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研究毛时代为什么感觉好的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20:06:16

接着研究毛时代为什么感觉好的问题 我几天前给出的一个贴子，就我的亲身经历，比较了一下，我当年在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端茶倒水的公务兵，及一个到处跑杆的测量工人，再比较一下现在一个饭店里的端茶倒水的服务员，现在的在野外跑杆的测量工，我的观点是，现在的底层的感觉，我是指的同样阶层的底层的感觉，不如在毛泽东时代的感觉好。但当时我是没有想出答案，为什么那个时候感觉好，这些天也一直在想。本贴子就给出一些尝试性的答案。 是毛泽东时代的人生活待遇高么？不，我看不高，医疗水平伙食水平什么的都不如现在高，现在的一个服务员，一个野外跑杆的测量工，收入应当是比我那个时候高得多了，生活也应当好。当然，如果从劳动的时间数看，如果现在的人没有假期，每天工作超过八个小时，那个感觉就不好了。 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当时华山剑网友给出了一个跟贴，我认为是有意思的，他是说，你那个时候是解放军一员，而解放军是全国人民要学习的榜样，当然感觉好。我觉得华山剑网友是有一些道理的，他经常有一些真知灼见。 因此也就看出毛泽东管理学的一个“威力”，就是说，虽然跟着毛泽东干，待遇并不怎么样，但是只要一句话，“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就能够让一个解放军中端茶倒水的公务兵的感觉很好。这叫欺骗吗？如果丑化的说法，也许是。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是资本家怎样使工人卖力，以剥削得更多，这样一个角度去研究管理学，能够有一种欺骗的办法使人不需要很多待遇也能够卖力，那也是一种技术。 我再比较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当黄继光身负重伤，正准备用身体扑向敌人的火力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有什么个人利益要存在了，他明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停止了。另一个场景是，在一个私人煤矿，一个工人被埋在井下，马上就要死了。这两个人谁的感觉更好一些？我认为是黄继光的感觉更好一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朝鲜战争是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使得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志愿军战士都有一种历史的光荣感。即使是让帝国主义的哈叭狗的那些历史学家破口大骂，那也是需要别人骂一骂的，因此仍然是在影响着历史，创造着历史。而那个被埋，有可能尸体会被到处乱扔的煤矿工人，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人民不会纪念他，他也没有任何光荣感，无非是为了谋生来挖煤，遇到了一场事故而已。人民英雄纪念碑里会有黄继光的一份，却不会有这个煤矿工人的一份。 因此，我从两个角度来谈这个毛泽东时代感觉好的原因。并不是说生活好，生活富裕。是有可能现在的一个饭店服务员生活更好更富裕的。我说的两个原因，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大家庭”，一个是“大工程”，就是说，大家庭和大工程的感觉，使得一个人在毛泽东时代感觉好，我不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很可能是差的，是要比现在差得多的。 我看最近的香港电视，其中有一个香港特区政府反复做的公益广告，那是很好的，就是让操着不同口音的香港居民，在说“大家都是自己人”，这个大家都是自己人的感觉就很好。 而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时代感觉好的原因。就是说，我当年当兵当工人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是象毛泽东说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一句话在文革期间获得了最广泛的宣传，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一句话。因此，我就不担心我的生病问题。事实上我当时就是生过两次病，住进医院，那医院的治疗水平肯定不如现在的高，但是，我相信我得了病不会没有人管，我所在的这个大家庭一定会管我的，管得水平高低是一回事，努力在管是一回事。就是说，当你得了病，肯定会有人来关心你，照顾你，不会扔下你一个人在那里自己想办法，这种感觉很好，很踏实。 我看过《新概念英语》中的一篇文章，就是讲治病问题。那篇文章中说，每一个人去到医院，一说看病，最后总是要抓药，因此医生就要开处方，最后病人都拿着大包小包的药出医院，然后认真服药。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并不开药，只是说，你这个病要怎样多休息，要在饮食上怎样注意，怎样养病，然后一个药都不开，就让你回来了，你会产生这个医生骗人的感觉，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看什么病的感觉。所以，现在的医生也了解病人的这种需要“药”的感觉，也就努力给病人开各种药。但是，实际上百分之九十的药，也就是起个心理安慰剂的作用。 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时代一个人生了病，有许多人关心，而不是大家都忙自己的没有人关心，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剂。就说当年的八路军伤病员，在老乡家里治病治伤，那个生活待遇医疗水平一定不如现在的好，但是他们有一种好的感觉，就是自己病了，会有人民来照顾他。这里根本就不在什么医疗水平高低。 前些日子有一个女大学生，母亲病了，借不到钱，于是她就上网，说是谁愿意雇他，先把工资预付给她，给母亲治好了病，她就努力工作回报。但这件事情在网上被传成她为了给母亲治病要卖淫，要给人包，而且，最后她走头无路，医院把她母亲推出门外，她把母亲送回家里，最后也还是死了。