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与以色列-犹太人世界的恩怨情仇

　　联邦德国在战后为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承担起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不仅积极与以色列建交，建立起因纳粹屠犹而来的德以“特殊关系”，而且还向全世界犹太人提供战争赔偿。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的下跪，让世界看到了德意志民族对于反犹主义的反思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然而，这只是德意志民族对于战争责任与犹太政策历史反思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与联邦德国有着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承认民主德国负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责任；长期限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长期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原则，并与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等反以国家和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ＳＥＤ）从１９８８年左右开始调整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但民主德国的“限犹反以”政策随着１９９０年３月首次自由选举中该党的下台而彻底终结，新的民主德国民选政府采取了类似于联邦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随着德国走向统一之路，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不复存在。

　　一、拒绝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

　　二战结束前后，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和东亚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德国则实施了暂时的分区占领。为主导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招致了苏联的强烈抵制。战后的美苏共治演变为美苏争霸，在此背景下，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的德国于１９４９年分别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西德和东德。东德政府明确拒绝赔偿受纳粹德国迫害致死或流亡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及其亲属，这与其唯一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在二战前后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义务的拒绝态度来自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国史观。德国统一社会党于１９４６年在苏联占领当局的撮合下，由德国共产党（ＫＰＤ）苏占区党组织和德国社会民主党（ＳＰＤ）苏占区党组织合并而来。苏联在东德占领区的统治，使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实际上继承了德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斗争目标。作为列宁主义革命党，统一社会党的国家观从属于党史观，即将其执政的民主德国政权视为党的组织和思想的延续，而作为其前身的德国共产党反君主制、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及其受迫害的遭遇为其提供了道德制高点。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１９１８年爆发的十一月革命促成了德国共产党的诞生。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的德共极力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希特勒一直视布尔什维克为德国一蹶不振的根源，并认为“犹太人是赤色分子”，“犹太人是发战争财的人”， “犹太人导致了德国当前的毁灭”。纳粹党上台后，德共遭到严厉的打击。纳粹德国当局于１９３３年开始取缔德共并大肆逮捕其成员。许多德军军官“接受了将共产主义—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视为纳粹意识形态中毫无疑义且不证自明的信条”，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成为纳粹重点打击的对象。德共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人数达３０万，是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共产党，并“视自己为德国抵抗力量的唯一代表”。意识到彼此都已成为纳粹的打击目标，德共罕见地为“资产阶级的”犹太人提供支持。针对纳粹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的反犹屠杀，流亡国外的德共在出版的《红旗》特刊中指出：“反对屠杀犹太人的斗争是德国人为自由与和平同国家社会主义独裁者进行的斗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德国工人阶级站在反迫害犹太人战斗的最前线”。

　　既然自视为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参与者，自然会认为无需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东德领导人持有如此立场，即他们的政府没有对居住在他们国家以外的纳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法律上或道德上的义务”；“共产党人，他们自己被纳粹起诉与监禁，没有对其他受害者进行赔偿的道德义务”；“东德唯一的道德义务是在民主德国根除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项义务也已完成”；“认为民主德国控制了原纳粹德国三分之一领土与财富，并由此认为将有义务对幸存者提供某种方式赔偿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义务的拒绝态度来自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国家观。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民主德国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非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纳粹德国政权崩溃以后德国政权的延续；从阶级属性看，东德应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继承和发展。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东德开始从谋求德国统一走向谋求分裂长期化。在东德看来，“希特勒与纳粹的‘歧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西德的‘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继续了德国历史中的这一黑暗族系，而苏占区（后来的民主德国）的工人和农民与这些毫无关联”；民主德国的成立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至少在民主德国的早期岁月，其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能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病疾的一种新型国家形态的期待上面”。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观的视野下，东德拒绝承担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与赔偿义务，反而认为，用其领土上的原纳粹德国的财富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赔偿苏联的战争损失是理所当然。据此，苏联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一起对苏占区“战争罪犯”、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财产进行征收，１９４８年，３８４３个工厂被征收，其中６７６个工厂（含２１３个大企业）被拆分、运送到苏联。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霸权因素起到主导作用，但“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对东德境内犹太人权利的限制

