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李刚 “美国想象”的历史重构——1950年南京反诽谤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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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主流和中坚人物无疑是留学英美的学人。[1]这一群体的思想倾向虽然是非常复杂的，但他们的思想资源的源头大概是两个：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二是英美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这种思想背景造成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政治社会的理论认同之间的张力。其中大多数人无论是所谓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在文化认同上基本是民族主义的，但同时他们理智上深信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的路向应该是走欧美的道路，也就是说建国初期答多数高校知识分子都是所谓的“亲美派”，这和建国初期的中共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相冲突。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2]
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短短的一个月内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五篇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特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乎是直接针对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写的。
对于这些对“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 “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4]
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告诫他们“美国确实有科技，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5]毛泽东认为“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6]
解放后的抗美援朝运动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美国观的迫切的政治需要。朝鲜战争爆发后，于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系统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欲塑造的美国观。《指示》指出：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宣传中应注意之点如下：
一、 传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二、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应说明：（一）从中国方面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1）美在发动侵朝的同时公开侵略台湾，并连续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2）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悍然侵越三八线而直趋中朝边境。（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三、为了正确地认识美国，应说明：
（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就目前说：（1）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2）美国公然轰炸扫射我东北同胞。（3）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公然扩大侵略朝鲜，向中朝边境进攻。（4）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5）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6）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积极准备对日单独媾和。（7）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与军事上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8）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就历史说，美国亦一贯侵略我国，例如：（1）一八四四年与满清订立望厦条约，首创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条款，其后又陆续订立许多不平等条款。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2）一八六二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一八七二年进攻朝鲜（当时为中国藩属），一八七三年进攻台湾，一九零零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3）一九一七年蓝幸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一九一八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4）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与一九二七年下关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5）在蒋介石叛变后的十年内战期间，积极援助屠杀压迫中国人民，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6）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7）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订立中美商约，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8）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二） 、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1）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国内已成为法西斯恐怖世界，特务横行，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美国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晚一类血腥独裁者。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3）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艺术、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科学不用于建设而用于战争，艺术不提倡进步而提倡堕落，宗教不参加和平而参加间谍活动。美国统治阶级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美国侵略者在侵略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东条无异。
（三） 美国是纸老虎。······
四、宣传的方法，以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然后举行讨论。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各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五、在一切宣传中均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并应注意防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激烈口号造成群众的惊慌和我们的被动。······[7]
至此，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的美国观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需要“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8]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事件性的事情，把已经重新结构化的美国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机会在南京的教会大学出现了。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其中的外籍教师也很多。在这样的学校改变中国师生对美国态度的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共中央的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后，南京也开展了“时事学习宣传运动”，但学生都提出“仇美不知如何仇法”，[9]“中国这么穷，美国来帮助办教育，培养了那么多人材，还要说它是侵略，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而且抗日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力量，因此美国是朋友”，[10]“爱国不知如何爱法”，“理论上知道反美帝爱祖国，但感情上仇不起来，爱得不深”，“反美反得过火”，“美国不好，过去对我们还有帮助；苏联好，对我们没看见什么好处”等说法。[11]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做英语作业，用position造句，医预科一年级学生李芸本造了这样的句子：
The war of the LACE>AmericaLACE> with Korean will be triumph because she is in a good position, and she has had a larger people.
社会系美国籍教授费睿思（Helen Ferris）在1950年11月13日批改作业时把America改为United Nations 并把be 划去。而且在后面加了一句have more soldiers。[12]对于这个事件，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文献和研究文章都说是把李芸本造的“美国出兵朝鲜”，改成了“联合国出兵朝鲜。”
李芸本是青年团员，有相当的政治敏感，课后把这件事及时汇报了组织。[13]李芸本于1950年11月14日写一信给学校学生会执委会，并指出“费睿思这种举动、这种思想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在实践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学校里是不容许这种盗用联合国名义实行侵略的思想在中国学校里散布。”[1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党小组长曹婉和团支部书记李振坤向中共南京市委反映了上述情况，引起了市委关注。“市委负责同志亲自听取了情况汇报，并指示金女院学生会把李芸本的信用大字报形式在全校公布。”[15]
11月17日该校社会工作系学生李振坤（曾经上过费睿思的“社会制度”这门课）又写一封两千字的信给学生会执委会“控诉费教授在教授‘社会制度’课时散布毒素思想。竟公然歌颂屠杀亿万人民的法西斯的流氓头子希特勒与蒋介石；并肆意诽谤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与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当费教授讲到美国教育制度时，竟将美帝国主义压迫黑人、解聘民主教授、美国军人及财阀代理人控制学校，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等称为‘民主’与‘自由’。并恶意诽谤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教育。当费教授讲到战争时说：战争虽然是毁坏一些财产，死伤一些人，不过战争却能推进科学的发明及文化的交流。”[16]11月18日社会工作系学生朱文曼写信给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控诉说：去年我选了他的‘现代社会学说’课，当时我很想在这一课里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点研究，结果教这课的费教授就选了一本美国波加德氏（Boqardus）写的《社会思想发展史》作为教本，这使我很失望，费教授在教授波加德氏书中连唯一提到马克思的一章都跳过去了。她提出费教授这样做用意何在？”[17]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被初步发动后，在金陵大学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金陵大学学生开始揭发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Roy）和林查理（Charles Riggs）的“攻击诽谤中国人民的言行”。有人揭发说：
芮陶庵（Roy）在上学期暑假中（七月底）工会小组讨论到美帝侵略台湾时说：“美国第七舰队派到台湾，美国人民要反对，是侵略，但美国出兵朝鲜是反侵略。”
这学期的一次工会小组会上（十月底）他说：“第七舰队在水里不能叫侵略。”
本学期哲学系的一班“辩证唯物主义”是教师集体教学的，便由他负责了。十一月四日班上学习以辨证的观点分析时事V. T.（朝鲜V.T.），他说自己是外国人，不便表态，后来同学要他说几句，他说“如果没有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也不会出兵朝鲜。美国并在朝鲜牺牲生命是支持朝鲜的反侵略和平运动，”“对美国的政策要看清楚，美国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不是侵略别的国家。”
十一月中旬在经济系办公室谈到美国经济侵略，他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过这个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同的，美国人到中国是无计划的，到中国来做生意，好像你们中国人到菲律宾做生意一样不能叫做侵略。”
“有人以为美国走帝国主义道路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有转变。你们对美国内部的矛盾不要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幻想美国在战争时爆发革命，美国人民对政治没有认识，美国劳工没有组织工会，主要搞经济斗争没有政治性质，共产党在美国势力小，美国反共运动很厉害，美国黑人虽遭歧视，但他们也不知道反抗。当美国遇到危险时美国人民会为自己的祖国打仗的，美国人民是爱祖国的。”
“美国劳工也可买汽车，有工作做便会发财，失业也有劳动保险。美国经济上是不平等的，但政治上是平等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通过政治上的平等可以解决。哪一个不好，人民可以不选他，美国不象法国一样，美国不会爆发革命。”
“美国是纸老虎，但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18]
当时任中共金陵大学支部书记的陆庆良及时向南京市委学区党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南京市委和华东局都重视这两个事件。“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了由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南京指导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南京市委成立了由南京市学区大专分党委、大专分团委、华东局青委和市委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机构，对外以学联开展工作。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学区党委副书记杨致平等负责同志都参与指导斗争。市委领导同志每天召集党员和学生骨干了解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并委派周力行、陈秀云、王庆淑、朱井熙等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金大、金女院加强领导。”[19]
据陆庆良回忆“过了一段时间，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主持在AB大楼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市委常委有邱一涵（市委组织部长）、石西民（市委宣传部长）、刘述周（市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史永（市委统战副部长）、肖卡（团市委副书记）、杨致平（学区党委副书记）等。华东局工作组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列席了会议。我当时是金大支部书记，也列席了会议。肖卡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20]就是要利用这些美国教授的言论作为反面教材，抓紧时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会上明确要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美爱国运动，但没有确定名称就叫反侮辱反诽谤运动。这次会议的时间大约是11月上旬。”[21]南京市委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事件采取“深入发动，扩大展开”的方针，采取先在校内发动，然后扩大至教会学校，以至全市的步骤。[22]
陆庆良在市委会议后的第二天，在金陵大学甲字楼宿舍中共金大支部办公室召开支委会，“学区党委派宣传干事朱井熙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上级部署，分析情况，研究办法，从下午开到晚上，开始觉得难度大，个别支委思想不通。”“紧接着由肖卡召集金大党团员在AB楼又开了一次会，肖卡作了动员，强调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划清思想界限。市委指定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宣传部副部长杨永植负责帮助金大、金女大撰写《为反侮辱、反诽谤告全国同胞书》。对于如何发动群众，徐平羽建议采取控诉的形式，[23]因为农村土改和大军渡江都是采取这一形式来发动群众的。当时支部决定先在团员干部中进行控诉试点，控诉美国文化侵略对中国学生的毒害，获得成功后在金大礼堂召开了控诉大会。会后我将许复宁、陆启鹏等控诉的录音带拿到市委，徐平羽听了说，气氛很好，看来这个办法可以用。”[24]然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国立南京大学停课搞运动，金陵大学从11月18日到12月7日停课，[25]南京大学从11月27日到12月7日停课。
1950年11月28日，南京市委再次开会研究两个学校情况，“决定两校同时并进，互相推动，又以金女院为重点，首先展开的部署：策略上采取打击美籍教授费，不打击英籍教授柯（已承认错误）；立即发动学生与之作面对面斗争，给以刺激，促成其错误，扩大其与群众之矛盾对立，掌握有理有利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同时，注意防止破坏，孤立敌人。对全市其他学校则纠正三视思想同时进行的偏向，明确以具体揭露控诉美帝罪行，激发仇美情绪，树立仇美爱国思想为中心，同时即抓住汇文女中（教会中学）突破控诉，配合金女院、金大斗争。”[26]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费睿思展开初步斗争后，为了把“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推向全市，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2日发出了《关于广泛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的指示》：[27]
一、我们应明确认识到费睿思的这种行动是侮辱中国人民公开作帝国主义反动宣传。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以此具体事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教育。首先在全市大学生中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并在时机成熟时开展反美帝反侮辱反诽谤运动。
二、立即在学校党团员组织中部署这一工作。使全市学生都能对此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积极支持女大和参加这一运动。具体办法，可采用大字报的方式经常公布此事件的消息。
三、通过支持女大同学斗争，进一步联系本校情况，进行教育和控诉美帝的罪行，来提高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参加抗美援朝的各种具体工作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防建设的任务。
四、各区应随时向市委汇报和请示，加强领导。
“1950年12月2日”是一个分水岭，[28]12月2日后原来局限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事件被扩展到全市，演变成了以反美为主要目的的“反侮辱、反诽谤”控诉运动，最后扩展到全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50年12月2日南京市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学生一致起来，抗议帝国主义分子侮辱诽谤中国学生与中国人民及其宣传战争的罪行，继续支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的英勇斗争。”[29]
1950年12月3日下午二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宁海路校内“举行全校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悲愤控诉美籍教授费睿思对中国人民蓄意的诽谤与侮辱。”同时开“全市各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各报社记者招待会”。[30]参加这个控诉大会的，除去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外，尚有前往慰问的公私立大中学校：汇文、弘光、明德、中华女中、乐专、二女中、金陵大学等校代表及国立南京大学师生一千五百余人。大会一开始，李芸本先控诉说：“费睿思将我的造句‘美国进兵朝鲜’改为‘联合国进兵朝鲜’，费说她的立场与中国人民立场不同，她不是中国人民的立场当然也非美国人民立场，那应该是什么立场呢？我们一定要追究。”然后李振坤揭发费的“帝国主义罪行，她激昂的说：我们不能让这些帝国主义，竟然在解放后的中国人民面前，侮辱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及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我们更不能让她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面前，公开鼓动战争，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要提出控诉。”在李的鼓动下，“女大师生纷纷争先发言，李锦华站起来说：在费鼓动战争的宣传影响下，我的思想也蒙受过毒害，以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思想上未引起很大注意，因为我相信了费的所谓‘战争可以促进科学文化前进’的谬论，如果不是时事学习挽救了我的话，或者我已经变成了华尔街战争贩子的思想俘虏，失去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格。······对于费睿思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求把她驱逐出中国！”[31]
接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潘定宇“进一步分析了费睿思这种反动思想本质，他说：‘爱好和平的人类是反对制造战争的，因为人们将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但是费却歌颂战争，这除了说明她是人类的公敌外，还说明什么？我反对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教授。”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陈鹤琴教授、赵瑞蕻讲师上台发表意见，支持这种意见，他们说：“我们不能同意她能够当一个为人师的人。”该院文学系教授刘开荣在会上回忆起“廿年以前被美帝迫害的情景，她说她当时还在中学时代时，因为参加五卅运动就被美籍教授罚跪，请求上帝原谅。这一侮辱，廿年来一直藏在内心深处。在会上她激动地说：我们不能把费睿思的行为视为偶然的，廿年来帝国主义一直在扼杀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民族自尊来维护祖国的尊严，不让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我们的学校里，进行反动宣传。”[32]
最后学生会主席须沁华总结全体学生意见，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求费坦白在华廿年来的反动罪行，承认她是帝国主义分子；（二）要求政府将费睿思驱逐出境；（三）要求费睿思公开登报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师生及中国人民道歉；（四）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揭露事情真相。这四点意见在全体雷鸣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33]
12月5日，金陵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1500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场内外贴满了各系同学写的抗议书、标语口号。“控诉首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组成之控诉队开始，李振坤等四个同学详细报告了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美籍教授费睿思公然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言论，接着金大同学开始控诉。要求发言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空气悲愤严肃。起立发言者在述及身受欺骗辱弄时，有的泣不成声，许多同学都掩面涕泣，全场悲愤异常。”“同学们历述了林、芮二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行，证实他们是杜勒斯、艾奇逊之流的爪牙，林查理、芮陶庵把美国军队跑到五千里之外的一个毫不相关的国家里，大肆烧杀淫掳兽行，叫做‘主持正义的行动’，把发动罪恶的侵朝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等一连串侵略行为称之为‘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当陆启鸣说到：“当美国吉普车可以在街上随便压死人而无须偿命的时候，当中国女同胞可以随便给美国人强奸的时候，那时我们在卖国政府统治下，不能说话，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祖国，我们不能让帝国主义横行，我们要向帝国主义算帐，林查理以为今天还和解放前一样，中国人可以像狗一样打死，因此我们今天许多东北同胞无缘无故地给飞机炸死了，他轻描淡写的说是‘误会’，同学们，他这种对中国人民的敌视态度我们还能容忍吗？”，[34]此时陆启鸣失声痛哭，会场上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落。
