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高智慧的人群密集出现的原因分析——与造纸术发明 ...

三国时高智慧的人群密集出现的原因分析——与造纸术发明相关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受到人们喜爱，原因有多个，其中之一是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机智和谋略，有很强吸引力。即使把小说中虚构或过度夸张的内容除外，从历史角度看，和其它历史时期相比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几个主公级的人物，如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都具有高度的智慧。更突出的有一批极为出众的谋士，如荀彧、程攸、贾诩、郭嘉、诸葛亮、庞统、鲁肃等。还有周瑜、陆逊等统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表现出了相当高明的智慧。
　　在很多情况下，相争的双方在智谋上是势均力敌的，这也是其它时代所少有的。楚汉相争斗智斗勇也很激烈，虽然悍勇善战项羽超群出众，作为主帅韩信却是一支独秀，而谋士张良、陈平比他们的对手高明很多，缺乏势均力敌的斗智。
　　三国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一大批战将表现出“智”，黄盖献火攻计，关羽水淹七军，张辽大战消遥津，吕蒙夺荆州等。战将有高度智谋，并不奇怪，但像这样密集出现，却是前代所罕见的。武将读书，如关羽、吕蒙等，这是史有明载的。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很难找到的，很难想象战将出征带上几车竹简。
　　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独特，不应该简单的归之于偶然，而应有某种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时期，不止是政治军事智谋外，文化其它方面也有着蓬勃发展，这在《三国演义》中基本上未涉及写。例如：
　　在哲学方面，突破了儒学的一统天下，有一种新的百家争鸣的形势。嵇康明确提出“越名教而自然”，也就是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在这个时期以玄学最盛，以王弼、何晏等为代表，以很强的理论及思辩特色讨论哲学本体论问题，具有高度抽象思维的特征，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框子。
　　政论方面则有仲长统，他提出皇帝在掌权后，自以为不会灭亡，就“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过分压榨，必将走向乱世。指出由治至乱的原因。
　　文学艺术相当繁荣，有成就的文人大批出现，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
　　历史著作也空前繁荣，除陈寿《三国志》外，还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司马彪的《续汉书》等。
　　被誉为楷书之祖的钟繇是三国时魏人。
　　中国第一个画佛像的画家曹不兴则是三国时吴人，他的学生卫协被誉作画圣，是第一个以文学作品为题材作画的画家。
　　嵇康则在《声无哀乐论》中对于音乐美学提出很多创见。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刘徽（数学）、斐秀（地图绘制原理）、马钧（机械）都是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们都出现在这几十年中，密度极高。
　　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都只认为只是历史的巧合，那也太……。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文字记录和传播载体则是文字能产生作用的必要条件。三国时期恰在纸这种轻便、价廉、原材料取之不绝的文字载体发明后不久。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最早的纸是在西汉出现的，1933年在罗布泊发现西汉宣帝时的麻纸。不过这种纸质量不高，很可能不宜于书写。蔡伦对造纸技术作了重大改进，使之适宜于用作文字载体。《后汉书·蔡伦传》中说的很清楚：“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函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上奏，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这里至少说明两点：其一是蔡伦改进造纸术是为书写；其二是普及的相当快，“自是莫不从用焉”。据唐朝的《北堂书钞·卷１０３·４６》中记载，汉安帝（107-122年）时，学者崔瑗给朋友的信中说要送朋友一本书，因为贫穷，不能用帛，只能用纸抄写了。这是在纸上抄书的例证，距蔡伦改进造纸术最多不过十七年。可见，纸在发明后确是很快就受到读书人的青睐，并用来抄书。