我就觉得，她的感觉肯定不好。 说是说中华一家亲，大家都是自己人，但是，自己人有人生病了没有人管，那边二十万一桌的酒席有人吃，这象是一家人吗？ 这是第一个原因，大家庭的感觉。 接着研究毛时代为什么感觉好的问题 我几天前给出的一个贴子，就我的亲身经历，比较了一下，我当年在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端茶倒水的公务兵，及一个到处跑杆的测量工人，再比较一下现在一个饭店里的端茶倒水的服务员，现在的在野外跑杆的测量工，我的观点是，现在的底层的感觉，我是指的同样阶层的底层的感觉，不如在毛泽东时代的感觉好。但当时我是没有想出答案，为什么那个时候感觉好，这些天也一直在想。本贴子就给出一些尝试性的答案。 是毛泽东时代的人生活待遇高么？不，我看不高，医疗水平伙食水平什么的都不如现在高，现在的一个服务员，一个野外跑杆的测量工，收入应当是比我那个时候高得多了，生活也应当好。当然，如果从劳动的时间数看，如果现在的人没有假期，每天工作超过八个小时，那个感觉就不好了。 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当时华山剑网友给出了一个跟贴，我认为是有意思的，他是说，你那个时候是解放军一员，而解放军是全国人民要学习的榜样，当然感觉好。我觉得华山剑网友是有一些道理的，他经常有一些真知灼见。 因此也就看出毛泽东管理学的一个“威力”，就是说，虽然跟着毛泽东干，待遇并不怎么样，但是只要一句话，“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就能够让一个解放军中端茶倒水的公务兵的感觉很好。这叫欺骗吗？如果丑化的说法，也许是。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是资本家怎样使工人卖力，以剥削得更多，这样一个角度去研究管理学，能够有一种欺骗的办法使人不需要很多待遇也能够卖力，那也是一种技术。 我再比较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当黄继光身负重伤，正准备用身体扑向敌人的火力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有什么个人利益要存在了，他明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停止了。另一个场景是，在一个私人煤矿，一个工人被埋在井下，马上就要死了。这两个人谁的感觉更好一些？我认为是黄继光的感觉更好一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朝鲜战争是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使得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志愿军战士都有一种历史的光荣感。即使是让帝国主义的哈叭狗的那些历史学家破口大骂，那也是需要别人骂一骂的，因此仍然是在影响着历史，创造着历史。而那个被埋，有可能尸体会被到处乱扔的煤矿工人，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人民不会纪念他，他也没有任何光荣感，无非是为了谋生来挖煤，遇到了一场事故而已。人民英雄纪念碑里会有黄继光的一份，却不会有这个煤矿工人的一份。 因此，我从两个角度来谈这个毛泽东时代感觉好的原因。并不是说生活好，生活富裕。是有可能现在的一个饭店服务员生活更好更富裕的。我说的两个原因，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大家庭”，一个是“大工程”，就是说，大家庭和大工程的感觉，使得一个人在毛泽东时代感觉好，我不提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很可能是差的，是要比现在差得多的。 我看最近的香港电视，其中有一个香港特区政府反复做的公益广告，那是很好的，就是让操着不同口音的香港居民，在说“大家都是自己人”，这个大家都是自己人的感觉就很好。 而这一点也是毛泽东时代感觉好的原因。就是说，我当年当兵当工人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是象毛泽东说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一句话在文革期间获得了最广泛的宣传，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一句话。因此，我就不担心我的生病问题。事实上我当时就是生过两次病，住进医院，那医院的治疗水平肯定不如现在的高，但是，我相信我得了病不会没有人管，我所在的这个大家庭一定会管我的，管得水平高低是一回事，努力在管是一回事。就是说，当你得了病，肯定会有人来关心你，照顾你，不会扔下你一个人在那里自己想办法，这种感觉很好，很踏实。 我看过《新概念英语》中的一篇文章，就是讲治病问题。那篇文章中说，每一个人去到医院，一说看病，最后总是要抓药，因此医生就要开处方，最后病人都拿着大包小包的药出医院，然后认真服药。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并不开药，只是说，你这个病要怎样多休息，要在饮食上怎样注意，怎样养病，然后一个药都不开，就让你回来了，你会产生这个医生骗人的感觉，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看什么病的感觉。所以，现在的医生也了解病人的这种需要“药”的感觉，也就努力给病人开各种药。但是，实际上百分之九十的药，也就是起个心理安慰剂的作用。 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时代一个人生了病，有许多人关心，而不是大家都忙自己的没有人关心，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剂。就说当年的八路军伤病员，在老乡家里治病治伤，那个生活待遇医疗水平一定不如现在的好，但是他们有一种好的感觉，就是自己病了，会有人民来照顾他。这里根本就不在什么医疗水平高低。 前些日子有一个女大学生，母亲病了，借不到钱，于是她就上网，说是谁愿意雇他，先把工资预付给她，给母亲治好了病，她就努力工作回报。但这件事情在网上被传成她为了给母亲治病要卖淫，要给人包，而且，最后她走头无路，医院把她母亲推出门外，她把母亲送回家里，最后也还是死了。我就觉得，她的感觉肯定不好。 说是说中华一家亲，大家都是自己人，但是，自己人有人生病了没有人管，那边二十万一桌的酒席有人吃，这象是一家人吗？ 这是第一个原因，大家庭的感觉。

