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疆问题是经济问题的过来看看这个帖子。欧洲穆斯林缘 ...

从英法美女“助战”哈里发国到挪威紧急防暴部署，连日来，欧洲“圣战”与“反恐”对抗持续升温，而近期网上热传的西班牙青年圣战宣传视频，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警惕。视频中，两名自称身处叙利亚战场的西班牙穆斯林用熟练的西班牙语宣称：“西班牙是我们祖辈的领地，伊斯兰教徒誓将‘收复’这片土地，这是我们从雅加达到安达卢西亚大复兴计划的一个环节。”

　　诸如此类针对欧洲各国“量身打造”，以英语、法语、荷兰语等为媒介的恐怖主义教唆材料曾出不穷，不仅引起欧美大国空前的安全恐慌，也使一向被视为西式普世价值的自由、包容、多元等理念的现实践行受到了怀疑。

　　自 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陆续有穆斯林青年奔赴“一线”支援当地武装。三年来，各国所采取的“绿色热线”、申根成员国信息共享等应对措施曾起到些许遏制效果，但随着不久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建国”行动与大规模征兵，西方“圣战”人数出现狂飙式反弹，其中尤以欧洲人最多。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统计，现今活跃在叙利亚、伊拉克的西方穆斯林多达3000人。其中持欧盟成员国护照者占据三分之二。

　　鉴于他们当中许多人通晓母国的语言和地形，且可以无须签证轻易入境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与其他武装分子里应外合，对西方社会来说，其潜在威胁甚至大于中东“土生”武装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圣战青年”主要是中东和南亚移民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按理说，他们生长在欧洲国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同原籍国的了解和联系都颇为有限，乍看之下，这一群体高涨的极端主义情绪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但考虑到与主体社会的资源不对等及日益强烈的认同危机，就不难理解欧洲年轻一代穆斯林的“圣战”情结。

　　现代史上，中东和南亚穆斯林移民欧洲的热潮始于二战后。其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前殖民地敞开大门，为经济重建广招廉价劳动力。因此，除少数为躲避本国民族主义革命清算而外逃的“封建土豪”外，大多数穆斯林移民为劳工，他们在移入国的居住条件较为恶劣，一般是在大城市的棚户区，采用聚居的生活方式，共同履行礼拜、斋戒等伊斯兰教义务，逐渐形成独立的族群，且由于伊斯兰教倡导教内通婚，该族群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受第一代移民劳工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经济基础薄弱的影响，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欧洲的基础教育机构主要有三大类：世俗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教会学校。世俗私立学校学费昂贵，非普通穆斯林家庭所能负担。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和清真学堂由于教育成本低成为大多数穆斯林学子的首选。结果是，在穆斯林聚居区周围的公立学校，穆斯林子女成为多数，加上许多家境稍好的“欧洲白人”刻意与其他族裔“划清界限”而从公立学校流失，将孩子转送基督教会学校等人员构成“更纯”的机构，一些公立学校也逐渐“伊斯兰化”。

　　相较于世俗私立学校和基督教会学校，公立学校与清真学堂无论在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备上都更为落后，由于经济或其他因素中途辍学的学生比例也大于前者。

　　在近年欧洲经济持续下滑、就业岗位急速缩水的背景下，欧洲毕业生的出路显得格外狭窄，而穆斯林青年则首当其冲。根据2010年的数据，英国穆斯林人口的失业率几近总人口失业率的两倍（16.4%：7.7%），其中30岁以下青年穆斯林的失业人口比例远高于国家平均值（23%：17%）。在西班牙，最大的穆斯林群体——摩洛哥裔当中，失业人口占42%，成就业最难的族裔。

　　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分享上，欧洲穆斯林也深感不公。尽管英国穆斯林协会等穆斯林社团及阿拉伯语报刊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该群体表达诉求、献言献策的渠道，但从欧洲诸国议会的人口分布来看，穆斯林掌握的实质决策权还十分有限。例如穆斯林人口超过2.7%的英国，上院669个席位中，穆斯林仅占4席，下院的650个议员也只包含8名穆斯林。而在伊斯兰教众占总人口 10%的法国，目前议会中尚无穆斯林议员。

