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曙光一号”诞生历程回顾：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3:38:33
“曙光一号”诞生历程回顾：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2014年01月14日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科技工作百废待兴，但是作为科技工作“基础的基础”的高性能计算机却还是一片空白，不仅需要巨资从国外引进，使用中还要处处受制于人。直到1993年，作为国家“863计划”重要内容之一的“曙光一号”研发成功，曾经让科研工作者痛心的“玻璃房子的耻辱”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嫦娥三号”在月球成功着陆，作为幕后英雄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已经走过了二十载的历程，其间创造的奇迹数不胜数。
“玻璃房子”的耻辱
作为“曙光一号”项目的主持人，李国杰院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曙光一号”故事要从刺激了一代科学家神经的“玻璃房子”讲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格禁运，只能以极高的价格引进一些相对低端的产品，且要在他们的监控下使用和运行。
据李国杰回忆，当时中石油BGP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为了在地下找油必须要引进高性能计算机，美国政府虽然同意将高性能计算机出口到中国，但是提出了苛刻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套高性能计算机仅能用于石油勘探，不能用于别的用途。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不但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同时还因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控制权在人家手里，被迫在外国人的监控下使用高性能计算机。
高性能计算机运到中国之后，必须安装在一个透明机房里面，机房钥匙由美国工程师控制，工作时的一举一动，机房外面的美国工程师都一目了然，所有的运算数据美国工程师都清清楚楚。时任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曾经感慨地说：玻璃房子是中国的耻辱！
“玻璃房子”事件深深刺激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经，中国没有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国家各行业发展对于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又很迫切，军事、气象、地质、石油勘探……作为国家“863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开发研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计算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
“对我们国家来讲，高性能计算机是将来整个国家计算机方向的一个制高点，更是各项科研工作的基础。我记得在一次‘863青年会’上，有人称其为新世纪的曙光。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命名为曙光一号。”李国杰说。
在美国“洋插队”一年
“早上醒来就觉得很兴奋，晚上睡觉时又觉得压力很大。”李国杰如是描述当时进行“曙光一号”研发时候的状态，因为当时“曙光一号”小组的科学家们要做的事情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李国杰首先要做的是选定方向。当时，有一些人主张向日本学习，但李国杰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的，他感觉到跟着日本走下去可能没有前途。“我觉得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是走日本的那条道路。”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自己是对的。
第二道难题是建团队。“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几乎找不到做过高性能计算机的人。”李国杰说，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研发生态环境和产业链条件太差”。“有的时候为一个很小的零件，或者要配一个什么软件，卡在那里半个月甚至几个月就是找不到也做不出来。”李国杰说。
于是，研发团队选派了陈鸿安、樊建平等6位科技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开赴美国硅谷。出发前，他们还开了一个誓师大会，提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口号，之后便开始了近一年的后来戏称为“洋插队”的生活。
“当时被派到美国去的那些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去过好日子了，其实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租了一间美国老百姓的普通住房，利用客厅当工作间，因为要摆放机器，所有房间都没有床，大家都是铺一个床垫睡在地上。他们每天工作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日没夜的，衣服都没怎么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玩玩或看看风景。所以，他们才戏称自己是洋插队。”李国杰说。
但是，这支小分队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利用美国的大环境，“曙光一号”的研发进程大大加快了。“美国硅谷的研发环境非常好，你要一个怎样的零件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软件，马上就可以给你送来，而且刚开始还可以不给钱，用了好用再付钱。”李国杰说。
而国内的研发团队也几乎是在搏命飞奔，在当时十分简陋的科研环境里，研发团队常常是工作到很晚。
“之前的研发工作常常是‘八年抗战’，你想想，8年前的设计和项目怎么可能进得了市场？！而曙光一号真正研发还不到一年，当时只有几个人，投入经费也只有200万人民币，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李国杰说。
