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纪念!我们再做什么?

      73年前的今天，一声爆炸，东北沈阳城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被日军炸毁，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拉开序幕。
　　至今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是，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一个月时间，整个东北三省相继沦陷，20万东北军精锐之师，被迫撤回关内，扔下几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长达14年。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东北军将士流亡关内，唱起这首歌，条条汉子热泪纵横。
　　时间之车轮，滚滚向前到21世纪的今天。在民间仇日情绪泛滥的网络时代，对于73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该反思什么？该如何反思？
　　每年的6月22日，俄罗斯全国民众要为二战默哀；以色列每年4月27日，全国默哀并鸣警报，纪念二战被屠杀的犹太人；日本每年8月15都有一批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纪念二战阵亡的战犯……
　　而中国，在怒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该以何种方式纪念9·18？以什么方式纪念那些在战争中牺牲将士和民众的亡灵？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呜呼，9·18，国之耻，国之殇！

       图：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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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给子孙听”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9月19日第一版)稿 难忘“九·一八”，想起一句话：“讲给子孙听”。这是当年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的一名年轻士兵目睹日本向反法西斯盟国签定投降书后，留下的一句十分普通而又意义深远的肺腑之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都给子孙讲了些什么？讲法西斯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暴行，讲南京大屠杀，讲“731”部队的活人试验，讲珍珠港事件，讲奥斯威辛集中营，讲落后就要挨打，讲和平才能发展……全世界凡有正义和良知的人们都会世世代代讲下去。
　　然而，世界上至今还有一个国家，对法西斯军国主义讳莫如深。他们也没忘记讲给子孙听，但他们对战争与历史问题的表态和承诺，早已被“新国家主义”、“皇国史观”、“神国论”等叫嚣所淹没。其担负教育子孙重任的文部省三番五次地篡改教科书，关起门来用歪曲的历史欺骗后代，甚至规定中小学必须挂军国主义时代的旗帜，唱军国主义时代的歌曲。他们不仅讲给子孙听，而且做给子孙看。几位政府首脑争先恐后地跑到供有战犯亡灵的神社去拜神祭鬼。抹煞罪行，制造无知，煽动复仇，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泛起的一股浊流。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广川忠秀说：“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所进行的那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
　　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其实，就日本右翼势力而言，与其说是忘记，倒不如说是拒绝。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世界早有定论的事，他们却仍不遗余力地想去推翻。这就不仅是“有病”，而且“有鬼”。这个“鬼”就是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军国主义阴魂。尽管当年这位严令其部下“杀身成仁”，却对自己哆嗦着下不了手，最终还得靠战犯法庭成全的东条，早已遗臭后世，今天却仍被其信徒奉若神明，这不是活见鬼么？
　　讲给后代听，就是要对后代负责。自己干下对不起世界、对不起后代的事，还要欺骗后代，这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位旅居欧洲的日本青年，当听到别人讲起日本当年的侵略罪行时，不解并夹着赌气地说：“他们做的事与我何关？”这位日本青年的讲话颇有代表性，正因为日本右翼势力竭力篡改、歪曲历史，才导致日本一些青年人的无知，甚至把他们前辈的罪行当作光荣来炫耀。如果允许这些人继续这样“讲下去”，不但关系大大的有，而且一脉相承下去，还会重蹈覆辙。
　　如果说二次大战是日本的失败，那么日本的更大失败则是始终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失败。其一，当今世界潮流，和平与发展是众望所归。谁远离和平，谁就别想发展；谁想发展，谁就不能拒绝和平。其二，军事扩张征服不了世界，只能被世界所孤立。已经干下对不起别人的事，还要一边继续干，一边指望别人理解、信任，到底是谁的智商出了问题？其三，失败尚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失败的真正原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绝不是武器不精、兵力不足的失败，而是道义和公理的失败。其四，口头上认错，行动上不认错；一败涂地时认错，稍有喘息又不认错，这种市井泼皮无赖的手法又焉能长久自欺欺人！
  
一九三二年日本占领东北后，扶植伪满洲国建立。图为一九四○年六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日与日本天皇裕仁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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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田中内阁开会制定侵华政策   日本田中（右起第三人）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华政策                              
人民时评：“国耻”日里说“国耻”
（人民网 2001年9月18日稿）今天是“九一八”事变70周年。
　　1931年今夜，日本关东军按照侵略中国的预定计划，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然后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由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在那里扶植了伪满洲国。是谓“九一八”事变。
　　东北之败，败得丢人，丢得窝囊，故曰“国耻”。
　　70年后的今天，反思国耻，检讨得失，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何以败得那么悲惨，输得那么窝囊？原因很多，但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军阀混战给日本可乘之机。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权夺利，在中原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史称蒋冯阎中原大战。百万大军，混战厮杀，相持数月，胜负不决。战至9月，冯阎反蒋联军丢失重镇济南，开始显露败相。一直作壁上观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决定拥蒋，遂发表申讨阎、冯的“巧”电，东北军主力大举关内。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大获全胜。国民党政府虽然由此消灭了主要地方实力派，获得了表面的统一，国家元气却大为损伤，因此中原大战被人称为“断送国脉的战争”。