　　更重要的是，九一一事件后，西方反恐潮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与欧洲穆斯林日益严重的认同危机，加剧了弱势族群的“逆反”情绪。不少出生于欧洲的穆斯林由于有着中东、南亚的长相，遵从伊斯兰教与本族的着装、饮食等习惯，却并不谙熟原籍国的语言人文，时常遭遇既不属于原籍国，又不被母国所接纳的归属缺失感。而恐怖袭击的接连发生又置这一群体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教育、用工和参政歧视加剧了固有的分配鸿沟，同时，极右翼反穆斯林团体的活跃令安分守己的“温和”穆斯林感到空前的安全威胁。

　　相比之下，以ISIL为代表的中东恐怖组织的“友善”宣传，对于欧洲青年穆斯林人群有着极大的吸力。一方面，武装人员提供的“优厚”待遇和不断上传的血腥屠杀视频，使其找到了一条既可谋生、又可宣泄心中怨恨的途径。另一方面，巴格达迪针对全世界穆斯林发出的建国号召，在推特、面簿网上发布的“温馨提示”及为新婚“圣战伉俪”做出的蜜月“浪漫安排”，让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西方穆斯林感到一种“久盼”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

　　随着ISIL等“圣战”组织的加速膨胀，欧盟多国领导层已着手研究新安全措施，并计划于今年10月部长级会议上展开细节层面的讨论。无论最后拟出的具体方案如何，笔者以为，短期内解除欧洲圣战者的“回流”威胁、较长时间内缓和族群矛盾应构成欧洲诸国乃至其它西方国家的“反恐”主线。过往的经验表明，赶尽杀绝与姑息养奸皆非良策，如何有效疏导“弱势意识”，建立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进而实现族群间“和而不同”的融洽关系是西方社会规避“宅内失火”的关键。从英法美女“助战”哈里发国到挪威紧急防暴部署，连日来，欧洲“圣战”与“反恐”对抗持续升温，而近期网上热传的西班牙青年圣战宣传视频，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警惕。视频中，两名自称身处叙利亚战场的西班牙穆斯林用熟练的西班牙语宣称：“西班牙是我们祖辈的领地，伊斯兰教徒誓将‘收复’这片土地，这是我们从雅加达到安达卢西亚大复兴计划的一个环节。”

　　诸如此类针对欧洲各国“量身打造”，以英语、法语、荷兰语等为媒介的恐怖主义教唆材料曾出不穷，不仅引起欧美大国空前的安全恐慌，也使一向被视为西式普世价值的自由、包容、多元等理念的现实践行受到了怀疑。

　　自 2011年叙利亚内战以来，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陆续有穆斯林青年奔赴“一线”支援当地武装。三年来，各国所采取的“绿色热线”、申根成员国信息共享等应对措施曾起到些许遏制效果，但随着不久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建国”行动与大规模征兵，西方“圣战”人数出现狂飙式反弹，其中尤以欧洲人最多。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统计，现今活跃在叙利亚、伊拉克的西方穆斯林多达3000人。其中持欧盟成员国护照者占据三分之二。

　　鉴于他们当中许多人通晓母国的语言和地形，且可以无须签证轻易入境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与其他武装分子里应外合，对西方社会来说，其潜在威胁甚至大于中东“土生”武装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圣战青年”主要是中东和南亚移民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按理说，他们生长在欧洲国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同原籍国的了解和联系都颇为有限，乍看之下，这一群体高涨的极端主义情绪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但考虑到与主体社会的资源不对等及日益强烈的认同危机，就不难理解欧洲年轻一代穆斯林的“圣战”情结。

