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安保大升级，反恐常态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8:59:39
从北上广到小县城，街面警察人数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增长着。武警、民警、特警、民兵，各种混搭。
双重提升：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实战演练，高科技元素，专职化，是质的上升。
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理想的状态是“内紧外松”。
10秒钟内，两声枪响，头戴白帽的行凶者被击倒在地。
2014年5月6日中午，驻守广州火车站的广州越秀公安分局一名朱姓民警，开出了他从警17年来实战中的第一枪。开枪民警被授予一等功。
枪响背后，已有准备。自昆明“3·1暴恐事件”后，中国安保防线骤然升级，以“反恐”为重点的安保部署正全面铺开。
“安保升级，这不是一个趋势，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说。
亦有观察者看到新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已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了常态化安保。”
到处见警
在“5·6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就亲自带队武装巡逻，重点区域是北京站、北京南站等。他叮嘱现场的民警，“枪法一定要准，要练就一枪制敌的本领。”
随后短短几天，全国十多位省市公安厅（局）长，不约而同夜巡火车站。
汇聚中国人乡愁的火车站，成为警察扼守的“要塞”。最近发生在昆明、乌鲁木齐、广州的三起暴力恐怖事件，都发生于此。
砍人事件之后的广州火车站，穿着防弹背心的武警在售票厅内对排着长队的购票者挨个检查身份证。站外的5个警务岗亭，全部要求打开警灯，“不管白天黑夜，都要让警灯闪”。
在北京南站广场，除了配冲锋枪的警察，不时还可看到三人一队穿着迷彩服的民兵穿梭。在北京西站，小刀不再允许被装入行李，站台票已停售，进站接送旅客也要实名制。
武警、民警、特警、民兵，各种混搭。全副武装的警察还出现在机场、地铁站、商业街等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城市角落。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移动警务工作站，执勤的民警说，如今不但配枪，而且实弹，以前最严的时候仍在局里吃饭，现在全搬到了车上。
正在举行亚信峰会的上海，这几天或许是全中国最紧张的城市。武警、民警组成的执勤人员5月中旬就已进驻各主要地铁站点。
从北上广到各大中城市，街面警察人数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增长着。南京警方宣布，要“让群众时时刻刻看到警察就在身边”，这座城市约有1.4万警察，每天有5000警力摆上街面。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各地警察编制有限，目前主要靠“警力下沉”的方式来解决——将大批机关警察动员到街面。
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是公安部对中国各地警察提出的新要求。这项名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行动，于3月16日向全国推开，要求实现“武装巡逻、动中备勤常态化”，以“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增强民众的安全感。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提醒要注意“洼地效应”，他分析说，如果周边地方都持枪巡逻了，哪个地方要是没跟上，“犯罪分子可能就都被赶到这来了”。
中小城市甚至县城不敢放松。在只有30万人口的贵州平坝县，当地警方于5月8日出动了上百警力，全副武装巡逻了当地的汽车站，以“保持威慑力”。
“双重提升”
曾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过的原北京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认为，目前的武装巡逻，实际是安保的双重提升：一方面是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二是质的上升，巡逻带着武器，“以前拿着警棍了不起了，现在有了真枪。”
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国警察正在进行两项工作：高调举行各种演练，同时重新培训警员使用枪械。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今年3月以来，全国共有22个省份、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开展了主题为“反恐防暴”的处突演练。演练地点大都选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模拟了持刀伤人、劫持人质等情形。
极端恐怖势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最大假想敌。这也是此轮安保升级背景与以往的最大不同。
按照广州“5·6事件”亲历警察的说法，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的安保体系一直是以应对“反恐”为标准，“那时恐怖事件是可能发生，这次，是真的发生了。”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2013年10月的金水桥事件，到2014年的昆明事件、乌鲁木齐事件、广州站事件，恐怖袭击目标呈现扩散趋势，而每次暴恐事件之后，各地反恐演习的频率陡然提升。尤其是广州站发生砍人事件后，日均达到2起，这仅是有公开报道的数据。
北京警方于5月初的一周之内，两次高调举行反恐演练，并进行了微博直播：地上装甲车轰鸣，空中警用直升机盘旋，特种车辆在北京五环路上排出了两百多米的长队。
对警察进行基础性的枪械使用培训更为迫切。
“我们往年也有训练，但每次就十发，大家都说射完就完了。”成都市公安局一位刑警说，“我从警十四年，还是刑警，其实很少用到枪，有过两三回吧。”
2014年4月3日，根据公安部部署，全国警察开始进行武器警械使用专项训练。武器警械培训内容包括射击、警棍、催泪弹、特种防暴枪等，旨在确保处置暴力犯罪中，民警有效使用武器，及时制止犯罪。
在江西，一位政法界人士介绍说，最近几个月，全省警察系统，包括机关的文职人员都在接受用枪和警械培训。
“从厅长到普通民警，全部走上训练场。”云南省公安厅发布的消息显示，该省的反恐和警务实战培训，请来了新疆公安厅教官团和香港警务实战的专家授课，往日训练的仿真刀，也换成了一米多长的砍刀。
培训旨在指导民警正确掌握使用枪支，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昆明市公安局编写的《巡逻工作实战手册》明确回答：“应立即寻找掩体或迅速卧倒，大声呼叫群众趴下，喝令犯罪分子放下武器，伺机疏散人群。如果犯罪分子不听指令，有开枪行为，果断开枪射击其要害部位。”