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当时十分关注“曙光一号”的进展，她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那段经历时非常感慨：“曙光一号”这一脚踩下去是轰隆隆响的。因为在“曙光一号”问世3天后，由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现已改为《瓦森纳协定》)当即将向中国禁运高性能计算机的红线提高到10亿次。也就是说，以往发达国家根本不向中国输出的10亿次以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在“曙光一号”诞生后，可以自由向中国输出了。
1993年10月，“曙光一号”通过国家技术鉴定，认为“曙光一号”是“863计划”信息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达到了90年代初同类计算机的国际先进水平。“曙光一号”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大奖。1994年，“曙光一号”作为国内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之一，被写入当年全国人大八届二中全会上李鹏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996年，曙光1000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7年，曙光1000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曾向邓小平提出“863计划”的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甚至评价“曙光一号”高性能计算机其后续创造出的价值和当时历史阶段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我觉得王大珩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深知计算机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现在我们要走入信息时代没有计算机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基础的基础。”胡启恒说。
不做“盆景式”科研成果
研发成功之后，“曙光一号”开始了它更重要的使命——实现产业化。和其他科研成果有所不同的是，“曙光一号”自研制之初，就把产品化、产业化和走向市场作为最终目标，而并非做过去那种“盆景式”的科研成果。
“一开始这个曙光机就没有发表在SCI(世界著名引文数据库)杂志上，目前为止，曙光一篇论文都没有，因为我们想的是要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李国杰说。在SCI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是很多科研项目价值评判的标准，但显然李国杰和“曙光一号”要的不是这个。
原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冀复生回忆说，“863计划”本身就是要为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打下技术基础，这个技术基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到市场上去体现。当时的科学家都有很强烈的进入市场的意识，当时的国家科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了“863计划”，政策上给了一些扶持，部分克服了当时体制上的障碍，给了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
但是，让科学家去做生意谈何容易。1995年，曙光公司成立，“曙光一号”开始走产业化道路，但最初的路走得并不平坦。
据胡启恒院士回忆，在“曙光一号”成功发布后不久，她的工作笔记就有跟冀复生司长讨论对曙光产业化发展的记录，包括如何筹资的问题。在1995年前后，时任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的冀复生，骑着自行车、坐着火车各处去游说，上门推销“曙光一号”，甚至承诺用户只要购买，政府可以补贴一半的资金，这才保证了曙光公司在前期没有死掉。
但即便如此，第一代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只卖出3台，原因很简单：尽管“曙光一号”的价格只有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但高性能计算机在国家当时的产业环境里，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用？怎么用？
尽管起步艰难，但随着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技术不断进步和产业环境的快速成熟，曙光的发展也越来越好。2012年，曙光连续4年蝉联中国高性能计算TOP100市场份额第一名，并首次成为全球高性能计算机营业收入TOP10中的唯一一家中国企业。目前，曙光在国内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已经占据35%左右的市场份额，超过了国际巨头IBM，位列行业第一。
http://d4.sina.com.cn/pfpghc/a4afe690a1cd4511bad6289b797dbeb3.jpg
“市场是不同情眼泪的，市场是不能用政治口号来支撑的，它就是一种竞争，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在竞争中就会失败，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崛起就不能在任何方面对此提出各种借口，只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各个竞争者拼搏，这就是曙光20年让我学习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冀复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现在，高性能计算机即将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随着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应该说属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时代终于来了。
有人把从“PC时代”到“云计算时代”的转变类比为“发电机时代”到了“电网时代”。你无需在自己的PC上产生计算能力，而是从云端获得即可。
“计算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资源，它是驱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和资源。以后高性能计算机可能无处不在，尽管它并不像PC一样摆在你的家里，它就像水、气、电一样，会渗透到每个家庭、各行各业的每个单位。由高性能计算机提供云计算服务，相当于发电站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计算、存储和服务能力，然后输送到每一个终端。高性能计算未来一定会更加深入、更加普及。”李国杰说。
