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苏罪行简述

（二）奸淫掳掠

除了滥杀无辜，奸淫掳掠也是日军的一贯作为，从《苏州市日伪残害人民的统计》中可看到，妇女的人身

安全更是受到双重的侵害，如：合心村一组梁氏，1937年在家中被日寇强奸未遂，用刺刀杀死；曹胡徐巷

张王氏，1937年在阊门外西园后冶坊浜被日寇强辱后枪杀；桃花坞大街66号陶氏，1938年在望亭月城里因

逃避日寇追奸被迫跳河自尽……。妇女怕遭此横祸，纷纷躲藏，日军便把淫威发泄到占领区男子的头上，

如西脚门秦南屏因日寇要花姑娘不得而被打；乔司空巷胡焕章，1937年12月在观前承德里至乔司空巷里，

因日寇找花姑娘不成，用刀击砍胡头部，使其脑浆流出至死！日寇占领苏州后，四出搜罗妇女，逼作慰安

妇，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日寇暴行录》中记，日军在苏州“找来200多个可怜的女同胞，关在大

庙里，整天不能穿上衣裤，任凭川流不息的兽兵，作大规模的集体奸淫。这种耻辱和痛苦，自然是受不了

的，于是每天就有自杀的事情发生……这可使‘皇军’不耐烦了，他们就选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日子，把那

些一息仅存的百多个可怜的女同胞一齐押到虎丘山旁，用连珠一般的机枪扫射……”矢野玲子《慰安妇问

题研究》中记“一个老兵回忆说：‘南京陷落后不久去苏州时，听到这里也开设有慰安所’，此外，日军

还把掳掠来的中国妇女2000多人送至上海等地的慰安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苏州的慰安所就不下十家

：如石路丁家巷铁路饭店时为日本“军人慰安所”，并被冠以日名“繁廼家”；还有大马路的大东旅社、

新苏台旅社、老苏台旅社，石路的瀛洲旅社，上塘街的中华旅社、观前街的乐乡饭店（？），祥符寺巷的

祥符旅社，鸭蛋桥浜的第一旅社，阊门下塘的阊门饭店，这些旅馆被辟为军人慰安所后，每天有大批日军

排队“光顾”，夜深人静时，常闹得院内大哭小叫，附近住户大白天都不敢出门，因为到处是如狼似虎的

日本兵，惟恐自己遭到不测。[5]

驻扎苏州的日军常堂而皇之闯入民宅商家打劫。1937年11月日寇进城时，家住观成巷3号的林柳芝，开在

泰伯庙桥的林源兴鸡鸭店，抢去五十只鸭，并且财产衣物尽失；半塘源来酒店老板，因鬼子索要酒不给，

被刺刀刺死；光霁里的陈赞尹家，在沦陷后遭日军连续洗劫数十次，不但掠走衣物，还常遭羞辱，日军或

掌掴二人取乐，或是欲行强奸陈妻，陈深受刺激而得病身亡。观前、中市等闹市区的商家更不能幸免，如

观前街的中英药房、恒利服装号、德昶鞋庄、广州食品公司、陆益元堂、大新绒线公司、光华袜厂、新雅

饭店、贞和电气行、龙东鞋庄，景德路的孙大禄、万奥顺、店内货物、钱财悉被掠夺，濂溪坊的时春阳、

邰三宝、大丰盛、吴永兴、鲁树德、聚天兴、孙聚兴、同丰祥等店都在这场灾难中损失惨重，有的商家就

此一蹶不振、关门大吉。富庶人家的文物、古玩、书画真迹、珍藏文献则是日军上层人物的首选目标，日

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也到苏州亲自搜掠文物。苏州潘家的古铜器宝物“盂鼎”（西周初青铜，

左宗棠所赠）、“克鼎”（周厉王时青铜器）一直为日寇垂涎，松井石根亲自三番五次前往逼索，并在潘

家挖地翻找，幸“盂鼎”已转移藏入南石子街地下，未落入贼手。1939年，日本侵略军企图大量掠夺中国

沦陷区文物，闻名中外的《枫桥夜泊》诗碑更在窥伺之列，当时的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就以举办“东亚建

设博览会”的名义企图掠取诗碑等珍贵文物。3月20日《苏州新报》：“凡中日满各地之文物代表作品，

均广事征求。”3月25日《苏州新报》：“凡中日满各地之文物，均极意搜罗。”所幸诗碑后来因故未能

运日。光福玄墓山圣恩寺中有历代名贵书画、文物，其中有一口周代的邾公牼钟为传世之宝，1942年，日

本驻军打听到此事，日中队长大岛将该寺住持融宗法师和乡长俞生宝叫去逼问，但两人皆坚持称不知内情

，日军反复去寺院搜索毫无收获，1943年再次将融宗押至木渎日本警备队问讯，依然没有结果，其实这口

井藏于山顶一口深井中，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见天日。然而象明代著名东林党人的遗物，包括周顺昌

墨迹手卷、周顺昌遗像及上朝图等原件就全被日军劫去。

俞啸泉《抗日时期苏城沦陷记》中记，“日军每入民家，视有佳书画之已装裱者，为便在军携带，辄以刺

刀割取心所喜爱者，纳入袋中。苏人孔陟岵先生，尝因一画轴不肯舍去，与日兵相争持，卒被击一刺刀，

头部血流如注，久犹创痕宛然……”。[6]城乡一些富庶大户人家在事变时先遭不法之徒的趁火打劫，日

军攻占后更是惨遭洗劫，连笨重的红木家具也难幸免，这些人家从此一蹶不振，沦陷时苏州涌现的“小篮

党”（即提篮在酒楼叫卖家常小菜者），及烟花场所的长衫堂子多为家道败落甚至家破人亡的原大户子女

。从当时一些统计中可见到私人的财产损失是相当惊人的，如1937年11月1日江苏省行政院赔偿委员会《

人民财产损失报告单》中原住苏州驸马府堂一善弄四号的郭大同家，其损失条目达40项：三上三下楼房一

所、平屋六间、铜床三张、红木大床二张、红木大理石长榻二张、红木串藤长榻二张、红木天然几二张、

茶几四张、红木茶几四张、大茶几八张、红木八仙台四张、红木四仙台三张、红木大理石圆台以张、红木

大理石半月台二张、红木写字台二张、红木梳妆台三张、红木大理石汤台三张、红木大理石短台二张、红

木大理石宝座十张、红木躺椅十张、红木大靠椅八张、红木桃色靠椅八张、转椅二张、丝绒大沙发椅二张

、丝绒长沙发椅二张、红木圆凳十张、红木方凳十张、红木大衣柜三顶、红木五斗柜三顶、红木箱柜六张

、皮箱二十四只、棉被四十条、银台面二付、现洋二百个、翡翠手饰一付、珍珠怀花一枝、珍珠金镯一只

、五两金镯一付、四两金镯一付、三钱金章戒四只，总计814693000元法币（系37年时价）。抗战时因郭

家兄弟皆参加抗战工作，其母避难周庄乡间，苏州所有家产尽被毁灭、荡然无存，其母无家可回、无物可

卖，只好在苏北西塘避难所度过八年非人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回苏仍家徒四壁。这仅是苏州成千上万户

惨遭变故的市民家庭中一个掠影，人间天堂多少善良百姓的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几同坠入地狱。

（三）清乡暴行

日寇对吴地人民的残害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沦陷初期，还有就是1941年开始的“清乡”。

农村人民受到的伤害更为深刻与持久。日军为征粮常常下乡扰民，见猪牵猪、见鸡杀鸡，粮草不能搬走的

就连屋一起烧掉，村民稍有反抗就会惨遭杀戳，且施暴的手段十分残酷，如冯祖东回忆在东山曾目睹一男

一女被日本人杀死在路口，头都被砍下，滚在一边，妇女的肚子敞开，被戳了一刀，一个胎儿还在微动。

日军在吴江有过几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如1937年11月13日，进平望镇后，就实行三光政策，400多名不

及避难的居民全被枪杀，尸横遍地，河中浮尸数里，日军离镇时，放火焚毁700多间房屋，致使家家受难

，数十家绝户。1940年5月21日，日军至芦墟、莘塔、金泽、商榻等区焚6村，使 338户受灾，并用机枪扫

射，伤亡175人。白巨斗村一老者被割腹而死，赵田村数人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7]

“清乡”开始后，日军暴行尤甚。1941年3月苏州设立日军第十三军团清乡司令所，6月26日，伪清乡委员

会苏州办事处成立。京沪铁路沿线的苏州地区被作为“清乡”实验区，敌人集中力量在这里搞试点。李士

群与十三军团参谋长签订的《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将“清乡”分为三期：1941年7－9月

为第一期，在吴县、常熟、昆山、太仓4县部分地区进行；同年9－12月为第二期，重点在无锡、常熟、江

阴3县部分地区；第三期为1942年2－6月，在吴县、昆山、无锡、江阴、武进等地进行，清乡的主要任务

是军事扫荡、强化日伪政治制度、经济掠夺和加大反动宣传攻势，主要目的是消灭新四军及其它抗日力量

，实行所谓“和平反共建国”的伪国策。

日伪首先对清乡实验区进行军事扫荡，1941年7月份，十三军团小林师团的一个旅团，与汪伪第一方面军

第十三师，纠集清乡警察总队第一大队，计1.5万人向苏常太地区的新四军和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然而

新四军方面得到线报，每次日伪大部队出动前，通常能安全转移，清乡第一期后，“苏州实验区”的原新

四军部队大部分转移到苏北安全地带。然而日伪以为这便是在清乡实验区取得的显著成绩，为吹嘘战绩，

向上邀功，每次搜寻不到新四军时，就把当地老百姓乱杀乱抓一顿，谎称“歼灭共产党军队”，手无寸铁

的苏地百姓又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1942年2月21日，日军在芦墟杀戮200多平民，2月29日，莘塔镇及

附近群众300多人遇难，被焚屋300余间，同时北厍遇难200多人。而在2月21日，日军在周庄拘捕数百名群

众施以酷刑，其中丰合村一人被投入开水锅中活活烫死。

日伪在“清乡区”周围增设大量据点，以河流、公路、铁路、湖面等为依托，用铁丝网、竹篱设封锁线，

沿封锁线的交通口岸据点上，建检问所，以此“封锁清剿”，城乡居民出入检问所必须出示清乡地区的“

良民证”、“通行证”，通常一个检问所既有日本宪兵看哨，又有伪职的中国检问员，日本宪兵平时吃喝

玩用的花费都向检问员伸手，于是这些狐假虎威的伪职人员又转嫁到过往百姓头上，对经过检问所的中国

老百姓百般刁难，谁要想不受辱，只有花钱了事。日本人耀武扬威，站岗的宪兵见哪个中国人敢不对他们

鞠躬表示尊敬，轻则耳光脚踢，重则被刺刀刺伤甚至杀死，《苏州市日伪残害人民的统计》中频频可见这

样的记录，国人的尊严在日寇的淫威下被践踏得一文不值，国民党南京总司令唐生智之弟唐生明在《我奉

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中记述，当时唐生明为汪伪政府高级官员，有中将头衔，然而见到普通日

本军官也不得不低声下气，一次苏州附近一处封锁线出入口的日本哨兵在检查行人时，对中国妇女极尽调

戏侮辱之能事，连陪同在一起站岗的伪保安队士兵都看不过去，出来讲情，谁知日兵勃然大怒，对中国士

兵又打又骂，双方起了冲突，保安队士兵的枪走火，射穿一日兵手掌，日兵立即杀死了中国的保安队士兵

，并气势汹汹地吵到“清乡”苏州办事处，非要汪伪的高官向他们赔礼道歉，态度十分嚣张。[8]日寇建

检问所，根本不顾及中国百姓的利益，有的农户仅有一块一两亩的田地，也被“封锁线”一分为二，进出

极其不便，有的只好放弃在外的一半粮田，然而赋税沉重，又不能减免。[9]东莱乡（原属常熟，现划归

张家港）许公望在回忆文中写道，乡民为便于上市下田，有时钻越竹篱，遭日军禁止，有几位乡民私自钻

越被抓，日寇将其绑缚检问所的竹篱上，一一用刺刀戳死，并在尸身上挂着“钻篱枪杀”的牌子示众三日

。其中一位乡民顾阿妹时已怀孕8月，即将临盆，被袒胸露腹地反绑，日寇从四、五米远处疾步上前冲刺

，朝其胸腹猛戳，如此重复数次。围观的人可清楚见到，她腹部的婴儿每受一次剧痛就猛烈地跳动一下，

血染刀刃，惨不忍睹。

(四) 镇压反抗

日寇对平民百姓如此灭绝人性，对抗日军人更是不择手段歼灭。当时苏州地区的抗日力量以共产党领导的

队伍和部分抗战“忠义救国军”为主。日伪封锁交通线实行“扫荡政策”展开捕杀。《沙洲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中记，1941年，日寇得到密报，抗日民主政府要在纯阳堂套沿埭开厂，遂出动大批人马搜捕，捉

到数名地下党工作人员。陆新安等同志被杀害在小学操场上，有一名女同志还被残忍的日寇放军犬活活撕

咬而死。朱润苍《贞丰八年血泪录》（贞丰即周庄）中记，1942年正月，日寇大部队二千余名数路到周庄

镇，逐日分批在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镇周围二十里内外乡村劫掠搜查，并拘捕保甲长及“忠救军”

成员，押解至敌宪兵队内，滥施酷刑，年老或体弱者，多惨毙淫刑之下，而身体较强壮者，即使施刑不死

，也都被押至东宅鱼池旁枪决，遇难者计达二百余人之多。21日晨，日兵分批在各街道按户搜查、严诘身

世，“忠救军”人士张谱生被捕，屡受酷刑，但始终慷慨如一，称“周庄军事人员，只我一人而已！”不

累及他人，第二日英勇就义。到28日晨，日军认为第一次扫荡工作完成，始撤。日寇为铲除抗日力量，宁

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致使许多人无端受难。1943年阴历六月初七，日本宪兵队长米村以侦破“中

共苏南区委会”为藉口，派特务秘密到太仓各地，同时捕获杨云天等23位乡民，押解至常熟，关在宪兵队

监狱，实施吊打、夹棍、灌水、灼火、狗咬种种酷行，几人当场丧命，其余后来被装入麻袋活埋于虞山脚

下[10]。荣启林《敌伪时的五卅路》记载，沦陷时期五卅路地区成为日伪大本营，日本宪兵队、军队、特

工机关集中于此，整条五卅路被封死，路的南北两端都装上铁栅，作者原家住五卅路2号，与南端铁栅相

近，曾亲眼目睹日本特工将一名新四军联络员拖至铁栅处，用皮鞭毒打，最后用匕首将其双耳割掉、鼻子

削去，作者不敢看完便离身逃去，而暴行还在继续。[11]

日寇除了杀害这些抗日人士，还把他们中一些人当作奴隶送到日本、南洋等地充当苦力。吴江人沈中江（

曾任娄下乡乡长）沦陷后积极参与敌后抗日活动，曾深入敌伪，破坏敌伪苏嘉路金家池的防御工程，1941

年清乡时被捕，拘于南京收容所，备受酷刑，是年将转解至南洋群岛充当苦力，不甘受辱，途经常州丹阳

间，跳车殒命[12]。鞠巧生的《九死一生记》，更详尽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人间地狱般的苦力生涯。[13]

鞠巧生1938年参加了常熟淼泉乡的抗日自卫队，任中队长，这是当地人民自己的武装组织。1941年8月后

，日伪武装清乡，常熟抗日自卫队的一些成员不幸被捕，鞠在其中，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九死一生的被俘

岁月，先后被关在淼泉日本宪兵队、白茆宪兵中队、支塘宪兵大队、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苏州地方法

院看守所、桃花坞第三监狱、南京第一战俘收容所，受尽种种折磨和非人待遇，在南京时就开始被迫做苦

力，一天要劳动12小时以上，喂马、扛米包、去兵工厂做重活，到浦口三井洋行煤城做装卸工。1942年冬

，一日突然紧急集合，被命令脱去棉衣裤，仅着单衫，又用麻绳将众俘首尾一串，关进铁皮棚车，象送牲

口一样押上了日军运输舰，当时有两批战俘，南京与上海来各一批，共计一千四百多人。战俘被关在底舱

，闷热不堪，日寇不给水喝，战俘们干渴即死，有的捧来一些敌人的淘米水解渴，体力十分衰弱，一些人

昏死过去就被日寇丢进海洋，日寇仍令战俘在舰上进行战争演习，要去底舱扛炮弹放到舱面再放回（为在

紧急情况时给日寇充当炮灰），到了太平洋中的新不列颠岛，被勒令在森林中开路，挖防空洞，筑飞机场

，每天做十多个小时的苦力，还要常常挨打受罚。在岛上吃不饱，战俘们只能自摘野果充饥，1944年岛被

盟军封锁，日寇就不再给战俘一颗粮食了，有些人吃了不易消化的野生动植物腹胀而死，还有些人受毒虫

叮咬，皮肤溃烂后死去，日寇投降时，阴谋要将岛上战俘集体屠杀，在已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命令战俘登

车，拟载往深山防空洞中用汽油烧死毁尸灭迹。战俘们拒绝上车，并由印度俘虏跳水游泳到英、澳军舰上

求救，日寇的暴行才未得逞。1947年8月，鞠巧生才得以回国，已是伤痕累累，患过疟疾、得过盲肠炎、

瞎了一只眼睛，而他同往的战友，常熟的方友友却永葬南洋了，南京同去的战俘只剩下四分之一。

(五) 搜刮米粮

沦陷后期，日军对统治区人民赋税催逼愈急，民不聊生。如1941年7月20日《大公报》载“敌伪兽迹蹂躏

沙洲（张家港），民众汗血悉付东流”的报道，写“农民辛苦耕种之稻，被敌伪马匹吃食甚多，本年之秋

收，已濒绝望，现沿据点一带民众无不愤慨填膺，斗争情绪极为高涨，而对我爱护民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

，则倍增亲切之感云。”“昨日（八日）在附近村庄进行‘清乡’工作，民众之麦细（粞）杂粮均被抢劫

精空。”“来往行人检查甚严，身有钞票者均被搜去，全镇之米粮均为搜劫一空云。”《近代史资料》

1983年第4期载朱润苍《贞丰八年血泪录》，记载1944年农历三月，日寇严厉催解军米，伪兼区长刘华云

献媚谀敌，连日率武装至各乡，搜抄威逼，仅十日就收进七千余石，时米价为一石值伪储币三千元，五月

涨至伪币七千元一石，七月，秋收大歉，虫灾满目，为数十年未见，农民纷纷来镇向业栈报荒，伪区长喻

鹏不顾民生，在区长军米会议席上允承本区军米摊派数量达五万余石之巨，十月开乡镇保长会议，强迫按

乡摊派军米数量，每保勒派解数五百五十石左右，东浜、东宅港上二保达一千七百余石。十二月，日军严

厉催急，陆墓镇长刚申述灾况严重哀求减轻派数，日寇就怒将保甲长等二十余人推入冰水中，伪区长徐中

孚央告求免，日寇限三天内缴清，逾期则要用最严厉手段烧杀惩戒，当时苏州农村灾重歉收，前所未有，

每亩收获统计仅一石余。农民生活无着，为保口粮，宁愿房屋被焚毁，多纷纷载米入船，挈眷流荡于河港

深隐之处。日寇挨户搜抄，见乡民有淘米食饭的就施以暴行。陆墓的人都只好以面充饥。这样骚扰了两周

，被劫夺米粮七千余石。日暮岁阑之际，值此天灾人祸，民情凄凉。次年二月初一，又被劫去二千余石，

米价时为三万元一石。

日伪为控制粮食，建“米粮统制委员会”大肆搜刮粮食，以至粮食奇缺，城内百姓也深受其苦，物价暴涨

（《苏州市志》上记，沦陷八年，米价约涨10万倍，猪肉13万倍，火柴8万倍，火油20万倍），难以维持

日常开销，而且常常连口粮都供应不足。据1945年12月1日《苏报》“吴门沦陷实录”一文中记：“升斗

小民受不住这样的威胁，遭饥馑而毙命的不计其数。米铺子里的存米不多了，只得限制着买，每人限购2

升……每爿米店的门口，都排起了肩上用粉笔写着号码的一字长蛇阵，从早晨轧到傍晚，方能购到2升米

。做活的都放弃了工作去轧米，轧得了米，又没了明天的食粮。”日伪统治下的苏南，即使象苏州城这样

的省会重地，一度呈现过虚假繁荣的景象，百姓还是连最低生活保障都不能得到，日寇对华贪酷剥削之深

可见一斑。

苏州沦陷八年，日伪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对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严重创伤。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值得我们

每一位后人铭记深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日伪在苏州的文化宣传侵略

1937年11月19日苏城沦陷后，日伪将苏州作为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一方面加紧政治、军事方面的统治，一

方面又加强文化、宗教方面的控制，实行两手侵略，试图奴化吴地百姓，使其成为顺民。

            （一）社团组织及其活动

八年沦陷时期，日伪在苏建立所谓文化机构、社团，这些社团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如在青

年中培植亲日分子，成立“青年团”，女界中亦有“妇人协会”，宗教组织中有“中日佛教会”，教育界

中“特种教育协会”，文艺界中有“中日文化协会”、“音乐协会”|“体育协会”、“画片剧协会”，

名目繁多，但遵行一个宗旨，就是组织各种“中日交流”的活动，“以资提携亲善”。这些社团及其活动

实质上都为日本军方控制。

1938年7月15日成立的“大民会”，首任负责人冯心至任命为苏州联合支部长。该会虽自我标榜为“民间

组织”，却又称是“沟通政府与人民，上接政府下接人民的总机关”，筹设了民众茶园书场及体育会。在

日本特务机关的幕后操纵下，于1939年4月发起“和平救国运动”，向国人灌输不抵抗思想。“大民会”

