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亲历新疆和平起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0:00:51
口述 李友柱 整理 李星辰
【前记】 父亲李友柱，1920年生人，籍贯甘肃省临泽县。1947年夏被抓壮丁入伍，随国民党部队西赴新疆战场，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将军一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岁月的印记依然铭刻在85岁高龄老人的脑海中。今年春节，作为老人唯一在内地工作的孩子，我把父亲从万里迢迢的新疆辗转接到济南，留下他那珍藏于心底的、应为后人所知的历史。虽然记忆有些褪色了，但无法忘却的历史一幕幕闪烁在老人激动的目光中，一句句甚至一字字地从老人渐渐失控的口中挤出……
1920年阴历七月十八，我出生于甘肃省临泽县倪家营乡。打小没有上过一天学，到处天灾、人祸、战乱，我长了20多岁，我们那里打了20多年仗，临泽、高台等地方正好是河西走廊的要害部位，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7年阴历三月十八，我们乡南面不远的祁连山里有一个叫鸿湾寺(音)的地方赶山会，我和几个玩伴跑去看热闹。当地的保长、甲长还有保丁突然就突然出现在人群周围，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几个年轻人抓了起来，保长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抓着我们押到了乡公所，后来就要往新疆送。
在部队开始移防酒泉过程中，我曾试图逃跑，但是又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我被严刑拷打，那天吊了我一天，到下午放下来以后，我几乎奄奄一息了。因为第二天部队就要坐汽车往新疆走了，其它人都在忙着拾掇行装，而我却躺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了，连长看到后，拿着马鞭过来，朝我头上、身上到处抽打，打得我浑身青肿，脸上、胳膊和背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第二天硬是把我抬上了车，开始往新疆运。
部队到了酒泉，全连集合到戈壁滩，连长决定要活埋我、枪毙我，埋人坑都挖好了，他就是要杀一儆百，做给其他抓来的人看。七八月的戈壁滩上像是下了火一样，地上冒着青烟，烤得万物死气沉沉。在连长枪口的威逼下，我径直朝远处走去，走向那个埋人坑。这时，我的班长从后面撵上来，扑到我的身上，把我搂抱住。班长对着连长喊道：“要枪毙他，连我一起枪毙掉，我也不到新疆。”班长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们临泽、高台一起来的好多新兵都涌上来，簇拥在一起，哭声一片，要求同生死。班长啊，还有其他难兄弟把我保护住了，保了我的性命。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新疆解放后我一直想找到他，但是再也没能找到。
1949年初左右，我们驻守在新疆景化，即现在的呼图壁县。1949年夏秋的时候，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特别是8、9月间兰州、西宁相继解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策划和平起义活动。我们连有时开会，下面的战士经常有人议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部队怎么怎么好，连长和指导员听到后，眼睛一翻，但又不过多地追问，装着没听见，意思是共产党部队的到来和胜利即将成为现实。
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就是著名的“九·二五”起义，从此，新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起义之后没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78师骑兵团全副武装，从驻地呼图壁县骑马前往绥来，也就是今天的玛纳斯县，参加全师的起义动员大会。那天，陶峙岳将军亲自从迪化赶来发表讲话，当时大操场上集合了数千仍然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陶峙岳在主席台上讲到，我们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是起义部队。台下就有个别军官大声问道：“我们的番号叫什么？”陶峙岳就说：“我们的番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虽然部队宣布了起义，但是，王震率领的解放军进疆部队还没有赶到，我们的部队还没有被解放军真正接管，所以当时部队仍然比较混乱，危机四伏。陶将军讲话的时候，台下个别依然顽固不化的国民党的追随者，一些营长、团长的，手里拿着枪，咬牙切齿的，眼睛恶毒地瞪着台上，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当兵的听了陶司令的讲话后，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因为战乱和动荡不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和平终于来临了。
1949年年底的时候，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规定，整体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陶峙岳被任命为司令员，王震兼任政委，我所在的原国民党整编第78师改编为22兵团9军26师，仍然驻守在玛纳斯县。
那时候，连队里每天白天晚上都开会，什么诉苦会、思想教育会，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改造思想。“三反五反”的时候，一些原国民党的顽固军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集中起来，在石河子南边的红山农场接受学习教育和思想改造。由于受当时时局的影响，连地方一些老百姓都在思想觉悟上提高了，积极主动给部队和国家捐款捐物。当时新疆一个做大生意的维族人，他的羊、牛、马多得很，一沟一沟的，根本没法数。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他曾捐给新疆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一人一双皮鞋，一人一双胶鞋，还有很多钱财都交公了，这样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爱党爱国的进步人士。