接着有几位同学在“控诉”中“悲愤痛悔过去由于受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欺骗，因而听信了他们的污蔑造谣，甚至盲目地给美帝做了传声筒，郑位中同学说，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救济’美名，在校内设了‘纺织社’，吸引清寒学生，以扩大帝国主义影响，他也参加了‘纺织社’，他说‘我因为拿了他们一些钱，便不自觉地做了他们思想俘虏，使我和祖国有了距离，不能自觉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我今天才发觉他们布了一个阴险的圈套。’许多同学并尖锐揭发了美帝所谓‘慈善事业’‘救济物资’的本质。同学们在控诉中并说明由于解放以来的政治学习和最近的时事学习，才使他们能够对于上述问题明了起来，帮助他们从帝国主义欺骗中摆脱出来。”[35]沈惠生说“芮陶庵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开学时（1950年9月）就把两个儿子送回美国了。”[36]
前后有十四位同学上台控诉，最后讨论通过三项决议：“一、发表告全国同学书，二、向本市学联报告事实经过，要求学联支持，三、组织控诉队向全市各校控诉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罪行。”[37]吴柏教授代表工会小组要求开除伪装混进工会的芮陶庵的会籍，会场上的全体工会会员表示同意向上级工会提出这一要求。
开过控诉大会后，芮陶庵对来访的学生答复三条“1、同学们的言论让我很伤心；2、我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是承认就是撒谎；3、我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检查改正。”“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会不自觉地站在美国政府立场，这是我的本质。背景不同，思想转变很困难，有一个过程。”“美国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在太平洋上飘了。”[38]
南京最大的高校国立南京大学在12月5日在四牌楼、丁家桥两个校区分别举行“控诉美帝”的大会。“首先由金陵文理女子学院学生控诉费睿思宣传战争，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经过。同学们被她们的控诉愤激得热泪盈眶，愤怒的呼声不可遏止。”“农化系助教褚金元先生上台控诉说：他最初对费睿思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以为不算什么，以为同学们的行动未免小题大做。在批判自己思想之后，认清是中美帝文化的麻痹的毒。他决心改正过去错误、糊涂的思想。”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是国内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他上台控诉说：[39]
我从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前后一、二十年。今天我就是以这样一个受美帝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来控诉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我们不要忘记奥斯汀最近在安理会上狂吠，说在中国办了多少学校，培养出多少毕业生，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由美国回国，教了几十年书，怀着满腔热情到上海租界里办学校。租界里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说明，就是“奴化教育”。租界办了四个华东公学，校长都是外国人，教员大多数也是外国人，课本统是英文。帝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帝国主义者给这几个学校的常年经费只抵得上一个为他们享乐而设的交响乐队的常年经费。但帝国主义自己在上海办的学校，房子好，钱也多，然而那钱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上海工部局（解放前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联合侵略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叫我办两个小学，但教员待遇，倘若英美的教员一千元，日本人就要低三分之一，中国人又要低三分之一。厕所也要分白人与华人，正如对付黑人一样对付中国同胞。不许我国升国旗，唱国歌。历史课程不许读鸦片战争一课。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没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国儿童、把中国儿童训练成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隶。它的作用是毒药，我个人受美帝教育一、二十年，我不感激，只感到十分愤怒和恨！
12月6日上午，南京全市十五个大、专、中学校的七千余师生员工“会师金陵大学操场举行反美反帝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 “会议首由金大同学许复宁等悲愤控诉帝国主义分子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宣传侮辱中国人民的罪行，接着又由南京大学医学院同学陈旭等进行控诉，同学们在控诉中通过了美籍教授费睿思、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宣传具体事件的启发，都联系自己，开始沉痛地发觉了过去遭受美帝文化侵略毒害的事实，有的同学说他当政治学习和时事学习时，对自己过去所身受的毒害还认识不清楚，这次参加了金女院和金大事件后，才使他猛然醒悟过来，当叙述到这些时，同学们都异常悲痛，南大陈旭同学含着泪说：‘我过去中了美国电影的毒，因此使我变得消沉悲观和堕落，我认为中国穷苦，只有给美国当殖民地，自己感到没有前途，甚至想自杀，现在我才知道是上了美帝文化侵略的欺骗。’南大同学吕锋也沉痛地说：‘我也是被美国电影毒害的一个，我整个精神被它的色情大腿女人所麻醉，害得我上课没有心思，模仿美国、崇拜美国，忘掉了自己的祖国，丧失了民族自尊，今天想来是多么可耻呵。’会议最后由主席团建议组织控诉队出发华东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将帝国主义分子芮陶庵等进行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告诉各地同学，以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美帝，全场热烈鼓掌通过这一建议。大会又通过了金大师生反美帝和驳斥奥斯汀、艾奇逊的宣言。”[40]会后由金大、金女院学生组成的控诉团奔赴上海、杭州和苏州。[41]
12月8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四十二个教会学校代表千余人举行反美爱国大会。欢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控诉团。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也纷纷集会发表评论控诉奥斯汀谈话，呼应南京学生的反美控诉运动。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教授说：“我们学校的历史是和美帝在华的文化侵略的历史分不开的，数十年以前美帝国主义因参加镇压义和团，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强迫腐败的清政府赔了款，美国就把这大宗赔款中的九牛一毛办了学校，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谓的‘友谊’。”冯友兰教授说：“庚子赔款是美国从中国抢去的盗赃，把盗赃吐出来交还中国人，由中国人自己办清华，正是物归原主，与美国人有什么相干。”梁思成、林薇因、金岳霖三教授联名斥责：“今天奥斯汀竟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口气责备我们忘记他们的‘恩惠’，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看到他们的文化侵略失败后惊慌失措的咆哮。”[42]
燕京大学艾维超教授说：“美帝国主义在华开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文化侵略，决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材。”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说：“我们辅仁大学原来是教会办的。美帝国主义曾经把持了学校的行政，垄断了学校的经济，迫害进步的教授与学生。今天我们全校教职学工，已经完全认清美帝的狡猾面貌。”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科主任教授张锡钧说：“奥斯汀的话，是把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打自招了。”[43]
至此，全国教会学校的反美时事学习，在南京教会学校学生控诉运动的推动下达到高潮。中共南京市委于1950年12月7日把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中共华东局和中央作了书面汇报，总结出的主要经验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44]12月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转发了这份报告，而且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45]不久，毛泽东“又在写给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真的信中，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学生反美控诉运动的报告编入学校反美斗争文件。”[46]
1950年12月底在南京金陵大学工作多年的美国籍教职员工黯然离开中国。至此，南京的这场运动告一段落。[47]
1949年新政权刚建立后由于要忙于应付各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于教育和文化基本上采取维持原状的政策，钱俊瑞指出“所谓维持就是每到一处，不许破坏损毁这些学校的设备房屋，让一般的原有教员安心教下去，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改善，决不要采取急进的冒险的政策。”[48]郭沫若也说“全国解放之初，百废待举，政府对于上述这些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期望他们能恪守政府法令，所以未予处理，容许他们暂时接受美国津贴。”[49]1950年下半年，大局初定后，抗美援朝的现实，需要把原来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推广到全国，成为普遍性、指导性国家理论话语，以满足统一思想、一致对外的现实需要。
1950年底在全国开展的时事学习运动中极力鼓动、宣传的是“民族主义”话语，这和抗美援朝的现实有关。此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理论的运用早已如火纯青，其策略首先是重写历史，构建新的对美国的“民族记忆”，新的“民族想象”，[50]然后利用以费睿思事件为代表的等一系列历史运动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把这种“美国想象”灌输到中国人心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美国对中国自1844 – 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的敌人，包括认定美国“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 而文件就美国对华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则一字不提，后来在控诉运动中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办的难民区是“明保暗害，如果没有难民区，中国人还不致死得那么多”[51]，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的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52]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但是“应当看到，抗战时期西方，主要是美国提供的援助是有利于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53]
美国不仅被塑造为中国人民的夙敌，而且认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特别是（1）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3）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54]《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给中国人民描绘出了的这样一幅“美国想象”，这种“美国想象”实际上也代表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的整体想象。这种“想象”后来浸透入整个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学艺术，又通过教育系统和传播系统的反复复制，深入中国人民心中曾经长达三十年之久。这种“美国想象”就中共而言自有其实用的政治动员价值，但是把“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55]这种“美国想象”所造成的重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切断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渠道，对美国的这种认识水平使我们无法心平气和地估量美国文明的价值，更谈不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看法的形成，必然歪曲对西方文明的正确认识，切断与这一文化思想资源的联系。一方面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却把与这种工业文明无法割裂的西方现代文化视为文化垃圾，结果只能把苏联经验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患上了思想的自闭症。
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强势文化对弱文化的压迫、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与融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层面的关系，恐怕不是单纯的“文化侵略”一词所能包涵。在中国的教会、教育机构、救济等慈善机关的外国人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中国文化的濡化。[56]费睿思、林查理和芮陶庵三人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他们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历史自有其无法抹杀的复杂性。
其次从高等教育史来看，“费睿思事件”破坏了在中国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说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57]科塞在谈到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时说“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58]“任何大学都不能够或者应当制订规则，用来制止教员在课堂上表达某种观点甚至偏见。意识形态差别的健康表露往往可以产生出最好的学问。然而，当教员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有两个准则是必须遵循的。首先，这样的观点应当是相关的，在教授的个人观点和课堂的主题之间应当存在着可辨析的联系。第二，教授应当披露出任何偏见。学生有权利得到公正的警告，偏见是到处存在的，而坦率的披露是它们的天然解毒剂。”[59]
费睿思批改学生的英语作业，芮陶庵和林查理主要是在课堂上讨论问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坦率地表达个人观点，从学术自由的原则看，他们的言论与行为和“污蔑、诽谤”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件是在那个特定条件下因为政治需要，完全由政治当局导演出来的。但是，这个事件对大学的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很严重的，从此大学教师们要确保自己讲课内容的“政治正确性”。
霍布斯鲍姆说：“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60]在这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不同态度也值得讨论。由于学术自由的传统，在整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看起来是没有捍卫学术自由，实际上沉默也是一种抵抗。
http://www.qqxq.net/viewthread.php?tid=12269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主流和中坚人物无疑是留学英美的学人。[1]这一群体的思想倾向虽然是非常复杂的，但他们的思想资源的源头大概是两个：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二是英美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这种思想背景造成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政治社会的理论认同之间的张力。其中大多数人无论是所谓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在文化认同上基本是民族主义的，但同时他们理智上深信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的路向应该是走欧美的道路，也就是说建国初期答多数高校知识分子都是所谓的“亲美派”，这和建国初期的中共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相冲突。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2]
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短短的一个月内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五篇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特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乎是直接针对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写的。
对于这些对“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 “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4]
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告诫他们“美国确实有科技，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5]毛泽东认为“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6]
解放后的抗美援朝运动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美国观的迫切的政治需要。朝鲜战争爆发后，于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系统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欲塑造的美国观。《指示》指出：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宣传中应注意之点如下：
一、 传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二、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应说明：（一）从中国方面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1）美在发动侵朝的同时公开侵略台湾，并连续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2）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悍然侵越三八线而直趋中朝边境。（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三、为了正确地认识美国，应说明：
（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就目前说：（1）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2）美国公然轰炸扫射我东北同胞。（3）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公然扩大侵略朝鲜，向中朝边境进攻。（4）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5）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6）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积极准备对日单独媾和。（7）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与军事上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8）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就历史说，美国亦一贯侵略我国，例如：（1）一八四四年与满清订立望厦条约，首创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条款，其后又陆续订立许多不平等条款。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2）一八六二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一八七二年进攻朝鲜（当时为中国藩属），一八七三年进攻台湾，一九零零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3）一九一七年蓝幸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一九一八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4）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与一九二七年下关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5）在蒋介石叛变后的十年内战期间，积极援助屠杀压迫中国人民，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6）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7）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订立中美商约，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8）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二） 、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1）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国内已成为法西斯恐怖世界，特务横行，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美国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晚一类血腥独裁者。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3）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艺术、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科学不用于建设而用于战争，艺术不提倡进步而提倡堕落，宗教不参加和平而参加间谍活动。美国统治阶级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美国侵略者在侵略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东条无异。
（三） 美国是纸老虎。······
四、宣传的方法，以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然后举行讨论。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各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五、在一切宣传中均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并应注意防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激烈口号造成群众的惊慌和我们的被动。······[7]
至此，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的美国观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需要“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8]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事件性的事情，把已经重新结构化的美国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机会在南京的教会大学出现了。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其中的外籍教师也很多。在这样的学校改变中国师生对美国态度的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共中央的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后，南京也开展了“时事学习宣传运动”，但学生都提出“仇美不知如何仇法”，[9]“中国这么穷，美国来帮助办教育，培养了那么多人材，还要说它是侵略，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而且抗日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力量，因此美国是朋友”，[10]“爱国不知如何爱法”，“理论上知道反美帝爱祖国，但感情上仇不起来，爱得不深”，“反美反得过火”，“美国不好，过去对我们还有帮助；苏联好，对我们没看见什么好处”等说法。[11]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做英语作业，用position造句，医预科一年级学生李芸本造了这样的句子：
The war of the LACE>AmericaLACE> with Korean will be triumph because she is in a good position, and she has had a larger people.