新安保力量加速登场。自3月份开始，以香港警察PTU（全名Police Tactical Unit）为范本的警察机动部队在各地频频亮相。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自2013年10月天安门暴恐事件后，各地接连成立了12支PTU部队，其中即有成都、哈尔滨、西安等省会城市，还包括了浙江象山、苍南等县级城市。
这些安保新生力量，大多是从原来的警察序列中择优选拔、训练组成的。他们戴着国际范的贝雷帽，装备有高科技装备。媒体报道称，上海黄浦区警方的PTU机动部队的警察装备有4G头盔，可传输回出警现场的实时画面。
北京警方5月12日正式启动了“专职化武装巡逻”，多达150辆武装巡逻车驶上街头。每辆车按照9名民警、4名辅警的标准配备，专司反恐和防暴，不再担负一般性的治安扰序、纠纷求助等任务。警方介绍说，这支带枪的队伍将长期驻守在北京街头。
总动员
因安保升级而作出调整的，不只警务部门。
昆明暴恐事件后，云南各地的水务部门随即开会，部署全面强化“水利反恐工作”，宣布要把城市水源地、水利枢纽工程、水利系统办公及职工生活区作为防范的重点。
民政系统也参与到了反恐演练中来。2014年1月，武汉市7家殡仪馆就组织了一次反恐殡仪服务演习，模拟的是最极端类型的恐怖事件——毒气袭击。
武汉市民政局信息中心主任周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武汉民政局每年都会组织殡仪馆举行不同主题的殡仪服务学习，例如消防事故应对。2013年10月北京金水桥发生暴恐袭击后，增加了他们对发生暴恐事件的担忧，“2014年的主题就定为了反恐”。
在这场由28名殡仪服务人员参与的“另类”反恐演习中，参演人员全都被要求穿戴专门的防毒防化设备，由从消防部门请来的技术人员现场教授。
在模拟的污染环境中，参演人员必须30秒内穿好防化服，20秒内对现场、“遗体”、车辆进行消毒，10秒钟内将“遗体”抬上殡仪车，离开现场。“这才能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多恐慌和危害”。
每次安保升级，“广泛发动群众”均是题中之义。昆明事件发生后，北京铁路局组织了3000名基干民兵，穿上迷彩服，到管内的各个客运站巡逻。
上海则动员了30万志愿者参与亚信峰会安保。居委会大妈是中坚力量，她们收到了一套志愿者服装，包括橘色马甲、帽子和一枚红袖章。每天两班，对小区街道反复巡逻。政府给予每人每小时10元的津贴。
广州越秀区的北京路商业街，连店铺保安都进行了反恐培训，他们被告知，当发生极端事件，情况未明之前，保安们要将店内的游客留在商场内，并拉下闸门，防止民众因混乱而涌上街。
社会团体日常的安保活动也渲染了“反恐”色彩，为此还闹出乌龙。
4月1日傍晚，杭州灵隐寺前，一个“暴徒”掏出凶器行凶，旁边穿着深色制服的保安上前阻止，并且用警哨唤来了手持盾牌、防爆叉的队员将“暴徒”制服。
此后，媒体报道称，灵隐寺成立了首支寺院“反恐防暴队”，成员45名，其中有20名法师，“法师白天念佛，晚上训练”。
“这中间有点误会。”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当天是灵隐寺每年一度的消防运动会。模拟制服“暴徒”的是该寺保安，灵隐寺多数建筑为木造结构，更在意的是消防，“我们法师只承担消防任务，也没有成立所谓反恐队伍”。
不过，由于距离昆明暴恐事件仅一个月，光泉法师对外界的误读表示理解。他说，灵隐寺每天要接待一万名游客和信众，为保障他们的安全，需要有处置突发状况的预案。“只是这么做的是保安，不是我们法师。”
常态化
5月15日，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民兵反恐应急分队正式揭牌成立，这支17名退伍军人组成的民兵队伍，成为中国首支街道反恐应急分队。
担任这支相当于乡镇一级反恐队伍教导员的杨向欢，同时也是清水河街道的副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终拍板决定成立反恐分队是2014年3月7日——离昆明暴恐事件刚刚一周。
“我们是从防暴这个角度，理解反恐的。”杨向欢说，民兵反恐应急分队以后将和城管执法一起行动，为执法人员壮胆，成为一支拿得出手的威慑力量，同时成为维稳的重要力量。
反恐分队队长黄建明有类似的理解：既要响应国家号召反恐，同时也要为日常工作服务。为此，民兵分队将24小时执勤，具有保证能在10分钟内赶到事发现场的应急能力。
这是民间对于反恐和安全形势的理解和反应。
在国家层面，2014年4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次会议，10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习近平多次提到反恐问题，强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分析说，不管是国安委的成立，还是警察具体警务机制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应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产生的，“是先有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再有国安委的成立。而不是说因为有国安委了，警察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梅建明将目前的安保升级举措，视作针对新的犯罪形势作出的战略调整，“是更全面的一种回应，而不仅仅说是安保升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不仅注意到了目前中国安保升级的态势，在他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反恐的常态化。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分析说，此前中国安保升级，往往针对的是重大活动的安保，像青奥会、奥运会，相关预案可以做到很周密，模式也已纯熟。此次中国安保升级，已经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
“（现在的形势）没有那么有规律性，要处置更多突发的暴恐事件，对警方的处置能力，要求更高。”上述警官说。
“现在这种反恐形势，对大家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大，需要时刻绷紧，谁也不能预见什么时候就有事发生。”刚刚经历了5月6日砍人事件的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教导员郑国华，每天早上都会亲自携带单警装备到广场上巡逻。原来是当完夜班休息两天，现在也无法保证了。
郑国华联想到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安保要求都是最高的，现在的要求跟当时一样高。“不同的是，奥运、亚运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长期实行非常严格的措施，我觉得很难常态化，也没必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认为，在中国法治化的过程中，很多要求需要慢慢规范，最终，公安机关需要采取一种“内紧外松”的方法来保证公共安全。