1950年初，为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指示，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除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藏、清剿土匪、维持治安外，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建设战线之外。要求全疆部队到农业生产上去，大力兴修水利，以造福于人民。
3月份的时候，我们师开始进入呼图壁、玛纳斯等垦荒地区。当时，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冰封雪盖，既无防寒设备，又无民房可借，我们这些生产大军只有风餐露宿，搭苇棚、挖地窝子居住。为了不误农时，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筑石挖渠，割柳条，编抬把，制木犁，开荒播种，开始了大生产运动。现在座落于石河子市中心广场的“军垦第一犁”的雕塑，就是当年我们这些老兵在石河子垦区开荒的真实写照和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祖国边防，中央决定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大部集体转业，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55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驻疆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集体转业，按参军时期划分，我是解放前当兵的，转业后发了6个月津贴，作为转业安家补助。我们虽然转业了，但是建设兵团的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兵团人仍然是半个军人，担负着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
来源：《济南日报》口述 李友柱 整理 李星辰
【前记】 父亲李友柱，1920年生人，籍贯甘肃省临泽县。1947年夏被抓壮丁入伍，随国民党部队西赴新疆战场，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将军一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岁月的印记依然铭刻在85岁高龄老人的脑海中。今年春节，作为老人唯一在内地工作的孩子，我把父亲从万里迢迢的新疆辗转接到济南，留下他那珍藏于心底的、应为后人所知的历史。虽然记忆有些褪色了，但无法忘却的历史一幕幕闪烁在老人激动的目光中，一句句甚至一字字地从老人渐渐失控的口中挤出……
1920年阴历七月十八，我出生于甘肃省临泽县倪家营乡。打小没有上过一天学，到处天灾、人祸、战乱，我长了20多岁，我们那里打了20多年仗，临泽、高台等地方正好是河西走廊的要害部位，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7年阴历三月十八，我们乡南面不远的祁连山里有一个叫鸿湾寺(音)的地方赶山会，我和几个玩伴跑去看热闹。当地的保长、甲长还有保丁突然就突然出现在人群周围，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几个年轻人抓了起来，保长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抓着我们押到了乡公所，后来就要往新疆送。
在部队开始移防酒泉过程中，我曾试图逃跑，但是又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我被严刑拷打，那天吊了我一天，到下午放下来以后，我几乎奄奄一息了。因为第二天部队就要坐汽车往新疆走了，其它人都在忙着拾掇行装，而我却躺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了，连长看到后，拿着马鞭过来，朝我头上、身上到处抽打，打得我浑身青肿，脸上、胳膊和背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第二天硬是把我抬上了车，开始往新疆运。
部队到了酒泉，全连集合到戈壁滩，连长决定要活埋我、枪毙我，埋人坑都挖好了，他就是要杀一儆百，做给其他抓来的人看。七八月的戈壁滩上像是下了火一样，地上冒着青烟，烤得万物死气沉沉。在连长枪口的威逼下，我径直朝远处走去，走向那个埋人坑。这时，我的班长从后面撵上来，扑到我的身上，把我搂抱住。班长对着连长喊道：“要枪毙他，连我一起枪毙掉，我也不到新疆。”班长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们临泽、高台一起来的好多新兵都涌上来，簇拥在一起，哭声一片，要求同生死。班长啊，还有其他难兄弟把我保护住了，保了我的性命。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新疆解放后我一直想找到他，但是再也没能找到。
1949年初左右，我们驻守在新疆景化，即现在的呼图壁县。1949年夏秋的时候，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特别是8、9月间兰州、西宁相继解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策划和平起义活动。我们连有时开会，下面的战士经常有人议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部队怎么怎么好，连长和指导员听到后，眼睛一翻，但又不过多地追问，装着没听见，意思是共产党部队的到来和胜利即将成为现实。
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就是著名的“九·二五”起义，从此，新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起义之后没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78师骑兵团全副武装，从驻地呼图壁县骑马前往绥来，也就是今天的玛纳斯县，参加全师的起义动员大会。那天，陶峙岳将军亲自从迪化赶来发表讲话，当时大操场上集合了数千仍然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陶峙岳在主席台上讲到，我们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是起义部队。台下就有个别军官大声问道：“我们的番号叫什么？”陶峙岳就说：“我们的番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虽然部队宣布了起义，但是，王震率领的解放军进疆部队还没有赶到，我们的部队还没有被解放军真正接管，所以当时部队仍然比较混乱，危机四伏。陶将军讲话的时候，台下个别依然顽固不化的国民党的追随者，一些营长、团长的，手里拿着枪，咬牙切齿的，眼睛恶毒地瞪着台上，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当兵的听了陶司令的讲话后，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因为战乱和动荡不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和平终于来临了。
