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装备数量反驳共军游而不击

八路军武器制造之谜：流动工作团与秘密兵工厂
http://www.balujun.org/yjzx/jsyj/6999.html
人们讲起抗日战争中的的八路军，往往称之为土八路，其实土八路并不土。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的大军。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卞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
　　流动工作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着名人士有100多位，如：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内燃机研究室的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的毕业生程明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郑汉涛、牛治华，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高源、李守文，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唐英之，天津河北工学院毕业的张浩、张温如、王锡暇、耿震、李非平，云南大学采冶系毕业的李树人，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宋宗景，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席永先、宋宗恕，东北大学毕业的赵云鹏，天津女师学院毕业的柴毅，山东大学毕业的高广平，武汉大学毕业的林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志青，上海雷氏德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的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中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从国外或大后方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
从大砍刀到枪械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八路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利技人员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
　　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十三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八路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民兵于夜间破路拆卸的铁轨，运往兵工厂。全枪仅3. 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
　　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抗战期间共制造出这种枪一万多支。八路军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
　　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战中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而且也优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造的步枪。
　　1949年4月，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彭德怀总司令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阎锡山军队的美国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
从手榴弹到炮弹的研制
　　手榴弹是抗战中八路军使用最广泛的杀敌武器，这是因为太行山区煤、铁矿产丰富，手雷弹制造技术比较简单，又易于普及，兵工厂、游击队、民兵都能制造，八路军战士几乎人人都配有手榴弹，但手榴弹投掷距离短，只适应近战，且杀伤力不强。
　　1940年百团大战，八路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中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O小炮，即口径为50毫米的迫击炮)，彭德怀指示流动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O炮弹难以制造，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
　　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时陆达年仅26岁，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届满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城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陆达被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
　　为解决生产炮弹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
　　柳沟铁厂原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烨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顾问，故炮弹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炮弹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主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炮弹的关键。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路军攻下冀东重镇蓟县县城。这是攻城战士们携云梯向城墙运动。
　　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候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了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毛胚置入炉内焖火，使弹体表面软化，以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自1941年4月起，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炮弹的批量生产，当年出产炮弹四万多发。车工甄荣典就是在车削炮弹中以质量好、数量多、班产达480发的最高纪录，被誉为“炮弹王”,荣获边区劳动英雄称号的。黄崖洞兵工厂制造的五O小炮和炮弹，每年可装备16个团，使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火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1942年，他们又开创了八二迫击炮和弹的生产，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从黑火药到现代火炸药的研制
　　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宋朝开始用于战争，一千多年沿袭不止。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地雷、手榴弹、枪炮等多数仍用它装填，虽然能杀伤敌人，但威力有限。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利技人员从194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现代火炸药的制造。现代火炸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它是化学工业的产物，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虽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利技人员依据硫酸的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
　　1940年7月，晋察冀工业部技术室卞任张芳和化工技师张奎兀，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的老百姓用以盛水和储粮的陶瓷缸，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便以它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成功。
　　1941年5月，化学工程师王锡暇、张浩，火药技师王化南、白英、焦逢春等在黎城县白布焦寺，采用缸室法建成了制造硫酸的化工厂，开始了硫酸的工业性生产。
　　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八路军生产无烟火药15400多斤，硝铵炸药23500多斤，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在火炸药的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功不可没，他在抗战前曾是民间爆竹匠，家族祖祖辈辈都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和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一套制造黑火药的传统技术，1937年冬，他跟随叔父教子富、教子学全家七口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
　　1939年，由于制造技术出众，焦逢春和家人被调到了流动工作团，教子学任火药技师，焦逢春任火药技术员，参加了现代火药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焦逢春的两个叔叔和妻子都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中，唯一的儿子也囚触碰废炸药而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多次受伤，但他为了探索火药的生产规律，毫不退缩，把从战争中收集到的国内外各种炮弹，冒着生命危险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放入一个特制的小箱内随身携带，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与这个“宝贝箱”从不分离，经过苦心研究，终于掌握了各类炮弹的结构与性能以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特点，并在郑汉涛的指导下，编着出版了《炮弹》一书，为炮弹的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产和试验时，凡发生哑炮、漏药等问题，都要请他去“查病因”、“动手术”，排除故障，因而被称为“火工品的外利医师”。由于多次负伤，加之日夜操劳，积劳成疾，焦逢春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不幸离开了人世。
从作坊式生产到企业化管理的探索
　　“驴背上的兵工厂”——这是流动工作团创建初期的真实写照。没有固定的厂址，设备简陋，工具缺乏，技术落后，手工操作，处于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职工行动军工化，生活集体化，自称军工战士。随着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兵工厂规模增大，设备增加，厂址稳定，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1940年彭德怀视察黄崖洞兵工厂时提出：工厂不是部队，职工不是战士，工厂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时为工程处长的郑汉涛和懂工业管理的有学之士便开始了兵工厂管理方式的研究。
　　郑汉涛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后来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和优厚的工作职位，秘密离开上海投奔延安，临别时给慈父托诗一首：“欲知您儿去何方，掀开水浒第一章。”在厂里，他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了培训班，并亲自讲课。在他的努力下，工厂成立了工会，取消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职工吃住自由;工厂实行民卞管理，依据“集体合同”组织生产劳动;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开展了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职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工厂领导体制从政委制改为经理制，推进了企业化管理，使军事工业走向正规化、利学化的发展道路。
　　郑汉涛的企业化管理，不仅在兵工厂，而且在整个根据地也得到了普遍推行，并成为建国后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抗战中流动工作团的业绩，是我国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不断创新的胜利史诗，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史实，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对推进振兴中华大业的早日实现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
黄崖洞兵工厂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6813/228408/15405515.html
　黄崖洞兵工厂即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又称水窑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区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兵工厂。

