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势在中腹——“空海一体战”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前言
       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开发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手段，并探索未来的作战概念以削弱对手A2/AD能力，确保在“反介入”作战环境中威慑并击败对手，美国军队必须有能力慑止、防御、击败潜在敌对国家的进犯，保护盟国和合作伙伴利益以及美国安全和在关键地区的影响力。所谓“未来的作战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空海一体战”。 该概念将指导未来美国空军和海军如何在所有作战领域内进行能力集成，以应对制约美国在全球公域中行动自由且日益增多的各类挑战。本文从“空海一体战”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成形和辩论演进过程等出发，力图厘清该概念的轮廓与本质，然后对“空海一体战”面临的未来挑战进行分析，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给出个人的建议。

“空海一体战”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消除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海域的严重威胁，盟军曾进行空海协同作战的大胆尝试，并取得许多成功。在随后的菲律宾海域作战中，盟军的空海军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联合。但最令人瞩目的是“杜立德空袭东京”，1942年4月18日，美国陆军航空兵轰炸机第一次从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起飞执行远程轰炸，向日本本土发起空中攻击，这可以看作是典型的“空海协同作战”雏形实例。此先例虽开，自二战结束后一直到越南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海军一直习惯于传统的公海作战和海洋控制，而与美国空军在文化上继续保持着互相独立和互不兼容的姿态，两个军种甚至在相似的空中行动中仍采用各自完全独立的术语体系与行动概念。当时两个军种的空中作战体系基本上没有互通操作和兼容可言。 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颁布后，确立了统一指挥原则，虽然阻力仍存，军种间协同得到了本质性的改善。自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后，以前从未经历的现代战争现实使军方高层及两个军种更深切地意识到，在冷战后新的全球安全环境中，在国防预算压力下，先前两个军种互不兼容、各自发展的路线必须修正，重复和重叠必须减少，在未来战争中加强空军与海军的联合，逐渐成为两个军种高层的共识。随后，两个军种开始注意在装备、条令和作战训练等方面着手改进，以实现新时代全球濒海作战环境中更紧密的联合与协作。

      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5月，时为海军中校的詹姆斯•斯塔弗里兹（后任美国欧洲总部司令兼北约盟军作战司令部司令）发表论文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以一支可以即时部署、实力强大、完全一体化的打击力量为核心的空海一体战概念。” 由此，“空海一体战”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美军正处于“寻找新对手”时期，加之军种之间忙于武器装备、训练等低层次的联合，该概念在当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笔者深信，此时，该概念已落入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NA）主任安德鲁•马歇尔的眼帘，或者说这个概念正符合马歇尔对美国未来潜在威胁的思考。拥有兰德公司历练经历的马歇尔，尤其善于识别正在形成的、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地位的战略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完成新军事革命相关课题研究之后，马歇尔即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身上，因为中国最有可能因快速的经济发展对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构成威胁。在过去15年中，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先后为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进行了20多次针对中国的作战模拟并撰写了几十份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已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长期防务计划》、《为未来舰队发展制定时间表》、《一个长期的空军战略》、《7个致命想定》、《五角大楼的无用资产》、《致命的想定：军事未来主义者探索21世纪战争》等，以及鲜为人知的完成于2003年的《面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从而为马歇尔提倡和推动“空海一体战”概念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渊源关系，以及自身的特长，兰德公司在此期间也自然而然成为马歇尔得力的左膀右臂。兰德公司利用由马歇尔资助的基于人工智能和战斗建模（战略和作战两个层面）技术建立起来的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JICM），对中国进行战略评估，以及中美力量平衡评估。兰德公司的《恐怖的海峡？：中国—台湾军事对抗和美国的政策方案》，以及《同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则是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最典型应用。其间，兰德公司甚至还用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和“鱼叉”（Harpoon）兵棋配合对台海冲突进行了推演。  在与军种合作方面，兰德公司空军项目还接受美国空军的委托，对空军与海军间的联合作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杰明•S•兰伯斯于2007年完成的《打击战中空海一体的演变》是另一部较为经典的研究成果。  该报告探究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海军与空军在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中所结成的合作关系的演进历程，特别是两军种新的空中系统的采办、军种间共同空中行动战术的发展、和平时期的联合训练、联合指挥与控制、突发事件中的联合作战，以及现实的联合作战实践等事宜。

       从上面可以看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了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战争模式发生变化而导致军种间文化产生的强烈碰撞，军事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军种间联合创造的技术可能性，美国的“军事大脑”们对未来孜孜不倦的探索研究……这些都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形成与争议
       近年来，五角大楼许多高级官员逐渐认同了马歇尔的观点，即，一些国家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和能力已经威胁到美国为捍卫本国和盟国利益而在全球投送力量的能力。为此，前美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部司令、后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的卡罗尔•钱德勒上将再次将“空海一体战” 概念提出，并得到时任空军参谋长的诺顿•施瓦茨上将的认可。同样，2009年5月，曾就任于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鲍博•沃克，作为“空海一体战”概念与“海基能力”（Seabasing）概念的积极倡导者，在成为海军副部长后毫不避讳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才使“空海一体战”在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有了一席之地。在2010年前的3年内，空海一体战的设计者先后组织了6次演习来确定“空海一体战”概念的使命，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呈报给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上将和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

       2009年9月，在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倡导下，施瓦茨上将和拉夫黑德上将共同签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决定继续推进“空海一体战”，并各指定4名作战策划专家组成联合工作组，负责指导起草“空海一体战”的暂行条令。  2010年2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进一步列出了该构想的理由和作用范围，这是军方的官方文件首次写入并明确提出要发展该概念。2010年5月18日，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研究报告《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发布仪式在国会山隆重举行，并邀请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乔•利伯曼参议员出席并讲话，这也是相关部门推广该概念的一个高调动作。 同年的5月27日，美空海军联合工作组在华盛顿向军方高层汇报了研究成果，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参联会主席迈克•马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7月29日由美国国会授权组建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独立调查组”发布最终报告，再次对空军和海军联合开展空海一体战予以肯定，指出空海一体战是应对日益增长的“反介入”挑战的范例，并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将其他军种也纳入其中。

       作为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统一口径式的宣传，2012年2月20日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和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联名发表的一篇题为“空海一体战：在不确定的时代促进稳定”的文章。 同年5月16日，布鲁金斯学会21世纪防御计划举办研讨会，施瓦茨和格林纳特以嘉宾身份发言，进一步阐述了空军部与海军部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理解和各自的观点。 直至2013年5月，成立于2011年8月12日的国防部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才正式代表官方对“空海一体战”概念进行了最为权威的公开诠释。该文件称，“空海一体战”概念旨在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行动自由，从而使盟国安心并遏制潜在对手。

       无论是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还是五角大楼，都在不同场合声称“空海一体战”概念不是具体针对某一国家，但是已公布的《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的重点几乎又完全放在如何与类似中国这样崛起的军事强国进行一场高端的大规模战争。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高调渲染与五角大楼的闪烁其辞，更加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界的猜测与争论。美军军官或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观点，支持或批评之音此起彼伏。