主要活动于维新政府时期，1939年12月2日维新政府下令，公务人员应一律参加“大民会”，各县知县应

兼各县“大民会”支部长，其政治意图昭然可见。至汪伪政府成立后“大民会”的使命到此完成，于1940

年12月30日宣布解散。

1939年3月3日至9日，日伪在苏推行“大东亚新秩序运动周”，3月7日召集日特务机关、苏州班、妇人协

会、居留民会；“维新政府”二区绥靖队、吴县青年团等机构、团体人员千余人，在公园路草桥运动场出

发游行，以造声势。又于3月8日在北局苏州大戏院召开东亚新秩序演讲大会，更是兴师动众，日方的师团

部、特务机关、领事馆、民团等；中方的伪省政府、县政府、大民会、师团都派遣出了最高头目，显示出

对这项宣传工作的重视。

日本占领苏州，为达到统治顺利的目的，便竭力转移民族矛盾，打着抵制西方各国文化侵略，反共反苏驱

英美的旗号，诳言“七七芦沟桥事变”是“东亚民族解放纪念日”，谎称其侵华行径是将中国从西方列强

的控制下解脱出来。1939年7月7日，日伪在大光明戏院举行“七七东亚民族解放纪念大会”，出席者有日

本特务机关长、安清同盟会、反共同盟会、妇女会；汪伪省警备局、二区绥靖司令部及伪政府各机构成员

。日伪又将“九.一八”作为“兴亚纪念日”，无耻地称其为“满洲国恢复独立主权纪念日”，也在苏州

东吴大戏院举办过所为的“九.一八纪念民众大会”。

为缓解日本侵略者高压统治下的紧张气氛，也为迷惑拉拢沦陷区的民众，日方及汪伪两厢里配合，组织了

一些互通往来的社团和活动。如1939年2月21日在留园举行“中日青年和衷共济交欢会”。1940年10月4日

至8日，在大丸百货公司三楼举办中日儿童学习成绩展览会。1941年8月27日在沧浪亭举行“中日文化协会

恳谈会”。“中日双方人士为联络感情”于1941年4月3日在大丸百货公司三楼成立“苏州俱乐部”，日方

最高部队长、吉野机关长、市川领事纷纷到场，由伪省主席高冠吾亲任董事长、苏州日本居留民会长外向

政恒为副理事长。1940年“中国军民亲善宣传周”举行了“中日琴棋大会”、“提灯大会”、“草桥焰火

”等娱乐活动，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虚假繁荣的表象。

宗教也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担任着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功能。据已故苏州佛教会会长明开在《抗战时期日

本和尚在苏州的情况》一文中记述，沦陷时在灵鹫寺有日僧与汉奸联手设立的“中日佛教会”，在宫巷乐

群社（属基督教）被日本和尚占用作为“中日文化协会”。派驻苏州的日本和尚中，不乏日本特务总机关

中人，如一名叫一井宗元的日僧，被伪政府建设厅长、佛教居士“莲社”社长季圣一介绍去灵岩寺，名义

上是要向印光法师学习佛事，实则为自己的特务身份做掩护。来华的日本和尚中不少是随军布教师，他们

为日本士兵打气，称有菩萨保佑不致丧命，用宗教的幌子来迷惑、鼓舞日本人参加侵略战争。

             （二）民俗节日庆祝活动

日本并将本国民俗移植到中国的沦陷区。民俗活动如4月29日为日本昭和天皇诞生日“天长节”，日方便

要勒令江苏省垣各商号悬旗示敬，苏州即在阊门外日本国民学校举行隆重仪式，汪伪省主席以下政要皆来

参加。同样3月7日地久节是皇后良子的生日，中方妇女代表也必须出席日本妇人会的庆祝活动，并有特务

机关长、日警备部队、海军部队压阵，另外如3月3日女孩雏祭节、5月5日男孩雏祭节，也要命中日学生联

欢共庆。还有纪念日本皇朝建成日的纪元节、祭祀军警亡灵的招魂祭，都在苏州隆重举行过，如同在自己

国家一般无二。

日伪经常胁迫沦陷区百姓“共庆”他们的统治，如“维新政府”成立初周纪念，警察署挨户通知各商家须

挂灯结彩以示庆贺，并在“省政府”大门造辕门式高大庆祝牌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欧美等国矛

盾剧增，于是沦陷区加大攻击英、美的宣传力度，在1942年5月15日至21日，便举行过“庆祝击溃英美势

力宣传周”，自欺欺人地声称“大东亚战争，节节胜利，英美在亚洲之势力业已一扫而空”，妄图打消沦

陷区人民的反抗念头，并命汪伪政府宣传处大肆布置全民庆祝的任务。一要悬挂“国旗”，二要张贴壁报

，三要各家电影院加映新闻电影及幻灯，四要宣传流动演说，五要各报发行特刊，六要商店进行窗饰比赛

，除外，还举办击灭英美的征文、演讲、书画展活动，并在各交通要道张贴布告、发放传单等。当时流行

的宣传品通常是四开或八开的彩印招贴画，印有日兵追击歪戴高帽身穿西装赤脚逃窜的英美人，标题是“

煌煌战果”、“赫赫战功”之类，有些印上“日德意亲善”、“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口

号。

             （三）媒体宣传文艺攻势

日伪最得力的宣传工具自然还是报刊电台这类媒体，据1969年《苏州市敌伪组织汇编参考资料》中记，沦

陷时苏州的日商报刊、电讯系统有：大陆新报苏州支局贩卖部、中央书报发行所、日军报道部放送班苏州

出张所、电报通讯社、中华联会通讯社苏州分社、苏州电话局、苏州放送局、上海每日新闻社苏州分局、

三十六野战邮使局、同盟通讯社苏州支局。又据沈芷痕《沦陷时期苏州的日伪报纸》一文中写，沦陷时期

，苏州先后创办、改组、改刊的各类日伪报纸有“地方自治会”办的《苏报》，“维新政府、汪伪中宣传

部”办的《苏州新报》、《苏州晚报》、《江苏日报》，“日本兴亚报国会”在1939年办起的《苏州会报

》，其他还有《大民报》、《江南日报》等，它们都是日伪政府的喉舌，为日伪的统治摇旗呐喊。日本侵

略者除了在沦陷区直接办电台、报社，还严密控制着伪政府的新闻机构，派遣日本指导官坐镇监督。如《

苏州新报》的指导官就是日本同盟社苏州分社社长松崎武雄。据章克标《世纪挥手》中回忆，当时沦陷区

的白报纸全部由日本本土运来，限量供应，沦陷区报纸的纸张来源被严格控制着。1941年7月1日，由日伪

策划的“清乡”正式开始，除了对军事、政治、经济的“清乡”，还实施了“思想清乡”。当时苏州出版

的“清乡”报刊就有《清乡新报》、《清乡日报》、《清乡旬报》、《清乡前线》、《清乡画报》、《清

乡实验特刊》等，并配合电台、戏剧、电影、广告、传单、演讲、展览等各种宣传攻势，妄图达到对“清

乡区”百姓精神上的奴役。

日伪的宣传触角伸向了方方面面，除了文娱、体育、文学、书画，音乐也是达到其统治目的的一件重要工

具，1941年8月30日就由日本陆军音乐队伙同汪伪政府宣传部举办了一场“中日音乐演奏大会”，由宣传

总队副队长魏建新率领大批宣传人员“特别演出”，1942年伪省教育厅“宣扬和运”，戏院举行全办中小

学元旦音乐大会，会上向学生训令举行此音乐大会的三个意义：“（一）检阅全省青年学生的精神。（二

）号召全省学生青年的团结。（三）庆祝新江苏新中国。”1942年5月29日在大公园举行全省田歌比赛，

意图用通俗易懂的民间音乐方式教唆沦陷区百姓“和平反共”、反英美，同年6月28日在汪伪支持下，于

宫巷乐群社成立“江苏音乐协会”，成立后不久就协助“中日文化协会”举办第二次中日青年歌咏竞赛大

会，选手报名所唱歌曲必须在规定的12首曲目之内。这些歌名诸如“新国民运动歌”、“大东亚解放歌”

、“太平洋进行曲”，歌咏竞赛的实质一目了然，拿当时日伪官方控制的报道评论来说，是“象征清乡成

功，完全显示出中日合作，使建设东亚之信念加巩固”[14]。

与音乐相关的戏剧、电影也无一不例外地被日伪充份利用。1942年5月25日，画片剧协会苏州分会成立，

日伪认为“按画片剧为具有大众性、教化性、兴味性之新兴宣传技术，并为艺能文化简捷轻便之攻心工具

，不受环境、经济、人为之限制，在日本家喻户晓，收效宏，前经南京军报道部与宣传部协商之下，认为

在中国民间推行，颇感需要。”在1944年6月4日《江苏日报》“娱乐在苏州”一文中，记录当时苏州有平

剧院二家、电影院五家、新剧场一家、歌场一家、音乐咖啡馆五家，电影院中就有一家“军人会馆”是专

映日片的。为配合日本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日伪拍摄《万世流芳》之类影片，宣传日

华联手，共同抵抗盟国，并作为教育片组织学生观看。当时苏地文艺发展都显畸形，除了一味政治的宣传

，所剩也无非“香艳”、“武侠”之类了。日人苏州居留民会在1943年10月举行过“军人援护强化周”活

动，进行慰问电影大会，为驻苏日军官兵及遗族打气，同时由苏州兴亚救国会主办日本阵亡将士追悼法事

，由各日本佛教团各位住职诵经超度。在日伪统治时期各种娱乐活动绝不是一项简单的“消遣”，完全出

于辅助其反动宣传的目的，其监督机构就是汪伪政府的宣传科及娱乐审查会。

            （四）文化侵略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文化采取既压制又掠夺的态度。抗战前，苏州人民集资并由江阴旅沪商人奚萼铭巨额赞

助，建造了苏州图书馆（位于现大公园内，1930年改称吴县图书馆），楼高三层，总面积约3700多平方米

，馆内可藏书五十万册，能容五百人同时阅览，在当时属于第一流的规模。苏州沦陷之日，海劳源在进城

当日下午即拖来小钢炮，对准图书馆大楼连续猛轰，直至炸成一片瓦砾废墟为止。[15]而位于可园的江苏

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内藏有一大批价值连城的宋、元、明古籍珍本和清代精刻本，为日伪觊觎垂涎，当时

的图书馆长蒋吟秋在1937年8月初决定，将馆中古籍全部转移至洞庭东西山。日军进城后，果然包围该图

书馆，严刑逼供馆中人员，三天后派出1000多名日军，以剿匪名义上东山搜书，将当地16至60岁男子全部

赶到启园训话，又挨家挨户搜查。一直到1944年日本大势以去，已成败局的日寇仍念念不忘这批古籍图书

，派清乡队伍一批又一批前往搜索刺探。（杨维忠《洞庭护书纪实》）日人高仓正三是日本外务省赴华特

别研究员，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收集中国的书籍，沦陷时作《苏州日记》，日记中提到“苏州的学者文

人都逃到上海去了（1939年10月4日）”，沦陷时本地的文化状况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日方加强在沦陷区百姓中推行日化教育。《苏州市敌伪组织汇编参考资料》中记录日伪开办的

学校，有位于新开马路的苏州日本国民学校（现苏高工校址），位于景德路的寻常高等小学，位于大马路

的江苏省立职业中学等。日伪将中小学校作为实施其反动宣传的重要基地。平时向学生灌输“亲日”、“

反共”的思想，如在中小学校中强行推行“清乡特种教育”，组织年幼无知的学生参加各种有政治目的的

集会、活动，在学生中进行野蛮军事化训练，甚至半夜三更还会勒令学生起床上操场集合。还强迫学生上

日语课，在小学生中举办日语广播演讲，并且向社会推广，各县都有日语研究会分会成立。日伪推广日语

的运动还深入到宗教组织中，《苏州教育志》记载1938年5月，日本佛教知恩院苏州分院住持光濑亮识，

受日本侵略者派遣，创办佛教日语学校。被日伪接管的苏州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宣传日语的文化侵略机构。

当时汪伪教育遍布沦陷区各校，连西方教会学校也不能幸免。《苏州市志》中记：“日军侵占苏州后，高

等、中等学校停办或外迁，县立小学骤减至21所，后虽渐增，但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小学数量只有从前的

67%，高等学校仅有一所旨在灌输“亲日”、“清乡“的伪省立教育学院（位于沧浪亭）。中学大量减少

而补习班大量增加，是这个时期中等教育的特点；它既抵制侵略，填补空白，又为中等教育保存脉络，储

备教育人才。”补习班的出现，是教育界一些爱国人士为抵制奴化教育，不向日伪登记办学，而采用补习

班的方法。如振声初级中学抗战爆发后迁至上海，1939年在原址上开办“振声补习班”；英华女中抗战初

期停办，1940年在原址上开办“慕家花园补习班”。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教会学校都被日伪教育

厅接收，经废止或合并后，一律更改名称，原任校长一律更换，补习社亦不能幸免。振声被改名为“兴亚

中学”，英华的校址则被占用改为“清乡干部学校”，教会学校的英语课也全部改为日语课。到1942年6

月，各乡镇的日语学校都先后开学。（见《苏州教育志》）但也有少数日伪势力薄弱的边远地区，如东山

的务本学校，就坚持英语教育，并用自编课本。

1944年6月日伪炮制《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可谓对前期反动宣传工作的总结经验，然而强弩之

末的日伪统治败相已露，任凭它再怎么宣传也扭转不了中国民众的抗日之心了。[16]

三、沦陷时期日本在苏州的机关、团体、侨民及其统治

（一）在苏的日本军政机关、团体

日本驻军　　1937年11月19日日军侵占苏州后，陆续在苏城内外驻扎并重组部队[17]。先后在苏成立苏州

驻屯日军司令部、苏州最高警备司令部。盘门外裕棠桥今苏州针织厂处被据为日本苏州海军司令部，阊门

外花园饭店被占为广野部队司令部，留园马路一带及枫桥沦为井山、早川部队驻地，觅渡桥飞机场附近成

为高桥部队营房。城内则久福里为平野部队盘踞，沦浪亭被据为日军医院。驻军还分别在驻地、阊门里水

关桥、大公园、寒山寺等处举行阅兵式、“创立×周年纪念”等，阅兵式完毕后，侵略军列队在观前等中

心地区经过以炫耀武力。1940年3月，阊门外三六湾、永福桥及朱家庄河南北一带义塚地，被日军强令改

建南北兵营，棺木3万余具被迫仓促迁葬，内半数为无主棺木，尸骨狼藉，纵横遍地，仅少数幸得募款资

助迁入昌善局。同年7月上旬，兵营即告落成[18]，先后为小林师团[19]、落合松二郎师团部驻地，直至

1945年9月29日向国军投降。

苏州日本特务机关　　日军侵占苏州后，即组织以战前驻苏领事市川修三为首的宣抚班，控制苏州政务，

地址在遂园[20]。苏州日本特务机关设立于1938年5月17日[21]，地址在公园路[22]。特务机关长先后为

樱庭、长岛勤、岡田梅吉、吉野芳三、金子俊治等[23]。下辖吴县、常熟等县特务班，原苏州宣抚班更名

苏州（吴县）特务班。苏州班的班长亦为市川修三，副班长真藤[24]。1939年1月特务班与伪县知事郭曾

基联合发布布告，宣称“将严惩阻扰及抗租首要”，特务班长署名在郭之前[25]，苏州城乡民众出入均须

领取的通行证需由日本特务班盖章发给证纸。这年冬，市川专任领事，班长由山本祝兼任[26]。1940年4

月4日撤销，同时成立驻苏日本部队苏州连络官事务所，联络官先由奥和夫、后由管治德门担任。

日本特务机关的职权很广，岡田调任时，据当时报章报道，即有“设置苏州电气公司，筹备成立江苏省党

部，省府改组时与高主席协力推进省政”等[27]。袁殊《忆打入汪伪的四年》称此为“地方特务系统……

属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这个机关掌握地方政权的人事管理，控制物资供应，筹措军粮等。”1941年清

乡时设置的物资统制联合办事处即由特务机关与清乡专员公署联合组成。据1942、1943年的中日经济连络

恳谈会及吴县联合协议会记录，特务机关内设有宣传主任、政务班、经济主任、封锁主任等员司，举凡购

办日军军米酌付现款、调整配给机构，甚至生猪的销售价均须经特务机关（联络部）审核或研究。

1943年初，日本由于侵略战争形势不利，开始推行“对华新政策”，加强对汪伪傀儡政权的利用，同年3

月29日，特务机关改称军联络部，又称江苏省联络部，先后任连络部长的有中山、金子俊治等[28]。

梅机关在苏州的出张所[29]　　1941年3月24日，日伪决定设立清乡委员会，随后又设置该会驻苏办事处

于十梓街信孚里，梅机关即在苏州设专门机构。梅机关的晴气庆胤任办事处顾问，实为幕后指挥者。晴气

派中岛信一负责监督清乡委员会及其驻苏办事处，手下还有小笠原、有吉、椋木、川村敬三、宫前贤二、

永野等，梅机关和金子机关经常发生磨擦，结果是梅机关得胜，清乡时期地方特务机关也归梅机关领导，

李士群暴死后，清乡慢慢停止，苏州梅机关的工作遂失去业务内容，在苏州的日特即归金子机关指挥[30]

。

日本苏州宪兵队　　1938年12月22日成立[31]。队部在景德路（今卅一中）[32]，金狮河沿[33]。先后任

宪兵队长的除《苏州市志·军事》中载“山崎、藤田、濑川、植木镇夫、堀野冈本、柳濑隆”外，尚有樋

田等[34]。内设特高班，行动诡秘，与汪伪机关、伪军警特罕有往来。大量抗日志士及无辜民众被严刑拷

打、狗咬以至活埋、砍头、枪杀于宪兵队后沿城脚的空地上[35]。此外，据《苏州市敌伪组织汇编参考资

料》，自1943年至1945年7月，尚有“中支那侦查队苏州分队”，总部在上海。

日本领事馆　　抗战爆发前在盘门外青旸地。沦陷时占遂园叶荫三“荫庐”（初为宣抚班与伪自治会所在

地）为领事馆。先后任领事者有市川修三、小阪部[36]。1943年10月升格为总领事馆，总领事大隈涉[37]

。副领事有东命藏、宫野茂等[38]。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后，为装点傀儡政权，拟于1943年1月15日

与日伪政权签订交还日租界的协定，后悉英美将于1月11日与蒋介石政府签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乃仓促

改为1月9日。苏州盘门外日租界于这年3月30日举行归还仪式。但青旸地仍保留总领事馆的事务所屋、住

屋、杂屋地共709坪。慕家花园领事馆有敷地3951坪[39]。领事馆设有警察署、特高课等。阿部信男曾任

特高课主任，对抗日爱国者逮捕后加以严刑拷打[40]。1944年7月，在常州设领事馆分室（抗战前日本驻

苏领事馆即管辖吴县、常熟、昆山、吴江、武进、无锡、宜兴、江阴、靖江等九县的有关事宜，定期收集

辖区内情况报告日外务省）[41]。领事馆还掌管日本居留民会、兴亚报国会、日本国民学校等单位，活动

广泛。

日本居留民会　　在苏日侨于抗战爆发前即有此组织，沦陷后随着日本职员及侨民的增多，日本居留民会

立即恢复，活动频繁。居留民会设评议员会，先后选举小山先弘（华中蚕丝公司苏州出张所负责人），外

向政恒等为会长，政二金次郎（抗战前即在石路开设丸三药房）等为副会长[42]。1943年10月11日《江苏

日报》报道，日本大东亚省正式认可设置民团长，议长芹川指名松崎武雄（日本同盟社苏州分社社长）担

任。以后代理或担任民团长的有内田役男、小山先弘等[43]。在苏日本官民经常举行官民协力会议，密切

配合。该会领导曾号召“人人皆为清乡战士……对歼灭中共之工作必须加以充分协力”，居留民还纷纷为

支援侵略战争的献机献舰运动捐款，万田军次单独献金55万元购机一架[44]。

居留民会还设有妇女会、警防团、在乡军人分会等组织。在物资供应紧张时，则组织“生计委员会”，实

施配给木炭、糖果、生肉、砂糖、肥皂、火柴、蜡烛等物[45]。

兴亚报国会　　何时创设不详，1943年10月《江苏日报》报道，该会主办“阵亡（日本）将士追悼法事”

，小阪部领事、大隈总领事先后兼会长，副会长小山[46]。其下设分会，如日本居留民会内亦设兴亚报国

会。

日本商工经济会　　1941年，先有商工经济会的组织，负责人石田武男。日本商工经济会于1943年7月成

立，选举芹川透（日华精粉厂厂长）为会长，岩崎三郎（台湾银行分行行长）为副，坂本义己（大丸洋行

代表）为监事[47]。此外，先后有神户商会、苏州粮壳商会、日野元商会、承记商会、苏州研究所等组织

。

日本国民学校　　在阊门外打线巷（今南濠街附近，亦即新开马路18号），校基面积116.731坪，1943年

建立。据附近老人反映，原为山芋地，即今苏州高级工业学校东部，次年自造平房落成[48]。1945年春在

附近建筑苏坍神社[49]。在景德路亦有一日本小学。[50]学生常被组织前往参加“阵亡将士慰灵祭”、部

队“受旗典礼”等活动，并“表演互相肉搏”等。

日本在苏宣传通讯机构　　先后有日军报道部放送班苏州出张所、同盟社苏州支局、上海每日新闻社苏州

支局等9处。

日本在苏宗教机构　　日僧分别霸占雍熙寺、北寺，改称“东本愿寺下院”、“西本愿寺下院”。日本佛

教知恩院苏州分院及日僧班奇开办日语学校，日人清水久男则把持基督教青年会，分别宣扬日本文化与亲

日思想。

日本在苏医院　　有苏州铁道医院、松四齿科医院、同仁会苏州防疫处等7处。又有苏州看护妇会等团体

。

（二）日本在苏侵占的企业

日军侵占苏州后，肆意强占中国企业，鲸吞苏人膏血。凡有关经济命脉者由日本国策公司[51]设苏州分公

司攫为己有，其领导骨干均为日人。苏州火车站被日本华中铁道公司接管，改称苏州驿。其他有华中轮船

公司苏州分公司、华中电气通信公司苏州管理局、华中水电公司苏州办事处、华中蚕丝公司苏州出张所等

。又掠夺苏人的工厂企业改称株式会社、洋行等，以控制重要物资的经营生产。位于北局的百货公司被大

丸洋行劫收，改称百货公司，其前冠以大字，还公然声称“苏州百货公司系日本矩高株式会社大丸洋行创

设”[52]。华中都市自动车株式会社开办的公共汽车行驶于城厢内外[53]。此外还有台湾银行苏州分行、

中国合作社苏州支社等组织，后者系1938年11月由军特务部命令创办，由苏州特务机关所派二日籍指导员

操纵，“其主要业务为统制收购各种日商洋行及组合之必需原料，及关于专营品之运输事宜，与原来中国

设立合作社之意义及任务截然不同”（《清乡区经济概况调查报告·吴县特别区》）。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4日组织江苏省党政接收委员会，以“吴县为过去伪省会所在地，一切行政及事

