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我以我血荐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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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我以我血荐轩辕
——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2014-02-21)  编辑发布:中国船舶在线  
    “只要祖国需要,血,可以一次流干,也可以慢慢地一滴一滴地流淌。”2014年2月10日,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87岁高龄的黄旭华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的颁奖台。鲜花绽放,掌声潮起,献给为国之重器研制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功臣。
    面对镜头,黄旭华的目光像大海一样深邃,字字铿锵的话语如高扬的鼓槌重重地击打在全场观众和全国人民的心坎上,发出的回响则穿越了50多年的时光,把人们带回到那个虽然一穷二白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带向了我国核动力潜艇犁浪遨游的辽阔海域。
   
    十载铸剑惊寰宇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刚刚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站起来,毛泽东主席的眼光就聚焦到了我国长长的海岸线上。深谙中国历史的一代伟人在深思熟虑之后有了一个伟大的构想––建造核动力潜艇,抵御外来侵略。当老人家向前苏联领导人提出请“老大哥”帮助制造核动力潜艇时,傲慢的赫鲁晓夫以一句“异想天开”一笑置之。他还“诚恳地”告诉毛泽东: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赫鲁晓夫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悍然侵犯了一个曾长期遭受外敌侵略的国家的敏感神经;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已然激怒了坚信“落后就要挨打”的新中国领导人;他不会预料到,毛泽东会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惊世名言;他更不会预料到,仅仅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就成为除了美、俄、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为了国家的尊严,响应伟人的号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黄旭华和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技术人员毅然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汇集到那个承载着国人重托的荒山半岛,开始了中国核潜艇研制这项神秘而伟大的事业。
    无资料、无外援、无计算机,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核潜艇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五年后交付海军进入战斗序列,实现了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
    1970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主席77岁的生日,也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日子。当那个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地浮上水面的时候,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难掩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从来流血流汗不流泪的他,一任幸福的泪水长流、长流!
   
    大匠运斤创奇功
    1958年8月,32岁的黄旭华被调往“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动力潜艇的设计研究工作时,虽然他已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近十年了,虽然参加过常规潜艇转让制造和仿制的工作,但论起对核动力潜艇的了解,他并不比一般人多多少。但是,作为一名建国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他早已习惯了服从组织的安排和调遣。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黄旭华与中国核潜艇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黄旭华十分清楚,为了这个“美丽的遐想”,美国曾谨慎地走了三步,原苏联走了五步。中国怎么搞?照美式苏式,稳妥,但时间拖不起。一步到位,时间短,但风险太大。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非走别人的老路不可呢?就象战斗中不能走侦察兵走过的老路而要走侦察兵画给你最近的线路那样,黄旭华选择了“太多风险” 的路––三步并作一步––一步到位。
    这是一条看似平坦却步履艰辛的路。当时,国外资料真假难分,虚实难辨。某外刊资料称:为保证导弹发射落点精度,美国打算在艇上装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以稳定其航行状态。但这么大的物体中国不能生产,设计组反复论证分析试验数据,表明没它也行。但专家争论激烈,人家比我们先进都用,我们不用,发射时潜艇翻了谁敢负责?打不中目标谁敢负责?黄旭华想:我们是独立研究,不是抄袭,有什么必要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既然试验可以不装,就应该相信自己的试验––不装,黄旭华拍板定案。后来得知,其实美国压根就没有装,黄旭华总算没上当。
    曾留学苏联的潜艇设计“科班生”钱凌白研究员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为了确定水滴型艇水下高速航行时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黄旭华带领他和一帮技术人员在刚刚建成的上海交大试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那个水池长度不到100米,有些试验无法完成,黄旭华就提出,用人工增加截流的方法来加大阻力系数,延长缺陷。还是在那个小水池,他们衣不解带,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各种模型试验。在通过潜操仪进行了仿真试验后,他们还专门建造了一艘1:25的人操模型小艇来检验操艇的直接感性反应。谁也说不清,在那个不到100米长的小水池周围,印下了黄旭华多少足迹;那一池清水,承载了他多少期望和心血。