第二个事情，就是大工程的概念。我这里是从系统工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的。系统工程理论，强调从“三论”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哪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从系统工程的观点看，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看成一个工程。就算是做一顿饭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工程。 那么，我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这个人，就善于组织大工程。比如说，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就是一个大工程。 当然，大工程有许多，比如说，一个大型的团体操，就是一个大工程。九九年的大阅兵，也是一个大工程。 我认为，当一个人加入到一个大工程中的时候，即使自己是在其中起着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也还是有光荣感的，会有一个好感觉的。比如一个人参加一个大型团体操的表演，他会有光荣感的。如果一个人参加大阅兵，也会有光荣感，虽然他是在成千上万个战士中间的一个，没有人会专门注意到他，但是当他随着队伍整齐行进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好的感觉的。 航天工程也是一个大工程，所有参加到航天工程中的人员，哪怕自己负责的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是有光荣感的。 本来，中国是有大工程的，这个大工程，曾经由周恩来总理提出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样的一个大国家的大工程，国外是没有的，并没有听说过，比如说巴西，有一个什么时候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工程，巴西的政治无非也是多党政治，因此，多党政治是无法实现大工程的，你不能够说你做了一半让另一个政党来做。这个领导人可能呆了不到几年就下台了，下一次还不知道谁当头，怎么会组织一个全国参与的大工程，大计划，大远景？ 因此，国外的社会没有什么大工程，无非是政府是裁判员，管理管理民众，别闹事，这个社会自生自灭自己去随机地运动，运动到哪儿算哪儿。 当一个人在当年闹革命的时候，就参与了一个推翻三座大山的大工程，因此是有自豪感的，就算是革命需要自己牺牲生命，自己是为了这个大工程而牺牲生命的，因此仍然有自豪感。 我当年参加工作，当兵当工人，就有一种置身于一个大工程的感觉，虽然我在这个大工程中，不过是一个公务兵，一个测量工，但是仍然有跟着千百万人齐步行进的感觉，觉得自己这个人对工程是有用处的，虽然这个用处很小，但是能够发挥螺丝钉的作用，也是好的。雷锋当年也一定有这种感觉。 当年的感觉，毛泽东善于使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社会有用处的。哪怕是放牛娃出身，扛长活出身，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宝，“世间一切事物中，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这是毛泽东的话。好象毛泽东用什么人，什么人就有他的用处。在抗日战争中，一个村子加入了抗日大工程，妇女们忙作军鞋，儿童团站岗放哨，民兵集合训练，所有的人都在忙革命工作，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没有用处的。当年每一个人都有置身于大工程中的感觉。 当年农业被称为“农业生产第一线”，现代化可是包括了“农业现代化”，所有的农民都成了主力军一员，多打粮食为国家。 那么，现在的人，有没有大工程的感觉呢？有的人是有的，所有的国家公务人员，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是有一种大工程的感觉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警察，我就会想，我的努力维护治安，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个大工程，是有作用的。如果我是一个海关关员，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员，等等，我都会找到我的工作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报考公务员，因为现在的公务员，还是会有好感觉，还是会有大家庭，大工程的感觉。 而如果我是一个小饭店的服务员，我不会有大家庭大工程的感觉。无非是客人一来笑脸相迎，欢迎光临，端茶倒水，干得好老板加薪，老板挣得多了就去包二奶，或者养宠物，买房子，买手饰，等等。我会有大家庭的一员吗？会觉得我的工作对于四个现代化有什么作用吗？死了会进入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不会。 而如果我是一个“弱势群体”，那就更倒霉，因为不仅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还是社会的累赘，大家可怜的对象，社会关爱的对象，如果有一天弱势群体的人统统暴病身亡，那精英们可能表面上装作悲痛，而实际上心里却在说好，因为社会少了“负担“嘛。 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评价一个人的贡献，并不是根据他本人做的事情的意义，而是统一了一个标准，叫“利润”，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产生“利润”，他就是一个大笨蛋，就是多余的人，就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根据我的零和定律，当一个社会是封闭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总利润和总亏损永远是相等的，就好比所有的球队不可能统统赢球一样。因此，拿利润来衡量一个人对社会做的贡献是荒唐的。 其实，我说这些感觉好或者不好，与是否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无关。而且，现在的生产力已经比较高，我可不是主张生产力要倒退。我的主张，就是能不能吸取一些毛泽东管理学的经验，使现在我们的人民感觉上好一些？或者说，从“大家庭”和“大工程”这两个方面入手，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大家庭，在从事一个大工程？