业机构较江南其他各县敌伪所设施之规模为巨，且吴县为京沪路之中心，敌人对内地物资之吐纳亦皆以此

为交点”，赴吴县办理接收工作将及一个半月。计接收敌伪公司工厂及其他事业机构66处，另经济部、农

林部、交通部等直接接收的在6处以上。又接收敌伪占用房屋（包括公产、私宅及外国教会房产）计59所

24处，土地2块。同年刊印的“吴县接收专刊”指出：“回顾八年抗战之牺牲以江苏为最，江苏曾无一寸

完整之土地，人民遭受敌伪剥削，生民财产所损失者不能以数字统计……吾人于此敢坦率言之，在苏之敌

人产业虽名为敌人者，实则皆吾苏省人民的膏血，在敌人刀口枪尖之下缕缕累积而成者也。”接收册上的

企事业机构中，约10处直接属伪政权管辖，日本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计6处，其强占及开设的公司工厂商

店祇五十余处。

但《接收专刊》亦云：“本会之接收既系根据日军师团呈缴之移交清册……事实上其清册所载之数字亦多

有不尽不实者。”另据《苏州市敌伪组织汇编参考资料》，沦陷期间日本在苏强占及建立的企业单位，先

后近400处。兹列简表如下：

洋行 　　　　　160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61处

株式会社　　　   41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6处

工厂             33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13处

公司             54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11处

金融业           6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2处

商店             77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16处

交换所、制作所     9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3处

药房与其他       13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3处

合计             393处    其中延续至1945年者   115处

该《汇编》所列，均有具体名称，绝大部分单位还载明存在年月，负责人姓名、所在地址，部分则注出其

经营业务及地区。少数未说明存在年月者，亦可确定其多在沦陷时期（如华中水电株式会社办事处苏州电

厂、华中都市公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俱未注时间）。这393处的分布地域，以观前、景德路及阊门外为多

。其经营范围就见于《汇编》者而言，除少数专供应日军外，广及电力、交通、金融、粮食、油肥、建筑

材料、纺织、化工、造船、水产、食品、百货、医药、饮食、照相、旅馆，以至放高利贷等，其业务亦往

往紧密配合甚至直接执行日军的经济编制政策。如日本商业组合直接向廿余家华人商店发配给品，阿市洋

行即负责商业组合的棉业部，控制棉布的配给及价格；该组合的砂糖部主管食糖配给；牲畜组合控制外地

运苏的毛猪及价格（均见1942年至1943年的苏州中日经济恳谈会记录）。

（三）日本在苏州的统治与控制

对伪政权的控制　　日本侵略者在苏州先后导演并扶植伪自治委员会、县政府及江苏省政府等傀儡，实施

监督控制，时或公开发号施令，暴戾恣睢，无所不至。1937年12月3日，伪苏州地方自治委员会（俗称苏

州维持会）成立，会址与日军宣抚班同设遂园[54]，成立之初拟发布布告，日方欲用昭和年号，后经维持

会若干人士反复婉商，始将“昭和”与“中华民国”年号同用[55]。但有时日方公然直接发布布告，并用

昭和年号甚至日本时间。1941年8月、10月先后发现城内放置炸弹，日军即关闭各城门严密搜查。8月20日

《苏州新报》报道，“省垣自十三日城关限制通行，经各当局严密搜查后，已达完成之目的。今日起午后

五时（日本时间）各城关照常开放。”日宪兵队10月1日布告称：“命令：因不良分子潜入引起不幸事件

，故阊门外乐荣坊各店，迄本月十九日上午零时止，一律停止营业。苏州宪兵队长。”日伪签订的各省市

（包括苏州地区）清乡协定，皆由日方直接制订，原文都是日文[56]。1938年5月伪江苏省政府在苏州成

立之初，收入支绌，其经费由日军随时规定，伪吴县县知事公署至1939年春尚须按月向日特务班长乞取补

助费150元[57]。同年5月，因民众抗缴赋税，日军直接出动清乡，并以飞机散发传单胁逼群众缴纳租赋

[58]。

对伪政府各级机构，日方均派出指导官或名为联络实为监督的官员。金子机关权力很大，伪省政府县政府

的重要人事都要得到他们的同意，他们在伪省府各所、处都派有专人联系，监督汪伪大小汉奸执行他们的

意志和各项具体计划，细到每月的工作进度。它们在各县设立出张所，监督控制伪县政府[59]，对清乡工

作团长袁殊也派出日人武井龙男、岩田信雄为“保镳”[60]，对苏州广播电台则直接派遣日人任副台长。

1940年省苏州病院有连络员入江政五郎、护士部主任紫田千代子[61]，甚至如中日文化协会拟雇用常川驻

会的书记一人，也由日本人介绍[62]。此外，自上至下各级机构均须配备日语翻译，如城区公所即配备译

员及助理译员各一[63]。伪官员甘为鹰犬，但一旦被日寇认为不忠，即使身居高位，亦立下毒手。如汪伪

特工头子，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日寇认为他野心过大，且在伪政权内部引发重重矛盾，乃于1943年9月7日

在沪以请宴为名，在食品中下毒，9日猝斃于苏州私宅，死后面部青紫，身体踡缩。汪特江苏实验区副区

长陈彬，曾为李士群与中统勾搭，闻讯弃职逃走，被日寇逮捕枪决[64]。

对伪军警特的控制　　吴县与苏省其他各县一样都建立地方武装——县保安队，日方派出指导官，名义上

受省县政府节制，实际上一兵一卒的调动都归日本警备队及指导官控制。1942年的汪伪特工江苏实验区（

驻苏州，区长胡均鹤，吴县人），由梅机关派一个班的便衣特务驻守。一二等县设特工站，三等县设特工

组，均有一两个便衣宪兵驻守。汪伪特工组织每天收集到的情况资料都要送一份给驻站便衣宪兵，转送驻

在地的日本宪兵队，再报“梅机关”备查。连汪伪特务的身份证和持枪执照都由驻在地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特高课制发，并需盖上特高课课长的私人图章才生效。1942年春“清乡”活动中，李士群提出，日方既已

声称清乡地区一切由中国人自行处理，则特工人员的身份证和枪照应由汪特工区制发，经日方同意后才得

实行。其时驻区、站的“梅机关”特务也相继撤走，但仍由驻在地日本宪兵队指派一个便衣宪兵与汪特区

、站联系[65]。警察局中亦派出日本指导官，如1942年吴县警察指导班班长为中屋义春。

对民众的统治控制　　日本侵略者对社会民众则采取发证及联保连坐等方式实施严密控制。先则由伪县公

署发“通行证”，载明姓名年岁，粘贴照片，且该证用纸须由日本苏州特务班发给并盖该班印章[66]。

1939年秋，改为对“善良之市县民”发“县民证”，每证亦须粘本人照片（12岁以下儿童始得免贴），且

收费一角，亦经特务班核准实行[67]。1942年7月又改发“良民证”。凡城门及交通要道均由日兵持枪把

守，一般华人出入，均须深度鞠躬，呈验证件，违则毒打。凡出入清乡封锁线“除持有特别通行证、旅行

证、良民证、身份证、归乡证、渔民证者一概禁绝（13岁以下者不需）[68]。

伪维新政权成立，即沿用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保甲制度，并实行联保连坐，每甲中至少5户以上合具切结一

张，共同保证同结各户“无为匪、通匪、窝匪及填报户口不实等事”。保甲内居民中，“如发现勾结反动

份子者，除依法处罚外，其甲长及曾具连坐切结之各户长，各科4 日以上30日以下之拘留”[69]。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利与物资匮乏，日伪对民众的控制益趋严酷。1942年9月伪警察局命令，凡

燃放或出售爆竹者，均须向警局申请，再咨照日宪兵指导班查核照准，然后由警局填发许可证。米、面、

糖、盐、食油等均实行配给，谓之户口米、户口糖……，不但不能按期，且量少质劣。1945年5月，日伪

连续督饬居户、店铺“在交通要道相当地点速即添筑防空壕”，6月更提出“户内空地均须建筑防空壕，

限在月底前完成”。白发稚子，往往被逼在炎日下荷鍤劳役，力竭仆地。

在经济上的控制　　日军侵占苏州后，大小工厂企业均遭浩劫。苏纶纱厂的库存纱布成品和原料被洗劫一

空，继而被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掠占（至1941年始允严氏以相当黄金9960两的巨款赎回）。在此同时大量

倾销日货，广野部队的物资交换所遍设城内外，“大学眼药”、“仁丹”、“味の素”等布满市肆[70]。

自苏州成为汪伪省会后，经济秩序渐有恢复，但处处遭到日益加厉的严密控制及压榨，城乡经济陷入殖民

地化，吴县常熟等产米区均被划为华中派遣军军米收购区。统制粮食的苏州米统会，由日人担任副主任，

把持大权。如吴县黄埭等区“食米运出仅限日商大丸、白木两洋行，小麦大多由日商迫田洋行购运，……

自‘各乡军米收买处’成立起，禁止该区各米行收买米谷，农民亦不得私自将米谷出售于人……其（收买

）价格低于市价的百分之二十，因此该区各米行几全部陷于停顿状态中（门市零售仅限一斗）……且军米

收买之货款，尚不能及时付现……致农村金融停滞，商市衰落，受害非浅”[71]。清乡时日伪实行物资统

制及运销管理：不仅规定了若干“绝对禁运品”，且各种粮食、棉花、丝、皮革等14类物资，从封锁线内

运输出境的须经“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七号上海出张所”批准。对物资入境同样实行封锁：除上述物资

外，还有石油、汽油、机器、棉纱、布、棉织品、盐、糖、医药品及食油等13类物资也必须经第七出张所

及当地清乡公署许可始得入境[72]。即使是“和平地区”及清乡区内的货物往来，也须向设在公园路日本

特务机关内的“物资统制联合办事处”申请“许可证”。1942年4月，对“统制物资之自用者搬出封锁线

”，规定其限量为：米2升，麦5升，棉布1匹，石油1斤，火柴5小包，蜡烛5支；棉花、汽油等绝不许携带

。

敌伪当局在“由苏州经常熟至扬子江沿岸之沿线上，用200万枝竹竿，围成竹篱。再由苏州经太仓达长江

沿岸之线则以沪宁铁路为界，沿铁路线张有铁丝网”[73]。在苏州地区设置的大检问所就有87个，严重破

坏物资交通，威胁人民生活，在乡村尤甚。“封锁期内交通阻塞，仅通过封锁区域已见困难，……乡村之

物资运输几告停滞，凡百商业莫不萧条”。至1943年1月8日 ，苏州日军联络官事务所决定，城区定人配

给火柴、砂糖、皀、烛四种日用品，同年10月9日起，日伪命令吴县所有棉纱棉布一律不准自由移动，对

所登记的棉纱强制收买，只合当地布价的1/4。日方先后操纵成立苏州中日工商联谊会、中日工商同业联

合会，一切事宜由日伪官员掌握。全县各工商同业公会一度被迫停止活动。1945年上半年，日伪命令吴县

县商会对纤维、化学品、油脂、橡胶、五金、机械工具、电器材料、皮革原料、白报纸等紧缺物资进行登

记，实施控制。民间的献纳废金属运动，则在1944年已进行。征收人员往往闯入居民家内任意恣取金属用

具[74]。大公园周围原设置铁栅栏，行人可在栅栏外遥观园内景色，至此悉被拆去供军用。

普通工商业者在受到重重封锁统制的同时还迭遭日伪的勒索摊派，甚至在一个月内遭受多种需索。1942年

3月，日伪以第三期清乡开始，需用竹竿10万枝为名，责令吴县县商会担任5万枝，每枝平均1.2元共计6万

元，商会再分配至各同业公会各商家认捐凑数。同月召开“大东亚解放运动庆祝大会”，责令解交大会筹

办费4300元；为日军“解放南洋”赠送现金慰劳袋，向县商会发给捐册50本，每本50页，每页至少法币5

元，勒令解缴。继1942年“江苏省会献金购机”运动之后，1943年又强行要求为购“清乡”号飞机献金

，吴县县商会（包括各同业公会）共缴纳伪币72845元，工厂工人在工资中抽繳2%，人力车夫各征献金1元

。1945年1月，为慰问中日军队捐款354900元。其他如“庆祝国府参战一周年”献金、救济南洋侨胞献金

、“欢迎汪主席来苏”筹备会费用、慰劳清乡工作人员慰问品、警察冬防补助费、协助举办省运动会等多

如牛毛，商民不堪负担。日军投降前，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宁沪火车每日一班，苏州丝织厂被迫全部停工

，苏纶纱厂亦完全停产。

但沦陷时，五洋、药品等业勃兴，时有“做官要做清乡，生意要做五洋”（火柴、火油、皀、烛、香烟）

之语；烟馆妓院麇集，酒楼舞场旅馆等业畸形繁荣，形成鲜明对照。民间则广泛出现“跑单帮”现象，在

车站码头上涌现多条人流长龙，男女老幼，万头攒动，背负手携，累累包裹，攀车附舟，昼夜奔波，以此

谋生，甚至出现因拥挤践踏致死的人间惨剧。

沦陷八年，米价约涨10万倍[75]，升斗小民遭饥馑而斃命的不计其数。在县政府召集的联合协议会上，亦

迭次有代表提出“路毙尸骨时有发现，玄妙观中尤多”，“日久无人收殓”。而结果亦只有“函慈善款产

经理处查照办理”而已。苏州人民在日本侵略者奴役下的惨痛实况，永留史鉴。

（四）在苏日侨

“卢沟桥事件”前，因日军不断侵华，在苏日侨几次奉命撤返，人数日减，1935年苏州报章报道，盘门外

日租界内日侨仅77人。“八一三”淞沪抗战起全部返国。日军侵占苏州后，日侨渐渐返回，且因日军大量

侵占中国工厂企业，多用日籍人员，到苏日侨渐增，1940年4月份来苏者76户，155人，大多到“铁路局、

大丸公司、内外棉织厂、内河公司、轮船公司等处，多半系上述公司之职员及其家属，经营商业或开拓新

业务者仅约百分之二三十左右[76]。1942年9月1日统计，日侨1065户，男1352人，女1047人，合计2399人

（内男女幼童638人）。1943年3月，日军联络官事务所声称，华中各大城市日本侨民数，苏州占第五位，

共5832人[77]。但据市志“人口”卷，1943年为1182户，2603人。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节节失败，在苏日人逐渐减少。日本投降后，男女日侨计275名，内197名系华中铁道

公司及电信局职员与家属[78]。1949年11月在苏日侨奉中国当局之命，分别集中于阊门外丁家巷白牙庄旅

馆及苏民医院。吴县警察局长左□□兼日侨集中管理所所长，日侨推选出自治会长光冈铁一，副会长伊藤

利雄[79]。其后，270余名日侨陆续被遣送回国。

在苏日军战俘亦分批集中，初时被安排进行修复公路及清除垃圾等工作，11月18、19两日，由忠义救国军

第二纵队负责押送首批2000名战俘，以缺乏车船，均徒步至沪转日。总数不详。

四、沦陷时期的社会状况

抗战前的三十年代中期，吴县县政府执行国民党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80]，在发给烟民烟照

、设所供吸鸦片的同时，分期分批传戒烟民。但据1935年江苏省禁烟委员会公布，吴县烟民计14871人，

居全省之首。

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以毒化和麻醉中国人民为国策[81]，肆意制毒售毒，藉此弥补军费支出，使受统治

者衰弱退化，消蚀斗志。伪政权各级官吏亦视此为巨大财源，乘机自肥。苏州当时人口骤增，伪官蝟集，

于是烟馆遍布，吸毒成风，流毒之广，空前未有。

行政机构　　伪苏州地方自治会于1937年12月成立，内设禁烟局，以唐翼之（慎坊）为局长，局址即在幽

兰巷唐宅[82]。1939年5月1日伪维新政府成立戒烟总局，6月初即任命杨钦承为苏州地方戒烟局长，辖吴

县、吴江、常熟、昆山、太仓、嘉定诸县，局址在承德里。杨是无锡人，原与苏州大毒贩朱忠保合伙贩毒

，经朱推荐得任局长[83]。该局于10月初制订的“烟民登记领照暂行办法”中规定，烟民一律登记领取“

戒烟”执照，半年换发一次，分甲（可在私宅吸食鸦片）、乙（只许到“戒吸所”吸食）两种。甲种纳费

3元，乙种纳费1元。凡未领烟照逾期不登记者以私吸论[84]，查出后加以处罚或拘禁。局设总务、征税、

缉私三科与缉私队[85]。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后，在行政院设戒烟总局，各市、县设戒烟分局。1941年8月唐翼之复任苏州

戒烟分局局长。唐声称上峰注重缉查私土[86]工作， “戒烟所”中颇多不依照认销定额而短购官土的，

要将短购数巨的戒烟所吊销执照。至1942、1943年，为加紧搜刮，将烟民执照由半年改为按季领发[87]。

1944年春苏州戒烟分局改称苏州区地方禁烟局，收费名目有：烟民“限期戒烟执照费”50元，逾期加倍，

仍为半年换发一次；土膏零售商保证金甲等20万元（以下每等递减5万元），执照费甲等4000元（以下每

等递减800元）；售吸所的照证费，按每副烟具为50元；还有烟民旅行执照费等[88]。

戒烟分局长为肥缺，频繁换人，有时半年即调任，唐之后接任局长的有王通、吴析、殷宗淮等。

毒品专卖机构与毒贩　　日军侵占东北后，特许在大连设宏济善堂为鸦片专卖机构，1939年更设“华中宏

济善堂”于上海，总董是盛宣怀后裔盛幼庵，人称盛老三[89]。在有禁烟分局的地区则设分堂，所辖各县

设零售店。朱忠保（后改名振华）在战前即指挥一帮人专营贩毒，沦陷初走通日本军部关系，并拜盛老三

为干爷，得任苏州宏济分堂理事长，堂址在承德里1号。上海宏济总堂所发烟土装以木箱，每箱5百两，箱

上贴日本军部及戒烟总局的封条，所得巨额收入都上交日军特务部[90]。苏州分堂向上海总堂进货时，当

地伪警察局派警士武装护送，平时警士即充门卫及值夜。烟土到分堂后开剪分成一两一包，由戒烟分局贴

花盖戳，批给土膏行再转零售店及“戒吸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东南亚掠夺到大量“波斯土”（行内人称红土），仓库内堆积如山

。宏济总堂对各分堂规定只准超销，不准少售，并降低售价，增加戒吸所，对甲级烟户则上门推销。1944

年，日军在南洋节节失利，波斯土来源大减；安徽农村中不少地方成了解放区，禁种罂粟。宏济堂只能定

额供应，价格回涨。

土行的联合组织为特业公会[91]。1939年10月3日，戒烟总局所属苏州、无锡、松江、南通四区地方土行

11家，向华中宏济善堂申请获准成立江苏省特业公会，会址在宫巷原134号。苏州区的朱振华被推为主席

委员，马良生为监察委员[92]。

苏州的制毒贩毒帮派名目繁多，著名的有“四大名山”、“四大帮派”、“三大块头”、“三兄弟”、“

陈家班”、“一点红”等。“四大帮派”即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和苏州帮[93]。朱振华势力最大，

交际广泛，自日本军部、翻译以至帮会流氓都经常来往。虽终日横卧烟榻，却消息灵通，随时可得情报。

其势力还伸及昆山、无锡、常州诸地，甚至苏锡两地鸦片价格的涨落有时也由他操纵。朱除向总堂进货外

，还暗中指使土贩私到安徽搜购烟土。私土贩子不仅暗中私售，有的也卖给“宏济善堂”再包装作官土出

售[94]。1940年，丁廉宝接办苏州宏济分堂，成为苏州又一个气焰薰天的毒枭。

在贩售鸦片的同时，日本浪人与毒贩等还经营白粉（海洛因），红丸[95]、吗啡等毒品，这些毒品服用方

便，有的价格相对低廉，流毒之广，难以估算[96]。

贩毒者所以如此猖狂，通行无阻，还由于伪军政官员纷纷吸毒贩毒，并从中大发横财。伪第一方面军总司

令任援道（后任伪江苏省省长）自己吸毒还指挥贩运，家藏大量鸦片和白粉。因与李士群发生矛盾，李趁

任不在家时指使手下特务把毒品抢走，任怒而不敢声张。伪省长高冠吾指使秘书赵某勾结苏州大毒贩小金

保（即高云中，曾任乐乡饭店经理）贩毒，每次货到码头，都由赵同伪省府警卫保护提取，按月经赵向高

冠吾孝敬大笔钱财。后伪吴县县长沈靖华获悉李士群将代高出主伪省府，把此事捅给李士群，李立派特务

逮捕小金保，在乐乡饭店搜出大批白粉红丸。事发当天，高先下手扣押赵，声称是赵勾结小金保贩毒，赵

畏罪自尽于伪省府警卫室。小金保在李任省长后即被放出，并成了李贩毒的合伙人[97]。

烟馆　　烟馆外挂“戒烟所”或“戒吸所”牌子，入晚，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竞相闪耀。1942年8月城厢内