　　张学良这边，因其助蒋有功，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平津一带也成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后归附张学良的流氓军阀石友三，在日军的纵容策划下，于1931年7月发起反张战争，向平津进攻。此时，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 这样一来，东北防务就陷于前所未有的空虚状态。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认为，该是向中国下手的时候了。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　 张学良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的故事。因为，这个“巧合”之中隐含着必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二是麻痹无备让日军阴谋得逞。
　　“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为伊父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忙于为伊父庆贺寿辰；驻扎沈阳的主力部队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该旅六一九团、六二一团团长也均不在军中。事变发生后，基层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但军中无人主事，一片混乱，恰好给日军以浑水摸鱼之机。
　　三是畏敌如虎使自己丧失斗志。
　　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相比，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当然处于劣势，这是事实。但是，劣势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理由，何况我们并没有弱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地步。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东北军主力虽然调往关内，但关外部队总数仍有19万多，实力对比占绝对优势。倘若奋起抗战，组织得当，又有当地人民的支持，与日军大可一战，至少不至于把东北拱手让人。但是，那时的中国统治阶层中，弥漫着恐日情绪。这些人，没有胆气，没有血性，患得患失，偏安苟安。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说到底还是出于对日军的过分惧怕和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于是，才有了中外历史罕见的“不抵抗”政策。
　　早在事变前，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后，又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在前线，官兵要求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说：“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许抵抗。”官兵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盲目服从、机械执行到了如此地步，也是中外罕见的。
　　蒋介石所以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除了惧日的因素和“安内”的需要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对国联的干预寄以厚望。但是，自己不抵抗，却指望别人帮忙，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及至全国抗战爆发，各国的援助才接踵而至。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又说明一个道理：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
　　回忆和反思耻辱的过去，是让人不愉快的；但知耻后勇的道理又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耻辱。
　　耻辱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但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有义务不让耻辱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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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傀儡皇帝溥仪（左六）即位与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左五）等人合影
评论：中国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警醒国人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又是第四个“全民国防纪念日”。9月18日的9点18分，全国将有上百个城市同时鸣响防空警报，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辽沈晚报》9月16日)
　　这当然是一项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举措。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某些国人缺乏清醒的历史认识，为了讨些所谓的“口彩”，每年的9月18日，总是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情景：在这天举行婚礼和开业的鞭炮经常在一些城市响成一片；去年首都某大学的食堂开业甚至还打出了“9·18，就要发”的宣传横幅；给中国人留下耻辱记忆的莫过于去年9月18日发生在珠海的日本人群体嫖娼事件。这些都说明，在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过程中，某些国人头脑中缺少了国耻日的基本概念。
　　虽然许多媒体在报道9月18日举行的纪念活动时，都曾提到过“国耻日”的概念，但由于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定的角度，在普及上难免会打上一个折扣。早在去年，就有许多民间人士在网上倡导设立“国耻日”，并征集网上签名，但由于缺少官方的公开支持和践行，“国耻日”的设立还一直是法律上的盲点。事实上，中国太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了。前段时间，有专家就中国抗战胜利日进行了讨论，认为不应该是8月15日，而是9月3日，并把抗战胜利日的确定提到一个很高的政治高度上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抗战胜利日的确立固然能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国耻日”的设立更能激起国民清醒的历史意识，从而使得国民正视历史，不忘国耻，增强国防安全意识。否则，一味的沉溺于自豪感之中，不仅会迷失掉自我，还会陷于夜郎自大的窘境。
　　把9月18日作为国耻日，并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同时还要对这天的纪念活动作出详细的规定，譬如，对为讨“就要发”口彩而举行庆典活动的商家或个人依法作出惩罚和问责，各个城市在这天举行类似鸣响警报之类的活动，等等，只有这样，国民的国耻意识才会真正的得到增强，知耻而后勇，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更加奋勇前行。
　　国耻日的形成和确立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整体价值趋向和历史意识，理所当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当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即宣布12月7日是美国国耻日，从而掀开了美国的雪耻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相对于美国，我们国耻日的设立却迟迟未定。
　　9月18日，大街上庆典鞭炮的响起，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勿望国耻！

