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攻”中国：对华宣传自始至终透着虚假

http://news.ifeng.com/a/20140510/40237890_0.shtml

（原标题：日本是怎样“文攻”中国的）

2014，又是一个甲午年。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老冤家”，再度进入一个敏感的时空“交汇点”。

一段时期以来，以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倾政府，频频在国际舞台上跨越舆论“雷区”，多次做出伤害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感情的丑事，“夺岛”“拜鬼”、修改宪法、解禁自卫队……中国政府和人民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舆论反击、反制，赢得了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同、共鸣和呼应。正如一家外媒评价的那样，中日“点燃了世界各地报纸评论版的口舌之战”。

中日舆论战的本质是正邪之战，涉及国际秩序、国际正义、国际责任的话语权之争。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间舆论倾轧的“硝烟”，探寻唇枪舌剑的“弹道”，有助于剥下日本军国主义的画皮，树立起正义必胜的信心。

剖析日本“文攻”中国的丑恶嘴脸



日本是个劣根性极强的民族，在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笔下的《菊与刀》中，以“菊”和“刀”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既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内政外交的情感纠葛根源，又为日本政府操控的舆论恶行找到了另一种注脚。

分析日本的舆论宣传，既要看到它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还要联想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对华侵略的阴影。在此，不妨从对国内民众引导、对华宣传和对国际社会宣示三个层面来认识。
对内引导：直盯目标，美化侵略历史和右倾势力。

篡改历史，愚弄民众。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曾给日本带来文明，也激起过日本罪恶的侵略扩张欲望。中日之间交往千百年不绝，但时至今日，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且“模糊”，这“得益”于日本历届政府对民众的宣传愚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误导日本民众认为发动的是一场驱逐满清“蛮夷”的正义之战；侵华战争在日本被政府“包装”成为民族生存所进行的“圣战”，将“侵略”称为“进出”；将掠夺财富的无耻强盗行径“美化”为帮助中国走出荒蛮、走向文明的“大义之举”；日本只字不提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的恶行，却捏造事实竭力表现“皇军”的“亲善”……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困扰日本和邻国关系的症结之一。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扶桑社出版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后，引发中韩两国政府及民间的抗议，但教科书最终还是进入了部分学校的课堂。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要求中国“修改反日色彩浓厚的历史教科书”，贼喊捉贼，滑天下之大稽。

日本人不了解中国，但在日本媒体报道国际新闻时，关于中国的新闻数量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年来，但凡中国国内发生任何问题或者事故，日媒无不以煽情和夸张的方式大肆渲染，负面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如“在日华人犯罪”“中国游客大声谈笑、不讲究卫生”，等等。日本民众长期处在媒体意识形态和框架选择报道的笼罩中，对中国抱有理所当然的敌意、排斥和偏见。当民间出现排华情绪时，日本媒体也很少从较高层次做出有助中日相互理解的报道。2003年，亚洲杯足球赛在中国举行，日本媒体十多天集中“报道”中国国民素质如何低、不适合办奥运会，不断抨击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时隔不久的“9·18”事变纪念日，中国多个城市拉响汽笛，以此警示国人勿忘国耻，日本国内却只有1家报纸发布了1则小消息。

唤醒沉睡武士文化。日本封建“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1878年发布的《军人训戒》要求军人效忠天皇，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和礼仪，“武士道”由此成为日本军人的伦理规范。日本在随后发动的所谓“圣战”中，夸大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实行精神“总动员”，提出国民皆兵，可悲的是，最终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二战后，“和平主义国家”“非武装中立”思想在日本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发表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专守防御”的战略方针。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提高，其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增长，否认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抬头，主张修改宪法、增加军费、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右倾化言论不绝于耳。

2013年末，安倍晋三在再次执政1周年之际“拜鬼”的真实目的，即是为唤醒日本已经沉睡的“武士文化”和“武士道”精神，此举让日本右倾势力再度癫狂。2013年12月17日，日本安倍内阁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勾勒出日本未来将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的战略、政策和行动，再次暴露了安倍及其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打破战后形成的和平宪法和国际秩序，恢复“往日辉煌”。