       在“空海一体战”概念发布之初，这一概念在五角大楼、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内部曾遭到强烈抵触。特别是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认为这个概念可能导致减少用于地面作战的国防开支。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准备的内部评估报告称，“在和平时期建设以空海一体战为重点的海军和空军将昂贵到荒谬的程度，”如果用于与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将会导致“无法估量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列文沃斯堡陆军基地指参学院高级军事研究学校的创始人，陆军退役准将德切格则在《陆军》杂志2011年5月号发表文章，他将现在的“空海一体战”与1990年代盛行的“快速决定性作战”（RDO）理论相比较后，认为这两种理论均充满了理想主义论调。德切格认为，没有强力地面部队的作战只是某种惩罚，而不能取得全胜。况且这些理想性的概念从来没有实践，也没有在学校中得到教育和认同。 也许是意犹未尽，德切格将军在《陆军》杂志2011年11月号再次著文，认为“空海一体战”的开支是巨大的，将使美国像当年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一样，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他引述了辛里奇（Raoul Heinrichs）在《外交家》杂志的文章，称空海一体战的竞争最终可能导致核武器的竞争与发展。德切格还认为，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将其拉入国际安全协定，即使困难重重也比军事竞赛强。

       迄今为止，就笔者所知，五角大楼和各军种尚未正式发布在作战计划、训练和执行等方面如何落实“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官方文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军种都在坐等观望，相反，各军种早在“空海一体战”概念发布前的几年间已是“暗潮涌动”。

       美国空军为了适应“战略东移”这一新国防战略的需要和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早在2007年12月就提出了通过全谱优势实现“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发展战略。 如今，作为“空海一体战”概念基础要素的远程打击能力已成为美国空军未来重点发展的目标。

       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方面，面对高效能低成本武器的日益扩散，特别是崛起中的新型大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快速发展，两军种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基于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外基地减少、重新寻找对手需进行战略调整而提出的，并曾一度在海军高层占据极重要地位的“海基能力”概念的发展。虽然各军种出于自身利益和对海基能力的理解差异，在海基能力的概念内涵以及其能否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进行了长达22年的辩论，现在面对新的战略需求、新的作战环境、新的作战对手以及新的作战概念，各军种就发展海基能力逐步形成共识，藉以减少甚至完全取代传统陆上基地，这样，原有的海上基地物理平台概念逐步发展为应对新兴大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

       美国陆军尽管此前大部分的精力陷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之中，但他们很清楚，只有顺应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的东移趋势，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存在价值，并在与其它军种的竞争中保持主动。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陆军能力集成中心于2006年7月7日编写发布的《联合海基能力白皮书》， 以及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于2009年3月23日发布的《美国陆军为未来模块化部队从联合海上基地发起的联合地面作战做出贡献2015－2024年概念能力计划》，均旨在为未来美国陆军如何应对“反进入/区域拒止”挑战而提供一个关于其定位与使命的思考框架。

“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升级
       随着阿、伊两场地面战争进入收尾阶段，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高层开始探讨其未来的使命任务与角色定位问题，在国防预算日益紧缩的大背景下，必须找准自己未来的位置与角色，否则将在新一轮经费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更可能在“空海一体战”概念指导下开始形成的新亚太作战战略中被边缘化。因此，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尽管觉悟得有些晚，还是一起加入了支持（并修正和扩充）“空海一体战”的阵营。为此，两个军种联合推动国防部和以陆军上将邓普西领导的参联会高层提出了一个可以包容“空海一体战”的更全面系统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从而巧妙地取得了海空军的认可，达成了各军种及国防部高层各方利益的平衡。随着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正式支持和加入，美军新世纪的最具优先级的高端作战构想由“空海一体战”概念进化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这就是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2012年1月17日签发的《联合作战介入（JOAC）1.0版》。 美军这份官方文件中虽未明说“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就是“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升级版，但就核心思想而言，两个概念是一致的，其潜在作战对象的一致性与想定作战环境的一致性，都是为了用军事力量来支撑、配合并实现美国战略东移即向亚太再平衡这一国家战略目标。

       随后，2012年3月，美国陆军能力集成中心主任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司令共同签发了《实现并保持介入：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联合概念》。 该文件强调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为联合部队司令官提供地面和沿海地区决定性的能力，阐述了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在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就如何执行此类任务提出了设想，这意味着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立足于未来战略环境的变化，向其强调的未来核心作战能力迈进，两个军种在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方式中就如何发挥作用的具体作战构想正式形成。至此，在“联合作战介入”的顶层概念之下，形成了由海空军提出的“空海一体战” 概念和海军陆战队与陆军主张的“夺取和保护作战介入”作战概念相互支撑的完全一体化的作战概念，标志着美军在两场大型地面战争结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综合性解决方案应对新型大国崛起的严峻挑战，体现了美国一贯强调的运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方面支撑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原则，也说明“联合作战介入”是比“空海一体战”概念更成熟、更专业、更成体系的作战概念。而国防部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于2013年5月发布的文件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该文件称，“空海一体战”概念是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下的一个支持性概念，从技术和作战两个方面详细描述了全球公域中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

盟国及合作伙伴充当的角色与作用

       对美军而言，盟国的参与对“空海一体战” 概念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建议提出：“空海一体战”必须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如依据条约和法律义务保卫该地区正式盟国和朋友等。 美军认为，“空海一体战”不是美国一家独有的概念，盟国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可能还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必须在维持稳定的军事平衡中扮演重要赋能角色。

日本
       日本航空宇宙作战研究会网站2010年12月文章认为，虽然现在日美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已经与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的对抗情形完全不同，但作为想定战区内的日本，其地位与冷战时期同为“空地一体战”想定战区的西德应该差别不大；换言之，日本将在“空海一体战”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在战时的作用将是，以自卫队部队和舰艇周密展开和维持基地的抗毁伤性为基础，与美军一起，在共同的作战区域内夺取并维持空中及海上优势。 以此，美军对日本自卫队寄予着厚望。

       日本防卫省战略规划办公室资深研究员高桥杉雄则认为，推行“盟军空海一体战”是促进日美军事合作的关键。在空中与海上两个领域，日美合作都将成为“武力倍增器”。因此，日美应该在这两方面同时构建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措施。尽管空海一体战在两军防务合作上没有正式确定，但是它很明显是一个能在空中和海上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有效措施。鉴于日美军事联盟对发展恢复重组能力的重要性，美军应同日本合作开发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从这方面来看，“盟军空海一体战”将会成为下一步日美防务合作的关键概念。

澳大利亚
       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内的澳大利亚，理所当然地是美国坚定的盟友。由于五角大楼担心美军的前进基地会在中国的导弹威慑下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具备战略纵深和后勤支援能力的澳大利亚就成为“空海一体战”概念中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战术位置。这一点在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的《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报告中已有体现。

       澳大利亚智库“科科达基金会”（Kokoda Foundation）的罗斯•巴贝奇则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充分利用澳大利亚有限的战略资源来维护与美国密切的盟国关系并生成一套强大的不对称能力，”既要做到独立自主以防美国无法为澳大利亚提供援助，又要在空海一体战中与美国保持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 而“辅助性后卫作战、干扰性外围作战、进攻性两栖作战”则成为澳大利亚在“空海一体战”概念下三种可能的选择。