(原标题：“曙光一号”诞生记)
http://news.sina.com.cn/c/2014-01-14/005729233095.shtml“曙光一号”诞生历程回顾：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2014年01月14日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科技工作百废待兴，但是作为科技工作“基础的基础”的高性能计算机却还是一片空白，不仅需要巨资从国外引进，使用中还要处处受制于人。直到1993年，作为国家“863计划”重要内容之一的“曙光一号”研发成功，曾经让科研工作者痛心的“玻璃房子的耻辱”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嫦娥三号”在月球成功着陆，作为幕后英雄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已经走过了二十载的历程，其间创造的奇迹数不胜数。
“玻璃房子”的耻辱
作为“曙光一号”项目的主持人，李国杰院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曙光一号”故事要从刺激了一代科学家神经的“玻璃房子”讲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格禁运，只能以极高的价格引进一些相对低端的产品，且要在他们的监控下使用和运行。
据李国杰回忆，当时中石油BGP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为了在地下找油必须要引进高性能计算机，美国政府虽然同意将高性能计算机出口到中国，但是提出了苛刻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套高性能计算机仅能用于石油勘探，不能用于别的用途。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不但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同时还因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控制权在人家手里，被迫在外国人的监控下使用高性能计算机。
高性能计算机运到中国之后，必须安装在一个透明机房里面，机房钥匙由美国工程师控制，工作时的一举一动，机房外面的美国工程师都一目了然，所有的运算数据美国工程师都清清楚楚。时任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曾经感慨地说：玻璃房子是中国的耻辱！
“玻璃房子”事件深深刺激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经，中国没有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国家各行业发展对于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又很迫切，军事、气象、地质、石油勘探……作为国家“863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开发研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计算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
“对我们国家来讲，高性能计算机是将来整个国家计算机方向的一个制高点，更是各项科研工作的基础。我记得在一次‘863青年会’上，有人称其为新世纪的曙光。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命名为曙光一号。”李国杰说。
在美国“洋插队”一年
“早上醒来就觉得很兴奋，晚上睡觉时又觉得压力很大。”李国杰如是描述当时进行“曙光一号”研发时候的状态，因为当时“曙光一号”小组的科学家们要做的事情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李国杰首先要做的是选定方向。当时，有一些人主张向日本学习，但李国杰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的，他感觉到跟着日本走下去可能没有前途。“我觉得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是走日本的那条道路。”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自己是对的。
第二道难题是建团队。“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几乎找不到做过高性能计算机的人。”李国杰说，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研发生态环境和产业链条件太差”。“有的时候为一个很小的零件，或者要配一个什么软件，卡在那里半个月甚至几个月就是找不到也做不出来。”李国杰说。
于是，研发团队选派了陈鸿安、樊建平等6位科技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开赴美国硅谷。出发前，他们还开了一个誓师大会，提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口号，之后便开始了近一年的后来戏称为“洋插队”的生活。
“当时被派到美国去的那些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去过好日子了，其实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租了一间美国老百姓的普通住房，利用客厅当工作间，因为要摆放机器，所有房间都没有床，大家都是铺一个床垫睡在地上。他们每天工作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日没夜的，衣服都没怎么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玩玩或看看风景。所以，他们才戏称自己是洋插队。”李国杰说。
但是，这支小分队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利用美国的大环境，“曙光一号”的研发进程大大加快了。“美国硅谷的研发环境非常好，你要一个怎样的零件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软件，马上就可以给你送来，而且刚开始还可以不给钱，用了好用再付钱。”李国杰说。
而国内的研发团队也几乎是在搏命飞奔，在当时十分简陋的科研环境里，研发团队常常是工作到很晚。
“之前的研发工作常常是‘八年抗战’，你想想，8年前的设计和项目怎么可能进得了市场？！而曙光一号真正研发还不到一年，当时只有几个人，投入经费也只有200万人民币，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李国杰说。
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当时十分关注“曙光一号”的进展，她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那段经历时非常感慨：“曙光一号”这一脚踩下去是轰隆隆响的。因为在“曙光一号”问世3天后，由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现已改为《瓦森纳协定》)当即将向中国禁运高性能计算机的红线提高到10亿次。也就是说，以往发达国家根本不向中国输出的10亿次以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在“曙光一号”诞生后，可以自由向中国输出了。