　　1938年4月，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为建设军事工业创造了条件。同年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分散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我军各随军修械所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生产”的方针，委派总部第四科(军实科)副科长徐长勋筹办制造步枪的兵工厂。厂址选定在山西省榆社县韩庄村。韩庄村是一个有40余户人家的山庄，地处榆社县和辽县(今左权县)的交界处，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村前有一荒芜的庙宇，占地约一亩多，共有殿堂6间，约300多平方米，可利用作工厂的厂房。9月在徐长勋的组织下，数百名随军修械所的工人奉命从各地调往韩庄村组建八路军总部修械所。

　　最早到达韩庄村的是115师344旅修械所的全体职工。这部分工人是1937年10月344旅由陕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路经山西五台、定襄、崞县(今原平县)时，从当地招收入伍的。他们大部分是太原兵工厂离职返乡的技术工人，其中有刘职珍、齐宣威、徐璜智等一批技术水平较高的工匠，共100多人，组建成临时修械所。他们带着简易工具随军行动，从晋东北转战到冀西山区，然后穿越石太铁路到达晋东南，利用战争间隙先后在10多处为部队修理枪支，并制作红缨枪数千支。1938年7月，由所长廷茂、副所长刘职珍带领全体职工借用石圪节煤矿车床一部，在山西屯留县余吾镇试制出步枪两支，呈送总部后受到嘉奖。不久，徐长勋认为这是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修械队伍，由他率领于当年9月开赴韩庄村组建兵工厂。

　　随后调到韩庄村的是129师补充团(又称华山游击队)修械所的职工。这部分职工多是山西晋城县(今晋城市)人，他们原在国民党孙殿英部修械所当工人，孙部撤离晋东南后，不少工人不愿离开家乡，由副所长李作锦带领30余人及部分设备投奔我军。当时正值129师补充团成立，这部分工人也随之编入补充团，在山西陵川县附城镇组成修械所，后转战到山西晋城、高平、辽县一带随军修械。他们凭着熟悉当地情况，在修械过程中，先后从晋城针工厂、晋城打蛋厂征集到几台机床，使之成为当时技术装备较好的修械所。所长李作锦曾在太原兵工厂当过多年造枪工人，于1938年10月被总部接收调入韩庄村。

　　第三批进入韩庄村的是115师唐天际支队(又称晋豫游击支队)修械所的职工，这些职工原是河南孟津县一带的手工造枪工人，他们长期游动在晋冀豫山区，私造枪支出售给地方土豪，一支枪卖12块银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在韩忠武、王作栋的带领下于1938年8月投奔到晋豫游击支队，在山西阳城黑龙庙组成修械所，用手工方法造出步枪10支，冲锋枪2支，运往阳城县参加我军举办的战利品展览会，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不久，修械所的全体职工都被调往韩庄村。

　　在以上三支职工队伍调集韩庄村期间，115师供给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等修械所的部分职工和从各地招入的技术工人，也陆续分配而来，到1938年底，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的职工已达380多人。所长由徐长勋兼任，副所长是白玉山，李作锦。所内设工务、总务、器材三个业务股。由刘职珍、李久春(后投敌)、康旺玉分别任股长。生产单位有机工、钳工一、钳工二、木工、锻工五个工作部门，分别由朱振坤、徐璜智、周成武、李育珍、阎海士任工长。厂房除利用庙宇殿堂外，还占用部分民房。职工生活待遇按战士标准实行供给制，并发有少量技术津贴作为零用。每月徒工1-4元，工匠最高9元。

　　总部修械所成立后，总部首长对生产步枪十分重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多次到韩庄村指导工作，并不断充实所的领导力量，先后调高级知识分子程明升接替徐长勋担任所长，调红军干部张广才任政委。同时，总部还令作战部队从敌占区缴获来一批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到1938年底，总部修械所已拥有金属切削机床7台，其中车床5台、刨床2台、另有三节卧式锅炉和15马力蒸汽动力机各一台，各种小型机械设备10余台，初步具备小批量制造步枪的条件。

　　1939年初，总部修械所(为保守机密对外称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正式开始试制7.9毫米步枪。由于所内手工工人与机械操作的工人制造步枪的方法和使用的工具不同，所里分别组成了手工方法和机器方法两条造枪生产线，并互相开展竞赛。起初，手工方法造枪工作出枪快，他们每人在院内的树桩上固定一台自制的土虎钳作为主要设备，配以舞钻、鎯头、錾子、锉刀等小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被誉为河南造枪老大哥。在当时部队严重缺枪的情况下，这种枪支受到战士的欢迎、首长的赞扬，刘伯承亲自到韩庄鼓励工人日夜生产。但这种手工方法造出的枪尺寸不统一，零件不能互换，连射四五十发后枪管发红，射击不准，后来逐渐被机器造枪方法所代替。到1939年4月，总部修械所的职工发展到403人，除完成修械任务外，月产步枪60余支。

　　1939年夏，随着太行山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朱德指示刘鹏要扩大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为避免敌人的破坏，工厂应搬迁到更为隐蔽安全的地方重新建设，使它成为我军的可靠造枪基地。经过左权亲自勘察，工厂新址选择在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

　　黄崖洞，位于黎城县西北部赤峪沟西端的大山里，距县城45公里，与武乡县、辽县相邻。这里群峰矗立，陡崖千仞，北部山崖峭壁上有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俗称黄崖洞。洞南有一片名为水窑的山谷，兵工厂就坐落于此。厂区四周被群山紧紧怀抱，与外界只有两条羊肠小道相通，一条沿西北方向翻越山顶可直达武乡县王家峪村，与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相联;另一条沿山谷而下，出东口有一条狭长的山涧，蜿蜒曲折，纵深千米，两侧高峰对峙，从洞底仰视，只见一线青天，俗称“瓮圪廊”。长廊入口瀑布直下，流水长年不息。兵工厂在此设一吊桥，平时放下吊桥可达辽县、涉县、潞城一带;战时收起吊桥，路断崖阻，千军难入，大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入”之势。