　　二战后，许多犹太人返回苏占区和东柏林居住，其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许多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和犹太裔德共党员出于对苏联的认同而期望在苏占区建设社会主义；第二，许多１９３３年以前居住在德国东部的普通犹太人出于对故土的眷恋而选择在战后回到苏占区的故乡；第三，苏占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肃清远远大于西占区，一些愿意回到德国的犹太人因害怕法西斯而来到苏占区。犹太人主要居住在东柏林、莱比锡、埃尔富特和德累斯顿四座东德城市。

　　东德犹太教徒的宗教生活长期以来举步维艰。统一社会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东德建国初期的反犹主义致使许多犹太人逃亡西方，其中也包括东柏林犹太社区主席，此时“里克大街犹太会堂成为东德唯一提供服务的会堂，尽管其极少达到‘十名男子的法定人数’的标准”。８０年代末以前，东德为犹太会堂的运作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援助，但数量有限，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东德犹太教徒陆续迁居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东德犹太人数锐减，犹太会堂也难以正常运作。里克大街犹太会堂自１９４５年７月起由拉比马丁·瑞森伯格主持直至１９６５年去世，匈牙利籍拉比厄顿·辛格当年接任直至１９６９年返国，此后近二十年东柏林没有了拉比。直到１９８７年９月，统一社会党为发展对美关系而为东柏林犹太社区物色了美籍拉比伊萨克·纽曼，但他八个月后便不得不离开东德。东德的政治环境导致许多犹太人不愿公开皈依犹太教，“截至１９８８年，有大约４０００名东德人是犹太后裔，但仅有３８０个是在民主德国八个犹太社区注册的犹太人”，“他们中的一半居住在东柏林，该社区由大约１８０人组成，其中１００人超过６５岁”。东德采取了限制与利用的双重手段，其“对犹太宗教团体的政策是暧昧的”，“一方面，任何宗教团体成员的身份将对职业发展带来严重阻碍”，“另一方面，民主德国不想犹太团体彻底绝迹”。

　　对犹太人的限制和排斥还明显地体现在文化方面。在东德官方的话语中，德国犹太人的存在及纳粹屠犹的事实被极力淡化。在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东德，犹太人要么逃离，要么生活在犹太社区的小圈子里，而更多的人则融入主流的政治文化之中，其犹太属性往往被掩盖，他们与普通的德意志人并无差别。犹太会堂凋敝，神职人员流失，宗教学校被禁，犹太文化的传承在东德遭遇巨大困境。截至８０年代，被官方承认的犹太人数量稀少且步入老龄化，因而难以“保持和培育他们的犹太传统”。东德犹太人自８０年代初开始越发对犹太文化及其历史产生兴趣，尤其是东柏林犹太人１９８４年开始谈论重建犹太会堂的问题，但直至１９８８年才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不仅如此，东德的二战史研究的主线是凸显德共对抗法西斯的英勇行为，而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最后解决”轻描淡写；“在东德，对犹太种族灭绝的记忆被埋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辞藻之下”。东德教科书直至８０年代才写明６００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关注这一史实的主要限于文学与艺术领域。

　　东德的对犹政策几乎完全受苏联左右。斯大林先是支持以色列建国，之后很快将其视作“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斯大林反犹主义为实质的反锡安主义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斯大林强迫东欧许多国家揭发“锡安主义代言人”，并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进行了所谓的审判。许多民主德国犹太教人士只得对此暂时保持中立，许多犹太裔党员失去了在统一社会党内的职位。斯大林１９５３年去世后，东德认识到反法西斯主义是其建国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此后为犹太人提供了许多经济援助，民主德国事实上反对“反犹主义”而坚持“反锡安主义”。正如保罗·欧多赫提所言：“民主德国，他们至少与犹太属性极少有关或毫无关联，假如针对恰巧是犹太出身的被告提出麻木不仁的额外要价的话， ‘锡安主义’是‘方便的’。” 统一社会党在党内反锡安主义斗争主要针对党内犹太人，但影响也波及到党外的犹太人，１９５３年初，６００余名民主德国犹太人在六周内逃亡西方。尽管党内斗争告一段落，但是民主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复杂态度导致了其一面对犹太人提供一些特别的经济援助；另一面，却长期限制犹太人的正常权利，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才有所松动。