    事后有人问他:“外国人用几十年分三步走才搞成了核动力潜艇,你们一步成功,是不是中国人比外国人都聪明?”黄旭华用平淡的语调回答道:“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少走弯路。”
    确定了艇型,仅仅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这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技术就有七项,即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等,人们誉之谓“七朵金花”。为了摘取这一朵朵美丽的“金花”,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义无返顾地开展了系列攻坚战,摸索着一步步往前闯。
    这些攻坚战打得漂亮,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成功,其中一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苦为甜甘奉献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荒岛起步。那时的黄旭华新婚不久,便告别妻子只身来到试验基地,后来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岛。在这秘密小岛,黄旭华在百忙状态下度过了青年和中年时代。
    刚上岛,他们就听说了这样一首打油诗:“××岛,××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那里的风确实很大,而且“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黄旭华和大家曾想植树造林改造环境,可是,不到几天,树苗不是被大风刮跑了,就是歪七竖八地倒下了。夏天,他们的食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冬天则变成: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旭华带领大家学会了当“挑夫”;学会了“种菜”、“骑驴找马”。那时科研人员科研协调任务多,出差频繁,他们就利用出差的机会,从北京、上海的家里带些肉、蛋、油、米、糖等食品回岛,最厉害的“挑夫”曾经一个人背回了23个大大小小重达150斤的旅行包。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生活物资是如此的贫乏,科研手段和科学设施也是一片空白。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那是他岳母在银行工作时使用过的。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里,这把算盘曾经伴随着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它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初期的“有功之臣”,是黄旭华的心爱之物。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磨砺,这把算盘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光泽油润。
    没有计算工具,黄旭华可以用打算盘的办法来解决;可是,核潜艇的核动力又该怎么解决呢?这位聪明的总师是用“种菜”的办法来解决陆上模式堆的问题。何谓“种菜”?就好比菜农有劳动力、有技术,但没有土地,他可以出去借用别人的土地,与人共同耕种,共同收获。为了争取时间,黄旭华和一代艇的科技人员就是这样长期在协作单位蹲点“种菜”,开展工作。他们先后派出200多名科技人员,到陆上模式堆工地去“种菜”,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参与了从零功率到全功率的运行试验全过程,一方面完善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一方面完善了动力舱的设计,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过硬的队伍。
    “骑驴找马”的故事其实是一则关于辩证法的故事。一代艇上马时,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足以支撑核潜艇的研制,但研制工作的“三项原则”明确指示:要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在这里,先进的技术要求和国内的客观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是等待条件成熟再干还是“人定胜天”地蛮干下去?一个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摆在了黄旭华的面前。黄旭华抛开“左”、“右”之争,发挥集体的智慧,提出了“骑驴找马”策略,驴比马慢,但在一时无马的情况下,先骑驴上路,因陋就简地开展工作,同时积极找马。他把“先进”与“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为一代艇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身蹈险地一痴翁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内行人明白,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时,下去后再没有上来,艇上16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至今无法知道失败原因。这艘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艇,能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的首次深潜试验大关吗?
    黄旭华心里明白: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越需要精神集中。他和同事们再一次检查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才决定下潜。
    离极限深潜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时,细心的黄旭华发现参试艇队里有人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队伍中似乎弥漫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有的参试人员做好了牺牲准备,向亲人嘱托了后事。黄旭华带了几位设计人员去和参试人员谈心,他说:《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很好听,我也喜欢唱,但是,这一次我们不需要这首歌,我们要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把试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他的一席话,缓解了战士们的紧张情绪,接着,他又一字一顿、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想到的话:“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试验。”他说话向来语调不高,但这一句话却掷地有声、震惊全场!