谢谢楼主。

遇到此类深度文章,某就一个字:顶

好文章！！！深刻！！！    顶顶顶

数学这个极左分子，在这里发表言论，有些危险。总体上看，文章是在扯淡！

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 2006-01-17 10:32:33　来源: <a href="http://news.163.com/06/0117/10/27LNM34A00011247.html#" target="_blank">文摘周报</a> 编者按：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为什么？”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据《龙门阵》2006年第1期林雪/文）

“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人之间出现尖锐分歧 <a href="http://news.163.com/05/1231/10/26A06L3O00011247.html"></a><a href="http://news.163.com/05/1231/10/26A06L3O00011247.html" target="_blank">http://news.163.com/05/1231/10/26A06L3O00011247.html</a><a></a> 2005-12-31 10:54:50　来源: <a href="http://news.163.com/05/1231/10/26A06L3O00011247.html#" target="_blank">文摘报</a>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 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   刘少奇的态度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周恩来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 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陈云指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 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他还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 （《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林小波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h1>刘少奇亲赴韶山察民情　农民死亡率达百分之二十</h1><--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 <div id="subjection"><a href="http://news.163.com/" target="_blank">http://news.163.com</a>　2005-11-21 15:09:20　来源: 生活时报</div><div> </div><div>1961年4月2日。长沙。 　　 　　下午3时左右，一辆草绿色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从袁家岭中共湖南省委招待所开了出来，经五一路往西驶去。车上坐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前边没有亮着闪闪警灯的警车八面威风地鸣笛开道，后边没有长长的车队跟随。就像一位普通干部外出办事，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是共和国主席出巡的座驾</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三年狂热的大跃进，带来的不是一厢情愿的大发展，而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一降再降，人民生活处于困难境地。为了走出困境，党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刘少奇身体力行，决定到湖南农村调查研究。 　　 　　刘少奇来得很急速，头天来电话，第二天就到了。为了迎接国家主席，湖南省委接连开会，首先是选点派人，决定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再就是调配车辆。国家主席的专车理应豪华、漂亮、舒适一些，湖南又是他的家乡，为尽地主之谊，省委为他安排了一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外还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生活上也作了周到的安排。国家主席已是63岁的老人了，总不能像普通工作干部那样，到老百姓家去吃派饭吧。 　　按照规定，那时的干部待遇分大灶、中灶、小灶，13级以上干部可以吃小灶，何况这是国家主席。于是就在宾馆专门抽调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为他做饭，名厨主理。乡下条件太差，另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美国总统、日本首相、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出国访问，所乘坐的专车，甚至饮用水，都预先用飞机空运至彼国。省委这样安排，道理讲到外国去，也是讲得通的！ 　　 　　国家主席说来就来了。省委以为他要在长沙住几天，但他说时间很紧，马上要下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便向他汇报了省委的安排。少奇听了，表示反对。 　　 　　少奇说：“在战争年代，我们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干部下乡了，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决不打扰老百姓。我这次下乡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 　　 　　张平化无言以对，解释说：“我们考虑到您年纪大了，乡下的条件又确实太差！” 　　少奇摆摆手说：“眼下不是讲排场的时候，我下乡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李瑞山同志也不要陪同了。更不要什么席梦思、大沙发，那样会闹大笑话。我仍旧采取老苏区的老办法，吃住都在老乡家！” 　　张平化说：“还是派李瑞山同志去领领路吧！” 　　少奇笑了，说：“李瑞山同志是北方人，你别为难他了。我是去我的老家，通衢大道，山林小径，哪个地方不熟悉！好啦，就这么定了！” 　　湘中丘陵区的房舍多数是傍水而建，或门前一口水塘，或建在小溪流水拐弯的地方。因而村庄命名大都与水有关，以塘、湾最为常见，再在前边冠以房主人的姓氏，就是李家塘、王家湾…… 　　 　　刘少奇在王家湾万头猪场的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走访农民，听取汇报，查看生产，按照原定安排，他准备回老家炭子冲住几天，然后去县城。但这几天所接触到的关于饥荒、水肿病、死人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实在令人震惊。不知家乡的情形是否具有典型意义。进行调查研究，切忌用个别代替一般。全省农村未必都是这样吧？他于是改变主意，到一个先进的地方去看看。如果那里的先进经验切实可行，他将再度返回，首先在家乡推广，使乡亲们能尽快度过难关，并且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也算他为家乡尽了一点力。 　　 　　