菲律宾
       一个世纪之前，著名的海洋战略家马汉就曾大力鼓吹菲律宾“狭海”的重要性，他说，“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  随着奥巴马政府将战略“枢轴”向西太平洋转动，作为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一个海上后勤节点和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地理枢纽，菲律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不言面喻。而如何协助菲律宾保护其自身和如何协助其监控南海专属经济区则成为美军的一项要务。在发展自身综合军力的基础上，协助美军建立完善外围情报、监视和侦察体系则是未来菲律宾在“空海一体战”概念下的重点。

韩国
       东北亚地区是大国利益交织、相互竞争表现最突出的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很可能是最具爆发冷战与热战危险的主要地区之一。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实力强劲的桥头堡，韩美军事同盟似乎坚不可摧。为了有效应对超国家的、非军事的威胁和各种安全挑战，韩美两国于2009年缔结了“韩美同盟共同愿景”，决定发展一揽子战略同盟关系。在奉行的“遏制战略”之下，确保驻韩美军稳定驻扎，谋求军事力量均衡发展，是韩国现行与未来国防政策的基调。2015年12月1日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之后，随着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为主、驻韩美军司令部支援为辅的联合防卫体制不断完善，韩军在制订和改进韩半岛战区作战计划，在组织实施包括美军在内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时，将发挥主导作用。

台湾
       尽管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风向标，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而历史证明，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但是，台湾的地理位置对于该地区天空、太空、海洋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地区性态势感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放弃台湾，无疑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如何发挥台湾在“空海一体战”概念中的作用，是美国军方比较纠结的事情。而作为民间防务智库则有较为激烈的观点，2012年4月16日，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马克•斯托克斯和高级研究员拉塞尔•肖就认为，以台湾在美国空海一体战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必须把台湾纳入空海一体战概念体系之内，才能效保护台湾，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应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国防工业合作、对台军售、教育交流以及技术支持，以台湾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空海一体战的实验平台。 五角大楼对此并未发表任何官方申明，这也只是美国防务智库的观点，但从中也能看出美国防务界对台湾这一特殊地区的某种“期望”。

对“空海一体战”概念本质的猜想
       以上对“空海一体战”概念产生的背景与内涵做了简要的评述。那么，这个“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将美国海军少校丹尼尔•麦考利夫在《瞄准空海一体战：应对中国海上区域拒止能力的作战概念》中所罗列的可能性加以扩展：

第一，它可以是一份战略“白皮书”，类似美国海军于1994年10月发表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一样，对未来长期战略环境的一种愿景表述。即，在未来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安全环境下，面对新兴大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和能力，为确保美军具备在全球范围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确保美国自由进入全球公域的能力，以及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安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向世界发布的战略“白皮书”。

第二，它可以是一种战略传播式的“告知书”，基于战略传播所特有的跨门部协调性与对外信息传播的一致性，经过精心策划，发布有利于创造、强化或维持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相关信息，以期有效地慑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产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利的战略企图，并有效安抚盟国及安全合作伙伴。

第三，在美军财政预算紧缩的情况下，它可以是军种争夺国防预算与作战资源的“圈地运动”。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装备采办需求指导书”，在一种统一的战略框架下，避免因投资于军种为中心的、昂贵的、单一效用的作战能力而带来资源浪费，消除多余的重复采办以及军种独立且相互竞争的装备采办计划，从而获得全新的、全面的、共有的作战资源。这将对未来的国防预算产生重大的潜在影响。

第四，它可以是一种跨领域协同能力的“倡议书”，是超越了联合层次的一种广泛联合模式，这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更加联合的作战行动，而是“倡议”各军种以互通操作性为纽带，从各个方面进行集成。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高端战争，作为一种概念尽管它还不完善，但对美国未来军事思想将会产生重大的潜在影响。

第五，它可以是一份粗线条的、概略式的西太平洋或波斯湾地区的“战役想定”，就像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两份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 将各种可能的打击或防御想定进行假想，作为一个兵棋推演的脚本进行设计。

第六，它可以是统一各军种条令、组织、训练、装备、领导力和教育、人员和设施（DOTMLPF）的“底层协议”，以协调军种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行为规划，规范军种间合作程序，实现训练、装备等方面的兼容性与互通性，从而达到“预先集成部队”目的。

第七，它可以是一种美军内部对未来军事转型和作战理论的探索，旨在引起美军内外广泛的学术争论，以期厘清发展思路。例如，阿、伊两场战争是低端战争的打法（尤其是使难以施展拳脚的美国空军觉得窝囊），涉及到地面占领和扶建忠于美国的政府，因此必须在“震慑”过后就要考虑保护地面占领部队、减少连带损伤、争取民心、保存关键基础设施、做好战后重建，等等。“空海一体战”概念所注视的是同等级对手，是战争频谱的高端，主打兵器将是F-22、B-2、F-35、“尼米兹”、“福特”和X-47等，而非目前的三四代战术兵器之类。相应的，其军事转型和作战理论也可能趋向战争烈度的另一端。
无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深化，美军可达到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在战略层面，形成威慑；二是在战役层面，提供联合作战介入能力的方法与手段；三是在战术层面，提供跨领域联合作战手段，在制度方面提供规范条令、组织、训练、器材、领导力和教育、人员和设施的框架；  四是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为盟国及合作伙伴提供一种凝聚力。

       有句话说：“俄国人玩国际象棋，中国人玩围棋，美国人玩扑克。”如今，美国人也开始玩围棋了，而棋盘就设在了太平洋。笔者认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抛出，就如同在布局阶段，在广泛的棋盘正中央的“天元”星位投下了一子。  所谓“棋势在中腹”，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手棋，却暗藏着巨大的威力：一则取势，对中国形成无形的威慑；二则“镇神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三则配合守角保边。可谓一石多鸟之招。正如在围棋实际对局中，布局阶段点“天元”的成功案例屡见不鲜，而究其成功之道无不因开局即造势、抢势、成势而获胜；倘若点“天元”失利，尚可通过中盘搏杀与官子争抢挽回损失，而那先前投下的一子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弃子——一个概念而已。

“空海一体战”概念针对谁?
       自“空海一体战”这一概念产生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努力解释，以免激化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正如美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和美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所说，“从本质上说，‘空海一体战’是一个与全球化环境相容的总体概念。它不是针对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而设计的，而是为保证美军具备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以满足其在全球战斗的需求。” 但毕竟在与“空海一体战”概念相关的报告、论文及新闻评述中，“中国”一词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

       是否针对中国，我们不得而知。在2012年6月2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前美国防长帕内塔发表了《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的演讲，重点谈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 为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同时又坚持贯彻既有的战略指导方针，五角大楼使用“再平衡”一词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无论如何，“空海一体战”概念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引起中国高度警觉是必然的，同时美国还面临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
相较而言，2011年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的《由外至内：从外围行动击败伊朗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威胁》报告，应该说目标的指向性再明确不过了，在此就不一一置评。 另外，对于善于思考的人们来说，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即“空海一体战”概念中为何没有俄罗斯的影子? 或者说“空海一体战”概念对俄罗斯有何影响? 实际上，美军通过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运用，能对俄罗斯的相应目标产生多大效果是最为本质的问题。因为，与中国沿海港口全部处于美国“空海一体战”预设战场中的情况相反，俄罗斯的主要国际航运活动主要集中在其欧洲部分（特别是彼得堡），其处于美国空海一体战框架影响下的远东部分，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就算俄罗斯远东部分的国际航运全部中断，其整体经济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而如果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对美国方面来说不仅仅是个能力问题，而更是个决心问题，一旦如此，就不是空海一体战这种“区域性作战概念”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对俄罗斯的影响不大，而俄方对此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1991年春天，美国海军退役中校托马斯•巴尼特在首次职业简报中即强调应快速加强同以前的敌人进行合作，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在军事上对俄罗斯的态度。  巴尼特当时的观点实事上也最终得到了海军作战部和五角大楼的认同， 这也许是美军敢于从欧洲战区大量削减军事力量的主要原因。 也许当前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是最为根本的因素。与之相反，美军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倒是给印度的战略家们提供了一些灵感，即开发一个针对巴基斯坦海上拒止能力的印度版“空海一体战”概念。当然，目前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以印度目前的军事实力，还远不足以付之行动——哪怕是文字方案。