　　统一社会党对犹政策的变化，还同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以及对犹太民族的阶级属性的认识有关。二战前，一些德国锡安主义领导人试图借纳粹德国的排犹浪潮来促使犹太人离开欧洲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双方３０年代便开始了秘密合作。对于德国锡安主义而言，正统犹太教的激烈反对以及普通德国犹太人对于德国的忠诚是犹太复国最主要的两大障碍，锡安主义与纳粹德国在驱逐犹太人问题上目的一致，锡安主义事实上默许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仅如此，“锡安主义官僚极力攻击德共”，“在德国正如像在意大利那样：锡安主义领导层需要政权对锡安主义的支持并抵制共产主义”。随着纳粹德国不断在欧洲扩张，其铁蹄下的犹太人越来越多；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和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大力限制犹太人移居以及德国拉拢阿拉伯人的战略需要；纳粹德国无力驱逐数千万犹太人等原因，１９４２年１月决定对犹太人实施“最后解决”，锡安主义与纳粹的合作才告中断。

　　在统一社会党看来，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纳粹德国合作及反共是锡安主义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民主德国犹太人原多为商人和知识精英，即使在历经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统一社会党出于其意识形态仍将犹太人与资产阶级挂钩。这种将具体民族与具体阶级捆绑的思想在民主德国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如民主德国自诩为“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而联邦德国则是“资本主义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这是其“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理论的核心。由于以上原因，民主德国对于境内犹太人各种权利的限制措施便显得合情合理。

　　三、不承认以色列，支持巴解组织

　　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斯大林曾支持以色列建国：“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将撕裂英国人试图建立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集团，也将剥夺英国人在海法的良港和内盖夫沙漠的基地。”。１９４８年５月以色列国的建立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斯大林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支持。但以色列建国以及苏以建交引发的苏联犹太人的热情使斯大林不快，许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意愿也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开始将目光投向阿拉伯国家并最终于１９５３年初与以色列断交。东德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建立时，斯大林对以色列的态度已出现逆转，东德遂对以色列采取敌视态度，认为西德和以色列都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国家，与以色列的对抗被视作反法西斯战斗的延续，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从逻辑上没有相互承认与合作的基础；相应地，另一方面，拒绝承认以色列，支持中东反以力量就成为东德政府的政策主线。

　　东德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便在阿以冲突中偏向阿拉伯一方，在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谴责了以色列。随着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获得了巴勒斯坦的所有领土，东德便将以色列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以色列被民主德国媒体指控其在占领领土内组织系统的种族灭绝，其士兵被比作利迪泽和奥拉杜尔的‘法西斯虐害者’”。不仅如此，东德政府还在实际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当时的巴解组织是１９７２年５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实施恐怖袭击的“日本赤军”的盟友，双方在１９７０年３月开始建立合作。许多日本赤军成员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营地受训，这里成为日本赤军实施恐怖袭击的基地。还有，在苏联的支持下，一些库尔德、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日本赤军成员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伊拉克成立的“灰狼”组织结成松散的合作网络，而一些“灰狼”成员在苏联设立在黎巴嫩、保加利亚和东德的秘密营地受训。“尽管民主德国将其自身与恐怖主义行为保持距离，但其从道德与物质上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事实上支持了巴勒斯坦在中东的恐怖主义”。巴解中的“黑九月”组织于１９７２年９月在慕尼黑奥运村绑架并杀害了１１名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活动震惊世界，而巴解组织于１９７３年８月在东德设立了在东欧的首个办事处。该办事处于１９８０年升格为大使馆。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民主德国加强了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等泛社会主义政权及南也门共产党政权的联系。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虽然与南也门意识形态存在本质的不同，但都具有阿拉伯民族属性，因此它们在反以斗争上有合作基础，而民主德国将巴勒斯坦的反以斗争视作是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１９７５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３３７９号决议将锡安主义与种族主义划上等号，民主德国投了赞成票。民主德国还谴责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媾和，称这是“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１９８２年６月，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彻底摧毁巴解组织在南黎巴嫩的营地并将其驱逐至摩洛哥，以色列国防军在这场战争中缴获大量巴解组织多年来与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苏东集团间各种合约与活动的纸本材料。

