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嫦娥飞天之际的忧思（转载）

      如同大多数人所预期的那样，嫦娥三号顺利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而且入轨技术比以前又有了较大进步。今天的中国航天科技成果是此前数十年探索积累的进步果实，而且我们很有希望更上层楼，通过自我奋斗登上世界航天科技巅峰，进而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升级。尽管我国尚未如同印度那样发射火星探测器，但实际上2010年发射的嫦娥二号已经飞到地球之外6100多万公里的深空，最远飞行距离有望达到3亿公里，远远超过火星轨道所在的5500万公里；尽管我国航天技术与美俄相比还有差距，但任何中立客观的观察者看到了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看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勤奋才智，看到了中国蒸蒸日上的国力，都不会怀疑中国持续赶超的能力。何况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整个探月工程第一、二期开支合计不过20亿元，而北京地铁10号线造价就达到了每公里5亿元，16号线造价更高达每公里12.4亿元，我们的国力承担合理的航天开发不成问题。

既然投入所需资源已经不是问题，那么，有可能妨碍我们实现上述前景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从近年来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来看，有可能毁灭我们远大前程的最大风险是打着“民生”、“民主”之类“正义”旗号反对一切投资未来行为的非理性民粹主义思潮。
难道不是吗？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正是在“民生”之类“正义”旗号下，我们本该为之自豪的众多伟大成就遭到了某些不干实事者近乎癫狂的抹黑围攻，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被无限度地夸张放大，从高铁、航天、“铁公基”基础设施、对外援助，直到我们全世界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无一幸免于被某些国人妖魔化、侮辱的命运，他们给中国优势产业、战略性产业制造的创伤，大大超过这些产业的海外竞争对手。某学者公开声称希望航天发射失败，某些媒体人公开拿航天人开下流玩笑，实非偶然。在“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之类煽情却空虚文字广为流传的同时，我们本该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一次又一次被推向自废武功的深渊旁边。

所有这些打着“民生”之类“正义”旗号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不关心创造财富，只要求瓜分财富；干实事者永远能够被吹毛求疵找到大把这样那样的错误罪过，不干实事的“姿势分子”永远正确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他们要这要那，一切都要，而且现在就要，马上就要，却不愿意为此付出艰苦的劳动；

他们要求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福利，却不愿意考虑自己是否透支未来；

他们享受父辈发奋赶超的成果，他们抱怨祖辈没有自己留下足够多遗产，却从来不考虑自己应该给子孙留下什么；

他们享受着别人的辛苦劳动成果，却要对劳动者任意冷嘲热讽；

他们要求享受便捷的交通、永不枯竭的电力供应，却要把一切基础设施建设都打下十八层地狱；

他们大肆编造渲染中国在国际上形单影只、众叛亲离，同时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赠给马其顿人民几十辆校车的援助也要口诛笔伐；
他们要求同时享受持续高增长的高收入和廉价的服务，却把GDP说成是“鸡的屁”，从不考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只能是GDP增长的结果，不考虑服务提供者也有权为自己的劳动要求合理的报酬；