梅建明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需要一些重要单位加强常规性的安保训练、应急训练，也有待民众安全意识的提升。“大家目前看到的有些做法，不太会常态化。”http://news.ifeng.com/a/20140522/40412186_0.shtml从北上广到小县城，街面警察人数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增长着。武警、民警、特警、民兵，各种混搭。
双重提升：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实战演练，高科技元素，专职化，是质的上升。
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理想的状态是“内紧外松”。
10秒钟内，两声枪响，头戴白帽的行凶者被击倒在地。
2014年5月6日中午，驻守广州火车站的广州越秀公安分局一名朱姓民警，开出了他从警17年来实战中的第一枪。开枪民警被授予一等功。
枪响背后，已有准备。自昆明“3·1暴恐事件”后，中国安保防线骤然升级，以“反恐”为重点的安保部署正全面铺开。
“安保升级，这不是一个趋势，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说。
亦有观察者看到新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已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了常态化安保。”
到处见警
在“5·6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就亲自带队武装巡逻，重点区域是北京站、北京南站等。他叮嘱现场的民警，“枪法一定要准，要练就一枪制敌的本领。”
随后短短几天，全国十多位省市公安厅（局）长，不约而同夜巡火车站。
汇聚中国人乡愁的火车站，成为警察扼守的“要塞”。最近发生在昆明、乌鲁木齐、广州的三起暴力恐怖事件，都发生于此。
砍人事件之后的广州火车站，穿着防弹背心的武警在售票厅内对排着长队的购票者挨个检查身份证。站外的5个警务岗亭，全部要求打开警灯，“不管白天黑夜，都要让警灯闪”。
在北京南站广场，除了配冲锋枪的警察，不时还可看到三人一队穿着迷彩服的民兵穿梭。在北京西站，小刀不再允许被装入行李，站台票已停售，进站接送旅客也要实名制。
武警、民警、特警、民兵，各种混搭。全副武装的警察还出现在机场、地铁站、商业街等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城市角落。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移动警务工作站，执勤的民警说，如今不但配枪，而且实弹，以前最严的时候仍在局里吃饭，现在全搬到了车上。
正在举行亚信峰会的上海，这几天或许是全中国最紧张的城市。武警、民警组成的执勤人员5月中旬就已进驻各主要地铁站点。
从北上广到各大中城市，街面警察人数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增长着。南京警方宣布，要“让群众时时刻刻看到警察就在身边”，这座城市约有1.4万警察，每天有5000警力摆上街面。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各地警察编制有限，目前主要靠“警力下沉”的方式来解决——将大批机关警察动员到街面。
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是公安部对中国各地警察提出的新要求。这项名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行动，于3月16日向全国推开，要求实现“武装巡逻、动中备勤常态化”，以“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增强民众的安全感。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提醒要注意“洼地效应”，他分析说，如果周边地方都持枪巡逻了，哪个地方要是没跟上，“犯罪分子可能就都被赶到这来了”。
中小城市甚至县城不敢放松。在只有30万人口的贵州平坝县，当地警方于5月8日出动了上百警力，全副武装巡逻了当地的汽车站，以“保持威慑力”。
“双重提升”
曾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过的原北京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认为，目前的武装巡逻，实际是安保的双重提升：一方面是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二是质的上升，巡逻带着武器，“以前拿着警棍了不起了，现在有了真枪。”
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国警察正在进行两项工作：高调举行各种演练，同时重新培训警员使用枪械。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今年3月以来，全国共有22个省份、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开展了主题为“反恐防暴”的处突演练。演练地点大都选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模拟了持刀伤人、劫持人质等情形。
极端恐怖势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最大假想敌。这也是此轮安保升级背景与以往的最大不同。
按照广州“5·6事件”亲历警察的说法，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的安保体系一直是以应对“反恐”为标准，“那时恐怖事件是可能发生，这次，是真的发生了。”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2013年10月的金水桥事件，到2014年的昆明事件、乌鲁木齐事件、广州站事件，恐怖袭击目标呈现扩散趋势，而每次暴恐事件之后，各地反恐演习的频率陡然提升。尤其是广州站发生砍人事件后，日均达到2起，这仅是有公开报道的数据。
北京警方于5月初的一周之内，两次高调举行反恐演练，并进行了微博直播：地上装甲车轰鸣，空中警用直升机盘旋，特种车辆在北京五环路上排出了两百多米的长队。
对警察进行基础性的枪械使用培训更为迫切。
“我们往年也有训练，但每次就十发，大家都说射完就完了。”成都市公安局一位刑警说，“我从警十四年，还是刑警，其实很少用到枪，有过两三回吧。”
2014年4月3日，根据公安部部署，全国警察开始进行武器警械使用专项训练。武器警械培训内容包括射击、警棍、催泪弹、特种防暴枪等，旨在确保处置暴力犯罪中，民警有效使用武器，及时制止犯罪。
在江西，一位政法界人士介绍说，最近几个月，全省警察系统，包括机关的文职人员都在接受用枪和警械培训。
“从厅长到普通民警，全部走上训练场。”云南省公安厅发布的消息显示，该省的反恐和警务实战培训，请来了新疆公安厅教官团和香港警务实战的专家授课，往日训练的仿真刀，也换成了一米多长的砍刀。
培训旨在指导民警正确掌握使用枪支，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昆明市公安局编写的《巡逻工作实战手册》明确回答：“应立即寻找掩体或迅速卧倒，大声呼叫群众趴下，喝令犯罪分子放下武器，伺机疏散人群。如果犯罪分子不听指令，有开枪行为，果断开枪射击其要害部位。”