社会系美国籍教授费睿思（Helen Ferris）在1950年11月13日批改作业时把America改为United Nations 并把be 划去。而且在后面加了一句have more soldiers。[12]对于这个事件，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文献和研究文章都说是把李芸本造的“美国出兵朝鲜”，改成了“联合国出兵朝鲜。”
李芸本是青年团员，有相当的政治敏感，课后把这件事及时汇报了组织。[13]李芸本于1950年11月14日写一信给学校学生会执委会，并指出“费睿思这种举动、这种思想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在实践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学校里是不容许这种盗用联合国名义实行侵略的思想在中国学校里散布。”[1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党小组长曹婉和团支部书记李振坤向中共南京市委反映了上述情况，引起了市委关注。“市委负责同志亲自听取了情况汇报，并指示金女院学生会把李芸本的信用大字报形式在全校公布。”[15]
11月17日该校社会工作系学生李振坤（曾经上过费睿思的“社会制度”这门课）又写一封两千字的信给学生会执委会“控诉费教授在教授‘社会制度’课时散布毒素思想。竟公然歌颂屠杀亿万人民的法西斯的流氓头子希特勒与蒋介石；并肆意诽谤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与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当费教授讲到美国教育制度时，竟将美帝国主义压迫黑人、解聘民主教授、美国军人及财阀代理人控制学校，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等称为‘民主’与‘自由’。并恶意诽谤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教育。当费教授讲到战争时说：战争虽然是毁坏一些财产，死伤一些人，不过战争却能推进科学的发明及文化的交流。”[16]11月18日社会工作系学生朱文曼写信给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控诉说：去年我选了他的‘现代社会学说’课，当时我很想在这一课里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点研究，结果教这课的费教授就选了一本美国波加德氏（Boqardus）写的《社会思想发展史》作为教本，这使我很失望，费教授在教授波加德氏书中连唯一提到马克思的一章都跳过去了。她提出费教授这样做用意何在？”[17]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被初步发动后，在金陵大学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金陵大学学生开始揭发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Roy）和林查理（Charles Riggs）的“攻击诽谤中国人民的言行”。有人揭发说：
芮陶庵（Roy）在上学期暑假中（七月底）工会小组讨论到美帝侵略台湾时说：“美国第七舰队派到台湾，美国人民要反对，是侵略，但美国出兵朝鲜是反侵略。”
这学期的一次工会小组会上（十月底）他说：“第七舰队在水里不能叫侵略。”
本学期哲学系的一班“辩证唯物主义”是教师集体教学的，便由他负责了。十一月四日班上学习以辨证的观点分析时事V. T.（朝鲜V.T.），他说自己是外国人，不便表态，后来同学要他说几句，他说“如果没有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也不会出兵朝鲜。美国并在朝鲜牺牲生命是支持朝鲜的反侵略和平运动，”“对美国的政策要看清楚，美国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不是侵略别的国家。”
十一月中旬在经济系办公室谈到美国经济侵略，他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过这个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同的，美国人到中国是无计划的，到中国来做生意，好像你们中国人到菲律宾做生意一样不能叫做侵略。”
“有人以为美国走帝国主义道路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有转变。你们对美国内部的矛盾不要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幻想美国在战争时爆发革命，美国人民对政治没有认识，美国劳工没有组织工会，主要搞经济斗争没有政治性质，共产党在美国势力小，美国反共运动很厉害，美国黑人虽遭歧视，但他们也不知道反抗。当美国遇到危险时美国人民会为自己的祖国打仗的，美国人民是爱祖国的。”
“美国劳工也可买汽车，有工作做便会发财，失业也有劳动保险。美国经济上是不平等的，但政治上是平等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通过政治上的平等可以解决。哪一个不好，人民可以不选他，美国不象法国一样，美国不会爆发革命。”
“美国是纸老虎，但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18]
当时任中共金陵大学支部书记的陆庆良及时向南京市委学区党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南京市委和华东局都重视这两个事件。“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了由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南京指导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南京市委成立了由南京市学区大专分党委、大专分团委、华东局青委和市委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机构，对外以学联开展工作。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学区党委副书记杨致平等负责同志都参与指导斗争。市委领导同志每天召集党员和学生骨干了解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并委派周力行、陈秀云、王庆淑、朱井熙等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金大、金女院加强领导。”[19]
据陆庆良回忆“过了一段时间，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主持在AB大楼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市委常委有邱一涵（市委组织部长）、石西民（市委宣传部长）、刘述周（市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史永（市委统战副部长）、肖卡（团市委副书记）、杨致平（学区党委副书记）等。华东局工作组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列席了会议。我当时是金大支部书记，也列席了会议。肖卡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20]就是要利用这些美国教授的言论作为反面教材，抓紧时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会上明确要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美爱国运动，但没有确定名称就叫反侮辱反诽谤运动。这次会议的时间大约是11月上旬。”[21]南京市委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事件采取“深入发动，扩大展开”的方针，采取先在校内发动，然后扩大至教会学校，以至全市的步骤。[22]
陆庆良在市委会议后的第二天，在金陵大学甲字楼宿舍中共金大支部办公室召开支委会，“学区党委派宣传干事朱井熙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上级部署，分析情况，研究办法，从下午开到晚上，开始觉得难度大，个别支委思想不通。”“紧接着由肖卡召集金大党团员在AB楼又开了一次会，肖卡作了动员，强调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划清思想界限。市委指定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宣传部副部长杨永植负责帮助金大、金女大撰写《为反侮辱、反诽谤告全国同胞书》。对于如何发动群众，徐平羽建议采取控诉的形式，[23]因为农村土改和大军渡江都是采取这一形式来发动群众的。当时支部决定先在团员干部中进行控诉试点，控诉美国文化侵略对中国学生的毒害，获得成功后在金大礼堂召开了控诉大会。会后我将许复宁、陆启鹏等控诉的录音带拿到市委，徐平羽听了说，气氛很好，看来这个办法可以用。”[24]然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国立南京大学停课搞运动，金陵大学从11月18日到12月7日停课，[25]南京大学从11月27日到12月7日停课。
1950年11月28日，南京市委再次开会研究两个学校情况，“决定两校同时并进，互相推动，又以金女院为重点，首先展开的部署：策略上采取打击美籍教授费，不打击英籍教授柯（已承认错误）；立即发动学生与之作面对面斗争，给以刺激，促成其错误，扩大其与群众之矛盾对立，掌握有理有利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同时，注意防止破坏，孤立敌人。对全市其他学校则纠正三视思想同时进行的偏向，明确以具体揭露控诉美帝罪行，激发仇美情绪，树立仇美爱国思想为中心，同时即抓住汇文女中（教会中学）突破控诉，配合金女院、金大斗争。”[26]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费睿思展开初步斗争后，为了把“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推向全市，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2日发出了《关于广泛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的指示》：[27]
一、我们应明确认识到费睿思的这种行动是侮辱中国人民公开作帝国主义反动宣传。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以此具体事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教育。首先在全市大学生中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并在时机成熟时开展反美帝反侮辱反诽谤运动。
二、立即在学校党团员组织中部署这一工作。使全市学生都能对此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积极支持女大和参加这一运动。具体办法，可采用大字报的方式经常公布此事件的消息。
三、通过支持女大同学斗争，进一步联系本校情况，进行教育和控诉美帝的罪行，来提高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参加抗美援朝的各种具体工作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防建设的任务。
四、各区应随时向市委汇报和请示，加强领导。
“1950年12月2日”是一个分水岭，[28]12月2日后原来局限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事件被扩展到全市，演变成了以反美为主要目的的“反侮辱、反诽谤”控诉运动，最后扩展到全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50年12月2日南京市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学生一致起来，抗议帝国主义分子侮辱诽谤中国学生与中国人民及其宣传战争的罪行，继续支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的英勇斗争。”[29]
1950年12月3日下午二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宁海路校内“举行全校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悲愤控诉美籍教授费睿思对中国人民蓄意的诽谤与侮辱。”同时开“全市各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各报社记者招待会”。[30]参加这个控诉大会的，除去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外，尚有前往慰问的公私立大中学校：汇文、弘光、明德、中华女中、乐专、二女中、金陵大学等校代表及国立南京大学师生一千五百余人。大会一开始，李芸本先控诉说：“费睿思将我的造句‘美国进兵朝鲜’改为‘联合国进兵朝鲜’，费说她的立场与中国人民立场不同，她不是中国人民的立场当然也非美国人民立场，那应该是什么立场呢？我们一定要追究。”然后李振坤揭发费的“帝国主义罪行，她激昂的说：我们不能让这些帝国主义，竟然在解放后的中国人民面前，侮辱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及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我们更不能让她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面前，公开鼓动战争，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要提出控诉。”在李的鼓动下，“女大师生纷纷争先发言，李锦华站起来说：在费鼓动战争的宣传影响下，我的思想也蒙受过毒害，以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思想上未引起很大注意，因为我相信了费的所谓‘战争可以促进科学文化前进’的谬论，如果不是时事学习挽救了我的话，或者我已经变成了华尔街战争贩子的思想俘虏，失去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格。······对于费睿思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求把她驱逐出中国！”[31]
接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潘定宇“进一步分析了费睿思这种反动思想本质，他说：‘爱好和平的人类是反对制造战争的，因为人们将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但是费却歌颂战争，这除了说明她是人类的公敌外，还说明什么？我反对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教授。”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陈鹤琴教授、赵瑞蕻讲师上台发表意见，支持这种意见，他们说：“我们不能同意她能够当一个为人师的人。”该院文学系教授刘开荣在会上回忆起“廿年以前被美帝迫害的情景，她说她当时还在中学时代时，因为参加五卅运动就被美籍教授罚跪，请求上帝原谅。这一侮辱，廿年来一直藏在内心深处。在会上她激动地说：我们不能把费睿思的行为视为偶然的，廿年来帝国主义一直在扼杀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民族自尊来维护祖国的尊严，不让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我们的学校里，进行反动宣传。”[32]
最后学生会主席须沁华总结全体学生意见，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求费坦白在华廿年来的反动罪行，承认她是帝国主义分子；（二）要求政府将费睿思驱逐出境；（三）要求费睿思公开登报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师生及中国人民道歉；（四）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揭露事情真相。这四点意见在全体雷鸣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33]
12月5日，金陵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1500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场内外贴满了各系同学写的抗议书、标语口号。“控诉首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组成之控诉队开始，李振坤等四个同学详细报告了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美籍教授费睿思公然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言论，接着金大同学开始控诉。要求发言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空气悲愤严肃。起立发言者在述及身受欺骗辱弄时，有的泣不成声，许多同学都掩面涕泣，全场悲愤异常。”“同学们历述了林、芮二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行，证实他们是杜勒斯、艾奇逊之流的爪牙，林查理、芮陶庵把美国军队跑到五千里之外的一个毫不相关的国家里，大肆烧杀淫掳兽行，叫做‘主持正义的行动’，把发动罪恶的侵朝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等一连串侵略行为称之为‘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当陆启鸣说到：“当美国吉普车可以在街上随便压死人而无须偿命的时候，当中国女同胞可以随便给美国人强奸的时候，那时我们在卖国政府统治下，不能说话，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祖国，我们不能让帝国主义横行，我们要向帝国主义算帐，林查理以为今天还和解放前一样，中国人可以像狗一样打死，因此我们今天许多东北同胞无缘无故地给飞机炸死了，他轻描淡写的说是‘误会’，同学们，他这种对中国人民的敌视态度我们还能容忍吗？”，[34]此时陆启鸣失声痛哭，会场上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落。
接着有几位同学在“控诉”中“悲愤痛悔过去由于受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欺骗，因而听信了他们的污蔑造谣，甚至盲目地给美帝做了传声筒，郑位中同学说，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救济’美名，在校内设了‘纺织社’，吸引清寒学生，以扩大帝国主义影响，他也参加了‘纺织社’，他说‘我因为拿了他们一些钱，便不自觉地做了他们思想俘虏，使我和祖国有了距离，不能自觉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我今天才发觉他们布了一个阴险的圈套。’许多同学并尖锐揭发了美帝所谓‘慈善事业’‘救济物资’的本质。同学们在控诉中并说明由于解放以来的政治学习和最近的时事学习，才使他们能够对于上述问题明了起来，帮助他们从帝国主义欺骗中摆脱出来。”[35]沈惠生说“芮陶庵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开学时（1950年9月）就把两个儿子送回美国了。”[36]
前后有十四位同学上台控诉，最后讨论通过三项决议：“一、发表告全国同学书，二、向本市学联报告事实经过，要求学联支持，三、组织控诉队向全市各校控诉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罪行。”[37]吴柏教授代表工会小组要求开除伪装混进工会的芮陶庵的会籍，会场上的全体工会会员表示同意向上级工会提出这一要求。
开过控诉大会后，芮陶庵对来访的学生答复三条“1、同学们的言论让我很伤心；2、我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是承认就是撒谎；3、我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检查改正。”“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会不自觉地站在美国政府立场，这是我的本质。背景不同，思想转变很困难，有一个过程。”“美国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在太平洋上飘了。”[38]
南京最大的高校国立南京大学在12月5日在四牌楼、丁家桥两个校区分别举行“控诉美帝”的大会。“首先由金陵文理女子学院学生控诉费睿思宣传战争，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经过。同学们被她们的控诉愤激得热泪盈眶，愤怒的呼声不可遏止。”“农化系助教褚金元先生上台控诉说：他最初对费睿思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以为不算什么，以为同学们的行动未免小题大做。在批判自己思想之后，认清是中美帝文化的麻痹的毒。他决心改正过去错误、糊涂的思想。”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是国内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他上台控诉说：[39]
我从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前后一、二十年。今天我就是以这样一个受美帝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来控诉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我们不要忘记奥斯汀最近在安理会上狂吠，说在中国办了多少学校，培养出多少毕业生，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由美国回国，教了几十年书，怀着满腔热情到上海租界里办学校。租界里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说明，就是“奴化教育”。租界办了四个华东公学，校长都是外国人，教员大多数也是外国人，课本统是英文。帝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帝国主义者给这几个学校的常年经费只抵得上一个为他们享乐而设的交响乐队的常年经费。但帝国主义自己在上海办的学校，房子好，钱也多，然而那钱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上海工部局（解放前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联合侵略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叫我办两个小学，但教员待遇，倘若英美的教员一千元，日本人就要低三分之一，中国人又要低三分之一。厕所也要分白人与华人，正如对付黑人一样对付中国同胞。不许我国升国旗，唱国歌。历史课程不许读鸦片战争一课。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没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国儿童、把中国儿童训练成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隶。它的作用是毒药，我个人受美帝教育一、二十年，我不感激，只感到十分愤怒和恨！