……而所有这一切无知、短视甚至突破无耻底线的要求主张，只因为裹上了一张“民主”的外皮，那些人们说出来时就分外理直气壮。
这类貌似重视“民生”和“民主”、实则不过是无知短视的要求和主张倘若得势，将把一个国家带向何方？让我们回顾历史。中国曾经持续全面领先世界至少两千年，以至于西汉名将陈汤评价道，凭借装备和组织优势，一个汉兵足当五个胡兵。到明朝前期，中国海运技术攀上新高峰，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人员多达27800余人，最大的宝船长达127米，船帆多达12张。1950年代南京发掘明朝宝船厂遗址，出土过一根长达11米的木杆，鉴定结果是船上的舵杆，由此推算其连接的舵叶高度约为6米，超过现代城市住宅楼两层楼的高度。与郑和舰队相比，几十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迷你舰队只能算小舢板而已。虽然按照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西欧人均GDP在14世纪（即中国元末明初）已经超过此前连续领先上千年的中国，[1]但考虑到价格差异等因素，彼时西欧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也远远不如明王朝走上正轨后的中国居民。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及末期（明朝中后期），从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到西班牙人拉达（MarDin de Rada）《出使中国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2]在当时几乎所有代表性来华欧人的中国见闻录中，仍都不难读出作者那种类似“乡巴佬进城”的艳羡感慨，中国的基础设施、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制造业、南方居民生活水平、养老院等社会福利、良好社会秩序等等无一不是他们羡慕的对象，而这些作者在他们本国都出身上流社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然而，一个如此富裕发达的国家如何会落得个全面落后于欧洲的下场？那些高扬“爱惜民力”、“珍视生命”之类崇高旗号强推短视政策的明朝文官们难辞其咎。应当承认，许多明朝文官这样做未必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出于真诚的高尚信仰，为此甚至不惜冒舍生取义之险。为了阻止自己心目中劳民伤财的国际贸易，明朝文官敢于直面武功赫赫却失之暴虐的明成祖朱棣，斥之为“以小民所出之脂膏而啗此番夷之口”。为了阻止自己心目中耗费民脂民膏无数却无益于国计民生的下西洋工程，以“廉能”而名垂青史、当时还是兵部司局级干部的名臣刘大夏竟然甘冒“欺君”的杀头大罪，私自销毁了郑和下西洋时积累的海图、天象、地理等全部资料，以至于明宪宗成化帝计划重新启动下西洋时因资料全部被毁而无奈放弃。为了实践自己心目中珍视生命的理念，明朝监察官员们扼杀了本来前途无量的海路漕运实践，强令政府株守运河航道。时人和明清史官们盛赞刘大夏此举是忠君爱民，“阴德不细”（当时刘大夏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语），称赞扼杀海路漕运是爱惜人命；待到后人明白中国历史为此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时，我们已经噬脐莫及。
中国历史曾经为这样的思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损失了数百年时间，今天仍不得不维持继续赶超；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后爬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王座的西方也因为这样的思潮而丧失了许多优势，并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中国从那么薄弱的基础上起步赶超，这么快就得以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首要原因固然是我国国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刻苦，但西方那些打着这样那样貌似“正义”旗号的“维权”斗士们对此所作贡献同样不可低估。正是他们的短视主张，使得西方世界在不少方面自废武功，进而给中国这样发奋赶超的后来者们创造了机会，我们会不会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们创造同样的机会以至于后悔莫及呢？

原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18c48f0102ehq0.html      如同大多数人所预期的那样，嫦娥三号顺利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而且入轨技术比以前又有了较大进步。今天的中国航天科技成果是此前数十年探索积累的进步果实，而且我们很有希望更上层楼，通过自我奋斗登上世界航天科技巅峰，进而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升级。尽管我国尚未如同印度那样发射火星探测器，但实际上2010年发射的嫦娥二号已经飞到地球之外6100多万公里的深空，最远飞行距离有望达到3亿公里，远远超过火星轨道所在的5500万公里；尽管我国航天技术与美俄相比还有差距，但任何中立客观的观察者看到了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看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勤奋才智，看到了中国蒸蒸日上的国力，都不会怀疑中国持续赶超的能力。何况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三号，整个探月工程第一、二期开支合计不过20亿元，而北京地铁10号线造价就达到了每公里5亿元，16号线造价更高达每公里12.4亿元，我们的国力承担合理的航天开发不成问题。

既然投入所需资源已经不是问题，那么，有可能妨碍我们实现上述前景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从近年来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来看，有可能毁灭我们远大前程的最大风险是打着“民生”、“民主”之类“正义”旗号反对一切投资未来行为的非理性民粹主义思潮。
难道不是吗？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正是在“民生”之类“正义”旗号下，我们本该为之自豪的众多伟大成就遭到了某些不干实事者近乎癫狂的抹黑围攻，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被无限度地夸张放大，从高铁、航天、“铁公基”基础设施、对外援助，直到我们全世界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无一幸免于被某些国人妖魔化、侮辱的命运，他们给中国优势产业、战略性产业制造的创伤，大大超过这些产业的海外竞争对手。某学者公开声称希望航天发射失败，某些媒体人公开拿航天人开下流玩笑，实非偶然。在“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之类煽情却空虚文字广为流传的同时，我们本该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一次又一次被推向自废武功的深渊旁边。

所有这些打着“民生”之类“正义”旗号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不关心创造财富，只要求瓜分财富；干实事者永远能够被吹毛求疵找到大把这样那样的错误罪过，不干实事的“姿势分子”永远正确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他们要这要那，一切都要，而且现在就要，马上就要，却不愿意为此付出艰苦的劳动；

