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的‘运气’为什么那么好

　　卫青征伐匈奴取得了极辉煌的战绩，他率军对匈奴的长途奔袭，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是空前的，这足可证明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
　　中原人和北方游牧民族间的冲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战国时的名将李牧、蒙恬等对匈奴的作战也都是史有记载，都是以防守为主的边境战争。这就很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恰在卫青时这个形势变了。
　　有人说是因为汉武帝时的国力空前强盛，强盛是不假，但是，秦始皇时的军事力量和动员能力未必低于汉武帝时，但也没能长途行军至草原腹地打击匈奴，而是修长城防御。所以，国力强盛只是长途奔袭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更不能解释当时战事中的很多疑点。
　　居士不揆浅陋，试图给出下述二问题的答案的推测：
　　（1），为什么是卫青开始可能到草原腹地对匈奴作战；
　　（2），为什么卫青的胜率比同时其他将领高很多（除了晚一些的霍去病）。
                                    
　　一，卫青能到草原腹地对匈奴作战的原因推测
                          
　　在比较早的时间，中原军队不能出塞进行外线作战，是因为骑兵既不能骑马快速奔跑，又不善于骑在马上作战，这出自一个技术原因限制：马镫尚未发明。
　　汉朝初年时，仍未有马镫出现，这可以从西安杨家湾汉初将军墓中陶俑（见附图）可以得到证明，骑者俑的双脚钩在马前腿根部。这绝不宜于骑马快速奔跑，也不宜于用武器发力攻击。
　　在卫青出塞作战前几十年的汉文帝时，大臣晁错曾向皇帝说，汉军有五大优势，其五是“下马地斗，剑戟相接”远胜于匈奴。由此可以推论，为了发挥优势，汉军骑兵在遇到匈奴军时，大约只要可能就会下马地斗，这样才能以已之长，攻敌之短。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不得已，没有马镫，在马上不稳定，很难和那些一生都骑在马上的匈奴人作战。这就极大的限制了中原军队的机动能力。但在汉武帝时期有了根本改变。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李广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这是中原军队第一次派骑兵出塞担当进攻任务。但真正辉煌的胜利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第四次出塞，对抗卫青的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即小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由此可见，可见，卫青至少能做到以下几点：
　　一，长途高速行军，方能让敌以为不能至而成功偷袭；
　　二，偷袭时多数匈奴人没能骑上马跑掉，中原骑兵能堵住他们，至少能在马上和匈奴格斗，且不显劣势，如此才能有大量俘获。
　　三，中原骑兵追匈奴骑兵精锐，虽然未追上，但能追数百里，骑术也差的不算太多。
　　看来那时中原人初步解决了熟练地驾驭战马的问题，既能长途急驰，又能骑在马上作战。
　　                                            
　　作为合理的推理，这时应该已经发明了一种办法或一种器具，可以使人稳定地骑马急驰和舞刀弄枪。很可能是发明了一种马镫的等价物。所谓等价物就是指和现代的马镫差别很大，但能起稳定骑者作用的物件。不说那时已经发明马镫，是因为在从考古发掘中，真正马镫出土于十六国时的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要比卫青晚近五百年。
　　这种等价物是什么？我们可天马行空的去想象。也许最容易想到的用皮革（这可能是出塞军中最易得到的材料）做一个类似于现代马镫那样的物件，固连在鞍上。没有考古证据，不管怎想象，也只是说说而已。
　　皮革作为生物制品是不容易长期保存的，想要在野外考古中证实此点，恐无希望。当然，最早的能使骑者在马上急驰和用力作战的等价物，可能比我们想像的更原始，也许在已经习惯于马镫的人看来甚为愚笨，但在当时却可能引发巨大的变化。既无文字记载也无考古实物，等价物是什么样的，无法确定。
　　                                                  
　　根据汉军出击方式的突变可以确定，一定有一种可以使高速骑乘及马上格斗变得比较容易，对于中原士兵而言在较短时间内的训练就可以掌握的方法和器具，然后，在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马镫。卫青很可能是这种器具和方法的发明者之一，他曾为“侯家骑”（可能是骑奴吧，也许当过杨家湾骑俑那样的仪仗角色。）还有任“骑郎”的生死朋友，对骑马及马具必是非常熟悉，这是可能参与发明的条件。如不是，他也应在推广这种器具和方法上起了重要作用。仅此他的功绩就很大。
　　恰在卫青时代，中原骑兵开始能稳定的驾驭战马，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他是很幸运的。
　　                                                                        
　　二，卫青的胜率极高的原因推测
                             