12月6日上午，南京全市十五个大、专、中学校的七千余师生员工“会师金陵大学操场举行反美反帝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 “会议首由金大同学许复宁等悲愤控诉帝国主义分子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宣传侮辱中国人民的罪行，接着又由南京大学医学院同学陈旭等进行控诉，同学们在控诉中通过了美籍教授费睿思、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宣传具体事件的启发，都联系自己，开始沉痛地发觉了过去遭受美帝文化侵略毒害的事实，有的同学说他当政治学习和时事学习时，对自己过去所身受的毒害还认识不清楚，这次参加了金女院和金大事件后，才使他猛然醒悟过来，当叙述到这些时，同学们都异常悲痛，南大陈旭同学含着泪说：‘我过去中了美国电影的毒，因此使我变得消沉悲观和堕落，我认为中国穷苦，只有给美国当殖民地，自己感到没有前途，甚至想自杀，现在我才知道是上了美帝文化侵略的欺骗。’南大同学吕锋也沉痛地说：‘我也是被美国电影毒害的一个，我整个精神被它的色情大腿女人所麻醉，害得我上课没有心思，模仿美国、崇拜美国，忘掉了自己的祖国，丧失了民族自尊，今天想来是多么可耻呵。’会议最后由主席团建议组织控诉队出发华东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将帝国主义分子芮陶庵等进行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告诉各地同学，以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美帝，全场热烈鼓掌通过这一建议。大会又通过了金大师生反美帝和驳斥奥斯汀、艾奇逊的宣言。”[40]会后由金大、金女院学生组成的控诉团奔赴上海、杭州和苏州。[41]
12月8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四十二个教会学校代表千余人举行反美爱国大会。欢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控诉团。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也纷纷集会发表评论控诉奥斯汀谈话，呼应南京学生的反美控诉运动。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教授说：“我们学校的历史是和美帝在华的文化侵略的历史分不开的，数十年以前美帝国主义因参加镇压义和团，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强迫腐败的清政府赔了款，美国就把这大宗赔款中的九牛一毛办了学校，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谓的‘友谊’。”冯友兰教授说：“庚子赔款是美国从中国抢去的盗赃，把盗赃吐出来交还中国人，由中国人自己办清华，正是物归原主，与美国人有什么相干。”梁思成、林薇因、金岳霖三教授联名斥责：“今天奥斯汀竟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口气责备我们忘记他们的‘恩惠’，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看到他们的文化侵略失败后惊慌失措的咆哮。”[42]
燕京大学艾维超教授说：“美帝国主义在华开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文化侵略，决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材。”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说：“我们辅仁大学原来是教会办的。美帝国主义曾经把持了学校的行政，垄断了学校的经济，迫害进步的教授与学生。今天我们全校教职学工，已经完全认清美帝的狡猾面貌。”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科主任教授张锡钧说：“奥斯汀的话，是把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打自招了。”[43]
至此，全国教会学校的反美时事学习，在南京教会学校学生控诉运动的推动下达到高潮。中共南京市委于1950年12月7日把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中共华东局和中央作了书面汇报，总结出的主要经验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44]12月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转发了这份报告，而且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45]不久，毛泽东“又在写给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真的信中，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学生反美控诉运动的报告编入学校反美斗争文件。”[46]
1950年12月底在南京金陵大学工作多年的美国籍教职员工黯然离开中国。至此，南京的这场运动告一段落。[47]
1949年新政权刚建立后由于要忙于应付各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于教育和文化基本上采取维持原状的政策，钱俊瑞指出“所谓维持就是每到一处，不许破坏损毁这些学校的设备房屋，让一般的原有教员安心教下去，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改善，决不要采取急进的冒险的政策。”[48]郭沫若也说“全国解放之初，百废待举，政府对于上述这些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期望他们能恪守政府法令，所以未予处理，容许他们暂时接受美国津贴。”[49]1950年下半年，大局初定后，抗美援朝的现实，需要把原来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推广到全国，成为普遍性、指导性国家理论话语，以满足统一思想、一致对外的现实需要。
1950年底在全国开展的时事学习运动中极力鼓动、宣传的是“民族主义”话语，这和抗美援朝的现实有关。此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理论的运用早已如火纯青，其策略首先是重写历史，构建新的对美国的“民族记忆”，新的“民族想象”，[50]然后利用以费睿思事件为代表的等一系列历史运动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把这种“美国想象”灌输到中国人心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美国对中国自1844 – 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的敌人，包括认定美国“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 而文件就美国对华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则一字不提，后来在控诉运动中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办的难民区是“明保暗害，如果没有难民区，中国人还不致死得那么多”[51]，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的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52]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但是“应当看到，抗战时期西方，主要是美国提供的援助是有利于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53]
美国不仅被塑造为中国人民的夙敌，而且认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特别是（1）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3）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54]《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给中国人民描绘出了的这样一幅“美国想象”，这种“美国想象”实际上也代表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的整体想象。这种“想象”后来浸透入整个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学艺术，又通过教育系统和传播系统的反复复制，深入中国人民心中曾经长达三十年之久。这种“美国想象”就中共而言自有其实用的政治动员价值，但是把“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55]这种“美国想象”所造成的重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切断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渠道，对美国的这种认识水平使我们无法心平气和地估量美国文明的价值，更谈不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看法的形成，必然歪曲对西方文明的正确认识，切断与这一文化思想资源的联系。一方面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却把与这种工业文明无法割裂的西方现代文化视为文化垃圾，结果只能把苏联经验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患上了思想的自闭症。
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强势文化对弱文化的压迫、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与融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层面的关系，恐怕不是单纯的“文化侵略”一词所能包涵。在中国的教会、教育机构、救济等慈善机关的外国人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中国文化的濡化。[56]费睿思、林查理和芮陶庵三人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他们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历史自有其无法抹杀的复杂性。
其次从高等教育史来看，“费睿思事件”破坏了在中国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说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57]科塞在谈到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时说“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58]“任何大学都不能够或者应当制订规则，用来制止教员在课堂上表达某种观点甚至偏见。意识形态差别的健康表露往往可以产生出最好的学问。然而，当教员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有两个准则是必须遵循的。首先，这样的观点应当是相关的，在教授的个人观点和课堂的主题之间应当存在着可辨析的联系。第二，教授应当披露出任何偏见。学生有权利得到公正的警告，偏见是到处存在的，而坦率的披露是它们的天然解毒剂。”[59]
费睿思批改学生的英语作业，芮陶庵和林查理主要是在课堂上讨论问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坦率地表达个人观点，从学术自由的原则看，他们的言论与行为和“污蔑、诽谤”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件是在那个特定条件下因为政治需要，完全由政治当局导演出来的。但是，这个事件对大学的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很严重的，从此大学教师们要确保自己讲课内容的“政治正确性”。
霍布斯鲍姆说：“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60]在这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不同态度也值得讨论。由于学术自由的传统，在整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看起来是没有捍卫学术自由，实际上沉默也是一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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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2]
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短短的一个月内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五篇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特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乎是直接针对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写的。
对于这些对“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 “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4]
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告诫他们“美国确实有科技，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5]毛泽东认为“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6]
解放后的抗美援朝运动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美国观的迫切的政治需要。朝鲜战争爆发后，于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系统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欲塑造的美国观。《指示》指出：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宣传中应注意之点如下：
一、 传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二、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应说明：（一）从中国方面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1）美在发动侵朝的同时公开侵略台湾，并连续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2）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悍然侵越三八线而直趋中朝边境。（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三、为了正确地认识美国，应说明：
（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就目前说：（1）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2）美国公然轰炸扫射我东北同胞。（3）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公然扩大侵略朝鲜，向中朝边境进攻。（4）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5）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6）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积极准备对日单独媾和。（7）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与军事上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8）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就历史说，美国亦一贯侵略我国，例如：（1）一八四四年与满清订立望厦条约，首创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条款，其后又陆续订立许多不平等条款。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2）一八六二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一八七二年进攻朝鲜（当时为中国藩属），一八七三年进攻台湾，一九零零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3）一九一七年蓝幸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一九一八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4）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与一九二七年下关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5）在蒋介石叛变后的十年内战期间，积极援助屠杀压迫中国人民，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6）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7）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订立中美商约，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8）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二） 、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1）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国内已成为法西斯恐怖世界，特务横行，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美国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晚一类血腥独裁者。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3）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艺术、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科学不用于建设而用于战争，艺术不提倡进步而提倡堕落，宗教不参加和平而参加间谍活动。美国统治阶级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美国侵略者在侵略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东条无异。
（三） 美国是纸老虎。······
四、宣传的方法，以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然后举行讨论。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各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五、在一切宣传中均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并应注意防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激烈口号造成群众的惊慌和我们的被动。······[7]
至此，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的美国观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需要“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8]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事件性的事情，把已经重新结构化的美国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机会在南京的教会大学出现了。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其中的外籍教师也很多。在这样的学校改变中国师生对美国态度的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共中央的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后，南京也开展了“时事学习宣传运动”，但学生都提出“仇美不知如何仇法”，[9]“中国这么穷，美国来帮助办教育，培养了那么多人材，还要说它是侵略，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而且抗日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力量，因此美国是朋友”，[10]“爱国不知如何爱法”，“理论上知道反美帝爱祖国，但感情上仇不起来，爱得不深”，“反美反得过火”，“美国不好，过去对我们还有帮助；苏联好，对我们没看见什么好处”等说法。[11]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做英语作业，用position造句，医预科一年级学生李芸本造了这样的句子：
The war of the LACE>AmericaLACE> with Korean will be triumph because she is in a good position, and she has had a larger people.