“空海一体战”概念面临的挑战及对中国的建议
       概念毕竟是概念，从概念指导战略的制订有一个过程，至于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与计划，并落实到条例条令、教育训练、作战行动中去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还受经济实力、国内其它因素的制约。对美军而言，在西太平洋下的这一棋局中，若要将点“天元”这一招棋转化为棋势并成实空，还存在着诸多的挑战。

       首先，随各族裔移民特别是西裔人口大量涌入，美国的国民特性（国民身份）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国家，但国内信仰状况却呈多元化趋势。 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未来能否保持主流地位，将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非常缓慢而无形），这将决定“空海一体战”概念远期未来的走向。对外政策的贯彻有赖于对内问题的解决能力，同样适用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另外，美国制造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冲击、民生问题与庞大的国防开支之间的矛盾、外太空的脆弱性与网络空间的无界性能否保障美军在全球公共区域的畅通无阻……等等诸多的不稳定或不确定性，也都将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未来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如何抵消这些负面影响，平衡战略风险，将是考验美军高层的一堆隐性难题。

       其次，“空海一体战”概念继续面临军种矛盾和文化差异的挥之不去的挑战。从组织结构上看，美军军队建设与作战模式是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但在真正实施时仍免不了受军种矛盾以及军种文化的影响。例如，作为“空海一体战”概念战场空间支撑的“海基能力”概念，由海军陆战队提出至今已20多年，也正是由于军种利益与军种文化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认识，五角大楼对国会服务处成立“海基能力协调办公室”的建议避而不谈。 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部门，虽然几经优化整合，但五角大楼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样会成为制约理想化状态下“空海一体战”概念效能发挥的因素。能否消除由来已久的军种文化隔阂，是美军未来“预先集成部队”能否建成的关键。军种矛盾和文化上的差异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直接影响“空海一体战”概念今后如何发展的因素之一。当然，国民经济发展与国防预算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军种利益之争，也将会成为其不利因素。

       再者，美国努力维系盟国和合作伙伴关系，既是出于价值观的认同，也是出于国家间的实际利益。当面临文化的冲突与更大国家利益诱惑时，目前在“空海一体化”框架下的美国盟国或合作伙伴，是否真心（或一直保持）站在美国一边? 这一客观存在的风险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最后，如果说“空海一体战”概念是一个命题作文的话，那么“反介入/区域拒止”就是这篇作文最为根本的前提假设。近几年来“反介入/区域拒止”成为一个最热门的术语，人们 为界定“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这两个概念争论不休，似有明确定义却又不尽然。但是，就如同小布什政府于2003年3月20日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而事实证明这个前提是错误的），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一样，“反介入/区域拒止”这一“空海一体战”概念最为根本的前提假设也是由美国单方面提出和广泛“传播”，并牵引美军未来发展方向。但这种所谓新兴大国正在发展中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与能力是否真实存在? 新兴大国实施该战略与能力的动机、机会、战场空间等又在哪里? 如果以这种别出心裁的前提假设为基础，来指导美军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是否存在巨大的风险? 如果“反介入/区域拒止”仅是美军及“军事大脑”们的一个“噱头”，那就另当别论了。

       应该说，“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抛出，受其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尽管五角大楼反复申明此概念不是针对中国，但客观上美国防务界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伙伴的同时，又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这是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而美国国务卿克里4月13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时所强调的“美中两国需建立强健特殊关系”，也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对中国而言，正确地认知“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本质，以及对未来国际环境正确的判断，必有助于采取正确的策略加以应对。综合各种情况，笔者认为，面对“空海一体战”概念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深知，仅靠一己之力是无法平衡所要平衡的各方力量的。对中美双方而言，争取更多的盟国与合作伙伴，将会演变成决定西太平洋未来命运的序幕。作为主角之一的中国，又将拿什么来得到相关国家的支持与理解呢? 以诚相待、互惠互利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过分强调以利换利，而忽略价值观上的认同感，必将走不长远，从而使周边友好国家失去对中国应有的尊重与信赖。同样，对外政策的贯彻有赖于对内问题的解决能力——这也适用于中国，妥善解决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是否能保持健康发展的根本。

第二，以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去硬套美国文化下的价值观，常常会错误判读美国的行为规范，错误的本质上的认知必将导致错误的政策。故此，中国政府及军队应从文化、经济、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对美军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深度的、客观的战略评估，以期对长远战略环境以及挑战和机遇梳理出清晰认识，做出最优的决策，进而建立合理的“战略—规划—行动—评估”体制，以弥补长期以来中国军队在这方面的不足。另外，现代战争并不一定是非要杀人毁物，比如，从经济上做空一个国家的实际效果并不亚于发动一场正面的打击战。对中国而言，警惕无形的金融战、信息作战显得更为重要。

第三，不可否认的是，爱好和平是中美等各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意愿，克伦威尔式的“依赖上帝，同时子弹上膛”毕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无论国家与民族信念如何，穷兵黩武必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确认的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的定位和表述，也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中美关系的基调。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决策层的过分自信与对对方战略目标的误判，中美双方构建战略互信机制势在必行。但，善战方能不战，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无疑是和平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平衡之力。无论从围棋对弈还是从军事对抗上讲，敌之要害即我之要害，珍惜因信息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红利，壮大在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的力量体系，发展针对2000海里外的动态目标的精确制导打击武器，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武器装备系统发展的重点。

结语
       无论是从“空海一体战”到“联合作战介入”，还是从“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再平衡”，这都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军经过十年的战略迷茫以及十年的全球反恐之后，五角大楼在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是美国对国防战略与军事战略追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不对称性思维的最终体现。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必然，美军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疲于奔命的十年，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十年。尽管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击毙了本•拉登，但因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与信仰，伊拉克依旧是伊拉克，阿富汗也依旧是阿富汗，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角度上看，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似乎与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全球反恐战略目标相差甚远。相反，当美军在这两场战争中大量消耗兵力资源与经济资源时，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综合实力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也正是这十年，美国防务学者笔下的新兴大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站在美国大战略层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进行全球反恐，对美国长远战略而言也许是一个错误。而2013年4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爆炸事件，再次令人质疑十年全球反恐的效果。所以，还算保持着清醒头脑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倡导者们不遗余力推动这一概念的发展，是趋势使然，意料之中。况且从全球的航道控制、海上交通、可能的冲突、威胁与压力、文化断层区域等各个方面来看，西太平洋都是未来军事战略理想的聚焦区域。未来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前言
       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开发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手段，并探索未来的作战概念以削弱对手A2/AD能力，确保在“反介入”作战环境中威慑并击败对手，美国军队必须有能力慑止、防御、击败潜在敌对国家的进犯，保护盟国和合作伙伴利益以及美国安全和在关键地区的影响力。所谓“未来的作战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空海一体战”。 该概念将指导未来美国空军和海军如何在所有作战领域内进行能力集成，以应对制约美国在全球公域中行动自由且日益增多的各类挑战。本文从“空海一体战”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成形和辩论演进过程等出发，力图厘清该概念的轮廓与本质，然后对“空海一体战”面临的未来挑战进行分析，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给出个人的建议。