1993年10月，“曙光一号”通过国家技术鉴定，认为“曙光一号”是“863计划”信息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达到了90年代初同类计算机的国际先进水平。“曙光一号”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大奖。1994年，“曙光一号”作为国内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之一，被写入当年全国人大八届二中全会上李鹏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996年，曙光1000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7年，曙光1000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曾向邓小平提出“863计划”的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甚至评价“曙光一号”高性能计算机其后续创造出的价值和当时历史阶段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我觉得王大珩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深知计算机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现在我们要走入信息时代没有计算机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基础的基础。”胡启恒说。
不做“盆景式”科研成果
研发成功之后，“曙光一号”开始了它更重要的使命——实现产业化。和其他科研成果有所不同的是，“曙光一号”自研制之初，就把产品化、产业化和走向市场作为最终目标，而并非做过去那种“盆景式”的科研成果。
“一开始这个曙光机就没有发表在SCI(世界著名引文数据库)杂志上，目前为止，曙光一篇论文都没有，因为我们想的是要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李国杰说。在SCI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是很多科研项目价值评判的标准，但显然李国杰和“曙光一号”要的不是这个。
原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冀复生回忆说，“863计划”本身就是要为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打下技术基础，这个技术基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到市场上去体现。当时的科学家都有很强烈的进入市场的意识，当时的国家科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了“863计划”，政策上给了一些扶持，部分克服了当时体制上的障碍，给了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
但是，让科学家去做生意谈何容易。1995年，曙光公司成立，“曙光一号”开始走产业化道路，但最初的路走得并不平坦。
据胡启恒院士回忆，在“曙光一号”成功发布后不久，她的工作笔记就有跟冀复生司长讨论对曙光产业化发展的记录，包括如何筹资的问题。在1995年前后，时任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的冀复生，骑着自行车、坐着火车各处去游说，上门推销“曙光一号”，甚至承诺用户只要购买，政府可以补贴一半的资金，这才保证了曙光公司在前期没有死掉。
但即便如此，第一代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只卖出3台，原因很简单：尽管“曙光一号”的价格只有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但高性能计算机在国家当时的产业环境里，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用？怎么用？
尽管起步艰难，但随着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技术不断进步和产业环境的快速成熟，曙光的发展也越来越好。2012年，曙光连续4年蝉联中国高性能计算TOP100市场份额第一名，并首次成为全球高性能计算机营业收入TOP10中的唯一一家中国企业。目前，曙光在国内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已经占据35%左右的市场份额，超过了国际巨头IBM，位列行业第一。
http://d4.sina.com.cn/pfpghc/a4afe690a1cd4511bad6289b797dbeb3.jpg
“市场是不同情眼泪的，市场是不能用政治口号来支撑的，它就是一种竞争，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在竞争中就会失败，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崛起就不能在任何方面对此提出各种借口，只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各个竞争者拼搏，这就是曙光20年让我学习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冀复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现在，高性能计算机即将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随着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应该说属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时代终于来了。
有人把从“PC时代”到“云计算时代”的转变类比为“发电机时代”到了“电网时代”。你无需在自己的PC上产生计算能力，而是从云端获得即可。
“计算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资源，它是驱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和资源。以后高性能计算机可能无处不在，尽管它并不像PC一样摆在你的家里，它就像水、气、电一样，会渗透到每个家庭、各行各业的每个单位。由高性能计算机提供云计算服务，相当于发电站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计算、存储和服务能力，然后输送到每一个终端。高性能计算未来一定会更加深入、更加普及。”李国杰说。
(原标题：“曙光一号”诞生记)
http://news.sina.com.cn/c/2014-01-14/005729233095.shtml