1949年年底的时候，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规定，整体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陶峙岳被任命为司令员，王震兼任政委，我所在的原国民党整编第78师改编为22兵团9军26师，仍然驻守在玛纳斯县。
那时候，连队里每天白天晚上都开会，什么诉苦会、思想教育会，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改造思想。“三反五反”的时候，一些原国民党的顽固军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集中起来，在石河子南边的红山农场接受学习教育和思想改造。由于受当时时局的影响，连地方一些老百姓都在思想觉悟上提高了，积极主动给部队和国家捐款捐物。当时新疆一个做大生意的维族人，他的羊、牛、马多得很，一沟一沟的，根本没法数。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他曾捐给新疆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一人一双皮鞋，一人一双胶鞋，还有很多钱财都交公了，这样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爱党爱国的进步人士。
1950年初，为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指示，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除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藏、清剿土匪、维持治安外，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建设战线之外。要求全疆部队到农业生产上去，大力兴修水利，以造福于人民。
3月份的时候，我们师开始进入呼图壁、玛纳斯等垦荒地区。当时，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冰封雪盖，既无防寒设备，又无民房可借，我们这些生产大军只有风餐露宿，搭苇棚、挖地窝子居住。为了不误农时，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筑石挖渠，割柳条，编抬把，制木犁，开荒播种，开始了大生产运动。现在座落于石河子市中心广场的“军垦第一犁”的雕塑，就是当年我们这些老兵在石河子垦区开荒的真实写照和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祖国边防，中央决定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大部集体转业，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55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驻疆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集体转业，按参军时期划分，我是解放前当兵的，转业后发了6个月津贴，作为转业安家补助。我们虽然转业了，但是建设兵团的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兵团人仍然是半个军人，担负着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
来源：《济南日报》
【前记】 父亲李友柱，1920年生人，籍贯甘肃省临泽县。1947年夏被抓壮丁入伍，随国民党部队西赴新疆战场，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将军一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岁月的印记依然铭刻在85岁高龄老人的脑海中。今年春节，作为老人唯一在内地工作的孩子，我把父亲从万里迢迢的新疆辗转接到济南，留下他那珍藏于心底的、应为后人所知的历史。虽然记忆有些褪色了，但无法忘却的历史一幕幕闪烁在老人激动的目光中，一句句甚至一字字地从老人渐渐失控的口中挤出……
1920年阴历七月十八，我出生于甘肃省临泽县倪家营乡。打小没有上过一天学，到处天灾、人祸、战乱，我长了20多岁，我们那里打了20多年仗，临泽、高台等地方正好是河西走廊的要害部位，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7年阴历三月十八，我们乡南面不远的祁连山里有一个叫鸿湾寺(音)的地方赶山会，我和几个玩伴跑去看热闹。当地的保长、甲长还有保丁突然就突然出现在人群周围，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几个年轻人抓了起来，保长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抓着我们押到了乡公所，后来就要往新疆送。
在部队开始移防酒泉过程中，我曾试图逃跑，但是又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我被严刑拷打，那天吊了我一天，到下午放下来以后，我几乎奄奄一息了。因为第二天部队就要坐汽车往新疆走了，其它人都在忙着拾掇行装，而我却躺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了，连长看到后，拿着马鞭过来，朝我头上、身上到处抽打，打得我浑身青肿，脸上、胳膊和背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第二天硬是把我抬上了车，开始往新疆运。
部队到了酒泉，全连集合到戈壁滩，连长决定要活埋我、枪毙我，埋人坑都挖好了，他就是要杀一儆百，做给其他抓来的人看。七八月的戈壁滩上像是下了火一样，地上冒着青烟，烤得万物死气沉沉。在连长枪口的威逼下，我径直朝远处走去，走向那个埋人坑。这时，我的班长从后面撵上来，扑到我的身上，把我搂抱住。班长对着连长喊道：“要枪毙他，连我一起枪毙掉，我也不到新疆。”班长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们临泽、高台一起来的好多新兵都涌上来，簇拥在一起，哭声一片，要求同生死。班长啊，还有其他难兄弟把我保护住了，保了我的性命。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新疆解放后我一直想找到他，但是再也没能找到。
1949年初左右，我们驻守在新疆景化，即现在的呼图壁县。1949年夏秋的时候，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特别是8、9月间兰州、西宁相继解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策划和平起义活动。我们连有时开会，下面的战士经常有人议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部队怎么怎么好，连长和指导员听到后，眼睛一翻，但又不过多地追问，装着没听见，意思是共产党部队的到来和胜利即将成为现实。