      73年前的今天，一声爆炸，东北沈阳城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被日军炸毁，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拉开序幕。
　　至今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是，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一个月时间，整个东北三省相继沦陷，20万东北军精锐之师，被迫撤回关内，扔下几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长达14年。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东北军将士流亡关内，唱起这首歌，条条汉子热泪纵横。
　　时间之车轮，滚滚向前到21世纪的今天。在民间仇日情绪泛滥的网络时代，对于73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该反思什么？该如何反思？
　　每年的6月22日，俄罗斯全国民众要为二战默哀；以色列每年4月27日，全国默哀并鸣警报，纪念二战被屠杀的犹太人；日本每年8月15都有一批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纪念二战阵亡的战犯……
　　而中国，在怒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该以何种方式纪念9·18？以什么方式纪念那些在战争中牺牲将士和民众的亡灵？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呜呼，9·18，国之耻，国之殇！

       图：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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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给子孙听”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9月19日第一版)稿 难忘“九·一八”，想起一句话：“讲给子孙听”。这是当年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的一名年轻士兵目睹日本向反法西斯盟国签定投降书后，留下的一句十分普通而又意义深远的肺腑之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都给子孙讲了些什么？讲法西斯军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暴行，讲南京大屠杀，讲“731”部队的活人试验，讲珍珠港事件，讲奥斯威辛集中营，讲落后就要挨打，讲和平才能发展……全世界凡有正义和良知的人们都会世世代代讲下去。
　　然而，世界上至今还有一个国家，对法西斯军国主义讳莫如深。他们也没忘记讲给子孙听，但他们对战争与历史问题的表态和承诺，早已被“新国家主义”、“皇国史观”、“神国论”等叫嚣所淹没。其担负教育子孙重任的文部省三番五次地篡改教科书，关起门来用歪曲的历史欺骗后代，甚至规定中小学必须挂军国主义时代的旗帜，唱军国主义时代的歌曲。他们不仅讲给子孙听，而且做给子孙看。几位政府首脑争先恐后地跑到供有战犯亡灵的神社去拜神祭鬼。抹煞罪行，制造无知，煽动复仇，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泛起的一股浊流。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广川忠秀说：“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所进行的那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
　　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其实，就日本右翼势力而言，与其说是忘记，倒不如说是拒绝。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世界早有定论的事，他们却仍不遗余力地想去推翻。这就不仅是“有病”，而且“有鬼”。这个“鬼”就是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军国主义阴魂。尽管当年这位严令其部下“杀身成仁”，却对自己哆嗦着下不了手，最终还得靠战犯法庭成全的东条，早已遗臭后世，今天却仍被其信徒奉若神明，这不是活见鬼么？
　　讲给后代听，就是要对后代负责。自己干下对不起世界、对不起后代的事，还要欺骗后代，这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位旅居欧洲的日本青年，当听到别人讲起日本当年的侵略罪行时，不解并夹着赌气地说：“他们做的事与我何关？”这位日本青年的讲话颇有代表性，正因为日本右翼势力竭力篡改、歪曲历史，才导致日本一些青年人的无知，甚至把他们前辈的罪行当作光荣来炫耀。如果允许这些人继续这样“讲下去”，不但关系大大的有，而且一脉相承下去，还会重蹈覆辙。
　　如果说二次大战是日本的失败，那么日本的更大失败则是始终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失败。其一，当今世界潮流，和平与发展是众望所归。谁远离和平，谁就别想发展；谁想发展，谁就不能拒绝和平。其二，军事扩张征服不了世界，只能被世界所孤立。已经干下对不起别人的事，还要一边继续干，一边指望别人理解、信任，到底是谁的智商出了问题？其三，失败尚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失败的真正原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绝不是武器不精、兵力不足的失败，而是道义和公理的失败。其四，口头上认错，行动上不认错；一败涂地时认错，稍有喘息又不认错，这种市井泼皮无赖的手法又焉能长久自欺欺人！
  
一九三二年日本占领东北后，扶植伪满洲国建立。图为一九四○年六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日与日本天皇裕仁握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本田中内阁开会制定侵华政策   日本田中（右起第三人）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华政策                              
人民时评：“国耻”日里说“国耻”
（人民网 2001年9月18日稿）今天是“九一八”事变70周年。
　　1931年今夜，日本关东军按照侵略中国的预定计划，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然后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由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在那里扶植了伪满洲国。是谓“九一八”事变。
　　东北之败，败得丢人，丢得窝囊，故曰“国耻”。
　　70年后的今天，反思国耻，检讨得失，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何以败得那么悲惨，输得那么窝囊？原因很多，但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军阀混战给日本可乘之机。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权夺利，在中原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史称蒋冯阎中原大战。百万大军，混战厮杀，相持数月，胜负不决。战至9月，冯阎反蒋联军丢失重镇济南，开始显露败相。一直作壁上观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决定拥蒋，遂发表申讨阎、冯的“巧”电，东北军主力大举关内。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大获全胜。国民党政府虽然由此消灭了主要地方实力派，获得了表面的统一，国家元气却大为损伤，因此中原大战被人称为“断送国脉的战争”。