新安保力量加速登场。自3月份开始，以香港警察PTU（全名Police Tactical Unit）为范本的警察机动部队在各地频频亮相。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自2013年10月天安门暴恐事件后，各地接连成立了12支PTU部队，其中即有成都、哈尔滨、西安等省会城市，还包括了浙江象山、苍南等县级城市。
这些安保新生力量，大多是从原来的警察序列中择优选拔、训练组成的。他们戴着国际范的贝雷帽，装备有高科技装备。媒体报道称，上海黄浦区警方的PTU机动部队的警察装备有4G头盔，可传输回出警现场的实时画面。
北京警方5月12日正式启动了“专职化武装巡逻”，多达150辆武装巡逻车驶上街头。每辆车按照9名民警、4名辅警的标准配备，专司反恐和防暴，不再担负一般性的治安扰序、纠纷求助等任务。警方介绍说，这支带枪的队伍将长期驻守在北京街头。
总动员
因安保升级而作出调整的，不只警务部门。
昆明暴恐事件后，云南各地的水务部门随即开会，部署全面强化“水利反恐工作”，宣布要把城市水源地、水利枢纽工程、水利系统办公及职工生活区作为防范的重点。
民政系统也参与到了反恐演练中来。2014年1月，武汉市7家殡仪馆就组织了一次反恐殡仪服务演习，模拟的是最极端类型的恐怖事件——毒气袭击。
武汉市民政局信息中心主任周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武汉民政局每年都会组织殡仪馆举行不同主题的殡仪服务学习，例如消防事故应对。2013年10月北京金水桥发生暴恐袭击后，增加了他们对发生暴恐事件的担忧，“2014年的主题就定为了反恐”。
在这场由28名殡仪服务人员参与的“另类”反恐演习中，参演人员全都被要求穿戴专门的防毒防化设备，由从消防部门请来的技术人员现场教授。
在模拟的污染环境中，参演人员必须30秒内穿好防化服，20秒内对现场、“遗体”、车辆进行消毒，10秒钟内将“遗体”抬上殡仪车，离开现场。“这才能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多恐慌和危害”。
每次安保升级，“广泛发动群众”均是题中之义。昆明事件发生后，北京铁路局组织了3000名基干民兵，穿上迷彩服，到管内的各个客运站巡逻。
上海则动员了30万志愿者参与亚信峰会安保。居委会大妈是中坚力量，她们收到了一套志愿者服装，包括橘色马甲、帽子和一枚红袖章。每天两班，对小区街道反复巡逻。政府给予每人每小时10元的津贴。
广州越秀区的北京路商业街，连店铺保安都进行了反恐培训，他们被告知，当发生极端事件，情况未明之前，保安们要将店内的游客留在商场内，并拉下闸门，防止民众因混乱而涌上街。
社会团体日常的安保活动也渲染了“反恐”色彩，为此还闹出乌龙。
4月1日傍晚，杭州灵隐寺前，一个“暴徒”掏出凶器行凶，旁边穿着深色制服的保安上前阻止，并且用警哨唤来了手持盾牌、防爆叉的队员将“暴徒”制服。
此后，媒体报道称，灵隐寺成立了首支寺院“反恐防暴队”，成员45名，其中有20名法师，“法师白天念佛，晚上训练”。
“这中间有点误会。”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当天是灵隐寺每年一度的消防运动会。模拟制服“暴徒”的是该寺保安，灵隐寺多数建筑为木造结构，更在意的是消防，“我们法师只承担消防任务，也没有成立所谓反恐队伍”。
不过，由于距离昆明暴恐事件仅一个月，光泉法师对外界的误读表示理解。他说，灵隐寺每天要接待一万名游客和信众，为保障他们的安全，需要有处置突发状况的预案。“只是这么做的是保安，不是我们法师。”
常态化
5月15日，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民兵反恐应急分队正式揭牌成立，这支17名退伍军人组成的民兵队伍，成为中国首支街道反恐应急分队。
担任这支相当于乡镇一级反恐队伍教导员的杨向欢，同时也是清水河街道的副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终拍板决定成立反恐分队是2014年3月7日——离昆明暴恐事件刚刚一周。
“我们是从防暴这个角度，理解反恐的。”杨向欢说，民兵反恐应急分队以后将和城管执法一起行动，为执法人员壮胆，成为一支拿得出手的威慑力量，同时成为维稳的重要力量。
反恐分队队长黄建明有类似的理解：既要响应国家号召反恐，同时也要为日常工作服务。为此，民兵分队将24小时执勤，具有保证能在10分钟内赶到事发现场的应急能力。
这是民间对于反恐和安全形势的理解和反应。
在国家层面，2014年4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次会议，10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习近平多次提到反恐问题，强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分析说，不管是国安委的成立，还是警察具体警务机制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应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产生的，“是先有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再有国安委的成立。而不是说因为有国安委了，警察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梅建明将目前的安保升级举措，视作针对新的犯罪形势作出的战略调整，“是更全面的一种回应，而不仅仅说是安保升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不仅注意到了目前中国安保升级的态势，在他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反恐的常态化。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分析说，此前中国安保升级，往往针对的是重大活动的安保，像青奥会、奥运会，相关预案可以做到很周密，模式也已纯熟。此次中国安保升级，已经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
“（现在的形势）没有那么有规律性，要处置更多突发的暴恐事件，对警方的处置能力，要求更高。”上述警官说。
“现在这种反恐形势，对大家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大，需要时刻绷紧，谁也不能预见什么时候就有事发生。”刚刚经历了5月6日砍人事件的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教导员郑国华，每天早上都会亲自携带单警装备到广场上巡逻。原来是当完夜班休息两天，现在也无法保证了。
郑国华联想到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安保要求都是最高的，现在的要求跟当时一样高。“不同的是，奥运、亚运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长期实行非常严格的措施，我觉得很难常态化，也没必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认为，在中国法治化的过程中，很多要求需要慢慢规范，最终，公安机关需要采取一种“内紧外松”的方法来保证公共安全。