　　现代史上，中东和南亚穆斯林移民欧洲的热潮始于二战后。其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向前殖民地敞开大门，为经济重建广招廉价劳动力。因此，除少数为躲避本国民族主义革命清算而外逃的“封建土豪”外，大多数穆斯林移民为劳工，他们在移入国的居住条件较为恶劣，一般是在大城市的棚户区，采用聚居的生活方式，共同履行礼拜、斋戒等伊斯兰教义务，逐渐形成独立的族群，且由于伊斯兰教倡导教内通婚，该族群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受第一代移民劳工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经济基础薄弱的影响，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欧洲的基础教育机构主要有三大类：世俗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教会学校。世俗私立学校学费昂贵，非普通穆斯林家庭所能负担。相比之下，公立学校和清真学堂由于教育成本低成为大多数穆斯林学子的首选。结果是，在穆斯林聚居区周围的公立学校，穆斯林子女成为多数，加上许多家境稍好的“欧洲白人”刻意与其他族裔“划清界限”而从公立学校流失，将孩子转送基督教会学校等人员构成“更纯”的机构，一些公立学校也逐渐“伊斯兰化”。

　　相较于世俗私立学校和基督教会学校，公立学校与清真学堂无论在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备上都更为落后，由于经济或其他因素中途辍学的学生比例也大于前者。

　　在近年欧洲经济持续下滑、就业岗位急速缩水的背景下，欧洲毕业生的出路显得格外狭窄，而穆斯林青年则首当其冲。根据2010年的数据，英国穆斯林人口的失业率几近总人口失业率的两倍（16.4%：7.7%），其中30岁以下青年穆斯林的失业人口比例远高于国家平均值（23%：17%）。在西班牙，最大的穆斯林群体——摩洛哥裔当中，失业人口占42%，成就业最难的族裔。

　　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分享上，欧洲穆斯林也深感不公。尽管英国穆斯林协会等穆斯林社团及阿拉伯语报刊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该群体表达诉求、献言献策的渠道，但从欧洲诸国议会的人口分布来看，穆斯林掌握的实质决策权还十分有限。例如穆斯林人口超过2.7%的英国，上院669个席位中，穆斯林仅占4席，下院的650个议员也只包含8名穆斯林。而在伊斯兰教众占总人口 10%的法国，目前议会中尚无穆斯林议员。

　　更重要的是，九一一事件后，西方反恐潮所带来的社会歧视与欧洲穆斯林日益严重的认同危机，加剧了弱势族群的“逆反”情绪。不少出生于欧洲的穆斯林由于有着中东、南亚的长相，遵从伊斯兰教与本族的着装、饮食等习惯，却并不谙熟原籍国的语言人文，时常遭遇既不属于原籍国，又不被母国所接纳的归属缺失感。而恐怖袭击的接连发生又置这一群体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教育、用工和参政歧视加剧了固有的分配鸿沟，同时，极右翼反穆斯林团体的活跃令安分守己的“温和”穆斯林感到空前的安全威胁。

　　相比之下，以ISIL为代表的中东恐怖组织的“友善”宣传，对于欧洲青年穆斯林人群有着极大的吸力。一方面，武装人员提供的“优厚”待遇和不断上传的血腥屠杀视频，使其找到了一条既可谋生、又可宣泄心中怨恨的途径。另一方面，巴格达迪针对全世界穆斯林发出的建国号召，在推特、面簿网上发布的“温馨提示”及为新婚“圣战伉俪”做出的蜜月“浪漫安排”，让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西方穆斯林感到一种“久盼”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

　　随着ISIL等“圣战”组织的加速膨胀，欧盟多国领导层已着手研究新安全措施，并计划于今年10月部长级会议上展开细节层面的讨论。无论最后拟出的具体方案如何，笔者以为，短期内解除欧洲圣战者的“回流”威胁、较长时间内缓和族群矛盾应构成欧洲诸国乃至其它西方国家的“反恐”主线。过往的经验表明，赶尽杀绝与姑息养奸皆非良策，如何有效疏导“弱势意识”，建立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进而实现族群间“和而不同”的融洽关系是西方社会规避“宅内失火”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