　　四、简短的总结

　　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为己任，在其看来，纳粹德国和联邦德国都是资本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东德从意识形态上便认为纳粹屠犹并非纳粹德国的主要罪恶，罪恶的根源是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帝国主义战争，对犹太人大屠杀不过是同属资产阶级的锡安主义和纳粹德国相互利用所带来的恶果。这就不难理解东德在其境内数十年的二战史教育中省略纳粹屠犹这一重要史实，也不难理解犹太宗教团体、普通犹太公民的权利长期受到的限制。统一社会党宣称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的政权继承者，从而在东德境内没收资产阶级以赔偿苏联战争损失，同时却拒不承认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义务。这项政策的后果是，民主德国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极大受损，其拒绝赔偿义务的行为招致了各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反对。在冷战背景下，东德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在中东地区的矛头必然指向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色列。“限犹反以”是民主德国长期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的写照。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以后，冷战局势出现缓和，东德积压数十年的内部矛盾开始爆发。在苏联逐步从东德抽身以及联邦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对照之下，东德不得不尝试打破长期僵硬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维护“两个德国”并立局面的长期存在。东德连接西方的主要纽带是犹太人。东德政府明白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试图通过在美国的“世界犹太人大会”来促进与美国的关系。民主德国还主动与“犹太人追讨委员会”接触，并就赔偿责任与义务等问题交换意见，但其只愿意在“财政援助”的名义下给予犹太人以补偿而非战争赔偿。由于美以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的犹太政策，民主德国不得不微调对以关系。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８至１０日，东德借纪念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５０周年之际，首次邀请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出席；１１月１０日，旨在保存东德犹太文化的“犹太中心”落成，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还提出要重建东柏林最大的犹太会堂。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缓和民主德国与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１９８９年初，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邀请民主德国宗教事务部和外交部的三名官员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列官员进行了非正式交谈。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于１９８９年３月认为：“基于以色列解决中东冲突的立场，民主德国应采取步骤向建立外交关系迈进。”１９９０年１月，东德与以色列在哥本哈根进行了谈判，但无实质性进展。以色列从始至终的前提条件是东德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并赔偿纳粹受害者。

　　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关注东德是否能继续存在，它不断向世界犹太人大会和以色列渲染，一个统一的德国对犹太人会是一种威胁。尽管统一社会党和犹太人两者确实都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但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东德民众的意愿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审时度势导致了德国统一的不可逆转。１９９０年３月自由选举后成立的新政府承认了民主德国赔偿纳粹受害者的责任，但对以建交也显得毫无意义了，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和境遇改善连同其他问题一道留给了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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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德国在战后为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承担起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不仅积极与以色列建交，建立起因纳粹屠犹而来的德以“特殊关系”，而且还向全世界犹太人提供战争赔偿。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的下跪，让世界看到了德意志民族对于反犹主义的反思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然而，这只是德意志民族对于战争责任与犹太政策历史反思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与联邦德国有着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不承认民主德国负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责任；长期限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长期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原则，并与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等反以国家和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ＳＥＤ）从１９８８年左右开始调整其犹太—以色列政策，但民主德国的“限犹反以”政策随着１９９０年３月首次自由选举中该党的下台而彻底终结，新的民主德国民选政府采取了类似于联邦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随着德国走向统一之路，民主德国的犹太—以色列政策不复存在。

　　一、拒绝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

　　二战结束前后，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和东亚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德国则实施了暂时的分区占领。为主导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招致了苏联的强烈抵制。战后的美苏共治演变为美苏争霸，在此背景下，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的德国于１９４９年分别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西德和东德。东德政府明确拒绝赔偿受纳粹德国迫害致死或流亡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及其亲属，这与其唯一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在二战前后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义务的拒绝态度来自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国史观。德国统一社会党于１９４６年在苏联占领当局的撮合下，由德国共产党（ＫＰＤ）苏占区党组织和德国社会民主党（ＳＰＤ）苏占区党组织合并而来。苏联在东德占领区的统治，使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实际上继承了德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斗争目标。作为列宁主义革命党，统一社会党的国家观从属于党史观，即将其执政的民主德国政权视为党的组织和思想的延续，而作为其前身的德国共产党反君主制、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活动及其受迫害的遭遇为其提供了道德制高点。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１９１８年爆发的十一月革命促成了德国共产党的诞生。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的德共极力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希特勒一直视布尔什维克为德国一蹶不振的根源，并认为“犹太人是赤色分子”，“犹太人是发战争财的人”， “犹太人导致了德国当前的毁灭”。纳粹党上台后，德共遭到严厉的打击。纳粹德国当局于１９３３年开始取缔德共并大肆逮捕其成员。许多德军军官“接受了将共产主义—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视为纳粹意识形态中毫无疑义且不证自明的信条”，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成为纳粹重点打击的对象。德共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人数达３０万，是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共产党，并“视自己为德国抵抗力量的唯一代表”。意识到彼此都已成为纳粹的打击目标，德共罕见地为“资产阶级的”犹太人提供支持。针对纳粹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的反犹屠杀，流亡国外的德共在出版的《红旗》特刊中指出：“反对屠杀犹太人的斗争是德国人为自由与和平同国家社会主义独裁者进行的斗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德国工人阶级站在反迫害犹太人战斗的最前线”。