社会系美国籍教授费睿思（Helen Ferris）在1950年11月13日批改作业时把America改为United Nations 并把be 划去。而且在后面加了一句have more soldiers。[12]对于这个事件，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文献和研究文章都说是把李芸本造的“美国出兵朝鲜”，改成了“联合国出兵朝鲜。”
李芸本是青年团员，有相当的政治敏感，课后把这件事及时汇报了组织。[13]李芸本于1950年11月14日写一信给学校学生会执委会，并指出“费睿思这种举动、这种思想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在实践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学校里是不容许这种盗用联合国名义实行侵略的思想在中国学校里散布。”[1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党小组长曹婉和团支部书记李振坤向中共南京市委反映了上述情况，引起了市委关注。“市委负责同志亲自听取了情况汇报，并指示金女院学生会把李芸本的信用大字报形式在全校公布。”[15]
11月17日该校社会工作系学生李振坤（曾经上过费睿思的“社会制度”这门课）又写一封两千字的信给学生会执委会“控诉费教授在教授‘社会制度’课时散布毒素思想。竟公然歌颂屠杀亿万人民的法西斯的流氓头子希特勒与蒋介石；并肆意诽谤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与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当费教授讲到美国教育制度时，竟将美帝国主义压迫黑人、解聘民主教授、美国军人及财阀代理人控制学校，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等称为‘民主’与‘自由’。并恶意诽谤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教育。当费教授讲到战争时说：战争虽然是毁坏一些财产，死伤一些人，不过战争却能推进科学的发明及文化的交流。”[16]11月18日社会工作系学生朱文曼写信给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控诉说：去年我选了他的‘现代社会学说’课，当时我很想在这一课里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点研究，结果教这课的费教授就选了一本美国波加德氏（Boqardus）写的《社会思想发展史》作为教本，这使我很失望，费教授在教授波加德氏书中连唯一提到马克思的一章都跳过去了。她提出费教授这样做用意何在？”[17]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被初步发动后，在金陵大学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金陵大学学生开始揭发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Roy）和林查理（Charles Riggs）的“攻击诽谤中国人民的言行”。有人揭发说：
芮陶庵（Roy）在上学期暑假中（七月底）工会小组讨论到美帝侵略台湾时说：“美国第七舰队派到台湾，美国人民要反对，是侵略，但美国出兵朝鲜是反侵略。”
这学期的一次工会小组会上（十月底）他说：“第七舰队在水里不能叫侵略。”
本学期哲学系的一班“辩证唯物主义”是教师集体教学的，便由他负责了。十一月四日班上学习以辨证的观点分析时事V. T.（朝鲜V.T.），他说自己是外国人，不便表态，后来同学要他说几句，他说“如果没有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也不会出兵朝鲜。美国并在朝鲜牺牲生命是支持朝鲜的反侵略和平运动，”“对美国的政策要看清楚，美国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不是侵略别的国家。”
十一月中旬在经济系办公室谈到美国经济侵略，他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过这个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同的，美国人到中国是无计划的，到中国来做生意，好像你们中国人到菲律宾做生意一样不能叫做侵略。”
“有人以为美国走帝国主义道路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有转变。你们对美国内部的矛盾不要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幻想美国在战争时爆发革命，美国人民对政治没有认识，美国劳工没有组织工会，主要搞经济斗争没有政治性质，共产党在美国势力小，美国反共运动很厉害，美国黑人虽遭歧视，但他们也不知道反抗。当美国遇到危险时美国人民会为自己的祖国打仗的，美国人民是爱祖国的。”
“美国劳工也可买汽车，有工作做便会发财，失业也有劳动保险。美国经济上是不平等的，但政治上是平等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通过政治上的平等可以解决。哪一个不好，人民可以不选他，美国不象法国一样，美国不会爆发革命。”
“美国是纸老虎，但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18]
当时任中共金陵大学支部书记的陆庆良及时向南京市委学区党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南京市委和华东局都重视这两个事件。“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了由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南京指导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南京市委成立了由南京市学区大专分党委、大专分团委、华东局青委和市委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机构，对外以学联开展工作。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学区党委副书记杨致平等负责同志都参与指导斗争。市委领导同志每天召集党员和学生骨干了解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并委派周力行、陈秀云、王庆淑、朱井熙等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金大、金女院加强领导。”[19]
据陆庆良回忆“过了一段时间，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主持在AB大楼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市委常委有邱一涵（市委组织部长）、石西民（市委宣传部长）、刘述周（市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史永（市委统战副部长）、肖卡（团市委副书记）、杨致平（学区党委副书记）等。华东局工作组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列席了会议。我当时是金大支部书记，也列席了会议。肖卡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20]就是要利用这些美国教授的言论作为反面教材，抓紧时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会上明确要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美爱国运动，但没有确定名称就叫反侮辱反诽谤运动。这次会议的时间大约是11月上旬。”[21]南京市委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事件采取“深入发动，扩大展开”的方针，采取先在校内发动，然后扩大至教会学校，以至全市的步骤。[22]
陆庆良在市委会议后的第二天，在金陵大学甲字楼宿舍中共金大支部办公室召开支委会，“学区党委派宣传干事朱井熙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上级部署，分析情况，研究办法，从下午开到晚上，开始觉得难度大，个别支委思想不通。”“紧接着由肖卡召集金大党团员在AB楼又开了一次会，肖卡作了动员，强调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划清思想界限。市委指定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宣传部副部长杨永植负责帮助金大、金女大撰写《为反侮辱、反诽谤告全国同胞书》。对于如何发动群众，徐平羽建议采取控诉的形式，[23]因为农村土改和大军渡江都是采取这一形式来发动群众的。当时支部决定先在团员干部中进行控诉试点，控诉美国文化侵略对中国学生的毒害，获得成功后在金大礼堂召开了控诉大会。会后我将许复宁、陆启鹏等控诉的录音带拿到市委，徐平羽听了说，气氛很好，看来这个办法可以用。”[24]然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国立南京大学停课搞运动，金陵大学从11月18日到12月7日停课，[25]南京大学从11月27日到12月7日停课。
1950年11月28日，南京市委再次开会研究两个学校情况，“决定两校同时并进，互相推动，又以金女院为重点，首先展开的部署：策略上采取打击美籍教授费，不打击英籍教授柯（已承认错误）；立即发动学生与之作面对面斗争，给以刺激，促成其错误，扩大其与群众之矛盾对立，掌握有理有利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同时，注意防止破坏，孤立敌人。对全市其他学校则纠正三视思想同时进行的偏向，明确以具体揭露控诉美帝罪行，激发仇美情绪，树立仇美爱国思想为中心，同时即抓住汇文女中（教会中学）突破控诉，配合金女院、金大斗争。”[26]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费睿思展开初步斗争后，为了把“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推向全市，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2日发出了《关于广泛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的指示》：[27]
一、我们应明确认识到费睿思的这种行动是侮辱中国人民公开作帝国主义反动宣传。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以此具体事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教育。首先在全市大学生中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并在时机成熟时开展反美帝反侮辱反诽谤运动。
二、立即在学校党团员组织中部署这一工作。使全市学生都能对此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积极支持女大和参加这一运动。具体办法，可采用大字报的方式经常公布此事件的消息。
三、通过支持女大同学斗争，进一步联系本校情况，进行教育和控诉美帝的罪行，来提高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参加抗美援朝的各种具体工作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防建设的任务。
四、各区应随时向市委汇报和请示，加强领导。
“1950年12月2日”是一个分水岭，[28]12月2日后原来局限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事件被扩展到全市，演变成了以反美为主要目的的“反侮辱、反诽谤”控诉运动，最后扩展到全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50年12月2日南京市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学生一致起来，抗议帝国主义分子侮辱诽谤中国学生与中国人民及其宣传战争的罪行，继续支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的英勇斗争。”[29]
1950年12月3日下午二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宁海路校内“举行全校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悲愤控诉美籍教授费睿思对中国人民蓄意的诽谤与侮辱。”同时开“全市各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各报社记者招待会”。[30]参加这个控诉大会的，除去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外，尚有前往慰问的公私立大中学校：汇文、弘光、明德、中华女中、乐专、二女中、金陵大学等校代表及国立南京大学师生一千五百余人。大会一开始，李芸本先控诉说：“费睿思将我的造句‘美国进兵朝鲜’改为‘联合国进兵朝鲜’，费说她的立场与中国人民立场不同，她不是中国人民的立场当然也非美国人民立场，那应该是什么立场呢？我们一定要追究。”然后李振坤揭发费的“帝国主义罪行，她激昂的说：我们不能让这些帝国主义，竟然在解放后的中国人民面前，侮辱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及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我们更不能让她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面前，公开鼓动战争，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要提出控诉。”在李的鼓动下，“女大师生纷纷争先发言，李锦华站起来说：在费鼓动战争的宣传影响下，我的思想也蒙受过毒害，以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思想上未引起很大注意，因为我相信了费的所谓‘战争可以促进科学文化前进’的谬论，如果不是时事学习挽救了我的话，或者我已经变成了华尔街战争贩子的思想俘虏，失去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格。······对于费睿思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求把她驱逐出中国！”[31]
接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潘定宇“进一步分析了费睿思这种反动思想本质，他说：‘爱好和平的人类是反对制造战争的，因为人们将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但是费却歌颂战争，这除了说明她是人类的公敌外，还说明什么？我反对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教授。”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陈鹤琴教授、赵瑞蕻讲师上台发表意见，支持这种意见，他们说：“我们不能同意她能够当一个为人师的人。”该院文学系教授刘开荣在会上回忆起“廿年以前被美帝迫害的情景，她说她当时还在中学时代时，因为参加五卅运动就被美籍教授罚跪，请求上帝原谅。这一侮辱，廿年来一直藏在内心深处。在会上她激动地说：我们不能把费睿思的行为视为偶然的，廿年来帝国主义一直在扼杀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民族自尊来维护祖国的尊严，不让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我们的学校里，进行反动宣传。”[32]
最后学生会主席须沁华总结全体学生意见，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求费坦白在华廿年来的反动罪行，承认她是帝国主义分子；（二）要求政府将费睿思驱逐出境；（三）要求费睿思公开登报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师生及中国人民道歉；（四）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揭露事情真相。这四点意见在全体雷鸣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33]
12月5日，金陵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1500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场内外贴满了各系同学写的抗议书、标语口号。“控诉首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组成之控诉队开始，李振坤等四个同学详细报告了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美籍教授费睿思公然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言论，接着金大同学开始控诉。要求发言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空气悲愤严肃。起立发言者在述及身受欺骗辱弄时，有的泣不成声，许多同学都掩面涕泣，全场悲愤异常。”“同学们历述了林、芮二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行，证实他们是杜勒斯、艾奇逊之流的爪牙，林查理、芮陶庵把美国军队跑到五千里之外的一个毫不相关的国家里，大肆烧杀淫掳兽行，叫做‘主持正义的行动’，把发动罪恶的侵朝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等一连串侵略行为称之为‘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当陆启鸣说到：“当美国吉普车可以在街上随便压死人而无须偿命的时候，当中国女同胞可以随便给美国人强奸的时候，那时我们在卖国政府统治下，不能说话，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祖国，我们不能让帝国主义横行，我们要向帝国主义算帐，林查理以为今天还和解放前一样，中国人可以像狗一样打死，因此我们今天许多东北同胞无缘无故地给飞机炸死了，他轻描淡写的说是‘误会’，同学们，他这种对中国人民的敌视态度我们还能容忍吗？”，[34]此时陆启鸣失声痛哭，会场上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落。
接着有几位同学在“控诉”中“悲愤痛悔过去由于受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欺骗，因而听信了他们的污蔑造谣，甚至盲目地给美帝做了传声筒，郑位中同学说，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救济’美名，在校内设了‘纺织社’，吸引清寒学生，以扩大帝国主义影响，他也参加了‘纺织社’，他说‘我因为拿了他们一些钱，便不自觉地做了他们思想俘虏，使我和祖国有了距离，不能自觉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我今天才发觉他们布了一个阴险的圈套。’许多同学并尖锐揭发了美帝所谓‘慈善事业’‘救济物资’的本质。同学们在控诉中并说明由于解放以来的政治学习和最近的时事学习，才使他们能够对于上述问题明了起来，帮助他们从帝国主义欺骗中摆脱出来。”[35]沈惠生说“芮陶庵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开学时（1950年9月）就把两个儿子送回美国了。”[36]
前后有十四位同学上台控诉，最后讨论通过三项决议：“一、发表告全国同学书，二、向本市学联报告事实经过，要求学联支持，三、组织控诉队向全市各校控诉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罪行。”[37]吴柏教授代表工会小组要求开除伪装混进工会的芮陶庵的会籍，会场上的全体工会会员表示同意向上级工会提出这一要求。
开过控诉大会后，芮陶庵对来访的学生答复三条“1、同学们的言论让我很伤心；2、我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是承认就是撒谎；3、我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检查改正。”“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会不自觉地站在美国政府立场，这是我的本质。背景不同，思想转变很困难，有一个过程。”“美国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在太平洋上飘了。”[38]
南京最大的高校国立南京大学在12月5日在四牌楼、丁家桥两个校区分别举行“控诉美帝”的大会。“首先由金陵文理女子学院学生控诉费睿思宣传战争，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经过。同学们被她们的控诉愤激得热泪盈眶，愤怒的呼声不可遏止。”“农化系助教褚金元先生上台控诉说：他最初对费睿思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以为不算什么，以为同学们的行动未免小题大做。在批判自己思想之后，认清是中美帝文化的麻痹的毒。他决心改正过去错误、糊涂的思想。”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是国内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他上台控诉说：[39]
我从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前后一、二十年。今天我就是以这样一个受美帝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来控诉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我们不要忘记奥斯汀最近在安理会上狂吠，说在中国办了多少学校，培养出多少毕业生，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由美国回国，教了几十年书，怀着满腔热情到上海租界里办学校。租界里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说明，就是“奴化教育”。租界办了四个华东公学，校长都是外国人，教员大多数也是外国人，课本统是英文。帝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帝国主义者给这几个学校的常年经费只抵得上一个为他们享乐而设的交响乐队的常年经费。但帝国主义自己在上海办的学校，房子好，钱也多，然而那钱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上海工部局（解放前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联合侵略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叫我办两个小学，但教员待遇，倘若英美的教员一千元，日本人就要低三分之一，中国人又要低三分之一。厕所也要分白人与华人，正如对付黑人一样对付中国同胞。不许我国升国旗，唱国歌。历史课程不许读鸦片战争一课。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没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国儿童、把中国儿童训练成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隶。它的作用是毒药，我个人受美帝教育一、二十年，我不感激，只感到十分愤怒和恨！
