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在手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1:17:52
2014年04月01日 09:22
来源:《求是》         作者:秋石

97979人参与 725评论
原标题: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在手上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紧紧抓在手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关键是落实领导责任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其中思想领导对于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有极大意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新形势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要求,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要求。

领导,就是要领之导之。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相信和支持我们党的,是愿意跟党走的,关键是我们党要站在时代前列、斗争前沿,带领群众前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关键是我们党要亮明自己的旗帜,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引导社会思潮。这些年,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把部分群众的思想搞乱了。这个时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站出来说话,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对那些做了错误思想俘虏的人,就是要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使之警醒。

近年来,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就是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受到围攻,而我们自己阵营常常是鸦雀无声或者声音不大,对正面声音支持保护不够。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展,那就是放弃领导责任,就是让领导权旁落。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决不能左顾右盼,更不能退避三舍。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进行斗争,不能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作旁观者,而要作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看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旗帜鲜明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责无旁贷承担起政治责任。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握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严肃问责。

意识形态领域离不开管理

与领导权紧密关联的是管理权。意识形态领域要不要管理?当然要。思想无形,但承载和传播思想的媒体、阵地等等是有形的,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当然需要管理。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1页)这里所说的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调节”,就是管理。其实,现代社会,没有哪个领域不需要管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也是生产力。

西方标榜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其实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管制是很厉害的。西方社会真正的统治者是垄断资本集团,那些在本国及国际舆论场上呼风唤雨,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施加着巨大影响的最有权势的西方大媒体,都掌控在垄断资本集团手中。西方媒体可以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垄断资本集团重金雇佣大批思想舆论精英,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在国内向民众长期宣传灌输,搞意识形态禁锢,凡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国际上按意识形态划线,不遗余力向世界输出西方意识形态,用西方标准评判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符合西方标准的就被视为好的,不符合的就加以妖魔化。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频繁对外用兵,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而西方媒体在这些战争中甚至充当了信息战、舆论战的工具。西方经常讲“思想的自由流动”,可是他们何曾认真地介绍过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别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为什么很多美国人眼界狭窄,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难道不是长期实行思想封锁、愚民政策的结果吗?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对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宣传文化部门、机构和媒体来说,对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来说,就是要讲党性。党性原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管理问题的核心。

讲党性,有三条最重要。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治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上,确保各级各类宣传文化机构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二是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宣传文化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三是坚持党的宣传纪律。宣传文化工作不仅要遵守宪法、法律,服从国家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包括各种具体工作要求、注意事项等。不讲纪律,领导权、管理权都会落空。

现在,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让互联网有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舆论环境,作为对主流舆论阵地的一种补充,本该是有益的、建设性的。但网络谣言大行其道、网络侵权乱象纷呈、网上负面炒作甚嚣尘上,使网络空间变得污浊混乱,严重损害了这种建设性,不管行吗?依法治理网络乱象,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关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关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关系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一件必须办好的大事。

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有其复杂性、特殊性。对群众正常、合理、善意的批评和监督,不管多么尖锐,我们都欢迎,都不要不高兴,更不能压制;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听取、切实改正。对学术问题,应该发扬民主,平等讨论,以理服人,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加强正面宣传,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党要管媒体、管导向、管队伍、管干部,强化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职责,让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以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也至关紧要。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自己在不断总结,但也有人作出别样的解读和评说,并且竭力同我们党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年,思想理论领域很热闹,有些问题引起很大争论。有争论并不是坏事,真理总是越辩越明,重要的是必须牢牢掌握话语权。

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大都是肯定的,各国领导人在与我国领导人见面时都会对我国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这恰恰是西方最忌讳讲的。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西方就有人预言,中国共产党搞革命还行,搞建设不行,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又有人说风凉话,搞得好就是“中国威胁论”,遇到困难就是“中国崩溃论”,一直不绝于耳。3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风浪,不仅都挺过来了,而且每场风雨过后都发展得更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乱局不断形成了鲜明对照。实践证明,我国走出来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终极模式”?有些人低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或者是也看到了,心知肚明,但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口头上就是死不认账。西方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演绎是最典型的套话,他们讲那一套讲了一二百年,现在还在讲,还是那些概念、那套说辞,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就是凭借着重复了一二百年的那些套话垄断了国际话语权。