梅建明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需要一些重要单位加强常规性的安保训练、应急训练，也有待民众安全意识的提升。“大家目前看到的有些做法，不太会常态化。”http://news.ifeng.com/a/20140522/40412186_0.shtml
双重提升：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实战演练，高科技元素，专职化，是质的上升。
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理想的状态是“内紧外松”。
10秒钟内，两声枪响，头戴白帽的行凶者被击倒在地。
2014年5月6日中午，驻守广州火车站的广州越秀公安分局一名朱姓民警，开出了他从警17年来实战中的第一枪。开枪民警被授予一等功。
枪响背后，已有准备。自昆明“3·1暴恐事件”后，中国安保防线骤然升级，以“反恐”为重点的安保部署正全面铺开。
“安保升级，这不是一个趋势，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说。
亦有观察者看到新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已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了常态化安保。”
到处见警
在“5·6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就亲自带队武装巡逻，重点区域是北京站、北京南站等。他叮嘱现场的民警，“枪法一定要准，要练就一枪制敌的本领。”
随后短短几天，全国十多位省市公安厅（局）长，不约而同夜巡火车站。
汇聚中国人乡愁的火车站，成为警察扼守的“要塞”。最近发生在昆明、乌鲁木齐、广州的三起暴力恐怖事件，都发生于此。
砍人事件之后的广州火车站，穿着防弹背心的武警在售票厅内对排着长队的购票者挨个检查身份证。站外的5个警务岗亭，全部要求打开警灯，“不管白天黑夜，都要让警灯闪”。
在北京南站广场，除了配冲锋枪的警察，不时还可看到三人一队穿着迷彩服的民兵穿梭。在北京西站，小刀不再允许被装入行李，站台票已停售，进站接送旅客也要实名制。
武警、民警、特警、民兵，各种混搭。全副武装的警察还出现在机场、地铁站、商业街等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城市角落。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移动警务工作站，执勤的民警说，如今不但配枪，而且实弹，以前最严的时候仍在局里吃饭，现在全搬到了车上。
正在举行亚信峰会的上海，这几天或许是全中国最紧张的城市。武警、民警组成的执勤人员5月中旬就已进驻各主要地铁站点。
从北上广到各大中城市，街面警察人数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增长着。南京警方宣布，要“让群众时时刻刻看到警察就在身边”，这座城市约有1.4万警察，每天有5000警力摆上街面。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各地警察编制有限，目前主要靠“警力下沉”的方式来解决——将大批机关警察动员到街面。
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是公安部对中国各地警察提出的新要求。这项名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行动，于3月16日向全国推开，要求实现“武装巡逻、动中备勤常态化”，以“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增强民众的安全感。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提醒要注意“洼地效应”，他分析说，如果周边地方都持枪巡逻了，哪个地方要是没跟上，“犯罪分子可能就都被赶到这来了”。
中小城市甚至县城不敢放松。在只有30万人口的贵州平坝县，当地警方于5月8日出动了上百警力，全副武装巡逻了当地的汽车站，以“保持威慑力”。
“双重提升”
曾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过的原北京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认为，目前的武装巡逻，实际是安保的双重提升：一方面是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二是质的上升，巡逻带着武器，“以前拿着警棍了不起了，现在有了真枪。”
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国警察正在进行两项工作：高调举行各种演练，同时重新培训警员使用枪械。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今年3月以来，全国共有22个省份、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开展了主题为“反恐防暴”的处突演练。演练地点大都选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模拟了持刀伤人、劫持人质等情形。
极端恐怖势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最大假想敌。这也是此轮安保升级背景与以往的最大不同。
按照广州“5·6事件”亲历警察的说法，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的安保体系一直是以应对“反恐”为标准，“那时恐怖事件是可能发生，这次，是真的发生了。”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2013年10月的金水桥事件，到2014年的昆明事件、乌鲁木齐事件、广州站事件，恐怖袭击目标呈现扩散趋势，而每次暴恐事件之后，各地反恐演习的频率陡然提升。尤其是广州站发生砍人事件后，日均达到2起，这仅是有公开报道的数据。
北京警方于5月初的一周之内，两次高调举行反恐演练，并进行了微博直播：地上装甲车轰鸣，空中警用直升机盘旋，特种车辆在北京五环路上排出了两百多米的长队。
对警察进行基础性的枪械使用培训更为迫切。
“我们往年也有训练，但每次就十发，大家都说射完就完了。”成都市公安局一位刑警说，“我从警十四年，还是刑警，其实很少用到枪，有过两三回吧。”
2014年4月3日，根据公安部部署，全国警察开始进行武器警械使用专项训练。武器警械培训内容包括射击、警棍、催泪弹、特种防暴枪等，旨在确保处置暴力犯罪中，民警有效使用武器，及时制止犯罪。
在江西，一位政法界人士介绍说，最近几个月，全省警察系统，包括机关的文职人员都在接受用枪和警械培训。
“从厅长到普通民警，全部走上训练场。”云南省公安厅发布的消息显示，该省的反恐和警务实战培训，请来了新疆公安厅教官团和香港警务实战的专家授课，往日训练的仿真刀，也换成了一米多长的砍刀。
培训旨在指导民警正确掌握使用枪支，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昆明市公安局编写的《巡逻工作实战手册》明确回答：“应立即寻找掩体或迅速卧倒，大声呼叫群众趴下，喝令犯罪分子放下武器，伺机疏散人群。如果犯罪分子不听指令，有开枪行为，果断开枪射击其要害部位。”