12月6日上午，南京全市十五个大、专、中学校的七千余师生员工“会师金陵大学操场举行反美反帝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 “会议首由金大同学许复宁等悲愤控诉帝国主义分子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宣传侮辱中国人民的罪行，接着又由南京大学医学院同学陈旭等进行控诉，同学们在控诉中通过了美籍教授费睿思、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宣传具体事件的启发，都联系自己，开始沉痛地发觉了过去遭受美帝文化侵略毒害的事实，有的同学说他当政治学习和时事学习时，对自己过去所身受的毒害还认识不清楚，这次参加了金女院和金大事件后，才使他猛然醒悟过来，当叙述到这些时，同学们都异常悲痛，南大陈旭同学含着泪说：‘我过去中了美国电影的毒，因此使我变得消沉悲观和堕落，我认为中国穷苦，只有给美国当殖民地，自己感到没有前途，甚至想自杀，现在我才知道是上了美帝文化侵略的欺骗。’南大同学吕锋也沉痛地说：‘我也是被美国电影毒害的一个，我整个精神被它的色情大腿女人所麻醉，害得我上课没有心思，模仿美国、崇拜美国，忘掉了自己的祖国，丧失了民族自尊，今天想来是多么可耻呵。’会议最后由主席团建议组织控诉队出发华东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将帝国主义分子芮陶庵等进行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告诉各地同学，以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美帝，全场热烈鼓掌通过这一建议。大会又通过了金大师生反美帝和驳斥奥斯汀、艾奇逊的宣言。”[40]会后由金大、金女院学生组成的控诉团奔赴上海、杭州和苏州。[41]
12月8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四十二个教会学校代表千余人举行反美爱国大会。欢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控诉团。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也纷纷集会发表评论控诉奥斯汀谈话，呼应南京学生的反美控诉运动。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教授说：“我们学校的历史是和美帝在华的文化侵略的历史分不开的，数十年以前美帝国主义因参加镇压义和团，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强迫腐败的清政府赔了款，美国就把这大宗赔款中的九牛一毛办了学校，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谓的‘友谊’。”冯友兰教授说：“庚子赔款是美国从中国抢去的盗赃，把盗赃吐出来交还中国人，由中国人自己办清华，正是物归原主，与美国人有什么相干。”梁思成、林薇因、金岳霖三教授联名斥责：“今天奥斯汀竟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口气责备我们忘记他们的‘恩惠’，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看到他们的文化侵略失败后惊慌失措的咆哮。”[42]
燕京大学艾维超教授说：“美帝国主义在华开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文化侵略，决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材。”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说：“我们辅仁大学原来是教会办的。美帝国主义曾经把持了学校的行政，垄断了学校的经济，迫害进步的教授与学生。今天我们全校教职学工，已经完全认清美帝的狡猾面貌。”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科主任教授张锡钧说：“奥斯汀的话，是把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打自招了。”[43]
至此，全国教会学校的反美时事学习，在南京教会学校学生控诉运动的推动下达到高潮。中共南京市委于1950年12月7日把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中共华东局和中央作了书面汇报，总结出的主要经验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44]12月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转发了这份报告，而且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45]不久，毛泽东“又在写给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真的信中，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学生反美控诉运动的报告编入学校反美斗争文件。”[46]
1950年12月底在南京金陵大学工作多年的美国籍教职员工黯然离开中国。至此，南京的这场运动告一段落。[47]
1949年新政权刚建立后由于要忙于应付各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于教育和文化基本上采取维持原状的政策，钱俊瑞指出“所谓维持就是每到一处，不许破坏损毁这些学校的设备房屋，让一般的原有教员安心教下去，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改善，决不要采取急进的冒险的政策。”[48]郭沫若也说“全国解放之初，百废待举，政府对于上述这些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期望他们能恪守政府法令，所以未予处理，容许他们暂时接受美国津贴。”[49]1950年下半年，大局初定后，抗美援朝的现实，需要把原来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推广到全国，成为普遍性、指导性国家理论话语，以满足统一思想、一致对外的现实需要。
1950年底在全国开展的时事学习运动中极力鼓动、宣传的是“民族主义”话语，这和抗美援朝的现实有关。此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理论的运用早已如火纯青，其策略首先是重写历史，构建新的对美国的“民族记忆”，新的“民族想象”，[50]然后利用以费睿思事件为代表的等一系列历史运动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把这种“美国想象”灌输到中国人心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美国对中国自1844 – 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的敌人，包括认定美国“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 而文件就美国对华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则一字不提，后来在控诉运动中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办的难民区是“明保暗害，如果没有难民区，中国人还不致死得那么多”[51]，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的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52]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但是“应当看到，抗战时期西方，主要是美国提供的援助是有利于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53]
美国不仅被塑造为中国人民的夙敌，而且认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特别是（1）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3）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54]《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给中国人民描绘出了的这样一幅“美国想象”，这种“美国想象”实际上也代表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的整体想象。这种“想象”后来浸透入整个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学艺术，又通过教育系统和传播系统的反复复制，深入中国人民心中曾经长达三十年之久。这种“美国想象”就中共而言自有其实用的政治动员价值，但是把“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55]这种“美国想象”所造成的重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切断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渠道，对美国的这种认识水平使我们无法心平气和地估量美国文明的价值，更谈不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看法的形成，必然歪曲对西方文明的正确认识，切断与这一文化思想资源的联系。一方面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却把与这种工业文明无法割裂的西方现代文化视为文化垃圾，结果只能把苏联经验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患上了思想的自闭症。
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强势文化对弱文化的压迫、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与融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层面的关系，恐怕不是单纯的“文化侵略”一词所能包涵。在中国的教会、教育机构、救济等慈善机关的外国人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中国文化的濡化。[56]费睿思、林查理和芮陶庵三人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他们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历史自有其无法抹杀的复杂性。
其次从高等教育史来看，“费睿思事件”破坏了在中国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说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57]科塞在谈到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时说“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58]“任何大学都不能够或者应当制订规则，用来制止教员在课堂上表达某种观点甚至偏见。意识形态差别的健康表露往往可以产生出最好的学问。然而，当教员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有两个准则是必须遵循的。首先，这样的观点应当是相关的，在教授的个人观点和课堂的主题之间应当存在着可辨析的联系。第二，教授应当披露出任何偏见。学生有权利得到公正的警告，偏见是到处存在的，而坦率的披露是它们的天然解毒剂。”[59]
费睿思批改学生的英语作业，芮陶庵和林查理主要是在课堂上讨论问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坦率地表达个人观点，从学术自由的原则看，他们的言论与行为和“污蔑、诽谤”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件是在那个特定条件下因为政治需要，完全由政治当局导演出来的。但是，这个事件对大学的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很严重的，从此大学教师们要确保自己讲课内容的“政治正确性”。
霍布斯鲍姆说：“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60]在这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不同态度也值得讨论。由于学术自由的传统，在整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看起来是没有捍卫学术自由，实际上沉默也是一种抵抗。
http://www.qqxq.net/viewthread.php?tid=12269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主流和中坚人物无疑是留学英美的学人。[1]这一群体的思想倾向虽然是非常复杂的，但他们的思想资源的源头大概是两个：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二是英美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这种思想背景造成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认同与政治社会的理论认同之间的张力。其中大多数人无论是所谓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在文化认同上基本是民族主义的，但同时他们理智上深信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的路向应该是走欧美的道路，也就是说建国初期答多数高校知识分子都是所谓的“亲美派”，这和建国初期的中共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相冲突。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2]
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到9月16日短短的一个月内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五篇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特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乎是直接针对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写的。
对于这些对“美国帝国主义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 “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4]
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告诫他们“美国确实有科技，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5]毛泽东认为“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6]
解放后的抗美援朝运动提出了改造知识分子美国观的迫切的政治需要。朝鲜战争爆发后，于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系统地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欲塑造的美国观。《指示》指出：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宣传中应注意之点如下：
一、 传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二、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应说明：（一）从中国方面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1）美在发动侵朝的同时公开侵略台湾，并连续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2）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悍然侵越三八线而直趋中朝边境。（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三、为了正确地认识美国，应说明：
（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就目前说：（1）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2）美国公然轰炸扫射我东北同胞。（3）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公然扩大侵略朝鲜，向中朝边境进攻。（4）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5）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6）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积极准备对日单独媾和。（7）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与军事上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8）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就历史说，美国亦一贯侵略我国，例如：（1）一八四四年与满清订立望厦条约，首创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条款，其后又陆续订立许多不平等条款。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2）一八六二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一八七二年进攻朝鲜（当时为中国藩属），一八七三年进攻台湾，一九零零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3）一九一七年蓝幸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一九一八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4）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与一九二七年下关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5）在蒋介石叛变后的十年内战期间，积极援助屠杀压迫中国人民，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6）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7）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订立中美商约，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8）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二） 、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1）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国内已成为法西斯恐怖世界，特务横行，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美国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晚一类血腥独裁者。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3）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艺术、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科学不用于建设而用于战争，艺术不提倡进步而提倡堕落，宗教不参加和平而参加间谍活动。美国统治阶级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美国侵略者在侵略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东条无异。
（三） 美国是纸老虎。······
四、宣传的方法，以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然后举行讨论。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各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五、在一切宣传中均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并应注意防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激烈口号造成群众的惊慌和我们的被动。······[7]
至此，在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的美国观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需要“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8]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事件性的事情，把已经重新结构化的美国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机会在南京的教会大学出现了。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都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其中的外籍教师也很多。在这样的学校改变中国师生对美国态度的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在中共中央的1950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后，南京也开展了“时事学习宣传运动”，但学生都提出“仇美不知如何仇法”，[9]“中国这么穷，美国来帮助办教育，培养了那么多人材，还要说它是侵略，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而且抗日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力量，因此美国是朋友”，[10]“爱国不知如何爱法”，“理论上知道反美帝爱祖国，但感情上仇不起来，爱得不深”，“反美反得过火”，“美国不好，过去对我们还有帮助；苏联好，对我们没看见什么好处”等说法。[11]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急需找到一个突破口。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做英语作业，用position造句，医预科一年级学生李芸本造了这样的句子：
The war of the LACE>AmericaLACE> with Korean will be triumph because she is in a good position, and she has had a larger people.