外戒吸所达160余家[98]。1944年为142家[99]，其实售吸场所远不止此，当时许多旅馆、舞场、妓院甚至

理发店[100]都自备烟具烟土，供客吸食。

1940年12月16日《苏州新报》报道戒烟所状况云：“每所大都陈设四五榻及各种灯枪器具……有呼烟馆为

‘燕子窠’者，大约取其地方狭窄、仅堪容膝、污秽狼籍、出入频繁之故欤。迩来土价飞涨，每两售价，

西波浆44元5角，土40元，几与米价相埒……现市上经售者大都为波斯土、北口货、花叶子[101]等名目，

经戒烟所购就煮膏[102]后，分红绿等玻璃色纸称成大小包然后发卖，大率起码3角或5角，较大之所，1元

起码，亦仅2分左右。……（烟民中）蓬头垢面，分文难求，但烟瘾到来，又无法遏止，不得不以破衣旧

物抵押，……其尤下者则索取笼头水、斗脚纱、或将盛烟之废纸用水冲服，穷形极相。”

该报道中所述为普通烟馆，还有少数烟馆规模大，设备精。在承德里口有一大型烟馆，从大门进入，内堂

重帘垂地，掀帘进去，浓郁的鸦片香味扑面而来。堂上约二十左右烟榻，瘾君子各捏烟枪，就烟灯吞云吐

雾，恰如有人集古诗成句而作的烟馆对联“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吸毕，口腔中尚滞留苦

味，则可选购燕子窠里备就的莲子羹、细沙粽、八宝饭等甜美点心。另备单间，有女招待代打烟泡、装烟

枪、捶背说笑，为谈生意、拉关系的绝妙场所。丁廉宝在石路石佛寺弄开设的宝记戒烟所，设备考究，有

如富丽堂皇的旅馆，富户与有权势者多出入于此[103]。

戒烟活动　日伪虽肆行其毒化人民的政策，但亦不得不稍稍以“禁毒”掩人耳目，同时，烟毒泛滥，对身

体健康、家庭经济与社会治安等危害日益突出，民间亦有自动提出戒毒者。1939年4月16日，吴县戒烟所

成立，收容少量自愿戒除的烟民[104]，1940年秋，戒烟分局于十梓街设戒烟医院，对投戒的贫苦烟民完

全免费或津贴膳费一半[105]。1944年11月，江南医院被指定为苏州兼理戒烟医院，院长庄觉在梵门桥弄

该院二部设戒烟床位。但经费不足，据报道，3个月中仅戒绝烟民百余人[106]。此外，理教中的一些堂口

如马医科的忠善堂等，也宣传戒烟与颁发戒烟香膏，借此吸收民众入“理”[107]。

逢“六三”禁烟纪念日，伪政府机构及大民会等组织亦略有活动点缀。1941年6月3日，苏州禁烟分局出版

了“戒烟”月刊，并在主要街道张贴禁毒标语，名为纪念林则徐禁烟抗英事迹，实为日军针对英美的活动

张目。后又出一期即偃旗息鼓[108]。

1943年初，日军因太平洋战争中败象已呈，推行“对华新政策”，企图加强汪伪实力和社会影响，而汪伪

政府的财政日趋枯竭，亟欲接管鸦片专卖。这年12月27日，苏州与沪宁三地同时举行了“新国民运动委员

会”组织的禁绝三害（烟、赌、舞）运动，在日方默许下，1944年4月，宏济善堂由伪内政部接收，部设

伪禁烟总局，从日本及南洋等地运来的鸦片直接由禁烟总局管理和发卖[109]。为排除宏济善堂及一些烟

贩的作梗并控制来源日益减少的烟土，一时禁烟活动声势加强。1944年8月10日，苏州区地方禁烟局召集

各售吸所举行抽籤，被抽中的71户即日停闭，吊销登记执照，占城厢售吸所的半数[110]。1945年初，禁

烟总局撤销，鸦片专卖权及禁烟事务改属伪军事委员会禁烟总监[111]。苏州区地方禁烟局饬令乡区售吸

所一律停闭，城区各所分期全部停闭1。但2月1日《江苏日报》不得不承认：“省垣城厢内外的私烟馆林

立，到处皆有，较之业已淘汰之售吸所为数尤多……烟毒永无肃清希望。”随着日本的投降，敌伪贩毒机

构及活动土崩瓦解，但毒贩则继续肆虐，至1952年遭到人民政府的彻底打击，禁毒运动至此始获真正胜利

。



（本文一、二由俞执笔，三、四由张执笔）

[1] 见樊泱《日本侵略军在苏州的罪行》。

[2] 谢冰莹《苏州城的火焰》。

[3]《苏州政协文史资料》第三辑中胡觉民《抗战时期苏州见闻》、姚方羊《抗日时期苏州沦陷前后琐记

》对此都有记录。

[4] 苏州市党史办《记苏州的沦陷和日军暴行》。

[5] 见《苏州日报》2000年12月7日、12日、18日专题记载。

[6] 载于《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7] 参考1940年9月18日《义旗》上载《思痛录》。

[8] 载于《文史资料》40辑。

[9] 见汪曼云《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

[10] 见《太仓地方小掌故》。

[11] 见1991年3月《苏州杂志》。

[12] 见1946年《平民日报》。

[13] 载于《苏州文史资料》十四辑。

[14] 1942年10月26日《江苏日报》。

[15] 陆晋《为国“捐躯”的吴县图书馆》。

[16] 文中除有注明出处者，其余材料均来自《苏州新报》（1937－1945）。

[17] 详见《苏州市志》军事卷。

[18] 1940年3.22、4.20、7.6《苏州新报》。伊斯兰教马宏仁曾目击该处大量回民遗骸被迁，不少明代回

民用的石槨自此无存。

[19] 小林师团所辖范围东自嘉定，西迄镇江，北濒长江，南临太湖。师团长小林信男成了这个地区的最

高统治者，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29辑P201。

[20] 毕志颺《苏州市沦陷琐记》稿，毕家为遂园东邻。

[21] 1939年5月16日《苏州新报》。

[22] 据耆老陈揖明、陆正瀛等回忆，班址系强占青浦叉袋角朱姓私宅，解放初朱姓出售，后为原苏州市

图书馆所在地。

[23] 分别见1938年12月18日，1940年1月26日、12月10日，1941年7月8日《苏州新报》。

[24] 1938年12月3日《苏州新报》。

[25] 1939年1月1日《苏州新报》。

[26] 1939年12月1日《苏州新报》。

[27] 1940年12月8日《苏州新报》。

[28] 《苏州市志》军事卷P295云：“1943年3月29日，日本苏州特务机关改称军连络部，期间先后任连络

部长的有冈田梅吉（1940年10月复任）、吉野芳三……”，但冈田系1940年12月初任苏州特务机关长时由

吉野芳三接替，而1943年始改名连络部。附此志疑。

[29] 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P215；又据《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29辑“我知道的日本特务组织

——梅机关”，《汪精卫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P359，梅机关是华中日本特务最高

机构的代号，成员有日陆军、海军、外务省等各方面的代表，其任务是监护汪精卫集团，扶植汪精卫筹组

中央政权，成立于1938年8月22日。《苏州市志》军事卷载“1938年6月8日 ，上海梅机关本部在苏州公园

路成立苏州特务机关”，将苏州日本特务机关均列入梅机关系统。但地方机构似不致先本部而成立，且日

本特务系统不止一个，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P24）云

：“梅机关也在这个（苏州清乡）实验区内设立专门机构，由晴气领导，另外还有一个金子大佐，这人是

日本另一个特务机关的重要特务”。1942年9月，举行苏州中日经济连络恳谈会，梅机关与苏州特务机关

即分别派出椋木差磨太、池田吉春参加。故今将苏州日本特务机关与“梅机关在苏机构”分列。

[30] 袁殊《忆打入汪伪的四年》，见《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辑。

[31] 1940年12月23日《苏州新报》。

[32] 此处系刘家浜尤氏后裔尤子谦宅和青浦叉袋角另一朱姓私宅。尤氏宅门在高井头，楼为西班牙式，

又沿城脚购空地数亩，共化四万余元。朱宅门在景德路。宪兵队将两处合并打通，大门在景德路（据尤家

表亲陆正瀛述）。

[33] 1945年10月27日《明报》载，金狮河沿前敌宪兵队本部。

[34] 1944年3月22日《江苏日报》。

[35] 毕志颺《苏州市沦陷琐记》云：“中国人犯反抗、偷窃等罪，轻则吊打，重则狗咬，活埋处死，该

机关（即宪兵队）内死者无数。”又见苏州市档案馆《吴县地区敌战犯调查表》。

[36] 市川修三初为副领事（1939年7月8日《苏州新报》），据当时报刊载小阪部任期约为1942年9月至

1943年10月。

[37] 1943年10月2日《江苏日报》。

[38] 1943年4月13日及同年4月5日《江苏日报》。

[39] 苏州市档案馆《接收敌伪财产清册》。一坪合3.3057平方米，敷地即该建筑及其周围之占用地。

[40] 苏州市档案馆《吴县地区敌战犯调查表》。

[41] 见《苏杭概况》，《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42] 1941年4月4日《苏州新报》报道。

[43] 1944年1月30日，1944年11月4日《江苏日报》。

[44] 1944年7月5日《江苏日报》。

[45] 1943年10月1日《江苏日报》。

[46] 1943年9月23日、 1944年7月5日《江苏日报》。

[47] 1944年7月13日《江苏日报》。

[48] 《江苏省党政接收委员会吴县接收专刊》内注有台桌273只，教桌7只等。

[49] 1945年4月5日《江苏日报》。

[50] 1941年2月11日《苏州新报》。

[51] 自伪维新政权时开始，日本政府就组织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在华中地区成立华中振兴公司，下

设各个子公司，统称国策公司，主要有铁道、轮船、矿业、盐业、蚕丝、水电等。见《汪精卫政权的兴亡

》P203。

[52] 1939年9月1日《苏州新报》。

[53] 苏州市档案馆藏《敌人控制下的苏城》。

[54]  毕志颺《苏州市沦陷琐记》稿。

[55]  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抗战时期的苏州自治会》。

[56]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P216。

[57] 1939年3月19日《苏州新报》。

[58] 1939年5月28日《苏州新报》。

[59] 《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P335。

[60] 见《红色情报员袁殊传奇》（此书经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审阅）。

[61] 1940年伪《内政部公报》。

[62] 1941年2月2日《苏州新报》。

[63] 1941年8月28日《江苏时报》。

[64] 见《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特工头子李士群》，《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唐生明文及第39辑《汪

伪巨奸派系斗争》。

[65] 见《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P199。

[66] 1939年10月7日《苏州新报》。

[67] 1939年9月2日、11日《苏州新报》。

[68]《清乡委员会清乡地区交通管理暂行规划》。

[69]《江苏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章程》，1940年11月1日《苏州新报》。

[70] 《敌人控制下的苏城》稿，存苏州市档案馆，作于1939年。

[71] 《清乡区经济概况调查报告·吴县特别区》，又据《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P213载，日寇收购军米

价一般较市价低30－40％，再按公价配给肥皀、火油等作补偿，但配给品常被中饱。

[72]  均见《清乡物资统制及运输管理暂行办法》（1941年7月10日），《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

P312。

[73] 宫崎利秋《第一期清乡工作实况》（《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P332）。参阅后附“扩展清乡区图

”。

[74] 1944年12月吴县联合协议会记录

[75]《苏州市志》经济综合管理卷。

[76] 1940年5月14日《苏州新报》。

[77] 此据《苏州市志》大事记。

[78] 1945年10月31日 《江苏日报》。

[79] 1945年11月21日《江苏日报》。

[80] 其中“毒”指海洛因、吗啡等烈性毒品，当时蒋介石对禁止这类毒品的态度较为坚决，见苏智良《

中国毒品史》362页。

[81] 1931年《社会杂志》即指出，日本是毒品输华的最大元凶，每年输入吗啡数以吨计。日本爱知大学

学者江口圭一在《日中鸦片战争》书中指出：“日本的鸦片政策是由以首相为总裁，外务大臣、大藏大臣

、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为副总裁的兴亚院及兴亚院以后的大东亚省制定和掌握的，是作为国策由国家有组

织有系统有计划地推行的”，“象日本这样在占领区和殖民地大规模地进行鸦片生产、贩卖和使用的情况

，在战争史上实为罕见”。（转引自《中国毒品史》第330、430页）。又，日关东军司令部发给士兵的小

册子中第15条：“毒品的使用是不配于象日本这样的优秀民族的，只有象中国人、欧州人、东印度人这样

颓废的民族才会沉溺于毒品中，这就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以及终将消灭的原因。”转引自《百年

潮》2001.4《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化政策》。

[82] 毕志颺《苏州市沦陷琐记》稿。

[83]《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江苏沦陷时期敌伪的毒化政策》。

[84] 1939年10月12日《苏州新报》。

[85] 1941年8月13日《苏州新报》。

[86] 土行向“宏济善堂”批进烟土后，开剪分包，封口贴印花盖戳记，称为官土，无此印记者称为私土

。

[87] 1942年7月1日、1943年9月28日《江苏日报》。

[88] 1944年6月8日《江苏日报》

[89] 盛幼庵是盛宣怀之子，运销鸦片后益富，所用痰盂、烟具、鸟笼等都系金制，见《汪伪巨奸派系之

争》。

[90] 《中国毒品史》428页

[91] 《苏州市志》第三卷182页作“特公会”，疑漏掉“业”字

[92] 1939年10月4日《苏州新报》

[93] 《苏州政协文史资料》28辑李彤“苏州解放初期的禁毒运动”，《苏州市志·杂记》1239页

[94] 毕志颺《苏州市沦陷琐记》稿。

[95] 红丸：外形如黄豆，用海洛因、吗啡等为主料，加上糖胶、咖啡精、金鸡纳霜、砒霜等制成，最初

流行时色为粉红，故名，后也有灰青等色。吸时先将红丸在火上烤软，再贴在一根细长竹管的小孔上，用

烧热的扦子一燃即可。由于吸食便捷，价较低，且吸后具有比鸦片更奇特的效力，当时泛滥全国（见《中

国毒品史》330页）。

[96] 1941年7月12日《苏州新报》报道：“现在不论城区或乡镇，平均每十人中至少有四五人吸食鸦片，

其中妇女及幼童也占相当数目，而且多数吸白面”，此数恐无充分依据。

[97] 毕志颺《苏州市沦陷琐记》稿。

[98] 1941年8月10日《苏州新报》报道戒烟局长唐翼之语。

[99] 1944年8月11日《江苏日报》。

[100] 1941年5月21日《苏州新报》。

[101] 波斯土系日军掠夺自东南亚者，北口土系来自热河者，花叶子为皖土之美称。

[102] 烟膏做法五花八门，通常先把生鸦片化在水里，过滤去渣，然后放入铜质器皿中用文火细熬，直至

收水成膏状，熬成一锅烟膏一般需10小时左右。上等货须经过三煮、三滤、三澄、三漂，才能制成金黄软

润、香气四溢的烟膏（《中国毒品史》329页）。

[103] 《汉奸丑史》第三四合辑，1945年出版。

1 1939年4月27日《苏州新报》。

[105] 1940年11月30日《苏州新报》。

[106] 1944年12月25日、1945年3月2日《江苏日报》。

[107] 1941年7月10日《苏州新报》与1943年11月7日《江苏日报》。入“理”即参加“理教”。

[108] 毕志颺《苏州市沦陷琐记》稿。

[109] 《中国禁烟史》432页。《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汪伪巨奸派系之争》载，第一任伪禁烟总局局

长章骏，吴县人。

7 1944年8月11日《江苏日报》。

[111] 禁烟总监由伪代主席陈公博自兼，此事反映了伪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章骏同时被撤职，详见《汪

伪巨奸派系之争》。

1 1945年1月12日《江苏日报》。

日军在洋泾角村大屠杀暴行调查记

  



樊  泱



抗战初期，日军在洋泾角村大屠杀的暴行，我早就听说过，但了解不详。为了真实地记下这笔历史血债，我于1987年5月、7月三次去洋泾角村进行了调查访问。

洋泾角村在什么地方呢？打开苏州地图，你就可以看到：在苏州城北郊，地处锡沪公路和苏虞公路交叉点的东面，有个小村子，这就是洋泾角村。从洋泾角村，越锡沪公路稍南一点，有沪宁铁路（当时称京沪铁路）从邀里穿过，越苏虞公路稍西一点，有元和塘河经这里流入苏州城内。这个地方，当时就是苏州城北的交通要冲；在军事上，也是战略要地。

在去洋泾角村调查访问之前，我对当时中国军队撤出苏州和日军占领苏州的情况，做了调查。

关于我守军撤出苏州的情况：

在1937年11月23日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上登载的金仲华所作《我首都西迁决心久战》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这几天中间，东战场上又有了比较重要的发展，那就是我军的退出常熟、苏州、嘉兴与平湖一线，移守西线的阵地。”

“苏州的失陷，是三面受敌的结果：苏嘉路上的敌军，由吴江北上，威胁苏州；京沪线上的敌军，由正仪向唯亭，进迫苏州的东面；在常熟方面，敌军于白茆口登陆后，到达支塘，一面往西攻常熟，一面向南越阳澄湖而攻苏州。结果，苏州终于19日失陷。常熟则于18日先告失陷。这也是两面受敌的缘故；敌军一面由支塘西攻，一面由浒浦登陆，向南攻谢家桥，进而威胁常熟，结果我军于18日晚6时退出。”

关于日军侵占苏州的情况：

1937年11月21日的日本《朝日薪闻》晚报作了如下报导：

“……富士井部队在18日占领了为强有力的敌军大约一千人左右所盘据的孙家浜之后，当晚从10时左右进行进击，冲散所有的敌军，19日天未亮之前，先头部队进入苏州城外东侧……19日上午6时半，岩隈、营原两支部队……从西北方向进入城内……接着富士井部队长从北门进城。”

1937年11月19日，我守军退出苏州，日军即占领苏州。在日军侵占苏州城的同时，有一支一百多人的日军部队驻进了洋泾角村这个战略要地。日军进村以后，见人就抓，抓到就杀，二三天内，竟在这个小村子里杀死我无辜同胞一百数十人，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

日军在洋泾角村是怎样屠杀我无辜同胞的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在1987年5月和7月，三次去洋泾角村进行了调查访问。

1987年5月23日，我第一次去洋泾角村调查访问。这天，我去娄葑乡的梅巷村，原梅巷树干部陈虎根告诉我，日本兵侵占洋泾角村后，在村子周围放了步哨，同时在靠马路边的潘福兴家房子上挖了洞眼，躲在房子里向外瞭望。他们看见有人从马路上路过，或从村子附近走过，就出来抓人。被抓的人要逃，日本兵就开枪打死。抓到以后，就拉到村东陶小和尚家去集体屠杀。被集体枪杀的有100多人。除集体枪杀外，还有零星被打死的。当时洋泾角村的村里、田里、路边，到处都有被杀死的人。第二年春天，在麦田里还有未发现的死人，天热了，野狗拖出来吃。他说，日军在这里的暴行，是罄竹难书的。你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去访问王木根。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唯——活着的人。

王木根的家，在洋泾角村北面一里多路的火烧浜。当天上午九点多钟，在村干部陈兴泉的陪同下，我去访问了王木根。他正好在家休息。他听说有人来访，便披衣起床，接待了我们。他坐在一张小竹椅上，向我们诉说了他当时受害的情况。他说：

那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事。那年我32岁，今年82岁，已过去整整五十年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军队从上海退下来，沿路拉夫。我被87师拉去，一路上叫我帮他们挑东西、摇船。到了无锡，放我回来。沿路退下来的中国兵很多，在半路上，我又二次被拉去当夫，一次拉到无锡惠山，一次拉到无锡东亭。我是阴历十月十四（1937年11月16日）被拉去韵，被拉去了三四天。那时，下了二十多天雨，路上很滑。我回来时，穿了草鞋，沿铁路向东走。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浒关人，他也是被拉夫拉去放回来的人，我们就同路走。这天黄昏，我们走到浒关，就在他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又上路。这时，铁路上已没有中国兵了。我走到苏州火车站时，看见三四个中国兵退下来。一个中国兵向我挥手说：“日本兵来了。快走！快走！”我听到喊声，就转身绕道从虎丘金项桥方面向家中走。路上，老百姓向西逃难，我向东走，他们叫我快逃。我没有逃，我要回家。我家住在洋泾角村北面的火烧浜。这天，我在陆墓南洲巷住了一夜。

第三天，是阴历十月十八日（1937年11月20日），我抄小路，穿过陆墓镇，沿苏虞公路向南走。这时，我看见塘河里有许多日本兵乘了船由北向南开。有的日本兵满脸是阿胡子，我看见船上的日本兵，心里有点怕，怕被他们拉去，就装成瘸腿，一跛一跛地走。没走几步，我看见南面锡沪公路上，也有日本兵，一队一队地过洋泾荡大洋桥，向西开去。还有马队。快走到洋泾角村时，我看见公路上，从对面走来十几个扛枪的日本兵。我想：不好，就停下脚来。怎么办呢？能不能向前走呢？要逃也不好逃。我再向前一看，在我前面有一个青年人在向前走，我也就跟着他向前走。还没有多远，我前面的那个青年人，被日本兵捉牢了。我也被日本兵捉牢。

几个日本兵用绳子把我们反手绑住，拉了就走。有一个日本兵，还用刺刀向我头上劈，只做了一个劈的样子，没有劈下来。日本兵把我们拉着向洋泾角村里走。在村路上，我看见已有三个人被日本兵打死。一个妇女还被破开了肚皮。走过郁同生家的小屋，我看见里面关了二三十人。走过陶小和尚家的西小屋，我看见里面也关了不少人。我看到村里到处都有日本兵，大约有100多人。