“空海一体战”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消除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海域的严重威胁，盟军曾进行空海协同作战的大胆尝试，并取得许多成功。在随后的菲律宾海域作战中，盟军的空海军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联合。但最令人瞩目的是“杜立德空袭东京”，1942年4月18日，美国陆军航空兵轰炸机第一次从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起飞执行远程轰炸，向日本本土发起空中攻击，这可以看作是典型的“空海协同作战”雏形实例。此先例虽开，自二战结束后一直到越南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海军一直习惯于传统的公海作战和海洋控制，而与美国空军在文化上继续保持着互相独立和互不兼容的姿态，两个军种甚至在相似的空中行动中仍采用各自完全独立的术语体系与行动概念。当时两个军种的空中作战体系基本上没有互通操作和兼容可言。 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颁布后，确立了统一指挥原则，虽然阻力仍存，军种间协同得到了本质性的改善。自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后，以前从未经历的现代战争现实使军方高层及两个军种更深切地意识到，在冷战后新的全球安全环境中，在国防预算压力下，先前两个军种互不兼容、各自发展的路线必须修正，重复和重叠必须减少，在未来战争中加强空军与海军的联合，逐渐成为两个军种高层的共识。随后，两个军种开始注意在装备、条令和作战训练等方面着手改进，以实现新时代全球濒海作战环境中更紧密的联合与协作。

      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5月，时为海军中校的詹姆斯•斯塔弗里兹（后任美国欧洲总部司令兼北约盟军作战司令部司令）发表论文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以一支可以即时部署、实力强大、完全一体化的打击力量为核心的空海一体战概念。” 由此，“空海一体战”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美军正处于“寻找新对手”时期，加之军种之间忙于武器装备、训练等低层次的联合，该概念在当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笔者深信，此时，该概念已落入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NA）主任安德鲁•马歇尔的眼帘，或者说这个概念正符合马歇尔对美国未来潜在威胁的思考。拥有兰德公司历练经历的马歇尔，尤其善于识别正在形成的、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地位的战略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完成新军事革命相关课题研究之后，马歇尔即将注意力聚焦于中国身上，因为中国最有可能因快速的经济发展对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构成威胁。在过去15年中，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先后为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进行了20多次针对中国的作战模拟并撰写了几十份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已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长期防务计划》、《为未来舰队发展制定时间表》、《一个长期的空军战略》、《7个致命想定》、《五角大楼的无用资产》、《致命的想定：军事未来主义者探索21世纪战争》等，以及鲜为人知的完成于2003年的《面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从而为马歇尔提倡和推动“空海一体战”概念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渊源关系，以及自身的特长，兰德公司在此期间也自然而然成为马歇尔得力的左膀右臂。兰德公司利用由马歇尔资助的基于人工智能和战斗建模（战略和作战两个层面）技术建立起来的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JICM），对中国进行战略评估，以及中美力量平衡评估。兰德公司的《恐怖的海峡？：中国—台湾军事对抗和美国的政策方案》，以及《同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则是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最典型应用。其间，兰德公司甚至还用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和“鱼叉”（Harpoon）兵棋配合对台海冲突进行了推演。  在与军种合作方面，兰德公司空军项目还接受美国空军的委托，对空军与海军间的联合作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杰明•S•兰伯斯于2007年完成的《打击战中空海一体的演变》是另一部较为经典的研究成果。  该报告探究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海军与空军在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中所结成的合作关系的演进历程，特别是两军种新的空中系统的采办、军种间共同空中行动战术的发展、和平时期的联合训练、联合指挥与控制、突发事件中的联合作战，以及现实的联合作战实践等事宜。

       从上面可以看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了十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战争模式发生变化而导致军种间文化产生的强烈碰撞，军事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军种间联合创造的技术可能性，美国的“军事大脑”们对未来孜孜不倦的探索研究……这些都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形成与争议
       近年来，五角大楼许多高级官员逐渐认同了马歇尔的观点，即，一些国家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和能力已经威胁到美国为捍卫本国和盟国利益而在全球投送力量的能力。为此，前美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部司令、后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的卡罗尔•钱德勒上将再次将“空海一体战” 概念提出，并得到时任空军参谋长的诺顿•施瓦茨上将的认可。同样，2009年5月，曾就任于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鲍博•沃克，作为“空海一体战”概念与“海基能力”（Seabasing）概念的积极倡导者，在成为海军副部长后毫不避讳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才使“空海一体战”在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有了一席之地。在2010年前的3年内，空海一体战的设计者先后组织了6次演习来确定“空海一体战”概念的使命，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呈报给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上将和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

       2009年9月，在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倡导下，施瓦茨上将和拉夫黑德上将共同签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决定继续推进“空海一体战”，并各指定4名作战策划专家组成联合工作组，负责指导起草“空海一体战”的暂行条令。  2010年2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进一步列出了该构想的理由和作用范围，这是军方的官方文件首次写入并明确提出要发展该概念。2010年5月18日，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研究报告《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发布仪式在国会山隆重举行，并邀请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乔•利伯曼参议员出席并讲话，这也是相关部门推广该概念的一个高调动作。 同年的5月27日，美空海军联合工作组在华盛顿向军方高层汇报了研究成果，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参联会主席迈克•马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7月29日由美国国会授权组建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独立调查组”发布最终报告，再次对空军和海军联合开展空海一体战予以肯定，指出空海一体战是应对日益增长的“反介入”挑战的范例，并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将其他军种也纳入其中。

       作为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统一口径式的宣传，2012年2月20日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和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联名发表的一篇题为“空海一体战：在不确定的时代促进稳定”的文章。 同年5月16日，布鲁金斯学会21世纪防御计划举办研讨会，施瓦茨和格林纳特以嘉宾身份发言，进一步阐述了空军部与海军部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理解和各自的观点。 直至2013年5月，成立于2011年8月12日的国防部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才正式代表官方对“空海一体战”概念进行了最为权威的公开诠释。该文件称，“空海一体战”概念旨在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行动自由，从而使盟国安心并遏制潜在对手。

       无论是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还是五角大楼，都在不同场合声称“空海一体战”概念不是具体针对某一国家，但是已公布的《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的重点几乎又完全放在如何与类似中国这样崛起的军事强国进行一场高端的大规模战争。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高调渲染与五角大楼的闪烁其辞，更加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界的猜测与争论。美军军官或学者纷纷撰文发表观点，支持或批评之音此起彼伏。