　　从105年至建安时期（196-219年）约一百年左右。这一百年正好作为普及时间，纸的出现使抄书的成本大降低，读书的人也可随之大量增加。阅读使人们的见识增加，变得较有智慧。三国期间正是纸作为文字载体初露峰芒、发挥其巨大作用的时间。这应该是三国期间智谋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字载体对文化发展及延续是极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文明的发展，很可能可归因于竹简的应用。
　　在古代环地中海地区，纸草是主要的文字载体，它为埃及、希腊、罗马创造灿烂的文明立下大功，但纸草的原料资源是有限的。古美苏尔、迈希尼文字是刻划在泥版上的，这和中国古代的竹简一样不方便。古印度以树叶或树皮为文字载体，印度佛经可称贝叶书，因是写在一种棕榈树（称贝叶棕）的树叶上。这些载体虽对文化的发展和延续都曾有贡献，但对文化进一步的发展则可能有负面影响。
　　纸草在公元初用尽，最晚的纸草文献截止于四至六世纪。就在纸草这种资源耗尽后不久，欧洲就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期，其文化的发展几乎停滞。这时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羊皮纸，成本极高（抄一本《圣经》约需二百只羊），极难普及。恰在造纸术传入欧洲后（1150年传至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1276年至意大利，1350年至法国，1494至英国等），文艺复兴开始，第一位代表人物但丁的代表作《神曲》写于1307-1321年，正好在造纸术传入意大利数十年后（纸张本身的输入可能要早很多）。文艺复兴的原因很多，但是，和纸的传入时间是如此相关，不能看作完全是偶合。对纸这种文化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现代计算机的普及对于科学技术文化等的进展的促进是有目共睹的，不再赘述。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诘，说纸发明后存在近两千年，既然纸有这样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后世不总表现出三国时的文化繁荣、智谋人士如潮的现象呢？
　　造纸术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用多说的。但是，要能出现三国时这种特殊的景象，还有其它因素，并非一个文字载体的发明可以解释一切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思想樊笼被打破。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儒家思想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却似打破了这个一统。前面提到当时最流行的玄学，还有那仲长统的政论，已经脱离了正统的儒家思想。这应该是一种思想樊笼被打破的现象。老夫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全面分析，看来应该和东汉末年惨烈的党锢之祸有关。不管原因是什么，三国时思想之活跃是客观存在。
　　其次，为了有这样辉煌的文化成就，长时间的文化教育淀积是必须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代人不断的重视教育，才可能出现书香门第。东汉对于教育是很注意的，太学是非常有名的，不但以学生数量多至两万多而著名，且为了信念敢于和宦官抗争，也前所未有的。在东汉私人讲学也是非常活跃的。
　　虽然从黄巾起事始和以后董卓之乱有了内乱，但已经有的教育基础仍造就了一代人。事实上，黄巾之乱是汉灵帝光和四年开始的，这时曹操、刘备、荀彧等皆已成年，郭嘉、周瑜、诸葛亮等虽然年轻些，但他们也已经十岁或更大些。也有些生活在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总之，可以说，战乱对当已经成年受完教育的人的智商的发挥应该影响较小。
　　三国时战乱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口减少对社会影响是极大的，但是应该有个滞后，也就是说真正影响最大的应是在董卓之乱，也就是董卓废杀少帝，袁绍等起兵讨伐，即190年后出生的那些人。当诸葛亮、陆逊、司马懿这一代人逝去，三国的故事也就没有很大的看头了，人才突然凋零的惨不忍睹，这才是三国战乱影响的结果。
　　人们爱说“乱世出英雄”，但这是有条件的。一般说来，只有较长时间的承平，突然来了乱世，才有可能；而且人们的思想不能被禁锢的太严重。像东汉末三国已经乱了一大阵子了，西晋太短，当五胡乱华出现，却少有英雄；晚唐已经乱了相当长时间，五代也就少有英雄了；明末虽然有内乱及外患造成的乱局，但其思想禁锢之严足以抑制英雄的出现。
　　
　　                                 
　　三国时智谋之士倍出，文化、艺术、科技都有长足的发展，确是多种条件综合在一起作用的结果。大体可归之于：
　　新的高效的文字载体（或其它足刺激文化发展的新事物）的普及；
　　长时间稳定的、对教育重视的社会；
　　对人们思想禁锢突然松弛；
　　政治军事高智商人才倍出，则还需要有突起的动乱的条件。
　　