　　黄崖洞兵工厂，在军工部组建的各兵工厂中排号第一，故名军工部一所，也称水窑工厂，对外保密代号“工兵营”。它于1939年7月开工兴建。整个建设过程非常艰难，从韩庄村到黄崖洞相距50多公里，全是盘山小道，起伏不平，坡度较大，大量设备器材的搬运多靠人抬肩扛，加之当时秋雨连绵，延续40余天，山洪暴发，道路堵塞。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不畏艰难困苦，开山修路，搬石填沟，踩着泥泞的道路运行。大的设备不易搬运，就化整为零，一人扛一个部件，锅炉拆成10片，一片一片地抬到黄崖洞，然后铆成整体。

　　盖厂房宿舍也非常艰苦，阴雨天气无法烧制砖瓦，土建工程师陈志坚等带领民工就地取材，开山凿石，建造以石块垒墙、石板作瓦、石灰粘结勾缝的石头房，不到半年时间，一栋栋石头房沿山谷而起，工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等12栋新房相继建成，分布在一平方公里的山谷中，最大的钳工房有1000余平方米，二层结构，楼下生产，楼上住宿，工厂总建筑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

　　工厂建成投产时，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件，动力设备除原有的锅炉和蒸汽机外，新增10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台，能供部分照明，切削机床增至17部，都以蒸汽为动力，靠天轴皮带传动。各种专用设备都是职工用道轨钢作床面自己制造的。全所职工发展到680人，月产步枪高达375支。职工上下班以汽笛为号，厂内机声隆隆，白天运货的民工川流不息，人欢马啸，晚上全山谷灯火通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职工们自豪地称兵工厂是“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工厂不仅拥有当时比较好的机器设备和较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在生产管理上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制度。1940年4月，彭德怀到工厂视察，针对当时工厂仍沿用军队的办法管理，提出工厂要建立一套适合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度，并对所长程明升说，可以借鉴国外管理工厂的一些好办法。此后，在军工部的指导下，工厂管理不断改进与完善，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的改进与变化;

　　第一，建立适应生产需要的组织领导机构。在此之前，工厂按军队的建制设置五个队，各种活动都以队为单位进行，改革后工厂的管理机构在所长、教导员的领导下，按专业设三科、四员、四部。

　　三科，由原来的五队(直属队)改编为总务、工务、器材三个业务科。四员，即组织干事、教育干事、青年干事、特派员(亦称保卫干事)，直接受教导员指挥，分管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安全保卫工作。四部，即按产品加工工艺分设机工(原一队)、钳工一(原三队)、钳工二(原四队)、锻工(原二队)四个工作部。

　　所长程明升1941年4月调延安后，由徐长勋接任，副所长刘贵福、李作锦;教导员先后是张先进、熊杰，副教导员叶桂生;总务科长李久春;器材科长康旺玉;工务科长李守文。车工部工长齐宣威，指导员王大镜;钳工一部工长朱振坤，指导员林溪;钳工二部工长韩忠武，指导员梁速征;锻工部工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

　　第二，建立适应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度。工厂成立工会，充分发挥工人群众在工厂管理中的民主权利，由工会代表工人与工厂行政领导签订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双方按照共同的规定组织生产。与此同时，在劳动管理方面实行记工制度，按照出勤多少计发工资，并在部分岗位试行以定额管理为基础的按件工资(津贴)制;在生产管理方面实行原材料、在制品、半成品、成品的收发制度和检验制度;在财务管理上开始了单件产品消耗工时的计算和各项经费的报销制度。

　　第三，改变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取消职工早上集体出操，晚间集中上大课，班前点名，吃饭入灶等作法，实行上下班翻牌，学习自愿，食宿自理等较为灵活的生活制度。工会还在厂区办起了图书馆、俱乐部、合作社，使职工生活多样化。

　　在战争环境下，实行这样的制度，使职工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激发了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工厂为满足部队的急需先后制造出近10种武器，其中比较主要的有7.9毫米步枪、50小炮(掷弹筒)和炮弹。

　　黄崖洞保卫战之后，日军从1942年春开始调集精锐部队，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妄图一举扑灭我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破坏我军在太行山区的生存条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根据总部指示，军事工业实行了“缩小规模，分散转移”的方针。黄崖洞兵工厂虽然于1941年冬取得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但工厂目标已经暴露，且受到严重破坏，厂房大部分被炸毁，机器损坏待修，难以在原地全面恢复生产。同年2月，遵照总部的部署，工厂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迁往辽县苏公村一带，在清漳河两岸设立分厂，利用河水作动力，建起了新的生产基地。同时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调整了机构，精减了职工，老弱病残的动员回家，部分青工送太行工业学校培训，职工由原来680多人减至340人左右。所长仍为徐长勋，副所长李作锦、阎守信，教导员熊杰，总务科长史来扬，器材科长余静明，工务科长李守文。下设三个分厂：

　　一分厂，驻辽县河北沟村，保密代号“河北”，辖有机工、钳工、木工、完成四个工作部。厂房大部分分散在清漳河畔的苏公，河北沟、大窑区、柏树沟四个自然村庄的庙宇、羊圈和民舍内，共有机床15部，烘炉一盘。厂长齐宣威、指导员农友，有职工近200人，生产炮弹。由柳沟铁厂送来毛坯，经过加工、装药、制成成品运往前线。