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强势话语和错误思潮影响下,国内一些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偏差,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为标准来评判。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取得的胜利等,明明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分明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却被说成是“普世价值”的兑现,在“普”不在“特”;同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群体性抗议事件等,发生在西方国家就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发生在中国就被说成是“体制弊端”造成的,是所谓“社会危机”的表现,有人甚至把雾霾也归咎于体制;有些人看不到当今世界上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事实,却在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西方“宪政民主”才有出路。这是怎样的迷思与蒙昧!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不对,中国人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中国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能照谁的模式办?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干得很漂亮、很成功,但在总结研究、宣传阐释上却不够给力,说的不如干的。真正在广大民众中有影响力凝聚力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论述,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强大吸引力、说服力、凝聚力的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以解读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论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论述”,从而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http://news.ifeng.com/shendu/qiu ... 01/35348146_0.shtml2014年04月01日 09:22
来源:《求是》         作者:秋石

97979人参与 725评论
原标题: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在手上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紧紧抓在手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关键是落实领导责任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其中思想领导对于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有极大意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新形势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要求,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要求。

领导,就是要领之导之。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相信和支持我们党的,是愿意跟党走的,关键是我们党要站在时代前列、斗争前沿,带领群众前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关键是我们党要亮明自己的旗帜,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引导社会思潮。这些年,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把部分群众的思想搞乱了。这个时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站出来说话,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对那些做了错误思想俘虏的人,就是要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使之警醒。

近年来,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就是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受到围攻,而我们自己阵营常常是鸦雀无声或者声音不大,对正面声音支持保护不够。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展,那就是放弃领导责任,就是让领导权旁落。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决不能左顾右盼,更不能退避三舍。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进行斗争,不能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作旁观者,而要作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看一个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旗帜鲜明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责无旁贷承担起政治责任。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握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严肃问责。

意识形态领域离不开管理

与领导权紧密关联的是管理权。意识形态领域要不要管理?当然要。思想无形,但承载和传播思想的媒体、阵地等等是有形的,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当然需要管理。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1页)这里所说的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进行“调节”,就是管理。其实,现代社会,没有哪个领域不需要管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也是生产力。

西方标榜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其实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管制是很厉害的。西方社会真正的统治者是垄断资本集团,那些在本国及国际舆论场上呼风唤雨,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施加着巨大影响的最有权势的西方大媒体,都掌控在垄断资本集团手中。西方媒体可以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垄断资本集团重金雇佣大批思想舆论精英,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在国内向民众长期宣传灌输,搞意识形态禁锢,凡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国际上按意识形态划线,不遗余力向世界输出西方意识形态,用西方标准评判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符合西方标准的就被视为好的,不符合的就加以妖魔化。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频繁对外用兵,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而西方媒体在这些战争中甚至充当了信息战、舆论战的工具。西方经常讲“思想的自由流动”,可是他们何曾认真地介绍过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别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为什么很多美国人眼界狭窄,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难道不是长期实行思想封锁、愚民政策的结果吗?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对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宣传文化部门、机构和媒体来说,对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来说,就是要讲党性。党性原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管理问题的核心。

讲党性,有三条最重要。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治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上,确保各级各类宣传文化机构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二是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宣传文化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三是坚持党的宣传纪律。宣传文化工作不仅要遵守宪法、法律,服从国家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包括各种具体工作要求、注意事项等。不讲纪律,领导权、管理权都会落空。

现在,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让互联网有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舆论环境,作为对主流舆论阵地的一种补充,本该是有益的、建设性的。但网络谣言大行其道、网络侵权乱象纷呈、网上负面炒作甚嚣尘上,使网络空间变得污浊混乱,严重损害了这种建设性,不管行吗?依法治理网络乱象,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关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关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关系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一件必须办好的大事。