日本兵把我们从村西拉到村东，拉到陶小和尚家的里面大屋门前，叫我们站住。一个日本兵把我前面的一个青年人推进大屋的房间里，从背后一枪把他打死。接着，另一个日本兵把我也推进去，也是一枪。我中弹跌倒在地。这时，一扇房门倒上了下来，压在我身上。后来又有人被一个个推进房间里来被打死。有四五个死人压在我身上。

当时，我没有被打死，子弹打偏了，一粒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肩胛骨。子弹从右肩胛进去，从颈项里出来，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向外流。我的双手还被绑着，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我想，不能这样等死。我被日本兵推进门时，看见屋里有一张床。乘日本兵去拉第二批人时，我弄断了绑在手上的绳子，爬到床底下躲起来。这是一张老式床，床框下面有栏板，人躲在床底下，外面的人看不见。我刚躲好，日本兵又拉来了第二批人，又一个个推进屋来，开枪打死。接着，又在这里杀第三批人、第四批人……。

那天，日本兵在这间房子里杀人，从上午九点多钟，一直杀到天黑。

我躲在床底下，枪伤处痛，要咳嗽又不敢咳，怕被日本鬼子听见，就用手把嘴捂住。那天夜里，我想逃走，听到西面屋里，有日本兵叽叽咕咕的说话声。我估计，门前可能有日本兵站岗，心里想，现在不好逃。过了一会，听听隔壁没有声音了，我又想逃。我从怀里摸出了火柴，划了几根，看到床头边、屋里堆满死人，要逃也逃不出去。我想，只好死在这里了。

第二天上午，日本兵又一批一批地把中国人拉来枪杀。八点多钟，日本兵还拉来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他们把这个小男孩揿在我躲的床上。床上有死人，有血，小男孩吓得从床上跳起来。日本兵又是一枪把他打死。鲜血从床上流下来，流在我身上。这天上午，日本兵在这里杀人，一直杀到九点多钟。

两天来，日本兵在陶小和尚屋里分批集体杀死中国老百姓一百多人。当时那间屋子里，是死人身上堆死人，尸首横七竖八地堆有一人多高，地上、墙上到处都是鲜血和脑浆。地上的血水，可以用瓢舀，真是血流成河啊！我就躺在血泊里。东面一间破屋里，也有一些人被日本兵打死在里面。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我在床底下，听到屋后有哇哇哇的日本兵的喊声，接着又听到妇女的惊叫声和孩子的哭声，並听到“砰砰”的枪声。这是路过村后的妇女和孩子，被日本兵打死了。

后来，我又听到前面有挖泥声，我以为是日本兵在挖战壕呢。下午两点多钟，我听到有人到屋里来拖死人，才知道那是挖埋死人的潭。日本兵捉了一批人，叫他们挖潭埋死人。到四点多钟，屋里的死人全被拖走了。接着，我又听到了“砰砰、砰砰”的枪声。日本兵又在杀人了。

过了好长时间，我听听外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想，犬概日本兵走了，就从床底下爬出来。这时，我浑身是血，又是两天没吃没喝，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先靠在墙门上站站，再向外面看看，看到外面确实没有人了，才从屋里逃出来。

我从陶小和尚屋后，沿小路向家里走。在路上，我看到吴水金的爷吴火根，被日本兵打死在高墩坟旁边，人合趴在地上。他是被捉牢后逃跑时，被日本兵开枪打死的。在路上，还看到三四个人被打死，有的被打死在路上，有的被打死在麦田里，有的被打死在河边。

我逃到火烧浜自己家里，家里只有一个老娘，我把逃在外面的妻子喊回来。我听说被枪打伤的人不好喝水，就烧点粥喝喝。伤口没有药医，就用猪油搽搽，半年以后才长好。

王木根一面说着，一面撩开上衣，让我们看他身上留下的伤疤。我看到他肩胛上、颈项里的枪伤疤痕清清楚楚，肩胛上的伤疤有手指头大，那是子弹入口的伤疤。接着，他又诉说起来。他说：

我回到家里不几天，陈家桥的小瞎子和尤三男听说我死里逃生，特地来看望我。他们说：“你是死里逃生，我们也是死里逃生。”他们告诉我，那天，他们和东火金村的永涛等八个人，被日本兵捉牢，拉到陶小和尚家场面上挖潭。挖好了潭，日本兵又叫他们到屋里去拖死人，把屋里的死人拖出来，堆在潭里。埋好死人后，日本兵接到命令，要开走。临走之前，日本兵又打死二个挖潭埋死人的人。剩下六个人，祓日本兵拉去当挑夫，替他们挑东西，一直挑到望亭，才放他们回来。

后来，日本兵在洋泾角村大屠杀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半个月以后，有人来认尸。来认尸的人，有无锡人、常熟人，也有本村及附近村的人。他们把陶小和尚家场上的潭挖开了，把死人拖出来认。尸首已经开始腐烂，有的已认不出来了。能认出的尸首被认领走了，大多数的尸首已认不出来或无人来认。因为被杀死的人，大多是路过洋泾角村的外地人，洋泾角村及其附近村的人只是少数。一个多月后，村上的人回来，把这些没有人认领的尸首，用门板抬到树后，丢在杨家坟旁边的水潭里。后来，人们就称这埋人的潭，为百人坑。

那时，我也去看的。被杀死的人中，我认识的有，齐门街上根男的好婆，油车浜巧弟的娘。还有梅巷村吴水金的爷和阿哥。

在访问王木根回来的路上，我们访问了受害者亲属金火宝（女）。她正在麦田里采蚕豆。在田岸边，访问了她。她诉说了她父亲受害的情况。她说：

日本兵来时，我才2岁。我听我娘说，那时，我们一家人逃难，逃到北庄基。我和爷娘弟弟都住在亲戚家。一天，我爷（金金男）和吴水金爷（吴火根）、阿哥（吴水根），还有沈寿宝一起回来，走到洋泾角，被日本兵抓去杀死了。吴水金爷被打死在高墩坟旁边，他阿哥和我爷，还有沈寿宝，被杀死在陶小和尚家。我爷被劈掉半个头。

走到洋泾角村，我们访问了又一受害者亲属江招妹。江招妹今年78岁。她说：

我爷叫江金富。逃难时，我对他说，“我们一起逃吧！”他不肯逃。我把大儿子放在他身边，第二天来抱孩子时又对他说，“逃吧！”他还是不肯。我只好抱了儿子走。我们是阴历十月十一日逃走的，逃到南北桥。过了几天，我看见村上逃来的人，问他，阿曾看见我爷？他说十七（日）看到的，后来没有看见。我以为爷没有了。又过了几天，是十月十九日，有一个人说，你爷未死，有一个中国兵脚伤了不好走，和你爷住在一起。谁知后来，我爷和那个中国兵都被日本兵杀死了。村上的人回来，挖开埋死人的潭，看见我爷江金富的尸首，抬了出来，埋在村后的旱田水沟里。半年以后，我们才回到村里，把我爷的尸首挖出来重新埋葬。那时，我28岁，我爷49岁。

访问了江招妹，我们向村东走去。走过一幢新楼房前，村干部陈兴泉对我说，这就是陶小和尚家，是日本兵集体屠杀中国人的地方，旧房已经拆掉，建了新楼。杀人的房间，在这新楼的北半部。

走过陶小和尚家，我们又访问了陶小和尚的弟媳陶大宝。陶大宝今年78岁。他说：

日本兵来时，我们吓得逃难。日本兵在我大房陶小和尚屋里杀人，杀死了论百人。死人堆在我大房屋后的地头上。日本兵叫人在地头上开了一个大潭，把死人埋进去。

当时，我们逃难出去了，我阿婆没有逃。她告诉我说，日本兵来时，她躲在房子里。她看见日本兵把小豆腐娘儿俩捉牢，拖着走。拖到门口，小豆腐娘说，我就住在这墙门里，不肯走。日本兵就乒、乒两枪把他们打死在门口。我阿婆吓得就逃，逃出一段路，被日本兵看见了，从背后打来一枪。我阿婆只管逃，脚打伤了也不知道。她逃到外村，别人看见了说，你脚打坏了，她一看脚膀上打了个洞，还在流血。

从陶大宝家出来后，从她家房子东面拐弯向北，走不多远，我就看见一长满青草的长方形水泥坑，村干部陈兴泉对我说，这就是百人坑，但不是原来的百人坑。原来的百人坑是杨家坟旁的一个水潭。说着，他用手指着河对面的一棵杨树说，就在那杨树旁。循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那棵杨树。接着他又说，在七十年代，搞农田水利建设时，村上的人把那里的尸骨移到这里来了，在这里砌了个水泥坑。当时还刻了一块石碑，准备立在这里。现在不知这块石碑到哪里去了。

5月26日，我到洋泾角村进行了第二次访问。这天，我先去离洋泾角村一里多路的梅巷村。在梅巷村民委员会办公室，访问了被日本兵捉牢后又逃出来的吴水金，吴水金那时11岁。他说：

那年阴历九月，中国兵从上海退下来，住在我家，我们一家十一人去附近村上避了一个时期。以后，日本飞机来轰炸，扫机枪，晚上还丢照明弹。我们就逃难，逃到陆墓吴家道，住在一个地主催子家的下场屋里。我们村上的两家邻居，也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些小孩不懂事，常在一起闹，邻居两个青年还要唱唱戏。催子嫌闹，要赶我们出来。我们就决定回家。我娘说，先让我回家看看。

阴历十月十八日（1937年11月20日）早上，我娘回家，走过洋泾角，没有看见日本兵，走到梅巷村自己家里，也没见到中国兵，中国兵已撤走了。上午，我娘又回到吴家道，对我们说，屋里没有兵了，大家回去吧！其实，那天下午，日本兵就进了洋泾角村。我娘不知道。

十九日（1937年11月21日）一早，我爷、娘、阿哥和我，还有我弟弟，一家五人动身回家。村上的两个邻居、金金男，沈寿宝也和我们一起回来。大约十点多钟，快走到洋泾角村时，看见一个青年从一家墙圈里跳出来，向田里逃，两个日本兵追出来一枪把他打死。我看见后吓得不敢走，我对爷说，回转吧！我爷说，不要紧，不要紧。那个人可能做了坏事，我们没有做坏事，不要紧。

两个日本兵看见我们了，向我们招手，还喊：“来，来，来！”我们只好走过去。日本兵就把我们捉牢，拖到公路边潘福兴家门前，把我们分开。日本兵把我阿哥和金金男、沈寿宝三个青年人拉走，拉到树子东面去。把我爷娘、我、我弟弟，关进潘福兴家客堂里。我看见客堂里已关了不少人，大约有二三十人，不少人还穿着蓑衣。

当时在下大雨，一个多小时后，日本兵把关在客堂里的人一个个拉出去。关在客堂里的人只当是拉出放掉，还争着要出去。实际上，不是拉去放掉，而是拉去枪杀。我们被关在屋里，也听到枪声，但没有想到日本兵在杀人。每次来二三个日本兵，拉走一二个中国人。

关在屋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爷也被日本兵拉走。最后只剩下我娘、我和抱在我娘手里的小弟弟。已12点多钟了，日本兵都去吃饭了。看守我们的一个日本兵也走开了。我娘用手拉拉我，叫我逃，我不敢逃。我娘抱着我弟弟逃到场面上，又站下来向我招手，我就从屋里逃出去。天还在下雨，我们跑过场面，拔脚就奔，从潘福兴家场边的田岸上，逃到自己村（梅巷村）上。我们回到家里，看到家里一塌糊涂，满地是稻柴，也不能住人。我娘抱着弟弟，领我到河对面金金荣家。他家里住了十多个村上留下看家的老人，其他人都逃难逃走了。留下来看家的老人，就住在一起。从洋泾角村逃出来以后，我们很骇怕，想再逃走。村上的老人对我娘说，就在这里住一夜吧！我们就在村上住了下来。这一夜，我们又不断听到枪声，日本兵又在夜里杀人了。

第二天是阴历十月二十日（1937年11月22日），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村上回来了二个人，一个叫陈盘生，一个叫施永涛。他们回到村上说，日本兵在洋泾角村杀了不少人。他们是和我们一起逃难逃到吴家道的。那天，我们回来时，他们和我爷娘约好，如果我们不回吴家道，他们跟着就回村上来。我们是阴历十月十九日回来的，二十日他们也回来了。这天上午，他们走到洋泾角村，也被日本兵捉牢。日本兵把他们拉到陶小和尚家去埋死人。日本兵叫他们在陶小和尚家场地上挖了个潭，把屋里的死人拖出来，堆在潭里。被杀死的人很多，有100多人。潭里埋不下，就一层层往上堆。人被杀死不久，有的还在流血。死人身上有血，很滑，堆不住，他们就用稻柴铺在上面堆。屋里的死人拖完以后，日本兵又拉来十多个人，打死在潭里。埋好死人后，日本兵叫他们坐在场面上等，等日本兵走开，他们俩人逃了出来。

他们还告诉我娘，他们看见我爷被日本兵打死在高墩坟边上，我娘哭得死去活来。当天夜里，我娘请陈盘生、施永涛帮忙，把我爷的尸首运回来，在家里卸了二块门板，把我爷埋葬了。

埋了我爷以后，夜里九点多钟，我娘抱了弟弟和我又逃出去。帮助埋葬我爷的陈盘生、施永涛也和我们一起逃走。这时，已不下雨了，天上有点亮光。

我们又逃到吴家道。因为我们家里死了人，我娘要哭，催子不让我们住，我们就搬到吴家道村后的一个观音堂里去住。

在梅巷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还访问了洋泾角村的潘福根。他说：

我今年62岁，当时12岁。那年阴历十月十二日，我们一家逃难出去，第二年才回来。日本兵在我们村上杀死许多人，我们回来时，还看到到处有死人。天热了，太阳晒，死人发臭，村上人用板门去抬了丢在村后的水潭里。我们小孩也去看，还看见狗在吃死人。过些时，人烂掉，到处是骨头。我听人说，郁寿根家猪棚里，打死过一个人，逃难回来的人，推开门一看，一个死人还站着，靠在门后的墙壁上。

因为他是洋泾角村人，我询问了当时洋泾角村的居民的居住情况，他一面回忆着、计算着，一面告诉我说；

洋泾角村，当时有34户人家，分三排住着，南面第一排有三户人家，第二排有八户人家，第三排二十三户人家，共约有200多人口。我就住在第二排。第三排东面的第一家是陶小和尚家。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地方，是陶小和尚家的大屋东面的第二间房子。

走出梅巷村，路过饲养场时，访问了又一个受害者亲家属蒋洪生。他说：

我娘对我说，我家住汤家庄，我爷叫蒋富泉。日本兵来对，我爷才二十七八岁。那时家里买了几担萝卜，逃出去后不放心，我爷想回来把萝卜挑去卖掉。他没有走到屋里，就被日本兵抓去杀掉了。

最后，我们又去洋泾角村，访问了奚水根。奚水根也是见证人。他说：

日本兵来时我23岁。我们逃难，逃到南北桥。日本兵走了一个月以后，村上的一些男人才回来。后来，我也回来了。我回到村上，看见村里到处都有死人，陶小和尚家场地上堆满了死人。村上的人就把死人抬走，抬到村后杨家坟边的水潭里。我也去抬的，当时参加抬死人的有我、陶水荣（陶小和尚）、陶水泉、潘福兴、潘春和、潘根泉、潘小泉、郁和尚等十多个人。我们抬了二天，才把尸首抬完，大约有六七十具。这些没有人认领的尸首，已经发臭。我们喝了酒，用门板去抬。被杀害的大多是青壮年，也有妇女、老人、小孩。有的是枪打死的，也有是用刀杀的，大多数是用枪打死的。

堆死人的潭，挖在陶小和尚家房子旁边的场地上，这个潭是长方形的，有二公尺多宽，五六公尺长，半人深。潭里挖出的新土堆在旁边，高出场面1公尺多。里面堆了一层又一层死人，死人上面盖了稻柴，稻柴上面盖了薄薄一层泥，有的死人的脚还露在外面。

7月16日，我又去洋泾进行第三次调查访问，目的是核对上两次的调查情况，並继续了解一些有关情况。

这天，我又由村干部陈兴泉陪同，先去梅巷村访问了吴水金。吴水金对上次诉说的情况，又作了补充。他说：

我和娘、弟弟，第二次逃出去以后，搬到吴家道村后的观音堂里去住。半个月以后，我和娘回来，到陶小和尚家去找我阿哥的尸首。陶小和尚家场面上堆满尸首，尸首已腐烂，辨认不出，我们没有找到我阿哥的尸首。后来，我阿哥的尸首和其他人的尸首一起被洋泾角村上的人，抬到村后潭里堆掉了，埋入了百人坑。

在他补述了这段情况以后，我向他询问了陶小和尚家场面上埋死人的潭的方位。他说：

埋死人的潭，挖在陶小和尚家门前的场上。陶家的房子，和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样式差不多，也是座北朝南，大门向南开，也有厢房。潭就挖在门前的场面上。这个潭很大，占了大半个场面，不深，约一公尺左右，里面堆了一层层死人。

访问了吴水金，我们又去访问王木根。在核对好上次访问的情况后，我向他详细询问了日本兵大屠杀的那间房子的具体情况。他说：

陶小和尚家的住屋，是老式房子，现在已经拆掉。过去农村的老式房子，差不多一个样子，象个馄饨担，前面一进，后面一进，中间有个夹厢。我被拉到陶小和尚家，从大门进去，经这客堂、夹厢，走到第二进屋的一间房间门口，被日本兵推进去枪杀。我跌倒在一张床前，这张床放在西面墙边。乘日本兵拉第二批人时，我钻进床下躲起来。在这间房子的东面，还有一间破房子，里面也有被日本兵打死的人。这间房子的西面，隔开弄堂，也是房子，那里有日本兵住在里面。陶小和尚家，是这个村子的村东第一家。日本兵集体屠杀老百姓的地方，是村东第一家房子的第二间屋子。

后记：我前后三次去洋泾角村进行调查访问，初步查清了日军在洋泾角村大屠杀的情况。为了使这些调查材料不致散失，我写下了这篇调查记。当我写完这篇调查记后，我想要分慰被害者英灵的是：中国人民早已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一定记住这笔血债，决不允许这种历史悲剧重演。

1987．7．20于苏州

日本侵略军在苏州的罪行

  



樊  泱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这几年来，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侵略军在苏州犯下的罪行，我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先后访问了七八十位当年的受害者及知情人，积累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虽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但它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现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供读者和历史研究者参考。同时，也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佐证。



“八·一三”以后，日机对苏州狂轰烂炸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派兵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苏州临近上海，是京沪铁路（现称沪宁铁路）线上的重镇，又是苏嘉铁路线的起点，为江浙交通要冲。

8月16日，日机开始轰炸苏州。

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0月底，日机轰炸苏州有一百三十多架次；11月份，日机几乎天天飞来轰炸。如11月9日，日本飞机日夜不停地飞来轰炸，扫射，还低空飞行示威。又如11月13日至15日，日本飞机对苏州进行大轰炸，日日夜夜轰炸声、扫射声不绝。

8月16日，日本飞机两次轰炸苏州。第一次飞来二十二架日本飞机，第二次飞来九架日机，在苏州城内城外投弹轰炸，炸死炸伤许多居民和军人，也炸毁炸坏不少房屋。这天，日本飞机轰炸苏州的情况，俞啸泉老人在《抗日时期苏州沦陷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8月16日，晨六时抵家，因夜雨未眠，十分疲倦，即和衣而寝。午后三句半钟，忽闻天空机声轧轧，俄轰炸声大作，机关枪、步枪继之，有顷即停。闻本县保安队在机场用枪射落日机一架。计袭苏日机，有二十二架云。

六时半日机九架又来，除阊门外、葑门外均投弹外，城内如道前街、西善长巷以及朱家园、瓣莲巷、学土街、东支家巷、西支家巷，均有毁屋伤人事。闻是日，冯玉祥等中央要人，曾在西善长巷大中旅社会议。故该处附近一带，破坏尤重云。

余住卫前街。当日机来袭时，枪炮齐施，子弹辄掠余家屋面而过，一弹落余屋后河中，水被激跃起数尺，屋宇为之格格震动。事后余访左邻右舍，均庆无事，亦云幸矣。



日机轰炸大中旅社的情况：

1988年10月25日，我去府前街居委会访问诸桂荣老人。他说：

民国二十六年阴历七月十一日（1937年8月16日），下午五点多钟，我在织里桥（现名吉利桥）头白相。那时，我才十多岁。忽然听到警报声、飞机声，我抬头一看，日本飞机已飞到头顶上，三只一群，三只一群，从我头上飞快掠过。接着听到轰轰的炸弹爆炸声。我急忙朝家里跑。我家就住在织里桥旁。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日机轰炸大中旅社。我跑出去看，炸弹没有投中旅社，只炸坏了旅社边房的一角，旅社对面的河边上炸了个大坑，炸毁炸塌沿河三十多户民房，炸死居民三四十人。有个在乐队吹喇叭的徐光斗一家三口全被炸死。铜锡店老板的已怀孕的媳妇，正在浴盆里洗澡，也被炸得身首分离。

日机轰炸大中旅社以后，我跟家里人逃难去了。我逃难回来后，听人说，三多桥那里也遭敌机轰炸，靠河边的一家蜡烛店里，有三人被炸死。



日本飞机轰炸阊门外老五团驻地（今北兵营）的情况。

1988年8月4日，我去新桥巷新苏师范宿舍访问被日机炸断手臂的刘璐兰老师。她说。

我家住阊门外老五团兵营围墙外，一天（1937年8月16日），我在巷口玩，日机来轰炸老五团，我被炸倒在地。等日机飞走了，我爬起来一看，手臂被炸断了，血从袖筒里流下来。后来，红十字会救护队来人，把我送到博习医院抢救。我父母是做小生意的外地人，轰炸以后失散了，我成了孤儿，出院后被送进孤儿院。和我一起被送进孤儿院的，还有李金夙、李金根、李金坤姐弟三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家的房子被日机炸塌，父亲被炸死，母亲被压死，也成了孤儿。