他们要求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福利，却不愿意考虑自己是否透支未来；

他们享受父辈发奋赶超的成果，他们抱怨祖辈没有自己留下足够多遗产，却从来不考虑自己应该给子孙留下什么；

他们享受着别人的辛苦劳动成果，却要对劳动者任意冷嘲热讽；

他们要求享受便捷的交通、永不枯竭的电力供应，却要把一切基础设施建设都打下十八层地狱；

他们大肆编造渲染中国在国际上形单影只、众叛亲离，同时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赠给马其顿人民几十辆校车的援助也要口诛笔伐；
他们要求同时享受持续高增长的高收入和廉价的服务，却把GDP说成是“鸡的屁”，从不考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只能是GDP增长的结果，不考虑服务提供者也有权为自己的劳动要求合理的报酬；

……而所有这一切无知、短视甚至突破无耻底线的要求主张，只因为裹上了一张“民主”的外皮，那些人们说出来时就分外理直气壮。
这类貌似重视“民生”和“民主”、实则不过是无知短视的要求和主张倘若得势，将把一个国家带向何方？让我们回顾历史。中国曾经持续全面领先世界至少两千年，以至于西汉名将陈汤评价道，凭借装备和组织优势，一个汉兵足当五个胡兵。到明朝前期，中国海运技术攀上新高峰，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人员多达27800余人，最大的宝船长达127米，船帆多达12张。1950年代南京发掘明朝宝船厂遗址，出土过一根长达11米的木杆，鉴定结果是船上的舵杆，由此推算其连接的舵叶高度约为6米，超过现代城市住宅楼两层楼的高度。与郑和舰队相比，几十年后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的迷你舰队只能算小舢板而已。虽然按照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西欧人均GDP在14世纪（即中国元末明初）已经超过此前连续领先上千年的中国，[1]但考虑到价格差异等因素，彼时西欧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也远远不如明王朝走上正轨后的中国居民。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及末期（明朝中后期），从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国报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到西班牙人拉达（MarDin de Rada）《出使中国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2]在当时几乎所有代表性来华欧人的中国见闻录中，仍都不难读出作者那种类似“乡巴佬进城”的艳羡感慨，中国的基础设施、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制造业、南方居民生活水平、养老院等社会福利、良好社会秩序等等无一不是他们羡慕的对象，而这些作者在他们本国都出身上流社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然而，一个如此富裕发达的国家如何会落得个全面落后于欧洲的下场？那些高扬“爱惜民力”、“珍视生命”之类崇高旗号强推短视政策的明朝文官们难辞其咎。应当承认，许多明朝文官这样做未必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出于真诚的高尚信仰，为此甚至不惜冒舍生取义之险。为了阻止自己心目中劳民伤财的国际贸易，明朝文官敢于直面武功赫赫却失之暴虐的明成祖朱棣，斥之为“以小民所出之脂膏而啗此番夷之口”。为了阻止自己心目中耗费民脂民膏无数却无益于国计民生的下西洋工程，以“廉能”而名垂青史、当时还是兵部司局级干部的名臣刘大夏竟然甘冒“欺君”的杀头大罪，私自销毁了郑和下西洋时积累的海图、天象、地理等全部资料，以至于明宪宗成化帝计划重新启动下西洋时因资料全部被毁而无奈放弃。为了实践自己心目中珍视生命的理念，明朝监察官员们扼杀了本来前途无量的海路漕运实践，强令政府株守运河航道。时人和明清史官们盛赞刘大夏此举是忠君爱民，“阴德不细”（当时刘大夏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语），称赞扼杀海路漕运是爱惜人命；待到后人明白中国历史为此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时，我们已经噬脐莫及。
中国历史曾经为这样的思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损失了数百年时间，今天仍不得不维持继续赶超；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后爬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王座的西方也因为这样的思潮而丧失了许多优势，并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中国从那么薄弱的基础上起步赶超，这么快就得以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首要原因固然是我国国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刻苦，但西方那些打着这样那样貌似“正义”旗号的“维权”斗士们对此所作贡献同样不可低估。正是他们的短视主张，使得西方世界在不少方面自废武功，进而给中国这样发奋赶超的后来者们创造了机会，我们会不会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们创造同样的机会以至于后悔莫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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