       在“空海一体战”概念发布之初，这一概念在五角大楼、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内部曾遭到强烈抵触。特别是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认为这个概念可能导致减少用于地面作战的国防开支。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准备的内部评估报告称，“在和平时期建设以空海一体战为重点的海军和空军将昂贵到荒谬的程度，”如果用于与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将会导致“无法估量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列文沃斯堡陆军基地指参学院高级军事研究学校的创始人，陆军退役准将德切格则在《陆军》杂志2011年5月号发表文章，他将现在的“空海一体战”与1990年代盛行的“快速决定性作战”（RDO）理论相比较后，认为这两种理论均充满了理想主义论调。德切格认为，没有强力地面部队的作战只是某种惩罚，而不能取得全胜。况且这些理想性的概念从来没有实践，也没有在学校中得到教育和认同。 也许是意犹未尽，德切格将军在《陆军》杂志2011年11月号再次著文，认为“空海一体战”的开支是巨大的，将使美国像当年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一样，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他引述了辛里奇（Raoul Heinrichs）在《外交家》杂志的文章，称空海一体战的竞争最终可能导致核武器的竞争与发展。德切格还认为，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将其拉入国际安全协定，即使困难重重也比军事竞赛强。

       迄今为止，就笔者所知，五角大楼和各军种尚未正式发布在作战计划、训练和执行等方面如何落实“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官方文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军种都在坐等观望，相反，各军种早在“空海一体战”概念发布前的几年间已是“暗潮涌动”。

       美国空军为了适应“战略东移”这一新国防战略的需要和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早在2007年12月就提出了通过全谱优势实现“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发展战略。 如今，作为“空海一体战”概念基础要素的远程打击能力已成为美国空军未来重点发展的目标。

       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方面，面对高效能低成本武器的日益扩散，特别是崛起中的新型大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快速发展，两军种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基于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外基地减少、重新寻找对手需进行战略调整而提出的，并曾一度在海军高层占据极重要地位的“海基能力”概念的发展。虽然各军种出于自身利益和对海基能力的理解差异，在海基能力的概念内涵以及其能否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进行了长达22年的辩论，现在面对新的战略需求、新的作战环境、新的作战对手以及新的作战概念，各军种就发展海基能力逐步形成共识，藉以减少甚至完全取代传统陆上基地，这样，原有的海上基地物理平台概念逐步发展为应对新兴大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海基能力”联合集成概念。

       美国陆军尽管此前大部分的精力陷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之中，但他们很清楚，只有顺应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的东移趋势，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存在价值，并在与其它军种的竞争中保持主动。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陆军能力集成中心于2006年7月7日编写发布的《联合海基能力白皮书》， 以及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于2009年3月23日发布的《美国陆军为未来模块化部队从联合海上基地发起的联合地面作战做出贡献2015－2024年概念能力计划》，均旨在为未来美国陆军如何应对“反进入/区域拒止”挑战而提供一个关于其定位与使命的思考框架。

“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升级
       随着阿、伊两场地面战争进入收尾阶段，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高层开始探讨其未来的使命任务与角色定位问题，在国防预算日益紧缩的大背景下，必须找准自己未来的位置与角色，否则将在新一轮经费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更可能在“空海一体战”概念指导下开始形成的新亚太作战战略中被边缘化。因此，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尽管觉悟得有些晚，还是一起加入了支持（并修正和扩充）“空海一体战”的阵营。为此，两个军种联合推动国防部和以陆军上将邓普西领导的参联会高层提出了一个可以包容“空海一体战”的更全面系统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从而巧妙地取得了海空军的认可，达成了各军种及国防部高层各方利益的平衡。随着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正式支持和加入，美军新世纪的最具优先级的高端作战构想由“空海一体战”概念进化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这就是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2012年1月17日签发的《联合作战介入（JOAC）1.0版》。 美军这份官方文件中虽未明说“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就是“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升级版，但就核心思想而言，两个概念是一致的，其潜在作战对象的一致性与想定作战环境的一致性，都是为了用军事力量来支撑、配合并实现美国战略东移即向亚太再平衡这一国家战略目标。

       随后，2012年3月，美国陆军能力集成中心主任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司令共同签发了《实现并保持介入：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联合概念》。 该文件强调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为联合部队司令官提供地面和沿海地区决定性的能力，阐述了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在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就如何执行此类任务提出了设想，这意味着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立足于未来战略环境的变化，向其强调的未来核心作战能力迈进，两个军种在未来联合作战介入方式中就如何发挥作用的具体作战构想正式形成。至此，在“联合作战介入”的顶层概念之下，形成了由海空军提出的“空海一体战” 概念和海军陆战队与陆军主张的“夺取和保护作战介入”作战概念相互支撑的完全一体化的作战概念，标志着美军在两场大型地面战争结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综合性解决方案应对新型大国崛起的严峻挑战，体现了美国一贯强调的运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方面支撑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原则，也说明“联合作战介入”是比“空海一体战”概念更成熟、更专业、更成体系的作战概念。而国防部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于2013年5月发布的文件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该文件称，“空海一体战”概念是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下的一个支持性概念，从技术和作战两个方面详细描述了全球公域中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

盟国及合作伙伴充当的角色与作用

       对美军而言，盟国的参与对“空海一体战” 概念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建议提出：“空海一体战”必须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如依据条约和法律义务保卫该地区正式盟国和朋友等。 美军认为，“空海一体战”不是美国一家独有的概念，盟国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可能还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必须在维持稳定的军事平衡中扮演重要赋能角色。

日本
       日本航空宇宙作战研究会网站2010年12月文章认为，虽然现在日美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已经与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的对抗情形完全不同，但作为想定战区内的日本，其地位与冷战时期同为“空地一体战”想定战区的西德应该差别不大；换言之，日本将在“空海一体战”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日本在战时的作用将是，以自卫队部队和舰艇周密展开和维持基地的抗毁伤性为基础，与美军一起，在共同的作战区域内夺取并维持空中及海上优势。 以此，美军对日本自卫队寄予着厚望。

       日本防卫省战略规划办公室资深研究员高桥杉雄则认为，推行“盟军空海一体战”是促进日美军事合作的关键。在空中与海上两个领域，日美合作都将成为“武力倍增器”。因此，日美应该在这两方面同时构建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措施。尽管空海一体战在两军防务合作上没有正式确定，但是它很明显是一个能在空中和海上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的有效措施。鉴于日美军事联盟对发展恢复重组能力的重要性，美军应同日本合作开发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从这方面来看，“盟军空海一体战”将会成为下一步日美防务合作的关键概念。

澳大利亚
       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内的澳大利亚，理所当然地是美国坚定的盟友。由于五角大楼担心美军的前进基地会在中国的导弹威慑下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具备战略纵深和后勤支援能力的澳大利亚就成为“空海一体战”概念中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战术位置。这一点在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的《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报告中已有体现。

       澳大利亚智库“科科达基金会”（Kokoda Foundation）的罗斯•巴贝奇则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充分利用澳大利亚有限的战略资源来维护与美国密切的盟国关系并生成一套强大的不对称能力，”既要做到独立自主以防美国无法为澳大利亚提供援助，又要在空海一体战中与美国保持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 而“辅助性后卫作战、干扰性外围作战、进攻性两栖作战”则成为澳大利亚在“空海一体战”概念下三种可能的选择。