新安保力量加速登场。自3月份开始，以香港警察PTU（全名Police Tactical Unit）为范本的警察机动部队在各地频频亮相。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自2013年10月天安门暴恐事件后，各地接连成立了12支PTU部队，其中即有成都、哈尔滨、西安等省会城市，还包括了浙江象山、苍南等县级城市。
这些安保新生力量，大多是从原来的警察序列中择优选拔、训练组成的。他们戴着国际范的贝雷帽，装备有高科技装备。媒体报道称，上海黄浦区警方的PTU机动部队的警察装备有4G头盔，可传输回出警现场的实时画面。
北京警方5月12日正式启动了“专职化武装巡逻”，多达150辆武装巡逻车驶上街头。每辆车按照9名民警、4名辅警的标准配备，专司反恐和防暴，不再担负一般性的治安扰序、纠纷求助等任务。警方介绍说，这支带枪的队伍将长期驻守在北京街头。
总动员
因安保升级而作出调整的，不只警务部门。
昆明暴恐事件后，云南各地的水务部门随即开会，部署全面强化“水利反恐工作”，宣布要把城市水源地、水利枢纽工程、水利系统办公及职工生活区作为防范的重点。
民政系统也参与到了反恐演练中来。2014年1月，武汉市7家殡仪馆就组织了一次反恐殡仪服务演习，模拟的是最极端类型的恐怖事件——毒气袭击。
武汉市民政局信息中心主任周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武汉民政局每年都会组织殡仪馆举行不同主题的殡仪服务学习，例如消防事故应对。2013年10月北京金水桥发生暴恐袭击后，增加了他们对发生暴恐事件的担忧，“2014年的主题就定为了反恐”。
在这场由28名殡仪服务人员参与的“另类”反恐演习中，参演人员全都被要求穿戴专门的防毒防化设备，由从消防部门请来的技术人员现场教授。
在模拟的污染环境中，参演人员必须30秒内穿好防化服，20秒内对现场、“遗体”、车辆进行消毒，10秒钟内将“遗体”抬上殡仪车，离开现场。“这才能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多恐慌和危害”。
每次安保升级，“广泛发动群众”均是题中之义。昆明事件发生后，北京铁路局组织了3000名基干民兵，穿上迷彩服，到管内的各个客运站巡逻。
上海则动员了30万志愿者参与亚信峰会安保。居委会大妈是中坚力量，她们收到了一套志愿者服装，包括橘色马甲、帽子和一枚红袖章。每天两班，对小区街道反复巡逻。政府给予每人每小时10元的津贴。
广州越秀区的北京路商业街，连店铺保安都进行了反恐培训，他们被告知，当发生极端事件，情况未明之前，保安们要将店内的游客留在商场内，并拉下闸门，防止民众因混乱而涌上街。
社会团体日常的安保活动也渲染了“反恐”色彩，为此还闹出乌龙。
4月1日傍晚，杭州灵隐寺前，一个“暴徒”掏出凶器行凶，旁边穿着深色制服的保安上前阻止，并且用警哨唤来了手持盾牌、防爆叉的队员将“暴徒”制服。
此后，媒体报道称，灵隐寺成立了首支寺院“反恐防暴队”，成员45名，其中有20名法师，“法师白天念佛，晚上训练”。
“这中间有点误会。”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当天是灵隐寺每年一度的消防运动会。模拟制服“暴徒”的是该寺保安，灵隐寺多数建筑为木造结构，更在意的是消防，“我们法师只承担消防任务，也没有成立所谓反恐队伍”。
不过，由于距离昆明暴恐事件仅一个月，光泉法师对外界的误读表示理解。他说，灵隐寺每天要接待一万名游客和信众，为保障他们的安全，需要有处置突发状况的预案。“只是这么做的是保安，不是我们法师。”
常态化
5月15日，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民兵反恐应急分队正式揭牌成立，这支17名退伍军人组成的民兵队伍，成为中国首支街道反恐应急分队。
担任这支相当于乡镇一级反恐队伍教导员的杨向欢，同时也是清水河街道的副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终拍板决定成立反恐分队是2014年3月7日——离昆明暴恐事件刚刚一周。
“我们是从防暴这个角度，理解反恐的。”杨向欢说，民兵反恐应急分队以后将和城管执法一起行动，为执法人员壮胆，成为一支拿得出手的威慑力量，同时成为维稳的重要力量。
反恐分队队长黄建明有类似的理解：既要响应国家号召反恐，同时也要为日常工作服务。为此，民兵分队将24小时执勤，具有保证能在10分钟内赶到事发现场的应急能力。
这是民间对于反恐和安全形势的理解和反应。
在国家层面，2014年4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次会议，10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习近平多次提到反恐问题，强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分析说，不管是国安委的成立，还是警察具体警务机制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应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产生的，“是先有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再有国安委的成立。而不是说因为有国安委了，警察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梅建明将目前的安保升级举措，视作针对新的犯罪形势作出的战略调整，“是更全面的一种回应，而不仅仅说是安保升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不仅注意到了目前中国安保升级的态势，在他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反恐的常态化。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分析说，此前中国安保升级，往往针对的是重大活动的安保，像青奥会、奥运会，相关预案可以做到很周密，模式也已纯熟。此次中国安保升级，已经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
“（现在的形势）没有那么有规律性，要处置更多突发的暴恐事件，对警方的处置能力，要求更高。”上述警官说。
“现在这种反恐形势，对大家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大，需要时刻绷紧，谁也不能预见什么时候就有事发生。”刚刚经历了5月6日砍人事件的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教导员郑国华，每天早上都会亲自携带单警装备到广场上巡逻。原来是当完夜班休息两天，现在也无法保证了。
郑国华联想到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安保要求都是最高的，现在的要求跟当时一样高。“不同的是，奥运、亚运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长期实行非常严格的措施，我觉得很难常态化，也没必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认为，在中国法治化的过程中，很多要求需要慢慢规范，最终，公安机关需要采取一种“内紧外松”的方法来保证公共安全。