直接干预，压制内媒。日本中央政府在对外发布消息时，通常会分别对“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和其他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内)召开两场新闻发布会。借此让前者得以优先获得特地透露的“重要信息”，实质上是为特定的媒体垄断信息来源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外界看来，日本媒体较为独立，不同媒体的立场、观点迥异，媒体立场呈现多元化特征。如日本广播协会(NHK)一直是日本最受信赖的新闻机构之一，该机构的评论基调对于日本的民主质量而言至关重要。但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素有干涉媒体的历史，安倍的右倾表现让日本的右倾声音浮出水面：NHK会长、运营委员近日就频频发出关于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右翼势力的错误信号。

“沉默的会长+干涉媒体的首相=糟糕的组合”，NHK转向的危险信号就是：“评论自治”成为空谈。日本媒体也逐渐被分裂成两个舆论场。一边是以NHK会长为代表的“挺安倍”舆论场，还包括《产经新闻》等立场偏右的媒体；另一边则是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倒安倍”舆论场，在为安倍政府“暴走”制衡。
对华宣传：欺世盗名，掩盖罪行。

日本在直接对华宣传，或通过国际社会对华构成影响时，自始至终透着虚假。“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菊与刀》)

粉饰包装，假扮和平。2014年初，安倍乘着拜鬼的“东风”，踏上“非洲之旅”，用“积极和平主义”精心包装“军国主义”。香港《大公报》评论称，相对于安倍“线性”地球仪外交，中国大使“舆论战”在全球打响，并戳穿安倍的诡辩和伎俩，令其无从遁形，也让世界认清日本右翼分子的险恶用心。

早在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就秘密聘请熟悉西方媒体运作方式的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在他的精心策划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潮流。

日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甲午战争爆发，两国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可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是给世界看的，认为“中国侵犯朝鲜”，这一言论蒙骗和左右了当时的世界舆论。战争中，日军共制作了3000面木刻板，也起到了巨大的宣传助力作用。

欺世盗名，遮盖罪行。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中实施“文坛总动员”，大批“从军作家”开赴中国前线，以笔为枪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摇旗呐喊，成为“思想战”和“思想宣传战”的生力军，被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称之为“笔部队”。“七七事变”后，日本在《论支那人》等文中提出“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的口号，表明日本将文化侵略与武力侵略相提并论。时至今日，对于“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细菌战、文化侵略、经济掠夺等侵华罪行，日本政府和右翼媒体历来是能躲就躲、能赖就赖。诸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歌颂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等作品则成为了日本的畅销书、热门剧。

从对待战争罪名，到今天的外交事务，都被日本媒体使绊子“搅浑”。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就历史问题提醒日方正视一事，竟被很多日媒说成中国对日本怀有嫉妒，并进而得出对华“道歉无用”的歪论。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时的善意表态，被媒体渲染成中方的低姿态是因为迫切需要日本的援助(即ODA)。有社论甚至公然要求中国不再对历史问题提出异议。安倍在联大的演讲中多次强调女性人权问题，但对慰安妇问题却避而不谈。



小步快进，假意鞠躬。今年2月，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发声认为，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并没有错。籾井还宣称，NHK在中日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等争议问题上支持政府的政策。这些言论在东亚招致猛烈抨击，也在日本议会引起强烈质疑。尽管籾井迅速收回了有关慰安妇的言论，但他在道歉的同时表示，他并不是为言论的内容道歉，而只是为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番言论而道歉“鞠躬”。

安倍一直表示，他有兴趣通过对话来缓解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他的参拜行动却显示他做的是另外一套。他不但放弃了与邻国和解的想法，反而利用地区紧张局势为日本右翼势力“护航”，不仅强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还竭力放宽对日本自卫队的限制。

“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是日本等级观念的内核，鞠躬是日本重要的日常礼节，但并不代表着内心的服从。可见，日本是个“个人道歉成瘾、国家从不道歉”的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环境的道路上，日本舆论往往采取“进两步、退一步”“以退为进”的招术挑战邻国“底线”，耍嘴皮子、摆样子，就是不迈步子。
日本早就意识到舆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争夺国际舆论这个“兵家津要”。当面临涉及主权等敏感事件或历史遗留问题时，日本往往利用话语体系跟西方更靠近的便利，装扮无辜，将自己描绘成同威胁世界和平的霸权主义作斗争，将争端的责任推向中方。多次指责中方无理取闹、故意挑起争端破坏两国关系，博取西方主流舆论的同情，其积极运作往往对西方国家领导人及其民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