　　出塞和匈奴作战，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情况一，遇见力量弱于自己可以战败或消灭之敌；
　　情况二，没遇见敌人，或迷失道路；
　　情况三，遇见力量远大于自己的敌军。
　　当然将军们都希望是第一种情况，最怕遇第三种。有意思的是卫青一生中七次出塞，每次都是遇到情况一。而同时的将军，如公孙贺、公孙敖、李沮、苏建、张骞等，都曾因随卫青出塞而立功封侯，在独自率军出塞时遇到情况二或情况三而受罚，甚至“当斩、续为庶人”。李广更是经常遇第三种情况，最后因遇第二种情况而自杀。可见卫青运气好的出奇。能单纯归于他有福吗？运气都有偶然性，一生中总是好运，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前面提到过的元朔五年卫青行军数百里袭击右贤王获大胜一役，不可能没有相应的情报。一位将军不知有无敌人就率数万众急行军数百里，那必是脑袋进水了。
　　应该是卫青可能掌握较多的情报，才使他看似运气如此之好。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就知道情报的重要，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保障。在《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用间》中就强调必须“知敌之情”。可见汉朝人明白搞情报的重要性是很正常的，能在戈壁草原上经常作战取胜的卫青更应清楚这一点。
　　                                            
　　卫青能得到情报，估计有两可能：
　　一是卫青建立自己的搜集情报的机构。不过，这是不大可能的。几年中卫青出塞处由东向西算过去有上谷（河北怀来）、雁门（山西右玉）、定襄（呼和浩特）、高阙（陕西以北内蒙境）等处，即使卫青是汉武帝宠儿，高居大将军之位，他也不可能在整个北方边境上建立自己的情报网，何况在元朔五年那次突袭大胜时，他还不是大将军。
　　另一种可能则是汉皇家有情报机构或统属皇家的其它机构兼有搜集情报的功能。由于汉武帝特别宠爱他这个小舅子，就把有价值的情报给他，让他从最佳地点出发，向最有可能取胜的地方出击。这样卫青的“运气”当然才可能会好的出奇。
　　有一记载至少可以作为旁证支持这种看法：
　　后来汉武帝更宠爱霍去病，于是卫青的“运气”就下降了，至少不如霍去病。元狩四年（119BC）春，“上令大将军（卫）青、票骑将军（霍）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霍）去病。（霍）去病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霍）去病出代郡，令（卫）青出定襄。”也就是说，皇帝令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跟随着数十万步兵及后勤运输部队大举出塞，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皆划归霍去病。皇帝原本安排霍去病由定襄（呼和浩特）出击，但由俘虏那里知道匈奴单于在东边。这个信息报告至皇帝（可见应是皇家的情报机构在运作情报工作），偏心眼的皇帝就将霍去病出击点改为靠东的代郡（河北蔚县），而令卫青由定襄（呼和浩特）出发。此役，卫青的战绩不如霍去病，也就正常了，当初其它将领运气不如卫青也不值得奇怪。
　　在那个时代，没有高效快速通信设备，情报不可能迅捷且总是准确。但是，有总是胜于无的。这大约就是卫青运气极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以上两点是对读史时产生的疑点的思考和推测，是否合理欢迎网友们评论。必须说明一点：这里绝无贬低卫青或霍去病的意思，他们都是伟大的军事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汉武帝还宠过他另一大舅哥李广利，皇帝也给他各种好条件，但是他却不争气，战败投降。
　　卫青征伐匈奴取得了极辉煌的战绩，他率军对匈奴的长途奔袭，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是空前的，这足可证明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
　　中原人和北方游牧民族间的冲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战国时的名将李牧、蒙恬等对匈奴的作战也都是史有记载，都是以防守为主的边境战争。这就很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恰在卫青时这个形势变了。
　　有人说是因为汉武帝时的国力空前强盛，强盛是不假，但是，秦始皇时的军事力量和动员能力未必低于汉武帝时，但也没能长途行军至草原腹地打击匈奴，而是修长城防御。所以，国力强盛只是长途奔袭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更不能解释当时战事中的很多疑点。
　　居士不揆浅陋，试图给出下述二问题的答案的推测：
　　（1），为什么是卫青开始可能到草原腹地对匈奴作战；
　　（2），为什么卫青的胜率比同时其他将领高很多（除了晚一些的霍去病）。
                                    