梅建明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需要一些重要单位加强常规性的安保训练、应急训练，也有待民众安全意识的提升。“大家目前看到的有些做法，不太会常态化。”http://news.ifeng.com/a/20140522/40412186_0.shtml从北上广到小县城，街面警察人数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增长着。武警、民警、特警、民兵，各种混搭。
双重提升：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实战演练，高科技元素，专职化，是质的上升。
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理想的状态是“内紧外松”。
10秒钟内，两声枪响，头戴白帽的行凶者被击倒在地。
2014年5月6日中午，驻守广州火车站的广州越秀公安分局一名朱姓民警，开出了他从警17年来实战中的第一枪。开枪民警被授予一等功。
枪响背后，已有准备。自昆明“3·1暴恐事件”后，中国安保防线骤然升级，以“反恐”为重点的安保部署正全面铺开。
“安保升级，这不是一个趋势，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说。
亦有观察者看到新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已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了常态化安保。”
到处见警
在“5·6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就亲自带队武装巡逻，重点区域是北京站、北京南站等。他叮嘱现场的民警，“枪法一定要准，要练就一枪制敌的本领。”
随后短短几天，全国十多位省市公安厅（局）长，不约而同夜巡火车站。
汇聚中国人乡愁的火车站，成为警察扼守的“要塞”。最近发生在昆明、乌鲁木齐、广州的三起暴力恐怖事件，都发生于此。
砍人事件之后的广州火车站，穿着防弹背心的武警在售票厅内对排着长队的购票者挨个检查身份证。站外的5个警务岗亭，全部要求打开警灯，“不管白天黑夜，都要让警灯闪”。
在北京南站广场，除了配冲锋枪的警察，不时还可看到三人一队穿着迷彩服的民兵穿梭。在北京西站，小刀不再允许被装入行李，站台票已停售，进站接送旅客也要实名制。
武警、民警、特警、民兵，各种混搭。全副武装的警察还出现在机场、地铁站、商业街等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城市角落。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移动警务工作站，执勤的民警说，如今不但配枪，而且实弹，以前最严的时候仍在局里吃饭，现在全搬到了车上。
正在举行亚信峰会的上海，这几天或许是全中国最紧张的城市。武警、民警组成的执勤人员5月中旬就已进驻各主要地铁站点。
从北上广到各大中城市，街面警察人数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增长着。南京警方宣布，要“让群众时时刻刻看到警察就在身边”，这座城市约有1.4万警察，每天有5000警力摆上街面。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各地警察编制有限，目前主要靠“警力下沉”的方式来解决——将大批机关警察动员到街面。
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是公安部对中国各地警察提出的新要求。这项名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行动，于3月16日向全国推开，要求实现“武装巡逻、动中备勤常态化”，以“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增强民众的安全感。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提醒要注意“洼地效应”，他分析说，如果周边地方都持枪巡逻了，哪个地方要是没跟上，“犯罪分子可能就都被赶到这来了”。
中小城市甚至县城不敢放松。在只有30万人口的贵州平坝县，当地警方于5月8日出动了上百警力，全副武装巡逻了当地的汽车站，以“保持威慑力”。
“双重提升”
曾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过的原北京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认为，目前的武装巡逻，实际是安保的双重提升：一方面是巡逻的密度增大，是量的变化；二是质的上升，巡逻带着武器，“以前拿着警棍了不起了，现在有了真枪。”
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国警察正在进行两项工作：高调举行各种演练，同时重新培训警员使用枪械。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今年3月以来，全国共有22个省份、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开展了主题为“反恐防暴”的处突演练。演练地点大都选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模拟了持刀伤人、劫持人质等情形。
极端恐怖势力，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最大假想敌。这也是此轮安保升级背景与以往的最大不同。
按照广州“5·6事件”亲历警察的说法，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的安保体系一直是以应对“反恐”为标准，“那时恐怖事件是可能发生，这次，是真的发生了。”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2013年10月的金水桥事件，到2014年的昆明事件、乌鲁木齐事件、广州站事件，恐怖袭击目标呈现扩散趋势，而每次暴恐事件之后，各地反恐演习的频率陡然提升。尤其是广州站发生砍人事件后，日均达到2起，这仅是有公开报道的数据。
北京警方于5月初的一周之内，两次高调举行反恐演练，并进行了微博直播：地上装甲车轰鸣，空中警用直升机盘旋，特种车辆在北京五环路上排出了两百多米的长队。
对警察进行基础性的枪械使用培训更为迫切。
“我们往年也有训练，但每次就十发，大家都说射完就完了。”成都市公安局一位刑警说，“我从警十四年，还是刑警，其实很少用到枪，有过两三回吧。”
2014年4月3日，根据公安部部署，全国警察开始进行武器警械使用专项训练。武器警械培训内容包括射击、警棍、催泪弹、特种防暴枪等，旨在确保处置暴力犯罪中，民警有效使用武器，及时制止犯罪。
在江西，一位政法界人士介绍说，最近几个月，全省警察系统，包括机关的文职人员都在接受用枪和警械培训。
“从厅长到普通民警，全部走上训练场。”云南省公安厅发布的消息显示，该省的反恐和警务实战培训，请来了新疆公安厅教官团和香港警务实战的专家授课，往日训练的仿真刀，也换成了一米多长的砍刀。
培训旨在指导民警正确掌握使用枪支，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昆明市公安局编写的《巡逻工作实战手册》明确回答：“应立即寻找掩体或迅速卧倒，大声呼叫群众趴下，喝令犯罪分子放下武器，伺机疏散人群。如果犯罪分子不听指令，有开枪行为，果断开枪射击其要害部位。”