嫁祸于人，欲解危机。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后，日本经过50余家国内媒体舆论轮番炒作、误导民众后，于2012年策划“购岛”闹剧，安排记者森安健接受英国媒体《金融时报》采访，诬陷这一轮中日关系紧张是因中国人而起，撞船事件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其实意在“缓和事态”，否则钓鱼岛可能被极度右翼分子买去，“可惜中国政府不理解”。这种谎话连篇的低级伎俩，实在是可笑至极!

2013年，安倍启动“地球仪”外交，如法炮制舆论，但国际社会已逐步看清其真实嘴脸，安倍的外交行动屡屡受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公关危机由来已久。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就成功化解“袭击高升号”和“旅顺大屠杀”两大危机事件。攻占威海后，日本还在英国国际法专家面前演“样板戏”，救治中国战俘并在随军记者的见证下释放他们；礼送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此在国际上树立“文明国家”的牌坊。

抢先占位，显示存在。在对外争端中，日本信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弱者往往会得到同情”，抢先占位、先入为主，显示“不公”。在对外事务中，自卫队数度欲破樊笼，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显示存在。

为了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激活军国主义，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制造各种事端，特别是利用钓鱼岛及东海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2013年10月23日，日本外务省在其官网上发布的所谓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归属日本的视频，关于钓鱼岛的视频为1分28秒，关于竹岛的视频为1分26秒，声音和字幕为日语。外务省报道官表示，“此举旨在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日本领土问题”，但招致中韩两国的强烈抗议。

201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当天，日本政府刻意安排东盟10国领导人会面，并集体签订了“经济发展协议”，但日本媒体并不宣传此次会议的经济议题，而是大肆炒作所谓的“日本与东盟国家高度关切海洋安全问题”，以此误导世界相信是中国单方挑起了海洋争端、威胁东亚安全。随后，安倍竟然就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表示“将与有关国家合作，要求中国撤销可能妨碍飞行自由的一切措施”。

恶人告状，拉拢辩护。在诱导国际舆论时，日本往往会将自己装扮为争端的“受害人”，将中国包装成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一方。冷战之后，“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日本积极配合经济威胁、军事威胁、粮食威胁、网络威胁、模式威胁等论调，帮助不少国家戴上“有色眼镜”，引发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但凡中日间发生争执，日本都会通过舆论、外交等途径，在国际上展开积极的游说造势。



2013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进而成为东北亚地区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并打算借此加强进入远洋的能力。日美等国家正在警惕东北亚军事平衡的变化。”

针对中国反日游行示威，日本媒体片面报道中国个别城市出现的民众过激行为，却选择性忽略掉更多城市里民众秩序井然游行的事实，给日本民众造成“日本人在中国受到侮辱”的错觉。

总之，日本出现以上“病态舆论”的根源，有部分政客的“高热不退”病根，还有不甘居岛国的扩张“刚需”，有东盟的间接支持、美国的双重标准影响，还有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声音“缺席”的因素。如今的中国，宣传心态更加平和、自信、务实，宣传手段更加科学、先进、立体，宣传策略“软”“硬”结合，必将在今后中日间的“舆论战”中稳占先机。
中国舆论展开全面反击

“天朝上国”大清帝国曾在甲午战争中吃了“哑巴亏”，并导致“第二战场”——道义上的失败，可谓既输“枪杆子”又输“笔杆子”。当时的日本外交官都精通所在国语言，能撰写文章在当地报刊发表。而清朝派驻的“大辨子”外交官们则绝大多数不会外文，与所在国政府、民众存在沟通障碍。跟随日军的西方媒体记者多达百余名，随军记者选择性传播到世界各国的消息，对当时的清政府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屈辱历史不堪回首，那些输在“嘴皮子”上的岁月在当今的中国早已不复存在。在新一轮的中日舆论战中，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凝聚智慧力量，主动出击，全面开花，推动对日舆论斗争逐步向纵深发展。