　　张学良这边，因其助蒋有功，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平津一带也成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后归附张学良的流氓军阀石友三，在日军的纵容策划下，于1931年7月发起反张战争，向平津进攻。此时，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 这样一来，东北防务就陷于前所未有的空虚状态。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认为，该是向中国下手的时候了。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　 张学良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的故事。因为，这个“巧合”之中隐含着必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二是麻痹无备让日军阴谋得逞。
　　“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为伊父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忙于为伊父庆贺寿辰；驻扎沈阳的主力部队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该旅六一九团、六二一团团长也均不在军中。事变发生后，基层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但军中无人主事，一片混乱，恰好给日军以浑水摸鱼之机。
　　三是畏敌如虎使自己丧失斗志。
　　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相比，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当然处于劣势，这是事实。但是，劣势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理由，何况我们并没有弱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地步。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东北军主力虽然调往关内，但关外部队总数仍有19万多，实力对比占绝对优势。倘若奋起抗战，组织得当，又有当地人民的支持，与日军大可一战，至少不至于把东北拱手让人。但是，那时的中国统治阶层中，弥漫着恐日情绪。这些人，没有胆气，没有血性，患得患失，偏安苟安。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说到底还是出于对日军的过分惧怕和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于是，才有了中外历史罕见的“不抵抗”政策。
　　早在事变前，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后，又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在前线，官兵要求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说：“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许抵抗。”官兵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盲目服从、机械执行到了如此地步，也是中外罕见的。
　　蒋介石所以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除了惧日的因素和“安内”的需要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对国联的干预寄以厚望。但是，自己不抵抗，却指望别人帮忙，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及至全国抗战爆发，各国的援助才接踵而至。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又说明一个道理：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
　　回忆和反思耻辱的过去，是让人不愉快的；但知耻后勇的道理又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耻辱。
　　耻辱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但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有义务不让耻辱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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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傀儡皇帝溥仪（左六）即位与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左五）等人合影
评论：中国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警醒国人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又是第四个“全民国防纪念日”。9月18日的9点18分，全国将有上百个城市同时鸣响防空警报，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辽沈晚报》9月16日)
　　这当然是一项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举措。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某些国人缺乏清醒的历史认识，为了讨些所谓的“口彩”，每年的9月18日，总是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情景：在这天举行婚礼和开业的鞭炮经常在一些城市响成一片；去年首都某大学的食堂开业甚至还打出了“9·18，就要发”的宣传横幅；给中国人留下耻辱记忆的莫过于去年9月18日发生在珠海的日本人群体嫖娼事件。这些都说明，在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过程中，某些国人头脑中缺少了国耻日的基本概念。
　　虽然许多媒体在报道9月18日举行的纪念活动时，都曾提到过“国耻日”的概念，但由于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定的角度，在普及上难免会打上一个折扣。早在去年，就有许多民间人士在网上倡导设立“国耻日”，并征集网上签名，但由于缺少官方的公开支持和践行，“国耻日”的设立还一直是法律上的盲点。事实上，中国太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了。前段时间，有专家就中国抗战胜利日进行了讨论，认为不应该是8月15日，而是9月3日，并把抗战胜利日的确定提到一个很高的政治高度上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抗战胜利日的确立固然能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国耻日”的设立更能激起国民清醒的历史意识，从而使得国民正视历史，不忘国耻，增强国防安全意识。否则，一味的沉溺于自豪感之中，不仅会迷失掉自我，还会陷于夜郎自大的窘境。
　　把9月18日作为国耻日，并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同时还要对这天的纪念活动作出详细的规定，譬如，对为讨“就要发”口彩而举行庆典活动的商家或个人依法作出惩罚和问责，各个城市在这天举行类似鸣响警报之类的活动，等等，只有这样，国民的国耻意识才会真正的得到增强，知耻而后勇，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更加奋勇前行。
　　国耻日的形成和确立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整体价值趋向和历史意识，理所当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当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即宣布12月7日是美国国耻日，从而掀开了美国的雪耻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相对于美国，我们国耻日的设立却迟迟未定。
　　9月18日，大街上庆典鞭炮的响起，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勿望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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