　　二分厂，仍驻在黄崖洞，保密代号“黄山”。黄崖洞保卫战之后，大部分职工迁走，只留刘先惠、韩忠武等近百人在原址整修机工房和设备，并修复车弹带机、弹尾机、套扣机和车床四部，就地坚持生产。厂长刘先惠、指导员李宝庆。生产对象是炮弹体加工成型。弹体毛坯由柳沟铁厂供给，加工成型后运往一分厂装配成品。

　　三分厂，原是黄崖洞兵工厂的锻造工作部，厂址开始驻武乡县显王村。1943年6月，因敌人在不远的蟠龙镇建立据点，工厂搬至黎城县漆树沟，保密代号“石灰窑”，厂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有职工80余人。生产对象是锻制炮弹尾翅和50炮炮筒毛坯。

　　黄崖洞兵工厂从1942年2月分散转移到1944年3月停产整风，一直在反“扫荡”斗争的严峻形势下坚持生产。这一时期工厂的基本特点是实行劳武结合，职工肩负劳动生产和武装保卫工厂的两副重担。两年中，日军先后五次进入工厂区“扫荡”，仅1942年的三次大“扫荡”，就迫使工厂停工98天。在这种情况下，每人既是职工又是战士。平时，大家都以战备姿态，争分夺秒，日夜加紧生产，并开展“新劳动者”竞赛。竞赛的主要内容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赛生产数量，赛节约原材料，赛工作效率。各项工作都围绕“一切服从战争”，人人把多生产一发炮弹、多加工一个零件视为多消灭一个敌人，多取得一份胜利，“多”和“高”成为新劳动者的重要标志。五分厂车工甄荣典之所以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授予“全区新劳动者旗手的头名英雄”，主要是他的班产数量多，生产效率高，质量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他创造了75秒钟车一发炮弹外圆的最高纪录，比同工种工人高出30%左右，被誉为快速车削炮弹外圆的“炮弹王”。在他的带动下，全所掀起了学习甄荣典运动竞赛高潮。许多工人为多出产品，经常加班加点。厂领导为保护工人健康，下班后把工房门锁住，但工人跳窗而入，躲着加班。厂领导发现后把灯全部没收，工人用自己节约的食油点灯，继续工作。特别是不少同志通过改进技术，使产量不断提高。尽管当时职工人数精减过半，而生产数量却成倍增长，仅1943年全所生产的炮弹就达4万多发，比1942年提高76%。

　　战时，即在反“围剿”期间，每个职工都参加保卫工厂的游击战。各分厂距敌人据点最近者25公里，远者50公里左右。敌人从据点出发到工厂“扫荡”，行程至少要半天以上。工厂获得情报之后，只要2-3小时就可把主要设备、器材埋藏完毕，做好坚壁清野，职工分散向安全地区转移。在反“扫荡”中青年职工组成的自卫队埋设地雷，阻敌入厂，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麻雀战，扰乱他们的“扫荡”步骤，减少工厂的破坏和损失。敌人一走，自卫队迅速通知职工返厂，一般情况下，一至二天就可以恢复生产。1942年5月，日军出动25000多人“扫荡”太行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牺牲。工厂当时距总部机关只有4公里，接到上级的反“扫荡”命令后，按事先的分工很快就把机器埋到了距工厂一里之外的山沟、河滩里，拆下工房顶部的茅草掩入河中。职工分成小队转移打游击。这次反“围剿”历时34天，工厂人员无一伤亡，设备无一丢失，战后迅速恢复了生产，为适应以后战争的需要又制造出了82毫米迫击炮弹。1943年5月，日军在武乡县蟠龙镇设立据点，距黄崖洞只20多公里，影响到二分厂的安全，经杨立三副参谋长决定，工厂搬迁到平顺县西安里村，于9月份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生产。

　　黄崖洞兵工厂驻苏公村的两年，虽然遭受敌人的多次“扫荡”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军工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从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共生产50毫米炮弹76000多发，82毫米迫击炮弹5800多发，炮弹产量占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日战争期间全部产量的35%。

　　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各个战线上节节败退，已无力再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在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总参谋长滕代远亲临军工部参加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对武器生产的数量、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同年9月，军工部对军事工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又逐步集中扩大，统一组编成八个生产厂和一个实验所。撤销了所一级的建制，各工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原一所管辖的几个分厂在这次调整中以它们为基础，组编成三个炮弹厂、一个锻造厂和实验所五个单位，分布在平顺、武乡、黎城、左权四个县的境内。

　　这五个单位从1944年10月投入生产，至1945年6月共生产了50毫米炮弹、60毫米炮弹、82毫米炮弹12.1万多发，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保证了我军对日反攻的需要。

　　黄崖洞兵工厂在八年抗战中，不仅为我军的武器研制和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工业技术、管理人才，对促进晋冀豫地区和华北解放区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从上面两篇文章可知：黄崖洞兵工厂在抗战期间共制造出这种枪一万多支，从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共生产50毫米炮弹76000多发，82毫米迫击炮弹5800多发，炮弹产量占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日战争期间全部产量的35%。
注意，50毫米炮就是那种掷弹筒，发射的炮弹杀伤力和手榴弹差不多。
从上面数据看，往大里假设，抗战期间，这个共军制造了10万支步枪、各类炮弹100万枚，（手榴弹不占编制）。这些东西够武装15万大军，加上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的四五万人，有20万了。国府给的装备加亲共的国军接济装备够武装5万吧。这样，共军有25万大军了，可距抗战后期（注意不是日本815投降后）的近百万正规共军还差大几十万啊！这至少60万的装备哪来的？
我想来想去只能是夺日伪军的。