2014年01月14日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科技工作百废待兴，但是作为科技工作“基础的基础”的高性能计算机却还是一片空白，不仅需要巨资从国外引进，使用中还要处处受制于人。直到1993年，作为国家“863计划”重要内容之一的“曙光一号”研发成功，曾经让科研工作者痛心的“玻璃房子的耻辱”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嫦娥三号”在月球成功着陆，作为幕后英雄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已经走过了二十载的历程，其间创造的奇迹数不胜数。
“玻璃房子”的耻辱
作为“曙光一号”项目的主持人，李国杰院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曙光一号”故事要从刺激了一代科学家神经的“玻璃房子”讲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格禁运，只能以极高的价格引进一些相对低端的产品，且要在他们的监控下使用和运行。
据李国杰回忆，当时中石油BGP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为了在地下找油必须要引进高性能计算机，美国政府虽然同意将高性能计算机出口到中国，但是提出了苛刻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套高性能计算机仅能用于石油勘探，不能用于别的用途。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不但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同时还因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控制权在人家手里，被迫在外国人的监控下使用高性能计算机。
高性能计算机运到中国之后，必须安装在一个透明机房里面，机房钥匙由美国工程师控制，工作时的一举一动，机房外面的美国工程师都一目了然，所有的运算数据美国工程师都清清楚楚。时任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曾经感慨地说：玻璃房子是中国的耻辱！
“玻璃房子”事件深深刺激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经，中国没有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国家各行业发展对于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又很迫切，军事、气象、地质、石油勘探……作为国家“863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开发研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计算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
“对我们国家来讲，高性能计算机是将来整个国家计算机方向的一个制高点，更是各项科研工作的基础。我记得在一次‘863青年会’上，有人称其为新世纪的曙光。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命名为曙光一号。”李国杰说。
在美国“洋插队”一年
“早上醒来就觉得很兴奋，晚上睡觉时又觉得压力很大。”李国杰如是描述当时进行“曙光一号”研发时候的状态，因为当时“曙光一号”小组的科学家们要做的事情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李国杰首先要做的是选定方向。当时，有一些人主张向日本学习，但李国杰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的，他感觉到跟着日本走下去可能没有前途。“我觉得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是走日本的那条道路。”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自己是对的。
第二道难题是建团队。“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几乎找不到做过高性能计算机的人。”李国杰说，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研发生态环境和产业链条件太差”。“有的时候为一个很小的零件，或者要配一个什么软件，卡在那里半个月甚至几个月就是找不到也做不出来。”李国杰说。
于是，研发团队选派了陈鸿安、樊建平等6位科技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开赴美国硅谷。出发前，他们还开了一个誓师大会，提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口号，之后便开始了近一年的后来戏称为“洋插队”的生活。
“当时被派到美国去的那些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去过好日子了，其实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租了一间美国老百姓的普通住房，利用客厅当工作间，因为要摆放机器，所有房间都没有床，大家都是铺一个床垫睡在地上。他们每天工作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日没夜的，衣服都没怎么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玩玩或看看风景。所以，他们才戏称自己是洋插队。”李国杰说。
但是，这支小分队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利用美国的大环境，“曙光一号”的研发进程大大加快了。“美国硅谷的研发环境非常好，你要一个怎样的零件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软件，马上就可以给你送来，而且刚开始还可以不给钱，用了好用再付钱。”李国杰说。
而国内的研发团队也几乎是在搏命飞奔，在当时十分简陋的科研环境里，研发团队常常是工作到很晚。
“之前的研发工作常常是‘八年抗战’，你想想，8年前的设计和项目怎么可能进得了市场？！而曙光一号真正研发还不到一年，当时只有几个人，投入经费也只有200万人民币，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李国杰说。
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当时十分关注“曙光一号”的进展，她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那段经历时非常感慨：“曙光一号”这一脚踩下去是轰隆隆响的。因为在“曙光一号”问世3天后，由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现已改为《瓦森纳协定》)当即将向中国禁运高性能计算机的红线提高到10亿次。也就是说，以往发达国家根本不向中国输出的10亿次以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在“曙光一号”诞生后，可以自由向中国输出了。
