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有巨大贡献的皇帝：开创了中国官员考试制 ...

　　政府以考试的方式为官员选拔人才，是中国人一项伟大的发明，是近代欧洲文官考试（在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也举行过文官考试）及我国公务员考试之滥觞。

　　这种官员考试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参与这种考试的人，必须先由官员，一般是高官推荐，否则是没有资格的。汉文帝前元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即由高官举荐人才，供自己选拔。且明确命令应举者“著之于篇，朕亲览也。”这应是一种以文章学问考查选人才方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著之于篇”的题目及内容是所荐人按自己的专长发挥的，仍不同于后来的出题考试。
　　东汉时，大臣左雄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诸生考其师承的一家之说，政府文吏测试其应用文书的写作。）得到皇帝许可。这可能是最早的出题考试选官的记载。

　　必须只有通过推荐，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是这种体制的严重弱点。从原则上说，这种制度执行一些时间之后，选拔人才的过程就可为贵族官僚、名门大族等特权阶层中一股或几股力量所垄断。
　　可以设想，如果想参加现行的公务员考试，考生必须有部长、省市长或书记的推荐，人们会怎么看这种考试。打破垄断，也就是说，不要由什么人推荐，只要符合一般人皆可满足的相当低的条件，就有权去参加考试，就成为这种选拔制度是否能有效地为朝庭输送人才的关键。

　　从历史上记录上看，第一位明确指出，不需要推荐也可参加官员考试的是唐高祖李渊。随之，唐前期几个皇帝，如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对官员考试制度也作出了贡献，使其渐次成熟。

　　据记载，唐高祖“武德辛已（四年，621年）岁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特入贡。”
　　这诏书明确指出，州县“贡”上来的人才，必须是考试合格的，而不一定是长官们所看好的。考生的资格的规定也比较宽松，其中包括“白丁”，虽然有“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的条件，却是一个很含糊的限制。因参试不一定能被“贡”，所以，最底层地方官很可能还是同意较多人来考，以选出真正合格的通过州长复试，以显政绩得皇帝好感。

　　唐朝的考生来源主要有二，一为生徒，一为乡贡。在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学校把要校内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去参加政府组织的考试，称生徒；未曾在校学习的人，也可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即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参加考试，称乡贡。
　　这样，一般人都有权参加这种考试，当然，限制是有的，在不少朝代都规定出于罪犯人家、教坊乐户等是不允许参加的。但是，受限制的人所占的比例是极低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都可能符合条件。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官员考试制度可按唐高祖之前和之后，明确分为两段。前一段虽然有考试，但关键还在于是否能被举荐，可称之谓举荐选拔，以后才能称为考试选拔。　

　　有人认为科举制度起始于隋，其重要的根据是“科举”此二字是在隋朝皇帝的诏书首次出现。不过，若仔细看隋朝皇帝的诏书，就可以知道，隋朝所执行的制度和汉朝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仍是举荐选拔制度。
　　隋文帝开皇三年下诏举贤良，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实际上仍是由各高级官员推荐人才，能不能达到“志行修谨，清平干济”这两个标准是很难通过考试来判断。隋炀帝大业三年下诏，列举十项标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要求“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这也不是通过基层考试，而由高级官员举荐上来的。而且其中前六项都是不可能通过考试确定的，后四条不通过考试，也可以说是否达其标准。所以，这个诏书所要求的仍是各级官员根据自己主观的判断来选拔人才的候选者。
　　在隋朝，被举荐者到了皇帝这里后，可能要经某种考试，但是，在以前，例如汉朝时，也是要考试的，即要通过“策问”，即皇帝在征询意见，被选人书面表示意见，判定其高低优劣，到了东汉顺帝时笔试曾成为制度。
　　可见即使在隋朝皇帝的诏书中出现了“科举”二字，但仍是旧的制度。真正创新的、有生命力的唐朝的考试制度。也就是说，只是在李渊时，才出现了真正的考试选拔体制。
　　
　　科举，即分科举人的简称，并不是在中国实行了千年以上的官员考试制度的合适称呼。‘举’字明确含有推荐之意，代表杨坚及杨广所提出的分科举人是合适的，而唐以后所实行的是分科考试，称之为‘科考’或‘科试’可能更合适些，不过已经说惯了，人们都接受了。但是，把必须经举荐后才能考试的制度和绝大多数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参加的考试还是应分清楚，不能因为隋朝出现了‘科举’这个名词，就认定古代中国执行了千年的官员考试制度出自于隋。