2012年日本政府导演“购岛”闹剧后，我国加强了钓鱼岛主权宣示和宣传，国务院新闻办出版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国家海洋局出版了《钓鱼岛——中国的固有领土》宣传册，并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印刷；国家领导人及我国驻外机构也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向国际社会介绍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经纬，以正视听；多位大使在派驻国主流媒体上刊发文章，详尽阐述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议主权的依据，使当地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军方也有针对性地制作了以保护钓鱼岛主权为背景的《神圣使命》网络游戏。中国各种宣传力量“断然出手”，以正义之声回击日本右倾势力的邪恶之音，赢得了主动权。此外，近期几场舆论战役也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积极的“加分”影响。

一是“四个战场”全面打响反击战。在日本进行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之后，中国的公共外交较好地配合了维权行动。自2013年年底安倍“拜鬼”以来，中国的外交系统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凌厉攻势，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开辟了四大战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40多位驻外使节在所驻国当地知名刊物上发表署名文章，谴责安倍无耻行径。美国《侨报》刊发文章称，“以这样的频率和阵势，在国际媒体上抢占舆论制高点，在中国外交史上都非常罕见，中国驻外大使们成为这场舆论战的主力军”。



二是相关“纪念话题”再掀对日舆论斗争高潮。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两个决定，彰显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维护国际秩序与和平的坚强决心。同时，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纪念，也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有力举措。我国媒体一致认为，安倍自第二次建立日本自民党联合政权后，大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历史事实，使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斗争越来越尖锐。设立这两个纪念日，让中国在与日本右翼势力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占据了道德和法理制高点，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主要媒体的系列栏目和文章引起广泛共鸣。我国媒体集中火力攻击其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充分占据国际舆论阵地。《人民日报》年初开辟“日本历史问题聚焦”专栏，批判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引发普遍关注。今年北京“两会”上，甲午战争成为军队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参考消息》连续刊载的“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也引起国人强烈共鸣。（王洪续 来源：国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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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日本是怎样“文攻”中国的）

2014，又是一个甲午年。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老冤家”，再度进入一个敏感的时空“交汇点”。

一段时期以来，以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倾政府，频频在国际舞台上跨越舆论“雷区”，多次做出伤害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感情的丑事，“夺岛”“拜鬼”、修改宪法、解禁自卫队……中国政府和人民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舆论反击、反制，赢得了世界越来越多的认同、共鸣和呼应。正如一家外媒评价的那样，中日“点燃了世界各地报纸评论版的口舌之战”。

中日舆论战的本质是正邪之战，涉及国际秩序、国际正义、国际责任的话语权之争。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间舆论倾轧的“硝烟”，探寻唇枪舌剑的“弹道”，有助于剥下日本军国主义的画皮，树立起正义必胜的信心。

剖析日本“文攻”中国的丑恶嘴脸



日本是个劣根性极强的民族，在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笔下的《菊与刀》中，以“菊”和“刀”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既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内政外交的情感纠葛根源，又为日本政府操控的舆论恶行找到了另一种注脚。

分析日本的舆论宣传，既要看到它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还要联想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对华侵略的阴影。在此，不妨从对国内民众引导、对华宣传和对国际社会宣示三个层面来认识。
对内引导：直盯目标，美化侵略历史和右倾势力。

篡改历史，愚弄民众。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曾给日本带来文明，也激起过日本罪恶的侵略扩张欲望。中日之间交往千百年不绝，但时至今日，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且“模糊”，这“得益”于日本历届政府对民众的宣传愚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误导日本民众认为发动的是一场驱逐满清“蛮夷”的正义之战；侵华战争在日本被政府“包装”成为民族生存所进行的“圣战”，将“侵略”称为“进出”；将掠夺财富的无耻强盗行径“美化”为帮助中国走出荒蛮、走向文明的“大义之举”；日本只字不提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的恶行，却捏造事实竭力表现“皇军”的“亲善”……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困扰日本和邻国关系的症结之一。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扶桑社出版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后，引发中韩两国政府及民间的抗议，但教科书最终还是进入了部分学校的课堂。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要求中国“修改反日色彩浓厚的历史教科书”，贼喊捉贼，滑天下之大稽。