    极限深潜试验开始的那天,天公作美,海面上刮着五级偏东风,浪高一米多,是南海难得的好天气。试验由浅潜到深潜,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100米、200米、250米、260米……一百七十多名参试人员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艇上设备运转的声音应和着艇长下达命令、艇员操作回报以及科技人员测试报告的清脆嗓音,宛如一首大气恢弘的交响乐令人欢欣愉悦。
    接近极限深度时,艇开始一米一米地下潜,庞大的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全艇参试人员一起潜下去了;载着全国2000多个厂、所、院校成千上万名建设者十几个寒暑艰苦奋斗的心血潜下去了;载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希望潜下去了。
    随着艇体的不断下潜,全艇渐渐归于寂静,只有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的“咔嗒、咔嗒”声显得尤为惊心动魄,艇的壳板也因受压变形而不时发出沉闷的巨响。一代总师镇定自若,在听取了测试人员各项实测数据报告后,他果断地决定:继续下潜!终于,极限深潜试验成功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来到了,一个核潜艇的新纪录产生了!这是一个足以令黄旭华感到欣慰、令全中国人民感动和骄傲的数字,在此深度下,核潜艇的耐压艇体结构和系统安全可靠,全船设备运转正常。黄旭华,这位中国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师,在全艇参试人员热泪盈眶的欢呼声中,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他豪情万丈、诗兴勃发,在当日的核潜艇《快报》上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好一个“痴翁”、好一个“乐在其中”,这一“痴”一“乐”,淋漓尽致地道出了黄旭华对核潜艇事业的痴迷,真切地表达了一名科学家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一马带得众马奔
    在一代艇的研制队伍中,黄旭华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辉一直感染、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们。
    宋学斌,现任某型号总师,说起一代总师黄旭华对自己的培养和影响,连称“受益匪浅”。上世纪60年代末,宋学斌刚参加工作就赶上了一代艇的研制,并很快受到黄旭华的青睐。向时任海军参谋长的刘华清汇报工作时,黄旭华带着他;参加尖端技术讨论时,黄旭华支持他的意见。为了解决一个问题,黄旭华连续奋战、不眠不休的一幕幕,给宋学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必须重视问题,深入细致地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总师,必须胸怀大局,勇于担当。”黄旭华的话,成为宋学斌的座右铭。
    在今天的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对于年轻一代的科研设计人员,黄旭华常会送他们“三面镜子”。他说,核潜艇技术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时候都属于最高国家秘密,设计人员要在浩如烟海的各种报道中寻找到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信息,必须随身带上“三面镜子”,一是“放大镜”––扩大视野,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放大信息,看清其内容和实质;三是“照妖镜”––鉴别真假,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他传授给年轻人的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是一代总师渗透到骨子里的对国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副老花镜,一只放大镜。只要不出差,黄旭华仍然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核潜艇研究所的院士办公室里, 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他有整柜整柜的工作资料和文档需要整理,还要分门别类做好标记传给后人;有科研人员就新型号研制中新型材料的使用问题来问计于他,他旁征博引,毫无保留地发表见解……他的身上好像蕴涵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永远都是那样不知疲倦。
    工作的间隙,他常常会深情地凝视办公室里那一字排开的各种核潜艇模型。哦!那一艘艘圆润优美的核潜艇就是他力量的源泉,就是一代总师生命的意义。无怪乎,在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问到“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时,他会脱口而出:“还是核潜艇,还是希望中国的核潜艇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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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我以我血荐轩辕——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2014-02-21)  编辑发布:中国船舶在线      “只要祖国需要,血,可以一次流干,也可以慢慢地一滴一滴地流淌。”2014年2月10日,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87岁高龄的黄旭华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的颁奖台。鲜花绽放,掌声潮起,献给为国之重器研制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功臣。
    面对镜头,黄旭华的目光像大海一样深邃,字字铿锵的话语如高扬的鼓槌重重地击打在全场观众和全国人民的心坎上,发出的回响则穿越了50多年的时光,把人们带回到那个虽然一穷二白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带向了我国核动力潜艇犁浪遨游的辽阔海域。
   
    十载铸剑惊寰宇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刚刚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站起来,毛泽东主席的眼光就聚焦到了我国长长的海岸线上。深谙中国历史的一代伟人在深思熟虑之后有了一个伟大的构想––建造核动力潜艇,抵御外来侵略。当老人家向前苏联领导人提出请“老大哥”帮助制造核动力潜艇时,傲慢的赫鲁晓夫以一句“异想天开”一笑置之。他还“诚恳地”告诉毛泽东:核动力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赫鲁晓夫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悍然侵犯了一个曾长期遭受外敌侵略的国家的敏感神经;他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已然激怒了坚信“落后就要挨打”的新中国领导人;他不会预料到,毛泽东会挥舞着他那巨大的手掌说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惊世名言;他更不会预料到,仅仅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就成为除了美、俄、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为了国家的尊严,响应伟人的号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黄旭华和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技术人员毅然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汇集到那个承载着国人重托的荒山半岛,开始了中国核潜艇研制这项神秘而伟大的事业。
    无资料、无外援、无计算机,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核潜艇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五年后交付海军进入战斗序列,实现了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
    1970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主席77岁的生日,也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日子。当那个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地浮上水面的时候,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难掩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从来流血流汗不流泪的他,一任幸福的泪水长流、长流!