　　李渊的这一大贡献，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的官员选拔制度都有大贡献。从明朝末年开始，欧洲人对中国开始有所了解。赞扬和批评中国的都有。法国大学者孟德斯鸠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对于中国官员考试制度却赞扬有加。在十八世纪末，英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嗄尔尼代表团来华。当时的英国的发展在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个代表团也看出了中国的弱点，为四十多年后武力侵略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情报。但这个代表团对中国的官员考试制度仍相当欣赏。他们赞赏的是“除少数例外，不论哪一类人都可以应试，.......是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并最终获得高官显职的唯一正规途径。”
　　也就在半世纪之后，英国建立了完整的文官制度，其中就包括文官考试。

　　在考试选拔中，不经举荐就可能参加考试，有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其好处是很多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不断从基层推出新鲜血液；有条件读书的人家都鼓励自家子弟读书；由于这次考不上，下次还可以考，读书人造反的机率大大降低；官员们总体可以保持较高的智商和文化水准。
　　有人把中国在明、清以后变得孱弱归之于官员考试制度，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有人主张：中国在唐朝以后，官员都是由贵族子弟按血统高贵否来担任（如西周及春秋各国），或按门弟高贵否来确定任何职（如东晋），或皇帝高官看着谁顺眼就让谁当官，中国会发展的更好更强大，那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谬论。

　　中国古代的官员考试制度中多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和十九世纪以后的欧美教育制度及文官制度相比就更明显，但是，不经高官举荐，就可以直接参加官员考试这一点，在原则上却是十分高明的，而这是唐朝才有的，李渊在这方面对于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是少有的几位对社会发展有长远战略贡献的君主之一。
政府以考试的方式为官员选拔人才，是中国人一项伟大的发明，是近代欧洲文官考试（在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也举行过文官考试）及我国公务员考试之滥觞。

　　这种官员考试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但是，在那个时代，能参与这种考试的人，必须先由官员，一般是高官推荐，否则是没有资格的。汉文帝前元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即由高官举荐人才，供自己选拔。且明确命令应举者“著之于篇，朕亲览也。”这应是一种以文章学问考查选人才方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著之于篇”的题目及内容是所荐人按自己的专长发挥的，仍不同于后来的出题考试。
　　东汉时，大臣左雄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诸生考其师承的一家之说，政府文吏测试其应用文书的写作。）得到皇帝许可。这可能是最早的出题考试选官的记载。

　　必须只有通过推荐，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是这种体制的严重弱点。从原则上说，这种制度执行一些时间之后，选拔人才的过程就可为贵族官僚、名门大族等特权阶层中一股或几股力量所垄断。
　　可以设想，如果想参加现行的公务员考试，考生必须有部长、省市长或书记的推荐，人们会怎么看这种考试。打破垄断，也就是说，不要由什么人推荐，只要符合一般人皆可满足的相当低的条件，就有权去参加考试，就成为这种选拔制度是否能有效地为朝庭输送人才的关键。

　　从历史上记录上看，第一位明确指出，不需要推荐也可参加官员考试的是唐高祖李渊。随之，唐前期几个皇帝，如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对官员考试制度也作出了贡献，使其渐次成熟。

　　据记载，唐高祖“武德辛已（四年，621年）岁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特入贡。”
　　这诏书明确指出，州县“贡”上来的人才，必须是考试合格的，而不一定是长官们所看好的。考生的资格的规定也比较宽松，其中包括“白丁”，虽然有“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的条件，却是一个很含糊的限制。因参试不一定能被“贡”，所以，最底层地方官很可能还是同意较多人来考，以选出真正合格的通过州长复试，以显政绩得皇帝好感。