　　既然自视为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参与者，自然会认为无需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东德领导人持有如此立场，即他们的政府没有对居住在他们国家以外的纳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法律上或道德上的义务”；“共产党人，他们自己被纳粹起诉与监禁，没有对其他受害者进行赔偿的道德义务”；“东德唯一的道德义务是在民主德国根除纳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项义务也已完成”；“认为民主德国控制了原纳粹德国三分之一领土与财富，并由此认为将有义务对幸存者提供某种方式赔偿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对世界犹太人的赔偿义务的拒绝态度来自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国家观。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民主德国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非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纳粹德国政权崩溃以后德国政权的延续；从阶级属性看，东德应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继承和发展。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东德开始从谋求德国统一走向谋求分裂长期化。在东德看来，“希特勒与纳粹的‘歧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西德的‘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继续了德国历史中的这一黑暗族系，而苏占区（后来的民主德国）的工人和农民与这些毫无关联”；民主德国的成立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至少在民主德国的早期岁月，其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能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病疾的一种新型国家形态的期待上面”。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观的视野下，东德拒绝承担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与赔偿义务，反而认为，用其领土上的原纳粹德国的财富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赔偿苏联的战争损失是理所当然。据此，苏联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一起对苏占区“战争罪犯”、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财产进行征收，１９４８年，３８４３个工厂被征收，其中６７６个工厂（含２１３个大企业）被拆分、运送到苏联。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霸权因素起到主导作用，但“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对东德境内犹太人权利的限制

　　二战后，许多犹太人返回苏占区和东柏林居住，其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许多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和犹太裔德共党员出于对苏联的认同而期望在苏占区建设社会主义；第二，许多１９３３年以前居住在德国东部的普通犹太人出于对故土的眷恋而选择在战后回到苏占区的故乡；第三，苏占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肃清远远大于西占区，一些愿意回到德国的犹太人因害怕法西斯而来到苏占区。犹太人主要居住在东柏林、莱比锡、埃尔富特和德累斯顿四座东德城市。

　　东德犹太教徒的宗教生活长期以来举步维艰。统一社会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东德建国初期的反犹主义致使许多犹太人逃亡西方，其中也包括东柏林犹太社区主席，此时“里克大街犹太会堂成为东德唯一提供服务的会堂，尽管其极少达到‘十名男子的法定人数’的标准”。８０年代末以前，东德为犹太会堂的运作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援助，但数量有限，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东德犹太教徒陆续迁居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东德犹太人数锐减，犹太会堂也难以正常运作。里克大街犹太会堂自１９４５年７月起由拉比马丁·瑞森伯格主持直至１９６５年去世，匈牙利籍拉比厄顿·辛格当年接任直至１９６９年返国，此后近二十年东柏林没有了拉比。直到１９８７年９月，统一社会党为发展对美关系而为东柏林犹太社区物色了美籍拉比伊萨克·纽曼，但他八个月后便不得不离开东德。东德的政治环境导致许多犹太人不愿公开皈依犹太教，“截至１９８８年，有大约４０００名东德人是犹太后裔，但仅有３８０个是在民主德国八个犹太社区注册的犹太人”，“他们中的一半居住在东柏林，该社区由大约１８０人组成，其中１００人超过６５岁”。东德采取了限制与利用的双重手段，其“对犹太宗教团体的政策是暧昧的”，“一方面，任何宗教团体成员的身份将对职业发展带来严重阻碍”，“另一方面，民主德国不想犹太团体彻底绝迹”。