4月8日午后，刘少奇告别王家湾的乡亲，转道韶山去天华大队。 　　 　　仍旧是那辆嘎斯69吉普车。车子驶上公路，往西去韶山，往东则通往他老家炭子冲。这时，一股强烈的思乡情绪跃上心头。近前的山峦，耳边的乡音，甚至于空气中的一股温柔感，都这样熟悉，这样撩动人心！炭子冲的山旮旯里藏有他童年的梦。不要那么呆板，去重温一下那个金色的梦吧，这不仅不会影响工作，或许还能获得一种工作的激情！ 　　 　　司机按照他的请求，车子临时改变方向，一会儿就开到炭子冲门前的地坪里。 　　 　　炭子冲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屋后的山上林木茂密，株株合抱，枝繁叶绿。这些树木都是他的曾祖栽的，上百年了。树林里，有鸟儿筑巢，野兔打洞。春天长笋，夏天长菌。每当狂风暴雨的夜晚，山上就生出阵阵林涛声，悠扬壮阔，连绵不绝！ 　　 　　然而，这一切现在都不见了。那么好的树木怎么就让它都砍掉了呢？门前的水塘，隔一二年就掏挖一次，清除污泥，养鱼养虾，洗菜捣衣，汲水灌田，游泳嬉戏。现在，水塘怎么也浅了狭小了呀！ 　　 　　他从车窗里看着这一切，心中似有某种失落。 　　 　　王光美问他：“要不要进屋去看看？” 　　他摆手。 　　 　　也许要让童年的记忆图画，那一片生命的碧绿，那明镜也似的水塘，保留时间更长一些，他不忍归去！ 　　 　　也许他急于要寻找改善群众生存条件的妙策良方，他不敢延捱！ 　　 　　他没有下车，让汽车在老家门前绕了一圈，然后朝韶山开去…… 　　 　　炭子冲和韶山，相距不过十几公里，刘少奇却是第一次来。因为隔着县份，交通又很闭塞，那时候没有机会来。后来，他本人也离家出走了，38年后才回来。现在，他无论如何也要去韶山看看了。 　　 　　自从1922年秋天，在长沙清水塘那间青砖老屋里，他与毛泽东相识，杨开慧又做了他和何宝珍的红娘。这之后，毛泽东对他总是很理解，很信任。而他对毛泽东，更多的是支持和尊重。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困难的时光。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前沿阵地的是刘少奇，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大本营里运筹的则是毛泽东。还有一位李立三。三位老乡共同领导了这场举世闻名的工人运动。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先后在广州、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少奇则在上海领导了全国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一个是农民运动领袖，一个是工人运动领袖。 　　 　　在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的浩劫之后，毛泽东领导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少奇则领导了白区党的工作。 　　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在遵义会议上，少奇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确立领导地位，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巩固了陕北抗日根据地，少奇领导和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1943年，少奇回到延安，与毛泽东、任弼时一道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刘少奇崇仰毛泽东，党的七大时，他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准确的科学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并宣布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以同样的情感对待刘少奇。在他去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决定，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在解放战争中，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组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刘少奇、朱德等则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一年后，他们在这里会师，共同迎来了共和国最初的曙光。 　　 　　进城后，毛泽东更是将许多重大国事托咐给刘少奇。比如，去天津处理城市管理和恢复生产；秘密访苏同斯大林会谈，为开国作准备。 　　后来，他主持全国土地改革，参与领导全国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会议上，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为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绘制了一张蓝图。 　　 　　1959年4月，毛泽东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提议由刘少奇担任。毛泽东还说，到适当的时候，他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要腾出时间调查研究，考虑更重大的战略问题。…… 　　 　　他们是同志，是战友。在年龄上，毛泽东是兄长，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他们同生死，共患难，风雨同舟，情同手足。现在，一个是党的主席，一个是国家主席，他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纯真友情，他应该去韶山看看。 　　 　　为了感受一个老战友所经历过的艰苦历程，他也应该去韶山看看。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韶山同样是一个窗口。 　　 　　他满怀深情地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他在毛泽东父母的房子里呆的时间最长。不纯粹是出于礼节。他在揣摩这两位过早去世的老人，当年在儿辈身上，寄托了怎样的希望？假如他们仍然健在，又仍然住在乡间，对于当前的困难，他们对刘少奇会提出怎样的问题？ 　　 　　参观完了，就听取汇报。中央调查组胡乔木来这里已有一些时间了，令人忧虑的是，韶山的情况也不很乐观。尤其是与韶山隔邻的湘乡县的一些地方，包括毛泽东的外祖母家，后来划归韶山区的湘乡大坪公社，饥荒和死亡情况也都很严重。胡乔木向刘少奇详细作了汇报，并于4月14日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厅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的情况（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 　　 　　毛泽东收到胡乔木的信后，即刻写信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以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毛泽东印发这封信，表明他对目前严峻的形势，与少奇有一致的认识。同时也是提醒大家，要认真对待，切不可掉以轻心！ 　　 　　少奇在韶山住了一晚，4月9日下午去长沙。 　　 　　摘自《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出版　</div>