   
    大匠运斤创奇功
    1958年8月,32岁的黄旭华被调往“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动力潜艇的设计研究工作时,虽然他已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近十年了,虽然参加过常规潜艇转让制造和仿制的工作,但论起对核动力潜艇的了解,他并不比一般人多多少。但是,作为一名建国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他早已习惯了服从组织的安排和调遣。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黄旭华与中国核潜艇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黄旭华十分清楚,为了这个“美丽的遐想”,美国曾谨慎地走了三步,原苏联走了五步。中国怎么搞?照美式苏式,稳妥,但时间拖不起。一步到位,时间短,但风险太大。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非走别人的老路不可呢?就象战斗中不能走侦察兵走过的老路而要走侦察兵画给你最近的线路那样,黄旭华选择了“太多风险” 的路––三步并作一步––一步到位。
    这是一条看似平坦却步履艰辛的路。当时,国外资料真假难分,虚实难辨。某外刊资料称:为保证导弹发射落点精度,美国打算在艇上装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以稳定其航行状态。但这么大的物体中国不能生产,设计组反复论证分析试验数据,表明没它也行。但专家争论激烈,人家比我们先进都用,我们不用,发射时潜艇翻了谁敢负责?打不中目标谁敢负责?黄旭华想:我们是独立研究,不是抄袭,有什么必要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既然试验可以不装,就应该相信自己的试验––不装,黄旭华拍板定案。后来得知,其实美国压根就没有装,黄旭华总算没上当。
    曾留学苏联的潜艇设计“科班生”钱凌白研究员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为了确定水滴型艇水下高速航行时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黄旭华带领他和一帮技术人员在刚刚建成的上海交大试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那个水池长度不到100米,有些试验无法完成,黄旭华就提出,用人工增加截流的方法来加大阻力系数,延长缺陷。还是在那个小水池,他们衣不解带,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各种模型试验。在通过潜操仪进行了仿真试验后,他们还专门建造了一艘1:25的人操模型小艇来检验操艇的直接感性反应。谁也说不清,在那个不到100米长的小水池周围,印下了黄旭华多少足迹;那一池清水,承载了他多少期望和心血。
    事后有人问他:“外国人用几十年分三步走才搞成了核动力潜艇,你们一步成功,是不是中国人比外国人都聪明?”黄旭华用平淡的语调回答道:“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少走弯路。”
    确定了艇型,仅仅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这其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技术就有七项,即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等,人们誉之谓“七朵金花”。为了摘取这一朵朵美丽的“金花”,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义无返顾地开展了系列攻坚战,摸索着一步步往前闯。
    这些攻坚战打得漂亮,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成功,其中一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苦为甜甘奉献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荒岛起步。那时的黄旭华新婚不久,便告别妻子只身来到试验基地,后来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岛。在这秘密小岛,黄旭华在百忙状态下度过了青年和中年时代。
    刚上岛,他们就听说了这样一首打油诗:“××岛,××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那里的风确实很大,而且“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黄旭华和大家曾想植树造林改造环境,可是,不到几天,树苗不是被大风刮跑了,就是歪七竖八地倒下了。夏天,他们的食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冬天则变成: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旭华带领大家学会了当“挑夫”;学会了“种菜”、“骑驴找马”。那时科研人员科研协调任务多,出差频繁,他们就利用出差的机会,从北京、上海的家里带些肉、蛋、油、米、糖等食品回岛,最厉害的“挑夫”曾经一个人背回了23个大大小小重达150斤的旅行包。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生活物资是如此的贫乏,科研手段和科学设施也是一片空白。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那是他岳母在银行工作时使用过的。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里,这把算盘曾经伴随着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它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初期的“有功之臣”,是黄旭华的心爱之物。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磨砺,这把算盘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光泽油润。
    没有计算工具,黄旭华可以用打算盘的办法来解决;可是,核潜艇的核动力又该怎么解决呢?这位聪明的总师是用“种菜”的办法来解决陆上模式堆的问题。何谓“种菜”?就好比菜农有劳动力、有技术,但没有土地,他可以出去借用别人的土地,与人共同耕种,共同收获。为了争取时间,黄旭华和一代艇的科技人员就是这样长期在协作单位蹲点“种菜”,开展工作。他们先后派出200多名科技人员,到陆上模式堆工地去“种菜”,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参与了从零功率到全功率的运行试验全过程,一方面完善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一方面完善了动力舱的设计,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过硬的队伍。
    “骑驴找马”的故事其实是一则关于辩证法的故事。一代艇上马时,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足以支撑核潜艇的研制,但研制工作的“三项原则”明确指示:要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在这里,先进的技术要求和国内的客观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是等待条件成熟再干还是“人定胜天”地蛮干下去?一个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摆在了黄旭华的面前。黄旭华抛开“左”、“右”之争,发挥集体的智慧,提出了“骑驴找马”策略,驴比马慢,但在一时无马的情况下,先骑驴上路,因陋就简地开展工作,同时积极找马。他把“先进”与“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为一代艇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身蹈险地一痴翁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内行人明白,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时,下去后再没有上来,艇上16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至今无法知道失败原因。这艘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艇,能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的首次深潜试验大关吗?