　　对犹太人的限制和排斥还明显地体现在文化方面。在东德官方的话语中，德国犹太人的存在及纳粹屠犹的事实被极力淡化。在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东德，犹太人要么逃离，要么生活在犹太社区的小圈子里，而更多的人则融入主流的政治文化之中，其犹太属性往往被掩盖，他们与普通的德意志人并无差别。犹太会堂凋敝，神职人员流失，宗教学校被禁，犹太文化的传承在东德遭遇巨大困境。截至８０年代，被官方承认的犹太人数量稀少且步入老龄化，因而难以“保持和培育他们的犹太传统”。东德犹太人自８０年代初开始越发对犹太文化及其历史产生兴趣，尤其是东柏林犹太人１９８４年开始谈论重建犹太会堂的问题，但直至１９８８年才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不仅如此，东德的二战史研究的主线是凸显德共对抗法西斯的英勇行为，而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最后解决”轻描淡写；“在东德，对犹太种族灭绝的记忆被埋葬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辞藻之下”。东德教科书直至８０年代才写明６００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实，关注这一史实的主要限于文学与艺术领域。

　　东德的对犹政策几乎完全受苏联左右。斯大林先是支持以色列建国，之后很快将其视作“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斯大林反犹主义为实质的反锡安主义成为党内斗争的工具。斯大林强迫东欧许多国家揭发“锡安主义代言人”，并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进行了所谓的审判。许多民主德国犹太教人士只得对此暂时保持中立，许多犹太裔党员失去了在统一社会党内的职位。斯大林１９５３年去世后，东德认识到反法西斯主义是其建国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此后为犹太人提供了许多经济援助，民主德国事实上反对“反犹主义”而坚持“反锡安主义”。正如保罗·欧多赫提所言：“民主德国，他们至少与犹太属性极少有关或毫无关联，假如针对恰巧是犹太出身的被告提出麻木不仁的额外要价的话， ‘锡安主义’是‘方便的’。” 统一社会党在党内反锡安主义斗争主要针对党内犹太人，但影响也波及到党外的犹太人，１９５３年初，６００余名民主德国犹太人在六周内逃亡西方。尽管党内斗争告一段落，但是民主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复杂态度导致了其一面对犹太人提供一些特别的经济援助；另一面，却长期限制犹太人的正常权利，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才有所松动。

　　统一社会党对犹政策的变化，还同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以及对犹太民族的阶级属性的认识有关。二战前，一些德国锡安主义领导人试图借纳粹德国的排犹浪潮来促使犹太人离开欧洲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双方３０年代便开始了秘密合作。对于德国锡安主义而言，正统犹太教的激烈反对以及普通德国犹太人对于德国的忠诚是犹太复国最主要的两大障碍，锡安主义与纳粹德国在驱逐犹太人问题上目的一致，锡安主义事实上默许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仅如此，“锡安主义官僚极力攻击德共”，“在德国正如像在意大利那样：锡安主义领导层需要政权对锡安主义的支持并抵制共产主义”。随着纳粹德国不断在欧洲扩张，其铁蹄下的犹太人越来越多；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和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大力限制犹太人移居以及德国拉拢阿拉伯人的战略需要；纳粹德国无力驱逐数千万犹太人等原因，１９４２年１月决定对犹太人实施“最后解决”，锡安主义与纳粹的合作才告中断。

　　在统一社会党看来，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纳粹德国合作及反共是锡安主义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民主德国犹太人原多为商人和知识精英，即使在历经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统一社会党出于其意识形态仍将犹太人与资产阶级挂钩。这种将具体民族与具体阶级捆绑的思想在民主德国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如民主德国自诩为“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而联邦德国则是“资本主义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这是其“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理论的核心。由于以上原因，民主德国对于境内犹太人各种权利的限制措施便显得合情合理。

　　三、不承认以色列，支持巴解组织

　　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斯大林曾支持以色列建国：“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将撕裂英国人试图建立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集团，也将剥夺英国人在海法的良港和内盖夫沙漠的基地。”。１９４８年５月以色列国的建立引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斯大林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支持。但以色列建国以及苏以建交引发的苏联犹太人的热情使斯大林不快，许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意愿也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开始将目光投向阿拉伯国家并最终于１９５３年初与以色列断交。东德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建立时，斯大林对以色列的态度已出现逆转，东德遂对以色列采取敌视态度，认为西德和以色列都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国家，与以色列的对抗被视作反法西斯战斗的延续，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从逻辑上没有相互承认与合作的基础；相应地，另一方面，拒绝承认以色列，支持中东反以力量就成为东德政府的政策主线。