日本人不了解中国，但在日本媒体报道国际新闻时，关于中国的新闻数量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年来，但凡中国国内发生任何问题或者事故，日媒无不以煽情和夸张的方式大肆渲染，负面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如“在日华人犯罪”“中国游客大声谈笑、不讲究卫生”，等等。日本民众长期处在媒体意识形态和框架选择报道的笼罩中，对中国抱有理所当然的敌意、排斥和偏见。当民间出现排华情绪时，日本媒体也很少从较高层次做出有助中日相互理解的报道。2003年，亚洲杯足球赛在中国举行，日本媒体十多天集中“报道”中国国民素质如何低、不适合办奥运会，不断抨击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时隔不久的“9·18”事变纪念日，中国多个城市拉响汽笛，以此警示国人勿忘国耻，日本国内却只有1家报纸发布了1则小消息。

唤醒沉睡武士文化。日本封建“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1878年发布的《军人训戒》要求军人效忠天皇，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和礼仪，“武士道”由此成为日本军人的伦理规范。日本在随后发动的所谓“圣战”中，夸大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实行精神“总动员”，提出国民皆兵，可悲的是，最终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二战后，“和平主义国家”“非武装中立”思想在日本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发表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专守防御”的战略方针。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力的不断提高，其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增长，否认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抬头，主张修改宪法、增加军费、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右倾化言论不绝于耳。

2013年末，安倍晋三在再次执政1周年之际“拜鬼”的真实目的，即是为唤醒日本已经沉睡的“武士文化”和“武士道”精神，此举让日本右倾势力再度癫狂。2013年12月17日，日本安倍内阁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勾勒出日本未来将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的战略、政策和行动，再次暴露了安倍及其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的野心：打破战后形成的和平宪法和国际秩序，恢复“往日辉煌”。

直接干预，压制内媒。日本中央政府在对外发布消息时，通常会分别对“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和其他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内)召开两场新闻发布会。借此让前者得以优先获得特地透露的“重要信息”，实质上是为特定的媒体垄断信息来源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外界看来，日本媒体较为独立，不同媒体的立场、观点迥异，媒体立场呈现多元化特征。如日本广播协会(NHK)一直是日本最受信赖的新闻机构之一，该机构的评论基调对于日本的民主质量而言至关重要。但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素有干涉媒体的历史，安倍的右倾表现让日本的右倾声音浮出水面：NHK会长、运营委员近日就频频发出关于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右翼势力的错误信号。

“沉默的会长+干涉媒体的首相=糟糕的组合”，NHK转向的危险信号就是：“评论自治”成为空谈。日本媒体也逐渐被分裂成两个舆论场。一边是以NHK会长为代表的“挺安倍”舆论场，还包括《产经新闻》等立场偏右的媒体；另一边则是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倒安倍”舆论场，在为安倍政府“暴走”制衡。
对华宣传：欺世盗名，掩盖罪行。

日本在直接对华宣传，或通过国际社会对华构成影响时，自始至终透着虚假。“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菊与刀》)

粉饰包装，假扮和平。2014年初，安倍乘着拜鬼的“东风”，踏上“非洲之旅”，用“积极和平主义”精心包装“军国主义”。香港《大公报》评论称，相对于安倍“线性”地球仪外交，中国大使“舆论战”在全球打响，并戳穿安倍的诡辩和伎俩，令其无从遁形，也让世界认清日本右翼分子的险恶用心。

早在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就秘密聘请熟悉西方媒体运作方式的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在他的精心策划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潮流。

日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甲午战争爆发，两国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可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是给世界看的，认为“中国侵犯朝鲜”，这一言论蒙骗和左右了当时的世界舆论。战争中，日军共制作了3000面木刻板，也起到了巨大的宣传助力作用。