1993年10月，“曙光一号”通过国家技术鉴定，认为“曙光一号”是“863计划”信息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达到了90年代初同类计算机的国际先进水平。“曙光一号”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大奖。1994年，“曙光一号”作为国内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之一，被写入当年全国人大八届二中全会上李鹏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996年，曙光1000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7年，曙光1000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曾向邓小平提出“863计划”的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甚至评价“曙光一号”高性能计算机其后续创造出的价值和当时历史阶段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我觉得王大珩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深知计算机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现在我们要走入信息时代没有计算机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基础的基础。”胡启恒说。
不做“盆景式”科研成果
研发成功之后，“曙光一号”开始了它更重要的使命——实现产业化。和其他科研成果有所不同的是，“曙光一号”自研制之初，就把产品化、产业化和走向市场作为最终目标，而并非做过去那种“盆景式”的科研成果。
“一开始这个曙光机就没有发表在SCI(世界著名引文数据库)杂志上，目前为止，曙光一篇论文都没有，因为我们想的是要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李国杰说。在SCI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是很多科研项目价值评判的标准，但显然李国杰和“曙光一号”要的不是这个。
原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冀复生回忆说，“863计划”本身就是要为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打下技术基础，这个技术基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到市场上去体现。当时的科学家都有很强烈的进入市场的意识，当时的国家科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了“863计划”，政策上给了一些扶持，部分克服了当时体制上的障碍，给了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
但是，让科学家去做生意谈何容易。1995年，曙光公司成立，“曙光一号”开始走产业化道路，但最初的路走得并不平坦。
据胡启恒院士回忆，在“曙光一号”成功发布后不久，她的工作笔记就有跟冀复生司长讨论对曙光产业化发展的记录，包括如何筹资的问题。在1995年前后，时任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的冀复生，骑着自行车、坐着火车各处去游说，上门推销“曙光一号”，甚至承诺用户只要购买，政府可以补贴一半的资金，这才保证了曙光公司在前期没有死掉。
但即便如此，第一代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只卖出3台，原因很简单：尽管“曙光一号”的价格只有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但高性能计算机在国家当时的产业环境里，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用？怎么用？
尽管起步艰难，但随着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技术不断进步和产业环境的快速成熟，曙光的发展也越来越好。2012年，曙光连续4年蝉联中国高性能计算TOP100市场份额第一名，并首次成为全球高性能计算机营业收入TOP10中的唯一一家中国企业。目前，曙光在国内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已经占据35%左右的市场份额，超过了国际巨头IBM，位列行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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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不同情眼泪的，市场是不能用政治口号来支撑的，它就是一种竞争，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在竞争中就会失败，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崛起就不能在任何方面对此提出各种借口，只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各个竞争者拼搏，这就是曙光20年让我学习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冀复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现在，高性能计算机即将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随着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应该说属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时代终于来了。
有人把从“PC时代”到“云计算时代”的转变类比为“发电机时代”到了“电网时代”。你无需在自己的PC上产生计算能力，而是从云端获得即可。
“计算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资源，它是驱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和资源。以后高性能计算机可能无处不在，尽管它并不像PC一样摆在你的家里，它就像水、气、电一样，会渗透到每个家庭、各行各业的每个单位。由高性能计算机提供云计算服务，相当于发电站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计算、存储和服务能力，然后输送到每一个终端。高性能计算未来一定会更加深入、更加普及。”李国杰说。
(原标题：“曙光一号”诞生记)