1989年8月29日下午，我在石路杨树里1号访问了司徒金林老人。他说：日本兵打来时，我十八岁，在新华铁工厂当学徒，学机械。日本兵先在上海打仗，派飞机到苏州来轰炸。第一次轰炸老五团。轰炸后我跑去看，看见炸坏不少房子，炸死七八个人。

有的人不是炸死的，是炸塌了房子压死的。第二次日本飞机来炸火车站，也炸死了许多人。



日本飞机轰炸火车站的情况：

1985年8月21日，我去西园访问了沈延平老师。她说：

“八·一三”以后，我带领振华女子中学的四个同学参加了赴前线救护队，在前线抢救伤兵，后来调到第五卫生列车上工作。中秋节那天（9月19日），我们在苏州休息。这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去火车站，准备乘车去前线工作。这时，火车站上停着第三卫生列车，还停着一列有十多节车厢的难民车。车站上有许多由上海下来的难民，他们大多是一条扁担，一头挑孩子，一头挑行李，见了难民车就向车上挤，车厢里挤满了人。车厢里挤不下，有的胆子大的人，就爬到车厢蓬顶上，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

我们到火车站时，火车站站长对我说，刚才接到上海来的电话，说来了许多敌机，你们赶快离开车站。我们立即走出火车站，向对面的车站仓库走去。我们刚跨进仓库大门，敌机已飞到火车站上空，炸弹一个一个地从飞机上丢下来，一共丢了十八颗炸弹。敌机一面丢炸弹，一面丢燃烧弹，一面又扫机枪。我们躲进仓库，赶紧用军用毛毯裹在身上，才幸免于难。但是，我的耳朵已被炸聋。

敌机飞走以后，我们从仓库里出来，一看车站变了样。一个好端端的车站，已被炸成断墙残壁，第三卫生列车和难民车也被炸毁。敌人惨无人道，不顾国际法则，卫生列车上明明标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敌机还是要轰炸。被炸后的车站，到处是瓦砾尸堆，大人的身躯被炸成小段，小孩的身躯被炸成肉块，脑浆、鲜血连着衣片皮发飞溅在墙上，没有炸死的婴儿，还在母亲尸首旁号哭，两条小腿一伸一伸……凄惨之状，目不忍睹。

1989年1月13日下午，我去铁路小学访问了火车站退休工人周万金老人。他说：

日机轰炸火车站时，我还未到火车站工作。我是1943年进苏州火车站工作的。听老工人说，“八·一三”以后，日机轰炸苏州，火车站被炸次数最多，车站的房子几乎全被炸光，只剩下对面的仓库没有炸掉。炸死的人很多，一次就炸死三五百人。我到苏州火车站时，还看到车站出口处有四个炸弹坑。

访问过周万金老人，周万金老人又热情地领我去访问了季法墩老人。他说：

我家原住上海南市张家宅。“八·一三”后，我们从上海逃到苏州，住在茅山堂。

一天上午八点多钟，日机飞到苏州轰炸火车站，一连丢了十几颗炸弹，炸坏二节弹药车。阴历八月十五日（9月19日），下午四点多钟，日机又来轰炸火车站，来了十二架飞机，丢了许多炸弹。火车站东面炸死了许多人，有老百姓，有人力车夫。车站西面炸死的人不多，有几个躲在车厢底下的人被炸死了。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又来了十二架日本飞机轰炸火车站，也炸死了一些老百姓。我家对门的一个职工家属，被炸伤后，抬到家就死掉了。



日本飞机轰炸石路、金门、观前的情况：

1989年5月29日，我在广济桥居委会访问了葛林深老师。他说：

“八·一三”以后，日本飞机轰炸苏州，大马路、石路一带也被轰炸。日本飞机在普安桥西堍丢下一颗炸弹，炸死三人；在瑞昌福南货店门前，也丢下一颗炸弹，炸坏不少房屋，炸死三人。我第二年回来时，这些弹坑还没有填平。

1982年9月25日下午，我去史家巷51号访问了邮电局退休职员章祖伟老先生。他说：

起初日本空军用的是日本自己制造的飞机。这种飞机来轰炸时，先腑冲下来，再丢炸弹，每次丢一二颗炸弹。后来，日本用意大利制造的飞机来轰炸。这种飞机，不用腑冲，一下子能丢十多颗炸弹。苏州沦陷之前，日本空军对苏州进行大轰炸，用的就是这种意大利制造的飞机。一天夜里，日本飞机来轰炸，先放照明弹，后来丢了几十颗大小炸弹。金门口刘家宅附近炸开一个深坑，有三张方桌大，一张多方桌深，闾邱坊电报局震破了几扇窗。观前街也丢了炸弹，银楼、布店被炸了。



日本飞机轰炸沧浪亭、曹胡徐巷等地的情况：

1988年10月13日上午，我去二郎巷访问了钱世根。他说：

日本兵打来时，我十七岁。那时，我在国民党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任职。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苏州，一次轰炸火车站，炸掉二车厢弹药。后来来轰炸沧浪亭一带，炸掉许多房子。我家住凤凰街，邻居范先生，有一天叫自己的小姑娘上街买菜，遇到日本飞机来轰炸，这个小姑娘急忙躲到屋檐下。飞机丢下炸弹，小姑娘当场被炸死，脑壳都炸掉了。

1989年9月的一天，原档案局局长陈明琍告诉我，她家也遭过日本飞机的轰炸。她说，那时她还小，具体情况说不清。后来，她给我送来一份她去访问她大哥陈德霖的记录稿。现将此稿抄录如下：

我家原住曹胡徐巷44号（老门牌）。1937年农历十月十三日，下午一时许，日寇飞机轰炸苏州时，炸弹落在我家住房后面园内（菉葭巷小学后园内）。当时，我家房屋被炸塌，伤亡二人。据说，在曹胡徐巷东段也有一处遭到轰炸。我家遭轰炸时，约有十几户人家受灾。当时城内大部分人家已迁农村避难，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日本飞机轰炸葑门、洋关的情况：

1988年10月12日上午，我在葑门街道办事处访问了觅渡桥居委会主任苏寿生。他说：

民国二十六年阴历八月十六日（1937年9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飞来三架日本飞机轰炸葑门，炸了袁大生米店。那天，葑门城河里有二只装中国军队的木船，准备去昆山。昕到警报声，船上的官兵都上了岸，没有被炸。日本飞机丢炸弹，炸了袁大生米店，炸死二人。一个人被炸烂了，一个人炸断了腿。听人说，这两个人，一个是先生，一个是伙计。

日本兵快进城时，一天，飞来了十八架日本飞机，轰炸洋关。天上的炸弹象泼垃圾似的落下来。炸死炸伤许多人，河里、岸上都是炸死炸伤的人。这些被炸的人，有当地居民，有外乡逃难的人，有驻洋关的炮兵团士兵，也有从前线撤下来的士兵。还炸坏了不少房屋和船只。



日本飞机轰炸齐门的情况：

1937年12月26日出版的《抗战》31号上，刘良模写的《别了苏州》一文中。记载了日本飞机轰炸苏州和齐门的情况。文中这样记述：

从十月底开始，敌人就用意大利重型轰炸机来轰炸苏州，而苏州的民众也就遭到法西斯刽子手更进一步的惨杀。……

警报解除以后，电话铃响了。我赶快去听。“是刘先生吗？”这是救护队蒋同志的声音。他告诉我：“齐门大街被炸了，火势很利害，被炸死的老百姓，尤其是妇孺很多。你赶快来吧！”我马上就去。走近齐门大街就看见冲天的黑烟，路上卧倒了一个忠勇的警士的尸体。蒋同志正在努力从砖头堆里拉救人出来。“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蒋同志高声叫着，担架夫很快上去帮他把这个女人和孩子从砖头堆里拉出来。这个女人满身是血，她紧紧地抱住了孩子，母子都已经死了！法西斯刽子手！你们真是杀人的魔鬼，人类的公敌！

就这样，一连炸了十四天，各种机关都开始移动了！然而我们终舍不得离开这个可爱的园地。我们服务到最后一个伤兵，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些伤兵医院。



日本飞机轰炸苏州农村的情况：

1988年12月，我在查阅有关“日伪残害人民调查统计表”时，发现其中记载了日本飞机轰炸农村的情况。现将其内容概述如下：

1937年10月13日，日本飞机轰炸一心村叶家浜，炸死村民高老虎、樊虎泉、李金秋（女）等三四人，炸毁民房三四十间，炸死猪牛牲畜数十头，炸毁稻谷数十亩。

1990年2月，我在吴县党史工委查阅资料时，看到周明的《渭黄地区抗战初期片断回忆》中，记载了日本飞机在渭塘镇附近轰炸的情况。文中这样记载：

1937年11月上旬，日寇飞机轰炸我锡沪公路支线——苏常公路，……把渭塘镇南约一里的刘泾庄桥附近的民房炸毁，监扫射机枪，伤害百姓。有一架日本飞机俯冲到渭塘镇北不到一公里的冶长泾。其时有用轮船拖着的四艘难民船，装满太仓、青浦逃难的百姓，从此经过。日机明知难民船，却要轰炸。船被炸毁，三百多难民殉难。



苏州沦陷以后，日本侵略军在苏州大肆烧杀淫掠



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军分三路直趋苏州。一路是日军第九师团主力从高家湾出发，沿京沪铁路线西侵，15日占领昆山，17日由昆山侵犯苏州；一路是由金山卫登陆的日军第十军一部，沿苏嘉铁路由吴江北上，扑向苏州；另一路是由白茆口登陆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由支塘南下，越阳澄湖而攻苏州。18日夜，中国守军在孙家浜阻击由京沪线西侵的日军第九师团的先头部队，激战多时。19日上午9时，日军第九师团富士井部的岩隈、菅原两支部队，由平门进城，中国守军八十八师马超群部队在平门桥东侧进行阻击，击毙日军五六十人。下午2时，日军第十军海劳原部队由娄门入城，中国守军另一支部队，在张香桥旁进行阻击，击毙日军十多人。下午四时，中国军队弃守苏州。苏州即告沦陷。随后，日军各路部队大批入城。

日军占领苏州的情况，1940年出版的日文版《华中现势》中曾有记载。现摘录译文如下：

“在这次中国事变中，驻苏州城内的蒋介石军队占领京沪铁路附近的三年前建造的钢筋混凝土的地堡。还有阳澄湖北岸的战壕，来迎击日军，在前线作最后的抵抗。日军占领昆山以后，沿着京沪铁路，富士井、伊佐两支部队一直逼近苏州，並由此两支部队沿着京沪铁路及苏州市区追击逃跑的中国军队。昭和十二年（1937年）11月19日晨六时半，富士井部队袭击了苏州，占领苏州，9时进城。”

日本侵略军是一支凶残野蛮的法西斯部队，沿途到处杀人放火。日军侵占苏州后，更疯狂地大肆烧杀淫掠，三四天内烧杀最厉害。当时，苏州城内城外，到处是血泊火海，瓦砾尸堆，城墙上还挂着被害者的首级。



（一）日军在苏州进行血腥屠杀



日军侵略军占领苏州时，在苏州疯狂地进行血腥屠杀。一星期内，先后被杀害的无辜居民、难民和被俘的中国官兵和伤兵有数千人。而这些被害者，有的是被日本侵略军集体屠杀的，有的是被零星枪杀的。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杀人手段很凶残，有枪击、刀刺、活埋、油煮、狼狗咬、镪水销等。

1988年10月22日，我在葑门沿河浜访问杭惠根老人时，他叙述了日军沿途屠杀中国平民和伤兵的情况。他说：

日本兵从昆山下来，沿途杀人。那时，昆山荡里，陆墓荡里浮满死人。第二年春天，我路过那里，还看到不少尸体在水面上飘。这些被打死的人，大多数是老百姓，也有中国兵和自卫队员。

1988年10月，我在“日伪残害人民调查统计表”中，看到了有关日本侵略军在苏昆公路上枪杀三个农民的记载。这个材料上这样写道：

北张家巷，范荣根，1937年11月18日，在苏昆公路被日军枪杀。

北张家巷，王长泉，1937年11月18日，在苏昆公路被日军枪杀。

北张家巷，王金福，1937年11日18日，在苏昆公路被日军枪杀。

入侵平门的日军，在护龙街、北寺塔屠杀中国平民和被俘中国士兵。

1989年1月21日，我在官厍巷17号访问陈福海老人时，陈福海老人回忆了从平门入城的日军的屠杀情况。他说：

民国二十六年，日本兵进苏州。日本兵进苏州时，我在家里，没有逃难。阴历十月十六日夜里，日本兵到苏州城外，十七日（11月19日）早上进城。那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在屋里，听到外面有人喊：“日本兵来哉！日本兵来哉！”我听人说过，日本兵要杀人的，就赶紧把大门关起来。我躲在家里，从门缝中向外看。不一会儿，日本兵过来了，是沿着墙脚跟掩过来的，由北向南走去。这些日本兵满脸阿胡子，穿黄颜色的反皮大衣，着草鞋，枪端在手里。

    日本兵过去后，我开门出去看。我从巷里跑到香花桥，看见护龙街（今改名人民路）横满死人，在香花桥路口桥面上，就有十多个死人。这些人刚被日本兵杀死，满地是血。被杀害的人，有老百姓，也有穿灰制服的人。我不敢多看，赶紧回家。当天夜里我就逃难，从阊门出去，逃到香山。

1989年1月13日，我去关帝庙4号访问洪大嫒老太，冯老太了解日军在北寺塔屠杀被俘的中国士兵的情况。洪老太回忆说：

我家原住观音巷6号。日本兵到苏州之前，我跟父母逃难逃到观音山了后来，又逃到苏北，第二年才回来。

我知道日本兵在北寺塔杀中国兵的事。我家隔壁原有三间草房，住着一位七十多岁的江阴老太，她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儿子，靠卖臭豆腐干过活。日本兵进城时，他们没有逃难。我逃难回来后，卖臭豆腐干的老太对我说：“你们逃难走了，我们没有逃。日本兵在北寺塔杀人，我们吓得要死。”我问他：“杀什么人？”她说：“杀中国兵。日本兵进城时，到北寺塔搜查，把躲在北寺塔里面的中国兵捉住，用绳子绑了，拖到大雄宝殿前去杀。日本兵用刺刀把中国兵一个个杀死。我们躲在屋里，吓得要死，也不敢看，只听到中国兵的喊叫声。日本兵走了，我们开门去看，有五六十个中国兵被杀死了，地上到处是血。”我问她：“尸首呢？”她说：“过了几天，日本兵拉了伕子，把尸首埋了，就埋在大雄宝殿旁边的空地上。”

冯大嫒老太接着又说：

我逃难回来，还听人说，香花桥有个酒店老板没有逃难。日本兵进城时，他躲在屋里从门缝里偷看，被日本兵看见，用刺刀捅死了。



入侵齐门的日军，在齐门外大街、北马路防空洞、云锦公所屠杀中国居民和难民。

1989年3月16日，我去齐门城外访问了张钰根老人。他说：

日本兵打进来时，我在齐门黄大元米行当职员。阴历十月初十，我和职工一起逃难到黄埭。十八日（11月20日），我和炊事员蔡阿双从黄埭走回苏州。我们走下北马路桥时，看见家家大门都被打开，电线从电线杆上吊下来。有一户人家门口，还放着两只血淋淋的牛头，街上不见人影，岸上、河里都有死人尸首。

我回到苏州没有几天，在齐门铁路桥下遇到一队日本兵，这些日本兵把我拉去，叫我替他们揹背包、揹枪。从齐门一直揹到苏嘉铁路大洋桥才放我回来。沿途，我看到铁路上和铁路两边有十多具尸体。

伪苏州维持会成立后，齐门地方伪维持会负责人，叫我去参加掩埋队，掩埋被害者的尸体。那时被日本兵杀死的人很多，我们掩埋队天天去掩埋，埋了一个多月。齐门大街上的尸体不多，我们只收到三四具，河里的尸体很多，我们捞到四十多具。公路大桥下河里的尸体最多，有三十多具。这些被杀害的人，都是老百姓，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只有一具中国军人的尸体。我们把这些尸体收起来，埋在齐门大街后的空地上（现苏州合成化工厂仓库那里）。

在北马路新三义茶馆旁的防空洞里，有七具被日本兵杀害的老百姓的尸体。我们去埋时，尸体已经腐烂，有的已经拉不上手。我们只拖出了三具，还有四具，就铲了点土，就地埋在防空洞里。听在我们米厂看门的张阿大说，他是从这个防空洞里逃出来的唯一活着的人。

张阿大住北马路附近的横街上，是种田的农民。日本兵进来时，捉住了他，叫他钻进防空洞里去。等他钻进防空洞，日本兵在洞外就用机枪向洞里扫。在他进防空洞之前，防空洞里已有七个人。日本兵向洞里扫机枪后，有的人立即被机枪扫死，张阿大急忙拖了死人尸体压在身上，才没有被打死。等日本兵走后，他才逃了出来。防空洞里一共八个人，被打死七个，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

在齐门大街后面，靠近铁路桥的地方，有一个池塘。池塘里有十多具被害的老百姓的尸体，都是外地逃难的难民。这些尸体，也是我们去掩埋的。我们铲了点土，就把这些尸体埋在这个池塘里。

另外，在云锦公所（是寄柩所，在洋泾荡大桥南面不远的地方。现云锦公所房子已被拆除。）有一百多具尸体，大多是逃难老百姓的尸体。老百姓逃难经过这里，被日本兵捉住，关在云锦公所。后来日本兵用机枪把他们集体杀死。这些尸体，不是我们去掩埋的，是另一个掩埋队掩埋的。

1989年3月15日，我在北马路桥对面的一家面店里，访问了被害者家属沈素贞、沈如柏姐弟俩。他们诉说了他们一家五口被日本兵杀害的情况。沈如柏说：

我爷叫沈荣根，是开豆腐店的。民国二十六年日本兵来时，我们一家人逃难。我娘带着我和我两个姐姐，逃到黄埭，我爷、好婆和二个工人逃到蠡口。在逃难之前，房东要把豆腐店房子卖给我家，我爷合了会，凑了钱，准备买房子。逃难时，我爷把这笔钱放在破地板下。逃到乡下，我爷不放心这笔钱，又回来看。

那天一早，我爷和工人荣兴、驼背一起从里口上来。他们三人走到洋泾荡大桥时，分成二路向苏州走。我爷穿过公路大桥直向齐门大街走，那二个工人过公路大桥绕杨家宅走。

我爷没走多远，被日本兵的先头部队捉住。日本兵在我爷身上搜到一张救火会证件，说他是支那兵（中国兵），把他拖到永大石灰窑旁，绑在一根电线木上，开枪把他打死。后来，听收尸的人说，我爷死得很惨，身上被枪打了六个洞眼。我爷死时，才39岁。

荣兴和驼子二个工人从杨家宅过来，走上北马路桥时，看见日本兵过来了，来不及逃走，就钻到桥下的防空洞里，日本兵看见了，就用机枪向防空洞里扫。荣兴和驼子被扫死了。他们的尸体，后来就埋在这个防空洞里。

我好婆和外婆得到我爷被抓的消息，立即从乡下赶上来，想救我爷。她们二人走过洋泾角村时，被日本兵捉住，拖到洋泾角村里杀死了。



入侵葑门的日军，在葑门、盛家带等地屠杀中国平民和伤兵。

1988年10月27日，我去盛家带26号访问了李阿木老人。他说：

民国二十六年，日本兵打来时，我们一家人逃难逃到无锡。我们刚到无锡，日本飞机来轰炸无锡火车站，车站被炸得一塌糊涂。我们又逃回苏州，回到盛家带。

第二天上午七点多钟，来了两队日本兵，一队在河东，一个在河西，挨家逐尸搜查捉人。有五六个日本兵闯进我家，把我和我阿叔拉去，拉到葑门。大约十点多钟，日本兵又放了我们。我们回来时，走过百步街，看见王门桥下，躺着一个被日本兵杀死的伤兵，肚皮被挑开，肠子流在外面。走过徐家祠堂时，我看见祠堂大门被打开了。我知道徐家祠堂里住了七八十个重伤兵，没有来得及撤走。我被日本拉去时，路过这里，祠堂的门还是关着的。我看见祠堂门开着，就跑进去看，住在里面的伤兵，都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一个个血淋淋地横倒在稻草铺里。

我家就住在徐家祠堂北面，中间只隔一户人家。我回到家里，想起昨天从无锡回来时，路过迎风桥，看见桥旁老虎灶的砻糠间里，也住了六七个伤兵，现在不知怎样了，又跑去看。砻糠间里的伤兵，也被日本兵打死了。在砻糠间外面不远的河边上，还躺着一个极日本兵打死的伤兵。当夜我们就逃难，逃到张家桥，到第二年三月份才回来。听说，日本兵在东吴大学里面，也杀了许多人。

我在访问李阿木时，坐在一旁的李阿木的老伴王志琴插话说：

那时，我家也去逃难。回来后听人说，日本兵在葑门外安乐园杀了不少中国老百姓。日本兵把中国人捉去，叫中国人自己挖潭。潭挖好了，日本兵就把他们推进潭中活埋，日本兵在谭上慢慢盖上土。



入侵娄门的日军，在张香桥、西北街屠杀中国平民。

1989年1月13日上午，我在北寺塔居委会访问了该居委会主住朱素英。她说：

日本兵进城时，我八岁，跟家里人逃难出去了。苏州成立伪维持会后，我们才回来。日本兵进城时，杀了许多人。我回来时，看见天妃宫桥旁的河滩上，堆了许多死人。在西北街100号店门旁的石灰潭里，也有好多尸首，这些都是被日本兵杀害的老百姓尸首。这些日本兵，还强奸妇女。谈家弄有一个妇女，没有逃难，被日本兵强奸了。