社会系美国籍教授费睿思（Helen Ferris）在1950年11月13日批改作业时把America改为United Nations 并把be 划去。而且在后面加了一句have more soldiers。[12]对于这个事件，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文献和研究文章都说是把李芸本造的“美国出兵朝鲜”，改成了“联合国出兵朝鲜。”
李芸本是青年团员，有相当的政治敏感，课后把这件事及时汇报了组织。[13]李芸本于1950年11月14日写一信给学校学生会执委会，并指出“费睿思这种举动、这种思想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在实践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学校里是不容许这种盗用联合国名义实行侵略的思想在中国学校里散布。”[1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党小组长曹婉和团支部书记李振坤向中共南京市委反映了上述情况，引起了市委关注。“市委负责同志亲自听取了情况汇报，并指示金女院学生会把李芸本的信用大字报形式在全校公布。”[15]
11月17日该校社会工作系学生李振坤（曾经上过费睿思的“社会制度”这门课）又写一封两千字的信给学生会执委会“控诉费教授在教授‘社会制度’课时散布毒素思想。竟公然歌颂屠杀亿万人民的法西斯的流氓头子希特勒与蒋介石；并肆意诽谤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与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当费教授讲到美国教育制度时，竟将美帝国主义压迫黑人、解聘民主教授、美国军人及财阀代理人控制学校，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等称为‘民主’与‘自由’。并恶意诽谤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教育。当费教授讲到战争时说：战争虽然是毁坏一些财产，死伤一些人，不过战争却能推进科学的发明及文化的交流。”[16]11月18日社会工作系学生朱文曼写信给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控诉说：去年我选了他的‘现代社会学说’课，当时我很想在这一课里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点研究，结果教这课的费教授就选了一本美国波加德氏（Boqardus）写的《社会思想发展史》作为教本，这使我很失望，费教授在教授波加德氏书中连唯一提到马克思的一章都跳过去了。她提出费教授这样做用意何在？”[17]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被初步发动后，在金陵大学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金陵大学学生开始揭发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Roy）和林查理（Charles Riggs）的“攻击诽谤中国人民的言行”。有人揭发说：
芮陶庵（Roy）在上学期暑假中（七月底）工会小组讨论到美帝侵略台湾时说：“美国第七舰队派到台湾，美国人民要反对，是侵略，但美国出兵朝鲜是反侵略。”
这学期的一次工会小组会上（十月底）他说：“第七舰队在水里不能叫侵略。”
本学期哲学系的一班“辩证唯物主义”是教师集体教学的，便由他负责了。十一月四日班上学习以辨证的观点分析时事V. T.（朝鲜V.T.），他说自己是外国人，不便表态，后来同学要他说几句，他说“如果没有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也不会出兵朝鲜。美国并在朝鲜牺牲生命是支持朝鲜的反侵略和平运动，”“对美国的政策要看清楚，美国是抵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不是侵略别的国家。”
十一月中旬在经济系办公室谈到美国经济侵略，他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不过这个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同的，美国人到中国是无计划的，到中国来做生意，好像你们中国人到菲律宾做生意一样不能叫做侵略。”
“有人以为美国走帝国主义道路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有转变。你们对美国内部的矛盾不要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幻想美国在战争时爆发革命，美国人民对政治没有认识，美国劳工没有组织工会，主要搞经济斗争没有政治性质，共产党在美国势力小，美国反共运动很厉害，美国黑人虽遭歧视，但他们也不知道反抗。当美国遇到危险时美国人民会为自己的祖国打仗的，美国人民是爱祖国的。”
“美国劳工也可买汽车，有工作做便会发财，失业也有劳动保险。美国经济上是不平等的，但政治上是平等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通过政治上的平等可以解决。哪一个不好，人民可以不选他，美国不象法国一样，美国不会爆发革命。”
“美国是纸老虎，但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18]
当时任中共金陵大学支部书记的陆庆良及时向南京市委学区党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南京市委和华东局都重视这两个事件。“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了由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到南京指导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南京市委成立了由南京市学区大专分党委、大专分团委、华东局青委和市委有关单位组成的工作机构，对外以学联开展工作。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学区党委副书记杨致平等负责同志都参与指导斗争。市委领导同志每天召集党员和学生骨干了解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并委派周力行、陈秀云、王庆淑、朱井熙等同志组成工作组进驻金大、金女院加强领导。”[19]
据陆庆良回忆“过了一段时间，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主持在AB大楼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市委常委有邱一涵（市委组织部长）、石西民（市委宣传部长）、刘述周（市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史永（市委统战副部长）、肖卡（团市委副书记）、杨致平（学区党委副书记）等。华东局工作组徐平羽、周力行、张渝民列席了会议。我当时是金大支部书记，也列席了会议。肖卡传达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20]就是要利用这些美国教授的言论作为反面教材，抓紧时机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会上明确要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美爱国运动，但没有确定名称就叫反侮辱反诽谤运动。这次会议的时间大约是11月上旬。”[21]南京市委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事件采取“深入发动，扩大展开”的方针，采取先在校内发动，然后扩大至教会学校，以至全市的步骤。[22]
陆庆良在市委会议后的第二天，在金陵大学甲字楼宿舍中共金大支部办公室召开支委会，“学区党委派宣传干事朱井熙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上级部署，分析情况，研究办法，从下午开到晚上，开始觉得难度大，个别支委思想不通。”“紧接着由肖卡召集金大党团员在AB楼又开了一次会，肖卡作了动员，强调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划清思想界限。市委指定宣传部长石西民和宣传部副部长杨永植负责帮助金大、金女大撰写《为反侮辱、反诽谤告全国同胞书》。对于如何发动群众，徐平羽建议采取控诉的形式，[23]因为农村土改和大军渡江都是采取这一形式来发动群众的。当时支部决定先在团员干部中进行控诉试点，控诉美国文化侵略对中国学生的毒害，获得成功后在金大礼堂召开了控诉大会。会后我将许复宁、陆启鹏等控诉的录音带拿到市委，徐平羽听了说，气氛很好，看来这个办法可以用。”[24]然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国立南京大学停课搞运动，金陵大学从11月18日到12月7日停课，[25]南京大学从11月27日到12月7日停课。
1950年11月28日，南京市委再次开会研究两个学校情况，“决定两校同时并进，互相推动，又以金女院为重点，首先展开的部署：策略上采取打击美籍教授费，不打击英籍教授柯（已承认错误）；立即发动学生与之作面对面斗争，给以刺激，促成其错误，扩大其与群众之矛盾对立，掌握有理有利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同时，注意防止破坏，孤立敌人。对全市其他学校则纠正三视思想同时进行的偏向，明确以具体揭露控诉美帝罪行，激发仇美情绪，树立仇美爱国思想为中心，同时即抓住汇文女中（教会中学）突破控诉，配合金女院、金大斗争。”[26]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费睿思展开初步斗争后，为了把“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推向全市，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2日发出了《关于广泛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的指示》：[27]
一、我们应明确认识到费睿思的这种行动是侮辱中国人民公开作帝国主义反动宣传。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以此具体事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教育。首先在全市大学生中开展反侮辱反诽谤运动，并在时机成熟时开展反美帝反侮辱反诽谤运动。
二、立即在学校党团员组织中部署这一工作。使全市学生都能对此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积极支持女大和参加这一运动。具体办法，可采用大字报的方式经常公布此事件的消息。
三、通过支持女大同学斗争，进一步联系本校情况，进行教育和控诉美帝的罪行，来提高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参加抗美援朝的各种具体工作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防建设的任务。
四、各区应随时向市委汇报和请示，加强领导。
“1950年12月2日”是一个分水岭，[28]12月2日后原来局限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事件被扩展到全市，演变成了以反美为主要目的的“反侮辱、反诽谤”控诉运动，最后扩展到全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50年12月2日南京市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学生一致起来，抗议帝国主义分子侮辱诽谤中国学生与中国人民及其宣传战争的罪行，继续支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的英勇斗争。”[29]
1950年12月3日下午二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宁海路校内“举行全校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悲愤控诉美籍教授费睿思对中国人民蓄意的诽谤与侮辱。”同时开“全市各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各报社记者招待会”。[30]参加这个控诉大会的，除去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外，尚有前往慰问的公私立大中学校：汇文、弘光、明德、中华女中、乐专、二女中、金陵大学等校代表及国立南京大学师生一千五百余人。大会一开始，李芸本先控诉说：“费睿思将我的造句‘美国进兵朝鲜’改为‘联合国进兵朝鲜’，费说她的立场与中国人民立场不同，她不是中国人民的立场当然也非美国人民立场，那应该是什么立场呢？我们一定要追究。”然后李振坤揭发费的“帝国主义罪行，她激昂的说：我们不能让这些帝国主义，竟然在解放后的中国人民面前，侮辱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及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斯大林，我们更不能让她在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面前，公开鼓动战争，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要提出控诉。”在李的鼓动下，“女大师生纷纷争先发言，李锦华站起来说：在费鼓动战争的宣传影响下，我的思想也蒙受过毒害，以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我思想上未引起很大注意，因为我相信了费的所谓‘战争可以促进科学文化前进’的谬论，如果不是时事学习挽救了我的话，或者我已经变成了华尔街战争贩子的思想俘虏，失去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格。······对于费睿思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求把她驱逐出中国！”[31]
接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潘定宇“进一步分析了费睿思这种反动思想本质，他说：‘爱好和平的人类是反对制造战争的，因为人们将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但是费却歌颂战争，这除了说明她是人类的公敌外，还说明什么？我反对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教授。”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陈鹤琴教授、赵瑞蕻讲师上台发表意见，支持这种意见，他们说：“我们不能同意她能够当一个为人师的人。”该院文学系教授刘开荣在会上回忆起“廿年以前被美帝迫害的情景，她说她当时还在中学时代时，因为参加五卅运动就被美籍教授罚跪，请求上帝原谅。这一侮辱，廿年来一直藏在内心深处。在会上她激动地说：我们不能把费睿思的行为视为偶然的，廿年来帝国主义一直在扼杀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民族自尊来维护祖国的尊严，不让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我们的学校里，进行反动宣传。”[32]
最后学生会主席须沁华总结全体学生意见，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求费坦白在华廿年来的反动罪行，承认她是帝国主义分子；（二）要求政府将费睿思驱逐出境；（三）要求费睿思公开登报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师生及中国人民道歉；（四）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揭露事情真相。这四点意见在全体雷鸣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33]
12月5日，金陵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1500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场内外贴满了各系同学写的抗议书、标语口号。“控诉首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学组成之控诉队开始，李振坤等四个同学详细报告了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美籍教授费睿思公然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言论，接着金大同学开始控诉。要求发言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空气悲愤严肃。起立发言者在述及身受欺骗辱弄时，有的泣不成声，许多同学都掩面涕泣，全场悲愤异常。”“同学们历述了林、芮二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行，证实他们是杜勒斯、艾奇逊之流的爪牙，林查理、芮陶庵把美国军队跑到五千里之外的一个毫不相关的国家里，大肆烧杀淫掳兽行，叫做‘主持正义的行动’，把发动罪恶的侵朝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等一连串侵略行为称之为‘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当陆启鸣说到：“当美国吉普车可以在街上随便压死人而无须偿命的时候，当中国女同胞可以随便给美国人强奸的时候，那时我们在卖国政府统治下，不能说话，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祖国，我们不能让帝国主义横行，我们要向帝国主义算帐，林查理以为今天还和解放前一样，中国人可以像狗一样打死，因此我们今天许多东北同胞无缘无故地给飞机炸死了，他轻描淡写的说是‘误会’，同学们，他这种对中国人民的敌视态度我们还能容忍吗？”，[34]此时陆启鸣失声痛哭，会场上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落。