　　一，卫青能到草原腹地对匈奴作战的原因推测
                          
　　在比较早的时间，中原军队不能出塞进行外线作战，是因为骑兵既不能骑马快速奔跑，又不善于骑在马上作战，这出自一个技术原因限制：马镫尚未发明。
　　汉朝初年时，仍未有马镫出现，这可以从西安杨家湾汉初将军墓中陶俑（见附图）可以得到证明，骑者俑的双脚钩在马前腿根部。这绝不宜于骑马快速奔跑，也不宜于用武器发力攻击。
　　在卫青出塞作战前几十年的汉文帝时，大臣晁错曾向皇帝说，汉军有五大优势，其五是“下马地斗，剑戟相接”远胜于匈奴。由此可以推论，为了发挥优势，汉军骑兵在遇到匈奴军时，大约只要可能就会下马地斗，这样才能以已之长，攻敌之短。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不得已，没有马镫，在马上不稳定，很难和那些一生都骑在马上的匈奴人作战。这就极大的限制了中原军队的机动能力。但在汉武帝时期有了根本改变。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李广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这是中原军队第一次派骑兵出塞担当进攻任务。但真正辉煌的胜利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第四次出塞，对抗卫青的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即小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由此可见，可见，卫青至少能做到以下几点：
　　一，长途高速行军，方能让敌以为不能至而成功偷袭；
　　二，偷袭时多数匈奴人没能骑上马跑掉，中原骑兵能堵住他们，至少能在马上和匈奴格斗，且不显劣势，如此才能有大量俘获。
　　三，中原骑兵追匈奴骑兵精锐，虽然未追上，但能追数百里，骑术也差的不算太多。
　　看来那时中原人初步解决了熟练地驾驭战马的问题，既能长途急驰，又能骑在马上作战。
　　                                            
　　作为合理的推理，这时应该已经发明了一种办法或一种器具，可以使人稳定地骑马急驰和舞刀弄枪。很可能是发明了一种马镫的等价物。所谓等价物就是指和现代的马镫差别很大，但能起稳定骑者作用的物件。不说那时已经发明马镫，是因为在从考古发掘中，真正马镫出土于十六国时的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要比卫青晚近五百年。
　　这种等价物是什么？我们可天马行空的去想象。也许最容易想到的用皮革（这可能是出塞军中最易得到的材料）做一个类似于现代马镫那样的物件，固连在鞍上。没有考古证据，不管怎想象，也只是说说而已。
　　皮革作为生物制品是不容易长期保存的，想要在野外考古中证实此点，恐无希望。当然，最早的能使骑者在马上急驰和用力作战的等价物，可能比我们想像的更原始，也许在已经习惯于马镫的人看来甚为愚笨，但在当时却可能引发巨大的变化。既无文字记载也无考古实物，等价物是什么样的，无法确定。
　　                                                  
　　根据汉军出击方式的突变可以确定，一定有一种可以使高速骑乘及马上格斗变得比较容易，对于中原士兵而言在较短时间内的训练就可以掌握的方法和器具，然后，在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马镫。卫青很可能是这种器具和方法的发明者之一，他曾为“侯家骑”（可能是骑奴吧，也许当过杨家湾骑俑那样的仪仗角色。）还有任“骑郎”的生死朋友，对骑马及马具必是非常熟悉，这是可能参与发明的条件。如不是，他也应在推广这种器具和方法上起了重要作用。仅此他的功绩就很大。
　　恰在卫青时代，中原骑兵开始能稳定的驾驭战马，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他是很幸运的。
　　                                                                        
　　二，卫青的胜率极高的原因推测
                             