八路军武器制造之谜：流动工作团与秘密兵工厂
http://www.balujun.org/yjzx/jsyj/6999.html
人们讲起抗日战争中的的八路军，往往称之为土八路，其实土八路并不土。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的大军。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卞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
　　流动工作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着名人士有100多位，如：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内燃机研究室的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的毕业生程明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郑汉涛、牛治华，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高源、李守文，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唐英之，天津河北工学院毕业的张浩、张温如、王锡暇、耿震、李非平，云南大学采冶系毕业的李树人，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宋宗景，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席永先、宋宗恕，东北大学毕业的赵云鹏，天津女师学院毕业的柴毅，山东大学毕业的高广平，武汉大学毕业的林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志青，上海雷氏德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的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中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从国外或大后方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
从大砍刀到枪械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八路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利技人员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
　　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十三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八路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民兵于夜间破路拆卸的铁轨，运往兵工厂。全枪仅3. 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
　　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抗战期间共制造出这种枪一万多支。八路军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
　　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战中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而且也优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造的步枪。
　　1949年4月，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彭德怀总司令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阎锡山军队的美国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
从手榴弹到炮弹的研制
　　手榴弹是抗战中八路军使用最广泛的杀敌武器，这是因为太行山区煤、铁矿产丰富，手雷弹制造技术比较简单，又易于普及，兵工厂、游击队、民兵都能制造，八路军战士几乎人人都配有手榴弹，但手榴弹投掷距离短，只适应近战，且杀伤力不强。
　　1940年百团大战，八路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中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O小炮，即口径为50毫米的迫击炮)，彭德怀指示流动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O炮弹难以制造，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
　　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时陆达年仅26岁，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届满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城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陆达被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
　　为解决生产炮弹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
　　柳沟铁厂原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烨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顾问，故炮弹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炮弹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主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炮弹的关键。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路军攻下冀东重镇蓟县县城。这是攻城战士们携云梯向城墙运动。
　　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候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了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毛胚置入炉内焖火，使弹体表面软化，以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自1941年4月起，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炮弹的批量生产，当年出产炮弹四万多发。车工甄荣典就是在车削炮弹中以质量好、数量多、班产达480发的最高纪录，被誉为“炮弹王”,荣获边区劳动英雄称号的。黄崖洞兵工厂制造的五O小炮和炮弹，每年可装备16个团，使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火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1942年，他们又开创了八二迫击炮和弹的生产，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从黑火药到现代火炸药的研制
　　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宋朝开始用于战争，一千多年沿袭不止。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地雷、手榴弹、枪炮等多数仍用它装填，虽然能杀伤敌人，但威力有限。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利技人员从194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现代火炸药的制造。现代火炸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它是化学工业的产物，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虽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利技人员依据硫酸的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
　　1940年7月，晋察冀工业部技术室卞任张芳和化工技师张奎兀，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的老百姓用以盛水和储粮的陶瓷缸，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便以它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成功。
　　1941年5月，化学工程师王锡暇、张浩，火药技师王化南、白英、焦逢春等在黎城县白布焦寺，采用缸室法建成了制造硫酸的化工厂，开始了硫酸的工业性生产。
　　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八路军生产无烟火药15400多斤，硝铵炸药23500多斤，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在火炸药的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功不可没，他在抗战前曾是民间爆竹匠，家族祖祖辈辈都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和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一套制造黑火药的传统技术，1937年冬，他跟随叔父教子富、教子学全家七口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
　　1939年，由于制造技术出众，焦逢春和家人被调到了流动工作团，教子学任火药技师，焦逢春任火药技术员，参加了现代火药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焦逢春的两个叔叔和妻子都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中，唯一的儿子也囚触碰废炸药而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多次受伤，但他为了探索火药的生产规律，毫不退缩，把从战争中收集到的国内外各种炮弹，冒着生命危险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放入一个特制的小箱内随身携带，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与这个“宝贝箱”从不分离，经过苦心研究，终于掌握了各类炮弹的结构与性能以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特点，并在郑汉涛的指导下，编着出版了《炮弹》一书，为炮弹的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生产和试验时，凡发生哑炮、漏药等问题，都要请他去“查病因”、“动手术”，排除故障，因而被称为“火工品的外利医师”。由于多次负伤，加之日夜操劳，积劳成疾，焦逢春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不幸离开了人世。
从作坊式生产到企业化管理的探索
　　“驴背上的兵工厂”——这是流动工作团创建初期的真实写照。没有固定的厂址，设备简陋，工具缺乏，技术落后，手工操作，处于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职工行动军工化，生活集体化，自称军工战士。随着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兵工厂规模增大，设备增加，厂址稳定，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1940年彭德怀视察黄崖洞兵工厂时提出：工厂不是部队，职工不是战士，工厂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时为工程处长的郑汉涛和懂工业管理的有学之士便开始了兵工厂管理方式的研究。
　　郑汉涛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后来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和优厚的工作职位，秘密离开上海投奔延安，临别时给慈父托诗一首：“欲知您儿去何方，掀开水浒第一章。”在厂里，他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了培训班，并亲自讲课。在他的努力下，工厂成立了工会，取消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职工吃住自由;工厂实行民卞管理，依据“集体合同”组织生产劳动;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开展了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职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工厂领导体制从政委制改为经理制，推进了企业化管理，使军事工业走向正规化、利学化的发展道路。
　　郑汉涛的企业化管理，不仅在兵工厂，而且在整个根据地也得到了普遍推行，并成为建国后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抗战中流动工作团的业绩，是我国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不断创新的胜利史诗，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史实，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对推进振兴中华大业的早日实现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
黄崖洞兵工厂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6813/228408/15405515.html
　黄崖洞兵工厂即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又称水窑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区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兵工厂。