1989年1月22日下午，我去娄门内张香桥北堍，访问了朱守忠老人。他说：

我从金山浜逃难回来时，苏州已成立了伪维持会，在组织人收尸。我看见张香桥附近被杀死七个中国人，二个杀死在桥面上，四个杀死在桥东面的井旁边，还有一个杀死在我家对面人家的大门口。我看见桥上的两个尸首已装进棺材。

入侵苏州的日军，在胥门、金门、阊门等地屠杀中国平民。

1983年9月12日，我去访问了邮电局退休工人吴炳勋。他说：

苏州沦陷以前，我逃到香山，在香山住了十多天。我父亲没有逃难，留在苏州。我在乡下不放心，阴历十一月初，又从香山回苏州看父亲。走到万年桥，看见万年桥大街上，横七竖八躺满死人，有好几十人。

第二天天亮起来，我和父亲一起到白马涧找我母亲。路过阊门上塘街时，我看到上塘街上，也是横七竖八躺满死人。我们就从死人旁边绕着走。大街两边商店的门都被打开了，好东西都被抢光，有些不值钱的东西抛在大门口。

1983年11月12日，我和李彤在南林饭店访问罗坦（蒋雄）时，他回忆了在苏州沦陷时，他在城外所见的惨状。他说：

“八·一三”以后，我参加吴县红十字会救护队，担任救护队队长。我们救护队在火车站抢救从前线下来的伤兵。苏州沦陷前，我们把伤兵大部分转移到光福。我们也撤到光福。第二天，我因有事进城。我从光福赶到苏州时，已无法进城，日本兵已占领了苏州。日本兵进城时，在苏州杀了许多人，城头上挂满人头。我只好又回光福。

1989年8月16日上午，我在万年桥居委会访问了朱阿龙老人。他说：

日本兵来时，在阊门放火，石路一带全部烧掉。我逃难在香山，看见苏州火光冲天，还以为胥门烧掉了，后来知道石路烧掉了，胥门没有烧掉，只烧掉一爿典当店。日本兵在阊门杀了许多人，还把人头割下来挂在城墙上。我逃难回来，家里已住了别动队。家里的东西全被抢光。

1989年8月30日上午，我在上塘街居委会访问了刘阿四老人。他说：

我家住小菜场12号，日本飞机到苏州丢炸弹后，我就逃难逃到乡下。阴历十二月底，我跟我阿叔回来看看。路上，我看见不少死人，在新舞台后面，有四五个死人，在小菜场旁边，也有四五个死人，都是被日本兵打死的。我自己也差一点被日本兵打死。

同日上午，我在上塘街居委会还访问了王三媛老太。她说：

日本兵进城后，我带了小孩逃到三六湾。我们走得急，当时没有带锅碗，第二天要烧饭吃，又回来拿。我家住新丰巷景仁里，走到鸭黛桥时，看见桥面上横满死人。这些死人都有头，是被日本兵开枪打死的。

同日下午，我又去石路居委会，在石路居委会访问了张家康老人。他说：

我家住姚家弄17号。日本兵来时，我们一家人逃难逃到西津桥。

十多天后，我阿哥先回城，走到大行台旅社门口时，看见日本兵在开枪杀人，一连打死二三个走路的老百姓。他急忙拐进大行台旅社，从旅社的后门逃走。

日本兵不仅到处杀人，还放火烧房子。这里五福楼一带的房子全部烧光，光旅社就烧掉几十家。

1989年8月29日下午，我去杨树里1号，访问了退休工人司徒金林。他说：

日本飞机在专诸巷丢了一颗炸弹后，老板叫我们跟老板娘一起逃到周泾巷。四五天后，日本兵到周泾巷来了。他们看见妇女就要强奸，村上有六七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被日本兵强奸了。有二个妇女，被日本兵强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一个妇女二十多岁，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我在周泾巷住了五六天，又回苏州。我沿着铁路向东走，在路上先后二次被日本兵拉去，替他们往无锡背东西。日本兵沿路杀人放火抢东西，把抢来的东西，用被单布包成大包袱、小包袱，自己背不动，就拉中国人背。

从无锡过来，我看见铁路上和铁路两边有许多死人，几乎每走二三公尺就有一个或二三个死人。他们有的是被日本飞机丢炸弹炸死的，有的是被日本兵开枪打死的。这些人大多数是老百姓，也有少数是军人。

我走上永福桥时，看见大街上，街沿上，到处都有死人，走二三步就看到一个死人。从永福桥到东吴戏院一段路上，大约有二三十个死人。在南新桥桥面上，也有二三个死人。这些被日本兵打死的人，都是老百姓。

那时，日本兵白天不大出来，夜里出来。第二天白天，我偷偷跑出去看，又看见许多死人。在南新路城脚下的空地上（现南新商场那里），一处就有二十多个死人。我又走到河边去看，看到从南新桥到吊桥的一段城河里，也有十多个尸体，有老有小，有男有女，都是老百姓。

伪苏州维持会成立以后，日本兵还是抓人杀人。金门城门内，驻扎了日本宪兵队，经常把中国人抓来吊在门前的树上示众处死。有一次，我看见四个男人被吊在树上。后来，这四个人被日本宪兵处死了。有一次，我到陆墓去修戽水机。这天，日本兵在陆墓活埋人。日本兵抓来六七个中国人，拖到公路边，叫他们自己挖潭埋自己。潭挖好了，日本兵叫第二个人埋第一个人，再叫第三个人埋第二个人。最后一个人由日本兵去埋。日本兵走后，我们去看，看到六七个潭上盖着新土。



入侵苏州的日军，在大街小巷，到处屠杀中国老百姓。

1989年1月24日，我去西大营门，访问了陈惠英老太。她说：

日本兵进苏州时，我在外地当奶妈。回来后，我听人说，日本兵在西大营门，开枪打死三个老百姓。这三个人，一个是我阿叔夏小七，一个是桂生，一个是割绒的王师傅。

访问了陈惠英后，她又领我去访问她的老邻居强素英老太。强素英老太说：我娘家住在朱家庄。听说朱家庄毛家酒店的二个师傅是被日本兵杀死的。有一天，几个日本兵跑到毛家酒店要酒吃。日本兵吃了酒，又要花姑娘。酒店师傅说，我们酒店只有酒，没有花姑娘。日本兵要不到花姑娘，就把酒店的这两个师傅杀掉了。

1989年9月15日下午，我去天赐庄访问蒋煜华老师，蒋老师叙述了她姑夫被日本兵杀害的情况。她说：

日本兵进城时，杀了许多中国人。我们逃难回来时，日本兵还在杀人。望星桥3号姓张的人家，有一中年男子，被日本兵杀死在望星桥上。

我姑夫家住在望星桥旁边。他没有逃难，留在家照顾他老母亲。姑母和孩子都逃到乡下去了。一天，姑夫家看门的老人跑到乡下，对姑母说，姑夫被日本兵杀死了。听看门的老人讲，日本兵进城后，到处找花姑娘。姑夫家用了一个年轻的阿姨。一天，两个日本兵来找花姑娘，姑夫叫这个阿姨逃走了。日本兵没有找到花姑娘，过了两天，又来了。这两个日本兵用黑布朝我姑夫眼晴上一扎，把他拖到后面屋里杀死了。

1989年7月15日，我在望星桥居委会，访问了范曼琳。范曼琳回忆了她父亲和邻居的被害情况。她说：

我家住装驾桥长康里。日本兵来时，我八岁。我听我娘说，我爷是被日本兵敲死的。那时，我爷生病在家。

日本兵进城后，叫老百姓挂太阳旗（日本国旗）。我爷范广源，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不肯挂太阳旗。一天，日本兵到我家来了，看见我爷病睡在床上，说是支那兵，就用枪托敲。第二天早上我爷就死了。死时，我爷身上有许多青肿块。

我们巷里有一个皮匠，看见日本兵来，就赶紧逃。日本兵追了过来，“砰，砰”两枪，把他打死了。

1984年8月17日，我在葑门访问朱桐生时，他叙述了自己所见的日军屠杀后的惨状。他说：

日本兵进城的下一个月，在苏州建立了伪维持会。那时，观前街上的草长得蛮长了。路上的尸首很多，是日本兵打死的。伪维持会成立后，组织人收尸。尸首多，棺材少，一个棺材里装二三个人。听人说，日本兵把抓到的十多个自卫队员，拖到黄鹂坊桥去枪杀。

1989年1月24日下午，我去高长桥2号访问王阿大老人，他回忆了日本兵在杨家花园屠杀中国人的情况。他说：

日本兵到苏州之前，我和妻子，还有阿叔，在杨和清家种田。杨和清家楼房后面的院子很大，有六十八亩多田，一半种树，一半种庄稼。日本兵打来时，我们逃到宜兴乡下，第二年才回来。

我们回来时，杨和清家楼房里住了日本部队，进进出出的有许多日本大官。

日本兵经常在杨家花园杀中国人。日本兵把中国人抓来，先叫狼狗咬，咬得血淋淋的，有的当场被咬死，有的没咬死，拖到院子里去杀。日本兵杀人很凶残，有的用镪水销，有的活埋。那年夏天，穿短衫的时候，我看见几个日本兵押了三个中国人，到大楼后面的院子里来。我吓得赶快把门关起来。我们躲在屋里，从门缝里看见日本兵用镪水把这三个人杀了，杀在树林里的草地上。那年秋天，有一天下午，我看见几个日本兵在杨柳树路边空地上挖潭。后来，我到那地方去，看见一个方桌大的大潭，潭上堆了一尺多高的新土。后来，还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潭边哭。

1982年9月29日，我在闾邱坊访问朱舜卿时，他老伴插话，谈了她亲眼看见日本兵在杨家花园杀人的情况。她说：

我家住在高长桥杨和清宅院旁边。有一天，我在高长桥河边踏度上洗尿布，从墙缝里看见日本兵在杨和清宅院里杀人。日本兵把十多个中国人绑在树上，在旁边挖了一个潭。日本兵先放狼狗去咬，这十多个中国人，个个都被咬得鲜血淋淋。其中有一个人怒骂日本兵，日本兵用手一指，这个人的嘴唇立即被狼狗咬了下来。等咬得差不多了，日本兵再用刺刀把他们一个个挑杀，甩进旁边的潭里。日本兵抓到中国人就用绳子一个个绑着，扎牢一只手，说是共产党，拖去就杀。在杨和清家宅院里，不知杀了多少人！有个替日本兵烧饭的中国人也被日本兵杀了。

1990年1月13日，我在苏州第一丝织厂查阅资料时，看到《日帝侵华部份罪行》中记载了日军用油锅烧死中国人的事。这个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

“住在盘门外炒米浜的姓张的两个兄弟，逃难逃到乡下，被日本侵略军抓去，用油锅烧死。同时被烧死的，一共有七人。”



（二）日军在苏州奸淫残杀妇女



日本侵略军是一群禽兽之兵，到处强奸轮奸妇女，连十多岁的小姑娘和七八十岁的老太都不能幸免。有的被强奸后又遭凌辱杀害，有反抗者或逃跑者，亦遭到残杀。在沦陷期间，苏州城乡，不知有多少妇女惨遭不幸。

1988年10月12日上午，我在葑门大河浜居委会访问了周巧珍老太。她说：

日本兵进城后到处强奸妇女。有个开秤店的老太，住在葑门城肚子里，七十多岁了，家里人都逃难走了，她留下来看家。日本兵进城时，强奸了她，又用刺刀把她杀死。

1988年10月12日，我在葑门外横街访问了孙万昌老太。她说：

我老家住在陆墓。陆墓花家桥有个叫瑞宝的姑娘，是被日本兵追牢杀死的。一天，日本兵到花家桥去找花姑娘，瑞宝姑娘和她嫂嫂见日本兵进屋，就逃出来。日本兵看见了，从后来追。她嫂嫂逃掉了，她自己没有逃掉，跌在田埂上。日本兵追到她身边，就用刀劈，她用手去挡，手臂被劈断。就这样，瑞宝姑娘被活活劈死。

1988年1月21日下午，我在官厍巷访问陈福海老人时，他谈了日本兵进城时屠杀中国人的情况，又谈到日本兵强奸妇女的情况。他说：

日本兵到处杀人，还到处强奸妇女。福寿庵有个老师太，八十多岁了，耳朵已聋。日本兵闯到庵里，还强奸了这个老太。

1989年8月16日，我在胥门居委会访问张阿彩。她说：

我逃难回来后，听我姐夫说，南浩街有个妇女，死得很惨。这个妇女没有逃难，日本兵进苏州后，强奸了她，并用刺刀捅她下身，把她捅死。

1987年5月23日，我在梅巷村调查时，原洋泾角村干部陈根虎告诉我：

日本兵占领苏州后，在洋泾荡大桥附近拦了铁丝网，放了岗哨。一天，邻村的一个小姑娘到苏州去卖粽子，被站岗的日本兵看到了。这个日本兵把她拉到大桥旁边坟园里去强奸，日本兵强奸了她，又把她杀死在坟园里。

1989年1月12日下午，我在张香桥居委会访问工人陈涉之时，他叙述了他见到的日本宪兵强奸妇女的情况。他说：

娄门外永林桥旁驻有日本宪兵队。一天，有一条从沺泾上来的航船靠在永林桥河边，从船上上来了一个姑娘。站在永林桥上的一个日本宪兵看到了这个姑娘，就从桥上下来，把她拉到宪兵队里去强奸。后来，我看见这个姑娘哭着回去了。

1988年11月，我在查阅“日伪残害人民调查统计表”时，看到其中记载了日军强奸妇女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曹××，1937年11月，在平桥直街，被三名日军轮奸致死。

朱××，1937年11月，在前新街2号，遭三名日本兵轮奸。

丁××，1937年11月，在城北里14号，被三名日军轮奸。

王××，1937年××月，在野塘浜，被日军奸污后又被日军用枪打死。

梁××，1937年11月，在合心村，因反抗日军的强奸被日军刺死。

1990年1月13日，我去苏州第一丝织厂查阅有关资料时，看见《日帝侵华部份罪行》中有这样的记载：

“……”女工王金凤路过日军海军司令部门口，被日军多次打耳光。一次，她还看到日军要一个路过的女青年把衣服脱光，女青年坚决不肯，立即遭到日军毒打。这个女青年气愤之极，跳到城河里。日军还不放过她，用枪朝河中打。这个女青年就这样被打死了。女工李萍华的弟弟，因日本兵要他捉鸡，他没有去捉，被日军一枪打死。女工赵云宝的两个姑娘，一天在家里被日军找到后，遭到轮奸。男工徐佩富，有一次在葑门外飞机场，看见七个日军轮奸了一个青年妇女。”

我在调查中了解到，苏州城郊有两起群众奋起严惩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的事件。

1988年10月24日下午，我在葑门居委会访问了郑直。他说：

日本兵打来时，我才十岁，跟父母逃难逃到蠡市。那时，苏州城里的日本兵，经常到蠡市来强奸妇女。当地老百姓，对这些日本兵恨透了，他们就商量了对策。一天上午，两个日本兵又到蠡市来找花姑娘，镇上的绅士出来设宴招待。这两个日本兵很高兴，吃得醉醺醺的。这时，有两个青年人把这两个日本兵扶了出来。这两个青年人，一手扶着日本兵，一手扶着日本兵的枪。当他们走到万福茶馆门前时，突然从街东面走来两个青年人，举起斧头就朝日本兵头上劈。这两个日本兵当场被劈死。当时，我和我母亲在万福茶馆门前卖汤糰，看见这两个日本兵被劈死在街上。这四个青年把两个日本兵的尸首拖到河边的一条船上，就拔锚开船。他们把船摇到太湖里，把日本兵的尸首绑上石头，沉到太湖底下去了。

1989年8月30日，我在上塘街居委会访问时，在居委会办公室替人治病的任燮南医生向我谈了肖家湾农民杀除下乡强奸妇女的日军的事。他说：

苏州沦陷以后，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到枫桥乡下肖家湾去强奸妇女。肖家湾农民恨死了，打死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日本兵逃回了苏州。第二天，这个逃走的日本兵领了一队鬼子来报复，把肖家湾村上的房子全部烧光。那天肖家湾村上的人，知道日本兵要来报复，他们躲到山里去了。



（三）日军在苏州大肆抢劫纵火



日军侵占苏州后，四出抢劫纵火。当时苏州内外，到处浓烟滚滚，火光烛天。

1988年8月6日，我去工商联访问姬允奎先生时，他回忆了他老板典当被抢被烧、老板被杀的情况。他说：

苏州沦陷之前，我是祥大当店职员，老板是陈善石。民国二十六年阴历9月底，我回到浙江新市自己家里。第二年，我回到苏州时，祥大当店已没有了。听同事说，祥大当店被日本兵抢光了。日本兵进城之后，到祥大当店来抢东西，他们一进门，就叫看门的施忠利去拿金银首饰。施忠利不知道金银首饰放在那里，一个日本兵走上来就是一拳，把他打倒在地，重伤死去。小学徒詹观新见了吓得发疯逃走。日本兵就在店里抢东西，一个有近十万元资金的当店，立即被抢劫一空。

老板陈善石的另一爿当店大德当店，也被日本兵抢光，老板的堂弟陈云麟被打死，房子被放火烧掉。老板陈善石本人也被日本兵打死。

1988年10月20日下午，我在道前街居委会访问在居委会工作的韩家炜时，他谈了日军在道前街抢劫纵火之事。他说：

日本兵进城之前，逃难的居民把值钱的东西送进当店保存。日本兵进城以后，他们砸开道前街豫昌当店的门，进去抢劫，把好东西全部抢走，又放火把当店的房子烧掉。

1984年8月17日，我去葑门外访问朱桐生时，朱桐生叙述了日军在观前街、大公园等地抢劫纵火的情况。他说：

1937年，我在苏州大东洋火腿店当学徒。老板城里的家，住在乌鹊桥，家里还开爿蜡烛店。他逃难之前，关照我们去他家里看看。一天，我和一个老工人到乌鹊桥老板家去看时，他家的门已被撬开了，东西已被抢光。过了几天，日本兵又到生春阳火腿店仓库里来抢火腿。前后来抢了二三次，每次都开汽车来装。观前街家家都被日本兵抢过．东西都被抢光。西新盛烟纸店也被日本兵抢了，东西抢光后，又放火把房子烧掉。

我到乌鹊桥老板家去时，路过大公园，看见日本兵在放火烧公园图书馆房子。有一队日本兵，围坐在公园的空地上，他们一面纵火烧房子，一面拍手唱歌。

1989年7月15日，我去十梓街9号访问朱婉琴，她叙述了日军在盘门外吉祥里奸淫妇女、烧毁民房的情况。她说：

我娘家原住盘门外吉祥里。我家的房子是被日本兵放火烧掉的。日本兵来苏州之前，吉祥里从一号到十号的人家都逃走了，只有九号一家的人未逃。有一天，九号人家的一个妇女到河滩头去，被几个日本兵看见，追进门来。这个妇女和她的女儿都被日本兵强奸了。第二天，这几个日本兵又来强奸，看见屋里已没有人，就放火烧了房子。吉祥里十户人家全被烧掉。

1963年出版的《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刊有胡觉民的《抗战时期苏州见闻》，文中记叙了日军在苏州烧杀抢的情况。文中这样记述：

“侵入苏州的日寇是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由娄门进城的。这批日军叫海劳原部队。日军进城后，到处杀人放火，三天中烧杀最厉害。从接驾桥、东西中市到阊门石路，日夜火光烛天……”

1989年8月29日，我在广济桥居委会访问葛林深老师时，他回忆了日军纵火焚烧石路商业区的情况。他说：

苏州沦陷前夕，日本飞机在阊门大马路丢下燃烧弹，破坏苏州最繁华的石路商业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石路一带烧成一片焦土。这个被烧的地区，范围很大，东自石佛寺、小菜场路一线以北，西至小鸭黛桥河以东，南自老石路北侧的耶苏教堂以西至惠中旅社以东一线，北至饭店弄南侧，面积有几万平方米。在这个地区内被烧的商店、旅社、茶馆、戏院、饭店、浴室等约有二三百家，被烧的民宅约有六七百户。

我家住普安桥东堍。日本兵进城之后，放火烧房子，我家房子也被烧掉。我家隔壁程家的房子也同时被烧掉。两家共被烧掉六间房子。

1989年8月30日上午，我在上塘街居委会访问刘阿四时，他也谈了日军纵火的情况。他说：

我家住小菜场12号。对面的宴庆楼、新舞台、新太湖茶馆等都被日本人烧掉，向西一直烧到鸭黛桥。这一带闹市区变成了一片荒地。日本人在那里丢下一颗硫磺弹，弹坑有四个门面大。房子被烧掉以后，逃难回来的人没地方住，就临时搭个棚棚住。现在这里房子都是以后重建的。



日军欠下的血债



苏州沦陷前后，由于日本侵略军对苏州的疯狂轰炸和大肆屠杀，使苏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损失竟究如何？我见到一份1939年3月伪吴县公署上报伪省厅的《事变损害统计》材料。根据这份统计材料计算，吴县全县被破坏房屋8407间，死亡人数7296人，损失财产1143万元。其中城厢区（相当于现在的苏州市城区）被破坏房屋4739间，死亡人数3738人，损失财产910万余元。由于这个材料是事变两年后由伪吴县公署统计的，只能作参考。

在结束这篇调查报告之前，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日日侵略军在苏州究竟残杀了多少中国人？

上述伪吴县公署《事变损害统计》的数字，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份材料只是统计了吴县城乡被害的居民数，没有把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在苏州的外地难民、被俘的中国官兵和伤兵的数字统计进去。虽然这两部分遇难者的数字，现在尚未找到确切的资料，但我调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可作参考。