    黄旭华心里明白: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越需要精神集中。他和同事们再一次检查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才决定下潜。
    离极限深潜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时,细心的黄旭华发现参试艇队里有人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队伍中似乎弥漫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有的参试人员做好了牺牲准备,向亲人嘱托了后事。黄旭华带了几位设计人员去和参试人员谈心,他说:《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很好听,我也喜欢唱,但是,这一次我们不需要这首歌,我们要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把试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他的一席话,缓解了战士们的紧张情绪,接着,他又一字一顿、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想到的话:“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试验。”他说话向来语调不高,但这一句话却掷地有声、震惊全场!
    极限深潜试验开始的那天,天公作美,海面上刮着五级偏东风,浪高一米多,是南海难得的好天气。试验由浅潜到深潜,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100米、200米、250米、260米……一百七十多名参试人员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艇上设备运转的声音应和着艇长下达命令、艇员操作回报以及科技人员测试报告的清脆嗓音,宛如一首大气恢弘的交响乐令人欢欣愉悦。
    接近极限深度时,艇开始一米一米地下潜,庞大的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全艇参试人员一起潜下去了;载着全国2000多个厂、所、院校成千上万名建设者十几个寒暑艰苦奋斗的心血潜下去了;载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希望潜下去了。
    随着艇体的不断下潜,全艇渐渐归于寂静,只有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的“咔嗒、咔嗒”声显得尤为惊心动魄,艇的壳板也因受压变形而不时发出沉闷的巨响。一代总师镇定自若,在听取了测试人员各项实测数据报告后,他果断地决定:继续下潜!终于,极限深潜试验成功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来到了,一个核潜艇的新纪录产生了!这是一个足以令黄旭华感到欣慰、令全中国人民感动和骄傲的数字,在此深度下,核潜艇的耐压艇体结构和系统安全可靠,全船设备运转正常。黄旭华,这位中国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师,在全艇参试人员热泪盈眶的欢呼声中,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他豪情万丈、诗兴勃发,在当日的核潜艇《快报》上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好一个“痴翁”、好一个“乐在其中”,这一“痴”一“乐”,淋漓尽致地道出了黄旭华对核潜艇事业的痴迷,真切地表达了一名科学家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一马带得众马奔
    在一代艇的研制队伍中,黄旭华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辉一直感染、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们。
    宋学斌,现任某型号总师,说起一代总师黄旭华对自己的培养和影响,连称“受益匪浅”。上世纪60年代末,宋学斌刚参加工作就赶上了一代艇的研制,并很快受到黄旭华的青睐。向时任海军参谋长的刘华清汇报工作时,黄旭华带着他;参加尖端技术讨论时,黄旭华支持他的意见。为了解决一个问题,黄旭华连续奋战、不眠不休的一幕幕,给宋学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必须重视问题,深入细致地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总师,必须胸怀大局,勇于担当。”黄旭华的话,成为宋学斌的座右铭。
    在今天的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对于年轻一代的科研设计人员,黄旭华常会送他们“三面镜子”。他说,核潜艇技术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时候都属于最高国家秘密,设计人员要在浩如烟海的各种报道中寻找到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信息,必须随身带上“三面镜子”,一是“放大镜”––扩大视野,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放大信息,看清其内容和实质;三是“照妖镜”––鉴别真假,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他传授给年轻人的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是一代总师渗透到骨子里的对国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
    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副老花镜,一只放大镜。只要不出差,黄旭华仍然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核潜艇研究所的院士办公室里, 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他有整柜整柜的工作资料和文档需要整理,还要分门别类做好标记传给后人;有科研人员就新型号研制中新型材料的使用问题来问计于他,他旁征博引,毫无保留地发表见解……他的身上好像蕴涵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永远都是那样不知疲倦。
    工作的间隙,他常常会深情地凝视办公室里那一字排开的各种核潜艇模型。哦!那一艘艘圆润优美的核潜艇就是他力量的源泉,就是一代总师生命的意义。无怪乎,在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问到“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时,他会脱口而出:“还是核潜艇,还是希望中国的核潜艇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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