刘少奇冲毛泽东嚷：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a href="http://news.163.com/"></a><a href="http://news.163.com/" target="_blank">http://news.163.com</a><a></a>　2005-11-17 09:21:38　来源: 光明书摘     作者：郭德宏林小波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 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1960年11月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他还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 二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几起几落。高级社建立后，由于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产生许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但在两条道路大辩论中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月中，河南、湖北、江苏、湖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庐山会议后，再次遭到批判，认为“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中央还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和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归根到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也多次讲到包产到户，他认为：“边远地区、山区包产到户，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4月，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陈云却称赞“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杨尚昆也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 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说：“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并问田家英：“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为了不在中央领导层中造成裂隙，回答是个人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同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也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并多次批评田家英的60%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摘自《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h1>“大跃进”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h1>http://news.163.com　2005-11-30 09:33:17　来源: 解放日报集团网站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跃进”热潮。30年后，胡乔木在向外国人演讲时，将这段历史归结为对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作者尚定）一书解读了这段历史，摘登如下。　　1958年春，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是由毛泽东拟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26人之外，还有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名单中的第一位，感到很奇怪。不过，他想大概这次会议与报纸通讯有关。胡乔木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前段时间，毛泽东对几大新闻单位的工作批评意见很多，有时甚至说了很重的话。他回想着近来新闻宣传中发生的几件重要的事。去年11月，出席莫斯科会议期间，按毛的指示，胡乔木写的社论里有这样的文字: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相反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多快好省”一词，是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高潮》序言中提出的建设方针。“跃进”一词，是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首先提出的。这篇社论批评了所谓右倾保守毛病，说这些人“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十分欣赏“大跃进”这个词，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所谓反冒进，主要是指1956年下半年周恩来、陈云等一线领导主持纠正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社会购买力增加过多等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还曾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地点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周恩来在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批评冒进的讲话等。　　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那篇社论，说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会议期间他亲手批注社论。批注的内容很尖锐，其中包括“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词也用上了。　　胡乔木回忆，这篇社论是少奇同志要求陆定一同志“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宣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人都作了一些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人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　　他们哪里知道，问题就出在“我不看了”四字之上。　　毛泽东在南宁批评反冒进的精神传到北京后，在中共党内引起巨大震动。人们感觉到，这只是开端。　　果然，在月底召开最高国务会议、3月上中旬的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和广州会议上，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反冒进，实际上肯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只能是冒进，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反右不能反“左”了。　　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一面批反冒进，一面读诗诵文。他要人编印唐宋以及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还参观杜甫草堂。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5月初，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主题仍然是批评反冒进。迫于形势，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当时在一线工作的负责人分别在发言中作了检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根本无法完成的一系列建设指标。毛泽东在会上又调整了赶英超美的时间指标: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在农村，在大跃进旗帜下产生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基本形式，而共产主义已然是指日可待的了。几亿中国人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一切竟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竟是自己领袖凭空虚构出来的“理想国”。今天要了解当时虚构的理想国已是不易，但是历史文献似乎多多少少地能帮上一些忙。　　在大跃进正热之时，山东范县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报告被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拿起笔，写下这样几句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顺延可也。　　这不是极端的例子。在那个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时代,什么样的奇迹没有呢？　　（童莉群摘编自《解放日报》

针对帖子内容有什么想法就说，别尽灌些轮子、民猪水连她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垃圾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heartghost在2006-3-9 17:37:00的发言： 针对帖子内容有什么想法就说，别尽灌些轮子、民猪水连她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垃圾</div>同意上面的有些已经不是假的问题了

楼主去问问练轮子的，他们的感觉也很好。

楼上去问问拿美刀的,它们感觉很High.

还是那句话主席也好，文革也好都应该是客观的去看。凡事都有其两面性的。有好就有坏的关键，是好坏的比例和对历史的发展。

好、好，坏、坏。不清楚，管他的!

