并非乌有之“孙继光”。
4. 该文关于仁安羌解围战的整个经过和战绩，全为王楚英所凭空捏造。笔者敢出此言，理据如下：第一，战斗开始前，孙立人以及113团全部位于拼墙河北岸8km处的攻击准备位置上，而非位于王楚英所言之“纳玛”（纳冒，Natmonk）。
第二，“纳玛”在拼墙河上游东外侧山地以南约30km处，西距拼墙河下游的仁安羌约50km。换言之，仁安羌与“纳玛”都位于拼墙河南岸；如果事实真如王楚英所言，孙立人率领113团“由纳玛北侧强渡宾河”，所抵达者，则只能是拼墙河的北岸，绝非位于拼墙河南岸的仁安羌。设若按照王楚英的这一“路线图”重组当日孙师113团移动及作战的经过，势必出现如下场景——位于拼墙河上游南岸数十公里以外的“纳玛”的孙师113团，舍近求远，不是直接西向取道进攻同在拼墙河南岸的仁安羌内之日军，而是自纳冒先行北上30km，到达拼墙河上游东外侧山地之后，再折向西；从山地下来，沿拼墙河南岸西行约50km抵达拼墙河下游（仁安羌北部）后，不是直接攻击位于拼墙河南岸的仁安羌北部当面之敌，而是多此一举地“强渡宾河”到我军所控制的拼墙河北岸，后又因敌人在南岸而必须从北岸二次“强渡”返回南岸，才能“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愚蠢的“军事行动”吗？
第三，关于日军的伤亡数字，当事人新三十八师向罗卓英、林蔚等的报告都仅仅称“敌伤亡五百余人”，而王楚英却信口开河，将其夸大为“歼敌三千余人，敌弃尸一千二百多具”，并且“向马圭逃窜”。须知，当日在仁安羌与113团及英军对战的日军214联队，只有3800人（18日傍晚前欠第一大队，只有2800人）。倘若真如王楚英所言者“歼敌三千余人”，日军214联队岂非几被全歼？既然如此，还有谁需要“向马圭逃窜”？此外，熟悉日军的人都知道，除非万不得已，日军是不会遗尸战场的。
王楚英关于仁安羌解围战的记述，违背了起码的军事常识，错乱了仁安羌及其相关地点的地理位置，背离了整个仁安羌解围战的基本事实，故完全不足采信。
（三）沈定的《军委会参谋团与滇缅抗战》（此略）
三、新三十八师本部幕僚及权威专家的著述（此略）
（二）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
孙克刚本人并没有具体参加仁安羌解围战，当日，只是根据刘放吾所报之仁安羌“战斗详报”以及中方宣传需要来“书写”仁安羌一役。故书中对仁安羌解围战的“记述”，简略而不准确。《缅甸荡寇志》的最大亮点就是率先提出了“仁安羌大捷”的“命题”，回应了当时国人、国军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故具有广泛而强劲的传播力。以致几乎所有的后来者，包括研究者、著述者，甚至连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及其绝大部分幸存部属，均以《缅甸荡寇志》上对“仁安羌大捷”的描述为圭臬，统一口径，并勉力填补其漏洞，以致衍生出更多的讹误来。
（三）薛庆煜的《孙立人将军传》
薛庆煜是原新三十八师军医处处长，他以一个医学专家和参战者的独特视觉所著述的《孙立人将军传》（台湾版：《鹰扬国威》），颇具参考价值。然而，薛先生为了既维护《缅甸荡寇志》的权威，又能自圆其说，竟在书中擅自更改孙立人1989年8月为重修齐学启将军墓园所题碑志中关于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一战中解救英军的日期，把孙立人原碑志中的“四月十八日我以一团之众击溃十倍之敌于仁安羌，解英军七千余人之围”，更改为“四月十九日我以一团之众击溃十倍之敌于仁安羌，解英军七千余人之围”，以致以讹传讹。
（四）沈克勤的《孙立人传》
沈克勤是1950年代孙立人的秘书，他写作的《孙立人传》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很有参考价值。但对于仁安羌解围战的描述，同样是一个各种传说的大杂烩，漏洞层出，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其中，上册第151页上所记载的孙立人于1942年4月18日拂晓以后下达的作战命令（沈文没有写明该作战命令发布的具体时间，因而背离军事常理、背离事实），均与新三十八师《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中的所有作战命令不符。事实上，关于“仁安羌战役”的几乎全部记（著）述者都各有自己的“作战命令”版本，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些“作战命令”的真实性。
（五）新三十八师官兵的忆述（此略）
五、《征信新闻报》的专访文章（此略）
六、史利姆的《反败为胜》（此略）
七、随军记者的纪实报道（此略）
纵观上述可见，“仁安羌大捷”是一个集体制作的“作品”。其中，各路专家权威的“积极参与”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希望这些专家权威能够看到此文，看到《仁安羌解围战考》；更希望这些专家权威予《仁安羌解围战考》以批评指正。
注：本文源自《仁安羌解围战考》（粤作登字-2013-A-00000833）。凡转载者，必须注明出处。为自我保护计，本文脚注全部隐去。请谅。
转自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 ... amp;PostID=52440647
薛庆煜是原新三十八师军医处处长，他以一个医学专家和参战者的独特视觉所著述的《孙立人将军传》（台湾版：《鹰扬国威》），颇具参考价值。然而，薛先生为了既维护《缅甸荡寇志》的权威，又能自圆其说，竟在书中擅自更改孙立人1989年8月为重修齐学启将军墓园所题碑志中关于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一战中解救英军的日期，把孙立人原碑志中的“四月十八日我以一团之众击溃十倍之敌于仁安羌，解英军七千余人之围”，更改为“四月十九日我以一团之众击溃十倍之敌于仁安羌，解英军七千余人之围”，以致以讹传讹。
（四）沈克勤的《孙立人传》
沈克勤是1950年代孙立人的秘书，他写作的《孙立人传》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很有参考价值。但对于仁安羌解围战的描述，同样是一个各种传说的大杂烩，漏洞层出，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其中，上册第151页上所记载的孙立人于1942年4月18日拂晓以后下达的作战命令（沈文没有写明该作战命令发布的具体时间，因而背离军事常理、背离事实），均与新三十八师《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中的所有作战命令不符。事实上，关于“仁安羌战役”的几乎全部记（著）述者都各有自己的“作战命令”版本，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些“作战命令”的真实性。
（五）新三十八师官兵的忆述（此略）
五、《征信新闻报》的专访文章（此略）
六、史利姆的《反败为胜》（此略）
七、随军记者的纪实报道（此略）
纵观上述可见，“仁安羌大捷”是一个集体制作的“作品”。其中，各路专家权威的“积极参与”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希望这些专家权威能够看到此文，看到《仁安羌解围战考》；更希望这些专家权威予《仁安羌解围战考》以批评指正。
注：本文源自《仁安羌解围战考》（粤作登字-2013-A-00000833）。凡转载者，必须注明出处。为自我保护计，本文脚注全部隐去。请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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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久远。细节已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