　　1938年4月，八路军在晋东南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后，开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为建设军事工业创造了条件。同年8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分散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我军各随军修械所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生产”的方针，委派总部第四科(军实科)副科长徐长勋筹办制造步枪的兵工厂。厂址选定在山西省榆社县韩庄村。韩庄村是一个有40余户人家的山庄，地处榆社县和辽县(今左权县)的交界处，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村前有一荒芜的庙宇，占地约一亩多，共有殿堂6间，约300多平方米，可利用作工厂的厂房。9月在徐长勋的组织下，数百名随军修械所的工人奉命从各地调往韩庄村组建八路军总部修械所。

　　最早到达韩庄村的是115师344旅修械所的全体职工。这部分工人是1937年10月344旅由陕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路经山西五台、定襄、崞县(今原平县)时，从当地招收入伍的。他们大部分是太原兵工厂离职返乡的技术工人，其中有刘职珍、齐宣威、徐璜智等一批技术水平较高的工匠，共100多人，组建成临时修械所。他们带着简易工具随军行动，从晋东北转战到冀西山区，然后穿越石太铁路到达晋东南，利用战争间隙先后在10多处为部队修理枪支，并制作红缨枪数千支。1938年7月，由所长廷茂、副所长刘职珍带领全体职工借用石圪节煤矿车床一部，在山西屯留县余吾镇试制出步枪两支，呈送总部后受到嘉奖。不久，徐长勋认为这是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修械队伍，由他率领于当年9月开赴韩庄村组建兵工厂。

　　随后调到韩庄村的是129师补充团(又称华山游击队)修械所的职工。这部分职工多是山西晋城县(今晋城市)人，他们原在国民党孙殿英部修械所当工人，孙部撤离晋东南后，不少工人不愿离开家乡，由副所长李作锦带领30余人及部分设备投奔我军。当时正值129师补充团成立，这部分工人也随之编入补充团，在山西陵川县附城镇组成修械所，后转战到山西晋城、高平、辽县一带随军修械。他们凭着熟悉当地情况，在修械过程中，先后从晋城针工厂、晋城打蛋厂征集到几台机床，使之成为当时技术装备较好的修械所。所长李作锦曾在太原兵工厂当过多年造枪工人，于1938年10月被总部接收调入韩庄村。

　　第三批进入韩庄村的是115师唐天际支队(又称晋豫游击支队)修械所的职工，这些职工原是河南孟津县一带的手工造枪工人，他们长期游动在晋冀豫山区，私造枪支出售给地方土豪，一支枪卖12块银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在韩忠武、王作栋的带领下于1938年8月投奔到晋豫游击支队，在山西阳城黑龙庙组成修械所，用手工方法造出步枪10支，冲锋枪2支，运往阳城县参加我军举办的战利品展览会，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不久，修械所的全体职工都被调往韩庄村。

　　在以上三支职工队伍调集韩庄村期间，115师供给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等修械所的部分职工和从各地招入的技术工人，也陆续分配而来，到1938年底，八路军总部修械所的职工已达380多人。所长由徐长勋兼任，副所长是白玉山，李作锦。所内设工务、总务、器材三个业务股。由刘职珍、李久春(后投敌)、康旺玉分别任股长。生产单位有机工、钳工一、钳工二、木工、锻工五个工作部门，分别由朱振坤、徐璜智、周成武、李育珍、阎海士任工长。厂房除利用庙宇殿堂外，还占用部分民房。职工生活待遇按战士标准实行供给制，并发有少量技术津贴作为零用。每月徒工1-4元，工匠最高9元。

　　总部修械所成立后，总部首长对生产步枪十分重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多次到韩庄村指导工作，并不断充实所的领导力量，先后调高级知识分子程明升接替徐长勋担任所长，调红军干部张广才任政委。同时，总部还令作战部队从敌占区缴获来一批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到1938年底，总部修械所已拥有金属切削机床7台，其中车床5台、刨床2台、另有三节卧式锅炉和15马力蒸汽动力机各一台，各种小型机械设备10余台，初步具备小批量制造步枪的条件。

　　1939年初，总部修械所(为保守机密对外称八路军总部流动工作团)正式开始试制7.9毫米步枪。由于所内手工工人与机械操作的工人制造步枪的方法和使用的工具不同，所里分别组成了手工方法和机器方法两条造枪生产线，并互相开展竞赛。起初，手工方法造枪工作出枪快，他们每人在院内的树桩上固定一台自制的土虎钳作为主要设备，配以舞钻、鎯头、錾子、锉刀等小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被誉为河南造枪老大哥。在当时部队严重缺枪的情况下，这种枪支受到战士的欢迎、首长的赞扬，刘伯承亲自到韩庄鼓励工人日夜生产。但这种手工方法造出的枪尺寸不统一，零件不能互换，连射四五十发后枪管发红，射击不准，后来逐渐被机器造枪方法所代替。到1939年4月，总部修械所的职工发展到403人，除完成修械任务外，月产步枪60余支。

　　1939年夏，随着太行山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朱德指示刘鹏要扩大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为避免敌人的破坏，工厂应搬迁到更为隐蔽安全的地方重新建设，使它成为我军的可靠造枪基地。经过左权亲自勘察，工厂新址选择在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

　　黄崖洞，位于黎城县西北部赤峪沟西端的大山里，距县城45公里，与武乡县、辽县相邻。这里群峰矗立，陡崖千仞，北部山崖峭壁上有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俗称黄崖洞。洞南有一片名为水窑的山谷，兵工厂就坐落于此。厂区四周被群山紧紧怀抱，与外界只有两条羊肠小道相通，一条沿西北方向翻越山顶可直达武乡县王家峪村，与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相联;另一条沿山谷而下，出东口有一条狭长的山涧，蜿蜒曲折，纵深千米，两侧高峰对峙，从洞底仰视，只见一线青天，俗称“瓮圪廊”。长廊入口瀑布直下，流水长年不息。兵工厂在此设一吊桥，平时放下吊桥可达辽县、涉县、潞城一带;战时收起吊桥，路断崖阻，千军难入，大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入”之势。