　　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时代，除三国外，还可能有春秋战国。三国时高智慧的人群密集出现的原因分析——与造纸术发明相关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受到人们喜爱，原因有多个，其中之一是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机智和谋略，有很强吸引力。即使把小说中虚构或过度夸张的内容除外，从历史角度看，和其它历史时期相比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几个主公级的人物，如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都具有高度的智慧。更突出的有一批极为出众的谋士，如荀彧、程攸、贾诩、郭嘉、诸葛亮、庞统、鲁肃等。还有周瑜、陆逊等统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表现出了相当高明的智慧。
　　在很多情况下，相争的双方在智谋上是势均力敌的，这也是其它时代所少有的。楚汉相争斗智斗勇也很激烈，虽然悍勇善战项羽超群出众，作为主帅韩信却是一支独秀，而谋士张良、陈平比他们的对手高明很多，缺乏势均力敌的斗智。
　　三国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一大批战将表现出“智”，黄盖献火攻计，关羽水淹七军，张辽大战消遥津，吕蒙夺荆州等。战将有高度智谋，并不奇怪，但像这样密集出现，却是前代所罕见的。武将读书，如关羽、吕蒙等，这是史有明载的。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很难找到的，很难想象战将出征带上几车竹简。
　　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独特，不应该简单的归之于偶然，而应有某种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国时期，不止是政治军事智谋外，文化其它方面也有着蓬勃发展，这在《三国演义》中基本上未涉及写。例如：
　　在哲学方面，突破了儒学的一统天下，有一种新的百家争鸣的形势。嵇康明确提出“越名教而自然”，也就是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在这个时期以玄学最盛，以王弼、何晏等为代表，以很强的理论及思辩特色讨论哲学本体论问题，具有高度抽象思维的特征，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框子。
　　政论方面则有仲长统，他提出皇帝在掌权后，自以为不会灭亡，就“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过分压榨，必将走向乱世。指出由治至乱的原因。
　　文学艺术相当繁荣，有成就的文人大批出现，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
　　历史著作也空前繁荣，除陈寿《三国志》外，还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司马彪的《续汉书》等。
　　被誉为楷书之祖的钟繇是三国时魏人。
　　中国第一个画佛像的画家曹不兴则是三国时吴人，他的学生卫协被誉作画圣，是第一个以文学作品为题材作画的画家。
　　嵇康则在《声无哀乐论》中对于音乐美学提出很多创见。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刘徽（数学）、斐秀（地图绘制原理）、马钧（机械）都是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他们都出现在这几十年中，密度极高。
　　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都只认为只是历史的巧合，那也太……。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文字记录和传播载体则是文字能产生作用的必要条件。三国时期恰在纸这种轻便、价廉、原材料取之不绝的文字载体发明后不久。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最早的纸是在西汉出现的，1933年在罗布泊发现西汉宣帝时的麻纸。不过这种纸质量不高，很可能不宜于书写。蔡伦对造纸技术作了重大改进，使之适宜于用作文字载体。《后汉书·蔡伦传》中说的很清楚：“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函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上奏，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这里至少说明两点：其一是蔡伦改进造纸术是为书写；其二是普及的相当快，“自是莫不从用焉”。据唐朝的《北堂书钞·卷１０３·４６》中记载，汉安帝（107-122年）时，学者崔瑗给朋友的信中说要送朋友一本书，因为贫穷，不能用帛，只能用纸抄写了。这是在纸上抄书的例证，距蔡伦改进造纸术最多不过十七年。可见，纸在发明后确是很快就受到读书人的青睐，并用来抄书。