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就是著名的“九·二五”起义，从此，新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起义之后没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78师骑兵团全副武装，从驻地呼图壁县骑马前往绥来，也就是今天的玛纳斯县，参加全师的起义动员大会。那天，陶峙岳将军亲自从迪化赶来发表讲话，当时大操场上集合了数千仍然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陶峙岳在主席台上讲到，我们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是起义部队。台下就有个别军官大声问道：“我们的番号叫什么？”陶峙岳就说：“我们的番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虽然部队宣布了起义，但是，王震率领的解放军进疆部队还没有赶到，我们的部队还没有被解放军真正接管，所以当时部队仍然比较混乱，危机四伏。陶将军讲话的时候，台下个别依然顽固不化的国民党的追随者，一些营长、团长的，手里拿着枪，咬牙切齿的，眼睛恶毒地瞪着台上，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当兵的听了陶司令的讲话后，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因为战乱和动荡不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和平终于来临了。
1949年年底的时候，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规定，整体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陶峙岳被任命为司令员，王震兼任政委，我所在的原国民党整编第78师改编为22兵团9军26师，仍然驻守在玛纳斯县。
那时候，连队里每天白天晚上都开会，什么诉苦会、思想教育会，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改造思想。“三反五反”的时候，一些原国民党的顽固军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集中起来，在石河子南边的红山农场接受学习教育和思想改造。由于受当时时局的影响，连地方一些老百姓都在思想觉悟上提高了，积极主动给部队和国家捐款捐物。当时新疆一个做大生意的维族人，他的羊、牛、马多得很，一沟一沟的，根本没法数。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他曾捐给新疆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一人一双皮鞋，一人一双胶鞋，还有很多钱财都交公了，这样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爱党爱国的进步人士。
1950年初，为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指示，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除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藏、清剿土匪、维持治安外，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建设战线之外。要求全疆部队到农业生产上去，大力兴修水利，以造福于人民。
3月份的时候，我们师开始进入呼图壁、玛纳斯等垦荒地区。当时，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冰封雪盖，既无防寒设备，又无民房可借，我们这些生产大军只有风餐露宿，搭苇棚、挖地窝子居住。为了不误农时，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筑石挖渠，割柳条，编抬把，制木犁，开荒播种，开始了大生产运动。现在座落于石河子市中心广场的“军垦第一犁”的雕塑，就是当年我们这些老兵在石河子垦区开荒的真实写照和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祖国边防，中央决定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大部集体转业，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55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驻疆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集体转业，按参军时期划分，我是解放前当兵的，转业后发了6个月津贴，作为转业安家补助。我们虽然转业了，但是建设兵团的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兵团人仍然是半个军人，担负着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
来源：《济南日报》口述 李友柱 整理 李星辰
【前记】 父亲李友柱，1920年生人，籍贯甘肃省临泽县。1947年夏被抓壮丁入伍，随国民党部队西赴新疆战场，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将军一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岁月的印记依然铭刻在85岁高龄老人的脑海中。今年春节，作为老人唯一在内地工作的孩子，我把父亲从万里迢迢的新疆辗转接到济南，留下他那珍藏于心底的、应为后人所知的历史。虽然记忆有些褪色了，但无法忘却的历史一幕幕闪烁在老人激动的目光中，一句句甚至一字字地从老人渐渐失控的口中挤出……
1920年阴历七月十八，我出生于甘肃省临泽县倪家营乡。打小没有上过一天学，到处天灾、人祸、战乱，我长了20多岁，我们那里打了20多年仗，临泽、高台等地方正好是河西走廊的要害部位，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1947年阴历三月十八，我们乡南面不远的祁连山里有一个叫鸿湾寺(音)的地方赶山会，我和几个玩伴跑去看热闹。当地的保长、甲长还有保丁突然就突然出现在人群周围，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几个年轻人抓了起来，保长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抓着我们押到了乡公所，后来就要往新疆送。