欺世盗名，遮盖罪行。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中实施“文坛总动员”，大批“从军作家”开赴中国前线，以笔为枪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摇旗呐喊，成为“思想战”和“思想宣传战”的生力军，被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称之为“笔部队”。“七七事变”后，日本在《论支那人》等文中提出“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的口号，表明日本将文化侵略与武力侵略相提并论。时至今日，对于“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细菌战、文化侵略、经济掠夺等侵华罪行，日本政府和右翼媒体历来是能躲就躲、能赖就赖。诸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歌颂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等作品则成为了日本的畅销书、热门剧。

从对待战争罪名，到今天的外交事务，都被日本媒体使绊子“搅浑”。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就历史问题提醒日方正视一事，竟被很多日媒说成中国对日本怀有嫉妒，并进而得出对华“道歉无用”的歪论。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时的善意表态，被媒体渲染成中方的低姿态是因为迫切需要日本的援助(即ODA)。有社论甚至公然要求中国不再对历史问题提出异议。安倍在联大的演讲中多次强调女性人权问题，但对慰安妇问题却避而不谈。



小步快进，假意鞠躬。今年2月，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发声认为，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并没有错。籾井还宣称，NHK在中日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等争议问题上支持政府的政策。这些言论在东亚招致猛烈抨击，也在日本议会引起强烈质疑。尽管籾井迅速收回了有关慰安妇的言论，但他在道歉的同时表示，他并不是为言论的内容道歉，而只是为在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番言论而道歉“鞠躬”。

安倍一直表示，他有兴趣通过对话来缓解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他的参拜行动却显示他做的是另外一套。他不但放弃了与邻国和解的想法，反而利用地区紧张局势为日本右翼势力“护航”，不仅强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还竭力放宽对日本自卫队的限制。

“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是日本等级观念的内核，鞠躬是日本重要的日常礼节，但并不代表着内心的服从。可见，日本是个“个人道歉成瘾、国家从不道歉”的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环境的道路上，日本舆论往往采取“进两步、退一步”“以退为进”的招术挑战邻国“底线”，耍嘴皮子、摆样子，就是不迈步子。
日本早就意识到舆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争夺国际舆论这个“兵家津要”。当面临涉及主权等敏感事件或历史遗留问题时，日本往往利用话语体系跟西方更靠近的便利，装扮无辜，将自己描绘成同威胁世界和平的霸权主义作斗争，将争端的责任推向中方。多次指责中方无理取闹、故意挑起争端破坏两国关系，博取西方主流舆论的同情，其积极运作往往对西方国家领导人及其民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

嫁祸于人，欲解危机。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后，日本经过50余家国内媒体舆论轮番炒作、误导民众后，于2012年策划“购岛”闹剧，安排记者森安健接受英国媒体《金融时报》采访，诬陷这一轮中日关系紧张是因中国人而起，撞船事件后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其实意在“缓和事态”，否则钓鱼岛可能被极度右翼分子买去，“可惜中国政府不理解”。这种谎话连篇的低级伎俩，实在是可笑至极!

2013年，安倍启动“地球仪”外交，如法炮制舆论，但国际社会已逐步看清其真实嘴脸，安倍的外交行动屡屡受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公关危机由来已久。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就成功化解“袭击高升号”和“旅顺大屠杀”两大危机事件。攻占威海后，日本还在英国国际法专家面前演“样板戏”，救治中国战俘并在随军记者的见证下释放他们；礼送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此在国际上树立“文明国家”的牌坊。

抢先占位，显示存在。在对外争端中，日本信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弱者往往会得到同情”，抢先占位、先入为主，显示“不公”。在对外事务中，自卫队数度欲破樊笼，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显示存在。

为了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激活军国主义，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制造各种事端，特别是利用钓鱼岛及东海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2013年10月23日，日本外务省在其官网上发布的所谓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归属日本的视频，关于钓鱼岛的视频为1分28秒，关于竹岛的视频为1分26秒，声音和字幕为日语。外务省报道官表示，“此举旨在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日本领土问题”，但招致中韩两国的强烈抗议。

201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当天，日本政府刻意安排东盟10国领导人会面，并集体签订了“经济发展协议”，但日本媒体并不宣传此次会议的经济议题，而是大肆炒作所谓的“日本与东盟国家高度关切海洋安全问题”，以此误导世界相信是中国单方挑起了海洋争端、威胁东亚安全。随后，安倍竟然就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表示“将与有关国家合作，要求中国撤销可能妨碍飞行自由的一切措施”。

