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终身素食

多年前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看到段祺瑞孙女的回忆录,其中说,."三.一八惨案"开
枪,段祺瑞并不知情,事后遂终身素食以表示忏悔.当时没有及时录下,久欲查找而未得,适
见海外<大家论坛>  上有人贴出本文,叙述更详,遂录于此.开枪是否段真的不知道,很南
说,但从此吃素应该是真的,对于这些政治人物,能表示忏悔之意也就难得了.--五柳村编
者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
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
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
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
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
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
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
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
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
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
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
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
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
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
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
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
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
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
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
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
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
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
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
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 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
“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
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 ——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
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
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
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
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
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多年前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看到段祺瑞孙女的回忆录,其中说,."三.一八惨案"开
枪,段祺瑞并不知情,事后遂终身素食以表示忏悔.当时没有及时录下,久欲查找而未得,适
见海外<大家论坛>  上有人贴出本文,叙述更详,遂录于此.开枪是否段真的不知道,很南
说,但从此吃素应该是真的,对于这些政治人物,能表示忏悔之意也就难得了.--五柳村编
者

1926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
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
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
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
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
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
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
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
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
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
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
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
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
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
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
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
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
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
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
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
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
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
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
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 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
“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
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 ——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
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
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
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
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
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