　　唐朝的考生来源主要有二，一为生徒，一为乡贡。在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学校把要校内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去参加政府组织的考试，称生徒；未曾在校学习的人，也可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即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参加考试，称乡贡。
　　这样，一般人都有权参加这种考试，当然，限制是有的，在不少朝代都规定出于罪犯人家、教坊乐户等是不允许参加的。但是，受限制的人所占的比例是极低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都可能符合条件。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官员考试制度可按唐高祖之前和之后，明确分为两段。前一段虽然有考试，但关键还在于是否能被举荐，可称之谓举荐选拔，以后才能称为考试选拔。　

　　有人认为科举制度起始于隋，其重要的根据是“科举”此二字是在隋朝皇帝的诏书首次出现。不过，若仔细看隋朝皇帝的诏书，就可以知道，隋朝所执行的制度和汉朝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仍是举荐选拔制度。
　　隋文帝开皇三年下诏举贤良，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实际上仍是由各高级官员推荐人才，能不能达到“志行修谨，清平干济”这两个标准是很难通过考试来判断。隋炀帝大业三年下诏，列举十项标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要求“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这也不是通过基层考试，而由高级官员举荐上来的。而且其中前六项都是不可能通过考试确定的，后四条不通过考试，也可以说是否达其标准。所以，这个诏书所要求的仍是各级官员根据自己主观的判断来选拔人才的候选者。
　　在隋朝，被举荐者到了皇帝这里后，可能要经某种考试，但是，在以前，例如汉朝时，也是要考试的，即要通过“策问”，即皇帝在征询意见，被选人书面表示意见，判定其高低优劣，到了东汉顺帝时笔试曾成为制度。
　　可见即使在隋朝皇帝的诏书中出现了“科举”二字，但仍是旧的制度。真正创新的、有生命力的唐朝的考试制度。也就是说，只是在李渊时，才出现了真正的考试选拔体制。
　　
　　科举，即分科举人的简称，并不是在中国实行了千年以上的官员考试制度的合适称呼。‘举’字明确含有推荐之意，代表杨坚及杨广所提出的分科举人是合适的，而唐以后所实行的是分科考试，称之为‘科考’或‘科试’可能更合适些，不过已经说惯了，人们都接受了。但是，把必须经举荐后才能考试的制度和绝大多数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参加的考试还是应分清楚，不能因为隋朝出现了‘科举’这个名词，就认定古代中国执行了千年的官员考试制度出自于隋。

　　李渊的这一大贡献，不但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的官员选拔制度都有大贡献。从明朝末年开始，欧洲人对中国开始有所了解。赞扬和批评中国的都有。法国大学者孟德斯鸠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对于中国官员考试制度却赞扬有加。在十八世纪末，英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嗄尔尼代表团来华。当时的英国的发展在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个代表团也看出了中国的弱点，为四十多年后武力侵略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情报。但这个代表团对中国的官员考试制度仍相当欣赏。他们赞赏的是“除少数例外，不论哪一类人都可以应试，.......是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并最终获得高官显职的唯一正规途径。”
　　也就在半世纪之后，英国建立了完整的文官制度，其中就包括文官考试。

　　在考试选拔中，不经举荐就可能参加考试，有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其好处是很多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不断从基层推出新鲜血液；有条件读书的人家都鼓励自家子弟读书；由于这次考不上，下次还可以考，读书人造反的机率大大降低；官员们总体可以保持较高的智商和文化水准。
　　有人把中国在明、清以后变得孱弱归之于官员考试制度，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有人主张：中国在唐朝以后，官员都是由贵族子弟按血统高贵否来担任（如西周及春秋各国），或按门弟高贵否来确定任何职（如东晋），或皇帝高官看着谁顺眼就让谁当官，中国会发展的更好更强大，那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谬论。

　　中国古代的官员考试制度中多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和十九世纪以后的欧美教育制度及文官制度相比就更明显，但是，不经高官举荐，就可以直接参加官员考试这一点，在原则上却是十分高明的，而这是唐朝才有的，李渊在这方面对于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是少有的几位对社会发展有长远战略贡献的君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