恶人告状，拉拢辩护。在诱导国际舆论时，日本往往会将自己装扮为争端的“受害人”，将中国包装成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一方。冷战之后，“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日本积极配合经济威胁、军事威胁、粮食威胁、网络威胁、模式威胁等论调，帮助不少国家戴上“有色眼镜”，引发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但凡中日间发生争执，日本都会通过舆论、外交等途径，在国际上展开积极的游说造势。



2013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进而成为东北亚地区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并打算借此加强进入远洋的能力。日美等国家正在警惕东北亚军事平衡的变化。”

针对中国反日游行示威，日本媒体片面报道中国个别城市出现的民众过激行为，却选择性忽略掉更多城市里民众秩序井然游行的事实，给日本民众造成“日本人在中国受到侮辱”的错觉。

总之，日本出现以上“病态舆论”的根源，有部分政客的“高热不退”病根，还有不甘居岛国的扩张“刚需”，有东盟的间接支持、美国的双重标准影响，还有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声音“缺席”的因素。如今的中国，宣传心态更加平和、自信、务实，宣传手段更加科学、先进、立体，宣传策略“软”“硬”结合，必将在今后中日间的“舆论战”中稳占先机。
中国舆论展开全面反击

“天朝上国”大清帝国曾在甲午战争中吃了“哑巴亏”，并导致“第二战场”——道义上的失败，可谓既输“枪杆子”又输“笔杆子”。当时的日本外交官都精通所在国语言，能撰写文章在当地报刊发表。而清朝派驻的“大辨子”外交官们则绝大多数不会外文，与所在国政府、民众存在沟通障碍。跟随日军的西方媒体记者多达百余名，随军记者选择性传播到世界各国的消息，对当时的清政府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屈辱历史不堪回首，那些输在“嘴皮子”上的岁月在当今的中国早已不复存在。在新一轮的中日舆论战中，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凝聚智慧力量，主动出击，全面开花，推动对日舆论斗争逐步向纵深发展。

2012年日本政府导演“购岛”闹剧后，我国加强了钓鱼岛主权宣示和宣传，国务院新闻办出版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国家海洋局出版了《钓鱼岛——中国的固有领土》宣传册，并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印刷；国家领导人及我国驻外机构也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向国际社会介绍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经纬，以正视听；多位大使在派驻国主流媒体上刊发文章，详尽阐述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议主权的依据，使当地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军方也有针对性地制作了以保护钓鱼岛主权为背景的《神圣使命》网络游戏。中国各种宣传力量“断然出手”，以正义之声回击日本右倾势力的邪恶之音，赢得了主动权。此外，近期几场舆论战役也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积极的“加分”影响。

一是“四个战场”全面打响反击战。在日本进行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之后，中国的公共外交较好地配合了维权行动。自2013年年底安倍“拜鬼”以来，中国的外交系统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凌厉攻势，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开辟了四大战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40多位驻外使节在所驻国当地知名刊物上发表署名文章，谴责安倍无耻行径。美国《侨报》刊发文章称，“以这样的频率和阵势，在国际媒体上抢占舆论制高点，在中国外交史上都非常罕见，中国驻外大使们成为这场舆论战的主力军”。



二是相关“纪念话题”再掀对日舆论斗争高潮。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两个决定，彰显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维护国际秩序与和平的坚强决心。同时，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纪念，也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有力举措。我国媒体一致认为，安倍自第二次建立日本自民党联合政权后，大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历史事实，使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斗争越来越尖锐。设立这两个纪念日，让中国在与日本右翼势力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占据了道德和法理制高点，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主要媒体的系列栏目和文章引起广泛共鸣。我国媒体集中火力攻击其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充分占据国际舆论阵地。《人民日报》年初开辟“日本历史问题聚焦”专栏，批判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引发普遍关注。今年北京“两会”上，甲午战争成为军队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参考消息》连续刊载的“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也引起国人强烈共鸣。（王洪续 来源：国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