　　从105年至建安时期（196-219年）约一百年左右。这一百年正好作为普及时间，纸的出现使抄书的成本大降低，读书的人也可随之大量增加。阅读使人们的见识增加，变得较有智慧。三国期间正是纸作为文字载体初露峰芒、发挥其巨大作用的时间。这应该是三国期间智谋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字载体对文化发展及延续是极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文明的发展，很可能可归因于竹简的应用。
　　在古代环地中海地区，纸草是主要的文字载体，它为埃及、希腊、罗马创造灿烂的文明立下大功，但纸草的原料资源是有限的。古美苏尔、迈希尼文字是刻划在泥版上的，这和中国古代的竹简一样不方便。古印度以树叶或树皮为文字载体，印度佛经可称贝叶书，因是写在一种棕榈树（称贝叶棕）的树叶上。这些载体虽对文化的发展和延续都曾有贡献，但对文化进一步的发展则可能有负面影响。
　　纸草在公元初用尽，最晚的纸草文献截止于四至六世纪。就在纸草这种资源耗尽后不久，欧洲就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期，其文化的发展几乎停滞。这时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羊皮纸，成本极高（抄一本《圣经》约需二百只羊），极难普及。恰在造纸术传入欧洲后（1150年传至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1276年至意大利，1350年至法国，1494至英国等），文艺复兴开始，第一位代表人物但丁的代表作《神曲》写于1307-1321年，正好在造纸术传入意大利数十年后（纸张本身的输入可能要早很多）。文艺复兴的原因很多，但是，和纸的传入时间是如此相关，不能看作完全是偶合。对纸这种文化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现代计算机的普及对于科学技术文化等的进展的促进是有目共睹的，不再赘述。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诘，说纸发明后存在近两千年，既然纸有这样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后世不总表现出三国时的文化繁荣、智谋人士如潮的现象呢？
　　造纸术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用多说的。但是，要能出现三国时这种特殊的景象，还有其它因素，并非一个文字载体的发明可以解释一切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思想樊笼被打破。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儒家思想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却似打破了这个一统。前面提到当时最流行的玄学，还有那仲长统的政论，已经脱离了正统的儒家思想。这应该是一种思想樊笼被打破的现象。老夫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全面分析，看来应该和东汉末年惨烈的党锢之祸有关。不管原因是什么，三国时思想之活跃是客观存在。
　　其次，为了有这样辉煌的文化成就，长时间的文化教育淀积是必须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代人不断的重视教育，才可能出现书香门第。东汉对于教育是很注意的，太学是非常有名的，不但以学生数量多至两万多而著名，且为了信念敢于和宦官抗争，也前所未有的。在东汉私人讲学也是非常活跃的。
　　虽然从黄巾起事始和以后董卓之乱有了内乱，但已经有的教育基础仍造就了一代人。事实上，黄巾之乱是汉灵帝光和四年开始的，这时曹操、刘备、荀彧等皆已成年，郭嘉、周瑜、诸葛亮等虽然年轻些，但他们也已经十岁或更大些。也有些生活在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总之，可以说，战乱对当已经成年受完教育的人的智商的发挥应该影响较小。
　　三国时战乱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口减少对社会影响是极大的，但是应该有个滞后，也就是说真正影响最大的应是在董卓之乱，也就是董卓废杀少帝，袁绍等起兵讨伐，即190年后出生的那些人。当诸葛亮、陆逊、司马懿这一代人逝去，三国的故事也就没有很大的看头了，人才突然凋零的惨不忍睹，这才是三国战乱影响的结果。
　　人们爱说“乱世出英雄”，但这是有条件的。一般说来，只有较长时间的承平，突然来了乱世，才有可能；而且人们的思想不能被禁锢的太严重。像东汉末三国已经乱了一大阵子了，西晋太短，当五胡乱华出现，却少有英雄；晚唐已经乱了相当长时间，五代也就少有英雄了；明末虽然有内乱及外患造成的乱局，但其思想禁锢之严足以抑制英雄的出现。
　　
　　                                 
　　三国时智谋之士倍出，文化、艺术、科技都有长足的发展，确是多种条件综合在一起作用的结果。大体可归之于：
　　新的高效的文字载体（或其它足刺激文化发展的新事物）的普及；
　　长时间稳定的、对教育重视的社会；
　　对人们思想禁锢突然松弛；
　　政治军事高智商人才倍出，则还需要有突起的动乱的条件。
　　
　　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时代，除三国外，还可能有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