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有其复杂性、特殊性。对群众正常、合理、善意的批评和监督,不管多么尖锐,我们都欢迎,都不要不高兴,更不能压制;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听取、切实改正。对学术问题,应该发扬民主,平等讨论,以理服人,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加强正面宣传,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党要管媒体、管导向、管队伍、管干部,强化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职责,让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以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也至关紧要。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自己在不断总结,但也有人作出别样的解读和评说,并且竭力同我们党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年,思想理论领域很热闹,有些问题引起很大争论。有争论并不是坏事,真理总是越辩越明,重要的是必须牢牢掌握话语权。

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大都是肯定的,各国领导人在与我国领导人见面时都会对我国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这恰恰是西方最忌讳讲的。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西方就有人预言,中国共产党搞革命还行,搞建设不行,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又有人说风凉话,搞得好就是“中国威胁论”,遇到困难就是“中国崩溃论”,一直不绝于耳。3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风浪,不仅都挺过来了,而且每场风雨过后都发展得更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乱局不断形成了鲜明对照。实践证明,我国走出来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终极模式”?有些人低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或者是也看到了,心知肚明,但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口头上就是死不认账。西方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演绎是最典型的套话,他们讲那一套讲了一二百年,现在还在讲,还是那些概念、那套说辞,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就是凭借着重复了一二百年的那些套话垄断了国际话语权。

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强势话语和错误思潮影响下,国内一些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偏差,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为标准来评判。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取得的胜利等,明明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分明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却被说成是“普世价值”的兑现,在“普”不在“特”;同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群体性抗议事件等,发生在西方国家就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发生在中国就被说成是“体制弊端”造成的,是所谓“社会危机”的表现,有人甚至把雾霾也归咎于体制;有些人看不到当今世界上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事实,却在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西方“宪政民主”才有出路。这是怎样的迷思与蒙昧!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不对,中国人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中国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能照谁的模式办?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干得很漂亮、很成功,但在总结研究、宣传阐释上却不够给力,说的不如干的。真正在广大民众中有影响力凝聚力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论述,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强大吸引力、说服力、凝聚力的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以解读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论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论述”,从而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http://news.ifeng.com/shendu/qiu ... 01/35348146_0.shtml
终于意识到宣传口不作为了?
光呼吁是不解决问题的。
通篇八股文,满纸荒唐言
通篇八股文,满纸荒唐言
从党的立场而言荒唐吗?
从党的立场而言荒唐吗?
一样是荒唐的,党有很多立场,好多还是矛盾的。
f22 发表于 2014-4-1 18:10
通篇八股文,满纸荒唐言
最近老右很郁闷啊!

理解理解
像过去十年一样紧紧的抓在手上?
意识形态……
围绕一句废话写出长篇大论也不容易   
西方的价值观说到底是白人至上主义,万变不离其中
这种调调不是什么新东西了,我转个东西过来,估计要版主审核才能出来


左王邓力群与邓小平针锋相对 老左派败落
www. laoren.com/lrbmw/2014/272046_2.shtml
夏天,有点心虚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有什么背景?结果无功而返。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般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50~151页。)
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改革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自然十分焦急。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家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看看从哪里打开缺口,驱散疑云和阴霾。时间留给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幸运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成果。
邓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
老左派第二波进攻落败。

左王邓力群与邓小平针锋相对 老左派败落
www. laoren.com/lrbmw/2014/272046_2.shtml
夏天,有点心虚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有什么背景?结果无功而返。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般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50~151页。)
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改革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自然十分焦急。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家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看看从哪里打开缺口,驱散疑云和阴霾。时间留给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幸运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成果。
邓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
老左派第二波进攻落败。
还记得以前那个“两手抓,两手硬”吗。用手不硬的抓,我试过,还真TMD抓不起来东西。
西方假开放,真管制?东方又是咋样?
意识形态就是个P,满纸荒唐言。宣传口的人真是应该拉出去枪毙十分钟。
问题就出在中央,还能怪谁呢?
只能呵呵了!形左实右,假大空,朝令夕改,前后矛盾,那套现在有多少人信
很好的文章!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
狗是听不懂人话的
最近老右很郁闷啊!

理解理解
同感理解。不过理解柜理解,还是要反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