http://news.sina.com.cn/c/2014-01-14/005729233095.shtml“曙光一号”诞生历程回顾：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2014年01月14日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科技工作百废待兴，但是作为科技工作“基础的基础”的高性能计算机却还是一片空白，不仅需要巨资从国外引进，使用中还要处处受制于人。直到1993年，作为国家“863计划”重要内容之一的“曙光一号”研发成功，曾经让科研工作者痛心的“玻璃房子的耻辱”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嫦娥三号”在月球成功着陆，作为幕后英雄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已经走过了二十载的历程，其间创造的奇迹数不胜数。
“玻璃房子”的耻辱
作为“曙光一号”项目的主持人，李国杰院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曙光一号”故事要从刺激了一代科学家神经的“玻璃房子”讲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格禁运，只能以极高的价格引进一些相对低端的产品，且要在他们的监控下使用和运行。
据李国杰回忆，当时中石油BGP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为了在地下找油必须要引进高性能计算机，美国政府虽然同意将高性能计算机出口到中国，但是提出了苛刻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套高性能计算机仅能用于石油勘探，不能用于别的用途。东方石油物理公司不但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同时还因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控制权在人家手里，被迫在外国人的监控下使用高性能计算机。
高性能计算机运到中国之后，必须安装在一个透明机房里面，机房钥匙由美国工程师控制，工作时的一举一动，机房外面的美国工程师都一目了然，所有的运算数据美国工程师都清清楚楚。时任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曾经感慨地说：玻璃房子是中国的耻辱！
“玻璃房子”事件深深刺激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经，中国没有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国家各行业发展对于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又很迫切，军事、气象、地质、石油勘探……作为国家“863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开发研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计算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
“对我们国家来讲，高性能计算机是将来整个国家计算机方向的一个制高点，更是各项科研工作的基础。我记得在一次‘863青年会’上，有人称其为新世纪的曙光。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命名为曙光一号。”李国杰说。
在美国“洋插队”一年
“早上醒来就觉得很兴奋，晚上睡觉时又觉得压力很大。”李国杰如是描述当时进行“曙光一号”研发时候的状态，因为当时“曙光一号”小组的科学家们要做的事情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李国杰首先要做的是选定方向。当时，有一些人主张向日本学习，但李国杰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的，他感觉到跟着日本走下去可能没有前途。“我觉得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是走日本的那条道路。”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自己是对的。
第二道难题是建团队。“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几乎找不到做过高性能计算机的人。”李国杰说，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研发生态环境和产业链条件太差”。“有的时候为一个很小的零件，或者要配一个什么软件，卡在那里半个月甚至几个月就是找不到也做不出来。”李国杰说。
于是，研发团队选派了陈鸿安、樊建平等6位科技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开赴美国硅谷。出发前，他们还开了一个誓师大会，提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口号，之后便开始了近一年的后来戏称为“洋插队”的生活。
“当时被派到美国去的那些人，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去过好日子了，其实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租了一间美国老百姓的普通住房，利用客厅当工作间，因为要摆放机器，所有房间都没有床，大家都是铺一个床垫睡在地上。他们每天工作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日没夜的，衣服都没怎么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玩玩或看看风景。所以，他们才戏称自己是洋插队。”李国杰说。
但是，这支小分队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利用美国的大环境，“曙光一号”的研发进程大大加快了。“美国硅谷的研发环境非常好，你要一个怎样的零件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软件，马上就可以给你送来，而且刚开始还可以不给钱，用了好用再付钱。”李国杰说。
而国内的研发团队也几乎是在搏命飞奔，在当时十分简陋的科研环境里，研发团队常常是工作到很晚。
“之前的研发工作常常是‘八年抗战’，你想想，8年前的设计和项目怎么可能进得了市场？！而曙光一号真正研发还不到一年，当时只有几个人，投入经费也只有200万人民币，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李国杰说。
价值堪比“两弹一星”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当时十分关注“曙光一号”的进展，她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那段经历时非常感慨：“曙光一号”这一脚踩下去是轰隆隆响的。因为在“曙光一号”问世3天后，由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现已改为《瓦森纳协定》)当即将向中国禁运高性能计算机的红线提高到10亿次。也就是说，以往发达国家根本不向中国输出的10亿次以内的高性能计算机，在“曙光一号”诞生后，可以自由向中国输出了。