接着有几位同学在“控诉”中“悲愤痛悔过去由于受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些小恩小惠的欺骗，因而听信了他们的污蔑造谣，甚至盲目地给美帝做了传声筒，郑位中同学说，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救济’美名，在校内设了‘纺织社’，吸引清寒学生，以扩大帝国主义影响，他也参加了‘纺织社’，他说‘我因为拿了他们一些钱，便不自觉地做了他们思想俘虏，使我和祖国有了距离，不能自觉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我今天才发觉他们布了一个阴险的圈套。’许多同学并尖锐揭发了美帝所谓‘慈善事业’‘救济物资’的本质。同学们在控诉中并说明由于解放以来的政治学习和最近的时事学习，才使他们能够对于上述问题明了起来，帮助他们从帝国主义欺骗中摆脱出来。”[35]沈惠生说“芮陶庵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开学时（1950年9月）就把两个儿子送回美国了。”[36]
前后有十四位同学上台控诉，最后讨论通过三项决议：“一、发表告全国同学书，二、向本市学联报告事实经过，要求学联支持，三、组织控诉队向全市各校控诉芮、林二帝国主义分子罪行。”[37]吴柏教授代表工会小组要求开除伪装混进工会的芮陶庵的会籍，会场上的全体工会会员表示同意向上级工会提出这一要求。
开过控诉大会后，芮陶庵对来访的学生答复三条“1、同学们的言论让我很伤心；2、我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是承认就是撒谎；3、我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检查改正。”“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会不自觉地站在美国政府立场，这是我的本质。背景不同，思想转变很困难，有一个过程。”“美国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帝国主义分子，我要在太平洋上飘了。”[38]
南京最大的高校国立南京大学在12月5日在四牌楼、丁家桥两个校区分别举行“控诉美帝”的大会。“首先由金陵文理女子学院学生控诉费睿思宣传战争，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经过。同学们被她们的控诉愤激得热泪盈眶，愤怒的呼声不可遏止。”“农化系助教褚金元先生上台控诉说：他最初对费睿思侮辱中国人民的事件，以为不算什么，以为同学们的行动未免小题大做。在批判自己思想之后，认清是中美帝文化的麻痹的毒。他决心改正过去错误、糊涂的思想。”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是国内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他上台控诉说：[39]
我从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以后又到美国留学，前后一、二十年。今天我就是以这样一个受美帝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来控诉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我们不要忘记奥斯汀最近在安理会上狂吠，说在中国办了多少学校，培养出多少毕业生，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我由美国回国，教了几十年书，怀着满腔热情到上海租界里办学校。租界里的教育可以用四个字说明，就是“奴化教育”。租界办了四个华东公学，校长都是外国人，教员大多数也是外国人，课本统是英文。帝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帝国主义者给这几个学校的常年经费只抵得上一个为他们享乐而设的交响乐队的常年经费。但帝国主义自己在上海办的学校，房子好，钱也多，然而那钱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上海工部局（解放前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联合侵略中国人民的大本营）叫我办两个小学，但教员待遇，倘若英美的教员一千元，日本人就要低三分之一，中国人又要低三分之一。厕所也要分白人与华人，正如对付黑人一样对付中国同胞。不许我国升国旗，唱国歌。历史课程不许读鸦片战争一课。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没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国儿童、把中国儿童训练成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隶。它的作用是毒药，我个人受美帝教育一、二十年，我不感激，只感到十分愤怒和恨！
12月6日上午，南京全市十五个大、专、中学校的七千余师生员工“会师金陵大学操场举行反美反帝反侮辱反诽谤控诉大会。 “会议首由金大同学许复宁等悲愤控诉帝国主义分子该校美籍教授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宣传侮辱中国人民的罪行，接着又由南京大学医学院同学陈旭等进行控诉，同学们在控诉中通过了美籍教授费睿思、芮陶庵、林查理进行帝国主义宣传具体事件的启发，都联系自己，开始沉痛地发觉了过去遭受美帝文化侵略毒害的事实，有的同学说他当政治学习和时事学习时，对自己过去所身受的毒害还认识不清楚，这次参加了金女院和金大事件后，才使他猛然醒悟过来，当叙述到这些时，同学们都异常悲痛，南大陈旭同学含着泪说：‘我过去中了美国电影的毒，因此使我变得消沉悲观和堕落，我认为中国穷苦，只有给美国当殖民地，自己感到没有前途，甚至想自杀，现在我才知道是上了美帝文化侵略的欺骗。’南大同学吕锋也沉痛地说：‘我也是被美国电影毒害的一个，我整个精神被它的色情大腿女人所麻醉，害得我上课没有心思，模仿美国、崇拜美国，忘掉了自己的祖国，丧失了民族自尊，今天想来是多么可耻呵。’会议最后由主席团建议组织控诉队出发华东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将帝国主义分子芮陶庵等进行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告诉各地同学，以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美帝，全场热烈鼓掌通过这一建议。大会又通过了金大师生反美帝和驳斥奥斯汀、艾奇逊的宣言。”[40]会后由金大、金女院学生组成的控诉团奔赴上海、杭州和苏州。[41]
12月8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上海四十二个教会学校代表千余人举行反美爱国大会。欢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控诉团。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也纷纷集会发表评论控诉奥斯汀谈话，呼应南京学生的反美控诉运动。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教授说：“我们学校的历史是和美帝在华的文化侵略的历史分不开的，数十年以前美帝国主义因参加镇压义和团，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强迫腐败的清政府赔了款，美国就把这大宗赔款中的九牛一毛办了学校，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谓的‘友谊’。”冯友兰教授说：“庚子赔款是美国从中国抢去的盗赃，把盗赃吐出来交还中国人，由中国人自己办清华，正是物归原主，与美国人有什么相干。”梁思成、林薇因、金岳霖三教授联名斥责：“今天奥斯汀竟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口气责备我们忘记他们的‘恩惠’，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看到他们的文化侵略失败后惊慌失措的咆哮。”[42]
燕京大学艾维超教授说：“美帝国主义在华开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文化侵略，决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材。”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说：“我们辅仁大学原来是教会办的。美帝国主义曾经把持了学校的行政，垄断了学校的经济，迫害进步的教授与学生。今天我们全校教职学工，已经完全认清美帝的狡猾面貌。”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科主任教授张锡钧说：“奥斯汀的话，是把美帝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打自招了。”[43]
至此，全国教会学校的反美时事学习，在南京教会学校学生控诉运动的推动下达到高潮。中共南京市委于1950年12月7日把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中共华东局和中央作了书面汇报，总结出的主要经验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44]12月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转发了这份报告，而且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45]不久，毛泽东“又在写给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真的信中，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学生反美控诉运动的报告编入学校反美斗争文件。”[46]
1950年12月底在南京金陵大学工作多年的美国籍教职员工黯然离开中国。至此，南京的这场运动告一段落。[47]
1949年新政权刚建立后由于要忙于应付各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于教育和文化基本上采取维持原状的政策，钱俊瑞指出“所谓维持就是每到一处，不许破坏损毁这些学校的设备房屋，让一般的原有教员安心教下去，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改善，决不要采取急进的冒险的政策。”[48]郭沫若也说“全国解放之初，百废待举，政府对于上述这些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期望他们能恪守政府法令，所以未予处理，容许他们暂时接受美国津贴。”[49]1950年下半年，大局初定后，抗美援朝的现实，需要把原来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推广到全国，成为普遍性、指导性国家理论话语，以满足统一思想、一致对外的现实需要。
1950年底在全国开展的时事学习运动中极力鼓动、宣传的是“民族主义”话语，这和抗美援朝的现实有关。此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理论的运用早已如火纯青，其策略首先是重写历史，构建新的对美国的“民族记忆”，新的“民族想象”，[50]然后利用以费睿思事件为代表的等一系列历史运动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把这种“美国想象”灌输到中国人心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美国对中国自1844 – 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的敌人，包括认定美国“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 而文件就美国对华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则一字不提，后来在控诉运动中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办的难民区是“明保暗害，如果没有难民区，中国人还不致死得那么多”[51]，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的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52]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但是“应当看到，抗战时期西方，主要是美国提供的援助是有利于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53]
美国不仅被塑造为中国人民的夙敌，而且认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特别是（1）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2）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3）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54]《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给中国人民描绘出了的这样一幅“美国想象”，这种“美国想象”实际上也代表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的整体想象。这种“想象”后来浸透入整个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学艺术，又通过教育系统和传播系统的反复复制，深入中国人民心中曾经长达三十年之久。这种“美国想象”就中共而言自有其实用的政治动员价值，但是把“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55]这种“美国想象”所造成的重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切断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渠道，对美国的这种认识水平使我们无法心平气和地估量美国文明的价值，更谈不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的看法的形成，必然歪曲对西方文明的正确认识，切断与这一文化思想资源的联系。一方面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却把与这种工业文明无法割裂的西方现代文化视为文化垃圾，结果只能把苏联经验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患上了思想的自闭症。
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强势文化对弱文化的压迫、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与融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层面的关系，恐怕不是单纯的“文化侵略”一词所能包涵。在中国的教会、教育机构、救济等慈善机关的外国人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中国文化的濡化。[56]费睿思、林查理和芮陶庵三人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他们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历史自有其无法抹杀的复杂性。
其次从高等教育史来看，“费睿思事件”破坏了在中国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说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57]科塞在谈到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时说“最重要的一点，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58]“任何大学都不能够或者应当制订规则，用来制止教员在课堂上表达某种观点甚至偏见。意识形态差别的健康表露往往可以产生出最好的学问。然而，当教员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有两个准则是必须遵循的。首先，这样的观点应当是相关的，在教授的个人观点和课堂的主题之间应当存在着可辨析的联系。第二，教授应当披露出任何偏见。学生有权利得到公正的警告，偏见是到处存在的，而坦率的披露是它们的天然解毒剂。”[59]
费睿思批改学生的英语作业，芮陶庵和林查理主要是在课堂上讨论问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坦率地表达个人观点，从学术自由的原则看，他们的言论与行为和“污蔑、诽谤”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件是在那个特定条件下因为政治需要，完全由政治当局导演出来的。但是，这个事件对大学的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很严重的，从此大学教师们要确保自己讲课内容的“政治正确性”。
霍布斯鲍姆说：“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60]在这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不同态度也值得讨论。由于学术自由的传统，在整个事件中大学行政当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看起来是没有捍卫学术自由，实际上沉默也是一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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