对啊！感觉忒好，“我们的生活比密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从你的头像我已经看出来了.大家看感觉忒好就是那样子的,两眼充满了满足的仰视某人^_^呵呵。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找相机的熊在2006-3-9 18:19:00的发言： 从你的头像我已经看出来了.大家看感觉忒好就是那样子的,两眼充满了满足的仰视某人^_^呵呵。</div>呵呵好象是的啊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极限大刘在2006-3-9 18:00:00的发言： 还是那句话主席也好，文革也好都应该是客观的去看。凡事都有其两面性的。有好就有坏的关键，是好坏的比例和对历史的发展。</div>　　大刘：我支持你这句话！政治家都有两面性，都有功过，我们应该尽可能客观去面对他们，评价他们。 　　毛主席功劳很大，我深深地佩服，所以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病很多，过错很多，一度把国家治理得千疮百孔，我们也要吸取教训。 　　学习他，我们他能够不断走向胜利；批评他，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够避免失误。 　　握手！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毛主席万岁！在2006-3-9 18:32: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极限大刘在2006-3-9 18:00:00的发言： 还是那句话主席也好，文革也好都应该是客观的去看。凡事都有其两面性的。有好就有坏的关键，是好坏的比例和对历史的发展。</div>　　大刘：我支持你这句话！政治家都有两面性，都有功过，我们应该尽可能客观去面对他们，评价他们。 　　毛主席功劳很大，我深深地佩服，所以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病很多，过错很多，一度把国家治理得千疮百孔，我们也要吸取教训。 　　学习他，我们他能够不断走向胜利；批评他，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够避免失误。 　　握手！</div>谢谢好好的握个手。

回家前再顶一下这个帖子.质量很高啊,以至于风平浪静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极限大刘在2006-3-9 16:32: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野比大雄在2006-3-9 16:30:00的发言： 数学这个极左分子，在这里发表言论，有些危险。总体上看，文章是在扯淡！</div>扯蛋？ 扯谁的蛋了？</div>大刘，不要和数学走得太近。 数学这个人的观点我看过一些，极左思想很严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章比比皆是。 如果纵容他的言论继续发展下去，会毁了这个论坛的。

？？？？？？？？？？？？？？我不认识什么数学的啊只是他前一个帖子感觉不错而已的啊至于这个帖子不是很喜欢还是我前面回帖里的话客观的看历史。

我家在毛时代可感觉不好.地富反坏右我家占全了.还是现在好一点.起码没人会因为俺老祖宗的事对我指东道西了.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野比大雄在2006-3-9 16:30:00的发言： 数学这个极左分子，在这里发表言论，有些危险。总体上看，文章是在扯淡！</div>真是大睁两眼说糊话！！楼主那儿说的不对了？？没有理想只讲个人金钱收入和个人所谓的自我价值多少的人是无法理解毛时代的！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身受真正的的底层生活的考验！到那时他的心态才会有真正的变化！为什么美倭国的人一提起毛思从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感受？那因为毛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更是实践者组织者！！无产阶级的人，就是没有过多少个人欲求的只想多为人民做贡献的人！！毛在后期提出了许多的新的道德思想评价标准到现在一直不失选进性和前瞻性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只能说明毛时代的绝大多数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为什么一说起毛,为什么总让一部分人只想到了文化大革命?而想不到他所提出这个观念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背景呢?在实践中任何一件总有其两面性为什么现在就是只有一面性的教育呢？是中国人真正的爱国者就应有一种探求的勇气！而不是一咱人云亦云的盲从！！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9 21:39:54编辑过]

本人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至少本人认为即使是建国之后，毛主席也是功大于过！。。。。。。。。。。。。。。。。。。。。。。。同意赞。