　　出塞和匈奴作战，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情况一，遇见力量弱于自己可以战败或消灭之敌；
　　情况二，没遇见敌人，或迷失道路；
　　情况三，遇见力量远大于自己的敌军。
　　当然将军们都希望是第一种情况，最怕遇第三种。有意思的是卫青一生中七次出塞，每次都是遇到情况一。而同时的将军，如公孙贺、公孙敖、李沮、苏建、张骞等，都曾因随卫青出塞而立功封侯，在独自率军出塞时遇到情况二或情况三而受罚，甚至“当斩、续为庶人”。李广更是经常遇第三种情况，最后因遇第二种情况而自杀。可见卫青运气好的出奇。能单纯归于他有福吗？运气都有偶然性，一生中总是好运，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前面提到过的元朔五年卫青行军数百里袭击右贤王获大胜一役，不可能没有相应的情报。一位将军不知有无敌人就率数万众急行军数百里，那必是脑袋进水了。
　　应该是卫青可能掌握较多的情报，才使他看似运气如此之好。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就知道情报的重要，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重要保障。在《孙子兵法》第十二篇《用间》中就强调必须“知敌之情”。可见汉朝人明白搞情报的重要性是很正常的，能在戈壁草原上经常作战取胜的卫青更应清楚这一点。
　　                                            
　　卫青能得到情报，估计有两可能：
　　一是卫青建立自己的搜集情报的机构。不过，这是不大可能的。几年中卫青出塞处由东向西算过去有上谷（河北怀来）、雁门（山西右玉）、定襄（呼和浩特）、高阙（陕西以北内蒙境）等处，即使卫青是汉武帝宠儿，高居大将军之位，他也不可能在整个北方边境上建立自己的情报网，何况在元朔五年那次突袭大胜时，他还不是大将军。
　　另一种可能则是汉皇家有情报机构或统属皇家的其它机构兼有搜集情报的功能。由于汉武帝特别宠爱他这个小舅子，就把有价值的情报给他，让他从最佳地点出发，向最有可能取胜的地方出击。这样卫青的“运气”当然才可能会好的出奇。
　　有一记载至少可以作为旁证支持这种看法：
　　后来汉武帝更宠爱霍去病，于是卫青的“运气”就下降了，至少不如霍去病。元狩四年（119BC）春，“上令大将军（卫）青、票骑将军（霍）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霍）去病。（霍）去病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霍）去病出代郡，令（卫）青出定襄。”也就是说，皇帝令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跟随着数十万步兵及后勤运输部队大举出塞，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皆划归霍去病。皇帝原本安排霍去病由定襄（呼和浩特）出击，但由俘虏那里知道匈奴单于在东边。这个信息报告至皇帝（可见应是皇家的情报机构在运作情报工作），偏心眼的皇帝就将霍去病出击点改为靠东的代郡（河北蔚县），而令卫青由定襄（呼和浩特）出发。此役，卫青的战绩不如霍去病，也就正常了，当初其它将领运气不如卫青也不值得奇怪。
　　在那个时代，没有高效快速通信设备，情报不可能迅捷且总是准确。但是，有总是胜于无的。这大约就是卫青运气极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以上两点是对读史时产生的疑点的思考和推测，是否合理欢迎网友们评论。必须说明一点：这里绝无贬低卫青或霍去病的意思，他们都是伟大的军事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汉武帝还宠过他另一大舅哥李广利，皇帝也给他各种好条件，但是他却不争气，战败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