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真相

历史与真相
2005年6月09 周四 http://www.qiji.cn/baike/contents/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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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ianwest】历史学的使命是追求真相吗？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齐国史官仗笔直书当权者“崔杼弑其君”，惹来杀身之祸，继任的是死者弟弟，他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再杀。史官的次弟继续以实记录，史官兄弟遇难之事传遍齐国，各地的史官陆续齐集齐都，说：“史官兄弟全部被杀之后，我们就将这真实的历史继续记录留存下来。”至此，嚣张的崔杼也就束手无策，这件史实就这样被记录下来……

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1)会写字记录的人很少，史官基本是家传的“绝技”，当权者不敢杀尽，否则将无人记录参与管理祭祀等活动；(2)史官有独立的价值观和人格，敢于对抗当权者，而不是与之同流。古代“巫、史”同源，最早的史官大概还真的有实力和胆气和当权者拧着来。

不管怎样，“记录真相”就成了后来为史者的信条和追求，司马迁的故事把这个信条进一步神圣化，但自此以后，史官也就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更多的演变为替皇帝服务乃至歌功诵德的辅助人员，司马光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替皇帝总结历代成败得失，阐述历史事件中的伦理和正统。

所以司马光一开篇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但追求真相仍然是有“良心”史官的准则，而真相因其可能被人有目的地修改而显得更加珍贵，而更加值得为其“牺牲”。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西方历史学家却在其研究实践中发现“真相”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打破了“历史真相”的“客观性”。那么失去真相的历史学还有价值吗？她的价值又在哪里就成了有意思的话题。这有一点象100年前，物理学家建立了基于“几率”的量子力学后的尴尬——“上帝竟然是掷色子的！”

失去了“真相”的历史学和失去了“决定论”的物理学一样，显得非常难以让人接受。

有一则关于历史学家沃特·罗利爵士的传闻可以说明“真相的不存在”。


罗利在1603年被以判国罪囚于伦敦塔中等候处决。期间，他抓紧写作，要完成他的世界史。一天塔下的两个卫兵发生了争执，罗利从头到尾目睹了这场争吵。不久，他的一个朋友来探监，恰好他也在现场目击了此事，于是向他提起了此事。但罗利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观察，特别是对观察到事物的描述大相径庭。罗利望着他那堆历史手稿垂头丧气，说道，要是他真想为真理效劳，应该把手稿付之一炬才是。因为，如果他连一桩耳闻目睹的事件都不能客观、准确地进行描述，要想如实地写一部世界史，岂非更加力不从心。
这种无奈和惊奇，在日本影片《罗生门》(Link)中也有体现。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会影响他对事件的叙述甚至是认识，每个认识过程都是由个人本质性地参与下完成的，这种主观性本质地体现在个人的陈述中，并可能导致不可避免的矛盾。最近中、日、韩的历史教科书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如果你感兴趣去看一看“中、日、韩、俄”四国关于过去100多年东亚历史的叙述，你会悲哀地发现“真相”真是不可能知道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人们关于任何事件的叙述都是依赖于他头脑中“预设”的观念的，在物理学中，有一种说法：“实际上是观察者决定实验能观察到什么物理量”，或者说“实际上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今天的物理学家是不会去观察“以太”的，但100多年前他们真的去测量“以太”的各种属性，并且发表了很多实验结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在的物理学和100多年前的物理学在理论体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物理学家叙述物理现象的语言和词汇已经本质地改变了。

不同民族、阶层乃至个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使命显然是不同的，他们脑子里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价值观是不同的，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他们对事物的叙述，甚至不同的纯生理特征也会影响他们对事物的叙述。凡此种种都在提示我们“真相”的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因时代的进步，而去逼近“真相”。