1．我在上文提到，1937年中秋节那天下午，日本飞机投弹轰炸火车站，一次就炸毁有十多节车厢的难民列车，炸死炸伤外地难民四五百人；在苏州沦陷前，日本飞机轰炸难民船，在冶长泾上，一次就炸沉四艘难民船，炸死难民三百多人，苏州沦陷时，日本侵略军在齐门外云锦公所，一次就用机枪杀死难民一百多人。从这些情况来看，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在苏州的外地难民估计有数千人。

2．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朝日新闻》晚报上刊载的的新闻中记述了有关中国士兵在苏州的被俘情况。文中这样记述：“19日天未亮之前，先头部队进入苏州城外东侧……

19日上午六时半，岩隈、菅原两支部队……从西北方向进入城内。乱窜到城内的败兵，没有一点战意，成了俘虏，大约有二千人左右。接着，两支部队在城内进行了大扫荡……”

这大约二千人左右的被俘中国士兵的命运如何呢？日本田中吉隆著的《审判始末：战争密录》中披露，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经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虏”的机密命令。这大约二千人左右的被俘中国士兵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我在本文前面提到，苏州沦陷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北寺塔、徐家祠堂等地屠杀被俘中国士兵和伤兵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在苏州的被俘中国士兵和伤兵，也有数千人。

从以上情况来看，在沦陷前后，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在苏州的中国平民（包括外地难民）、被俘的中国士兵和伤兵，总数约有一万多人。

还以为苏联

苏州沦陷前后

夏元铮

  

一、淞沪抗战的形成与展开

1937年秋初，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麼（音me，非磨字）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扩张分子把田中义一奏折中“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东亚；欲征服东亚，必先征服支那”的荒谬主张为鹄的，妄想在割据我国东北四省之后，自以为可以凭籍暂时的优势兵力，在短时期内鲸吞华北与华东，进而席卷整个中国，乃于7月7日在华北策划了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又大举侵犯我国东方门户——上海。事前，全国广大进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举行了旨在呼吁抗日救亡的罢工罢课与示威游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怒潮，促使国民党不得不调集百万兵旅，奔赴上海前线抗击日军，于是，轰轰烈烈的淞沪抗战便拉开了序幕。

8月初，日军出云号等军舰，满载军军陆续驶来上海，窜入虹口等地，准备入侵。乃派军军多名，乘汽车擅闯我虹桥机场窥探，当即被我保安部队击毙一名。日军乃以此起恤，13日即在八字桥一带向我对峙阵地开火。国民党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已日夜兼程赶到前线。在闸北、杨树浦等地进行还击。将士们以事关民族存亡，无不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国军团长以上均亲笔预立遗嘱，准备为国捐躯，并都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不久，黄梅兴中将亲率敢死队冲锋，不幸中弹阵亡。（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黄将军为烈士）。

国民党政府在淞沪战役中，投入军队之众多和战况之激烈，在我国抗敌御侮史上是罕见的。历时3个月的战事中，两军相持和进退于闸北、吴淞、宝山、蕴藻浜、罗店、大场等地。有时为了争夺一个集镇、一条街，双方反复攻杀，大打拉锯战。甚至为了夺取一个村落或几幢房屋，短兵相接，白刃拼刺而几进几出。象蕴藻浜两岸与黑大王宅村群，我军与敌展开拉据肉搏，杀退了敌军。有时国军利用黑夜反攻，两三个师同时出击一线，喊杀声响彻云霄，宛如阵阵霹雳。杀得敌军人仰马翻，纷纷溃退。

二、平民踊跃输将，大力支援前线

当时苏州与沪宁线各地纷纷成立抗敌后援会。组织救护队、抬架队、慰问队等，驰赴前线，救护伤员及慰问将士。真是一呼百应，大众输将，群策群力，均以抗日为己任。更可贵的是，许多平民都省吃俭用，赤诚捐献金钱。其他各省市也都响应，纷纷集资置办内衣食品等输送前线。上海抗敌后援会尤为突出。大中学生分赴街头募捐，慰问队、救护队不断进出前线，冒炮火奔波救护，使将士们大为感动，激励了士气。

笔者当时正于役《吴县日报》。8月26日奉主笔胡觉民先生之命，去沪采访兼办铜锌版与抗日将士作战照片，以备制版刊报。其时沪宁线火车已停开。乃乘长途汽车经吴江、松江、米市渡而至上海。两天后，笔者在浙江路桥英军岗哨前进入北站。在北站大楼底层会晤了八十八师由锡镜连长，听他讲述前线情况。此时八字桥一带传来阵阵枪炮声，震耳欲聋，流弹嘘嘘飞驰天空。北站高楼上国军高射炮隆隆射击日机。民众组织的抬架队，跑步赶往第一钱抢运伤员。满载慰劳物资的卡车纷至沓来。一幅军民联合抗战壮观图，令人见之感泣。是夜，笔者住宿三马路亚洲旅社。翘首闸北夜空，但见火光烛天，枪炮声不绝，流弹曳光穿过空中。上海市民纷纷抢购号外，见国军在普善山庄杀敌百余人的胜利消息，无不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更加鼓励了大家慷慨解囊，支援前线。

当笔者由沪返程车经松江时，松江火车站刚被日机炸过，炸死旅客及小贩五、六十人，伤三十余人。电杆木上挂有血淋淋的遇难者残肢，惨不忍睹。附近石湖荡铁路桥一度被炸，立即修复。

三、日机频频轰炸苏州

八一三沪战打响后，8月20日，日机首次来苏轰炸齐门外沪宁铁路桥，因国军高射炮火猛烈，日机未敢俯冲，投弹三枚，炸死平民二人。一名受过军训的人，弹下时仆地卧倒幸免。两天后，日机又来苏轰炸苏常公路洋泾塘大桥，弹落桥南，炸死过路农妇一名，横尸半月才收殓。一天，日机在北塔附近上空推下巨石数方，打穿杨家院数家居民屋顶，人们饱受虚惊。一时推测纷纭，莫衷一是。

一次，冯玉祥将军从前线视察后来苏，在善长巷大众旅社与旧部张中立师长谈话。冯将军才离该处片刻，日机即飞来轰炸。这是丧心病狂的汉奸用密电召来的。后来知道苏州某宗教团体中掩藏汉奸多名。有季某其人，后来当了伪省府的伪建设厅厅长。嗣后，日机经常来苏轰炸。夜间还有汉奸发信号弹指引目标。一天，满载军火的列车驶抵苏站支线。未几，日机即飞来投弹。一时子弹横飞，险象环生。幸有在车站专为运送伤员服务的学生多名，冒险匍伏至车下，脱去“詹天佑”（即以发明人命名的两车之间的巨钩）。推开被炸之车，保全了许多弹药。一次，前线有军用列车驶来。日机从唯亭方面追踪而至，投弹毁车一节，死军人4名。车中文件狼藉满地。笔者闻讯，与葛鼎和主编同往采访，但见铁路下面，血肉满地。令人悲悽。该列车是在齐门外铁路桥东边被炸的。幸机车头早已开进石垒中，未遭损失。一日，平门外城河停泊运军粮船只十余艘，被日机投弹，遭难船民达廿余人，一时哭声震野，令人酸鼻。

在炸齐门外南马路桥时，弹落桥东德大烟杂店。幸店中人事前进入防空壕，未遭荼毒。当日机轰炸盘门外飞机场时，被驻防警士用步枪击落单翼日制机一架，机坠人毙。翌日，当局把残机陈列在玄妙观中山堂庭心中，供众展览。居民往观者户限为穿。这一生动战绩，无情地拆穿了日军高喊：“皇军陆海荒鹫无敌于天下”的谰言。

11月14日上午，临顿路花桥胡益泰烛店等十余家商店遭炸，死8人，伤4人，一个在吴苑茶馆卖肉粽的老头在瓦砾堆中被救出。

日机开始炸苏州时，投的是一百与二百磅炸弹。当它俯冲时，人们如向相背方向稍奔扑地，保险无恙。后来改用一千磅巨弹，如11月中旬炸火车站和金门转弯处就是。为此金门内转弯处马路中一弹，即震坍民房百余间之多。其弹坑深达五至六米，坑面直径十多米。开始炸苏州时是日制木更津飞机（木更津为日本地名），后来改用德国（一说是意大利）制黑色巨型机了。原来要俯冲低空投弹也改为高空平飞投弹了。而且一撒就是数十弹，落弹时其声豁豁，如山间松涛。

最可笑，日机一次把葑门外城河边的外国坟山安乐园，误作军事设施，投弹数枚。炸开坟墓十余座，以致尸骨狼藉。活人受难，死人竟亦遭殃。日军真所谓“死人也勿关”。

其它金、阊、胥、娄门等处，离铁路公路较远，被炸较少。相门外当时有苏嘉铁路通过，也时时被炸。

那时苏州平民死于日机炸弹下的时有所闻。真乃伤天害理，灭绝人性。

四、大场撤守 金山转移

11月12日，大场前沿阵地由九十八师调上换防，尚未就绪，为日军收买之小贩报知，乃集中两个旅团及大炮百门，拂晓猛扑，并用气球升空，上载日军，用旗语指引炮击。我军拼死抵御，终因弹尽援绝，死伤惨重，被突破缺口。师长朱振华即在战壕中，以手枪自戕殉难。接着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有经松江进逼苏州的势头。东战场面临腹背受敌之虞。国民党军委乃下令撤退。自11月12日起，国军从上海、嘉定一线络绎西撤。除谢晋元团八百壮士据守四行仓库，牵制日军，掩护大部队撤退，予日军重创，及青旸港防守战外，一路至南京，几乎无大规模战争。大量部队经昆山、正仪、唯亭而过苏州。在将近一周中，沪宁铁路和郊外公路上，军队日夜撤退。绝大多数为步行，少数由卡车载行，间有骑兵，炮车、坦克隆隆颤地。这几天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增加了行军困难。入夜，凄风苦雨声中，人喊马嘶，景象悲凉。由于军事当局的措施失当，部队过境，并无食物供应，就难免有些散落士兵，三五成群，闯店越户，攫取食物，见有值钱东西，也就顺手牵羊了。

苏州沦陷前的三、五天中，城内外各干道，如观前街、临顿路、景德路，东、西中市，石路等稠密地区，但见为数众多的零星散兵，蓬首垢面，身穿单夹军衣，外披毯子，在寒风中发抖。他们有的手提各种武器，闯入早已无人看守的店铺搜索食物与用品。11月16日，京沪别动队开抵苏州。据说是为了“整饬军风纪”。三三两两，躲在阴暗角落，对进店搜索东西的士兵，打暗枪击毙。在黄鹂坊桥桥面上陈尸三具，上覆报纸，用破布醮血大书“处决抢劫犯兵”。他们在前线与敌拼杀，没有死在敌人枪下，却不料因一路挨饿，弄些吃的，竟死在自己人手里。亦云冤哉。这是乱世人命不值钱啊。



五、居民移住四乡  苏州几成真空

苏州自8月中旬起，当局利用苏纶纱厂供上下班使用的汽笛移作防空之用。空袭警报分三类。当郊外防空监视哨发现日机，即以专用电话通知警报发布处，随着响彻四面八方的三下呜呜声传遍全城。居民们就作好了避弹准备。第二次连拉的紧急警报，告诉人们日机已飞临苏州上空了。居民们纷纷进入防空壕。（街头巷尾及大户人家都挖有防空壕）。接着就是隆隆的炸弹声，日机又在肆虐了。久之，一声长鸣，这是解除警报。人们相率出壕恢复正常生活。一位幽默先生在防空壕上面写有对联一副，上联“见机而作”，下联是“入土为安”。横批：“谁来怕你”。表现了用生动活泼的笔触，对日机的蔑视。11月13日，苏州电汽厂被炸。入夜，整个城区一片漆黑，陷入可怕的宁静之中。翌日，防空警报也不响了。居民们见军队日夜撤退，顿起恐慌。纷纷携带行装，扶老携幼，往乡间避难。由于苏福公路可通西郊各镇，所以经此路往木渎、善人桥、光福等地的人为数最多。亦有从小道前往其它四乡去投亲靠友的。

这几天，公路上人流如潮涌，黄包车全部被包去拉人拉物。乡民们见大批城里人拥到，大家腾出余屋出租。少数狡黠之徒乘机抬高租金。还说：“城里人一向摆架子，今朝‘难得和尚下山来’，好好的敲他们一记”。后来苏城沦陷，四乡盗匪如毛，到处抢劫，强盗们为勒迫钱财，用腊烛燃旺，插在马桶里，把事主们揿在上面，各呼“烧屁股”。竟有人当场被烧死的。此时，乡间也非乐土了。

到11月17、18日止，城厢居民已十去八九。留有少数人都是贫民，无钱搬家，只好听天由命。有些人不良分子就纷纷出动，打开店铺，闯进富家，捆捆扎扎，把值钱东西运家去。先则米面火腿、布匹绸缎，继则南北杂货、家具瓷器，乃至古玩字画，搜索一空，弄得人家“家徒四壁，室如悬磬”。一些“善于钻营”的乡民，甚至呼朋引伴，摇船至城，齐、盘、阊、胥、娄、葑门等城外酱园中，将油、盐、酱、醋、酱菜和许多醪酒，挑运下船。抢完米行里的米面后，连糠、粞、豆饼之类，也不客气地带走了。他们扬帆返航，邀集三朋四友，开怀畅饮。大有“一杯在手乐盈盈，不管天坍与地震”的味儿。

不管城里人和乡下人，多数是耿直的。他们对偷、抢、扒、拿者时加以劝阻和批评。苏州人把这批发国难财的人谑称为 “昭和转运公司老板”，还骂他们：“抢来的钱伤阴节，勿久长。”东中市有一个翻砂作小开叫窦开创，发国难财后狂嫖烂赌加吸毒，不到两年，不义之财悉数耗尽，妓女们赠了他一身梅毒，流浪街头，成了一个身上无衣身上瘪，肚里无食肚里瘪，口袋无钱口袋瘪的瘪三，后来“寿终正厕”了。

六、铁蹄所至 一路血泊 到处火海

11月19日天气阴沉，日军海劳原部队从金山卫登陆后，由松江经盛泽、平望、八坼，一路杀人放火，于下午二时窜抵盘门。侦悉吴门桥北面有国军驻守，乃绕道直犯娄门。他们做盗心虚，先用山炮轰坍城门，然后步兵开道，摸索进窜。在张香桥边，遭到国军狙击，日军死十余人。

进犯平门之日军为小笠原部队。当这批凶神恶煞闯进平门五、六百公尺的校场桥东边时，该处突出路隅的几幢洋楼中，霎时喷出了复仇的交叉火力。机枪们发挥了真正的正义作用。把正在扬扬得意的日军立时射死了五六十人。原来预伏该处的是八十八师马超群连，这一突然袭击，为苏州死难军民稍许报了仇。等到日军调集大队反扑时，马连早已走桃花坞出阊门，撤往太湖，后来转往宜兴张渚继续抗战去了（胜利后马连长已升团长，来苏时笔者曾与晤叙，故知当时详情）。日军为了报平门之仇，把无法行动的国军重伤员百数十人绑在北寺塔下面空地上。每人身上浇上汽油，活活焚死，其野蛮行径，畜生也不如。

由沪宁铁路窜犯齐门之日军，在铁路下深栖庵村枪杀平民4人，农妇朱根宝被砍去右耳。油车桥农民多人在田埂上行走，日军以人作靶，远远开枪，死1人，伤2人。大发兽性的日军，在洋泾塘防空壕上面，用枪溜弹打入，炸死洞内避难平民三十余人。又窜到平门河边，用机枪扫射，击沉逃难民船七八艘，击毙溺死逃难者五六十人。齐门路天泰布店经理徐子祥，全家雇船拟往无锡乡下避难。船被击沉，死徐妻及子女各一。徐本人和长子、大女因上街购物幸免。“三反五反”时，徐不堪批斗之苦，月夜愤然步入该处河心，与波臣为伍。日军在齐门外官弄与墩上，白昼强奸妇女。姚家弄居民金某，见一日军抓住其妻，欲行非礼，急忙上前拖拉，立被刺刀洞腹而死。一些贞烈妇女，因拒污而被杀者到处有闻。

5天后，日军以富井部队为首，在平门举行所谓入城式。他们手托鲜血淋漓的枪刺，整队正步入城，歌声哇哇，宛如鬼哭狼嚎，真象地狱里放出来的一群恶鬼。吓得居民们没有一个敢走到那里去。五六天后，日海军陆战队饭田部队的炮舰十余艘，在野鸡墩遭国军伏击，大加修补后窜抵苏州，停泊齐门外东汇河中。一时奸淫掳掠加拉夫，无恶不作。他们居然还在齐门吊桥桥壁上大书“皇军仁义之师，秋毫无犯”，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在日军入城三五天中，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四面八方，枪声不绝，惨呼连连。入夜，到处火光烛天，熊熊不熄。日军放火的目的，一是施展淫威，二是师他们的祖先——倭奴在明代侵犯我国沿海各地时的故技。窜天火光，可以让其同伙知道他们窜抵何处了。

七、苏州一地 平民被杀万人以上

在那惨雾笼罩，妖云压城的黑暗日子里。苏州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被杀妇女身上往往还有幼孩爬着吸乳和哭喊妈妈。整个苏州城厢内外，浸沉在血泊火海之中。天堂真成了地狱。我民何辜，遭此涂炭，悲哉！在苏州建城二千四百余年中，这次惨绝人寰的浩劫，才是真正史无前例的。苏州沦陷后，有功德林素菜馆老板何桂芳、都亭桥青帮头子夏啸乐等人，组织9个掩埋队，分赴阊、胥、娄、齐、葑、金、平、相九门里外（时南门还未建造），遍寻无人收殓的遇难者。10天中共掩埋尸体六千八百七十余具。尚有被杀在屋内的，均由家属成殓，不在此数之内。加上四乡被杀的，总共在万人以上。事后据夏啸乐称“光在尸身上取下的手表，就挑了四大箩筐”。当时夏还摆阔，把手表象一只只水果糖似的送给亲友们。

日军所到之处，对摧毁我国文化事业，更是不遗余力。第一天进城，就把座落在东中市的吴县日报社纵火焚毁，片纸不存。当日军知悉大公园中的吴县图书馆曾是抗敌后援会所在地后，就架大炮，把它轰为瓦砾堆。凡铁蹄所至，各乡镇的学校与图书馆，均被夷为平地。千千万万被杀者的家属、亲人，虽迄今事隔半个世纪，每一念及，无不痛心疾首，对当时那些侵略魔鬼，即使食其肉寝其皮，也不解恨。因为任何创伤是不难治疗的，唯有那心头的创痛是到死也不会愈合的啊。

回顾往事，那些发动侵华战争的恶魔，其中首恶分子早已上了绞架。许多在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有的在战场上已得到应有的惩罚。漏网者大都已老死牖下，怙恶不悛之徒只是极少数了。但就这少数人，还妄想借军国主义之尸，还侵略他国之魂。例如，身为首脑者还去参拜所谓靖国神社，为已经伏法的战犯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当前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在互相访问加深了解的基础上，已经结成了浓厚的友谊。诚如许多日本朋友所说：“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永远和平，永远不再战争……”当然，唯一可靠的长治久安之道，莫过于十亿一心，投身四化，为振兴中华贡献一切力量。“身强病魔远避，国强无人敢欺”。

八、余波

在苏州沦陷前的一周中，以香雪海风景驰名中外的光福镇及其四周，迁来了许多城里人，其中有一批头面人物及所谓士绅之流，麇集一隅。内有一人名叫陈则民，吴县里市人，是旧国会议员，当过律师，当年留学日本学法律时，娶一日女为妻，苏州紧张时，朋友们问他：“日本人苏州来勿来？”他说：“来是肯定的，不来的奇迹恐怕难产生。不过，大家不要怕，有我陈则民在，管叫你们平安无事……”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不愧是个地地道道的亲日派兼汉奸。果然，日军侵占苏州后，即有原在日租界警署当差的井手，奉日酋之命，赶到光福和陈勾搭。陈就纠集了号称“三潘”的潘子义、潘子起、潘振霄及丁南洲、王伯平、程平若等人，组织了苏州维持会。这帮人就是江苏首届伪省府的班子。陈由日酋封为伪省长。当筹划维持会开锣时，是在光福镇上顾衡如家集议的，顾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屯垦督办，广有钱财。平日老气横秋，人称万事通。群丑在为卖国求荣鬼商量时，就在屏门背后，有一深明大义的老妇人，高喊：“老头子啊，你这大把年纪了，积积德吧，勿要让倷格子女有一个秦桧父亲吧！”群丑们听了不禁毛骨悚然。顾衡如就知难而退，婉拒参加。这批人利欲熏心，毕竟落了水。其见识竟不及一妇人。顾的保全晚节，全靠他夫人的几句话作针砭，真所谓“家有贤妻，夫不担臭名”。群丑中有一绰号交际博士的李楚石，是齐门外头面人物，他参加伪组织，后来当了伪警局的科长，当时他逢人便说：“我担任维持会职务，是受之有愧，现在我已改名李受之了……”可笑孰甚。也有人说他还算稍有知羞之心哩。

那时光福镇上的老百姓，知道顾家群丑毕集，商量要叫镇上人家与店户悬挂膏药旗，并勒捐慰劳日军之钱，后有几个勇敢少年赶到顾家门前，以石块猛掷顾家大门，吓得群丑逃奔内室，只好停止摊派，老百姓们对原在苏州开办学校与医院的美国侨民多人，都很欢迎，路上相见，都竖起大拇指以示尊敬，因为他们在镇上斥资开办了一个难民所，收容了一批难民，供给衣食。百姓们的爱憎分明是不言而喻的。

1985年11月14日

题目不妥，我还以为说入侵苏联

lz標題殺人啊

这种严肃的事情，拜托把标题写得严谨一些。

苏州简称吴吧，苏是江苏简称

这就是汪伪核心区，民国粉眼里的天堂！

楼主这标题起的，反正我看标题我是以为是入侵的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