　　黄崖洞兵工厂，在军工部组建的各兵工厂中排号第一，故名军工部一所，也称水窑工厂，对外保密代号“工兵营”。它于1939年7月开工兴建。整个建设过程非常艰难，从韩庄村到黄崖洞相距50多公里，全是盘山小道，起伏不平，坡度较大，大量设备器材的搬运多靠人抬肩扛，加之当时秋雨连绵，延续40余天，山洪暴发，道路堵塞。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不畏艰难困苦，开山修路，搬石填沟，踩着泥泞的道路运行。大的设备不易搬运，就化整为零，一人扛一个部件，锅炉拆成10片，一片一片地抬到黄崖洞，然后铆成整体。

　　盖厂房宿舍也非常艰苦，阴雨天气无法烧制砖瓦，土建工程师陈志坚等带领民工就地取材，开山凿石，建造以石块垒墙、石板作瓦、石灰粘结勾缝的石头房，不到半年时间，一栋栋石头房沿山谷而起，工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等12栋新房相继建成，分布在一平方公里的山谷中，最大的钳工房有1000余平方米，二层结构，楼下生产，楼上住宿，工厂总建筑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

　　工厂建成投产时，共有机器设备40余台件，动力设备除原有的锅炉和蒸汽机外，新增10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台，能供部分照明，切削机床增至17部，都以蒸汽为动力，靠天轴皮带传动。各种专用设备都是职工用道轨钢作床面自己制造的。全所职工发展到680人，月产步枪高达375支。职工上下班以汽笛为号，厂内机声隆隆，白天运货的民工川流不息，人欢马啸，晚上全山谷灯火通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职工们自豪地称兵工厂是“太行山上的小天津”。

　　工厂不仅拥有当时比较好的机器设备和较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在生产管理上从无到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制度。1940年4月，彭德怀到工厂视察，针对当时工厂仍沿用军队的办法管理，提出工厂要建立一套适合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度，并对所长程明升说，可以借鉴国外管理工厂的一些好办法。此后，在军工部的指导下，工厂管理不断改进与完善，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的改进与变化;

　　第一，建立适应生产需要的组织领导机构。在此之前，工厂按军队的建制设置五个队，各种活动都以队为单位进行，改革后工厂的管理机构在所长、教导员的领导下，按专业设三科、四员、四部。

　　三科，由原来的五队(直属队)改编为总务、工务、器材三个业务科。四员，即组织干事、教育干事、青年干事、特派员(亦称保卫干事)，直接受教导员指挥，分管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安全保卫工作。四部，即按产品加工工艺分设机工(原一队)、钳工一(原三队)、钳工二(原四队)、锻工(原二队)四个工作部。

　　所长程明升1941年4月调延安后，由徐长勋接任，副所长刘贵福、李作锦;教导员先后是张先进、熊杰，副教导员叶桂生;总务科长李久春;器材科长康旺玉;工务科长李守文。车工部工长齐宣威，指导员王大镜;钳工一部工长朱振坤，指导员林溪;钳工二部工长韩忠武，指导员梁速征;锻工部工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

　　第二，建立适应工业生产的管理制度。工厂成立工会，充分发挥工人群众在工厂管理中的民主权利，由工会代表工人与工厂行政领导签订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双方按照共同的规定组织生产。与此同时，在劳动管理方面实行记工制度，按照出勤多少计发工资，并在部分岗位试行以定额管理为基础的按件工资(津贴)制;在生产管理方面实行原材料、在制品、半成品、成品的收发制度和检验制度;在财务管理上开始了单件产品消耗工时的计算和各项经费的报销制度。

　　第三，改变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取消职工早上集体出操，晚间集中上大课，班前点名，吃饭入灶等作法，实行上下班翻牌，学习自愿，食宿自理等较为灵活的生活制度。工会还在厂区办起了图书馆、俱乐部、合作社，使职工生活多样化。

　　在战争环境下，实行这样的制度，使职工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激发了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工厂为满足部队的急需先后制造出近10种武器，其中比较主要的有7.9毫米步枪、50小炮(掷弹筒)和炮弹。

　　黄崖洞保卫战之后，日军从1942年春开始调集精锐部队，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妄图一举扑灭我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破坏我军在太行山区的生存条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根据总部指示，军事工业实行了“缩小规模，分散转移”的方针。黄崖洞兵工厂虽然于1941年冬取得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但工厂目标已经暴露，且受到严重破坏，厂房大部分被炸毁，机器损坏待修，难以在原地全面恢复生产。同年2月，遵照总部的部署，工厂的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迁往辽县苏公村一带，在清漳河两岸设立分厂，利用河水作动力，建起了新的生产基地。同时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调整了机构，精减了职工，老弱病残的动员回家，部分青工送太行工业学校培训，职工由原来680多人减至340人左右。所长仍为徐长勋，副所长李作锦、阎守信，教导员熊杰，总务科长史来扬，器材科长余静明，工务科长李守文。下设三个分厂：

　　一分厂，驻辽县河北沟村，保密代号“河北”，辖有机工、钳工、木工、完成四个工作部。厂房大部分分散在清漳河畔的苏公，河北沟、大窑区、柏树沟四个自然村庄的庙宇、羊圈和民舍内，共有机床15部，烘炉一盘。厂长齐宣威、指导员农友，有职工近200人，生产炮弹。由柳沟铁厂送来毛坯，经过加工、装药、制成成品运往前线。