菲律宾
       一个世纪之前，著名的海洋战略家马汉就曾大力鼓吹菲律宾“狭海”的重要性，他说，“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  随着奥巴马政府将战略“枢轴”向西太平洋转动，作为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一个海上后勤节点和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地理枢纽，菲律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不言面喻。而如何协助菲律宾保护其自身和如何协助其监控南海专属经济区则成为美军的一项要务。在发展自身综合军力的基础上，协助美军建立完善外围情报、监视和侦察体系则是未来菲律宾在“空海一体战”概念下的重点。

韩国
       东北亚地区是大国利益交织、相互竞争表现最突出的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很可能是最具爆发冷战与热战危险的主要地区之一。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实力强劲的桥头堡，韩美军事同盟似乎坚不可摧。为了有效应对超国家的、非军事的威胁和各种安全挑战，韩美两国于2009年缔结了“韩美同盟共同愿景”，决定发展一揽子战略同盟关系。在奉行的“遏制战略”之下，确保驻韩美军稳定驻扎，谋求军事力量均衡发展，是韩国现行与未来国防政策的基调。2015年12月1日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之后，随着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为主、驻韩美军司令部支援为辅的联合防卫体制不断完善，韩军在制订和改进韩半岛战区作战计划，在组织实施包括美军在内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时，将发挥主导作用。

台湾
       尽管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风向标，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而历史证明，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但是，台湾的地理位置对于该地区天空、太空、海洋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地区性态势感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放弃台湾，无疑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特别是如何发挥台湾在“空海一体战”概念中的作用，是美国军方比较纠结的事情。而作为民间防务智库则有较为激烈的观点，2012年4月16日，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马克•斯托克斯和高级研究员拉塞尔•肖就认为，以台湾在美国空海一体战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必须把台湾纳入空海一体战概念体系之内，才能效保护台湾，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应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国防工业合作、对台军售、教育交流以及技术支持，以台湾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空海一体战的实验平台。 五角大楼对此并未发表任何官方申明，这也只是美国防务智库的观点，但从中也能看出美国防务界对台湾这一特殊地区的某种“期望”。

对“空海一体战”概念本质的猜想
       以上对“空海一体战”概念产生的背景与内涵做了简要的评述。那么，这个“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将美国海军少校丹尼尔•麦考利夫在《瞄准空海一体战：应对中国海上区域拒止能力的作战概念》中所罗列的可能性加以扩展：

第一，它可以是一份战略“白皮书”，类似美国海军于1994年10月发表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一样，对未来长期战略环境的一种愿景表述。即，在未来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安全环境下，面对新兴大国不断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和能力，为确保美军具备在全球范围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确保美国自由进入全球公域的能力，以及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安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向世界发布的战略“白皮书”。

第二，它可以是一种战略传播式的“告知书”，基于战略传播所特有的跨门部协调性与对外信息传播的一致性，经过精心策划，发布有利于创造、强化或维持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相关信息，以期有效地慑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产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利的战略企图，并有效安抚盟国及安全合作伙伴。

第三，在美军财政预算紧缩的情况下，它可以是军种争夺国防预算与作战资源的“圈地运动”。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装备采办需求指导书”，在一种统一的战略框架下，避免因投资于军种为中心的、昂贵的、单一效用的作战能力而带来资源浪费，消除多余的重复采办以及军种独立且相互竞争的装备采办计划，从而获得全新的、全面的、共有的作战资源。这将对未来的国防预算产生重大的潜在影响。

第四，它可以是一种跨领域协同能力的“倡议书”，是超越了联合层次的一种广泛联合模式，这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更加联合的作战行动，而是“倡议”各军种以互通操作性为纽带，从各个方面进行集成。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高端战争，作为一种概念尽管它还不完善，但对美国未来军事思想将会产生重大的潜在影响。

第五，它可以是一份粗线条的、概略式的西太平洋或波斯湾地区的“战役想定”，就像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的两份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 将各种可能的打击或防御想定进行假想，作为一个兵棋推演的脚本进行设计。

第六，它可以是统一各军种条令、组织、训练、装备、领导力和教育、人员和设施（DOTMLPF）的“底层协议”，以协调军种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行为规划，规范军种间合作程序，实现训练、装备等方面的兼容性与互通性，从而达到“预先集成部队”目的。

第七，它可以是一种美军内部对未来军事转型和作战理论的探索，旨在引起美军内外广泛的学术争论，以期厘清发展思路。例如，阿、伊两场战争是低端战争的打法（尤其是使难以施展拳脚的美国空军觉得窝囊），涉及到地面占领和扶建忠于美国的政府，因此必须在“震慑”过后就要考虑保护地面占领部队、减少连带损伤、争取民心、保存关键基础设施、做好战后重建，等等。“空海一体战”概念所注视的是同等级对手，是战争频谱的高端，主打兵器将是F-22、B-2、F-35、“尼米兹”、“福特”和X-47等，而非目前的三四代战术兵器之类。相应的，其军事转型和作战理论也可能趋向战争烈度的另一端。
无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深化，美军可达到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在战略层面，形成威慑；二是在战役层面，提供联合作战介入能力的方法与手段；三是在战术层面，提供跨领域联合作战手段，在制度方面提供规范条令、组织、训练、器材、领导力和教育、人员和设施的框架；  四是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为盟国及合作伙伴提供一种凝聚力。

       有句话说：“俄国人玩国际象棋，中国人玩围棋，美国人玩扑克。”如今，美国人也开始玩围棋了，而棋盘就设在了太平洋。笔者认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抛出，就如同在布局阶段，在广泛的棋盘正中央的“天元”星位投下了一子。  所谓“棋势在中腹”，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手棋，却暗藏着巨大的威力：一则取势，对中国形成无形的威慑；二则“镇神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三则配合守角保边。可谓一石多鸟之招。正如在围棋实际对局中，布局阶段点“天元”的成功案例屡见不鲜，而究其成功之道无不因开局即造势、抢势、成势而获胜；倘若点“天元”失利，尚可通过中盘搏杀与官子争抢挽回损失，而那先前投下的一子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弃子——一个概念而已。

“空海一体战”概念针对谁?
       自“空海一体战”这一概念产生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努力解释，以免激化已经紧张的中美关系。正如美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和美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所说，“从本质上说，‘空海一体战’是一个与全球化环境相容的总体概念。它不是针对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而设计的，而是为保证美军具备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以满足其在全球战斗的需求。” 但毕竟在与“空海一体战”概念相关的报告、论文及新闻评述中，“中国”一词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

       是否针对中国，我们不得而知。在2012年6月2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前美国防长帕内塔发表了《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的演讲，重点谈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 为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同时又坚持贯彻既有的战略指导方针，五角大楼使用“再平衡”一词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无论如何，“空海一体战”概念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引起中国高度警觉是必然的，同时美国还面临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
相较而言，2011年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的《由外至内：从外围行动击败伊朗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威胁》报告，应该说目标的指向性再明确不过了，在此就不一一置评。 另外，对于善于思考的人们来说，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即“空海一体战”概念中为何没有俄罗斯的影子? 或者说“空海一体战”概念对俄罗斯有何影响? 实际上，美军通过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运用，能对俄罗斯的相应目标产生多大效果是最为本质的问题。因为，与中国沿海港口全部处于美国“空海一体战”预设战场中的情况相反，俄罗斯的主要国际航运活动主要集中在其欧洲部分（特别是彼得堡），其处于美国空海一体战框架影响下的远东部分，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就算俄罗斯远东部分的国际航运全部中断，其整体经济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而如果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对美国方面来说不仅仅是个能力问题，而更是个决心问题，一旦如此，就不是空海一体战这种“区域性作战概念”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对俄罗斯的影响不大，而俄方对此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1991年春天，美国海军退役中校托马斯•巴尼特在首次职业简报中即强调应快速加强同以前的敌人进行合作，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在军事上对俄罗斯的态度。  巴尼特当时的观点实事上也最终得到了海军作战部和五角大楼的认同， 这也许是美军敢于从欧洲战区大量削减军事力量的主要原因。 也许当前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是最为根本的因素。与之相反，美军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倒是给印度的战略家们提供了一些灵感，即开发一个针对巴基斯坦海上拒止能力的印度版“空海一体战”概念。当然，目前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以印度目前的军事实力，还远不足以付之行动——哪怕是文字方案。