新安保力量加速登场。自3月份开始，以香港警察PTU（全名Police Tactical Unit）为范本的警察机动部队在各地频频亮相。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自2013年10月天安门暴恐事件后，各地接连成立了12支PTU部队，其中即有成都、哈尔滨、西安等省会城市，还包括了浙江象山、苍南等县级城市。
这些安保新生力量，大多是从原来的警察序列中择优选拔、训练组成的。他们戴着国际范的贝雷帽，装备有高科技装备。媒体报道称，上海黄浦区警方的PTU机动部队的警察装备有4G头盔，可传输回出警现场的实时画面。
北京警方5月12日正式启动了“专职化武装巡逻”，多达150辆武装巡逻车驶上街头。每辆车按照9名民警、4名辅警的标准配备，专司反恐和防暴，不再担负一般性的治安扰序、纠纷求助等任务。警方介绍说，这支带枪的队伍将长期驻守在北京街头。
总动员
因安保升级而作出调整的，不只警务部门。
昆明暴恐事件后，云南各地的水务部门随即开会，部署全面强化“水利反恐工作”，宣布要把城市水源地、水利枢纽工程、水利系统办公及职工生活区作为防范的重点。
民政系统也参与到了反恐演练中来。2014年1月，武汉市7家殡仪馆就组织了一次反恐殡仪服务演习，模拟的是最极端类型的恐怖事件——毒气袭击。
武汉市民政局信息中心主任周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武汉民政局每年都会组织殡仪馆举行不同主题的殡仪服务学习，例如消防事故应对。2013年10月北京金水桥发生暴恐袭击后，增加了他们对发生暴恐事件的担忧，“2014年的主题就定为了反恐”。
在这场由28名殡仪服务人员参与的“另类”反恐演习中，参演人员全都被要求穿戴专门的防毒防化设备，由从消防部门请来的技术人员现场教授。
在模拟的污染环境中，参演人员必须30秒内穿好防化服，20秒内对现场、“遗体”、车辆进行消毒，10秒钟内将“遗体”抬上殡仪车，离开现场。“这才能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多恐慌和危害”。
每次安保升级，“广泛发动群众”均是题中之义。昆明事件发生后，北京铁路局组织了3000名基干民兵，穿上迷彩服，到管内的各个客运站巡逻。
上海则动员了30万志愿者参与亚信峰会安保。居委会大妈是中坚力量，她们收到了一套志愿者服装，包括橘色马甲、帽子和一枚红袖章。每天两班，对小区街道反复巡逻。政府给予每人每小时10元的津贴。
广州越秀区的北京路商业街，连店铺保安都进行了反恐培训，他们被告知，当发生极端事件，情况未明之前，保安们要将店内的游客留在商场内，并拉下闸门，防止民众因混乱而涌上街。
社会团体日常的安保活动也渲染了“反恐”色彩，为此还闹出乌龙。
4月1日傍晚，杭州灵隐寺前，一个“暴徒”掏出凶器行凶，旁边穿着深色制服的保安上前阻止，并且用警哨唤来了手持盾牌、防爆叉的队员将“暴徒”制服。
此后，媒体报道称，灵隐寺成立了首支寺院“反恐防暴队”，成员45名，其中有20名法师，“法师白天念佛，晚上训练”。
“这中间有点误会。”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当天是灵隐寺每年一度的消防运动会。模拟制服“暴徒”的是该寺保安，灵隐寺多数建筑为木造结构，更在意的是消防，“我们法师只承担消防任务，也没有成立所谓反恐队伍”。
不过，由于距离昆明暴恐事件仅一个月，光泉法师对外界的误读表示理解。他说，灵隐寺每天要接待一万名游客和信众，为保障他们的安全，需要有处置突发状况的预案。“只是这么做的是保安，不是我们法师。”
常态化
5月15日，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民兵反恐应急分队正式揭牌成立，这支17名退伍军人组成的民兵队伍，成为中国首支街道反恐应急分队。
担任这支相当于乡镇一级反恐队伍教导员的杨向欢，同时也是清水河街道的副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终拍板决定成立反恐分队是2014年3月7日——离昆明暴恐事件刚刚一周。
“我们是从防暴这个角度，理解反恐的。”杨向欢说，民兵反恐应急分队以后将和城管执法一起行动，为执法人员壮胆，成为一支拿得出手的威慑力量，同时成为维稳的重要力量。
反恐分队队长黄建明有类似的理解：既要响应国家号召反恐，同时也要为日常工作服务。为此，民兵分队将24小时执勤，具有保证能在10分钟内赶到事发现场的应急能力。
这是民间对于反恐和安全形势的理解和反应。
在国家层面，2014年4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次会议，10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习近平多次提到反恐问题，强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分析说，不管是国安委的成立，还是警察具体警务机制的改革，实际上都是应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产生的，“是先有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再有国安委的成立。而不是说因为有国安委了，警察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梅建明将目前的安保升级举措，视作针对新的犯罪形势作出的战略调整，“是更全面的一种回应，而不仅仅说是安保升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不仅注意到了目前中国安保升级的态势，在他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反恐的常态化。
江苏省公安厅一位高阶警官分析说，此前中国安保升级，往往针对的是重大活动的安保，像青奥会、奥运会，相关预案可以做到很周密，模式也已纯熟。此次中国安保升级，已经从重大活动安保走向“常态化安保”。
“（现在的形势）没有那么有规律性，要处置更多突发的暴恐事件，对警方的处置能力，要求更高。”上述警官说。
“现在这种反恐形势，对大家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大，需要时刻绷紧，谁也不能预见什么时候就有事发生。”刚刚经历了5月6日砍人事件的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教导员郑国华，每天早上都会亲自携带单警装备到广场上巡逻。原来是当完夜班休息两天，现在也无法保证了。
郑国华联想到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安保要求都是最高的，现在的要求跟当时一样高。“不同的是，奥运、亚运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长期实行非常严格的措施，我觉得很难常态化，也没必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认为，在中国法治化的过程中，很多要求需要慢慢规范，最终，公安机关需要采取一种“内紧外松”的方法来保证公共安全。
梅建明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需要一些重要单位加强常规性的安保训练、应急训练，也有待民众安全意识的提升。“大家目前看到的有些做法，不太会常态化。”http://news.ifeng.com/a/20140522/40412186_0.shtml
加强防范，确保安全。
希望这种状态能持续
对暴力恐怖分子绝不手软，坚决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