　　二分厂，仍驻在黄崖洞，保密代号“黄山”。黄崖洞保卫战之后，大部分职工迁走，只留刘先惠、韩忠武等近百人在原址整修机工房和设备，并修复车弹带机、弹尾机、套扣机和车床四部，就地坚持生产。厂长刘先惠、指导员李宝庆。生产对象是炮弹体加工成型。弹体毛坯由柳沟铁厂供给，加工成型后运往一分厂装配成品。

　　三分厂，原是黄崖洞兵工厂的锻造工作部，厂址开始驻武乡县显王村。1943年6月，因敌人在不远的蟠龙镇建立据点，工厂搬至黎城县漆树沟，保密代号“石灰窑”，厂长韩国祯，指导员陈海清，有职工80余人。生产对象是锻制炮弹尾翅和50炮炮筒毛坯。

　　黄崖洞兵工厂从1942年2月分散转移到1944年3月停产整风，一直在反“扫荡”斗争的严峻形势下坚持生产。这一时期工厂的基本特点是实行劳武结合，职工肩负劳动生产和武装保卫工厂的两副重担。两年中，日军先后五次进入工厂区“扫荡”，仅1942年的三次大“扫荡”，就迫使工厂停工98天。在这种情况下，每人既是职工又是战士。平时，大家都以战备姿态，争分夺秒，日夜加紧生产，并开展“新劳动者”竞赛。竞赛的主要内容是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赛生产数量，赛节约原材料，赛工作效率。各项工作都围绕“一切服从战争”，人人把多生产一发炮弹、多加工一个零件视为多消灭一个敌人，多取得一份胜利，“多”和“高”成为新劳动者的重要标志。五分厂车工甄荣典之所以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授予“全区新劳动者旗手的头名英雄”，主要是他的班产数量多，生产效率高，质量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他创造了75秒钟车一发炮弹外圆的最高纪录，比同工种工人高出30%左右，被誉为快速车削炮弹外圆的“炮弹王”。在他的带动下，全所掀起了学习甄荣典运动竞赛高潮。许多工人为多出产品，经常加班加点。厂领导为保护工人健康，下班后把工房门锁住，但工人跳窗而入，躲着加班。厂领导发现后把灯全部没收，工人用自己节约的食油点灯，继续工作。特别是不少同志通过改进技术，使产量不断提高。尽管当时职工人数精减过半，而生产数量却成倍增长，仅1943年全所生产的炮弹就达4万多发，比1942年提高76%。

　　战时，即在反“围剿”期间，每个职工都参加保卫工厂的游击战。各分厂距敌人据点最近者25公里，远者50公里左右。敌人从据点出发到工厂“扫荡”，行程至少要半天以上。工厂获得情报之后，只要2-3小时就可把主要设备、器材埋藏完毕，做好坚壁清野，职工分散向安全地区转移。在反“扫荡”中青年职工组成的自卫队埋设地雷，阻敌入厂，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麻雀战，扰乱他们的“扫荡”步骤，减少工厂的破坏和损失。敌人一走，自卫队迅速通知职工返厂，一般情况下，一至二天就可以恢复生产。1942年5月，日军出动25000多人“扫荡”太行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牺牲。工厂当时距总部机关只有4公里，接到上级的反“扫荡”命令后，按事先的分工很快就把机器埋到了距工厂一里之外的山沟、河滩里，拆下工房顶部的茅草掩入河中。职工分成小队转移打游击。这次反“围剿”历时34天，工厂人员无一伤亡，设备无一丢失，战后迅速恢复了生产，为适应以后战争的需要又制造出了82毫米迫击炮弹。1943年5月，日军在武乡县蟠龙镇设立据点，距黄崖洞只20多公里，影响到二分厂的安全，经杨立三副参谋长决定，工厂搬迁到平顺县西安里村，于9月份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生产。

　　黄崖洞兵工厂驻苏公村的两年，虽然遭受敌人的多次“扫荡”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军工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从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共生产50毫米炮弹76000多发，82毫米迫击炮弹5800多发，炮弹产量占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日战争期间全部产量的35%。

　　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各个战线上节节败退，已无力再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在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总参谋长滕代远亲临军工部参加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对武器生产的数量、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同年9月，军工部对军事工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将分散在偏僻山沟的工厂又逐步集中扩大，统一组编成八个生产厂和一个实验所。撤销了所一级的建制，各工厂直接受军工部领导。原一所管辖的几个分厂在这次调整中以它们为基础，组编成三个炮弹厂、一个锻造厂和实验所五个单位，分布在平顺、武乡、黎城、左权四个县的境内。

　　这五个单位从1944年10月投入生产，至1945年6月共生产了50毫米炮弹、60毫米炮弹、82毫米炮弹12.1万多发，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保证了我军对日反攻的需要。

　　黄崖洞兵工厂在八年抗战中，不仅为我军的武器研制和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工业技术、管理人才，对促进晋冀豫地区和华北解放区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从上面两篇文章可知：黄崖洞兵工厂在抗战期间共制造出这种枪一万多支，从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共生产50毫米炮弹76000多发，82毫米迫击炮弹5800多发，炮弹产量占整个太行军事工业同类产品的90%以上，为抗日战争期间全部产量的35%。
注意，50毫米炮就是那种掷弹筒，发射的炮弹杀伤力和手榴弹差不多。
从上面数据看，往大里假设，抗战期间，这个共军制造了10万支步枪、各类炮弹100万枚，（手榴弹不占编制）。这些东西够武装15万大军，加上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的四五万人，有20万了。国府给的装备加亲共的国军接济装备够武装5万吧。这样，共军有25万大军了，可距抗战后期（注意不是日本815投降后）的近百万正规共军还差大几十万啊！这至少60万的装备哪来的？
我想来想去只能是夺日伪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