　　东德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便在阿以冲突中偏向阿拉伯一方，在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谴责了以色列。随着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获得了巴勒斯坦的所有领土，东德便将以色列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以色列被民主德国媒体指控其在占领领土内组织系统的种族灭绝，其士兵被比作利迪泽和奥拉杜尔的‘法西斯虐害者’”。不仅如此，东德政府还在实际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当时的巴解组织是１９７２年５月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实施恐怖袭击的“日本赤军”的盟友，双方在１９７０年３月开始建立合作。许多日本赤军成员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营地受训，这里成为日本赤军实施恐怖袭击的基地。还有，在苏联的支持下，一些库尔德、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日本赤军成员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伊拉克成立的“灰狼”组织结成松散的合作网络，而一些“灰狼”成员在苏联设立在黎巴嫩、保加利亚和东德的秘密营地受训。“尽管民主德国将其自身与恐怖主义行为保持距离，但其从道德与物质上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事实上支持了巴勒斯坦在中东的恐怖主义”。巴解中的“黑九月”组织于１９７２年９月在慕尼黑奥运村绑架并杀害了１１名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活动震惊世界，而巴解组织于１９７３年８月在东德设立了在东欧的首个办事处。该办事处于１９８０年升格为大使馆。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民主德国加强了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等泛社会主义政权及南也门共产党政权的联系。利比亚、叙利亚和巴解组织虽然与南也门意识形态存在本质的不同，但都具有阿拉伯民族属性，因此它们在反以斗争上有合作基础，而民主德国将巴勒斯坦的反以斗争视作是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１９７５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３３７９号决议将锡安主义与种族主义划上等号，民主德国投了赞成票。民主德国还谴责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媾和，称这是“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１９８２年６月，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彻底摧毁巴解组织在南黎巴嫩的营地并将其驱逐至摩洛哥，以色列国防军在这场战争中缴获大量巴解组织多年来与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苏东集团间各种合约与活动的纸本材料。

　　四、简短的总结

　　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为己任，在其看来，纳粹德国和联邦德国都是资本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东德从意识形态上便认为纳粹屠犹并非纳粹德国的主要罪恶，罪恶的根源是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帝国主义战争，对犹太人大屠杀不过是同属资产阶级的锡安主义和纳粹德国相互利用所带来的恶果。这就不难理解东德在其境内数十年的二战史教育中省略纳粹屠犹这一重要史实，也不难理解犹太宗教团体、普通犹太公民的权利长期受到的限制。统一社会党宣称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的政权继承者，从而在东德境内没收资产阶级以赔偿苏联战争损失，同时却拒不承认有赔偿世界犹太人的义务。这项政策的后果是，民主德国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极大受损，其拒绝赔偿义务的行为招致了各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反对。在冷战背景下，东德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在中东地区的矛头必然指向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以色列。“限犹反以”是民主德国长期的犹太—以色列政策的写照。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以后，冷战局势出现缓和，东德积压数十年的内部矛盾开始爆发。在苏联逐步从东德抽身以及联邦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对照之下，东德不得不尝试打破长期僵硬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维护“两个德国”并立局面的长期存在。东德连接西方的主要纽带是犹太人。东德政府明白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试图通过在美国的“世界犹太人大会”来促进与美国的关系。民主德国还主动与“犹太人追讨委员会”接触，并就赔偿责任与义务等问题交换意见，但其只愿意在“财政援助”的名义下给予犹太人以补偿而非战争赔偿。由于美以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的犹太政策，民主德国不得不微调对以关系。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８至１０日，东德借纪念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５０周年之际，首次邀请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出席；１１月１０日，旨在保存东德犹太文化的“犹太中心”落成，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还提出要重建东柏林最大的犹太会堂。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缓和民主德国与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１９８９年初，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邀请民主德国宗教事务部和外交部的三名官员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列官员进行了非正式交谈。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于１９８９年３月认为：“基于以色列解决中东冲突的立场，民主德国应采取步骤向建立外交关系迈进。”１９９０年１月，东德与以色列在哥本哈根进行了谈判，但无实质性进展。以色列从始至终的前提条件是东德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并赔偿纳粹受害者。

　　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关注东德是否能继续存在，它不断向世界犹太人大会和以色列渲染，一个统一的德国对犹太人会是一种威胁。尽管统一社会党和犹太人两者确实都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但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东德民众的意愿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审时度势导致了德国统一的不可逆转。１９９０年３月自由选举后成立的新政府承认了民主德国赔偿纳粹受害者的责任，但对以建交也显得毫无意义了，其境内犹太人的权利和境遇改善连同其他问题一道留给了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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