“空海一体战”概念面临的挑战及对中国的建议
       概念毕竟是概念，从概念指导战略的制订有一个过程，至于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与计划，并落实到条例条令、教育训练、作战行动中去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还受经济实力、国内其它因素的制约。对美军而言，在西太平洋下的这一棋局中，若要将点“天元”这一招棋转化为棋势并成实空，还存在着诸多的挑战。

       首先，随各族裔移民特别是西裔人口大量涌入，美国的国民特性（国民身份）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国家，但国内信仰状况却呈多元化趋势。 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未来能否保持主流地位，将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非常缓慢而无形），这将决定“空海一体战”概念远期未来的走向。对外政策的贯彻有赖于对内问题的解决能力，同样适用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另外，美国制造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冲击、民生问题与庞大的国防开支之间的矛盾、外太空的脆弱性与网络空间的无界性能否保障美军在全球公共区域的畅通无阻……等等诸多的不稳定或不确定性，也都将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未来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如何抵消这些负面影响，平衡战略风险，将是考验美军高层的一堆隐性难题。

       其次，“空海一体战”概念继续面临军种矛盾和文化差异的挥之不去的挑战。从组织结构上看，美军军队建设与作战模式是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但在真正实施时仍免不了受军种矛盾以及军种文化的影响。例如，作为“空海一体战”概念战场空间支撑的“海基能力”概念，由海军陆战队提出至今已20多年，也正是由于军种利益与军种文化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认识，五角大楼对国会服务处成立“海基能力协调办公室”的建议避而不谈。 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部门，虽然几经优化整合，但五角大楼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样会成为制约理想化状态下“空海一体战”概念效能发挥的因素。能否消除由来已久的军种文化隔阂，是美军未来“预先集成部队”能否建成的关键。军种矛盾和文化上的差异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直接影响“空海一体战”概念今后如何发展的因素之一。当然，国民经济发展与国防预算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军种利益之争，也将会成为其不利因素。

       再者，美国努力维系盟国和合作伙伴关系，既是出于价值观的认同，也是出于国家间的实际利益。当面临文化的冲突与更大国家利益诱惑时，目前在“空海一体化”框架下的美国盟国或合作伙伴，是否真心（或一直保持）站在美国一边? 这一客观存在的风险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最后，如果说“空海一体战”概念是一个命题作文的话，那么“反介入/区域拒止”就是这篇作文最为根本的前提假设。近几年来“反介入/区域拒止”成为一个最热门的术语，人们 为界定“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这两个概念争论不休，似有明确定义却又不尽然。但是，就如同小布什政府于2003年3月20日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而事实证明这个前提是错误的），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一样，“反介入/区域拒止”这一“空海一体战”概念最为根本的前提假设也是由美国单方面提出和广泛“传播”，并牵引美军未来发展方向。但这种所谓新兴大国正在发展中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与能力是否真实存在? 新兴大国实施该战略与能力的动机、机会、战场空间等又在哪里? 如果以这种别出心裁的前提假设为基础，来指导美军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是否存在巨大的风险? 如果“反介入/区域拒止”仅是美军及“军事大脑”们的一个“噱头”，那就另当别论了。

       应该说，“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抛出，受其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尽管五角大楼反复申明此概念不是针对中国，但客观上美国防务界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伙伴的同时，又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这是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而美国国务卿克里4月13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时所强调的“美中两国需建立强健特殊关系”，也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对中国而言，正确地认知“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本质，以及对未来国际环境正确的判断，必有助于采取正确的策略加以应对。综合各种情况，笔者认为，面对“空海一体战”概念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深知，仅靠一己之力是无法平衡所要平衡的各方力量的。对中美双方而言，争取更多的盟国与合作伙伴，将会演变成决定西太平洋未来命运的序幕。作为主角之一的中国，又将拿什么来得到相关国家的支持与理解呢? 以诚相待、互惠互利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过分强调以利换利，而忽略价值观上的认同感，必将走不长远，从而使周边友好国家失去对中国应有的尊重与信赖。同样，对外政策的贯彻有赖于对内问题的解决能力——这也适用于中国，妥善解决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将成为中国未来是否能保持健康发展的根本。

第二，以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去硬套美国文化下的价值观，常常会错误判读美国的行为规范，错误的本质上的认知必将导致错误的政策。故此，中国政府及军队应从文化、经济、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对美军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深度的、客观的战略评估，以期对长远战略环境以及挑战和机遇梳理出清晰认识，做出最优的决策，进而建立合理的“战略—规划—行动—评估”体制，以弥补长期以来中国军队在这方面的不足。另外，现代战争并不一定是非要杀人毁物，比如，从经济上做空一个国家的实际效果并不亚于发动一场正面的打击战。对中国而言，警惕无形的金融战、信息作战显得更为重要。

第三，不可否认的是，爱好和平是中美等各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意愿，克伦威尔式的“依赖上帝，同时子弹上膛”毕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无论国家与民族信念如何，穷兵黩武必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确认的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的定位和表述，也是未来一定时期内中美关系的基调。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决策层的过分自信与对对方战略目标的误判，中美双方构建战略互信机制势在必行。但，善战方能不战，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无疑是和平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平衡之力。无论从围棋对弈还是从军事对抗上讲，敌之要害即我之要害，珍惜因信息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红利，壮大在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的力量体系，发展针对2000海里外的动态目标的精确制导打击武器，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武器装备系统发展的重点。

结语
       无论是从“空海一体战”到“联合作战介入”，还是从“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再平衡”，这都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军经过十年的战略迷茫以及十年的全球反恐之后，五角大楼在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是美国对国防战略与军事战略追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不对称性思维的最终体现。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必然，美军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疲于奔命的十年，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十年。尽管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击毙了本•拉登，但因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与信仰，伊拉克依旧是伊拉克，阿富汗也依旧是阿富汗，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角度上看，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似乎与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全球反恐战略目标相差甚远。相反，当美军在这两场战争中大量消耗兵力资源与经济资源时，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综合实力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也正是这十年，美国防务学者笔下的新兴大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站在美国大战略层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进行全球反恐，对美国长远战略而言也许是一个错误。而2013年4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爆炸事件，再次令人质疑十年全球反恐的效果。所以，还算保持着清醒头脑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倡导者们不遗余力推动这一概念的发展，是趋势使然，意料之中。况且从全球的航道控制、海上交通、可能的冲突、威胁与压力、文化断层区域等各个方面来看，西太平洋都是未来军事战略理想的聚焦区域。未来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