在部队开始移防酒泉过程中，我曾试图逃跑，但是又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我被严刑拷打，那天吊了我一天，到下午放下来以后，我几乎奄奄一息了。因为第二天部队就要坐汽车往新疆走了，其它人都在忙着拾掇行装，而我却躺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了，连长看到后，拿着马鞭过来，朝我头上、身上到处抽打，打得我浑身青肿，脸上、胳膊和背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第二天硬是把我抬上了车，开始往新疆运。
部队到了酒泉，全连集合到戈壁滩，连长决定要活埋我、枪毙我，埋人坑都挖好了，他就是要杀一儆百，做给其他抓来的人看。七八月的戈壁滩上像是下了火一样，地上冒着青烟，烤得万物死气沉沉。在连长枪口的威逼下，我径直朝远处走去，走向那个埋人坑。这时，我的班长从后面撵上来，扑到我的身上，把我搂抱住。班长对着连长喊道：“要枪毙他，连我一起枪毙掉，我也不到新疆。”班长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们临泽、高台一起来的好多新兵都涌上来，簇拥在一起，哭声一片，要求同生死。班长啊，还有其他难兄弟把我保护住了，保了我的性命。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新疆解放后我一直想找到他，但是再也没能找到。
1949年初左右，我们驻守在新疆景化，即现在的呼图壁县。1949年夏秋的时候，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特别是8、9月间兰州、西宁相继解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策划和平起义活动。我们连有时开会，下面的战士经常有人议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部队怎么怎么好，连长和指导员听到后，眼睛一翻，但又不过多地追问，装着没听见，意思是共产党部队的到来和胜利即将成为现实。
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这就是著名的“九·二五”起义，从此，新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起义之后没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78师骑兵团全副武装，从驻地呼图壁县骑马前往绥来，也就是今天的玛纳斯县，参加全师的起义动员大会。那天，陶峙岳将军亲自从迪化赶来发表讲话，当时大操场上集合了数千仍然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陶峙岳在主席台上讲到，我们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是起义部队。台下就有个别军官大声问道：“我们的番号叫什么？”陶峙岳就说：“我们的番号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虽然部队宣布了起义，但是，王震率领的解放军进疆部队还没有赶到，我们的部队还没有被解放军真正接管，所以当时部队仍然比较混乱，危机四伏。陶将军讲话的时候，台下个别依然顽固不化的国民党的追随者，一些营长、团长的，手里拿着枪，咬牙切齿的，眼睛恶毒地瞪着台上，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当兵的听了陶司令的讲话后，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因为战乱和动荡不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和平终于来临了。
1949年年底的时候，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规定，整体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陶峙岳被任命为司令员，王震兼任政委，我所在的原国民党整编第78师改编为22兵团9军26师，仍然驻守在玛纳斯县。
那时候，连队里每天白天晚上都开会，什么诉苦会、思想教育会，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改造思想。“三反五反”的时候，一些原国民党的顽固军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集中起来，在石河子南边的红山农场接受学习教育和思想改造。由于受当时时局的影响，连地方一些老百姓都在思想觉悟上提高了，积极主动给部队和国家捐款捐物。当时新疆一个做大生意的维族人，他的羊、牛、马多得很，一沟一沟的，根本没法数。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他曾捐给新疆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一人一双皮鞋，一人一双胶鞋，还有很多钱财都交公了，这样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爱党爱国的进步人士。
1950年初，为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指示，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除部分兵力担任国防、进藏、清剿土匪、维持治安外，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建设战线之外。要求全疆部队到农业生产上去，大力兴修水利，以造福于人民。
3月份的时候，我们师开始进入呼图壁、玛纳斯等垦荒地区。当时，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冰封雪盖，既无防寒设备，又无民房可借，我们这些生产大军只有风餐露宿，搭苇棚、挖地窝子居住。为了不误农时，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筑石挖渠，割柳条，编抬把，制木犁，开荒播种，开始了大生产运动。现在座落于石河子市中心广场的“军垦第一犁”的雕塑，就是当年我们这些老兵在石河子垦区开荒的真实写照和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祖国边防，中央决定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大部集体转业，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55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驻疆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集体转业，按参军时期划分，我是解放前当兵的，转业后发了6个月津贴，作为转业安家补助。我们虽然转业了，但是建设兵团的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兵团人仍然是半个军人，担负着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
来源：《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