失去真相的历史学的出路在哪里呢？“历史不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是现在的一部分。”这句格言应当是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研究历史，叙述历史的意义并不是发现还原所谓“真相”，“历史”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基础，他可提供给我们进行娱乐的素材，提供思考社会问题的案例，提供处理政治问题的参考，并引导我们进入更美好的未来。历史与真相
2005年6月09 周四 http://www.qiji.cn/baike/contents/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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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ianwest】历史学的使命是追求真相吗？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齐国史官仗笔直书当权者“崔杼弑其君”，惹来杀身之祸，继任的是死者弟弟，他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再杀。史官的次弟继续以实记录，史官兄弟遇难之事传遍齐国，各地的史官陆续齐集齐都，说：“史官兄弟全部被杀之后，我们就将这真实的历史继续记录留存下来。”至此，嚣张的崔杼也就束手无策，这件史实就这样被记录下来……

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1)会写字记录的人很少，史官基本是家传的“绝技”，当权者不敢杀尽，否则将无人记录参与管理祭祀等活动；(2)史官有独立的价值观和人格，敢于对抗当权者，而不是与之同流。古代“巫、史”同源，最早的史官大概还真的有实力和胆气和当权者拧着来。

不管怎样，“记录真相”就成了后来为史者的信条和追求，司马迁的故事把这个信条进一步神圣化，但自此以后，史官也就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更多的演变为替皇帝服务乃至歌功诵德的辅助人员，司马光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替皇帝总结历代成败得失，阐述历史事件中的伦理和正统。

所以司马光一开篇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但追求真相仍然是有“良心”史官的准则，而真相因其可能被人有目的地修改而显得更加珍贵，而更加值得为其“牺牲”。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西方历史学家却在其研究实践中发现“真相”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打破了“历史真相”的“客观性”。那么失去真相的历史学还有价值吗？她的价值又在哪里就成了有意思的话题。这有一点象100年前，物理学家建立了基于“几率”的量子力学后的尴尬——“上帝竟然是掷色子的！”

失去了“真相”的历史学和失去了“决定论”的物理学一样，显得非常难以让人接受。

有一则关于历史学家沃特·罗利爵士的传闻可以说明“真相的不存在”。


罗利在1603年被以判国罪囚于伦敦塔中等候处决。期间，他抓紧写作，要完成他的世界史。一天塔下的两个卫兵发生了争执，罗利从头到尾目睹了这场争吵。不久，他的一个朋友来探监，恰好他也在现场目击了此事，于是向他提起了此事。但罗利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观察，特别是对观察到事物的描述大相径庭。罗利望着他那堆历史手稿垂头丧气，说道，要是他真想为真理效劳，应该把手稿付之一炬才是。因为，如果他连一桩耳闻目睹的事件都不能客观、准确地进行描述，要想如实地写一部世界史，岂非更加力不从心。
这种无奈和惊奇，在日本影片《罗生门》(Link)中也有体现。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会影响他对事件的叙述甚至是认识，每个认识过程都是由个人本质性地参与下完成的，这种主观性本质地体现在个人的陈述中，并可能导致不可避免的矛盾。最近中、日、韩的历史教科书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呢？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如果你感兴趣去看一看“中、日、韩、俄”四国关于过去100多年东亚历史的叙述，你会悲哀地发现“真相”真是不可能知道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人们关于任何事件的叙述都是依赖于他头脑中“预设”的观念的，在物理学中，有一种说法：“实际上是观察者决定实验能观察到什么物理量”，或者说“实际上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今天的物理学家是不会去观察“以太”的，但100多年前他们真的去测量“以太”的各种属性，并且发表了很多实验结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在的物理学和100多年前的物理学在理论体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物理学家叙述物理现象的语言和词汇已经本质地改变了。

不同民族、阶层乃至个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使命显然是不同的，他们脑子里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价值观是不同的，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他们对事物的叙述，甚至不同的纯生理特征也会影响他们对事物的叙述。凡此种种都在提示我们“真相”的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因时代的进步，而去逼近“真相”。

失去真相的历史学的出路在哪里呢？“历史不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是现在的一部分。”这句格言应当是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研究历史，叙述历史的意义并不是发现还原所谓“真相”，“历史”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基础，他可提供给我们进行娱乐的素材，提供思考社会问题的案例，提供处理政治问题的参考，并引导我们进入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