1993年10月，“曙光一号”通过国家技术鉴定，认为“曙光一号”是“863计划”信息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达到了90年代初同类计算机的国际先进水平。“曙光一号”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大奖。1994年，“曙光一号”作为国内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之一，被写入当年全国人大八届二中全会上李鹏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1996年，曙光1000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7年，曙光1000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曾向邓小平提出“863计划”的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甚至评价“曙光一号”高性能计算机其后续创造出的价值和当时历史阶段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我觉得王大珩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他深知计算机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现在我们要走入信息时代没有计算机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基础的基础。”胡启恒说。
不做“盆景式”科研成果
研发成功之后，“曙光一号”开始了它更重要的使命——实现产业化。和其他科研成果有所不同的是，“曙光一号”自研制之初，就把产品化、产业化和走向市场作为最终目标，而并非做过去那种“盆景式”的科研成果。
“一开始这个曙光机就没有发表在SCI(世界著名引文数据库)杂志上，目前为止，曙光一篇论文都没有，因为我们想的是要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李国杰说。在SCI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是很多科研项目价值评判的标准，但显然李国杰和“曙光一号”要的不是这个。
原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冀复生回忆说，“863计划”本身就是要为国家的高技术产业打下技术基础，这个技术基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到市场上去体现。当时的科学家都有很强烈的进入市场的意识，当时的国家科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了“863计划”，政策上给了一些扶持，部分克服了当时体制上的障碍，给了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
但是，让科学家去做生意谈何容易。1995年，曙光公司成立，“曙光一号”开始走产业化道路，但最初的路走得并不平坦。
据胡启恒院士回忆，在“曙光一号”成功发布后不久，她的工作笔记就有跟冀复生司长讨论对曙光产业化发展的记录，包括如何筹资的问题。在1995年前后，时任国家科委高新司司长的冀复生，骑着自行车、坐着火车各处去游说，上门推销“曙光一号”，甚至承诺用户只要购买，政府可以补贴一半的资金，这才保证了曙光公司在前期没有死掉。
但即便如此，第一代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也只卖出3台，原因很简单：尽管“曙光一号”的价格只有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但高性能计算机在国家当时的产业环境里，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用？怎么用？
尽管起步艰难，但随着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技术不断进步和产业环境的快速成熟，曙光的发展也越来越好。2012年，曙光连续4年蝉联中国高性能计算TOP100市场份额第一名，并首次成为全球高性能计算机营业收入TOP10中的唯一一家中国企业。目前，曙光在国内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已经占据35%左右的市场份额，超过了国际巨头IBM，位列行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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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不同情眼泪的，市场是不能用政治口号来支撑的，它就是一种竞争，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在竞争中就会失败，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要想崛起就不能在任何方面对此提出各种借口，只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各个竞争者拼搏，这就是曙光20年让我学习到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冀复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现在，高性能计算机即将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随着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应该说属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时代终于来了。
有人把从“PC时代”到“云计算时代”的转变类比为“发电机时代”到了“电网时代”。你无需在自己的PC上产生计算能力，而是从云端获得即可。
“计算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资源，它是驱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和资源。以后高性能计算机可能无处不在，尽管它并不像PC一样摆在你的家里，它就像水、气、电一样，会渗透到每个家庭、各行各业的每个单位。由高性能计算机提供云计算服务，相当于发电站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计算、存储和服务能力，然后输送到每一个终端。高性能计算未来一定会更加深入、更加普及。”李国杰说。
(原标题：“曙光一号”诞生记)
http://news.sina.com.cn/c/2014-01-14/005729233095.shtml
大型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武器，有了它，密码破译技术得以提高，天气预报能力得以飞跃，至于模拟核爆炸……简单化了。
曙光一号同时也是七十年代研制的载人飞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