真是大睁两眼说糊话！！楼主那儿说的不对了？？ 睁着眼睛尿床的是你吧？！！没有理想只讲个人金钱收入和个人所谓的自我价值多少的人是无法理解毛时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使中国人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这不是理想？？？非要天天高喊共产主义、老毛万岁，万岁万万岁才叫理想？？？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世界强国，争取统一祖国，早日解放台湾，这就不是理想？？？非要天天高喊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才叫理想？？？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身受真正的的底层生活的考验！到那时他的心态才会有真正的变化！现在，即使是真正最底层的贫困民众，也不会饿死人吧，也不会没事就整人斗人吧？心态是比老毛时期真正变化了许多。为什么美倭国的人一提起毛思从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感受？ 嗯，看到以前战场上威武勇猛的老革命一个个被整倒整死，也许它们真正幸灾乐祸呢！那因为毛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更是实践者组织者！！堂堂一个国家主席，竟然被整到死不瞑目；堂堂大中国的外交部长，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竟然要游完大街才能接见外宾。这些在中外史上都是个大笑话！！！你公认的就不要说什么世界公认啦，有几个外国人真心希望中国繁荣富强吖？？？无产阶级的人，就是没有过多少个人欲求的只想多为人民做贡献的人！！76年时，政治局就抓了几个野心家，全国还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造反派，他们没有过多少个人欲求的只想多为人民做贡献的人？？！！整倒整死这么多开国功臣由为了什么，这又是没有过多少个人欲求的只想多为人民做贡献的人？？！！毛在后期提出了许多的新的道德思想评价标准到现在一直不失选进性和前瞻性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老毛说的和做的相差数光年，如果我只会说，却不会做的话，也许比他说的还好听！只能说明毛时代的绝大多数的做法是正确的！！除了错的，剩下的应该是不可能又是错的。现在为什么一说起毛,为什么总让一部分人只想到了文化大革命?而想不到他所提出这个观念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背景呢?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人为制造国家动乱，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绝不可能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有利。在实践中任何一件总有其两面性为什么现在就是只有一面性的教育呢？什么两面又一面的教育？？是中国人真正的爱国者就应有一种探求的勇气！而不是一咱人云亦云的盲从！！勇敢探求不是胡来，更不是胡闹！老毛开导你实事求是，就是希望你不要意淫，不能盲目崇拜！

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身受真正的的底层生活的考验！到那时他的心态才会有真正的变化！现在，即使是真正最底层的贫困民众，也不会饿死人吧，也不会没事就整人斗人吧？心态是比老毛时期真正变化了许多。————————————————————————————————要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的同事因为没钱去医院生孩子，他的妻子站在地上生下一个女儿你相信吗？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野比大雄在2006-3-9 21:19:00的发言： ——呵呵，那是“伟哥”们的简单思维，本人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至少本人认为即使是建国之后，毛主席也是功大于过！ </div>你总不能凭空YY吧？！ 既然你认为功大于过，那就把老毛建国以来的功过列出来吧，不然我也凭空说，伟哥A的功劳比老毛大，何以服人呢？？如果你记性不太好，那你就列你认为功的部分，我列过的部分吧。

看你回帖的内容就是不实事求是。你怎么知道现在的贫困民众就不快被困死，有病的看不起病活活等死，吃的污染食品生的怪病比以前多是不是事实啊？老毛没有光口头上说要解放台湾，你不要信口雌黄。这点报纸资料上都说过不是抗美援朝台湾说不定真就解放了。"除了错的，剩下的应该是不可能又是错的。"更加说明你的内心是要全面否定毛主席的反动本质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GUIZHOU365在2006-3-9 22:04:00的发言： 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身受真正的的底层生活的考验！到那时他的心态才会有真正的变化！现在，即使是真正最底层的贫困民众，也不会饿死人吧，也不会没事就整人斗人吧？心态是比老毛时期真正变化了许多。————————————————————————————————要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的同事因为没钱去医院生孩子，他的妻子站在地上生下一个女儿你相信吗？</div>如果我生活在毛时期,我会因为成分问题而被医院拒之门外.而我爷爷就亲身经历过.我的长辈犯过错,我就是罪人吗?再说了,就因为当了国民党的兵打了日本人也算犯错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9 22:13:53编辑过]

这SB伟哥A又上这来了啊当真是那有毛主席的光芒那就有伟哥A放臭屁啊

萎A，你说毛时代出现的问题谁也不会去否认，但是你以偏概全的行为才是这么多人鄙视你的真正原因。

如果我生活在毛时期,我会因为成分问题而被医院拒之门外.而我爷爷就亲身经历过.我的长辈犯过错,我就是罪人吗?再说了,就因为当了国民党的兵打了日本人也算犯错吗?

不会啊.我大舅公就是国民党的,不过我爷爷奶奶都是PLA,也没见过文革的时候他们受什么牵连了,当干部的还是在当干部,当然不如造反派.做工人的还是做工人,该种地的还是在家种地.就是我奶奶有点海外关系,对爷爷的提升有一些影响^_^那也不是文革啊,历来就是这样么,江青,王光美都受影响了,我们怨什么呢?还有,你说你黑五类全占了.有人迫害你么?富农和地主怎么同时占的啊?我女朋友的奶奶是个地主的遗孀改嫁过来的的,品质太差,每次去她们家都能听到有人叹息:那么多次运动怎么没斗过她......所以现在还活着好好的,虽然没人理.

接着研究毛时代为什么感觉好的问题最近看了何新对共济会的研究结果，感觉前面好黑暗~~ 好傻的感觉毛泽东时代和现在的感觉不一样接着刚才的发回家的感觉真好！安静的感觉真好一个人的感觉真好床上的感觉真好这辆飞度的感觉好奇怪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超越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